2020优秀共产党员张富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范文5篇

2020优秀共产党员张富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范文5篇

‎2020优秀共产党员张富清先进事迹心得体会范文5篇 ‎　　张富清的故事——一辈子的“突击队员”‎ ‎　　尘封63年的军功被发现后，张富清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他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比起他们，我有什么资格显摆自己的功劳?”儿子给他做工作：“把您的故事讲出来，能激励很多人。”‎ ‎　　于是，面对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95岁的张富清又一次拿出了当年的“突击队员”作风。他用一条腿撑起身体，忍着病痛，讲述平日里并不愿过多回忆的战火纷飞的岁月。‎ ‎　　突击队员，是张富清的“老本行”。1948年3月，24岁的张富清参军，在历次战斗中都是冲锋在前。由于作战勇猛，当年8月，他便被连队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老人回忆，那时候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几乎天天在行军打仗，每次战斗自己总是主动要求担任突击队员。‎ ‎　　“突击队员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前!”张富清说，自己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为党和国家牺牲是光荣的。‎ ‎　　张富清其实也怕，战争的残酷让他在几十年后仍会在深夜里突然惊醒。令他记忆深刻的永丰战役，“一夜之间换了3个营长、8个连长。”‎ ‎　　那是1948年11月27日夜，张富清作为班长，和两名战友组成突击组，扒着墙砖缝隙攀上永丰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去，冲进敌群，端着冲锋枪猛扫，“突然感到头顶好像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 ‎　　那天晚上，张富清击退外围敌人后，冲到一座碉堡前，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然后拉弦引爆。他独自坚守到天亮部队进城，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此役，他荣获军里的一等功。‎ ‎　　新中国成立后，将军功勋章藏于箱底的张富清，却没有忘记自己突击队员的军人本色。‎ ‎　　1954年，组织告知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湖北省恩施地区条件艰苦，急需干部支援。“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本来可以凭军功留在大城市的他，又一次担任起“突击队员”，带着结婚不久的妻子，赶赴鄂西深山。‎ ‎　　在来凤县的30多年里，张富清一次又一次地主动担任“突击队员”——‎ ‎　　当时的三胡区粮食短缺，干群关系不好。担任副区长的张富清，时常在村民家里一蹲就是二十来天，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村民看看共产党的干部是什么样。”三胡区当年就顺利完成了为国家供粮、为百姓存粮的任务。‎ ‎　　原卯洞公社最偏远的高洞片区深居大山，不通水不通路，老百姓常常吃不上饭。时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张富清，在班子成员分配片区时抢先选了高洞，住在村民家的柴房里，带领村民们肩挑背扛，修出一条能走马车、拖拉机的土路。‎ ‎　　“张老真可以说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曾和张富清在卯洞公社共事的田洪立感慨。‎ ‎　　老兵暮年，气概不减。88岁时，张富清的左腿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为了让子女“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他凭着一名突击队员的坚毅，术后一周就忍痛下床锻炼。他给自己做了一个简易推车，手扶车子用一条腿顽强地站了起来。‎ ‎　　迎难而上，为党和国家而战的突击队员本色，张富清保持了一辈子。‎ ‎　　张富清的故事——两种态度待公私 ‎　　一碗苞谷饭、一碟黄豆合渣、一盘炒青菜，这是张富清的晚饭。素淡的饮食，一如老人离休后恬淡的生活。‎ ‎　　时至今日，张富清还住在就职于建设银行来凤支行时分配的宿舍。30多年过去，当初的简易装修早已老旧不堪，泛黄的墙壁、斑驳的木门、拼凑起来的家具、被熏黑的厨房，诉说着主人的勤俭。‎ ‎　　过着朴素的生活，张富清却知足感恩：“我吃得好、住得好，比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比贫困农民也好很多，只要国家发展得好，我们的日子都会好起来。”‎ ‎　　从县粮食局到乡镇领导，再到外贸局、建行，在湖北省来凤县工作的30多年里，张富清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的小家改善生活条件。“我是党的干部，不仅仅是一个小家庭的家长，我要为大家做点有益的事。”‎ ‎　　为了“大家”，张富清常常顾不上“小家”。‎ ‎　　来凤县原教委主任向致春记得，当年他担任过张富清小儿子和小女儿的小学班主任，每次去家访，饭桌上总是“老三样”：青菜、馒头、油茶汤。“我在他家吃过不下10次饭，没见过肉腥。”向致春笑言，张富清当时是来凤县原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老百姓眼中的“大官”，但家里的伙食比一些社员还差。‎ ‎　　按照国家拥军优属政策，张富清的妻子孙玉兰被招录为供销社公职人员，端上了“铁饭碗”。但三年困难时期，全面精简机构人员，时任来凤县原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首先动员妻子“下岗”。“要完成精简任务，就得从自己头上开刀，自己不过硬，怎么做别人的工作?”