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考前辅导材料高考历史材料精选

高考考前辅导材料高考历史材料精选

高考历史经典材料精选 本部分精选了经典著作的一些与课标内容相关的部分。现在的高考题基本上都是材料题，高考卷会因“一标多本”问题（同课标不同版本教科书），选择材料题，这是一定的。材料就是解决高考的办法。命题人杨宁一所说，只要你真的学会如何解读材料，能够自己想出一些“好点子”，自己出几个问题，那么你的文综一定不会差。‎ 本部分包括：（1）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摘录 ‎ （2）著名史学专著摘录 ‎ （3）史学研究及争鸣 ‎ （4）名词解释 具体书目 一、先秦秦汉 ‎1、《中国通史》 范文澜 人民出版社1979年 2、《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 人民出版社1983年 3、《中国通史》 白寿彝 人民出版社1992年 4、《中国史稿》 郭沫若 人民出版社1962年 5、《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徐旭生 科学出版社1960年 6、《中华远古史》 王玉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7、《先秦史论稿》 徐中舒 巴蜀书社1992年 8、《西周史》 杨 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战国史》 杨 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东周与秦代文明》 李学勤 文物出版社1991年 11、《秦汉史》 翦伯赞 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秦史稿》 林剑鸣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剑桥秦汉史》 崔瑞德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4、《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考古所 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中国历史地图册》（1—8） 谭其骧 地图出版社1982年 二、魏晋南北朝 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 十院校编写：《中国古代史》中册。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王仲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札记》 缪 ‎ 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 社科院历史所编：《魏晋隋唐史论集》一、二集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 《资治通鉴》魏纪、晋纪、宋纪、齐纪、陈纪。‎ 三、隋唐 ‎《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 《资治通鉴》隋纪、唐纪 范文渊：《中国通史》三、四册 岑仲勉：《隋唐史》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元白诗笺证稿》 《汪 隋唐史论集》 《唐史研究会论文集》 《唐史学会论文集》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唐太宗与昭陵》 《武则天与乾陵》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 四、五代十国宋辽金元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七章，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五册第一至三章，人民出版社 范文渊：《中国通史》第四册第三编第三章，第五册第四编第一章，第六册第四编第三章至四章，人民出版社 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 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 漆 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有关《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部分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七章，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五册第四至六章，人民出版社 范文渊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册第四编第一章，第六册第四编第五章，人民出版社 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 邓广铭：《岳飞传》，人民出版社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人民出版社 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七章，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五册第七至十章，人民出版社 蔡美彪等编：《中国通史》第七册，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历史所：《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 吴 ‎ 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 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 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 五、 明朝 吴晗：《朱元璋传》，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 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明清史资料》上册 陈生玺：《明清易代独见》 吴晗：《明史讲座》，张廷玉主编《明史》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有关《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部分 六、清朝 陈生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 辽宁出版社《清史简编》 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清史》上册、《明清史资料》下册 王宗翰《清史杂考》 杨正福《明末三大思想家》 《清史稿》，《清史列传》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 ‎ ‎ ‎ 一、 中国古代史 一、先秦—秦汉时期 · 第一节 我国境内的远古居民 有了人就有了人类历史 ‎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①。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　　①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从猿到人的演变 ‎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 ‎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末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有不同用途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就象比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象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它们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许多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　　‎ ‎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509页。)‎ ‎　　‎ ‎　　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　　‎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 ‎　　‎ ‎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　　‎ ‎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　　‎ ‎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　　‎ ‎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人工取火的发明和意义 ‎　　摩擦生热，在实践上是史前的人就已经知道的了，他们也许在十万年前就发现了摩擦取火，而且他们在更早以前就用摩擦来使冻冷了的肢体温暖。‎ ‎　　‎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7页。)‎ ‎　　‎ ‎　　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 ‎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页)‎ ‎　　‎ ‎　　在实践上发现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是很古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这种发现看作人类历史的开端。……人们只是在学会了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某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替自己服务。‎ ‎　　‎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 ‎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相合的。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绝对不能单身去和自然界势力及猛兽作斗争。人们当时为要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获鱼类，建筑某种住所，便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便会饿死，便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性品。公共的劳动也就引起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是归个人所有。这里并没有什么剥削，也没有什么阶级。‎ ‎　　‎ ‎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56页。）‎ 氏族制度 ‎　　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 ‎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一切人类都经历过原始社会 ‎　　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次序是这样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即氏族社会，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 ‎　　‎ ‎　　(列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2─433页。）‎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关于“禅让时代”的论述 ‎　　‎ 禅让时代 神农、黄帝之后，又传数百年，为我国历史上的“禅让时代”。当时中原地区部联盟领袖尧年老①，选择舜为继承人，四岳十二牧（部落领袖）同意，尧传位给舜。舜老②，又得四岳十二牧同意，传位给禹。这种职位禅让的作法仍是氏族公社选举制的传统，史称“禅让时代”，也就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可是此时国家已在形成。禹在位时，天下诸侯（部落领袖）都“朝禹”，禹已是帝王，国号夏。我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时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　　‎ ‎　　（选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私有制的产生 ‎　　原始社会的初期和中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通过集体协力、艰苦劳动取得的生活资料，仅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没有剩余产品。当时，没有私有财产，更无私有观念，人们过着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　　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工具，革新技术，提高劳动技能，使社会生产力逐渐有所发展。特别是到了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农业、家畜饲养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北部、西部广大草原地区兴起了游牧经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不断扩大，交换发生了。“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这时，一个人生产的劳动产品，除维持自身最低生活需要之外，开始有了一定剩余，这是产生私有制的物质基础，也是占有他人劳动产品、进行经济剥削的条件。一些氏族部落首领和少数家长，为了占有更多的产品供自己享用，利用担任公职的方便条件，在对内分配产品、对外进行交换的过程中，把一些集体的财产窃据为己有。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就出现了。后来，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个体生产的出现，私有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私有制就日益发展和巩固了。‎ ‎　　事实证明，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原始公有制来讲，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牙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因此，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促进了生产发展，还导致了父权制确立，氏族制度瓦解，加速了阶级的形成，为文明到来开拓了道路。而且，也为后来的剥削制度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　　‎ ‎　　（选自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关于 尧、舜、禹时代的论述 ‎　　尧舜之时，我国正处于氏族制下的部落联盟时代。《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应该就是尧时部落联盟的情形。所谓“九族”，当是九个部落；“百姓”，当是一百个胞族；“万邦”，当是一万个氏族；“黎民”，当是指全体部落联盟的氏族成员。在部落联盟中，实行着一种民主制度。有酋长会议，管理民政；军事首长管理军事、司法和宗教等事。这便是所谓“军事的民主制度”。酋长议事会是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主持联盟中一切事务，选举和罢免军事首长。出席的人员为各氏族的酋长。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男子虽然也可以选为酋长，酋长会议却大半掌握在女子手中。到了父系社会，酋长议事会的权力才转由男子掌握。《尚书·尧典》、《尚书·舜典》所载：凡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咨询于“四岳”、“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即召开酋长会议。‎ ‎　　部落联盟会议中的军事首长，都是由酋长议事会经过全体酋长一致选举出来的，通常是两头制，正的出缺，便由副的继任，再由酋长议事会推举一人为副。据《尚书·尧典》载尧和舜是两头军事首长；尧死后，舜和禹是两头军事首长。我国古代尧舜禅让的传说，实际就是部落联盟中的民主选举制。如《尚书·尧典》记载舜被选举的情形，是：“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又不格奸。’帝曰：‎ ‎　　军事首长的职务主要是军事。因此尧、舜和后来之禹的功业，主要都在对三苗和共工的防御。《尚书·禹典》曾说舜“流共工于幽州”，“窜三苗于三危”。到禹时，据《尚书·禹贡》说已是“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由于尧、舜、禹在军事上的胜利，部落联盟的组织到禹时已达到极盛时期。《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谓“国”，在禹时，就是部落。“万国”，说明当时部落之多。同时，随着军事活动的频繁，军事首长的权力，亦日益增长。据《孟子·万章上》载，尧让天下于舜后，舜曾“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让天下于禹后，禹也曾“避舜之子于阳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虽然都未曾因此而继位于军事首长，但可以确认当尧舜禅让的时代，我国已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因为如果还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舜、禹企图让位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是不可能的。到了夏禹传子后，不仅母系氏族制早已为父系氏族制所代替，而且由于军事首长权力的增长，在部落联盟制下的军事首长已成为父死子继，由两头变为一头制，并且逐渐向君主政权转化。‎ ‎　　《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这说明在禹时，开始禹和皋陶是两头制军事首长，共同执政十年。这与尧和舜、舜和禹的两头军事首长完全相同。而禹死后，军事首长便由与禹同为军事首长的益来担任，这也与尧死后，便由与尧同为两头军事首长的舜继任；舜死后，由与舜同为两头军事首长的禹继任一样，都是按照氏族制下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正的出缺后，即由副的继任的继承法办理的。这证明在禹的时代，作为部落联盟中“选贤与能”的所谓“禅让”即民主选举制度，还没有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君主世袭制所代替，禹仍只是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国家中的 君主、国王。至于《孟子·万章上》载：禹死，“荐益于天”后，益也曾“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企图把军事首长让位于禹之子启，这同上述尧死，以天下传舜后，舜也曾企图让位于尧之子丹朱；舜死，以天下传禹后，禹也曾企图让位于舜之子商均，并无两样。只是舜虽曾让位于尧之子丹朱，禹虽曾让位于舜之子商均，但各部族之所以去丹朱与商均，而归于舜、禹，则是由于丹朱和商均都“不肖”，舜、禹则因为“历年多，施泽于民久”，有治水、伐三苗等功绩，得到各部族的拥护和部族酋长的一致推选，所以舜、禹得继尧、舜为军事首长。相反，益则因“佐禹日浅，天下未洽”，而“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均见《史记·夏本纪》），所以益没有继位而启得继禹为军事首长。这固然反映了父系家长制形成，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长已变为父死子继，并由两头制变为一头制，军事民主选举制也已在开始向君主世袭制转化。但是，这时的军事首长仍需得到各部落酋长的拥护和公社成员的选举，部族联盟的组织还未为国家结构所代替。所以当时依然还是氏族社会，而不是奴隶社会。恩格斯在说明原始社会末期在递补氏族酋长的遗缺时曾经这样写道：“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摈弃他”。又说：“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或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①。这就是说，世袭制的出现，“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说不经过人民选举就承认继承合法”，也仅仅证明，这时的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和“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可见，有了传子制度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也不意味着国家的形成。‎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序言 ‎ ‎　　苏秉琦 ‎ ‎　　 ‎ ‎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 ‎　　 ‎ ‎　　一 ‎ ‎　　 ‎ ‎　　本卷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它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上起人类的原始，下与夏商周对接，涉及中国史前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各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诸课题。 ‎ ‎　　近代考古学从十九世纪后半算起，迄今不过一百几十年；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刚半个多世纪。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记得本世纪初年有的学者曾发出过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写续篇的豪言壮语，使后学很受鼓舞。说实在的，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学科刚刚起步，缺乏资料的积累，要实现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现实的。现在不同了，我国考古学和相关的学科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会历史的一批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不需要多久，将会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和勇气，来弥补恩格斯在《起源》一书末尾所感到的遗憾1正完成一部中国的续篇！作者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块铺路石。 ‎ ‎　　 ‎ ‎　　二 ‎ ‎　　 ‎ ‎　　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二者虽都是世界范围的课题，但都与中国远古历史密切相关。 ‎ ‎　　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明确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1884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科学地论证了猿之所以能变成人的根本机制。从那以后，古人类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境内一系列人类化石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 ‎ ‎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细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其体质特征至少有十二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显著的一项。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人类化石，无论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谋猿人（距今约175‎ 万年）和蓝田猿人，还是大体同时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化石，无一例外都是铲形门齿。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门齿占有极高的比率，高于其它任何种族。其它许多体征也有类似的现象。吴汝康在概括地比较了这些体征上的相似性以后写道： ‎ ‎　　“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2谓发展的连续性或亲缘的继承关系，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和邻近地区在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体系，不像是从其它地方的某种远古人类派生出来的。这一体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们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国云南发现过一种较接近人类的腊玛古猿，但欧洲西南部和东非也发现过。最近云南又发现禄丰古猿，吴汝康认为它“可能是接近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既然中国存在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发现，以后的发展更是自成体系，可见中国在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彻底究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罢了。 ‎ ‎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文化。正如中国的远古人类化石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一样，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征，而且表现得更为鲜明一些。为纪念北京猿人发现六十周年而编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中国远古人类》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 ‎　　“多年积累的旧石器材料，已使我们认识到，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反映区域特点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分布于我国南北方的各个文化发展阶段，成为我国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体，使华北是否存在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异同的趋势等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3些话很好地表述了中国六十余年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二是“华北地区两个平行发展的文化传统”现象，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问题的研究与古人类化石传统问题的研究相互照应。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 ‎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拿人类化石来说，从早到晚，属直立人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郧县人、郧西人等，属早期智人的有马坝人、大荔人、长阳人、许家窑人、丁村人等，属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中期，此时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虽有一些直立人特征，大部分却与早期智人相象，应是体质特征进化最快的一个代表。 ‎ ‎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大体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别与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应，但各地发展具体道路有所不同。华北的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是出现小石器最早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带鼻的骨针，可与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媲美，而年代却比山顶洞早许多，说明当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有限。但由于时间长，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细石器，而那里的富林文化却有大量北方风格的细石器，这显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由于中国东北的旧石器文化有时表现得比较先进（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大些，例如朝鲜和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国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人类迁移过去。 ‎ ‎　　 ‎ ‎　　三 ‎ ‎　　 ‎ ‎　　中国的新石器文化是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中国旧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体系，那么中国新石器文化也是这样，只不过内容更加丰富，谱系更加繁复罢了。 ‎ ‎　　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的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前述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在此我们想从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即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它们也是本卷有关章节的梗概。 ‎ ‎　　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便已露其端倪。 ‎ ‎　　我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有的说是神农发明了农业，有的说是烈山氏（或厉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发明了农业，周人相信是他们的祖先弃发明了农业，《史记·五帝本纪》则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看来黄帝又成了农业的发明者。说法虽不一致，总之都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 ‎ ‎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德康多尔和瓦维诺夫都认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统地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这些学者是很有见地的。 ‎ ‎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菜籽。这些遗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 ‎　　广义的中原大体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这里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年雨量约500—800毫米，集中于夏季高温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干旱，且冬季严寒，一月平均气温比地球上同纬度的其它地区低10℃以上。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这两个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别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作物，它们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当地史前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自然选择了这两种作物进行培植。而且在整个史前时期，二者都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 ‎　　许多人认为中国南方应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但具体范围说法不一。有的主张起源于南岭以南的两广地区，有的主张起源于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云南——阿萨姆地区，有的则主张起源于长江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 ‎ ‎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发现了一系列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分别称为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这两个文化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是用稻壳掺在泥土中抹墙壁，有的是用稻壳碎末掺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后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更为普遍，已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传统。同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亦发现有较早的稻谷遗存，分别出于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 ‎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已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籼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它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 ‎　　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 ‎ ‎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华北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是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那里首先培育了粟和黍，可能还有大豆，园艺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经济作物有大麻等。养畜业是以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形式出现的。先后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以猪的数量为最多，其它几类都很少。本区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以及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 ‎　　本区农业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 ‎　　一、磁山文化时期：已有一系列农村，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镰，其中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 ‎　　二、仰韶文化时期：农业村落遗址显著增多，规模扩大。种植谷物除粟、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地复杂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一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且个体变小，也许这时随稻谷的引进而将加工稻谷的杵臼同时引入华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盘和磨棒的功能。 ‎ ‎　　三、龙山文化时期：此时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虽无多大变化，农具却有明显的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后者实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且全为磨制，质量较差的陶质或打制石爪镰都被淘汰了。用碳13方法测定古代人的食谱，得知仰韶文化时期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说明此时粟作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　　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后来从北方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又从北方引进了羊。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由于稻谷可直接用手采集，故收割农具不发达。加工粮食则主要用杵和臼。 ‎ ‎　　本区农业也经历了类似华北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 ‎　　一、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农村多在河湖边或沼泽地，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臼。 ‎ ‎　　二、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农村遗址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已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 ‎　　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有的地方从北方引种了粟、黍等旱地作物作为补充。已会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大约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则有石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 ‎ ‎　　以上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动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且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 ‎　　四 ‎ ‎　　 ‎ ‎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出现新的劳动领域，扩大了劳动门类或职业的范围；其二，更新技术，提高效益，生产纵深发展。两者彼此联系，结果是出现和发展了社会劳动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 ‎ ‎　　本卷涉及的时代中的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约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大墩子墓地见到的情况，表明这一过程已步入质变阶段。这里的男性墓才用镞、鱼镖一类渔猎工具随葬，纺轮基本上只见于妇女墓葬中；妇女也用斧、锛随葬，但比例上却少于男子；同时，铲、凿只见于男性墓，而且，仅在男性墓中才见到斧、锛、凿这样成套的石质工具。M4和M32两座成年男性墓，在随葬斧、锛、凿同时，还随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较多的骨、牙制品、形象地说明死者生前是手工业匠人。至公元前三千年后半期齐家文化的柳湾墓地，石刀、石斧、石锛、石凿及石钻和纺轮，分别成了男、女各自的专用随葬品。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 ‎ ‎　　在农、工之间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过程中的诸阶段的墓葬，凡使用锛、凿随葬的男性，往往同时也随葬了刀、铲这类农业工具，表明手工业匠人还同时是农人。这反映了当时农、工及手工业内部分工还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 ‎ ‎　　制陶业始终是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在技术上，它先后经历贴塑、泥条盘筑及慢轮加工等阶段之后，于公元前四千年前期后段，已在陕西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经历一逐步发展过程，至龙山时伐才在黄河及长江流域普遍推广开来。不过，即使在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从它的下游到中、上游，这一技术推广及发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递减而显得颇不平衡的情形。 ‎ ‎　　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庙底的沟文化的陶窑，往往是成群分布的。而随着轮制技术的发展，制陶组织或单位愈益缩小。兰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窑址的马厂文化窑场，从其被分割成四个由不等数量的陶窑组成的单元来看，当认为这一窑场分属于四个制陶组织，同时，其制陶规模也存在差别。约自公元前三千年前期后段之后，在自陇东以东的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陶窑，一是窑室的容量扩大，二是以遗址为单位来看，陶窑的数量减少了，而且，它们往往呈零散分布。例如，经过大规模发掘的客省庄及三里桥遗址，分别只见到三座和一座陶窑。而且，在客省庄文化中，见到的陶窑成了一房屋附属物的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制陶日益专业化，同时，陶器成了交换中的重要商品。 ‎ ‎　　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 ‎ ‎　　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我们见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种棱角锐利、体型扁薄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 ‎ ‎　　据至今见到的考古资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长江流域的先民，较其它地区的居民更早地从石头中辨识出美石（玉），加工成装饰品，随后在这两地区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生产和使用玉的传统，并使之发展，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分别出现以猪龙或以琮璧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自玉礼器出现后，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 ‎ ‎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对其它地区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是从影响面及影响的深远意义来看，良渚文化超过了红山文化，二是尽管在山西及内蒙中南部见到导源于良渚文化的影响，然而，从迄今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响最直接且有相当深度的则是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至于长江下游和长江中、上游的关系，至良渚文化时期，虽可见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但从整个玉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比较复杂，至今尚难窥其端倪。由于玉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其它地区出现玉匠的先后，以及是否产生过独立的玉匠问题，当作具体分析。目前的资料情况，使我们对此难以探讨。 ‎ ‎　　见于林家马家窑文化的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在随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将看到由它引起的社会变革，较快轮制陶更加深刻。 ‎ ‎　　在以农业为基础经济的史前社会，手工业发展规模和程度，最终取决于农业为其可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状况，同时，它在规模和速度两方面增强了人类聚积财富的能力。除了由于它的存在直接产生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外，还要求产生管理人员和沟通社会各部门生产的交换人员。然而，史前社会分工与分化并未仅在生产领域中停步，基本上与上述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 ‎ ‎　　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11‎ 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已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为宗教礼仪由选举产生的临时性“业余”巫师到专业巫师是一个历史过程。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话，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汶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 ‎ ‎　　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现象： ‎ ‎　　1.建筑于瑶山山顶，自内而外是用红、灰和黄褐色斑土铺垫而成。附近无同时期的居住遗迹； ‎ ‎　　2.祭坛南半部有东──西成行的南、北两列墓葬，墓列分布范围与祭坛面积基本一致； ‎ ‎　　3.墓葬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有别，却都以随葬玉器为主，当不是这文化的普通墓葬； ‎ ‎　　4.玉琮、玉（石）钺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及纺轮仅见于北列墓葬。推测南列诸墓主人为男性，北列为女性。 ‎ ‎　　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女巫一般无琮，说明男觋地位一般高于女巫。这种琮、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福泉山T23M2有琮无钺，以及同地的T27M2钺、纺轮共存而无琮的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掌握了神权的人，并不一定都握军权，和某些女性亦能执掌军权。 ‎ ‎　　至此，史前时代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已具基本规模。然而，这一变革并未到此止步，但往后的分工与分化的历程，只是已形成的这一层面的延伸、发展和深化。 ‎ ‎　　 ‎ ‎　　五 ‎ ‎　　 ‎ ‎　　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北方和南方的文化特征就有所不同；同在北方，也有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和匼河──丁村系的区别。不过由于各地考古发现的不平衡，这种区系的划分难于准确和取得一致认识。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 ‎ ‎　　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即相当于磁山文化的时期，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地处中原的河南和河北南部有磁山文化或称磁山·裴李岗文化，陕西和甘肃东部有老官台文化，山东有北辛文化，北京地区有上宅文化，内蒙东南和辽西有兴隆洼文化，沈阳地区有新乐下层文化，位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有城背溪文化，湖南有彭头山文化等。 ‎ ‎　　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浪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这种现象在甘肃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期的西界仅到陇东天水附近，到庙底沟期便大举西进到甘青边界，马家窑期继续西进到武威，马厂期更到达河西走廊西端的走廊，再往后的四坝文化已分布到新疆的东界。内蒙古中南部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因为纬度较高（甘肃是因为地势较高），因而气温较低，雨量也相对较少，早期农业没有传播到这个地区。到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已有少量农人沿黄河和汾河河谷北上垦荒，到庙底沟期就有更多的农人涌入河套地区，因而在那里出现了一系列与晋、陕庙底沟期遗存十分相似的遗址。在渤海湾，一些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人从山东半岛先后渡海移居到辽东半岛，把山东的史前文化传播到渤海北岸。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至于长江流域本来就有较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与黄河流域发生密切的文化交流。上述情况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 ‎ ‎　　大约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使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冶金；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不但提高了生产率，而且使制作蛋壳黑陶那样精致的器物成为可能；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 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如普遍使用石灰、土坯和夯筑技术等。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一种新技术出现后必定有一个推广的过程，这种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再者，这些手工业产品既然不是每个人甚至也不是每个公社都能制造的，因而必然会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有些人不满足于一般性商业交换，干脆用武力去掠夺，所以这时武器有较大的改进，也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固然会造成破坏，但客观上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 ‎ ‎　　 ‎ ‎　　六 ‎ ‎　　 ‎ ‎　　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徐旭生和童书业先生等还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不过那时史前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无法同考古资料进行比照。有一些作者想用考古资料印证传说，又往往牵强附会。现在史前考古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本身就可以大体复原远古时代的漫长历史，传说资料反而只起参照的作用。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 ‎ ‎　　古代有所谓三皇五帝之说，但具体哪是三皇哪是五帝，则往往有不同的说法。要之三皇或类似三皇的说法应属后人对荒远古代的一种推想，并非真实历史的传说。而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时径直从《五帝本纪》开始，而于五帝以前的历史则只字不提。 ‎ ‎　　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其实在别的古书上还有许多帝，也不见得都是虚构。例如黄帝就是打败了炎帝和蚩尤后声名才显赫起来的，起吗当时还有一个炎帝。只是后来人用千古一系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来比较复杂的情况简单化了。 ‎ ‎　　五帝的时代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个时代，现在虽然还无法论定，但也不是毫无边际。以往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初，不少学者以为它就是夏文化；后来觉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见，现在也还有一些学者保持这一看法。不过从有关夏纪年的各种说法与碳14年代的比照来看，从夏人活动区域的考订与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比照来看，从夏的文物典章制度与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照来看，从夷夏关系、夏商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照来看，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假如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的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 ‎ ‎　　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先是打败炎帝，接着又擒杀蚩尤。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的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 ‎ ‎　　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的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先秦儒家言必称尧舜，《尚书》就是从《尧典》开始编纂的。墨家常是虞夏商周连称，把尧舜的历史同三代相连系而与以前的历史相区别。在其余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问题是这两个阶段能否同考古学文化相对照。前面已经谈到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无论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还是从文化区系的重新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来。不过龙山时代有五六百年，而尧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继承关系，时间就会短得多。除非不是个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而是不同部落禅递掌权，否则难以简单比附。 ‎ ‎　　传说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尧舜的时代或称为唐虞时代。《孟子·万章》引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意思是说，唐虞时代实行禅让制度，而夏商周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度。一禅一继，把两个时代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其义一也”是说二者又有联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时代的要求。《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士（类似后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饰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城内面积就达20‎ 多万平方米），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段，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 ‎　　 ‎ ‎　　1991年4月于北京 ‎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 · 第二节 夏、商、西周奴隶制王朝 中国历史经过奴隶社会 ‎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 ‎　　‎ ‎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　　‎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人民版社，1970年版，第178—179页。）‎ ‎　　‎ ‎　　奴隶制度，就现代的条件来看，是很荒谬的现象，反常的荒诞事情。而奴隶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并且合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一步。‎ ‎　　‎ ‎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9页。）‎ ‎　　‎ ‎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即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　　‎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人民版社，1970年版，第178页。）‎ 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 ‎　　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区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占有土地和当时还很原始的工具等等，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 ‎　　‎ ‎　　（列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3页。）‎ ‎　　‎ ‎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　　‎ ‎　　在奴隶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奴隶主所能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合的。此时人们所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此时所有的已不是那种不知畜牧业为何物，也不知农业为何物的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而是已经出现了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彼此间的分工；此时已有可能在各个人间和各部落间交换生产品，已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产资料积累于少数人手中，已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把这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已不是社会中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劳动，而是由那些被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所剥削的奴隶们的强迫劳动占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没有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公有制。它已被私有制所替代了。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主。‎ ‎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制度的情景。‎ ‎　　‎ ‎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56─157页。）‎ 国家的产生及其职能 ‎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 ‎　　‎ ‎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人民版社，1964年版，第7页。）‎ ‎　　‎ ‎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难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第一次划分为阶级时，当奴隶制已经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维持最贫苦的奴隶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攫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需要国家。‎ ‎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一切奴隶的机关。……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的强制机关不可。当阶级没有的时候，这种机关也就没有。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区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 ‎　　……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 ‎　　‎ ‎　　列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5—437页。‎ ‎　　‎ ‎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 ‎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象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 ‎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 ‎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 ‎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 ‎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奴隶的劳动是奴隶社会存在的前提 ‎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　　‎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　　‎ ‎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 ‎　　‎ ‎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对 夏代农业情况的论述 ‎　　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时的农业生产状况与龙山文化时期的差别还不是很大。生产工具大都是石、骨、蚌器。掘地工具多用铲，收割工具网铚和镰；另外也发现有木耒痕迹。目前还没有发现青铜农具。谷物加工器具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有沟槽的研磨陶盆；另一种是石制的臼和杵。贮藏粮食除了用大型的陶瓮以外，也开始使用深窖穴，但不很普遍。在日用器皿中，酒器比较常见，如陶觚、爵（也有铜爵）、鸡彝（盉）、罍等，且往往成套用于随葬，说明当时饮酒比较盛行。酿酒需用粮食，社会上盛行饮酒，消耗粮食必然增多，从这个侧面也可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较龙山文化时期已有所提高。‎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版社1994年版。）‎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关于夏代农业的论述 ‎　　农业夏朝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所有权由原属于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而转向属于国家。原来的氏族或村社成员这时转变为奴隶身份，在官府或贵族们的指挥下从事劳动，接受“贡法”剥削。《孟子·滕文公》（上）曰：“夏后氏五十而贡。”夏后氏即夏朝。这是说每户奴隶领种公田五十亩，以五亩的产量为贡赋，即“什税一”。当时的主要农具为木器和石器，有木耒耜、石铲、石镰、石斧、石刀等，此外还有骨铲、蚌镰、蚌刀等。‎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版社1993年版。）‎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对西周灭亡的论述 ‎　　幽王即位，承宣王丧败之后，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之，“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史记·周本纪》），造成了人民离心，政治昏乱。‎ ‎　　《诗经》中有许多说到兵役繁重、剥削残酷的诗篇。由于人民被剥削到瓶罍俱罄、“杼轴其空”（《小雅·大东》）的程度，他们便抛弃家园，逃之他乡，《魏风·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肯我顾。逝（誓）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就是一篇反映人民逃亡的诗歌。西周末年的长期干旱，特别是“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记·周本纪》），“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小雅·十月之交》）的地震，使得当时农业受到严重灾害，从而给人民带来了严重饥荒，同时，由于边境空虚，戎狄东侵，致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大雅·云汉》），又加速了西周的衰亡。‎ ‎　　一些中小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和人民，由于受到大奴隶主贵族的不断劫夺，他们不时发出“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大雅·瞻印》）的怨声。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国事”、“王事”和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又曾提出质问说：“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僵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小雅·北山》）。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当时也在日趋深化。‎ ‎　　在西周即将灭亡的前夕，幽王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到母家申侯处，幽王讨伐申国，欲杀宜臼，引起了申侯的叛乱。申侯联合缯与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遂亡。‎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版社1994年版。）‎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关于 平王东迁的论述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疏引《汲冢书纪年》说：“平王（太子宜臼）奔西申而[幽王]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今陕西临潼）。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可知幽王死后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而平王之位乃立，所以《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晋文侯的功大如此，平王乃赐他秬鬯圭瓒，并作《文侯之命》（《尚书》）来纪念他的功绩。平王虽立，但是由于无力驱逐犬戎，遂将河西地赠与晋文侯，岐西地赠与秦伯。公元前770年，平王在晋文侯和郑武公的拥奉下东迁洛阳。平王安于东迁，就把丰、镐旧地完全放弃，丰、镐人民也未随迁，因此，平王在成周建国只有“晋郑焉（是）依”（《左传》隐公六年），周王室从此也就堕于诸侯卵翼之下矣。‎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版社1994年版。）‎ 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 ‎　　在上古时代相当艰苦困难的条件下，社会人们所创造的文化能够得以保存并且发展壮大，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世界历史的范围看，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历史一脉相承，其间不仅没有间断，而且三代的文化渐次延续而屡创辉煌。这个能个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迹。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所阐述的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的第一方面。‎ ‎　　站在文明时代槛上的禹是夏朝的奠基者。从禹子启开始，夏朝正式建立。夏朝共历四五百年的时间，在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之间。《史记·夏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夏朝“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无王”，指夏朝初期太康失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东夷族的羿、寒浞先后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太康弟仲康的孙子少康时，夏王才恢复了统治。曾经见到过《汲冢纪年》材料的晋朝人束皙说“夏年多殷”（《晋书·束皙传》），认为夏朝比殷朝的年数更多。他可能是把尧舜的时间都算在了夏朝之内，也可能只把盘庚迁殷以后至纣王的时间算作殷朝年数。无论如何，在我国文明时代的开始阶段，夏朝都是历时长久的一个重要时期。继夏而起的商朝是由子姓的商族所建立的。商的祖先契与舜禹的时代约略同时，可见商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部落。商在早期是活动在黄河下游北方广大地区的部落，时常进行迁徙，到了成汤时期，商族活动在今冀南、豫北一带。大约在前17世纪成汤在众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下灭掉夏朝，建立了商朝。按照《史记》的记载，商朝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朝的覆灭是前11世纪的事情。《史记·殷本纪》索隐引《汲冢纪年》说商朝“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商朝的实际情况当相距不远。商朝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成汤灭夏到盘庚迁殷以前为第一阶段，称为早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至商朝灭亡，为第二阶段，称为晚商时期。早商时期殷都屡迁，商朝都邑先后有毫、嚣、相、庇、奄等。盘庚继位以后把都邑从奄迁徙至殷。这以后，商的都邑还可能有过小范围内的移动，也可能出现过两都并存的局面，但大体说来，基本上还是以殷为都邑的。《史记·殷本纪》正义概括《纪年》的说法，认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其说大致可信。和了姓的商族一样，姬姓的周族也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周的始祖弃是舜禹时代的人，曾被舜任命为后稷。在部落首领公刘的时期，周族居于戎狄之间，公刘率族众迁徙至豳。公刘以后九传至公亶父，周族又从豳迁徙到歧山下的周原。这以后周族才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周文王的时期曾经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兴盛局面，受到多数方国部落的拥护，从而为武王伐纣灭商奠定了基础。大约在前11世纪，周武王率众灭掉商朝，成为周朝的开国之君。周朝以平王东迁为分界划分成西周与东周。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社会历史进入了迅速变革的时期。周代能够自成体系、稳固发展的历史时期还是西周。从周武王开始，西周王朝共历十二世，十三王，此外，在武王之后周公曾经摄政称王一个时期，在厉王末年有长达14年的“共和”时期。西周的灭亡在前771年，前后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 ‎　　我国的上古文明自夏朝起就有了相当迅猛的形势。从世界范围看，在前21世纪到前11世纪，即我国的夏朝和商朝时期，堪称文明古国可以与夏、商匹敌的为数甚少，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邦国家。在这个时期以后，我国的周朝把夏、商的古代文明继续推向兴盛。传统文化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有更高水平的发展，可是与夏、商同时期的文明古国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陷于衰落和灭亡。我国的夏、商时代正值埃及的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新王国结束后，埃及就陷入分裂局面，利比亚人占据其北方地区，努比亚人则进入其南方，致使埃及文明处于衰竭的境地。此后，埃及还曾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随着国家的覆灭，古埃及的文字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终于成了一种死文字。作为两河流域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与我国商朝开国的时间约略相当，但它延续仅两个多世纪即告终结，于前1595年被小亚细亚东部的赫梯人灭掉。此后，巴比伦文化就再没有什么进展，作为古巴比伦文明象征的刻有汉谟拉比王法典的玄武岩石柱也被入侵的埃及人作为战利品带回埃及古都苏撒，直到20世纪初才被发现。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被称为哈巴拉文化，其兴盛的时期和我国夏朝约略相当，可是在前18世纪左右却被入侵的雅利安人毁灭。此后哈巴拉文化即湮没无闻，直到本世纪20年代才通过考古发掘而为世人所知。就古代文明发展水平来看，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辉煌业迹，都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在连续发展方面我国的古代文明却独占鳌头。史实表明，越是古代的文明，越是比较脆弱，容易在风雨飘摇的时候颠覆其航船。然而，夏商西周的文明不仅达到了很高水平，足可与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古国相媲美，而且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即使在西周以后文明的进程也没有中断过。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夏商西周时期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　　夏商西周的历史地位的第二个方面是对于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夏朝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商朝的统治者每以夏的覆亡为历史的鉴戒。汤臣仲虺曾经说：“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丧〔厥〕师。”认为夏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夏王矫诬天命而虐待民众，引起上帝憎恶，故而丧师灭国。周朝统治者每以夏为自己的正宗，周人屡称自己为“有夏”。《尚书·君奭》载著名政治家周公的话谓“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分析周何以能够灭商的问题，谓上天“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周人以夏自称表明姬周族与夏族关系密切，甚至可能原为夏族分支，所以才对夏表示十分尊敬。《尚书·召诰》载周公之语谓“我不可不监于有夏”，认为夏朝“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强调周朝统治者必须汲取夏朝覆灭的教训，才能够长治久安。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许多制度、礼仪、文化等对于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孔子对于夏礼很感兴趣，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以自己懂得许多夏礼为荣耀。相传夏的开国君主夏后启曾经“舞九韶”，对于以“韶”命名的乐舞，孔子十分欣赏，认为它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夏朝的历法称为“夏令”或“夏时”，由于符合天象而为人们历来所沿用，孔子就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相传，造车、造酒等技术都是夏朝时期所发明的，并且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对后世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有不小的作用。‎ ‎　　商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仅比夏朝有了很多的发展，而且表现出更为鲜明的特色。当时以商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比较巩固，商朝成为联系众多方国部落的中心和纽带。商朝时期王权得到加强。最高君主的名称在夏代多称为“后”，到了商朝则称为“王”。相传成汤灭夏时就以自己勇武为理由，而号称“武王”。《诗经·常发》记述商的苗裔对成汤的颂扬说：“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局。”灭夏的时候，成汤威风凛凛地站在大旗下，虔敬地拿着大钺，所指挥军队的气势如烈火般旺盛，没有谁能够阻挡。这些诗句塑造了商王成汤的鲜明形象。《尚书大传》说：“汤放桀而至于毫，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继位，然后汤继天于之位。”由此可见，商王在为数众多的方国部落间具有很高的威望。成汤灭夏以后，曾经作了一篇《汤诰》，其中说“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可见在那个时候“王”的地位已经远在“后”之上。盘庚迁殷之后的晚商时期，王权进一步加强。后期的几位商王名号在干支字之前往往冠以美称，如康丁、武乙、文丁等，表示商王已经拥有了更加特殊尊贵的地位。商朝最后两位王竟将上帝的“帝”字用于王的名号，称为帝乙、帝辛，直接反映厂君权神授的观念。商朝要保持其主导和核心的地位，必须由精明干练、富于经验的强有力的人物来充当商王。当这样的人物在位的时候就会“诸侯毕眼”，反之，则“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商王继位不仅有“父死子继”的情况，而且也有不少是“兄终弟及”。“兄终弟及”情况的大量出现，这在其它朝代是罕见的。其原因可能与加强以商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的需要有关。商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神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方面。殷墟甲骨卜辞的材料表明，当时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人殉、人祭达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特殊尊贵。对神权的高度重视，在古代社会中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够和商朝相比拟。龟甲兽骨文字是商朝文化的瑰宝。它虽然是商朝神权影响下的产物，但却从各个方面记载了商朝的史实与社会面貌，所以说是极可宝贵的遗存。商朝以后，甲骨文近乎绝迹，因此卜辞材料就成为独具特色的商朝文化的代表。‎ ‎　　我国上古时代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与国家机构的完善、阶级和等级关系的变化、氏族传统影响的逐渐削弱密切相关。周朝在这些方面由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实施而取得重大进展。周朝建立初期，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审时度势，全力推行这两项制度，把周王族成员中尽可能多的人物分封出去建立新的国家。通过分封以扩大周朝影响，行宗法以巩固和提高王权，周朝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究其实质而言，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制的外延。周朝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宗法观念的烙印。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认为周朝文化是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丰富而有文采，因此才被赞成。周朝文化、制度进行创新的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宗法制度。王国维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日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这个说法很有见地，它精辟地说明了宗法观念下周朝文化的特征。在宗法观念下，周人又提出了“礼”。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作为礼仪制度、伦理观念的礼，其起源是很早的，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则是周朝的事情。与宗法制 度、礼等相关联，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观念，并使其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对于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都要追溯到周代才能弄清楚其源流和实质。在社会结构方面周朝很有特色。它既和原始氏族时代以及殷商时代有别，又跟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的情况不同。周朝的社会结构虽然继往开来，但却又自成体系。周朝在政治上注重的是“分”，而不是“合”。分封制是这样，宗法制也是如此。拿宗法制度来说，它强调了从强宗大族里繁衍出数量众多的支系小宗，这些支系小宗再繁衍出下一个层次的支系小宗，从而形成连锁式的分裂增长。就周朝独具特色的井田制度来说，其基本特点依然是“分”，即分别出公田和私田。假如和商朝的社会结构相比，周朝的这个特点就更加明显。商朝注重自身力量的发展，靠自己的凝聚力形成方国部落联盟。这种结构形式可以说是内聚型的。周朝比较开放的社会结构使它比夏朝和商朝具有了更强的实力。夏、商时期，都、邑的数量很少，到了周朝则数量巨增，呈现出星罗棋布的状态。在周朝，各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殷代的甲骨文目前仅集中出现于殷墟一地，而周朝的青铜器铭文则遍布四面八方。周朝比较开放的社会结构大大推动了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方国部落的闭塞状态。周朝之所以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与这一点很有关系。‎ ‎　　社会结构的缓慢而重大的变动以及社会历史的巨大运转，是夏商西周历史特点的第三个方面。探讨我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研究者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投入较多的注意和精力，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春秋战国确是我国上古代社会演进出现大的转折的关键时期。然而，需要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正是在夏商西周以来所建造的巍峨舞台上演出的，春秋战国时期前所未有的灿烂文化正是夏商西周以来长期积累的发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春秋战国这个辉煌时代的诞生乃是夏商西周长期孕育的结果。在专家们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已经做过许多研究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缕析夏商西周时期社会结构的缓慢而重大的变动，以及社会历史的巨大运转，对于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先对此进行一些简要阐述。‎ ‎　　夏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部落与氏族组织对于社会的重大影响。夏王出自姒姓族。夏朝时期有许多方国部落，见于《史记·夏本纪》的就有杞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冥氏、斟戈氏等。《吕氏春秋·用民》篇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如果说夏朝有几千个方国部落，那还是可信的。夏朝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是处于初始阶段，国家也只是雏形，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夏朝与众多的方国部落之间。夏桀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夏朝失去了诸多方国部落的支持，从而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马克思说：“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夏朝的情况当然与古代的罗马有许多区别，并不可以进行简单地类比，可是在阶级斗争初期阶段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应当是一致的。从总的情况看，夏朝阶级斗争的规模并赶不上古代的罗马。那种断定夏朝时期阶级矛盾已经相当严重和尖锐，断定夏朝主要由于奴隶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覆灭的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　　商代的社会结构比夏代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商朝王权比夏强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商王自称“一人”或“余一人”，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商王下面的职官设置有一个由简而繁的过程。早商时期，最高一级的是师保。这类职官的代表是伊尹，其后还有太甲时的保衡、太戊时的巫咸、祖乙时的巫贤。这些人常常集官职与神职于一身，所以拥有很大的权力。商朝社会结构中的“内服”与“外服”的划分，也是夏代所没有的。生活在商周之际的周公曾经在《酒诰》中这样概述其情况：“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由邦伯所管辖的地区，这些邦伯分为侯、甸、男、卫几种，其中许多很可能是方国部落首领而臣属于商者。卜辞所载的侯有近50‎ 个，最著名的有仓侯、舞侯、犬侯、侯告、侯专、杞侯等。甸，卜辞称为“田”，“多田（甸）”即指许多甸职官员。男，在卜辞中称为“任”，著名者有而任、戈任、名任、卢任等。卫，作为一种武职，在卜辞中多称为“多射卫”、“多马卫”、“多犬卫”等，亦有单称为“卫”者。卜辞和金文所见商朝的内服官有五六十种，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百僚庶尹”。包括地位很高的旧臣、老臣以及商王的近侍之臣。其中还有负责出纳王命的史官。二是“惟亚惟服”。主要是与商王关系密切的军职官员。三是“宗工”。指负责王室祭祀和某些具体事务的官员。四是“百姓里君”。指管理地方上的诸族与普通民众的官员。由于氏族制度影响的广泛存在，所以殷代社会上还没有多层次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出现。其阶级结构中，贵族和官吏往往合二而一。许多子姓和异姓部族的贵族又往往是商朝的职官，而卜辞记载的不少职官的私名则常常是族名或地名。商朝贵族生前十分奢侈，死后以大量器物和奴仆随葬。殷墟妇好墓随葬铜器44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石器70多件，象牙雕刻品和陶器各数件，此外还有7000多个海贝，以及蚌器、海螺等。这些琳琅满目的珍贵遗物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豪华生活。商朝的平民主要指“众”和“众人”，还有卜辞所记载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百工”、“多工”。“众”和“众人”多是王族和其它子姓族的普通族众。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比泛称的“人”高一些。据《尚书·汤誓》说，众的主要职责是“穑事”，《孟子·滕文公》下篇说“毫众”曾经去替葛伯耕种。卜辞有关于他们参加垦田、协田、藉、播种等多种农事的记载。他们可以到宗庙参加祭祀，从来不被用作人牲。商朝的奴隶在卜辞中最常见的是臣，有王臣、奠臣、小丘臣、舟臣、牛臣等多种。比臣低下的是仆。商代社会结构很有特色，其王权、神权和族权大致呈现着三足鼎立之势。这三种权力在商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消长和相互影响，使商代社会光怪陆离、丰富多彩而引人注目。‎ ‎　　与夏、商两代不同，西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而这个等级制度是由分封制和宗法的实施而形成的。作为周朝立国之本的是其分封制度。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在周公当政和成康时期进行。周朝诸侯国数量很多。《吕氏春秋·观世》篇调“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苟子·儒效》篇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姬姓诸侯多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后裔。异姓诸侯许多是周人的亲戚，还有一些是归附周朝的方国部落首领。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封国有武王弟康叔的封国卫、商王室贵族微子启的封国宋、协助武王灭商的吕尚的封国齐、成王弟叔虞的封国晋、周王宝贵族召公的封国燕、周公子伯禽的封国鲁等。分封诸侯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册封鲁国的情况是：“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封赐东西虽多，但其中最重要者为士地和民众两项，因此在仪式上要由专门的官员来“授士”“授民”。在分封制度下，赏赐和受封都是主从关系的体现，诸侯对于周天于有捍卫王室、镇守疆土、朝觐述职、缴纳贡物、奉命征伐等义务。在诸侯国内，诸侯可以将本封国的土地和民众封赐给卿大夫，卿大夫也可以再将土地和民众分封给自己的子弟和家臣，从而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分封现象，但最主要的是周王对诸侯的分封。和分封制相辅相成的是宗法制。在宗法制度下，从始祖的嫡长子开始传宗继统，并且历代都由嫡长子承继，这个系统称为大宗。嫡长子称为宗子，为族人共尊。和大宗相对应的是小宗。在一般情况下，周天子以嫡长子继位，历代的周天子是为大宗，众庶子封为诸侯，这些诸侯就是小宗。诸侯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庶子封为大夫，这些大夫即为小宗，而诸侯则为其大宗。大夫也以嫡长子继位为大宗，众庶子为士，即小宗，所以，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和大夫实具有大宗和小宗双重身分。大宗和小宗的区分和贵族等级的层层封建完全合拍。宗法制的一个关键内容是严嫡庶之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目的在于避免贵族间对于财产和权力的争夺。宗法制是西周时期贵族间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固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周人的一种创造，它对于我国古代社会有很深远的影响。由于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在西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多层次的具有稳定隶属关系的社会等级。关于当时的社会等级，《左传》恒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昭公七年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种等级关系以贵族间最为突出，所谓的五等爵制就是其反映。西周时期的这种社会结构，人东周以后逐渐变化而终至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局，实为这个瓦解的过程。‎ ‎　　在先秦时期，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夏商西周是绵延时间最久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积累了巨大的前进动力，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社会财富和独具特色的制度与文化，在中国古史和世界古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 ‎　　（选自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三节 春秋和战国时期 ‎(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 ‎　　‎ ‎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级，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　　‎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和发展 ‎　　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　　‎ ‎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48页。)