‎ ‎　　思想工作好做，实际困难却难解。“下岗”后，为了贴补家用，孙玉兰当过保姆、喂过猪、捡过柴、做过帮工。回忆那段艰辛岁月，孙玉兰不住地摇头，“苦，太苦了，吃穿用度、养育子女都成问题。”‎ ‎　　“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次放了学，我们就去拣煤块、拾柴火、背石头，或者帮妈妈盘布扣，我们几个都学会了缝补衣服。”小儿子张健全回忆。‎ ‎　　当时，张家住在卯洞公社一座年久失修的庙里，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了两个大人、4个小孩。就在那时候，张富清的大女儿患了脑膜炎，因未能及时救治而留下后遗症。这也成了张富清一辈子两件最遗憾的事情之一。‎ ‎　　另一件遗憾的事，是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 ‎　　那是1960年初夏，张富清收到陕西汉中老家发来的两封电报，一次是母亲病危，一次是母亲过世。那段时间，他正主持三胡区一项重要培训，原本想等工作告一段落再回去探望，却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 ‎　　多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在外地工作想回家探亲的同志也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　　“把大家的事办好，我们的小家才能过得舒服。”张富清对待公和私的原则，在张家被严格地执行着，“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是全家都要遵守的规矩。‎ ‎　　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后想参加招工，分管这项工作的张富清不仅对儿子封锁信息，还让儿子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卯洞公社的万亩林场;大女儿常年看病花钱，他从未向组织伸过手;小儿子读书考学，他有言在先：“我没有力量也不会帮你找工作。”‎ ‎　　张富清4个子女，患病的大女儿与老两口相依为命;小女儿是卫生院普通职工;两个儿子从基层教师干起，一步步成长为县里的干部。‎ ‎　　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何不能“灵活点”“通融些”?‎ ‎　　张富清回答：“我是党培养的干部，要是以权谋私，怎么对得起党，怎么面对老百姓?”‎ ‎　　张富清的故事——三枚奖章映丹心 ‎　　虽然年代已经有些久远，但张富清的3枚奖章在灯光下依旧闪着光芒。‎ ‎　　第一枚军功章上，在鲜艳的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下方，“人民功臣”4个字闪闪发亮，这是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人民功臣”军功章;第二枚奖章，五星红旗映衬着巍峨群山，奖章上刻着“解放西北纪念章”;第三枚奖章的外形是由银色和金色两颗五角星重叠而成的多角形，正中是红色的五角星和天安门，稻穗和长枪交叉，位于天安门下，意味着保卫祖国。‎ ‎　　在退役军人信息登记过程中，3枚奖章出现在世人面前，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的事也迅速传开。退役军人事务部要求采集退役军人信息，怀着对组织如实汇报的想法，他才拿出这些奖章。这么多年，他甚至对子女都没有提起过。面对前来看望、采访的人们，张富清显得低调而平静，“我只是一名95岁的普通党员、普通公民，没有什么特别的。”‎ ‎　　“在战场上也好，在和平时期也好，只要是党给的任务，就要好好完成。”接受采访时，张富清话音洪亮、思路清晰，但毕竟是95岁老人了，时间久了难免精力不济。可面对来来往往的人，他没有说过一个累字。‎ ‎　　张富清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反响还在持续。国家博物馆得知后，希望征集张富清的奖章和立功证书。国博相关负责人说，张富清老人及其军功章、立功证书，加上彭德怀直接签发给个人的报功书，完整而系统地反映了西北解放过程的艰苦卓绝，目前来看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绝版文物。为此，他们联系到张富清的家人。家人问张富清是否舍得，他笑着说：“当年国家需要战士，我可以捐躯。现在国家需要文物，我怎么会舍不得几个牌牌和几张纸呢?”‎ ‎　　名和利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要是党的任务、人民的需要，他还是那个可以随时挺身而出的“战士”。一颗忠诚的心，就是他最亮丽的奖章。‎ ‎　　张富清的箱底，还压着一张转业时拍的照片。照片上，他戴着3枚奖章，年轻的脸庞露出一丝微笑，眼中透着坚定的目光。在这之后，3枚奖章被压在了箱底。60多年过去了，岁月爬上了他的脸庞，染白了他的两鬓。‎ ‎　　张富清的日记中写道：勋章箱底压，子女犹未白。整天一脸笑，只知是老兵。‎ ‎　　张富清的故事——四次选择彰显党性修养 ‎　　“小心点，别摔了啊。”看到记者拍照，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健全小声提醒。‎ ‎　　那是一只老掉牙的搪瓷缸，一面印着天安门、和平鸽的图案，一面印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等字样。张健全笑言，这是父亲张富清的“宝贝”，用了60多年还不舍得丢掉。‎ ‎　　1953年，全军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及以上军官参加抗美援朝，已在新疆喀什安定下来的张富清主动请缨，和战友们马不停蹄地赶赴北京。才到北京，《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这批战斗骨干就被送去学习文化知识。‎ ‎　　几个月后，在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各地部队开展慰问活动时，正在江西南昌防空部队文化速成学校学习的张富清和战友们一人获得了一块纪念章、一只搪瓷缸。