‎ ‎(3)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 ‎　　‎ ‎　　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级。‎ ‎　　‎ ‎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363页。)‎ ‎(4)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旧的所有制关系 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　　‎ ‎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 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 ‎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 ‎(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 ‎　　‎ ‎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发行。)‎ 历史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各 阶级之间的冲突中演进的 ‎　　‎ ‎　　‎ ‎　　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　　‎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　　‎ ‎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会发生冲突。‎ ‎　　‎ ‎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9页。)‎ ‎　　‎ ‎　　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 ‎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322页。)‎ 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这生产工作者便是封建主虽已不能屠杀，但仍可以买卖的农奴。当时除封建所有制外，还存在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的个人所有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合的。熔铁和制铁工作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车的散布；农业，园圃业，酿酒业和制油业的继续发展；与手工业作坊并存的手工业工场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　　新的生产力所需要的是在生产中能表现某种自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觉兴趣的生产者。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隶抛弃，因为奴隶是对劳动不感兴趣和完全没有自动性的工作者；而宁愿利用农权，因为农权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　　私有制在这里已经继续发展了。剥削几乎仍如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 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阶级斗争，便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　　‎ ‎　　(选自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封建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停滞不前的原因 ‎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　　‎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春秋大国争霸的影响和后果 ‎　　春秋时代，大国诸侯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齐桓、晋文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仅据《春秋》记载，在二百四十二间，列国进行的战争共四百八十三次，朝聘盟会四百五十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借此从小国那里榨取财物。以鲁国为例，春秋时期鲁 君朝周仅三次，而朝齐、晋、楚竟达三十三次之多。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乞免大国的欺凌，所以小国在大国之间，总是“唯强是从”，“职贡不乏，玩好时至”。鲁叔孙穆子说：“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此外，小国人民还得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于大国简直到了“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战战兢兢，不敢“忘职”地步！有时不仅向一个大国奉献，还要同时受几个大国的宰制，所谓“牺牲玉帛，待于二境”，“敬共(供)币帛，以待来者”。‎ ‎　　尽管春秋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 ‎　　第一，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 ‎　　第二，争霸战争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春秋时代是一个新旧制度交替变革的过渡阶级，社会上存在着开始产生的封建制与日趋没落的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大国争霸战争，程度不同地打击和削弱了奴隶主贵族集团，为封建地主阶级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助于新势力的发展。尤其如此。‎ ‎　　第三，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春秋时代，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相号召，与之进行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徒、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从而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如姜戎获得晋赐予的“南鄙之田”后，披荆斩棘，为晋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戎特有的“戎菽”(大豆)，也因齐桓公伐山戎而“布于天下”。正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互通有无，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与此同时，各族劳动人民把反对腐朽统治的斗争作为他们共同的战斗任务。公元前五五六年(周灵王十六年)卫国境内的“戎州人”和工匠一起攻杀卫庄公的史实就是一个例证。至于相互通婚以及统治阶级执行的“和戎”政策等等，对民族大融合也起了促进作用。‎ ‎　　总之，争霸战争打破了列国的分野，逐渐泯灭了各族的界限，形成了南方以楚国，东方以齐国，北方以晋国、燕国，西方以秦国几个融合的中心。随着民族交往联系的频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社会经济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各族共同走上了封建制的轨迹。‎ ‎　　‎ ‎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春秋时期的历史特点 ‎　　春秋历史因鲁史《春秋》而得名，①从周平王东迁始，下限按郭沫若说，依《史记·六国年表》的始年，界标定在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平王东迁后，又称东周，包括春秋战国两段历史。‎ ‎　　以前有人把这段历史归纳为三点：第一，王室衰微，周天子权力下移。第二，大国争霸，先后出现所谓“春秋五霸”(一说：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第三，“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深入中原，与中原诸国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归纳大致能反映春秋政治形势的一个侧面。‎ ‎　　‎ ‎　　①鲁史《春秋》始于稳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绝笔于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 ‎　　‎ ‎　　(选自詹子庆《先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对商鞅变法的论述 ‎　　战国进入中期，由于列国都急于在兼并战争中占居优势，变法改革运动也被推向高潮。在秦、齐、韩、赵等国相继进行的改革中，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是实行最彻底、对旧贵族打击最严重，变法措施最全面，为期最长久，影响最深远的。‎ ‎　　在春秋战国历史上，秦是个由极弱转向极强的国家，而商鞅则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商鞅约生活于前390—前338年，出身于卫国旧贵族，姓公孙，名鞅，又叫卫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被封为商君，史称商鞅。他从小“好刑名之学”，后来遍学儒、墨、道、兵、阴阳各派学说。前361年入秦，曾三次求见秦孝公。前两次求见时，他故意大谈儒家的“王道”治国理论，孝公对他所言无兴趣，“时时睡，弗听”；第三、四次他见孝公时才说出自己治理国家的真正主张，“说公以霸道”，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君臣投机，“语数日不厌”。‎ ‎　　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命他实行变法。但当变法将要付诸实施之际，却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双方展开论战，商鞅批驳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作礼，不肖者拘焉。”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经过变法与反变法的大辩论，秦孝公以更坚定的决心支持商鞅开始变法。变法共有两次，第一次变法在前359年，其主要内容如下。‎ ‎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颁布新制规定：即便是国君亲属，若无军功也不得列入宗室属籍。破除了以往贵族“无功可以得尊显”的“故俗”。实行军功爵制。爵位共分二十等级，最高为彻侯，最低为公士。按爵位高低相应地可占有土地、住宅、奴婢，以及享用车骑、服饰等。没有军功的人虽可以富有，但不能尊贵。‎ ‎　　二是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对立功者，依功劳大小分别授予爵位、田宅。规定在战争中杀敌1人赐爵一级，或授予50石俸禄的官司职。杀敌军官1人，赏爵一级，田1顷，宅地9亩。私斗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同刑罚。‎ ‎　　三是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法。凡境内居民均须登记于户籍，5家为伍，10家为什，互相监督。一家犯法，若别家不告发，则10家同罪连坐；告发人，如同杀敌1人受奖，赐爵一级。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连坐。‎ ‎　　四是奖励耕织。规定凡使粮食和布帛产量超常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凡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还招徕三晋无地农民到秦是荒，不但给予田宅，而且免除三世劳役。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　　商鞅新法实施10年，取得显著成效，秦国日益富强。前350年，秦都从雍迁至咸阳后，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　　一是推行县制。合并乡村城镇为县，全国统一划分为31县，县设令和丞由国君任免，代替了以往的分封采邑制。二是废井田，开阡陌。平毁井田中的纵横疆界。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土地，按土地多少纳税。以法律形式废除了井田制。三是统一度量衡。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要求全国统一施行。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促进了国内经济联系。四是制订秦律。参照李悝《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公布于全国实行。五是烧诗书，禁游学。打击儒家复古思想，以便确立法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　　秦国变法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商鞅不仅在变法之前同保守派有过激烈辨论，在行变法之初有过“南门徙木，取信于民”的表态，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遇到了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唆使太子犯法的故意破坏行为，结果商鞅秉公执法，对此二人分别治以劓弄和黥刑，确保了新法的实施。‎ ‎　　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继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而死。商鞅虽死，而“秦法末败”，变法已深入人心，“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商鞅的主张仍得以贯彻实行，并成为秦国巨变的重要原因。‎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论述 ‎　　与吴相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经常袭击吴国。公元前5 10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 496年，吴又伐越，两国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市）开战，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子夫差即位后，派人每天站在庭中，经常提醒他说：“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左传》定公十四年）这样过了三年，夫差准备充足，开始动手报仇。‎ ‎　　公元前494‎ 年，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椒山）地方打败越兵，顺势攻破越都。越王勾践只剩五千甲士，保守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派大夫文种勾通吴太宰噽，向吴王委屈请和，伍员不同意，讲了一个夏代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浞，中兴夏族的故事，并且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后说：“勾践能亲而务德，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之，日可俟矣！”但是，吴王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建议，而答应了越王勾践的议和，班师回国。吴王夫差战胜越人之后，自以为从此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也被越人的甘辞与厚赂所迷惑，加之夫差为人“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均见《左传》哀公元年），也就预示着吴国必将衰亡的趋势，当时的吴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中原，伐陈、征服鲁、宋。公元前486年，夫差准备攻齐，城邗沟，通江淮，作了北进的准备。公元前485年，吴伐齐，齐人杀齐悼公以与吴和。公元前482年，吴国又从淮河开运河，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率军乘舟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 ‎　　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不忘会稽之耻，“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越的国力逐渐恢复起来。为了激励自己，勾践曾“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悬胆于户，出入尝之”（《吴越春秋·卷八》）。他还“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人口，他“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人民生儿育女，都由公家“令医守之”，而且“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均见《国语·越语上》）。公元前 482年，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便命范蠡自海道入淮，断绝吴军归路，自率大军攻入吴都，斩获吴太子友等。夫差闻报后，生怕消息泄漏，勉强向晋争得盟主虚号，急忙回国，与越求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于与越对抗。公元前 473年，越王勾践突然大举攻吴，把吴都围困了三年，终把吴国灭掉，吴王夫差“乃缢”（《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而死。‎ ‎　　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也步吴之后尘，开始经营北方，起兵渡过淮河，和齐、晋等国会于徐州（今山东薛县），致贡于周元王，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诸侯之伯。这时的越国甚强，所以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下》）。‎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战国时期新型土地所有制的出现 ‎　　春秋及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分化，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战国初期之后，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同时，商人、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 ‎　　经过春秋时期的变化，战国初期土地所有制已出现新面貌。‎ ‎　　战国初，魏是第一经济强国。魏文侯用李悝尽地力之教，发展生产，改革地制。使农民进一步摆脱了井田制的束缚。以家为单位，“一家挟五口，治田百亩”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成为社会经济一大显著特征。‎ ‎　　商鞅变法在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是：有军功才能占有土地，依军功大小占有土地和臣妾。即使是国君的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作贵族，这就打击了旧贵族。军功贵族土地所有制代替了以往的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商鞅废井田，明令土地可以买卖，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时期“田里不鬻”的老例。农民解脱了氏族土地所有制残余的影响，成为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确定了，也就使军功贵族、商人和货币持有者通过买卖取得土地成为了可能。商鞅变法进一步推动了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的扩大。‎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魏国李悝变法 ‎　　魏国是在前453年“三家分晋”后形成，而在前403年正式受封为诸侯国的，新政权的巩固要求变法图强。魏文侯正是在此时，起用了战国初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约生活于前455至前395年，又名李克，魏国人。他在魏文侯时担任过北地守，后任魏相，在短时期内帮助魏文侯实施变法。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项。‎ ‎　　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夺淫民这禄以来四方之士”。“淫民”是指那些凭借世袭制无功受禄的贵族。李悝主张取缔他们的特权，把他们的财产、权力没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重新分配，使众多的贤才来为魏供职。此举使一些无功旧贵丧失地位，而大批出身庶族能为魏国作贡献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 ‎　　二是推行“尽地力”和“平籴”的经济政策。李悝 认为5口农户，种田百亩，亩产一般每年是1石5斗。但如果农民精耕细作以“尽地力”，则每亩可增产3斗；反之，则会减产3斗。这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180万石粮食。所以他要“作尽地力之教”。另一方面，为防止商人盘剥小农，调动小农生产积极性，李悝推行了重农抑商的“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李悝的措族由于行之有效，而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 ‎　　三是制订《法经》，以加强法制。为了巩固魏国已有的变法成果，维护新的财产关系和统治秩序。李悝研究、总结了当时各国的法律，并集其大成，制订了《法经》这部新法典。‎ ‎　　《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共6篇，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前4篇主要是对所谓“盗”、“贼”施以关押、拘捕等处罚之法。如规定杀人者不仅要处死，而且全家罚没为奴；对“大盗”，或充军或处死。后两篇中，《杂法》主要规定了对轻慢法令、偷越城墙、赌博、盗窃、欺诈、贪污贿赂、荒淫奢侈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办法；《具法》则是对量刑轻重的有关规定。《法经》并不单纯是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官吏腐败的。如规定丞相以下的贪污受贿官吏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笞刑甚至被废。因此，《法经》对清明吏治、严肃法纪、安定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李悝变法以其无可辩驳的事实告示列国，只有变法改革才是国家强盛的出路；李悝开创的改革纲领，如废除旧贵特权，发展农业，提倡法制等，在当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革新原则。只可惜李悝变法时间不长，且牵涉面太广，阻力甚大，因而改革难以彻底。‎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5）楚国吴起变法 吴起，卫人，与李悝同为卜商（子夏）的学生。先为鲁君供职，因遭猜忌转到魏国。魏文侯任他为西河守，因善用兵，颇有名声，又受猜忌。大约在前390年离魏入楚，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内容如下：‎ ‎　　一是“明法审令”。公布法律，对各级官府的命令严加审查，实行层层监督，以保证新法的贯彻执行。二是“实广虚之地”。将旧贵族迁往地广人稀的边地，变相收回旧贵的土地，，以打击旧贵族势力。三是“收爵禄”。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为削弱旧贵族对国王权力的严重威胁，规定被分封的旧贵经过三代的，就将其子孙的爵禄收回，取消分封。四是“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坚决裁减无用之官，减少俸禄开支，节省经费用于练兵。五是“塞私门”，禁止旧贵族以私门招引食客，以防其结党反对变法。‎ 吴起变法的特点是，在楚悼王的支持下，推行迅速，雷厉风行。吴起改革7年，冲破了旧贵族的反对，使楚国很快壮大，造成“诸侯患楚之强”的态势。但是前381年，楚悼王病逝，以阳城君为首的旧贵族立即发动叛乱，包围王宫，乱箭射死了吴起。吴起虽被害，但他的变法和李悝一样，都给后来实施改革的商鞅以深刻的启示。‎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商鞅变法前的秦国 ‎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并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用人殉葬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武屯镇古城村南）。后又设立市集交易，编制户籍。这都是初步改革。可是秦国仍落后，贵族保守势力强大，争权夺利，国力薄弱。关东的大国看不起秦国。《史记·秦本纪》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献公死，其子孝公（前361—前338年）立，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评商鞅变法的意义和后果 商鞅 在秦变法前后共二十一年，“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那些受到打击、惩治的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秦惠公即位，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均见《史记·商君列传》），而被秦兵车裂于彤（陕西华县西南）。‎ 商鞅虽然被杀，但是他的变法成果仍然沿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比如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秦始皇还在沿用着。正如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即奠定了其后秦统一六国的基础。‎ ‎　　商鞅的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自此法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反映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中，不但言“法”，而且也涉及到了“势”和“数”的讨论，并且针对儒家思想产生了争论。“势”和“数”的观念，是国君有了独立的主权和“独制”之权才会产生的，即是“变法”之后所产生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对于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辞，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汉书·刑法志》）等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　　商鞅变法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但没有排斥和废除奴隶制，而把奴隶的剥削用来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这是剥削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当时除了有家奴的存在，还有官奴制度，商鞅就行“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史记·索隐》谓：“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律中屡次言及“隶臣”、“隶妾”，其实也是官奴婢。《周礼·秋官·司厉》职又说：“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郑司农云：“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司也。由是观之，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官奴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打仗时的不能死战者，如“不死者归，以为隶臣”（《秦律杂抄》）。从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各国变法的不彻底，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奴隶制残余一直残存下来。‎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战国时期铁农器的广泛使用 ‎　　基本上完成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骨、蚌农具过程的时间是春秋中期以后，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许子以爹甑爨，以铁耕乎？”都反映了铁农具已为农家所通常必备的事实。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质量又有提高，大多使用韧性铸铁制造，具有坚硬锋利、刃口耐磨和耐冲击的性能，大大增加了使用寿命。‎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战国时期牛耕技术的进步 ‎　　战国时代，耕牛的使用虽然还不很普遍，但也已开始推广。在牛拉铁犁的发明与使用以前，翻地要靠人力，即所谓“耦耕”。使用牛耕比耦耕提高效率很多，不过当时所用的犁铧比后世的要笨钝窄小得多。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生产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三棬”，《吕氏春秋·重己》云：“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姿所以之，顺也。”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其子孙变为农民“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即把养在宗庙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说明当时的牛耕情状。战国时代，牛耕的进一步普遍和技术的进步，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犁铧皆为V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便可证明。‎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战国时期的纺织、制盐、漆器 ‎　　战国时期的纺织品生产也颇为发达。《尚书·禹贡》载，当时的兖州贡“织文”，是一种“非一色”的丝织物；青州贡“檿丝”，是一种“山蚕之丝”，即柞蚕丝；徐州贡“玄纤缟”，是一种“赤而有黑色，以为之衮，所以祭也”（均见蔡沈《书经集传》）的黑红而细的丝织品；扬州贡“织贝”，郑玄说：“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为织锦者，先染其丝而织之，即成文矣”，是一种有贝纹图案的丝织品；荆州贡“玄纁”，是一种黑色、浅红色的丝织品；豫州贡“纤纩”，孔颖达说：“纩是新绵，纤是细”，是一种细绵。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代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都生产丝织 品。其中以齐鲁之地的丝织品而远近闻名，所谓“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的各国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齐鲁地方的纺织品。当时各诸侯国常用丝织物作为常品，多达“锦绣千纯（五千匹）”（《战国策·秦策一》、《赵策二》）。1957年在长沙出土过矩纹残片，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丝绢作地的卷云纹绣花织物，便是它的实物证据。‎ ‎　　麻织品比丝织品平为普遍，是当时劳动人民的主要衣料，它和丝织品同样是当时的主要商品，在市场上都有一定规格和长短。这时不管是丝或麻织物，都已普遍染成五颜六色，织成五彩缤纷的布帛，其花色品种比较以前丰富很多。‎ ‎　　盐在战国时有较大规模的生产，当时已有海盐、池盐和井盐。齐、燕两国的海盐煮造业非常发达，《管子·地数》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海盐的产量比较多，流通范围也广，所以《尚书·禹贡》说青州“贡盐”，《周礼·职方氏》又说幽州“其利鱼盐”。据《战国策·齐策一》载，张仪到齐国为秦国连横说服了齐国，于是齐王“献鱼盐之地三百于秦也”。这个“鱼盐之地”的具体所指虽难考定，但也说明当时齐国确是盛产海盐的重要地区，魏国的河东地区，是当时盛产池盐的地点，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便是由经营池盐而成巨富的。同时，《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大约从李冰作蜀守时，“空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盐井诸陂池”，四川就开始有了井盐。‎ ‎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说：“树之榛粟，椅桐梓漆”，可知漆树曾在黄河中游种植过。但是，主要的是在长江流域种植，所以楚国的漆器手工业最为发达。漆在战国时代已应用得很广，许多木器都已髹漆。在出土的墓葬中，有无数精美的漆器，特别是在南方的战国墓中，三十年来发现了不少保存完好，色泽如新的漆制品。饮食器如杯、盘、盒；日用家具如案（矮桌）；日用容器如奁、笾等；武器如弓、剑鞘、戈柲（即戈柄）、戟柲等，以至装殓用的棺槨，都已有髹漆的。这些器物的表面都用黑、朱、紫、白、绿等色彩漆，描绘有各种图案和图象，主要有龙凤云鸟纹、几何纹和狩猎图等。这些实物不仅使我们看出当时的颜色种类齐全，而且从它的繁复细致的彩绘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对于油漆工艺的重大改进和创新。据研究，当时已经采用桐油作稀释剂，改善漆液性能，从而调配成更多便于描绘图案花纹的彩色油料。‎ ‎　　信阳长台关墓一和江陵望山墓一的发掘，说明在战国早期至中期的楚国的漆器工艺已达很高水平。这时期漆器的木胎还很重，往往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再加以绚丽的彩漆，所以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艺品。望山墓一的屏式器，以惊人的细工透雕或浮雕了由51个凤、鸾、蛇、蛙等动物组成的香杂图案，外施墨、朱、灰绿和金银彩漆，堪称当时的精制杰作。战国中期以后，胎骨向轻巧方面发展，更发挥了漆器的优点。例如，长沙等地所出的漆盒、漆卮，往往用薄木卷曲成胎，或外贴麻布，类似后代的夹贮器，这样一来，不仅外表美观，而且更加坚实耐用，虽然在地下埋葬两千多年，有的出土后仍然如同新制一般。这充分说明了战国时期的漆器制作工艺是十分发达的。‎ ‎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央和郡县，都拥有上述各种官府手工业作坊，根据已经发现的兵器铭刻看来，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此外，当时还有和小农结合的家内手工业、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和豪民所经营的大手工业。‎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战国时期水利灌溉的发达 ‎　　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战国时期的各国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为了和黄河的泛滥作斗争，黄河下游的各国都修筑有比较长的堤防。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黄河泛滥时齐国受害较重，因而齐国首先沿黄河修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长堤防。自从齐国修了长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沿黄河修了一条离黄河二十五里的长堤。当时一些大国修筑堤防主要是为了本国利益，即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为利”。这种工程虽然给齐、赵、魏带来了一些好处，例如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均见《汉书·沟洫志》引贾让奏言上），然而，由于当时各国分裂，不能统一治理，也就自然发生了“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下》）的弊害。在与水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魏国有个白圭（名丹）自己还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 ‎　　为了灌溉而开凿的运河，在战国时代也增多了。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县令西门豹曾兴“引漳水溉邺”（《史记·河渠书》）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盐碱成分的“恶田”变成了能种稻梁的良田，所以“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梁”（《汉书·沟洫志》）。魏国有个湖泊叫“圃田”（今河南中牟西），公元前360年，魏国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一条运河，使黄河水流入圃田，又从大梁北郊开凿运河引圃田水来灌溉（《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就是鸿沟最早的一段。鸿沟把济、汝、淮、泗和长江之间沟通了起来。‎ ‎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总结成都平原人民与岷江水害斗争的经验而筑成的都江堰。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泛滥成灾。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将岷江分为内江（即郫江）和外江（即检江），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华阳国志》卷三）的天府之国。‎ ‎　　其次的大水利工程是秦国的郑国渠。在秦始皇并兼六国前，韩国为了使秦国疲于水利工程的修筑，无力东侵，派水工郑国进说秦国，开凿泾水，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开凿一条运河，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获泽），再从瓠口开凿运河经今三原、富平、蒲域等县进入洛水（即北洛水）。在修筑过程中，秦王发现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郑国，但听了郑国说到此渠修成，对秦国有万代益处后，就让他继续完成这一工程，称为郑国渠。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面积可达四万多顷，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多万亩，使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的“沃野”之地，亩产粟可达一钟（六斛四斗），为秦之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 ‎　　春秋以前，一般采用“抱瓮而出灌（《庄子·天地》）即抱着汲水瓶灌溉的原始方法。到了春秋后期，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侯国内，才开始出现了“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也称为“桥”，它是用两根直木组成，一根竖立河边或井边，一根用绳挂在竖立的直木的顶端。横木上一端系重物，一端系长绳挂上水桶。它是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水桶浸入井水中汲水，把绳子一放，由于一端系有重物，水桶就上升。这就是《庄子·天运》中所说的“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据说，这种“桔槔”是“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庄子·天地》），一天可灌田百畦，节省了不少劳动力。‎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谈“战国”的年代 ‎ ‎　　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是《史记·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依司马迁的意思，从这一年算起成为另一个时代，也就是战国的开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开始时代要晚些，是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从王命韩虔、魏斯、赵籍为诸侯一事算起，比《史记·六国年表》晚七十三年。这是因为《春秋》纪事迄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司马光故意推迟几十年，表示不敢衔接《春秋》。其实为了分期方便起见，还是司马迁《六国年表》比较清朗一些，春秋以后就是战国，不会有一个非春秋，非战国的一段时间。‎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新兴地主的夺权与各国的变法运动 ‎　　公元前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夺取了政权，通过互相兼并战争，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中原诸国（韩赵魏齐）发展较快，新兴地主阶级较早夺取了政权；边远地区的楚秦燕发展较慢，旧贵族势力大，地主阶级较晚才在本国掌了权。‎ ‎　　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相继夺取政权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推行变法运动，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扫荡氏族制残余，发展封建制，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主要有魏的李悝变法、楚的吴起变法、韩的申不害改革、齐的邹忌改革以及秦的商鞅变法。其中秦商鞅变法收效最为显著。‎ ‎　　‎ ‎　　（选自詹子庆《先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的论述 ‎　　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这是沿袭着原始公社的习惯而被固定下来的。那时的国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帮助奴隶主压迫奴隶的。耕种土地的奴隶离不开土地，是土地上的附属物，因此，耕种土地的劳动力也随着土地的国有而同归于国有。周代的诗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明的就是这种土地国有制的实际。一国的统治者，自殷代以来，是具有很高的权力的。据说，国王是天的儿子（“天子”），天（也称为“上帝”，它其实是国王的影子）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授予给它的儿子让他统治，一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是国王的家产。国王把他所有的可耕地和劳动力，分配给臣下们使用，因而臣下们所有的土地和耕者，只是他们所享有，而不是他们的私有。臣下们有罪或以其他的原因，国王可以随时收回所分配的土地和劳力。这样的情形，在春秋时代的前半期，都还常常见于记录。尽管当时的周王已经沦落得可怜，如同一个小小的诸侯，而他对于他所直属的臣下，仍然有夺回土地另行分配的权力。‎ ‎　　古代中国毫无疑问地施行过井田制，就平坦的地面划分出有一定亩积的等量的方田，以分配给臣下作为俸禄。这一方面可以作为规定俸禄多寡的标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考验耕者勤惰的标准。这种办法不仅限于中国，古代罗马的百分田法，同中国的井田制是十分类似的制度。凡是属于井田范围内的田都是公家的田，也就是所谓“公田”。这些公家的田被分配给臣下，同时也把一定的生产者分配给他们。制度施行既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些臣下们超额地榨取耕奴们的剩余劳动（即在应有的耕作之外的超额耕作）以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被开垦出来的田地，便成为私家的黑田。这私家的黑田不可能再是四方四正，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在初公家是不收税的，是纯粹的私有物。这样的垦辟一经久了，黑田面积的总和或者某一个臣下的黑田总和，会超过公家所有的井田，因而私门也就富于公家，形成为上下相克的局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公家为了增加收入，终于被迫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而一律取税。这是承认臣下所享有的公田索性成为他们的合法私有，而他们所私有的黑田却不能再自由漏税了。这便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也便导致了奴隶制的灭亡。《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它表明着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认。在此以前的奴隶制下，中国是没有所谓“地主阶级”的。地主阶级既不存在，则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对立的这个主要矛盾也就还未成立。那么，在春秋中叶以前的中国社会便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 ‎　　促进了这一变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在春秋年间铁器登上了舞台，促进了农业生产。铁制耕具的使用在战国中期已十分普遍，文献上和地底发掘上都有充分的证据，无疑铁器的开始使用是在春秋时代。这种新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比起前人的木耜、石锄来，效力会远远超过。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其必然的结果也就迅速地使私有的黑田超过了有限的井田，因此破坏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 ‎　　中国的疆域，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相当广大，因而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就《春秋》的记载看来，制度的变革，鲁国是最早的一个国家。就在鲁国，这一制度的变革，自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起算，还经历了五十多年，直到鲁昭公五年（前五三七年）才全面完成了。其他的国家都比较迟，而秦国却最迟。秦国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年）由于商君的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耕战，图富强，才扬弃了奴隶制而转入封建制。这和鲁国的开始变革相差有两百年之久。‎ ‎　　‎ ‎　　（选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春秋战国史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 李则鸣 ‎ ‎　　本文论证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春秋时期诸侯国改革的性质，认为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都是在维护旧制度前提下所作的改良，主要目的是调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平民与奴隶的统治；二、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途径问题，本文对史学界流行的“两种途径论”，即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两条道路的论点提出异议，认为无论三晋田齐或秦楚燕都是走的同一条革命道路，只是表现形式和成败不一而己；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斗争，这是本文首次提出的一个颇有探讨价值的问题，认为最早一批代表封建地主阶段掌权的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旧阵容中分化出来的“封建化贵族”，随着土地买卖和私营工商业、高利贷的兴起，从社会底层分化出来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阶层，他们的代表提出了“等赋”、“尚贤”、“仁政”等口号，要求实行权利的再分配，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 ‎ ‎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空前剧变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剧变究竟属于何种性质，这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认为：从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和阶段斗争的规律来看，从历史的前后比较来看，它无疑是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本文即在此种历史分期说的基础上，提出几个问题，试作初步探讨。 ‎ ‎　　 ‎ 一、春秋时期诸侯国改革的性质问题 ‎ ‎　　 ‎ ‎　　春秋时期，在奴隶制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过程中，一些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兼并、争霸、图存，先后进行了社会改革。如齐管仲的改革，晋“作爰田’，“作州兵”，鲁之“初锐亩”，“作丘甲”，郑子产，楚子木的改革以及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等。这些改革的内容，由于史籍记载极其简略，后来的经学家即已不甚了然而聚颂纷纭，近人亦不乏臆测，殊难令人惬意。我们试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加以考察，作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略可索知其基本特点： ‎ ‎　　（一）这些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在维护旧政权、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制度和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迫于形势，变换统治策略，把斗争中出现的某些新的社会因素强行纳入旧的轨道，为巩固旧政权服务，其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所作的社会改良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如井田制是商周奴隶制赖以生存的主要基础，春秋各国改革并未触动这一基础，如管仲为了使“井田畴均”，“民不移”，“不憾（感）”，采取了“相地而衰征”1的新办法，。即改变以往单纯按占地数量的固定贡赋制，根据井地的好坏负担贡赋，凋整贵族阶级内部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后来、楚国亦有相似的改革，可相互印证：“楚掩为司马，（令尹）子本使庀（洽）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牧隰臬，井衍沃，量人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盾之数。既成，以援子木”2。平民是商周奴隶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基石，他们从奴隶制国家那里分得土地3，负担军赋兵役，军赋中包括马，故有养马的刍牧之地，平民保留着宗族血缘关系，故有宗族公共墓地4，田猎是贵族娱乐的方式，也是练兵的形式，因此，猎场、牧地、井田的划分均属司马职掌。“量人修赋”就是按平民的井田、刍牧等实际收人负担军赋。在近人著作中，有把“相地而衰征”。“量入修赋”说成“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或“突破了旧的田制和军制的框框”，恐不免失之为臆断。比楚子木改革晚五年的郑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5，也很显然是维护旧的田制和等级统治秩序的改良措施。可是，近人著作中也有把“庐井有伍”解释为“承认个体农民的合法性”，把“有章”、“有服”解释为“限制旧贵族势力，使之不能越制”。其实，“五人为伍”本是古代的军事编制，《周礼》记载的“六乡”平民即是按“五人为伍”编制的，与甲骨文所见相符。平民使用的土地是由国家按井田制的规定授予的，我们联系相隔五年之后，子产“作丘赋”，则“庐井有伍”，指的正是整顿平民的田制与军制，与后来的民户编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 ‎　　历史上新旧剥削制度的交替，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是在旧社会的母胎里发育生长起来的，可是新的剥削制度的建立则是在新的剥削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事。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是“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初税亩”是鲁宣公十五年颁布的，而代表鲁国地主阶级势力的季氏却是在鲁襄公十一年和鲁昭公五年通过“三分公室”、“四分公室”之后才完成政权转移的。这岂不是说：在地主阶级夺权之前约半个世纪，地主阶级的制度就已经正式成立了，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大的混乱，而对史料的解释也是值得商榷的。《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公羊传》说：“始履亩而税”；《谷梁传》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公田本来就是要纳贡赋的，私田本来是无税的，现在除公田照样纳贡赋外，又加上私田也要按亩收税了，也就是谷出过了“籍”，故曰；“非礼”。字里行间，哪里有踪迹能说明“初税亩”意味着“废除了井田制”，“成立了地主制度”！ ‎ ‎　　春秋时期的改革中，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子产作刑书与晋铸刑鼎的性质问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孔子发表了反对意见，理由是“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法律不能公布，正说明剥削阶级的法律不过是社会上的少数人反对绝大多数人的阴谋，但刑书的性质决不取决于它的形式，而取决于它的内容。据孔子 说；“宣子（范宣子）之刑，夷之搜也”。夷搜在文公六年，《春秋左传》云：晋搜子夷，谋立军帅，开初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为佐，后赵氏之党阳处父改搜于董，易以赵盾将中军，狐射姑为佐。“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理）狱刑，董（督）逋逃，由（用）质要（券契），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此即所谓夷搜之法，从内容看，显然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镇压奴隶平民反抗之法。因夷搜之中和夷搜以后，晋国贵族内部围绕着谋帅、立君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所以孔子说：夷搜之法是“晋国之乱制”。又据蔡史墨说：晋铸刑鼎是“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当然于礼不合，难怪孔子反对。同类的事情早在郑国发生过，《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晋国一个叫叔向的贵族写信给郑国的执政子产，表示反对，理由是“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未，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并警告子产说：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夏书说：“吾以救世也”，郑国刑书的内容如何？已无从考知，但子产救的到底是哪个阶级的世？他自己却作了坦率的回答，《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押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欺骗与镇压相辅而行，这正是反动阶级对待人民惯用的统治策略，深知其妙用的子产，其“救世”之阶级实质，也就不言而喻了。 ‎ ‎　　（二）这些改革始终围绕着一个主要内容，即调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对平民的控制，欺骗、利用平民来加强军事统治和掠夺。如齐管仲“参（三）其国而伍（五）其鄙”，“作内政而寄军令”6的“国”与“鄙”分治的办法，就是《周礼》所载西周乡遂制度的沿袭与扩充，西周把王城及四郊划分为“国”，其中四郊设“六乡”，国内的居民统称“国人”，又把四郊以外划分为“野”，野设“六遂”，“六遂”居民称“野人”。“国”、“野”居民都世守其业，不得迁移杂处。诸侯国如鲁即有“三乡三遂”7。齐之“国”、“鄙”划分即相当于西周时的“国”、“野”划分或鲁之“三乡三遂”。可是管仲时，土、农、工、商“四民”已迁移杂处了，管仲加以整顿，恢复旧的统治秩序，同时扩充“国”中的军事编制，“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土乡十五”，并从“鄙”中选拔“秀民”为士，加强军事骨干力量。近人著作中有说管仲在“鄙”中选拔“秀民”为土，是“给少数庶人（按指奴隶）以上升的机会”。此说是以野鄙之民为“种族奴隶”这个前提立论的。据《周礼》所载，乡。遂之民有同有异，同者如：均按井田制授田，均有徒役义务与“三年大比”，“兴贤者，能者”之制8。于此可见，从鄙中选择“秀民”为土，并非管仲新创，乃是旧传统的因袭。所异者如：“乡”之民户按宗族乡党编制，复有“五人为伍”的军旅组织，“遂”为邻里民户编制而无按人的军事组织；疑“乡”为与王室或公室有宗族血缘关系的甲士集居地，是常备兵，故有常设军旅组织，他们是“食田”而非“食力”的下层贵族或上层平民，而居“遂”的野鄙之民，则是自食其力的下层平民，因其只任临时征发的“徒兵”，故无常设军事组识，但他们确是有家室、私财、权利和义务的公民身份。至于种族奴隶论者所依据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性九宗”、“职官五正”，不但不是奴隶，且为所在诸侯国所倚重的贵族或国人，如“殷民六族”是由大宗族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去，“法则周公”、“职事于鲁”的，并在鲁国设立了“亳社”，阳虎作乱时，“盟国人于亳社”9，此“国人”无疑是“殷民六族”的苗裔。卫之“殷民七族”亦受到卫国统治者的垂青10，晋之“怀性九宗”、“职官五正”，更是势能立君“世为晋强家”的显贵11，即迁洛的殷顽，亦能“宅尔宅”，“畋尔田”，且能“迪简在王庭”，“有服在大僚”12。据《周礼》所载，六遂之中有贵族的采地，居民成份当然是复杂的，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国野区分混为阶级分野，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惠公被秦国俘虏后，却乞“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围（立太子圉为君）’，众皆哭，晋于是作爰田”，古代注家对“爰田”有不同的解释，此处当是以君命把土地赏给国人，而作爰田的目的，即为了“作州兵也“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优，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使）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悦），晋于是乎作州兵”。“五党为州”，“州”是平民所居“乡”中的一级组织，作爰田接着作州兵，是为了缓和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扩充兵力。 ‎ ‎　　频繁的兼并战争与贵族之间的内讧，国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促使他们贫困化和革命化，失去了土地，负了债，生活没有保障，常与奴隶联合举行暴动，杀国君、卿大夫，驱逐国君卿大夫的事，史不绝书。贵族们便常用小恩小惠对他们进行欺骗、利用。此类事不胜枚举，仅举几例。《左传》文公十四年载：齐公子商人为谋弑君篡立，“骤施于国而多聚土，尽其家，贷于公有司继之”；《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结果弑昭公而立；《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为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所以复霸”。春秋时期，国人显得特别活跃，举足轻重，为诸侯卿大夫所特别重视，是因为它是奴隶制国家的武装力量，是奴隶主贵族阶级赖以维护统治的支柱。 ‎ ‎　　我们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改革的客观内容的初步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封建政权建立之前，奴隶主贵族阶级政权所施行的改革措施，是在维护旧的基础、旧的统治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改良，这些改良在客观上不能不曲折地反映某些新的社会因素的存在，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些因素的滋长，但从其主观愿望来说，与其说承认了它的存在，毋宁说企图扼杀它，把它引人旧轨道，纳入旧秩序，为维持旧政权服务，这才是改良的根本目的。 ‎ 二、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途径问题 ‎　　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的？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战国七国中，三晋田齐是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实现的，而楚秦燕则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则在理论上和史实上均有值得商榷之处。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列宁说的“一切革命”，当然包括由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革命。事实上，秦楚燕的情况也不例外，秦国早在献公时即已通过武装斗争夺得了政权，并运用新政权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据《吕氏春秋·当赏》及《史记·秦本记》记载：公元前385年，秦国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武装夺权斗争，那时做秦君的叫出子，是个小孩，由他母亲“小主夫人”依靠奄宦掌政，于是“群贤不说自匿，百姓兀怨非上”。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下，逃亡在魏国的公子连便乘机回秦，由边塞守将迎入小主夫人大骇，派兵抗御，中途兵变迎来了公子连，包围了出子和小主夫人，小主夫人自杀，出子被杀，公子连做了秦君，是为献公。他一上台就废除奴隶制的殉葬制度（止从死），七年“初行为市”，承认私商的合法地位。十年“为户籍相伍”，用什伍编制个体小农，这些都是封建性质的改革。秦献公的改革实践就有力地证明了那次夺权的性质，由于秦献公运用新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革，秦国开始强大起来。据《史记·楚世家》说：楚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献公，秦始复强”，可证秦之强大亦非自商勒变法始。献公死后，他的儿子孝公继位，任用商称变法。非常明显，商秧变法是秦国革命的继续，是在地主阶级新政权主持下施行的进一步改革。如果说是“自上”，那是地主阶级新政权之上，非奴隶主贵族阶级旧政权之上。燕楚的情况，留下的记载很少，仅散见于诸子之言论，但从留下的片段记载来看，楚燕的改革也是在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掌握了实权的前提下进行。如公元前318年，燕王哙“禅让”相国子之这件事，纯是穿着古装扮演的一幕闹剧。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及《战国策》记载：“禅让”之前，子之已“贵重主断”，由于“夺褫之资在子之”，于是“诸侯之士徒皆私门之党了，“岩穴之士徒皆私门之舍人”了，当时的子之已成为燕国革命势力聚集的中心，形式上是子之之党劝说燕王哙把三百石以上官吏的任免权交给子之，实际上是用实力逼的。故韩非子说：燕王哙“夺于之子，而天下笔之”，原因就在于不知“人臣有五奸”15。正因为是“夺”的，不是“禅”的，故以太子平和将军市被为首发动了武装叛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经过一场剧烈的斗争才平定，这就完全撕掉了“禅让”的帐纱，现出了阶级斗争的真面貌。后来由于齐国的干涉，子之失败了，继位的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二十八年，燕国殷富”，与秦楚三晋合谋大败齐国。 ‎ ‎　　关于楚国的情况，留下的记载就更少了，然而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的性质却是比较清楚的，楚悼王的父亲声王是被“盗”杀掉了的16，由此可见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吴起鉴于楚国当时“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认为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是“贫国弱兵之道”，对此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其中除“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17之外，更“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这些“贵人”“皆甚苦之”，悼王一死，他们就乘机反扑回来，发动叛乱，射死了吴起18‎ ‎。吴起单身由魏到楚，之所以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保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所有制，剥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如果没有革命势力的支持，如果没有掌握国家实权，仅凭悼王一人的信任，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事情。列宁说：“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19。我们固然已无法了解楚悼王是如何从旧贵族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但他的客观实践告诉了我们：他和吴起一起是作为新兴势力的政治代表登上这个新的历史舞台的，吴起的改革是自新政权之“上”，而非旧政权之“上”。楚秦燕也好，三晋田齐也好，走的是同一条革命的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革命的普遍规律，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进行得彻底些，有的则颇不彻底。战国七国变法中，秦国商鞅变法是比较彻底、成效最大的。 ‎ ‎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中，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所谓“陈氏厚施”，这个问题是当时齐国贵族晏婴提出来的。这种现象不独齐国有，其他诸侯国也常出现，于是有人把它归结为春秋时期私家用减轻剥削的办法争取人民、战胜公室的普遍规律。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陈氏那种小斗进、大斗出的办法解释为减轻劳动人民的剥削，那就会遇到一个不可索解的常识问题，即如果小斗进、大斗出是陈氏与一般劳动人民的经常的经济关系（据说：“陈氏世从其施”），那么他不但无可剥削，还老是赔本。人们自然会问：陈氏的粮食到底从何而来？春秋战国时期，象陈氏那样收买人心的办法，的确比较普遍，他们到底向谁厚施？收买什么人心？这倒是值得弄清楚的问题。我在前节已谈到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改良主要争取国人的支持，不论是公室还是私家，普遍使用小恩小惠欺骗、利用国人作为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策略也被新兴势力所继承，用来壮大自己，分化、瓦解公室的武装力量。如晋国的封建化贵族把公室蚕食得“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20，鲁国以季氏为首的三家，最后干脆用“作中军”、“舍中军”的形式，把公室的武装力量（国人）给瓜分了21。楚国的白公胜也用“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22的办法收买楚国国人。可见“厚施”并非出于什么善心，更不是什么减轻剥削的“仁政”，而仅仅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这种策略所以为人们普遍采用，是由于当时国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国人是公室武装力量的组成者，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国人的地位已极不稳定，日益分化、日益贫困化与革命化，所以常用施舍来收买国人，当私家富于公室时，这个武器就成为私家战胜公室的法宝。 ‎ ‎　　 ‎ 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斗争 ‎ ‎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地主阶级在各国取得了统治权力之后，即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当时代表地主阶级掌权的是由奴隶主贵族阶级旧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且称之为封建化贵族，如晋之韩、赵、魏，鲁之季氏、孟氏、叔孙氏，齐之诸田等，他们在推翻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和掌权后所作的某些社会改革方面都起了积极的、革命的作用，但他们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同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关于封建化贵族及其统治的特点，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这里试作初步探索。 ‎ ‎　　封建化贵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特点是以食俸禄的官僚与食租税的封君相结合的体制，世代垄断了统治权，世代享有经济的和政治的特权。墨子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功）富贵面目美好者也”23，又说：“今王公大人之为政则反此，政以为便譬，宗於（族）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24。齐国的田襄子在控制了齐国政权之后，即“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25。又如“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陈）戴盖（邑）禄万钟26，荀子说他们“先祖当（傥）贤，子孙必显，行虽如桀纣，列从必尊”27，足见战国时虽然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可是由于“先祖当（傥）贤，子孙必显”，封建化贵族实际上世代当权，世代处于贵族特权地位。 ‎ ‎　　封建化贵族在经济剥削上的特点是以封建剥削为基础，同奴隶制残余相结合的方式。关于以封建剥削为基础这一点，文献记载较多、较明确，而奴隶制残余表现在什么地方？它如何与封建剥削相结合？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从战国时期封建化贵族剥削统治的特点来看，奴隶制残余的表现主要不在于生产或生活领域内使用多少奴婢方面，而在干他们把封建生产方式同奴隶制的某些剥削手段相结合无限制地榨取个体农民。奴隶制剥削方法的特点是：“在尽可能最短的期间内，尽可能从人身动产榨取最大量的努力”28‎ ‎。战国时期的封建化贵族不是把直接生产者直接转变为奴隶，而是利用封建的剥削形式，如“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使用奴隶制的剥削方法和手段，对封建个体农民进行苛征厚敛，尽可能从封建个体农民身上榨取最大量的劳动，使农民实际上处于奴隶般的困境，这种情况从当时反映地主阶级下层或小生产者上层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言论中，可以得到非常清楚的了解。如墨子说：“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收其常正（征），以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又说：“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在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荀子也指出；“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孟子看到当时的农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悲惨处境，不禁义愤填膺地指责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 ‎　　上述这些当时的见证人所言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封建化贵族不是简单地利用奴隶制残余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因此农民阶级反奴隶制残余的斗争在客观内容上是与反封建结合在一起的。荀子说：“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 ‎ ‎　　随着土地买卖和私营工商业高利贷的出现和发展，在封建化贵族之下，从社会基层分化出来了一个地主阶级的新阶层，这个阶层是在历史的前进运动中出现的，它同旧制度的联系较少，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都受到封建化贵族的限制和排挤。因此，随着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便日益滋长着对封建化贵族垄断经济政治特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行权利的再分配。当时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鉴于封建化贵族在经济上实行无限度地榨取，使社会主产遭到破坏，地主经济凝滞不前，于是日益强烈地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等赋”、“尚贤”等有代表性的要求，打着“仁政”、“裕民”旗号，强烈要求改革的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即反映了这个新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特别是带有浓厚的托古色彩的孟轲的主张，不一定都适合客观实际，但他们对当时弊政的揭露、抨击是切中要害的，他们主张改革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趋势的。 ‎ ‎　　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东方六国贵族腐朽虚弱的本质暴露得越来越具体，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一些有远见、主张革新的政治家，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对东方六国丧失了信心，而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秦国。儒家大师荀子入秦，见到秦国的新气象赞不绝口，并认为秦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他的学生法家李斯鉴于“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跑到秦国，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事业。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和秦王政的继续革新之后，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渐趋完备，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比东方六国远为广阔，秦国的胜利真乃“非幸也，数（理）也”。 ‎ ‎　　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无论在理论概括或对史料的解释方面，史学界都存在着较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分歧，为了求得教益，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 ‎　　 ‎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 战国经济研究概要 ‎　　黄中业《战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飞跃发展》（1981年）提出，以往史学界关于战国经济“发展”或“迅速发展”的一般性提法，没有指明事物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的变化，不足以揭示战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战国时期铁制工具的普遍用于生产，在中国经济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引起了经济上飞跃发展。当然，促成这一发展的，也还有新建立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新兴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发展生产的政策等这样一些必要的条件。何清谷《试论战国商业的发展》（1981年）提出，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商品交换日趋频繁，由于腐朽的奴隶制政权放松了对“末业”的控制和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企求商人的支持，使私营商业得到长时间的自由发展。在战国商业中，使用奴隶劳动不是个别现象，但不是太兴旺，商人驱使奴隶劳动的方法与奴隶社会相比已有很大的变化，奴隶不仅可以分享一部分商业利润，还可以积累私财。这只能算是奴隶制的残余。陈自方、毛挥《战国货币用金问题试探》（1982年）认为，战国时史籍中关于金的记载大量出现，其中很多都明确地称为“黄金”，而且黄金已作为货币大量使用，地下出土的金版、金饼即为实证，因此可以确知此时之“金”为黄金。由于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政治交易，战国时黄金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黄金货币流转到了各地。石瑄《铁鑺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农具》（1983年）认为，铁鑺实际上是金属第一次普遍地应用于耕作的体现者，战国时期的农业应是鑺耕的鼎盛时期，是犁耕的前夜。刘驰《对战国后期耕作方法中几个问题的探讨》（1984年）则认为，战国后期的农田耕作方法是以耒进行耕作的，每六尺宽的田地中，分为一尺宽的甽和五尺宽的垄台。李根蟠《先秦时代的沟洫农业》（1986年）在回顾了夏商周黄河中下游地区沟洫农业的情况后，认为沟洫农业不但是战国以前农业的主导形式和显著标志，而且是理解我国上古史的关键之一。战国时代沟洫农业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有：（1）自然景观的变化，农业生产中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2）井田制的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战国以后历代鼓吹恢复井田制的不乏其人，但除局部低洼盐碱地区有过类似的沟洫农田外，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田沟洫制度再也实行不起来，我国农业发展史上以沟洫制度为标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朱凤瀚《战国时期手工业者状况》（1989年）分别对战国时期隶属于官府手工业的劳动者状况、大型私营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状况、独立经营的小手工业者状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后两种手工业者的生产活动主要不是为官府和少数贵族消费服务，而是供给整个社会，特别是他们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商品投放到市场上去的，促使手工业从自然经济中得到进一步的解脱，此前极微弱的商品经济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铁制农具与手工工具的大量制造与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力与手工业生产力出现一个飞跃。生产力的飞跃、商品生产的扩大也就造成了当时城市经济的兴盛。徐学书《战国晚期官营冶铁手工业初探》（1990年）提出，战国晚期各国官营冶铁手工业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从采矿、冶炼到铸造、出售（供给）的完整产、供、销体系，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采、冶铁及铁器的管理（或兼管）机构、官吏及生产作坊。这个时期冶铁生产规模宏大，产品种类繁多，生产技术精良，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进入铁器时代以来冶铁生产的第一个高潮。铁器能在战国晚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作为生产者来说，官营冶铁手工业起了主要作用。‎ ‎　　‎ ‎　　（选自朱凤瀚、徐勇编著：《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节 春秋战国文化 ‎　　‎ ‎　　（选自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毛泽东论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 毛泽东论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　　‎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5页。）‎ 毛泽东论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 ‎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　　‎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7—668页。）‎ ‎(4)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史》中对于 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述 ‎　　‎ ‎　　在诗歌方面，这时发生一次革命性变化，拘泥的四言诗格式被打破，较为灵活的民间歌谣兴盛起来。在南方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了后来被汉代人称之为“楚辞”的骚体诗。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运用方言土语，句式错落多变，音调铿锵有力。它接近于七言诗，适合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是我国四言诗过渡到七言诗的桥梁。楚辞的作者除屈原外，还有宋玉、景差、唐勒等，而以屈原为杰出的代表。屈原的作品，利用民歌体的形式，吸取民间文学的丰富养料，深邃的思想表现于富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之中。尤其《离骚》、《九歌》，构思谨严而奇特，感情深挚而奔放，对后世文学影响极深。鲁迅说：“《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　　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宗室三大姓之一的贵族家庭。受过贵族家庭的文化教养，史称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二十几岁担任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颇受楚怀王信任。屈原对内主张“明法审度”、实行改革，对外主张采取联齐抗秦的正确的外交方针，遭到南后郑袖等人的反对和诬陷，而被楚怀王疏远，屡遭放逐。怀王受张仪欺骗，客死于秦。顷襄王时，楚益弱。公元前278年，秦将自起率军攻楚，郢都陷落，楚君臣东保陈城。就在这一年，屈原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在无限忧愤中自沉汨罗江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的诗篇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二十五篇。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一致，认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都是屈原的作品。屈原的优国优民的思想感情，强烈地表现在这些作品之中。‎ ‎　　《九歌》十一篇，是经过屈原改作的民间祭歌。《九歌》中创造的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等艺术形象，都是男神和女神。他们乘龙驾雾，来去飘忽，但都和现实世界的人一样，有爱有恨，有欢乐，有悲伤。《国殇》是《九歌》中具有特殊风格的一篇。它没有神话传说和爱情描写，它描写的是激烈的战斗场面和战士们为国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　　《离骚》是一篇第一人称的长篇抒情叙事诗，是屈原最伟大的作品。作品中，作者以丰富的想象，绚丽的色彩，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悲剧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诗人把理想比做美女，不惜代价地去追求。地上求不得，便御龙驾凤，飞向天国。天国和人间一样使他希望幻灭，理想落空。最后欲去楚远游，却又思念故乡。诗人就是这样把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交织在一起，深刻入微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后来被流放时所写的《九章》诸篇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抽思》写他放逐在外时，思念郢都，一夜之间，魂灵来去数次的心境。《哀郢》抒发他在被迫离开已沦陷的郢都的路上，一步一回头，一步一落泪的悲伤心情。屈原在他的另一作品《招魂》中呼喊出“魂兮归来”的声音，表达出他对祖国强烈的爱已达肝胆欲裂的程度。‎ 屈原的作品是我国战国时期文化高度发达的重要标志，它不但属于中华民族，也是全人类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先秦诸子研究概要（节录）‎ ‎　　诸子研究 ‎　　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历来是先秦史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文章数量之多，讨论问题之丰富，均为其他问题所难以比拟。‎ 一、先秦诸子学术流派 ‎　　近年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先秦诸子的综合评介及各学派之间的比较研究：二是关于春秋战国间的“百家争鸣”的研究评述。‎ ‎　　关于先秦诸子的综合评介及各学派之间的比较研究，金景芳《战国四家五子思想论略——儒家孟子、荀子、墨家墨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1980年）论述，战国时期，天下大乱，整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则为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关于当时的思想派别，阴阳家所长在于天文历法，农家则注意在生产技术，应属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范围。名家所争辩的不出逻辑范围，是方法论之事。至于纵横家则以不同的外交政策作为争论的主要内容。杂家则不名一家。真正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展开斗争的，实际只有儒、墨、道、法四家。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陈红映《先秦诸子起源新探》（1983‎ 年）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路线，大致是由国家官吏掌握的学术思想，经过畴人、缙绅的传诵与集结而成六经，再传而为私人百家。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就是：官府→缙绅→六经→诸子。“六经”是诸子的源头，不仅思想方面如此，文学等方面也如此。乔长路《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的学派划分问题》（1980年）不同意把独具特色的百家分为六派或十派，认为这样易于混淆思想斗争的历史阵线、难以反映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性、多样性、生动性和鲜明性。对于各家学说，科学的分析应是对它们的阶级属性的分析，按照阶级归宿划分。管仲学派应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启蒙思想先驱；孟轲学派、慎到学派、荀卿学派、法家商鞅、韩非都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政治代表，儒家、杨朱学派、道家宋钘、尹文学派都是没落奴隶主的思想代表，墨家、名家则属于小生产者的代言人。徐西华《儒、道学派同源说》（1985年）指出，儒学由鲁国人孔子创始，道学由楚国人老子创始，它们同属于东南海洋文化，因而其思想体系的特点相似。孔子的“仁”和老子的“柔”，分别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特点是相通的，有文字学、民族学、地理学证明。华仲麐《诸子与诸子学》（1984年）认为，先秦诸子之学，涵容至广，派别纷陈。然真正足以代表中国诸子与诸子学正派主流，不过儒、道、墨、名、法五家而已。更严格说，真正卓然自立而互不依傍者，只有三家，所以诸子十家之学，当以儒、道、墨为第一流；阴阳、名、法为二流；纵横、农、杂为三流。最后小说家不入流。‎ ‎　　关于春秋战国间的“百家争鸣”的研究评述，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1980年）提出，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先秦诸子表现在对待宗法礼治态度上思想解放有两种类型，即儒家的“改造”和墨家、道家、法家的否定。由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变，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马啸风《战国政治与百家争鸣》（1980年）认为，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是百家争鸣的直接动力；精神解放为百家争鸣创造了重要条件，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给百家争鸣准备了大量人才，统治阶级实行开放的思想政策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条件，列国纷争的政治局面客观上有利于百家并存。唐宇元《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1981年）分析说，诸子百家所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天道观、认识论、名实关系、社会伦理、礼与法以及各种政治学说。每一问题的争论，对立的两方也并非就是整齐划一，每一方本身在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争鸣中，儒与墨、儒与法、儒与道之间，固然是互相对立，但又互相摄取。如儒家荀子的“礼”是吸取了法家“法”的内容；法家韩非的“道”是改造了道家老子的“道”；后来封建社会中的儒法合流，也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互相对立、互相吸取的过程中形成的。曾宪东《战国百家争鸣考》（1984年）认为，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是百家争鸣产生的经济因素；列国纷争，士阶层蜂起是百家争鸣产生的社会政治因素；教育的兴起和学术中心的形成是百家争鸣产生的文化因素。吴信明《先秦“百家争鸣”的一些弱点和影响》（1985年）将先秦“百家争鸣”的弱点归纳为：其一，自好一端，不知全体；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三，缺乏理论的深刻性和严密性；其四，忽视深入全面的具体理论分析。他认为，先秦百家争鸣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能从尔后的中国哲学史上找到其留下的痕迹，这些弱点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一种思想方式和传统习惯，构成我们民族理论思想和文化心理结构的短处和弱点。刘泽华《战国百家争鸣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1987年）强调，战国百家争鸣的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而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进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强化。孙开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及相互影响》（1988年）指出，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这样认识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 二、儒家 ‎　　‎ ‎　　（一）儒家综述 ‎　　游唤民《孟荀异同论》（1986年）提出，孟子主张法先王，荀子主张法后王是同中有异：孟子在现实的教育下，逐步摆脱了传统的束缚。这表现在：(1)主张用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2)提出君权民授，为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提供理论根据。(3)在君民关系上代表着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荀子却没有这种转变，一直坚持复辟奴隶制。表现在：(1)坚持用奴隶社会划分阶级的标准“礼”来倒转已经变化了的现实。(2)主张恢复奴隶制的国有制。(3)‎ 颂古非今，美化三代，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但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却是异中有同，互相包含，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罢了。朱贻庭《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述略》（1984年）论述说，仁、义、礼三者构成了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范畴，仁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所谓“爱人”。夸大道德的作用（主要是政治作用）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强调遵守礼制，维护宗法制度。人性论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解释道德的根源问题，同时也为道德修养提供了论据。