‎ ‎　　“刚从战场下来，九死一生，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为什么又争着返回战场?”有人问。‎ ‎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眼看着要打到中国来了，我们如果不出头，人民就没好日子过了嘛。”张富清回答。‎ ‎　　张富清第一次选择为人民而战，是在1948年3月。这之前，张富清曾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充当了两年多的杂役。在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的他没有领遣散费，而是主动要求加入解放军。‎ ‎　　“共产党的军队仁义、讲规矩，是真正为劳苦大众打仗的军队，参加解放军就是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张富清说起往事依旧慷慨激昂。入伍4个多月，作战英勇的张富清选择坚定地跟党走：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他还记得，入党介绍人是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 ‎　　1954年12月，张富清从文化速成学校毕业后有多种选择：留在大城市，海阔天空;回陕西老家，可以方便赡养老母。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当即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去鄂西山区最偏远、最困难的来凤县。这是他人生的第三次重要选择。‎ ‎　　“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战场上死都不怕，苦点怕什么?”谈及当年的决定，张富清至今依然态度坚定。‎ ‎　　妻子孙玉兰原以为丈夫到了来凤，为当地贫穷面貌的改善做点贡献，就能回大城市或者老家去。却没想，这一去便是一辈子。‎ ‎　　1965年，张富清从来凤县原三胡区调往原卯洞公社。当时来凤县有“穷三胡富卯洞”的说法，三胡区的老百姓常常要吃救济粮，而卯洞公社因为有码头、船厂、林场等社办企业，条件相对较好。‎ ‎　　本以为生活会有所改善的孙玉兰，却没想到丈夫又一次作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选择”，他主动要求分管条件最苦的高洞片区，扛着铺盖卷上了山。张富清一年到头忙着带领高洞的村民们修路、抓生产，一连几个月不着家。‎ ‎　　大儿子张建国还记得，有一次他上山给父亲送饭菜，走到天黑还没赶到地方，只得投宿在村民家中。‎ ‎　　为党分忧，为人民谋幸福，是任何时代的共产党员都应有的选择。95岁的张富清坚定地认为，在人生的诸多岔路口，他选择了最应该走的那条路——跟着党走。‎ ‎　　张富清的故事——五个岗位背后的为民情怀 ‎　　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是张富清转业后的5个主要工作单位，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他是参与者、建设者。“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张富清说。‎ ‎　　上世纪60年代，张富清在湖北省来凤县三胡区任职。当时的经济条件一般，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张富清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吃饭问题。‎ ‎　　为真正了解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需求，张富清想了一个办法，他找最穷、最困难的家庭，和他们一起栽红薯、种苞谷，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从陌生到熟悉、从隔膜到认同，张富清取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也将党的声音传到了边远山区。张富清说：“干群关系密切了，工作就好开展了。”‎ ‎　　上世纪70年代，公社班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择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电。张富清决心给当地修路，他一边给粮田被占的农民做思想工作，一边和社员一起肩挑背扛。张富清靠着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过硬的实干作风，给高洞修了第一条公路。‎ ‎　　上世纪80年代，张富清调任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当时建行只有几个职工，资金更是困难。单位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只得借用其他单位的土瓦房，职工也没有住处，所有的业务只是发放贷款。摸清情况后，张富清一方面狠抓学习，提升职工的业务能力，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积极改善职工的实际困难，想办法解决职工办公室和宿舍问题。‎ ‎　　当时正逢建行“拨改贷”改革，国有小型煤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张富清经常去煤矿了解生产销售情况，常给企业出谋划策。建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说，当年建行放出的贷款，没有一笔呆账。‎ ‎　　时光荏苒，离休后的张富清过着简朴的生活。一所简陋的屋子，几件普通的家具，张富清却甘之如饴：“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我很知足。”‎ ‎　　张富清很普通，慈眉善目，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然而，他又是不平凡的，经过战火的洗礼、时代的淬炼，信念之光却愈发明亮。他的眼中，永远是脚下那片土地，他的心中，永远装着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