乔伟《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1985年）认为，孔子法律思想的基本要点是以礼为主，礼刑并用。具体来说，就是先礼后刑，先教后杀。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法律思想，把仁学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作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国策。荀况虽然吸收了法家法治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又与法家学派有区别，维护了他作为儒家学派的根本立场。吕绍纲《论早期儒家的战争观念》（1990年）认为，早期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家，有一个虽有明确差异而基调始终一致的战争观念。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过多地看到战争反人道的一面，而忽视战争的社会历史作用。他们正确地猜到了战争受政治制约这个历史的奥秘，因而力图通过好的政治消灭战争，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的问题上，又十分强调政治的作用，以为军事的因素不足道。他们对战争轻蔑有余而研究不足。黄朴民《早期儒家军事思想基本特征试探》（1990年）则指出，早期儒家军事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对待军事活动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尽量回避甚至贬低军事活动的地位与意义，认为它是人类不幸的原因之一，主张设法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却又肯定军事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指出它是达到安天下的途径之一。早期儒家军事思想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将军事问题最大限度地从属于他们的政治伦理学主体。他们把自己关于军旅之事的观点，仅仅考虑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注释。他们的军事思想中笼罩着过于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军事思想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独立存在价值。‎ ‎　　（二）孔子 孔子是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关于其人、其事、其著述、其思想等等问题，长久以来始终吸引着许多古史研究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40年来，共出版了重要的专著和论集约60部，各种文章则有数千篇之多，其内容涉及到与孔子有关的很多宏观、微观问题，覆盖面非常广阔，即使是孔子的专门研究者也很难全部涉猎。而令人更难以把握的是，对孔子的研究往往更多地受到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一会儿被尊为“圣人”，捧上天去；一会儿被斥为“复辟狂”，踩在地下。或誉或毁，变化极大。直到近些年来，孔子的研究才真正地逐步走向了成熟和深入，学者们不断努力，挖掘新材料，利用新方法，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途径。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累累，出现了新气象，形成了新热点。大略而言，有关论著主要包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孔子的身世辨正、对孔子“仁”、“克己复礼”等重要学说的分析、孔子的各种思想研究、孔子与其他诸子的关系、孔子与《论语》等几个部分。‎ ‎　　关于孔子的总体评价，王玉哲《从客观影响上看孔子的历史作用》（1963年）提出，评估孔子的历史作用，应当以客观上的影响作为主要依据。周予同、贺卓君《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1979年）认为，辩证地看，孔子的政治思想虽然是保守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一个进步。蔡尚思《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1979年）的看法是：(l)对“四人帮”全盘否定孔子的估计，决不敢表示同意。(2)孔子一生中干过好事，例如保存和传授文化遗产，就比法家好得多、但是，如何评估孔子思想体系的两重性，还必须深入讨论。从整体来看，孔子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属于反面的东西。(3)正是由于孔子的反动思想能够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才出现把孔子偶象化的问题。(4)孔子把删存的《诗》、《书》传授下来，使不少很好的历史遗产得以留存，这决不是反对《诗》、《书》的道家，主张焚禁《诗》、《书》的法家所能相比的。李泽厚《孔子再评价》（1980年）则认为，孔子的思想可以使未来的华人社会里避免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失去人的本性。中华民族性格中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都可以追溯到“仁学”的影响。但是旧中国国民身上的麻木不仁，闭关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等弊病也与“仁学”有关。孔子思想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朱陈《评三种歪曲孔子的理论》（1980年）评价说，奴隶制复辟论、反封建的农民政治思想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滞缓论是三种对孔子的主要歪曲。孔子是第一个研究了中国奴隶社会君主政治的得失，掌握了天下治乱的政治规律，并且根据这种政治规律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中国封建社会最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思想。金景芳《孔子思想述略》（1981年）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共同心理的，这种共同心理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孔子 思想所起的作用。中国之有孔子，毋宁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因为孔子“好古”，他的背上有一个沉重的古的包袱。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评价孔子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但他是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乔长路《论孔子》（1984年）则主张，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匡亚明《孔子评传》提出，孔子是个言行一致、学问渊博、品德高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开后世儒家学说之先声。‎ ‎　　关于孔子的身世辨正，徐仁甫《孔子果真是“野合”而生的吗？》（1981年）首先对孔子“野合”而生的说法提出质疑。孙开太《关于孔子生身问题辨析》（1985年）则考证，古代的“野合”与现代的“野合”含义不同，古代将手续不完备的婚姻和男女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叫“野合”，他批评那种“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的结论是用今人的观点来看待古人的事情。骆承烈《孔子出身解》（1985年）和刘奉光、于敬德《“野合”小释》（1985年）两文也持基本一致的看法。‎ ‎　　关于孔子“仁”、“克己复礼”等重要学说的分析，郑昌淦《“克已复礼”辨》（1979年）认为，孔子与颜渊对话谈的不是“为政”之类的问题，而是个人的人生修养问题，“复礼”的复字也不是复辟之意，应作返或反字解，即一切言行要返于礼，以礼为依归，引申为以礼作为言行的准则。要做到儒家推崇的“四勿”非痛下“克己”功夫不可，所以才对颜渊说：要“克己复礼”。这样解释克己与复礼的关系，大概才说得通。至于孔丘，他虽是保守派，但不是复辟派。无论按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意见，孔丘都不成其为复辟派。赵光贤《论孔子学说中“仁”与“礼”的关系》（1985年）指出，“仁”与“礼”在孔子学说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以前，有些人把仁当作一种道德观念，孔子则进一步把它提高到贵族们应具备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的高度，这是孔子在哲学上的新贡献，有着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孔子思想的天平上，仁重于礼。丁原明《“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1985年）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它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但如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把它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更合适些。因此，“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一是孔子为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制定的基本政治原则；二是他为处理个人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所制定的基本伦理原则。而实践这两个原则的关键是“克己”，即以“克己”为纽带，去实现“仁”与“礼“的统一。赵俪生《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的一点辨析》（1986年）的说法是，仁礼二者在孔子那里是一对范畴，仅仅是对照的意思，任人选择；至于仁、礼分论，则难分孰大、孰小、孰高、孰低，除非主观上想把孔子压下去，是不能将孔子的礼置于仁之上，视礼较仁更高的。‎ ‎　　关于孔子各种思想的研究，王玉哲《研究历史应当实事求是——驳孔子主张人殉说》（1979年）分四个层次批驳了孔子主张人殉的说法：(1)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春秋末年的孔子不可能主张人殉。(2)孔子的中心思想与人殉制不相容。(3)从儒家的反对派的评论上看，孔子是反对人殉的。(4)孔子反对人殉说，两千年来无异辞。熊明安《“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政治主张》（1980年）提出，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是与他主张“德治”、推行“仁政”的治国方略相配合的，是他的为政措施之一。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民教育思想”，也不是针对教育被垄断而提出的一个口号，同时也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同化思想。而是孔子站在维护东周统治制度的保守立场，主张普遍施行礼乐教化，以调和阶级矛盾，恢复周礼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他主张对奴隶也施行礼乐教化，不能一味采用刑法来惩治，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性的进步，同时在施行礼乐教化过程中，对文化知识在民间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杨善群《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1984年）认为，孔子主张恢复“周公之藉”，是为了劝阻统治者的贪婪剥削，减轻人民日益繁重的赋税负担，使他们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并逐渐“富”裕起来。因而，孔子的这一要求，是未可厚非的。洪家义《试论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1984年）把孔子思想形成的原因概括为：(1)春秋时代的需要。(2)历史文化的积累。(3)生活实践的升华。而将孔子思想体系的特点总结为：一是体仁，二是中庸，三是修礼，四是行道。方延明《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1985年）认为，孔子学说是仁学，源于民本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继承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礼”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的礼，大则治理国家之大法，小则为人处事之礼貌；无所不及的中庸思想，是孔子学说的哲学方法，也是孔子的唯物主义思想部分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辩证法在孔子思想中的典型运用；大同思想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了孔子 的远大政治理想，是孔子入仕行道，终生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柯远扬《孔子军事思想试探》（1990年）评述，孔子军事思想尽管未成体系，但仍是很有价值的。孔子为了使鲁国立于不败之地，提出了“文事”“武事”兼备的著名国策。孔子十分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提出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效的。孔子又提出“足食、足兵”，这是其军事政治思想的中心。他又提倡“义勇”，所谓“义”实际也就是一定的政治观点问题，由此可认为他在治军上已开始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他还提出“征伐自天子出”的命题和主张，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关于孔子与其他诸子的关系，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1979年）认为，现存的“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据考察，《易传》中就包含着孔子说《易》的记录，和后来传《易》学者所补充的内容。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指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已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郭克煜、骆承烈《孔子与阳虎》（1981年）评介说，阳虎是春秋末年鲁国季孙氏的家臣，曾和孔子多次发生关系。科学地分析孔子与阳虎的关系，可以有助于对孔子的评价。在对待新兴事物及新势力的态度上，孔子和鲁、齐等国的旧势力心息相通。他和阳虎虽相貌酷似，在政治观点上却有很大不同。其态度始则敬而远之，继则表示反对，终则恶语中伤，都表示出与阳虎无任何合作的余地，在此问题上充分暴露出孔子维护旧势力的坚决态度。金景芳《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85年）考证，孔子的遗产，首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其中尤以《易》和《春秋》二书最为珍贵。此外，如《论语》及七十子后学遗说，亦不宜忽视。今人多承认《论语》是孔子遗产，而不承认孔子的主要遗产是六艺，这不是实事求是看待问题。于孔宝《管仲与孔子》（1990年）提出，孔子对管仲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从而使孔子创始的儒家文化揉进了齐文化的内容，正是这种齐学化了的儒学，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　　关于孔子与《论语》，周乾溁《〈论语〉三题》（1986年）对《为政》篇中“耳顺”与“从心”、《子罕》篇中“与命为仁”以及《乡党》篇中“色斯举矣”三句话的含义作了考释，并由此对《论语》一书予以相应的评价。‎ ‎　　（三）孟轲与《孟子》‎ ‎　　孟轲及其著作《孟子》，也是历来颇受研究者重视的课题之一，所见成果亦难以尽举，大致来看，近年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对孟子其人的总体论述、对孟子仁政学说的讨论、对孟子各种思想的分析研究等方面。‎ ‎　　关于孟子其人的总体论述，同乾溁《论孟轲的阶级属性》（1979年）批驳了孟轲是奴隶主复辟派的说法，认为他的主张是想在地主阶级所施行的政策上涂一层“仁义”的保护色，把“王道”作为实现统一的手段。诅咒暴力，避免暴力，正是由于害怕暴力，这是保持既得利益者的表现。正由于他代表了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也为某些人所喜爱。‎ ‎　　关于孟子仁政学说的讨论，孙开太《试论孟子的“仁政”学说》（1979年）认为，孟子是代表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那部分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他的政治主张的。他从“仁政”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的学说，这口号不可能真正实行，只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种政治手段。其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但不能因此对它一概否定，它也是当时客观情况在孟子思想上的反映。孟子是剥削阶级中看到人民的力量并引起很大重视的思想家。黄朴民《孟子“仁政”思想新探》（1984年）分析说，孟子“仁政”思想是复杂的思想体系，反映着新旧交替期社会变革在某些人们意识上打下的双重烙印，即：一方面不得不面对现实，另一方面又固执地迷恋往古。孟子的思想中，后者是主导的，前者是从属的。在评价“仁政”思想时，必须抓住其主要和实质性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但是，它又不可不曲折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要求，客观上多少符合人民的愿望，我们同样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刘祚昌《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进步意义》（1985年）则认为，仁政思想非孟子首创，在《书经》中可发现其萌芽。但第一次使用“仁政”，并把这一思想发展为完整体系仁政学说的则是孟子。“仁政”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人民性的学说，它与反人民的法家学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子的仁政纲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开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一切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总是把孟子的仁政学说作为改革的指导方针，而且许多耿直、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往往利用这个学说为武器，揭露、谴责历代封建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　　关于孟子各种思想的分析研究，翁德森《试论孟子的劳心劳力说》（1984年）评述，劳心劳力说并非孟子的发明，早在春秋时已有人提出。孟子主要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提出这一理论的。从孟子的一贯思想看，他所希冀的治人者是才德优异的圣主贤君。孟子藐视现实社会中的治人者，认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地位不是永恒不变的。王棣棠《试论孟子的历史观》（1981年）认为，孟子的历史观尽管是矛盾的，但确有宝藏。他意识到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和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他提高了人的价值，表现了对人的尊重；并在一定范围内接触到了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较为客观地评价个人及其作用；他还力图以历史的发展为依据，去触及历史发展的某些特征和必然性。刘蔚华《孟子思想研究》（1985年）指出，孟子是在封建制确立初期出现的儒学大师，其历史地位是同他继承、改造和发展孔子思想相联系的。儒学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孟子起了重要作用。其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与消极的不同影响。黄朴民《略论孟子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1986年）认为，孟子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它确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尽管孟子政治思想不乏合理的成份，对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剥削社会中被嘲弄被歪曲乃是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在历史上，它经常被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与霸道一起构成统治者对付人民的软硬两手。周乾溁《孟轲“法先王”的实质》（1986年）提出，孟子效法的先王是尧舜文武一类“明君”，目的在于推行先王之政即仁政。其实，孟子的仁政是在为以粗得温饱的宗法制下的家庭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构制一幅蓝图。孟轲高唱法先王，并非他的思想真的本自先王，恰恰相反，先王之政是他思想的反映。他所以言必称先王，无非是为了在他的主张上加一道金光，加大其权威性，以取得人们的信任。‎ ‎　　（四）荀况与《荀子》‎ ‎　　金德建《〈荀子〉零笺》（1980年）考证，(l)《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即“范睢”。(2)《荀子·儒效篇》的批评对象实际是孟柯。(3)《荀子·解蔽篇》和《淮南子·要略训》的宗旨相通。并对《荀子·不苟篇》中惠施、邓析的遗说进行了解释。庞朴《〈荀子〉发微》（1981年）指出，曾在齐国临淄稷下机构中“三为祭酒”的赵人荀况，是当时学者中最大的学者。传世的三十二篇《荀子》，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雍容典雅的风度，给这个推论提供着坚实证据。这三十二篇作品，除卷末数篇或出于弟子纂述外，绝大部分当出于荀子手笔。这些作品，涉及当时学术的所有主要领域，其方面之广，论证之精，为先秦任何个人著作所不及，是一部值得认真重视的富文典册。在漫长的封建年代里，《荀子》因其性恶论的主张而一直受到冷遇。到了近代，其地位有所提高，及至现代，被一致推为先秦的最大唯物主义著作。龙宇纯《〈荀子〉真伪问题》（1983年）对近代以来怀疑《荀子》中多篇为“伪作”的意见持反对观点，认为《荀子》一书，除《修身》篇“天其不遂乎”一语可疑，“天”字可能为“夫”字之误而外，其余学者疑为伪作者，或则仅是章节的错乱问题，或则由于论者对于《荀子》之一知半解，全书实并无伪作痕迹。商聚德《〈荀子·仲尼〉篇作者问题辨析》（1984年）考证，《仲尼》篇的思想与公认出自荀子之手的《臣道》篇不但不矛盾，反倒是很一致的。《仲尼》篇反映的完全是荀子的思想，不是窜入的赝品，不应把它排斥在荀子的作品之外。岑贤安、何成轩《荀子不是从礼到法的过渡桥梁》（1981年）认为，荀子和韩非、李斯之间虽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在思想学说上却并不存在师承关系。他们分属于儒家和法家两个不同的学派。在政治活动上，他们所走的道路尤其迥异。荀子并不是从礼到法过渡的桥梁，韩非和李斯也并非通过荀子这座桥梁才踏上法家之路。‎ ‎　　（五）其他儒家 ‎　　骆承烈《论颜回》（1981年）评论说，总的看来，作为孔子得意门生的颜回，忠实地奉行了孔子的道义，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主张。他并不是一个接近道家，主张禁欲、无为的人物，而是和孔子持着一样的主张，是当时奴隶主阶级中的一个改革派。他们主张行“仁政”，对人民不要过份的剥削，使劳动者能够活下去，这在当时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只是因其早死，其学说未能尽情发挥，因而对后世政治影响不大。孔祥骅《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1985年）认为，孔门高足子夏氏在魏国建立的“西河学派”值得重视。“西河学派”的新儒家们，志在变革，顺应时潮，是一批勇猛的斗士，甚至为改革变法不惜舍命。李悝在魏，吴起奔楚，商鞅入秦，他们出将入相，富国强兵，推行变法，掀起了战国时代的改革浪潮，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推向新的阶段，写下了英武悲壮的光辉篇章。吕斌《淳于髡著〈晏子春秋〉》（1985‎ 年）考证，《晏子》的文体，语言文字、思想内容所具有的风格都与战国中期著作《孟子》最相接近，据此可以推断：该书成书在战国中期，其作者是齐国人并同孟子有一定的关系，这就使人联想到淳于髡。理由是：(1)他担任过齐国的博士官，有条件接触齐国的史籍和国家藏书，这是他编著《晏》最有利的条件。(2)他本人对晏婴的特殊感情，是他编著《晏》的主观原因。(3)《晏》的思想内容亦与淳于髡的思想吻合。(4)《晏》的风格与淳于髡的性格是相同的。(5)书中主人公晏婴的形象，已非历史上的原型，而是作者创造的，也有他自己的影子。‎ 三、法家 ‎　　‎ ‎　　（一）法家综述 ‎　　刘泽华《先秦法家关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1984年）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说：(1)法家圣化君主的理论具有突出的理论思维色彩，并有两个最主要的理论：一是君主拯救人类说；二是君与道同体说。(3)君主独一，权势独操，决事独断，视国家为私物，支配国家的一切，这五点集中反映了法家君主专制的思想。(3)法家的法治只是君主专制的手段。(4)法家所主张的君主专制还试图贯彻于经济生活过程，要使人们都依赖于君主才得以生活。(5)法家君主专制的彻底性还表现在禁绝一切背离法令的思想与学说。胡家聪《田齐法家法制理论的主要特点》（1984年）认为，齐法家主张厉行法制与礼义教化并举，因而在一定范围内容纳儒家学说；齐法家虽然重农，但不抑商；齐法家学说深受道家影响，形成“道、法”并提、“法、术、权、势”结合的系统学说。这些与秦法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异。‎ ‎　　（二）《管子》‎ ‎　　胡家聪《〈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1984年）认为，今本《管子》是西汉时著名学者刘向改编过的，比战国时编成的《管子》原本增添了许多篇章，其中《管子解》也包括在增添篇章之内。它作于战国而不是汉代，其特色是：(1)表达原意，由隐而显。(2)既是继承，又有发挥。(3)总结经验，对比鲜明。(4)解释简明，说理透彻。这四篇解文可能是四位稷下先生分头写的，并非出自一人之手。李曦《就管仲遗著问题与胡家聪先生商榷》（1988年）基本上同意关锋、林聿时《管仲遗著考》认为《管子》“经言”各篇为管仲遗著的观点，而反对胡家聪《〈管子·经言〉作于战国田齐考辨——驳〈管仲遗著考〉》的观点。他从“帝”、“王”、“霸”是“战国时代印记”吗、打着《老子》的印记吗、打着战国法家的印记吗、关于“兼爱”和“九败”、“卿相”并非战国时代的印记、关于“万乘之国”等6个方面对胡家聪文中“鲜明的战国印记”一节进行了商榷。张荣明《〈管子〉原本考商榷》（1990年）则对以胡家聪为代表的认为《管子》有“原本”的观点提出商榷，说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汉晚期“管子”书的著录不仅从《七略》可以看出，从刘向的《别录》更可看出。《别录》所录除了皇家及“大史”藏书外，还有其他三种，再加上“十八篇，在法家”者计四种，都可以说是《管子》的“原本”，何为十八篇者独为“原本”？通过对《管子》编定前后流传情况的考察，推定刘向编定《管子》之前并无“定本”或“原本”，这大概更近于历史事实。‎ ‎　　于汝波、刘庆《〈管子〉的国防思想》（1990年）从“以人为本”的国防观、“富国强兵”的国防建设思想、“教盖天下”的国防教育思想、严“制”明“计”的国防管理思想、“全胜”“必胜”的国防斗争策略等方面评述了《管子》一书的国防思想。袁德金《论〈管子〉的军事思想》（1990年）认为，《管子》对战争的重要作用有所认识；它的治军思想是较丰富、并富有特色的；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总之，《管子》的军事思想是较丰富、精彩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继孙武以后，在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园地里，开放出的又一朵绚丽之花，在先秦军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　　胡家聪《〈侈靡篇〉断代质疑》（1980年）说，全面考察《侈靡篇》的写作时代，它不会写在西汉初年吕后专政之时，很可能写在战国后期齐王建时期的稷下学宫。其思想内容，与王建时期齐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分不开。就是说，作者主张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兴工，大量就业，促使经济繁荣的学说，是齐国退让求和，不作战备，偏安海隅，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产物。他的《〈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1981年）认为，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仍坚持该篇作于王莽时的旧说是错误时，提出：《轻重》篇有战国时烙印；以齐国为本位；以齐桓公和管仲 对话的形式写作；有齐法家的经济学说，这四个方面都是《轻重》篇中的内证，并且是互为证明、不可分割的。据此可证，《轻重》作于战国时的齐国，内容是田齐封建化改革后兴起的法家新学派的经济学说。从战国到汉代，《轻重》诸篇流传有序，贾谊、司马迁、桑弘羊、桓宽、刘向、班固等人都曾读过该篇。在春波《〈侈靡〉篇与田齐国策之争》（1990年）重申了他认为《侈靡》篇是苏秦作于齐湣王十二年齐秦并立东西帝前后的观点，并进一步介绍了当时田齐朝野中关于尊君与上贤之争、重刑杀与宽政教之争、对耕战政策的阐述、对重商主义及政策的阐述、对消费观点和政策的阐述、对帝制运动的主张等等对立观点和对国策的激烈争论，指出苏秦作《侈靡》篇就是为反对吕礼的联衡政策，实现其为燕昭王策划的合纵战略这一目的的。‎ ‎　　（三）《商君书》‎ ‎　　高亨《商君与〈商君书〉略论》（1974年）和杨春霖《读〈商君书〉札记》（1977年）分别对《商君书》各篇中某些词句的注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亨《商君书注译》认为，《商君书》的语言风格颇不一致，而且有些彼此重复和歧异之处，足证非出于一人之手。他指出《徕民》篇决不是商鞅所作。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进一步指明，《徕民》一篇，乃习闻商君遗说者为秦划策。从而为这篇作品的作者划出了大致的范围。蒋伯潜《诸子通考·〈商君书〉考》则明确提到了两个可能是原署名为商鞅的作品（包括《徕民篇》）的实际作者的名字：尸佼和尉缭。徐勇《〈商君书·徕民篇〉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蠡测》（1991年）考证出，《徕民》篇的作者对各诸侯国特别是三晋的情况非常了解，很可能曾在这些国家生活过，他当是从公元前242年至前230年这十二年间由三晋（韩国和魏国可能性最大）入秦的、地位很高的一位客卿。从各种证据来看，该篇很可能是尉缭入秦后与秦王政谈话的记录，似可作为《尉缭子》的一篇佚文对待。‎ ‎　　（四）韩非与《韩非子》‎ ‎　　对韩非及其著作《韩非子》的研究，是先秦诸子研究中的重点之一。近年所见文章主要集中在韩非被杀原因的分析、《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的商讨、韩非思想的研究等方面。‎ ‎　　关于韩非被杀原因的分析，王举忠《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1981年）认为，司马迁在《韩非列传》中关于韩非之死的记载，一者不合情理，二者无可靠事实为证，故不能作为立论的依据。《战国策·秦策》和《韩非子·存韩》两篇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既合情又合理，从中可以看出韩非被李斯所杀不是因为李斯嫉妒，而是因为他反对秦国灭韩，阻碍秦的统一。韩非在实践上背离了自己的理论，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贡献因而受到了影响和限制。而李斯不仅是法家思想杰出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法家理论的杰出实行家，他对历史的重大贡献必须充分肯定。那种贬李褒韩的错误做法以及李斯嫉杀韩非的传统观点，都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龚维英《试析韩非之死》（1983年）对王举忠的观点提出反驳，认为，《战国策·秦策》“四国为一”节实在难以谈得上什么史料价值，太史公予以摒弃是有理由的。李斯韩非这一对荀门高足，都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勋臣，二人之间不可能存在着什么“是坚持还是反对秦统一中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太史公所写的关于韩非之死的历史是可信的，对于韩非之死，李斯有洗刷不净的罪愆。徐勇《李斯杀韩非原因浅析——兼与王举忠同志商榷》（1986年）则考述说，《韩非子》一书的价值，无论在史学、文学和哲学方面都高于李斯的著作。李斯嫉杀韩非绝非偶然，而正是符合逻辑发展的事件，与他的处世哲学完全一致。同样是为了个人利益，李斯可以叛不韦、斥王绾、杀蒙恬，他为什么就不会进谗言杀害才能高于自己的韩非呢？其中有政治背景，更是争权夺势。当时秦是唯一有力量统一天下的国家，先灭韩还是先灭赵只是策略问题，不会从整个战略上影响秦统一大业。因此，把韩非建议先攻赵作为“弱秦”阴谋的证据，根本不能成立。古今许多学者在各自进行独立研究后，都得出李斯嫉杀韩非的结论，不应一概斥为“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如有可靠证据，历史的翻案文章是可以而且应当作的，否则，就要特别慎重。李斯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应予全面评价，但在杀韩非这件事上，他是罪责难逃的。‎ ‎　　关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作者的商讨，容肇祖《读〈韩非子·初见秦篇〉》（1928年）指出：《初见秦》的作者既不是张仪，又不是韩非，更不是范睢，而是在昭王时范服稍后的一个人。郭沫若《〈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1944年）考证，《初见泰》篇首所说的合纵在秦昭王五十一年五月，该篇的绝对年代便是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的头三、四个月里，作者是秦昭王时入秦的吕不韦。陈奇猷《韩非子集释》重申了《初见秦》作于韩非说，理由是：(1)苏秦死后，六国削弱，而言合纵之声复起，故此篇首言合纵形势。(2)先是韩非为韩使秦，上书言存韩，故李斯害韩非于秦王，韩非欲自陈不见。此篇必系自陈不见之后上秦王书，后人不知此篇出《存韩》之后而题《初见秦》。(3)‎ 此篇在篇中无一字提及上书者之名，故编战国策者误为张仪之作。(4)韩非详述其策于此书中，一则乞秦王能任用，再则表明其为秦而不私韩，故与《存韩》篇发生矛盾。(5)本书民氓字音作民萌，而此篇亦作民萌；且知伯决晋水灌晋阳事，韩非屡道之，与本篇陈说，其旨趣皆同，可见本篇为韩非之作。朱鸿恩《〈韩非子·初见秦〉小议》（1979年）概述了前人各种说法的缺陷，着重对陈奇猷的五条理由逐条予以反驳，认为陈文维护“韩非说”把《初见秦》的问题倒退回去了。他基本赞成郭沫若的“吕不韦说”，但也承认，要想最后确立它，似乎还需要旁证。邓廷爵《关于〈韩非子·初见秦〉的作者与韩非之死》（1982年）分析了本篇作者疑案形成的历史原因，也对前人的各种说法一一作了否定，其中举出三条理由论证“吕不韦说”的不能成立。他提出，过去的讨论较为集中地注意“灭韩”与“存韩”二者的矛盾性，但未能考虑到《初见秦》说辞与李斯说秦王内容上的一致性，不少学者把探索拘圉于秦昭王时这个框框里。这就妨碍发掘新的资料，作出新的探索。如把李斯的言论与《初见秦》说辞作一番比较研究，可以明显看出，本篇说者立言，是以秦王政即位前列国斗争形势为依据的，与李斯说辞所用的语言完全一致。‎ ‎　　关于韩非思想的研究，袁伟时《试评韩非的“法、术、势”》（1979年）及《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1980年）与孔繁《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1979年）就“法、术、势”思想体系是否为韩非创立进行了辩驳。刘如瑛《韩非思想渊源辨正》（1985年）提出，韩非的思想是以批判地继承前代法家思想为基础，博采道、儒、墨、名各家之长而建立起来的独特的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他总结了管仲、邓析、慎到等人的主势说与商鞅的重刑说，借鉴了孔、荀的礼治主张，并把老子的无为与申不害的尚术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把君主权势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迫使臣民处于辣惧的心理状态，奉行公法，不敢犯上作乱，以求最大限度地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 ‎　　（五）其他法家 ‎　　李振纲《慎到评传》（1985年）从慎到的生平片断、贵势重民的权力说、尚法任公的法治观、君无事而臣任劳的驭臣之术等方面对慎到进行了评述，认为在慎到的思想体系中、道家思想是其哲学基础，法家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儒家思想居于辅助地位，他上承老子、下启韩非，初步创立了尚法重势的法治学说，成为后来法家韩非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道家 ‎　　‎ ‎　　（一）道家综述 ‎　　张成秋《先秦道家之资料问题》（1981年）介绍说，吾人研究古代学术，当先确定其可供研究之资料，研究先秦道家思想，自亦不能例外。资料有真伪，不辨真伪，则易：失去各家学说之真象；乱了学说先后之次序；乱了学派相承之系统。然伪书亦有其应用之价值，不应全然弃置。其价值在(1)可窥知作者当时之思想。(2)保有前代资料，可以藉此阐发先代学说之意旨。就先秦道家而言，最为可靠的资料当属《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书了。‎ ‎　　向燕南《战国末期新道家的历史思想》（1987年）提出，战国末年兴起的新道家学派的学说中蕴有丰富的历史思想。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革，各国兴衰存亡的事实，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新道家诸子的思想认识，而对于当时各种学说的吸收，也使得他们的学说更加完善，从而使他们能够对社会历史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见解。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思想中的局限性。一是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二是阶级的局限性，说到底，他们的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　　（二）《老子》‎ ‎　　对《老子》一书及老子其人的研究，是先秦诸子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近年所见文章论述最为集中的是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综论、对《老子》内容结构的考证、对《老子》思想的研究等问题。‎ ‎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综论，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1979年）一考证：(l)老聃就是老阳子，他在约42岁以前，曾受周王朝迫害，逃往别国。(2)孔丘问礼于老聃是在鲁国，当时孔丘17岁，老聃约37岁。孔丘后又到周王朝，是否见到老聃，不可考。(3)王子朝等带着东周王朝的图书，逃往楚国，图书既已不存，掌管图书的官吏自可撤销，老聃因而去官，年约56岁。(4)‎ 老聃时代周王朝的那些事实，均为他亲身经历或闻见，不免冲击他的生活，触及他的灵魂，给他以深刻教育，对他世界观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的影响。张松如、赵明《论老子》（1980年）论述说，老子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位古代思想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他与孔丘、墨翟鼎足而立，对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依《史记》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老子》一书当为老聃所著，虽然还有某些细节需进一步探索，但从基本事实来看，司马迁的记载还是经受住了历史的各种检验的。老子的政治思想有其进步、积极的一面，又有其落后、消极的一面，但前者是主要的。他的政治思想代表着农民的利益、反映着社会直接生产者的要求和愿望。老子有无神论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朴素辩证法思想，他的认识上也有某些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杨向奎《再论老子——神守、史老、道》（1990年）认为，老子出于申，《史记》说老子是楚人，这是对的，申与楚本为一家。“老冉”只是“老者”“老先生”“老史官”等尊称而已，后人遂以“聃”作字。老子是楚之史老，他明于史、诗及礼，这仍然是“申”之传统。这么一位史老，来自神巫，传达“天旨”，但他不信天神上帝，因而与传统之神巫相忤，《老子》一书，实在是一种新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我们不能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他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伟大的革新者。‎ ‎　　关于《老子》内容结构的考证，杨柳桥《〈易传〉与〈老子〉》（1981年）论述，《老子》哲学思想的形成，应该是在《周易》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天道观的阐述、《易传》较之《老子》要周密得多、明朗得多。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凡是含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都在继承着易家这个思想传统；凡是含有唯心主义倾向的，都在发扬着道家这个思想传统。《易传》和《老子》都认为”天下的一切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但它们的认识方法却是完全相反的。李炳海《〈老子〉一书的经、传结构及编次》（1984年）提出，在《老子》中《道经》和《德经》所要论述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展开这些问题的顺序也是一致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道经》是本经，《德经》是传，是经解、经说。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以《老子》解《老子》，用《老子》一书提供的内证，判定《老子》篇章编排的本来次第。这种以传解经的关系，反映了先秦时著述的一种风气、一种体例。正视这种关系，才能以《德经》解《道经》，使两者互相印证，互相发明。知道了这一点，就必然承认，传本这样的编排倒是《老子》一书的本来面目，无须依帛书《老子》改动。‎ ‎　　关于《老子》思想的研究，童书业《老子思想研究》（1980年）主张，(1)道家的正式起源，是在墨家之后，它的创立人是杨朱。老聃、庄周实际上都是杨朱的后学，后来他们纂夺了杨朱的地位，成为道家的师祖。(2)老子的宇宙观，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基本上是客观唯心论；唯物主义的成份很少。若从他的方法论来看，进步意义就相当大了。(3)老子处世哲学的特点，是与辩证观点相结合，一面讲“利”，一面又讲“不争”，但是“不争”是主要的一面。就是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积极的“为我”，这是没落贵族变成的小所有者隐士的态度的基本反映。(4)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基本哲学观点出发的。他批判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有为态度，也批判了墨家的“尚贤”、“天志”、“明鬼”等思想，他发展了杨朱的“为我主义”，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魏启明《老子代表没落阶级下层的利益吗？——读〈老子〉新注释本书后》（1980年）对老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辨析，认为班固的介绍基本符合实际，老子是道学的开创者。他在《德经》讲的就是“君入南面之术”即统治术。老子思想力图维护没落奴隶主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所以以为老子代表没落阶级下层的利益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腾复《弭兵时代和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1984年）认为，弭兵思潮在《老子》中得到充分反映。天道无为思想是老子的人道无为、君主以无事取天下的哲学根据。“无为而无以为”是他的最高社会政治纲领，“为之而无以为”是最低社会政治纲领。构成“为之而无以为”的最主要内容是“君主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具体说就是做到：贵柔守雌，知足知止，消弭战争。他的最高社会政治纲领，是为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这代表了他的倒退历史观。他的最低社会政治纲领，客观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主张，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是老子社会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张允熠《论〈老子〉思想的实质——兼谈老学的历史地位》（1985年）提出，尽管《老子》哲学中有其无神论的和辩证法的个别要素。尽管这些要素作为一种逻辑力量在历史上发出了回声，但从总体上看，《老子》哲学思想的实质却是蒙昧主义的。老子所追求的“人生社会”是“小国寡民”式的无科技、无文化、无进步乃至无人欲的原始、退化、蒙昧时代的蓝图。‎ ‎　　（三）《庄子》‎ ‎　　学术界对《庄子》的论述也是较广泛的，近年来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对庄子其人的评价、对庄子故里的考辨、对庄子其人及《庄子》其书某些思想的分析以及对杨朱问题的讨论等方面。‎ ‎　　关于庄子其人的评价，鲁凡之《论庄子》（1984年）从“生之忧——心芒物化与大哀大惑”、“死之惧——死生一体与近死之生”、“道与德——所好者道与进乎技矣”、“吾丧我——物化三态与道人三等”几个方面对庄子的思想进行了评述，认为庄子或许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的物化”范畴、并进行深入讨论的第一位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以个体主义作手段，企求达到绝对反个体主义的宇宙本体总体论者。‎ ‎　　关于庄子故里的考辨，菲铭《庄周故里辨》（1979年）提出庄子的故里不是河南商丘县东北的蒙泽，而应是安徽蒙城。杨武泉《评庄周故里为蒙城说》（1980年）和刘文刚《〈庄周故里辨〉商榷》（1980年）则对菲铭的说法提出商榷。王晓波《庄周故里为安徽蒙城辨》（l980年）分析说，之所以形成庄子故里为安徽蒙城的说法，寻其来源，与河南的蒙县有密切关系。安徽的蒙城是东晋时设立的侨居县，而正始有蒙城县之名，始于唐天宝元年（742年）。与此相反，河南的蒙城残破后，连县名也不复存留了。可能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造成的上述误解。常征《也谈庄周故里》（1981年）则认为，庄子故里与宋国睢阳以北的蒙县不相干，而当在楚境。庄子所出的蒙县，即包括今日涡阳及涡阳以北的永城、以南的蒙城三县地。《县志》说蒙县的“故城地基尚存”，可惜未言明具体地点。如果它在今永城县或涡阳县境，当可证明汉武帝以后的沛郡芒县即《县志》所说与山桑分治的蒙县。‎ ‎　　关于庄子其人及《庄子》其书某些思想的分析，陆永品《〈庄子〉与现实主义问题》（1980年）认为，《庄子》对某些社会矛盾的揭露，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不能给予过高的评价，该书宣扬的主要还是无是非、无善恶的虚无主义；逍遥无为、顺应自然的消极思想；主张社会倒退的反动观点。可以说《庄子》谈不上是什么现实主义的作品，只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它的消极影响还是主要的，王之榜《庄子伦理思想初探》（1983年）论述，庄子的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一样，对后世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同样表现出复杂性，精华与糟粕相混杂。庄子认识到道德观念是相对的，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仁义、善恶等观念。他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吃人本性。庄子伦理思想除了上述合理部分外，更大量、更主要的则是他鼓吹的道德虚无主义，它对后世起着消极腐蚀的作用。所以，分析庄子的伦理思想，清算其道德虚无主义思想，有现实意义。徐克谦《庄子与儒家》（1985年）提出，庄子之学与早期儒家学说有许多内在的思想联系，与同时期儒家人物的思想也是互相影响的。其脉络是：一方面孟子、荀子等人发现了孔子思想中比较积极的部分，逐渐形成了适应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儒家伦理政治学说；另一方面，庄周、杨朱等思想家则将早期儒家学说的某些因素向消极方面发展，形成了以遁世、无为、追求个人内心精神的自我满足为色彩的道家思想。两者虽有很大区别，但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有一些共同的遗传因子。‎ ‎　　关于杨朱问题讨论，冯韶、冯金源《杨朱考》（1980年）和他们的《杨朱考补充论证》（1981年）认为，在杨朱其人的争论中，学术界多年来有不正确的认识，蔡元培早年提出的杨朱就是庄周的见解是最可信从的。并对此说法进一步加以申论。孙开太《杨朱是庄周吗？——〈杨朱考〉及其〈补充论证〉质疑》（1983年）则对此提出相反意见，认为：(1)杨朱实有其人。(2)《吕氏春秋·不二》中的“阳生”不是庄周。(3)《庄子》与《孟子》没有互相引证是正常的。(4)蔡元培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杨朱即庄周”说，虽经两位冯先生重新加以论证，仍然是难以成立的。徐克谦《杨朱思想探源》（1984年）认为，杨朱的学说同儒家曾参的思想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贵己重生的伦理观，是从曾参一派所提倡的“不亏其身”，“不损其形”的孝道以及注重内省，“不求诸己”的人生态度发展演变而来。可以说，杨朱一派是早期儒家的支流余裔。杨朱学说以曾参一派的思想为其渊源，由此演变发挥下去，最终背离了儒家正统，成了一个异端。它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一部分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的没落旧贵族的思想意识。‎ ‎　　（四）其他道家 ‎　　何浩《老莱子其人及其道论》（1985年）指出，人们常常认为道家源于“楚”之老子。就历史实际而言，倒不如说，楚国的道家思想事实上是肇始于老莱子。陈人老聃、楚人老莱、宋人庄周等共同形成的道家思想体系，是秦秋至战国那个特殊时代的思潮之一。‎ ‎　　李定生《文子论道》（1984年）考论说，《文子》是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籍，它先于《淮南子》而成书。《文子》虽经后人篡改润益，但不是伪书，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从道、道和德、道德和仁义礼法，以及由道到术的发展来看，文子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　　蒋国保《今本〈关尹子〉辨析》（1981年）提出，今本《关尹子》虽然不可视为春秋时的作品，然而却是一份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今本《关尹子》的成书年代与张心徵推断今本《关尹子》为朱光庭所撰的结论虽然大体相合，但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记载为根据，只可作为一说，而不能成为定论。‎ ‎　　严北溟、严捷《〈列子〉真伪及其思想价值平议》（1985年）针对《列子》是否伪书问题考辨说，如果杂纂诸家之言，最多只能弄出一个大拼盘，怎会造出《列子》这样有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妥当的解释是：其一，伪作者自有其一贯之道，他据此来剪裁诸家之说；其二，伪作者当有所本，亦即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今本《列子》中有部分章节正是先秦《列子》的佚卷。因此它是伪中有真。《列子》中还保存了不少先秦其它佚书的片断，也很有价值。‎ ‎　　谭家健《〈鹖冠子〉试论》（1986年）从鹖冠子其人其书、《鹖冠子》的思想体系、《鹖冠子》的文学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笼统说《鹖冠子》真伪相杂未必确切。我们并不否认其书可能有后人修改补充的成分，因为这种现象在所有先秦古籍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鹖冠子》的篇卷数目历来记载不一，某些篇章分合增删也许已非原貌，但这并不妨碍把它当作基本上是先秦古籍，而不必由于稍有疑问就斥为伪书置之不顾。在哲学上，《鹖冠子》发展了战国中期以来的元气说，其自然观具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它还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发展了《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在政治上，它强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它的军事思想继承而又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的看来，它在先秦散文中不算特别出色，但必须给它以应有的评价。曹旅宁《〈鹖冠子〉述评》（1988年）认为，鹖冠子根据楚国的政治现状，吸取楚地及百家各派的传统和主张，完成了一个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大部分内容便保留在今本《鹖冠子》中。因此，我们在研究先秦思想史，探索楚文化时，要注意《鹖冠子》所体现的思想，所提供的材料。‎ 五、墨家 ‎　　‎ ‎　　（一）墨家综述 ‎　　龚维英《稷下先生内有无墨者》（1985年）提出：(l)从稷下兴衰史和墨家演变史来看，早期墨者不可能参与稷下学宫。(2)公元前4世纪，墨家分成南、北两派，少数北方墨者有可能进入稷下。(3)后期墨者是否跻身稷下，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徒具躯壳、无有精神的墨徒当然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稷下学宫；而真正质朴的墨者，只要保存着墨子思想的真缔，决不会进入稷下学宫，和儒、道、名辩之徒同吃一锅饭、同唱一出戏。‎ ‎　　（二）墨子 ‎　　水渭松《墨子“不非殉”辩》（1981年）对郭沫若早年发表的《墨家节葬不非殉》一文提出不同看法，说郭文把墨子所引以批判的“执厚葬久丧者”之言，误以为“墨子的话”，把意思完全给弄颠倒了。至于该文所举墨家“第三代”巨子孟胜，为报阳城君而“死之”，造成了弟子集体自杀的事件，也与“杀殉”之例不类。王越《走出孔门独树一帜的墨翟——关于墨翟的重新探索》（1984年）考述，《史记·儒林传》禽滑厘所师者很可能就是澹台子羽，也即是后来自创一个学派的墨翟。他律己之严，声望之高，影响之大，弟子之众，在孔门中首屈一指，但儒分为八没有子羽氏之儒。这是因为“子羽”（翟）走出了孔门，自创一墨家学派与儒家对立。澹台子羽（墨翟）除了受孔子之术、熟习诗书以外，还长于工艺制造，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他走出孔门的原因，《淮南子·要略》举出三点：一是不同意孔子所倡导的繁文缛礼；二是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之俗；三是反对儒家服三年之丧。由《墨子·公孟》可见，墨翟之非儒主要是从政治观点（丧天下）来提问题，崇天志、明鬼神，不过是他假“天志”鬼神之名，宣扬其改革社会的主张。‎ ‎　　（三）《墨经》‎ ‎　　朱志凯《墨经作者辨析》（1984年）认为，《经上下》为墨子自著，并对《墨经》作者的不同意见提出质疑：(1)由《兼爱》、《非攻》、《天志》的文体与《经上下》、《经说上下》不同，而论定后者非墨子自著是不能成立的。(2)所谓“理想不同”只能说明墨子世界观的变化，而不能以此为理由来否定墨子是《经上下》的作者。(3)文中有无“墨者”之称与《经上下》作者无关。(4)此六篇是讨论与惠施、公孙龙的关系的内容，不能看作是惠施、公孙龙所著。(5)‎ 墨子时代虽未形成“亲自著书的风气”，但并不排斥墨子著书。蔡明田《析论墨子的非攻思想》（1984年）认为，墨子非攻的理由很简单，只因为对攻战双方均不利，小则劳民伤财，大则国家失卒，百姓易务，甚或众叛亲离、亡国，而好攻者为罪魁祸首，故墨子用力最深处，乃在破除好攻者的名利之梦。攻战的原因不一，对治的方法也因而有异。墨子非攻的方法大抵不出四端：鼓吹义理，讲求守圉，国际互助，死力救攻。一言以蔽之曰：实践共利，以利止战。于泽民《〈墨子〉防御思想初探》（1990年）从“非攻、救守的反战立场”、“综合国力的安国之道”、“依托坚城的防御原则”等方面阐述了《墨子》的防御思想，认为其对现代防御作战仍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　‎ 十一、兵家 ‎　‎ ‎　　（一）兵家综述 ‎　　1972年至1984年，五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竹、木简兵书，对先秦兵家的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　　综论兵家的文章有：刘伯宇《先秦兵家决策思想简论》，将先秦兵家决策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求完善决策的主观条件，使将帅有权有责；二是重视决策的客观依据即情报的收集、整理、分析；三是主张决策要选择最佳方案。‎ ‎　　（二）《孙子兵法》‎ ‎　　《孙子兵法》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兵家著作，历来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近年来由于银雀山竹简《孙子》和大通县上孙家寨木简《孙子》的发现，解决了一些长期争论的疑案，使《孙子兵法》的研究更趋向深入，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以来，国内共出版了有关专著约2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其数量和质量仍居先秦兵书研究的首位。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有孙武的故里和身世、《孙子兵法》的成书时代和作者、《孙子兵法》的版本源流、《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孙武及《孙子兵法》的影响和地位等问题。‎ ‎　　关于孙武的故里，多数学者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论述认为孙武是乐安人，但此乐安指哪个时代的乐安，在今何处则分歧较大。吴如嵩、陈秉才《孙子故里考疑》（1990年）、王丙臣《古代军事家孙武故里在惠民》（1990年）等文认为，乐安乃唐代地名，其地望在今山东省惠民县；舒荣先、牛万政《孙武里籍考辨》（1988年）认为，乐安为先秦地名，其地望根据汉承秦制、秦承齐制推论应是在今山东省博兴县。近期又有人提出孙武故里在山东广饶说、临淄说、宫邑说等，争论激烈。‎ ‎　　关于《孙子兵法》的成书时代，大致可分为战国说和春秋说两种认识，李零《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孙子〉著作时代和作者的重议》（1979年）认为，汉简两〈孙子〉的出土不能完全解决《孙子兵法》作成时代问题，从该书反映的战争规模、军事思想、体裁形式等来看，不是孙武亲著，而是经过长期整理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齐国；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1982年）则认为，《孙子兵法》约成书于孙武逝世后40年左右即前496—前453年间，由其弟子整理而成；蓝永蔚《〈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1987年）从该书中“仁”的思想倾向、同政略融为一体的战略概念以及所反映的军事制度、作战样式等方面分析，认为它应成书于春秋末期。‎ ‎　　关于《孙子兵法》的版本源流，杨炳安《〈孙子〉书两大传本系统源流考》（1983年）考证，自宋代《武经七书》收入《孙子》后，历代注疏者多据此本，孙星衍从《道藏》中抄出《孙子集注》并整理刊印，《十一家注》本系统才大行于世。吴九龙《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1990年）认为，简本《孙子兵法》比《史记》、《叙录》、《汉书·艺文志》都要早，较今之传世本更接近孙武手定的原本。简本与《通典》、《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引文接近，而与十一家注本差异明显。‎ ‎　　关于《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与哲学思想。历来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近年来在一些方面又有新探索。谢国良《论〈孙子〉的“善战”思想》（1990年）将《孙子》的“善战”思想归纳为“重战、慎战、备战——安国全军”、“‘五事’、‘七计’——运筹全局”、“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先胜后战”、“因利用权——诡道制胜”五个方面。高锐《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论新探》（1990‎ 年）认为，孙子将“全胜”的内容区分成“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五个层次，而将“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作为“五全”之“次”，这种“全胜”思想既是战略决策的最佳选择，也是战术决策的最佳选择。吴如嵩《论〈孙子〉的战略指导思想》（1990年），从“战备观”、“国家利益观”、“综合国力观”、“策略观”四个方面分析了《孙子》的战略思想，并认为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迎接挑战都有借鉴意义。于汝波《〈孙子〉势论探析》（1990年）对“势”的基本含义、势论的性质及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作了评析。黄朴民《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孙子〉战国色彩说补证之一》（1990年）通过《孙子》的“五行”思想与《左传》等书、墨家后学的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孙子》中的“黄帝胜四帝问题”、“五”的概念，对《孙子》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提出了新看法。‎ ‎　　关于孙武及《孙子兵法》的影响和地位，刘庆《〈孙子〉兵学体系初探》（1990年）总结出《孙子》中“军事思想”、“思维形式”和“思维方式”三个体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内涵作了分析，从而初步勾画出该书的兵学体系。潘嘉玢《略论〈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影响及启示》（1990年）首先回顾了《孙子》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并评述了各种译本对国外军事思想的影响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运用，进而对国外形成的“孙子热”进行了反思。孙纯阳《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思想》（1988年）认为，孙武是集兵权谋家与兵形势家于一身的军事理论家，《孙子兵法》比古希腊的《长征记》和古罗马的《谋略例说》早得多，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　　（三）《吴子》‎ ‎　　《吴子》又叫《吴子兵法》，历来与《孙子兵法》并称，但研究却相对薄弱。近年讨论较多的是作者问题、辨伪问题和军事思想的评价问题。‎ ‎　　学者们对于《吴子》的作者吴起及其事迹多予肯定，何崇恩《评吴起及〈吴子〉》（1985年）将吴起变法的内容归纳为打击旧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整顿楚国吏治，削减官吏禄秩；选练战斗之士，加强军事防卫；破横散从，统一言论。孙开太《战国初期的政治军事改革家吴起》（1985年）分别评述了吴起在魏、楚两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改革，认为他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孙开太、徐勇《吴起也是史学家》（1987年）则认为，吴起不仅是战国前期杰出的政治军事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　　李硕之、王式金《吴子浅说》认为今本《吴子》的作者是吴起，也不排除后人文字窜入的可能性。他们还就《吴子》中的一些军事概念及其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发展进行了评析。徐勇、孙开太《〈吴子兵法〉及其军事思想》（1987年）在承认今本《吴子》并非吴起兵法真本的同时，也不赞成完全斥其为伪书，认为从有关文献提供的线索看，今本6篇的基本思想还是吴起的，应作为研究其军事理论的主要依据。钱庆平《吴子和〈吴子兵法〉》（1988年）提出，该书主要包括政略和战略结合的战争观、教战和励士结合的治军论、一般原则和特殊打法结合的用兵论。‎ ‎　　（四）《司马法》‎ ‎　　近年研究《司马法》的文章不多。蓝永蔚《〈司马法〉书考》从今本的书名、内容、历代引文和哲学思想源流等方面进行考证，认为今本就是汉本《司马法》的残篇。王中兴《〈司马法〉及其轻重说》（1985年）认为“轻重说”是该书军事哲学的核心，其理论实质是“杂”，强调从各种对立统一因素中去分析问题。田旭东《关于〈司马法〉的几个问题》（1987年）从军制、军赋等方面对《司马法》与《周礼》进行比较，补充了蓝永蔚的观点。金德建《齐威王使大夫述作之〈司马兵法〉析论》（1989年）考证，齐威王时稷下大夫们造述的《司马法》，包含两种制度，其一符合古文说《周礼》，其二符合今文说《王制》。‎ ‎　　（五）《六韬》‎ ‎　　学术界近年对《六韬》的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成书时代，二是军事思想。‎ ‎　　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手段》将《六韬》的成书时代断为春秋。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1981年）认为，该书是秦始皇在位时写成的作品。刘宏章《〈六韬〉初探》（1985年）认为，《六韬》成书的下限在战国中期。谢祥皓《略谈古代齐国的军事思想》则认为，在能依据确凿之证据找出其作者之前，还是应当记在姜太公的名下。孔德祺《六韬浅说》同意“战国时成书说”，并举出几条证据加以论证。徐勇《论齐威王重视军事与齐国的强盛》进一步考证，《六韬》可能是由齐威王组织稷下大夫们写成。‎ ‎　　张烈从《六韬》的基本观点分析，认为该书是杂家作品而非儒家作品。刘宏章则认为，名之曰道法家似乎更为贴切一些。吴如嵩《论〈六韬〉的军事思想》（1988‎ 年）从《六韬》的战争观、战略论、战斗论、战场勤务论、治军论等方面论述了其军事思想。秦勇《〈六韬〉的军事后勤思想》（1990年）则重点评介了该书的军事后勤理论。‎ ‎　　（六）《孙膑兵法》‎ ‎　　《孙膑兵法》即《齐孙子》，久已失传，宋明以来有些人甚至怀疑其在历史上存在过。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孙膑兵法》竹简，否定了伪书说，在学术界掀起整理、研究这本兵书的热潮。除了校勘方面的成果外，讨论较多的是《孙膑兵法》的军事思想、《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关系等问题。‎ ‎　　詹立波《〈孙膑兵法〉残简介绍》（1974年）认为，该书有几点值得重视：(1)主张以兵“禁争夺”。(2)认为寡可以胜众。(3)重视攻城和阵法的运用。(4)对将提出了严格要求。(5)反映了一些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任继愈《〈孙膑兵法〉的哲学思想》（1974年）将该书的哲学思想归纳为“总结战争规律”、“肯定战争不可避免，但主张慎战”、“用兵打仗要根据具体情况行事”、“关于形名关系的论述”、“五行说”、“朴素的唯物论”六个方面。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1975年）认为，《孙膑兵法》佚书在山东出土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补《史记》孙膑传，从编定年代、书中反映的思想以及孙膑在齐有弟子等情况看，该书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将该书内容总结为“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必攻不守”的战略指导思想、巧妙造势的灵活战术、以人为贵的治军原则和以“道”致胜的军事哲学。许保林《孙膑和〈孙膑兵法〉》（1986年）则认为“必攻不守”是指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术思想。杨善群《孙膑的军队建设理论及其实践》（1990年）认为，孙膑在军队建设方面，对将帅的选任、军队的编制、君将兵民的关系、法制与纪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过许多深刻的见解，并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　　陈济康、邓泽宗《略谈〈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1987年）着重论述了《孙膑兵法》以战国时代的战争实践为基础，在攻城问题上，把《孙子》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霍印章《论〈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1990年）则认为，《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的师承，不是一般的、个别的，而是全面、具体、深刻的，这个特点是它所独具的，是一切其他先秦著作中所没有的，因此，只有《孙膑兵法》才是《孙子兵法》在先秦时代的真正继承者。‎ ‎　　‎ ‎　　（选自朱凤瀚等：《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近年来孔子研究撮述 ‎　　徐勇 黄朴民 ‎　　‎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其影响之大，争议之多，是其他任何一位古代思想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就决定了在先秦儒家研究中，孔子的研究一直是一大热门课题，发表论文之多，实可以“汗牛充栋”作喻。尤其是近年以来，对孔子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和成熟，有关成果更是令人瞩目。这里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择要介绍，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　　大略而言，所见孔子研究的论述主要包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孔子的身世辨正、对孔子“仁”、“克己复礼”等重要学说的分析、孔子的各种思想研究、孔子与其他诸子的关系、孔子与《论语》等几个部分。‎ ‎　　关于孔子的总体评价，周予同、贺卓君《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1979年）认为，辩证地看，孔子的政治思想虽然是保守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又是一个进步。蔡尚思《对几种有关孔子思想评价的看法》（1979年）的看法是：(1)对“四人帮”全盘否定孔子的估计，决不敢表示同意。(2)孔子一生中干过好事，例如保存和传授文化遗产，就比法家好得多。但是，如何评估孔子思想体系的两重性，还必须深入讨论。从整体来看，孔子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属于反面的东西。(3)正是由于孔子的反动思想能够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才出现把孔子偶象化的问题。(4)孔子把删存的《诗》、《书》传授下来，使不少很好的历史遗产得以留存，这决不是反对《诗》、《书》的道家，主张焚禁《诗》、《书》的法家所能比的。李泽厚《孔子再评价》（1980年）则认为，孔子 的思想可以使未来的华人社会避免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失去人的本性。中华民族性格中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都可以追溯到“仁学”的影响。但是旧中国国民身上的麻木不仁、闭关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等弊病也与“仁学”有关。孔子思想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朱陈《评三种歪曲孔子的理论》（1980年）评价说，奴隶制复辟论、反封建的农民政治思想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滞缓论是三种对孔子的主要歪曲。孔子是第一个研究了中国奴隶社会君主政治的得失，掌握了天下治乱的政治规律，并且根据这种政治规律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中国封建社会最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思想。金景芳《孔子思想述略》（1981年）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有共同心理的，这种共同心理的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孔子思想所起的作用。中国之有孔子，毋宁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因为孔子“好古”，他的背上有一个沉重的包袱。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评价孔子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但他是奴隶主阶级的改革派。乔长路《论孔子》（1984年）则主张，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匡亚明《孔子评传》提出，孔子是个言行一致、学问渊博、品德高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开后世儒家学说之先声。总之，关于孔子的总体评价问题，其焦点可以说是集中在对孔子基本学说的内涵和价值的判断上。其中持肯定意见的，如匡亚明、金景芳等人，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字，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参见《孔子评传》和《孔子新传》等著作），而持否定意见的蔡尚思等人则断定孔子思想体系的主干是所谓的“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反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基本上属于反面性质（参见《孔子思想体系》一书）。从不同的价值认同出发，关于孔子的总体评价就呈现出不可调和的分岐。‎ ‎　　关于孔子身世的辨正，徐仁甫《孔子果真是“野合”而生的吗？》（1981年）首先对孔子“野合”而生的说法提出质疑。孙开泰《关于孔子生身问题辨析》（1985年）则考证，古代的“野合”与现代的“野合”含义不同，古代将手续不完备的婚姻和男女年龄相差很大的婚姻叫“野合”、他批评那种“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的结论是用今人的观点来看待古人的事情。骆承烈《孔子出身解》（1985年）和刘奉光、于敬德《“野合”小释》（1985年）两文也持基本一致的看法。‎ ‎　　关于孔子“仁”、“克己复礼”等重要学说的分析，郑昌淦《“克己复礼”辨》（1979年）认为，孔子与颜渊对话谈的不是“为政”之类的问题，而是个人的人生修养问题，“复礼”的复字也不是复辟之意，应作返或反字解，即一切言行要返于礼，以礼为依据，引申为以礼作为言行的准则。要做到儒家推崇的“四勿”非痛下“克己”功夫不可，所以才对颜渊说：要“克己复礼”。这样解释克己与复礼的关系，大概才说得通。赵光贤《论孔子学说中“仁”与“礼”的关系》（1985年）指出，“仁”与“礼”在孔子学说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以前，有些人把仁当作一种道德观念，孔子则进一步把它提高到贵族们应具备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的高度，这是孔子在哲学上的新贡献，有着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孔子思想的天平上，仁重于礼。丁原明《“克己复礼为仁”的再评价》（1985年）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评价它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礼”。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观点，“礼”是包括冠、婚、丧、祭在内的礼节仪式及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但如从“礼”的本质上加以概括，把它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最高的、总的规范更合这些。因此，“克己复礼为仁”这一命题，一是孔子为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所制定的基本政治原则；二是他为处理个人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所制定的基本伦理原则。而实践这两个原则的关键是“克己”，即以“克己”为纽带，去实现“仁”与“礼”的统一。赵俪生《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的一点辨析》（1986年）的说法是，仁礼二者在孔子那里是一对范畴，仅仅是对照的意思，任人选择；至于仁、礼分论，则难分孰大、孰小、孰高、孰低，除非主观上想把孔子压下去，是不能将孔子的礼置于仁之上，视礼较仁更高的。‎ ‎　　关于孔子各种思想的研究，王玉哲《研究历史应当实事求是——驳孔子主张人殉说》（1979年）从四个层次批驳了孔子主张人殉的说法：(l)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春秋末年的孔子不可能主张人殉。(2)孔子的中心思想与人殉制不相容。(3)从儒家的反对派的评论上看，孔子是反对人殉的。(4)孔子反对人殉说，两千年来无异辞。熊明安《“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政治主张》（1980年）提出，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是与他主张“德治”、推行“仁政”的治国方略相配合的，是他的为政措施之一。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民教育思想”，也不是针对教育被垄断而提出的一个口号，同时也不仅是民族主义的同化思想。而是孔子 站在维护东周统治制度的保守立场，主张普遍施行礼乐教化，以调和阶级矛盾，恢复周礼，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他主张对奴隶也施行礼乐教化，不能一味采用刑法来惩治，这本身就是一种民主性的进步，同时在施行礼乐教化过程中，对文化知识在民间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李树尔《孔子所处的时代及其经济思想》（1991年）一文，对孔子的经济思想予以高度的评价。指出孔子支持旨在提高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经济改革，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观点如：使民足食，富而后教，薄敛厚施，节用爱人等等，都超出了他的前辈，在客观上反映了民众的某些要求，其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对历代经济改革家和思想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世人经济观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杨善群《孔子为什么要恢复“周公之藉”》（1984年）认为，孔子主张恢复“周公之藉”，是为了劝阻统治者的贪婪剥削，减轻人民日益繁重的赋税负担，使他们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并逐渐“富”裕起来。因而，孔子的这一要求，是未可厚非的。洪家义《试论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1984年）把孔子思想形成的原因概括为：(1)春秋时代的需要。(2)历史文化的积累。(3)生活实践的升华。而将孔子思想体系的特点总结为：一是体仁，二是中庸，三是修礼，四是行道。方延明《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1985年）认为，孔子学说是仁学，源于民本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继承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想；“礼”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的礼，大则治理国家之大法，小则为人处事之礼貌；无所不及的中庸思想，是孔子学说的哲学方法，也是孔子的唯物主义思想部分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辩证法在孔子思想中的典型运用；大同思想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织部分，寄托了孔子的远大政治理想，是孔子入仕行道，终生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柯远扬《孔子军事思想试探》（1990年）评述，孔子军事思想尽管未成体系，但仍是很有价值的。孔子为了使鲁国立于不败之地，提出了“文事”“武事”兼备的著名国策。孔子十分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提出了“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的命题，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效的。孔子又提出“足食、足兵”，这是其军事政治思想的中心。他又提倡“义勇”，所谓“义”实际也就是一定的政治观点问题，由此可认为他在治军上已开始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他还提出“征伐自天子出”的命题和主张，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关于孔子与其他诸子的关系，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1979年）认为，现存的“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据考察，《易传》中就包含着孔子说《易》的记录和后来传《易》学者所补充的内容。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1981年）指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已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郭克煜、骆承烈《孔子与阳虎》（1981年）评介说，阳虎是春秋末年鲁国季孙氏的家臣，曾和孔子多次发生关系。科学地分析孔子与阳虎的关系，可以有助于对孔子的评价。在对待新兴事物及新势力的态度上，孔子和鲁、齐等国的旧势力心息相通。他和阳虎虽相貌酷似，在政治观点上却有很大不同。其态度始则敬而远之，继而表示反对，终则恶语中伤，都表示出与阳虎无任何合作的余地，在此问题上充分暴露出孔子维护旧势力的坚决态度。金景芳《研究中国古史必须继承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85年）考证，孔子的遗产，首先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其中尤以《易》和《春秋》二书最为珍贵。此外，如《论语》及七十子后学遗说，亦不宜忽视。今人多承认《论语》是孔子遗产，而不承认孔子的主要遗产是六艺，这不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于孔宝《管仲与孔子》（1990年）提出，孔子对管仲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从而使孔子创始的儒家文化揉进了齐文化的主体。这方面的其他较重要的论文还有：王海明等《孔墨利他主义之比较》（1988年）、紫文华《孔墨人才观辨析》（1988年）、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1988年）等。‎ ‎　　关于孔子与《论语》，周乾溁《〈论语〉三题》（1986年）对《为政》篇中“耳顺”与“从心”、《子罕》篇中“与命为仁”以及《乡党》篇中“色斯举矣”三句话的含义作了考释，并由此对《论语》一书予以相应的评价。余力容对《〈论语〉“侍”坐章的义理》进行了揭橥，认为探索此章的义理应联系孔子的人生态度、从政原则以及时代背景，指出该章所论的是一个完整的寓教于乐的过程，“画”中人物的物质生活是清贫的，精神却是富裕的、品格是高贵的，因为“仁”的种子正在他们心中萌发，这是“清贫乐道”生活的生动写照，是“藏”的真正内涵。‎ ‎　　‎ ‎　　（《历史教学》1994年第6期）‎ 孔孟政治思想比较 ‎　　刘奉光 ‎　　‎ ‎　　孔孟的政治思想若以仁、义、礼等范畴来分析，将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等混为一谈，无法避免逻辑混乱。本文试从上对下的手段、下对上的态度、上下互相约束这三个方面来比较孔孟的政治思想，而仁义礼智信德孝悌等概念则可自由运用于整个思想体系的比较研究。‎ ‎　　‎ ‎（一）治民思想比较 ‎　　孔子认为，上对下的基本原则是“君使臣以礼”（《八佾》孔子语）。所谓礼，即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的礼（见《为政》），亦即夏代草创、殷代发展、周初成熟的宗法制度。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颜渊》）也就是维护、恢复周初的宗法制度。它的关键有两条：一是各级统治者世袭，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二是上级领属下级，长辈领属晚辈，即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这是治民法宝。‎ ‎　　在“大人世及”的前提下，”君君，臣臣”，等级森然，则是孔子思想和一生言行的大纲。而贯彻这个大纲的方法则是“正名”。为此，他还曾跟子路吵过架：“野哉由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孔子如此重视的“名”，就是爵位、官阶、身份、名号，它和当时习称为“器”的政权同等重要，他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左传·成二年》）。‎ ‎　　有了“大人世及”和“正名”这两件治民法宝，就不至于争天下、乱名分、动干戈。至于大人们是否圣明，小人们是否能活下去，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不过，孔子力求完善，对统治阶级提了好多高雅的建议，设计了一套居高临下的治民手段。‎ ‎　　1．王侯们要行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　　2．当政者以身作则。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　　3．政刑与德礼并用，德礼是上策，政刑是下策。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　　4．对下民要先“富之”，后“教之”（《子路》），目的是为了“使之”。他说：“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 ‎　　5．役使人民要合乎义理，适于时令。他说：“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又说：“使民以时”（《学而》）。‎ ‎　　孔子的这些劝谏如果确能生效，则周室将代代如文武周公，年景也一如“小康”，可惜当权者殊不爱可怜穷人，故厉王暴政有之，幽王淫政有之，小康之治亦成画饼，且孔子奔走呼号一生也无济于事。孟子因其教训，则政论有所改观。‎ ‎　　孟子先将孔子的礼治学说改造为“仁政”主张。礼治的躯壳是宗法制度，礼治的目的在“君君”，即以忠君为目的，以亲民为手段。历史的经验是忠君之民常有，而亲民之君罕见。于是孟子在战国时代的君主社会中，率先屏弃了以责民为主的礼治口号，提出了以责君为主的仁政主张，表现了宗主社会意识形态转变为君主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 ‎　　“仁”在孔子的学说中是一个普遍的道德范畴，以“爱人”为主要内容。孔子认为仁人少见，连自己也不敢称仁；孟子则硬要把仁塞给当政者，并设计了一套祥云救旱的仁政方案：‎ ‎　　1．恢复井田制，轻摇薄赋，什一而税。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膝文公上》）。果能这样，自然是周初的小康世界；但在战国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孟子为梁惠王设计的是另一种方案：‎ ‎　　2．控制民人的产业，使百姓能活下去，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这样的要求往往也难于实现，于是孟子又降低了标准：‎ ‎　　3．不要杀人，要收揽民心。他说：“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矣”（《梁惠王上》）。得了民心还要妥善管理，于是孟子又提出了行政细则：‎ ‎　　4．选贤任能，明赏信罚。他说：“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公孙丑上》）。‎ ‎　　孟子的治民思想如得以实现，战国则成了“理想国”，然而人君却以他的言论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让他永远飘在天上，“仁政”则未之有也。‎ 孔子主张以责民为主的礼治，孟子主张以责君为主的“仁政”；外表相差甚远，本质却大致相同，即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真是殊途而同归的典范。‎ ‎　　殊途而同归是阶级社会中所有政治流派的大趋势。孔子的治民主张符合宗主社会农奴主阶级的需要，为恢复和苟延周王室的政权服务；孟子的治民主张符合君主社会地主阶级的需要，为巩固和发展各个新兴的君主政权服务，这是殊途。孔孟的治民主张都维护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统治，这是同归。‎ ‎　　‎ ‎（二）事君思想比较 ‎　　‎ ‎　　孔孟都是忠君论者，他们主张臣民应当对君主敬且忠。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八佾》）；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但是他们所说的都是理想化的君，如文武周公一样的君，是“亲民”的君，对不肖之君和暴君，他们则有不同的态度。‎ ‎　　孔子把事君和事父母看作是一回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孔子认为是人之大伦。君父有了错误、丑行，孔子认为首先要替他们隐瞒起来，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孔子将这个父子互相包庇的原则也用于事君。鲁昭公娶同姓的吴女，于周礼为大恶，孔子却对学生说昭公知礼（见《述而》）。孔子作《春秋》，屡用曲笔，《公羊传》指出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违，为贤者讳”（《闵公元年》），《谷梁传》指出孔子“为尊者违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违疾”（《成公九年》）。孔子为君长隐恶的目的，一则是怕招祸而明哲保身；二则是避免小民仇君慢长而叛乱。‎ ‎　　在为君长隐恶的前提下，孔子认为忠君应当犯颜直谏，以正君行。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宪问》），意思是说不要欺瞒君主，应当知无不言，犯颜直谏。他称赞殷纣王的三个忠臣能不顾个人安危荣辱而谏君：“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这三个人的忠诚态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微子谏而不听则走，实在算不上真忠，但孔子则给了最高的评价“仁”，说明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限度的。他的行为也说明了这点。据《孔子世家》载，齐赠鲁女乐、文马，鲁君与季桓子三日不听政，孔子乃不谏弃官而走。走则可也，弑君则万万不可。陈恒杀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请鲁哀公出兵讨伐（见《宪问》），这说明孔子在忠的理论方面，虽小德有所出入，但“大德不踰闲”（《子张》）。‎ ‎　　然而，为出仕的理想能实现，孔子却不免于图谋不轨。阳虎叛乱，劝孔子出仕，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阳货》）。这说明孔子的忠君思想必须在顽强的节制下才能维持贞操。或曰：孔子想参加叛乱的理由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然而这却是借口，孔子周游列国求仕，唯独不求周天子；孔子谋叛的真正目的被子路问出来了，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孔子也要吃饭哪！‎ 孔子事君思想的要点是：忠于贤明的君主，劝谏不肖之君，离弃不纳谏之君，隐君之恶，救君之危，尽量不叛君。孔子一生忍辱负重，清心寡欲，力求言行一致，终于没有失大节。孟子虽秉承师教，却并不如此斯文。‎ ‎　　孟子对当时贫富悬殊、攻诚略地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他指斥当时的君主是“率土地而食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他认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当然可以引申为春秋无义君。孟子对这些不肖之君的态度略同于孔子，他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而对那些暴君，孟子则一反孔子的温和态度而异常激烈：“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迫君易位，一般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但孟子为他找到了依据，他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毫”（《万章上》）。允许不肖之君改过复位，是伊尹的创造，孟子则把它发展成为理论，表现了孟子还没有离开忠的轨道。但对那些不可救药的暴君，孟子就要造反杀君了。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杀君可否，孟子回答说：“赋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孟子对这样的暴君，不但主张杀，还主张剥夺其名号，谥之曰独夫民赋，与孔子的观点比较可谓小同而大异。小同，是指忠君归宿相同，大异，是指忠君的途经殊异。‎ ‎　　然而孟子决不是反对等级制，他仅是主张等级差别不要太悬殊，穷人也能活下去而已；活下去是为了供养上等人，维持社会的繁荣，他曾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 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他自己也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者。孟子游学稷下，领爵大夫，生活奢华，其母之丧，“棺椁衣衾之美”，连鲁君都眼红（见《公孙丑下》），孟子却舍不得分财减少一下“野有饿殍”（《梁惠王》孟子语）。在孟子看来，糟糠梁肉各得其所，正是所以事君之道。‎ ‎　　孟子的事君思想显然比孔子进步了。孔子的事君思想局限于礼的模式、规范，教条死板；孟子的事君思想则生动活泼，表现出开放的倾向、重民的倾向、竞争的倾向——谁好忠于谁。这些倾向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　　‎ ‎（三）上下互制思想比较 ‎　　‎ ‎　　孔孟都认为上下级应当互相制约。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言外之意便是：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便不以忠；臣事君不以忠，君使臣便不以礼。孟子的态度则更明朗，更激烈，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等价交换的人际关系原则，就是一种社会约束。‎ 孔子的约束器是礼。礼本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当礼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作为一种约束器来维系君臣民关系时，孔子也称之为“度”。据《左传·昭廿九年》记载，晋铸刑鼎，孔子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认为贵贱不愆，名分不乱就是度，和礼的内涵一致，所以度就是礼。在孔子看来，唯有度是君臣民以序遵守的；举国上下都行之以度，谦恭好礼，等级森严，贵有业守，贱有劳作，自然国祚长久。在孔子看来，刑法不是君臣民和衷共济的约束器；因为贵人不用守法，贱人守法尊刑鼎而不尊贵人，所以刑法不能调和君臣民的关系。孔子为实现他的小康政治理想，便在伦理学的旗帜下大讲其礼，以礼代度求治。他要人们“克已复礼”，要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要臣民和君主都讲礼行礼，他包罗万象地说：“为国以礼”（《先进》）。但孔子的礼实在太无能了，就在孔子的家乡、礼乐之邦的鲁国，昭公失礼，三桓政变，国君奔死它乡；继而三桓失势，陪臣擅权，阳虎、公山不狃叛乱；民间则有“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以至孔子奋斗一生也未能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孟子改弦更张，以“仁”作为君臣民的共同约束器。‎ ‎　　孟子首先把仁分给每个人一份，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告子上》）；又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这样，孟子就给每个人找到了行仁的理由，并且找出了求仁的捷经——勉之强之以行忠、宽、恕之道。剩下的就是人们能不能勉强行仁的问题。于是孟子又提出了行仁的好处：“仁者无敌”（《梁惠王上》），“行仁政而王”、“仁则荣”（《公孙丑上》）。孟子又指出不行仁政的坏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孟子期望这样周密的说教会使贵人、贱人一起守仁，互相约束；岂不知人们发现强权和暴力比仁更奏效，于是孟子的约束器“仁”，便被束之高阁。‎ ‎　　孔孟不同的约束器反映了他们师徒不同的性格，也反映了两个时代不同的社会风尚。礼是客观的东西，孔子尊重客观，反映了他谦虚谨慎、屈从现实的性格，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对传统现实流连因循、对新生潮流徘徊观望的社会风尚。仁是主观的东西，孟子尊重主观，反映了他自信自强、追求维新的性格，反映了战国时代人们对新政流弊怀疑挑剔、对未来幻景跃跃欲试的追求精神。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决定的，春秋时代生产力相对落后，故人们的心理怯懦保守；战国时代生产力相对提高，故人们的思想开放大胆。‎ ‎　　两种风尚，两种性格，两种约束器，标志着两个古代哲人的殊途；维持社会秩序、约束人际关系的共同目的可谓同归。再三殊途同归的逻辑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　　‎ ‎（四）儒家政治的基本规律 ‎　　孔孟是儒家学派的先师，他们的政治思想在君主社会中始终占统治地位。中国 君主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儒家政治，或者说是儒学为主的政治。孔孟政治学说及其演变、对比，能大致体现出儒家政治的基本规律：‎ ‎　　1．人主至上。孔孟二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不知道自己分属宗主社会和君主社会，他们只是简单地知道人要有王有主，人主至上，天经地义。孟子虽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见《尽心下》）；但这仅是一个动听的口号，“贵”和“轻”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之所以“贵”，是因为“保民而王”（《梁惠王上》），是因为没有民就没有至高无上的王。这比君“贵”的民少交一点赋税孟子都不让。据《告子下》记载，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则认为这样钱不够花，“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这就说明孟子政治思想的总纲还是人主至上。在这种人主至上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君主社会皇帝至尊，主宰一切，形成了一条基本政治规律。‎ ‎　　2．笼络大多数。孔孟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不知道什么是阶级，他们只是简单地知道王之下有君子和小人，知道“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正因为他们知道小人的份量，所以很注重收揽人心，笼络大多数。孔子主张“泛爱众”（《学而》），孟子主张“善教得民心”（《尽心上》）。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导下，历代皇帝都知道笼络大多数，如设立科举、捐纳，发放赈济等等；以至许多农民起义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见这笼络大多数是儒家政治的又一条基本规律。‎ ‎　　3．民本思想诱导着社会前进。在孔子的言论中，已隐隐约约地表现了一些民本思想的萌芽。孟子的民本思想则相对浓厚。正是在这种进步的思想潮流中，出现了人人思奋、百家争鸣的局面。此后，儒家每每以民本思想约束独裁、指斥暴政，民众则每每以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思想聚众起义，这也是民本思想生息、运动的效应。中国历史发展表明，民本的意识始终在诱导着社会前进。‎ ‎　　‎ ‎　　（《南开学报》，1986年第6期。）‎ 关于屈原研究概述 ‎　　在文学领域中最热点的问题是对屈原的研究，近年发表的有关论著及文章中，讨论较多的是屈原的生平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　　关于屈原的生年和诞辰，郭沫若《屈原研究》曾认为屈原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庚寅；卢文晖《屈原生年考评》（1984年）也持屈原生于前340年正月初七日说；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1954年）认为，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是年正月14日庚寅才是他的生日；何幼琦《屈原的生年和诞辰》（1981年）从楚国的历法问题、“摄提”的年代问题、正月庚寅问题三方面考证，也肯定了楚威王元年是岁星居亥的摄提格岁、是年正月14日庚寅是屈原生日的说法；陈久金《屈原生年考》（1980年）则认为，楚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是岁星居丑的摄提格岁。是年“周正”正月庚寅才是屈原的生日；潘啸龙《从〈秦楚月名对照表〉看屈原的生辰用历》（1988年）也认为，参考秦简《日书》中《秦楚月名对照表》对《离骚》自述生辰的诗句进行研究，推算屈原的生年月日，不能在“夏正”摄提格岁的正月中，而应该在“周正”摄提格岁的正月（即对应于夏正的十一月）中去确定“庚寅”日，才是正确的。近年参加这一问题讨论的还有：钱贵成《屈原生年考略》（1979年）、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1979年）、孙作云《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编年》（1979年）、吴常焘《关于屈原生平几个问题的探讨》（1980年）、周文康《屈原生辰非吉辨》等多篇文章。‎ ‎　　关于屈原的卒年，章培恒《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1981年）考证，《哀郢》的写作至少比“东迁”迟九年，而“东迁”是指楚倾襄王迁陈，这样，屈原至少在倾襄王三十年还活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问题很多，当以《哀郢》纠正。近年探讨这一问题的还有：肖大《屈原卒日之谜》（1979年）、王之江《屈原之死刍议》（1983年）、龚维英《屈原自沉汨罗探隐》（1984年）等文章。‎ ‎　　关于屈原的故里，吴郁芳《屈原是江陵人，不是秭归人》（1988年）、喻宗汉《屈原故乡考》（1988年）均认为，屈原不是秭归人，而是故楚郢都即今湖北省江陵人。郢破之后，屈原后人及其弟子包括宋玉在内都因避秦难迁徙至秭归，他们在此建立屈氏宗祠、屈子祠，且留有祠田，这就是后人误以秭归为屈原故里的原由。近年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朱风元《屈原家世故宅考》（1977年）等。‎ ‎　　关于屈原的族别，龙海清、龙文玉《屈原族别初探》（1981年）认为，从屈原 诞生地是苗区；他本属苗姓；屈原的作品中涉及苗语方言、苗区名物、苗区风俗等方面来看，他可能属于苗族，他是精通并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第一个苗族文学家。近年讨论这一问题的还有：蓝瑜、肖先治《屈原族别考辨》（1981年）、龚维英《关于屈原族别之我见》（1982年）等文章。‎ ‎　　关于屈原的经历，黄崇浩《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1988年）认为，楚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陈彤《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考辨》（1981年）对屈原被放逐的原因、时间、次数和地点等进行了考证。近年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文章还有：尚永亮《论〈哀郢〉的创作和屈原的放逐年代》（1980年）、潘啸龙《关于屈原放逐问题的商榷》（1980年）、常评《屈原流放汉北考》（1982年）、路百占《子兰阴谋王位及诬陷屈原的史情初探》（1983年）、王锡荣《屈原被逐后的经历问题新考》（1983年）、王鑫义《屈原谏阻楚怀王接受张仪离间齐楚关系说辨析》（1985年）、吴兴宇《论屈原的政治活动》（1985年）、张中一《屈原未遭“放逐”考》（1985年）等。‎ ‎　　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薛尼达、张之中《谈屈原的爱国主义》（1985年）认为，屈原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始终谋求楚国的独立。秦德兴《也论屈原的爱国主义》（1985年）则认为，屈原的思想是实际的，他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并不是谋求祖国独立、坚持诸侯割据，而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的封建统一。屈原心中的楚国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有机部分。张正明《屈原爱国思想试析》提出，屈原时代的人爱国，实有三种：其一是出生之国，可称为“乡国”。其二是居住或奉仕之国，可称为“君国”。君国和乡国既可能相合，也可能相分。其三是构成神话谱系的先祖之国，可称为“祖国”。屈原的爱国是爱乡国、爱君国和爱祖国的统一；爱国和恤民的统一；爱国和懂道的统一。‎ ‎　　‎ ‎　　（选自朱凤瀚等：《先秦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 第五节 秦朝的统治与秦末农民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　　‎ ‎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　　‎ ‎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　　‎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1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　　‎ ‎　　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　　‎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　　‎ ‎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　　‎ ‎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　　‎ ‎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　　‎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候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587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 和个人在阶级斗争中的“转移”‎ ‎　　……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 ‎　　‎ ‎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1852年2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 ‎　　‎ ‎　　……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　　‎ ‎　　（列宁：《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发表于1917年9月29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12页）‎ ‎　　‎ ‎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　　‎ ‎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　　‎ ‎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 ‎　　‎ ‎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 ‎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 ‎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 ‎　　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 ‎　　‎ ‎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列宁论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行为构成的。‎ ‎　　‎ ‎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26页。）‎ ‎　　‎ ‎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 ‎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 ‎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政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皇权，巩固了统一。秦王政的这些活动，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　　统一战争结束以后，秦王政立即着手进行集中权力的活动。他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为这个封建统一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承，递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显示封建统一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 ‎　　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与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是不相容的，所以必须加以改变。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请封皇子为燕、齐、楚王，得到群臣的赞同。廷尉李斯力排众议，主张废除分封，全面地推行郡县制度。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又陆续增设至四十余郡。这些郡完全听命于中央和皇帝，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单位。中央集权的制度，从此就确立了。‎ ‎　　秦始皇把战国时期的官制加以调整和扩充，建成一套适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新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掌政事。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担任御史大夫官职的人往往是皇帝的近臣和耳目，起着箝制丞相的作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由皇帝裁决。‎ ‎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设守、刷、监（监郡御史）。郡监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大。副贰郡守的是郡尉而非郡监，这是因为郡监远离都城，如果居郡守之副，就会受郡守的控制，不能起监察守、尉的作用。县按大小设令或长，领有丞、尉及其他属员。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和调动。县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赋税诉讼，游缴掌治安。乡下还有亭、里，亭设亭长，里有里正，是最基层的统治者。‎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对 秦朝赋税沉重的论述 赋税沉重 徭役繁重，征伐频仍，不仅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生产；在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大量的军需供应，主要也是从农业生产中征收。史书记载，当时从今山东运粮到西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三十钟而致一石”。秦在南越和长城有士卒八十万人，为修骊山墓和阿房宫有刑徒七十万人，再加上中央和地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宫观苑囿的各种人役，以及保卫官府、宫观的戍卒卫士，所需粮饷物资之多，可以想见。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税一，另有口赋。可是后来秦的赋税征收量却增加到占农民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农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　　‎ ‎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对秦朝徭役频繁的论述 徭役频繁 ‎ 秦始皇灭六国后，不仅不重视休养生息，相反地却不惜民力，大搞徭役征发。他在关中和关东大造宫殿，共有七百余所，仅在渭南上林苑修建的“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立五丈的大旗。又在骊山造陵墓，陵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多。陵中有“宫观百官，奇器珍怪”，“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仅为建造阿房宫和骊山陵而征发的人力，有七十多万。为伐南越而第一次调发的士卒为五十万，蒙恬守长城的士卒为三十万，修驰道、直道及其他徭役尚不计在内。‎ ‎　　秦时人口约有两千万，在秦统治的十多年中，每年都要有二百万以上的丁男被征发。丁男不足，又征丁女。大量的劳动力脱离生产，田地多荒芜。‎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对焚书坑儒的论述 ‎　　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皇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文化意识领域，秦始皇也采取过加强思想控制，反对是古非今，打击异己势力的严厉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籍经常提到的焚书坑儒。‎ ‎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始皇在咸阳宫置酒宴饮，博士七十人向前祝寿。博士仆射周青臣当面颂扬始皇，称其“神灵明圣，平定海内”，“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齐人淳于越不以为然。他提出：古时殷周分封子弟功臣，故能长有天下。“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一旦有事，谁来救助？为此，他主张以古为师，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本来，分封郡县之争，早在秦呈朝初建时就出现过。眼下淳于越旧事重提，且又涉及到“师古”与“师今”的大问题，故始皇“下其议”，着令群臣讨论。‎ ‎　　这时，已由廷尉升任丞相的李斯当即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国措施。“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三代之事，何足效法！现在，“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私学又“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哗众取宠，“造谤”生事。如不加以禁止，其结果必然是“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因此，李斯建议禁止私学，规定“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还建议焚烧《诗》、《书》，提出：‎ ‎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　　根据李斯的这一建议，当时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其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诸侯国的史籍和儒家一些著作，均在焚烧之列。本来，焚书是秦很早就实行过的政策。商鞅变法时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势”所以秦始呈一听到季斯的建议，就表示认可，并随即付诸实施。于是，一次全国范围的焚书事件发生了。‎ ‎　　就在焚书的次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生的事。这件事是由几个方士的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审讯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诸生转相牵连告发，结果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于咸阳。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事情发生后，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末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使扶苏离开咸阳，北监蒙恬于上郡。‎ ‎　　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对陈胜、‎ 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的论述 ‎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年）七月，一队开赴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闾左戍卒九百人，遇雨停留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境），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秦法“失期当斩”，这九百戍卒面临着死刑的威胁。为了死里求生，他们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旗帜。‎ ‎　　陈胜，阳城（今河南境）人，雇农出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为了发动起义，他们在帛上书写“陈胜王”三字，置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为了提高陈胜在戍卒中的威望，吴广又在驻地旁丛祠中篝火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声。接着，陈胜、吴广率领戍卒，杀掉押送他们的将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农民反秦。附近农民纷纷斩木揭竿，投入起义军。起义军分兵东进，主力则向西进攻，连下今豫东、皖北的铚、酂、苦、柘、谯诸县。当他们推进到陈（今河南淮阳）的时候，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声热浩大的队伍了。‎ ‎　　在起义军的影响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守令，响应陈胜；特别是在旧楚国境中，“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一些六国的旧贵族、游士、儒生，也都乘机来归，想利用农民的力量，达到旧贵族复辟的目的。游士张耳、陈余甚至劝陈胜派人“立六国后”，被陈胜断然拒绝了。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分兵三路攻秦。吴广为“假王”，西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魏人周市攻魏地。吴广军在荥阳被阻，陈胜加派周文西击秦。‎ ‎　　周文军很快发展到车千乘，卒数十万人，进抵关中的戏（今陕西临潼境），逼近咸阳。秦二世慌忙发修骊山陵墓的刑徒为兵，以少府章邯率兵应战，把周文军打败。‎ ‎　　武臣占领了旧赵都城邯郸后，在张耳、陈余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顾全大局，勉强予以承认，并命他率兵西上，支援周文。武臣抗命不救周文，却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 ‎　　周市进到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齐旧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反击周市。周市在魏地立魏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为魏丞相，并派人到陈胜那里迎接魏咎。‎ ‎　　旧贵族的势力很活跃，陈胜缺乏经验，决心不够，眼看着分裂局面形成了。陈胜周围也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　　秦将章邯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章邯又东逼荥阳，吴广部将田臧杀吴广，迎击章邯，一战败死。章邯进到陈，陈胜败退列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被叛徒庄贾杀死，陈县失守。陈胜部将吕臣率领一支“苍头军”英勇接战，收复陈县，处决了庄贾。陈胜这位农民英雄，反秦的先驱者，领导起义只有半年就失败了，但是反秦的浪潮却被他激起，继续不断地冲击秦的统治。‎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对秦朝刑罚残酷的论述 ‎　　刑罚残酷秦的刑罚是很残酷的。文献记载：肉刑有膑（砍去膝盖）、刖（锯脚）、劓、黥（同墨）、宫、榜掠等；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戮尸、坑死、凿颠（凿囱门）、抽胁、镬（锅）烹、车裂等。还有具五刑（黥、劓、斩左右趾，再笞杀、枭首、菹骨肉于市）、夷三族（一人犯罪，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徒刑的名目繁多，主要是太严酷。一人犯罪，株连亲属、邻居，处刑后要长期为“刑徒”，服苦役。‎ ‎　‎ ‎　　‎ ‎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林剑鸣著《秦史稿》对秦末 社会矛盾激化的论述 各地人民反对秦暴政的斗争 对于秦始皇的暴政，人民报之以不屈服的斗争。在秦统一全国前后的长时间内，各地人民反对地主统治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随着秦始皇统治的残酷程度加深，人民反抗斗争也愈来愈激烈：‎ ‎　　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三十一年），就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秦始皇与四个武士一起“夜出逢盗兰池，见窘”（《史记·秦始皇本纪》）。“盗”竟得以迫近秦始皇左右，而且使这个独夫“见窘”，狼狈不堪，可见当时人民群众对秦王朝的反抗斗争达到多么激烈的程度！这一次遭遇，虽因“武士击杀盗”，而使秦始皇幸免于死，但对秦始皇的威胁是相当大的，他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对人民实行报复性的镇压，用以防范人民的反抗。‎ ‎　　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人民群众反抗秦始皇及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统治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公元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陨石落到东郡，立即就有“黔首”在这块石头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诅咒秦始皇，表达了对统治者的仇恨。秦始皇对此事，采取更加残酷的手段实行大规模屠杀，当他派人“逐问”而捉不到作案者之时，竟“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　　人民对秦王朝的统治不满和反抗，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由于赋税繁重，“百姓贺死而吊生”，所以在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渭水不浣口赋起”（《七国考》引《大事记》），讽刺横征暴敛。秦代的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一卷引），控诉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还有的童谣直接咒骂秦始皇：“阿房阿房，亡始皇”（《述异记》）。公元前二一一年（秦始皇三十六年），竟有人在华阴的平舒道（在华阴县附近，北濒渭水，南限华山，为关中通向东方的重要道路），拦截秦始皇的使者，对他说：“今年祖龙死”（《史记·秦始皇本纪》），“祖龙”就是秦始皇，公然咒骂秦始皇今年就死，说明人民的愤怒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　　人民群众各种形式的斗争，对秦王朝统治者威胁很大，尽管秦始皇本人狂妄骄横、目空一切，也不能不对此感到担心。在统一后的十余年中，他曾在全国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秦始皇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当然各次都有其不同目的，但这五次巡行还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出行时随着他的有隆重的仪仗和庞大的车队：“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皂盖赤里，木轓、戈矛弩箙，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续汉书·舆服志》）。这一套铺张排名的车驾仪仗，兼收东方各诸侯国统治者仪仗的特点：“秦灭九国（原文如此——笔者注），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也，尚书、御史乘之。”（《独断》）秦始皇以这样威风凛凛的气势巡行各地，其它的目的——如“游观”、封禅、巡视边防——有的还可以达到，唯有防范人民反抗的目的却达不到。而且就在秦始皇巡行的过程中，反抗秦朝政府的烈火愈烧愈旺，就连秦始皇本人，最后也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前夕，死在巡行的途中。‎ ‎　　‎ ‎　　（选自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中国战典》对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记述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至二年十二月（秦制，十月为岁首），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农民起义战争。‎ ‎　　秦王朝急政暴虐、徭役、赋税重加于民，严刑苛法，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元年七月，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等900‎ 名被征戍卒赴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戍边。途中遇雨，不能如期赶至。按秦律，误期当斩。陈胜、吴广遂率被征戍卒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大泽乡西南）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起义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史记·陈涉世家》），攻取大泽乡，西向横扫数百里，进占陈县（今河南淮阳），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陈胜在陈县称王，国号“张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起义军以“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为政治口号。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原六国旧贵族亦乘机起兵。经短期休整，起义军主力分兵三路向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进逼。吴广率田臧、李归等围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古荥镇），因城池设防坚固，久攻不下。陈胜又以周文为将军，率部由陈县出发西击秦。周文沿途收兵，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老城东南北寨村之北，因在山谷中，险如函，故名）时，已有战车千辆，步兵数十万人。九月至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东南戏水西岸），距秦都咸阳不到百里。另一路由宋留率领攻占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但未能按陈胜意图直叩关中东南门户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陈胜同时分兵攻取郡县：遣武臣等向北进攻赵地（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周市攻取魏地（今河南东北部）：邓宗进攻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召平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在陈胜、吴广影响下，英布、项梁、彭越、刘邦等先后起兵，形成天下反秦之势。秦廷大震，秦二世采用少府章邯建议，武装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刑徒和私家奴隶数十万，由章邯率领，大败周文军于戏。周文军退至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二年十一月，秦军出关反攻，周文再次失利，退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兵败自杀，全军瓦解。秦军乘胜直抵敖仓（军用粮仓，位于今河南荥阳北黄河中）。是时，围攻荥阳的吴广军内讧，田臧、李归假传陈胜之命杀吴广，陈胜乃以田臧为上将军。臧亲自率军迎击秦至于敖仓，兵败身亡。李归又战败于荥阳城下。章邯分兵向南，先后击破邓说、伍逢两支义军，直逼陈县。这时，武臣等拥兵割据自保，脱离陈胜指挥；邓宗、召平远在广陵；宋留被分割在南阳。陈胜亲率张贺军出城迎战，被章邯击败。十二月，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车夫庄贾杀害。南阳宋留部亦降秦。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遂告失败。‎ ‎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由于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兵力分散，又未能联合各地反秦武装共同作战，以致被秦军各个击破，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统治，为尔后项羽、刘邦灭秦刨造了有利条件。‎ ‎　　‎ ‎　　（选自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战典》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2)秦灭六国的两个阶段 ‎　　秦的统一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前278年（秦昭王二十九年）至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为第一阶段；从前231年至前221年（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为第二阶段。‎ ‎　　第一阶段，秦从前278年起，开始对关东六国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就是在这一年，秦国著名的将军白起率军攻下了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秦在这里设立了南郡。迫使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白起因功封为武安君。这就揭开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序幕。次年，泰派蜀守张若夺得楚的巫郡和黔中郡。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攻韩，又与赵争夺韩的上党郡。在长平（今山西高平），为破赵军，杀赵军统帅赵括，全坑赵的士卒四十余万人。此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基础。‎ ‎　　第二阶段，此阶段是在秦王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时年十三岁。由相国吕不韦掌权。前238年，秦王亲政，镇压了嫪毐的叛乱。次年，免除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后吕不韦自杀，秦王政整顿了国内的政治之后，就展开了对六国的进攻。前230年派内史腾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4年，秦将王翦以六十万大军伐楚，次年灭楚。前222年灭燕、赵，前21年灭齐，统一了六国。从此，中国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论刘胜项败原因 ‎　　楚汉战争是两个封建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为争在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刘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统一，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他善于用人，如重用萧何、张良、韩信等；他的战略比较正确，又有稳定的后方，以补给兵员和粮饷，所以取得胜利。项羽虽在反秦斗争中立有大功，但在秦亡以后，他已成为旧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搞分裂割据，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多次屠城，乱杀无辜，失掉民心；他专断自信，不善用人，不听谋臣范增的意见；又没有巩固的后方，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失败。‎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5)张传玺著《秦汉问题研究》论刘胜项败原因 楚汉战争开始之时，楚强汉弱，可是战争的结局是楚败汉胜。空其原因，历代的学者各有评述，意见不尽一致。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政治主张不同。刘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反对、剪除旧贵族复辟势力，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在所占地区主要实行郡县制度，重视安抚百姓，恢复发展生产，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项羽代表旧贵族复辟势力，妄图维护他所制造的使中国重新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并一再挑起战争。《史记·淮阴侯列传》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可见项羽的行径违犯了人民的利益，与历史要求背道而驰。二、战略、策略不同。刘邦兵力薄弱，但有蜀汉、关中为后方，人力、物力供应不断，坚持久战。项羽虽兵力强大，但后方在彭城，为四战之地，补给路线太远，力求速战速决。在这样的形势下，刘邦决定运用“宁斗智，不能斗力”的战略原则，与项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相持决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刘邦 据守荥阳、成皋。此两地位于今河南中部，东西相距数十里，左临河，右依山，为入关孔道。汉淮南王刘安曰：“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此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荥阳在秦为三川郡治，其西北山上临河建有太仓（敖仓），积粟极多，为战略物资。从此地东至彭城，轻骑二、三日可达。刘邦军于此，可守可攻，对楚是一个严重威胁。项羽集中主要兵力来争夺此物，劳而无功，陷于被动。《史记·黥布列传》曰：汉军“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解。”楚汉在此相持，自有205年6月至前203年9月，共两年又三个月。项羽未能他顾，而刘邦却乘机命大将军韩信自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东渡河，相继灭魏、代、赵，降燕，统一河北。又南下灭齐，占彭城、广陵（今江苏扬州），最后会击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项羽因而失败。三、用人态度不同。刘邦与项羽用人的态度各有长短。但比较而言，刘邦顾大节，项羽重小恩惠。当时的人即说刘邦性明达，好谋能听，肯赏有功，禄有能，豪英贤才愿到他麾下。他本人虽“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所以楚营中不得意的谋臣良将相继投向刘邦。项羽则刚腹自用，不肯封赏，重用亲人。如重用的项氏族人就有项伯、项悍、项声、项庄、项它等。其他异姓亲信不多。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在楚营，“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划）不用。故倍楚而归汉。”陈平在楚营，只任都尉。他们投向刘邦，都得到重用。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曾向群臣谈了他与项羽在用人方面的情况。他说：“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　　‎ ‎　　（选自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6)田昌五著《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论刘胜项败原因 ‎　　公元前二○二年，刘邦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全国的封建统治权。怎样看待楚汉之间的胜负呢？当然不是什么“天”的因素，也不是几个“英雄”人物决定的。从双方在战争过程中的对比看来：一、刘邦始终坚持封建的统一，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项羽想回到诸侯割据称雄的旧格局中去，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二、刘邦虽然屡败，始终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项羽屡胜，一直处于战略被动地位。三、刘邦入据关中，南连蜀汉，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兵源和军粮充足，无后顾之忧；项羽反是。四、刘邦执行了扶植地主阶级的政策，特别是秦朝的军功政策，如免除军吏卒税役，举三老，“施恩德，赐民爵”之类，所以刘邦虽然“嫚而侮人”，还是得到了地主阶级的拥护；项羽虽然“仁而爱人”，但吝惜爵禄，不受地主阶级欢迎。五、刘邦任贤使能，利用项羽集团的内外矛盾，争取了反项羽的力量，形成了暂时的联合；项羽任人唯亲，骄傲自恃，听不得意见，落得个孤家寡人。因此，刘邦终于从弱到强，战胜了项羽。‎ ‎　　‎ ‎　　（选自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2)对秦始皇如何评价？‎ ‎　　翦伯赞 ‎　　‎ ‎　　在我看来，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我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王朝的创立者，而是因为他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在中国历史上，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 ‎　　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领主制，在本质上同是封建主义。但从封建领主制走向封建专制主义，则是封建社会向前发展中最大一步的前进。这一步前进的历史实质，是农奴制的被废除。‎ ‎　　当然，封建专制主义的创立，不应完全归功于秦始皇 个人的雄才大略。它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封建领主经济走向崩溃的结果，主要地是中国土地所有权从封建贵族世袭所有制向新兴地主阶级私人所有制的转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土地所有关系的这一改变，改变了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生产关系，它使农奴式、半衣奴式的农民变成了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它挖空了封建领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剥夺了封建领主借以剥削农民的物质条件；问时也替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准备了建筑的基地。可以这样说，秦国的统一，不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历史的进程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的中国占了优势。但是这里所说的优势，是指的历史的倾向性，而要使这种历史的倾向性变成现实的历史，还要经过人的努力。秦始皇正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这种历史倾向性变成了现实的历史。因此，我们不能说，秦始皇在这一历史的变革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 ‎　　提起秦始皇，就会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专制皇帝的阴影。的确，秦始皇是一个典型的专制皇帝，他毫不隐讳要把一切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要把自己变成人间的上帝。但是正象我们不能把封建专制主义的创立，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功劳一样，也不能把专制独裁完全说成是他个人的个性。应该说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实际上是以他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 ‎　　任何阶级，当他要夺取政权的时候，都要集中权力。新兴的地主阶级也不例外。史实证明，在战国末叶，以六国国王为首的旧贵族，虽然已经临于末日，但他们还在用一切的力量，政治的、军事的乃至卑劣的暗杀活动，来作最后的挣扎，企图抵抗历史的新倾向，保护他们垂危的腐朽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兴地主阶级不集中权力，组织并指挥自己的武装去粉碎封建贵族的反抗，旧贵族是不会自动走下历史舞台的。秦始皇执行了这个历史使命。他以秦国为据点，向六国旧贵族进行了毁灭性的讨伐，在秦国军队的面前，六国国王的王冠一齐滚到地下。在覆灭六国以后，秦始皇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把旧贵族借以巩固封建割据的物质条件加以彻底的摧毁。他就象一个清道夫，把暴力当作一把扫帚，在黄河南北的大平原中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扫除，使封建领主制留下来的残余一扫而光，然后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　　建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件事，是历史向秦始皇提出的新问题，因为在当时，不但中国不曾有过，全世界也不曾有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秦始皇是在没有任何范本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首创这一制度的。‎ ‎　　要建立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必须有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当然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秦始皇首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用命令把土地私人所有制从秦国推广到以前在六国统治下的地区，这就替新兴地主阶级的全国规模的阶级统治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体制方面，他宣布了废封建为郡县，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此外，又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所有这些，都是开创性的历史活动。‎ ‎　　仅仅次于消灭封建领主制，秦始皇又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据史籍所载，秦始皇的国家，西至临洮、羌 中，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东南到了中国大陆的尽头。此外，秦始皇又开五尺道以通滇黔，凿灵渠，分湘江之源以通岭南。这样就打通了从中原通达西南和岭南等边远地区的道路，突破了这些地区诸民族的原始闭塞性，使得当时的许多落后地区有机会接触中原的文化，并且逐渐加入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历史的全面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为了统治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的大国，特别是为了保卫黄河流域的城市和农村免于匈奴人的蹂躏，秦始皇在他的国家的北边连接并延长旧有的燕、赵、秦长城，成为屏障北方的一条围墙，又沿着这条长城建筑了很多亭障。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堑山堙谷，修筑了一条从咸阳附近通达九原的直道。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把重要军事据点贯通起来。对于秦始皇所作的这些工作，我以为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 ‎　　 应该受到谴责的是秦始皇大修宫殿和坟墓。据说秦始皇所修的宫殿，关中三百，关外四百余，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房宫。又用刑徒七十二万人穿骊山作陵。在宫殿中都有钟鼓美人。但是从秦始皇历年的巡游看来，他并没有躺在他的宫殿里去享受钟鼓美人。他在统一中国以后的十二年中，（公元前二二一年——前二一○年）前后出巡五次，几乎走遍了他的国土。看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　　秦始皇把中国的历史从封建领主制推到封建专制主义，应该说有他的功劳。因此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或者说是农奴制的废除。但是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是用农民自己的尸骨铺平的。在覆灭六国的残酷的战争中，以及在后来无止境的土木徭役中，死亡的农民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刷红了阿房宫。但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付新的枷锁，新的剥削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赋税与徭役。因此，在农民看来，这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己。‎ ‎　　‎ ‎　　（选自《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79年以来国内项羽研究概述 ‎　　吴仰湘 戴安华 ‎　　‎ 项羽是一位喑呜叱咤的风云人物，他在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仅仅活动了八个春秋，然而他的是非功过却已经被议论了二千多年！汉唐至明清的文人史家对他品头论足，或毁或誉。建国初期，史学界对项羽展开过热烈讨论，有肯定也有批评。“文革”期间，赳赳武夫的项羽被套上儒家的衣冠而大受口诛笔伐。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项羽作了新的分析和评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2年，全国发表的研究论文近60篇，以下对十余年来的项羽研究作一概述。‎ 一、关于项羽的历史地位 项羽是不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这在五十年代就被提了出来，当时有人认为项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项羽出身贵族家庭，是没落贵族阶级（或领主残余势力）的代表。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认识。项羽虽然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家庭，但他积极投入反秦农民起义，继陈胜、吴广之后成为反秦斗争的杰出领袖，在巨鹿战中重创秦军主力，为推翻暴秦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地位是不容否认的。（郑达炘《项羽的农民起义领袖地位应予肯定》，《福建师大学报》1979年3期；熊铁基《评项羽的功过是非》，《华中师院学报》 1979年4期；赵文润《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人文杂志》1982年6期。）吴汝煜甚至认为，项羽在反秦斗争中表现得那么坚决勇敢，能够在反秦斗争中发挥出如此巨大的作用，正是与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贵族家世出身有关，项羽的贵族家世给予他所进行的反秦事业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吴汝煜《论项羽》，《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2期）。‎ ‎　　对于项羽灭秦以后的活动，长期以来人们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以项羽分封割据加以全盘否定，近来开始有人对项羽的后期历史活动作尝试性的评价。吴汝煜认为，项羽对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他最先提出结束内战消除人民痛苦的问题，并通过乌江自刎而亲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吴汝煜前引文），吴仰湘从项羽的个性特征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进行透视，指出项羽在亡秦以后为争取早熄战火化民痛苦而一直做他的主观努力，最后在乌江自刎而终。他宁死不渡，不图一己苟存，不想称王割据，以个人的牺牲结束了楚汉战争，成全了西汉的统一大业，避免了南北的分裂，其历史作用不容否定（《项羽乌江不渡新析》，《争鸣》1992年2期）。‎ 二、关于项羽的分封 ‎　　这是建国以来直至今天项羽研究中论述较多而分歧较大的问题，它还涉及了楚汉战争刘成项败的原因。概括起来，争论主要在三方面：‎ ‎　　1．项羽的分封是不是割据倒退？一种意见认为，项羽在秦亡以后分封十八王，搞封建割据，破坏了统一，是历史的倒退行为，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刘邦走封建统一的道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刘邦虽然也搞过分封，但项刘分封的性质不同（王春庭《试论楚汉战争的性质和项羽失败的原因》，《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6期；宋公文《论楚汉战争时期项羽和刘邦的分封》，《秦汉史论丛》第一辑；李桂海《农民战争的结局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2期）。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项羽和刘邦分封的具体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也不存在谁分裂倒退谁统一进步的问题（熊铁基前引文；赵文润前引文；韩养民《略论项羽的分封》，《秦汉史论丛》第一辑；文士丹《论项羽的“背约”、分封与“残暴”》，《江西社会科学》 1986年4期）。‎ ‎　　2．项羽的分封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多数论者认为，项羽的分封并非他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迫于当时的客观社会形势而采取的，分封不是他的长治久安之策，而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客观上有利于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熊铁基前引文；文士丹前引文）。还有人指出项羽在楚汉战争中并没有继续分封，甚至有个别论者说分封是项羽在称霸基础上建立统一政权的退让措施，或者说它是中央集权的另一种形式（韩养民前引文；赵文润前引文）。与此相反的是，有人认为项羽分封并不是权宜之计，因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只想作个霸主而不想一统天下；刘邦封王才是策略上的权宜之计（黄留珠《项羽分封是“权宜之计”吗？》，《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2期；胡一华、毕春英《分封是刘邦战胜项羽的一个重要原因》，《求是学刊》1985年2期）。‎ ‎　　3‎ ‎．分封与成败的关系到底如何？由于对刘项分封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在分封与二人成败的关系问题上，也就莫衷一是。卢文晖、王春庭、周百鸣等认为项羽分封是一种倒退和分裂行为，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王春庭前引文；卢文晖《“褒刘贬项”辨》，《辽宁师院学报》1979年2期；周百鸣《略论楚汉战争刘成项败的原因》，《教学月刊》1989年3期）。宋公文认为刘项分封的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全然不同，“分封在项羽那里是促使他灭亡的催化剂，在刘邦手中却变成了实现统一的杠杆”（宋公文前引文）。而熊铁基、赵文润、文士丹等否认分封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能成为评价项羽和刘邦是非功过的主要依据；韩养民、胡一华等认为项刘在分封中策略有高下，从而对战争的胜负产生了影响（各见前引文）。‎ 三、关于项羽的残暴 ‎　　《史记》说项羽“所过多残灭”，又说他掘过始皇陵，很多文章因此认为项羽好杀不仁而失掉民心，导致了失败。近来有人对这种“残暴说”提出了异议。文士丹对《史记》所载项羽的四次“残暴”行为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他的残杀多在战争过程中，对内并不残暴，从理论上讲不属于反动，从道义上看也并未大失天下心。（文士丹前引文）刘占成《项羽和始皇陵》（《人文杂志》1984年4期）和储大泓《“项羽掘墓”及其它》（《解放日报》1985年4月24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结果，否定了项羽挖掘始皇陵的说法。‎ 四、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 ‎　　1．分封是项羽失败的原因，如前所述，但持此论者意见也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分封是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另一部分人认为分封只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　　2．失去人心是项羽败亡的原因。熊铁基认为项羽失败主要在于不得人心，他的好杀不仁引起了农民强烈的愤恨，也得不到地主阶级的支持，最后众叛亲离（熊铁基前引文）。李永田认为，人心向背是刘胜项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影响、制约其他许多因素的基本因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自己军队的将士中、在自己领导集团中、在敌对营垒中以及在对待义帝这面旗帜问题上，都是刘邦得人心，项羽失人心（李永田《论楚汉战争中刘项之成败》，《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1期）。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卞直甫、宋一夫的《项羽和刘邦》（《学术月刊》 1987年12期）等。‎ ‎　　3．项羽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王春庭把项羽失败原因归为五条：裂土分封是主要原因；残暴是第二大原因；第三，项羽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没有给人民以生存和生产的条件；第四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第五，是项伯的破坏（王春庭前引文）。刘泽华、王连升认为，个人的才干、品质和所实行的政策等偶然性因素是决定刘胜项败的主要原因（《论刘邦——兼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南开学报》 1979年4期）。吴汝煜说项羽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另外范增对项氏的失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汝煜前引文）。赵文润把刘胜项败原因归结为二：其一，刘邦多谋善断，长于权术，项羽则自恃勇武，不讲策略；其二，刘善于用人，能够纳谏，项用人唯亲，自恃拒谏（赵文润前引文）。此外，还有文章指出项羽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而造成了失败（中仁、杞愚《“大王失计恋江东”——项羽失败的关键》，《学术论坛》1983年4期）。‎ 五、关于项羽和刘邦的比较 ‎　　研究项羽必然要涉及刘邦，刘项比较早已有之，但存在着厚此薄彼的倾向，褒刘贬项的现象尤为明显。纵观近来文章，刘项比较研究主要在三方面：分封、用人及刘项个人品质。刘项分封的比较前已述及，这里谈刘项用人得失和品格优劣问题。‎ ‎　　刘项用人一得一失的说法近乎众口一词。王铭的《楚汉战争与刘邦、项羽用人》（《苏州大学学报》 1986年3期）论道，项羽和刘邦抱有不同的人才观（项取人以名以尊，形成亲亲尊尊的人才观；刘取人以实以贤，形成尚贤任能的人才观），执行了相反的用人政策（刘虚己听人，放手用人，赏不移时；而项刚愎自用，信谗多疑，忘功寻过），用人得失是楚汉战争胜败的关键。邱永明《刘项用人得失和汉楚战争成败》（《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分析刘项用人的差别在于：在用人原则上，刘唯才是举，项苛礼唯亲；在用人态度上，刘自明听人，项刚愎自用；在用人政策上，刘宽容诚信，项多疑嫉才。所以刘邦本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文武之才，却能取众才用众智，项羽虽武艺出众，勇猛过人，但他用人有失无得，既不能尽己人才，更不能尽人之才，这是汉胜楚败的主要原因。‎ 项羽和刘邦 在个性和品质方面的差异，同样引人注目。赵文润在肯定二人对历史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项羽见义勇为，来去磊落，是个令人喜爱的失败者，而刘邦则是个品质低劣的胜利者（赵文润前引文）。周百鸣用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把项羽的性格归为“情绪型”，把刘邦的性格归为“意志型”，认为项羽是一个血气方刚、有勇无谋的猛将，刘邦则是年已五十、老谋深算的干练政治家，最后是多谋善断的刘邦战胜了匹夫之勇的项羽（周百鸣前引文）。吴仰湘在详细分析项羽的个性心理时，认为项羽的个性是没落贵族阶层中盲目自傲，受打击后又一蹶不振的心理的体现，刘邦的个性则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争权夺利不惜一切手段的心理的典型（吴仰湘前引文）。‎ 六、关于垓下战场和项羽自刎的地点 ‎　　垓下会战是楚汉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但垓下战场在何地，却有不同的说法。多数人认为它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固镇县东境（魏嵩山、邹逸麟《垓下在安徽不在河南》，《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4期；张祖彦《项羽、刘邦和他们的故乡》，《文物天地》1982年2期；彭铭华《垓下辨》，《合肥教育学院学报》 1984年1期）。但苏城鉴对灵璧说提出了异议，认为垓下战场在今河南淮阳县东鹿邑县境，并推想有两个垓下，一在河南陈县，一在安徽灵璧，楚汉大规模的会战是在陈县垓下，发生在灵璧垓下的可能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受降战（《垓下战场在河南不在安徽》，《安徽师大学报》 1979年2期；《从“四面楚歌”再探垓下战场所在》，《安徽史学》1988年3期）。‎ ‎　　项羽自刎于乌江的史实本已为人普遍接受，但计正山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光明日报》 1985年2月13日）却提出项羽自戕乌江是历史的讹误，认为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在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王贵华和呼安秦对此先后提出了商榷，坚待项羽自杀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因为乌江在秦汉时隶属东城，司马迁所说项羽自刎乌江与身死东城并不矛盾（王贵华《项羽自刎乌江并非民间传闻》， 安徽史学》 1987年1期；呼安秦《也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2期）。‎ ‎　　垓下战场和项羽自刎地点出现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项羽迷失道的“阴陵”的位置解释不同：一曰灵壁说，以阴陵为山名；二曰定远说，以阴陵为故城；三曰和县说，以阴陵为山名。‎ ‎　　综观十多年来的项羽研究，有很多是令人鼓舞的。史学界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基础上，摆脱了唯成份论的影响，基本上跳出了以成败论英雄的框架，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了共识。少数论者还探讨人物的心理与性格，为全面评价项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此外，项羽研究的领域也有不断拓展的趋势，近年来人们开始注意与项羽关系较大的范增、宋义、楚怀王心等人。然而，不足之处依然很多，诸如厚此薄彼的现象，史料的运用和解释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以往论者多集中于探讨刘成项败的原因，而忽略了项羽后期活动的评价，也绝少从军事角度研究项羽。我们期待项羽研究在今后有一个新的发展！‎ ‎　　‎ ‎　　（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5期）‎ ‎(2)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形成的原因和社会政治影响 ‎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 ‎　　‎ ‎　　胡如雷 ‎　　‎ ‎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其具体表现，就是郡县制的存在。一种政体是否属于中央集权制，关键在于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如果中央与地方间只有松散的政治联系，地方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就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分散割据；如果二者间有紧密的政治联系，地方严格服从中央政令，就是中央集权。战国、秦、汉以后，我国郡县官吏由中央政权任免、调迁，向中央政权负责，在政治、法律、军事上服从中央政令，所以体现了中央集权精神。‎ ‎　　西方很多国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只有到十三至十五世纪时，才开始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倾向。东方国家一般多具有中央集权制形成较早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原因亦与东方其他各国互异，我们还是应当就中国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 ‎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较早呢？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方处于沙漠地带的国家相同，也是由于大规模灌溉工程的兴修迫切需要集中统治的政府进行组织，所以产生了中央集权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与东欧国家相同，是为了抵抗附近民族的进攻，捍卫民族独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的经济基础是所谓封建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世界各民族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既然各不相同，那末，中国封建社会确立这一政体形式的原因也可以和各国都不一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还在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 ‎　　仔细分析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包括下述两个方面：第一，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性质的上层建筑。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国家性质问题，就是要看政权归哪个阶级所掌握。第二，经济基础的形式能够决定上层建筑的形式，当经济基础的本质不变，形式改变时，上层建筑也可以本质不变，形式改变。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情况就复杂化了，即相同性质的经济基础可以产生相同形式的国家政权，也可以产生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列宁曾经指出，奴隶社会的国家在性质上相同，但政体形式却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共和制之别；同样是封建社会，也出现过君主制和共和制等不同政体。1由于政体形式的变化与经济基础形式的变化有关，所以不能因为以上复杂情况，就认为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政体形式是任意的，具有偶然性，不能给以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2很明显，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这一重要理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给以科学的说明。‎ ‎　　中国封建社会从始到终采用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原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特点。十五世纪以前，西方没有出现中央集权制，是由于封建领主不但能够世代相承地、稳定地占有领地，而且能够终生占有农奴；他们不但具有固定的等级身份，而且在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领主不需要在地方上另设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就能够在庄园中对农奴进行统治。与西方相反，我国的封建地主是采取租佃制剥削佃农，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不固定的，对佃农的占有也不稳定，地主本身不能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归专门的官吏掌握，于是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机构。这种机构体现在地方政权上，就是历代流行的郡县制，也就是贯彻中央集权精神的关键所在。土地买卖使我国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地主的经济身份也很难固定在某个人身上，“以末致富”的商人可以转化为地主，破产的地主在卖尽土地以后就不再成其为地主，这种特色反映到郡县制上，就是“官无定守，民无定奉”。3统治者任用官吏的原则是“择人以尹之”，“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4所以“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5按照这样的原则办事，官职对于个人不是固定的、永久的，官吏就只能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就只能最后集中于中央。可见中央集权、专职官吏、郡县制度是三位一体的。秦代李斯概括地指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6是一语道破了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的核心所在。汉人班彪也尖锐地看到了此点，故认为秦汉以后是“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7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正是由于“臣无百年之柄”，皇帝才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集全国大权于一身，而有了“专己之威”。‎ ‎　　行政权、司法权及军事权尽管从土地所有权那里游离出来，集中在中央政权手中，但这与土地国有制并无内在关系。决定政权性质的关键，是看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而不是看封建国家采取了什么样的政体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总代表，各级政权中实际掌握统治权的官吏，都是地主分子。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就是向封建政权输送地主分子的主要渠道。郡县地方政权中还有大量胥吏，往往是当地的土豪劣绅。明代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见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8正如乡里、保甲基层政权掌握在乡绅地主手中一样，郡守、县令也只有依靠当地的豪绅，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宋朝曾有明文规定：“州县责任乡豪更相统制，三年能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9‎ 可见各级封建政权并不以保护土地国有制为自己的基本职能，它实际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 ‎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否认，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有一定的作用；但应特别声明，只能从财政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作用，它本身并不反映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汉武帝时实行“告缗”，没收了大量土地，对国家财政收入颇有裨益，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西汉政权的经济基础却仍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是推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前提。租庸调制，尤其是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当均田制破坏后，中央集权就被藩镇割据所代替了。然而我们却应当看到，唐政权的职能仍然主要是为地主土地所有制服务。在看到国有土地对加强中央集权发生作用的同时，却不能反过来认为，凡是中央集权强化的时期，必然存在大量国有土地，因为国家的财政来源很多，国有土地的收入并不占主要地位。宋朝中央集权比较巩固，但国有土地却比汉、唐、明等朝少得多。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须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不应该把国有土地同中央集权机械地联系起来。‎ ‎　　秦汉以后，国家确实组织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央集权制也的确有利于抵抗周边民族的攻掠，有助于巩固边防，但我们却不能认为中央集权制产生的根源就是地理条件和民族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王亚南同志的下述论断是十分中肯的：“进行水利工程也好，抵御外侮也好，选贤举能也好，都是维持一个专制王朝必要的措施。我们不能倒转过来，说这些措施的任何一方面是专制官僚政治产生的基本原因。没有封建的地主经济作基础，中央集权的专制官僚政体是不可能因为任何理由而发生与发展的”。10东方某些国家是由于处于沙漠地带，气候和土壤因素使人工灌溉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所以土地国有制与中央集权制孪生在一起。中国的黄河流域并非沙漠地带，灌溉固然对农业有利，却不是农业生产的第一个条件。战国以后，中央集权制恰恰是在西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井田制崩溃以后，土地私有制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水利工程的兴建不能把中央集权制与土地国有制媒介在一起。俄国、匈牙利和奥地利是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产生了多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制。我国在战国、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出现是华夏族（即汉族）内部各国相互兼并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抵御匈奴而自愿联合的结果。所以，边防的需要也不是我国中央集权制与多民族国家孪生的真正原因。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到别国去找现成的答案，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很早就形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但这一国家结构并不巩固，有时往往会出现割据和分裂状态，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之间存在矛盾。西方的中央集权制是和国内统一市场、近代民族等同时形成的，其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集中平行发展，齐头并进，因而中央集权制一旦产生之后，就相当巩固，很难遭到严重破坏。中国中央集权制形成于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分散的个体农业是社会组成的主要经济细胞，因此，中央集权制尽管有形成的必要经济基础，却缺乏使它巩固的经济前提。在这种条件下，它的不稳定性，割据、分裂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 ‎　　虽然国内民族市场的形成是西方中央集权制产生和巩固的前提，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是我国中央集权制不巩固的原因，但我们却不能认为，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程度上的提高都在相应程度上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每一次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由中央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集权，是取决于很多条件的，并不单纯取决于商品经济水平的一高一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程度、超经济强制的强弱、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民族关系的简单和复杂，都对政体形式的变化能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譬如唐代初年，商品经济水平比较低，中央集权制却比较巩固；开元、天宝以后，商品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中央集权却正走向藩镇割据。又如五代十国时期及北宋初年，商品经济水平并不比唐代有显著提高，统一集权的国家却终于再度重建。我们所以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分析问题不能解释上述矛盾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在理论上，民族市场的形成必须以区域性分工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商品经济微小的发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不可能为政治的集中提供充分必要的经济集中的条件。‎ ‎　　此外，还应看到，即使在中央集权制最巩固的时期，由于我国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也还存在割据的因素和成份，统一集权的程度不可能达到十五世纪以后西方的水平；另一方面，即使在分裂割据状态最严重的时期，也还存在局部地区的中央集权制，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是五代十国，各个小国内部仍然实行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把任何时期的中央集权或分裂割据绝对化了，都容易流于片面。‎ ‎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两种因素都有，然而毕竟前者占支配地位。在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中，统一集权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分裂割据的时间，就是有力的说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社会政治影响 ‎　　‎ ‎　　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对社会经济、阶级斗争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　　首先，这种政体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占支配地位。斯大林曾经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割据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的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11对于这一理论，须要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说明和理解。‎ ‎　　中央集权制是全国统一的重要条件，而全国大一统的局面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即可以避免一些纷争和割据，可以减少某些统治阶级内部的有害战争。战国时各国间战争不休，一个大战役造成的损失，“十年之田而不偿也”。12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人自以为更生”。13秦汉以后，割据分裂的时候战争就多，统一集权的时候，也发生过统治集团之间的内争，如西汉有“吴楚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变”，但就总的情况而言，战乱毕竟比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少得多。因此，在汉、唐、明、清等统一集权的朝代，社会经济往往有大踏步的发展。‎ ‎　　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兴修大规模的灌溉工程，但统一集权局面毕竟有利于治理黄河和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秦朝的灵渠，汉朝的王景治河，隋、元两代的大运河，都是国家统一时期劳动人民兴修起来的重要水利工程。唐朝前期全国统一，“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而水利事业“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14这一事实也集中地反映，统一集权是发展水利事业，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政治前提。‎ ‎　　统一集权的政治环境还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秦汉时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一统局面，“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5在西方，中世纪时贵族领主割据纷争，道路阻隔，经商缺乏安全保障，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时期，商人都可以单独行动，远出经商，只有经营非法商业的私盐贩和私茶贩才必须进行集体武装贩运。这种商旅比较安全的情况，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拦劫商旅、杀人越货的领主和骑士有密切关系。‎ ‎　　秦修驰道，隋、元广开运河都是出于政治、财政、军事的需要，但在客观上，统一集权国家所创办的水陆交通也有利于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在谈到隋朝开通大运河时，杜佑就曾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16秦朝的驰道，历代的驿站，都具有类似的作用。‎ ‎　　出于财政需要，统一集权的封建国家还往往实行全国一致的货币和度量衡。秦始皇在这方面的功绩最为显著，隋统一全国后宣布实行举国一致的五铢钱，这是最著名的两个事例。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对全国的商业发展，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 ‎　　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还有利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秦统一后，大批人民“谪戍”五岭以南，把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传入越族。西汉的屯田西域，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元代黄道婆能从海南岛把棉纺织技术传到松江一带，显然也与全国统一有关。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在分裂割据的条件下，这种生产技术的交流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却比较困难得多了。‎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西欧的面积与中国约略相当，在近代却形成为很多单一民族的国家，未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原因就在于中世纪时西欧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汉族在封建主义时代就采用了中央集权政体，成为一个相当巩固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故能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使他们产生向心力。如果没有形成这一政治体制，则不但中国各族不能联合成一个国家，甚至汉族本身也可能分裂成很多国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尽管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残酷的民族战争和民族征服，但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大家庭毕竟是从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发展而来的。‎ ‎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周边各少数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都比汉族落后。无论是各族的军事民主主义阶段的上层显贵也好，或是奴隶主贵族也好，往往对汉族发动掠夺战争。汉族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体制保证了本民族的统一，有利于在民族战争中保卫自已。‎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消极影响虽然只居次要地位，也应加以分析。‎ ‎　　首先，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意味着国家须要豢养大量的专职官吏和职业兵，这就必然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等负担。西方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时候，也出现了大批官僚和职业兵，行政、军事费用也突然猛增，不过当时社会生产已经相当的发展，而且有一个富裕的中等阶级支持王权。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还不能与西方比拟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就好象一个还没有成年而且身体羸弱的人勉强地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铠甲。这样，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身上，同时也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唐代的国家开支中，“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17宋人蔡襄也认为“兵冗为大，其次又有官冗”。18明代也有“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的说法。19在兵饷、官俸中，又以前者所占比重最大。历代统治者尽管也想采取“革冗员，去冗兵，节冗费”20的措施，或者实行屯田制、府兵制，通过寓兵于农的办法解决财政支出浩繁的问题，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兼并只要存在，问题就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沉重的赋役负担，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　　政治集中同经济分散发生严重矛盾，是中央集权政体消极影响的又一个表现。西方中央集权制与统一的民族市场同时形成，国都往往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而且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已很密切和成熟。所以，中央政权的大量消费并不造成严重的困难。中国从秦汉开始，国都一带就集中了大量的官吏和军队，须要从全国调运大量物资供其消费。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各地区间缺乏天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交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出于财政需要的人为大调运就是一个极大的浪费。汉代的桑弘羊就已经看到，“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索隐》引服虔曰：“雇载云僦，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也”。21明代的赋税分配情况是“郡县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22所以江南漕粮达于京师的费用是“以石五六斗而运一石”。23清人王心敬有一段集中而典型的议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然其粮米则倚办于江浙湖广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远者且四五千。中间公私不赀之耗，至有费过本粮原额一倍者”。“究之官廪兵粮毫厘无加，而南民国力徒耗于无益之处耳。然其法终不可易者，漕粮系京师之必需，固不暇顾国力与南民也”。24显然，这种浪费必然拖住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加重了农民的苦难。‎ ‎　　商税的沉重和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央集权制对商品流通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侧面。‎ ‎　　大量官俸、兵饷的需要迫使地主政权大肆征商。商税的沉重不仅削弱了商业资本，减少了商品流通，而且由于到处设置关津，大大阻碍了转运商业。宋代的“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25可见商税已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历史上不但分裂割据的时候是“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26，就是在中央集权制相当巩固的大一统时期，统治者也总是遍设关卡，进行征商。明朝是“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27清代“国家设关通天下，凡十三处，皆相隔三四百里”。此外，还有“攒典之设而各据口隘，横行村落，处处皆关，则处处有税”，故当时有“关外之关”的设法。28这种情况对商业发展的阻碍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南宋时在沿江一带从池州至建康的七百里内设有六处场务，其间有“相去不满五六里者”，因而使商旅“困于公家之征”。29明代“客商俱怕征求，多至卖船失业”。30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央集权制在商品流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片面地估计过高，还必须承认大量兵饷的官俸对商业繁荣的不利影响。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要满足封建政权的财政需要，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和商品经济水平较低也是导致关津林立的重要条件。当时商人资本的力量还不足以扫除这些封建障碍。‎ ‎　　商税是因地主政权的财政需要而征收的，在商业不发达的时候，商税往往较少，在商业比较繁荣的时候，商税随之增加。唐朝初年，商业不很发达，当时并不征收货物通行税。盛唐、中唐时期，商业空前繁盛，各道节度使、观察使因而“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其后果是“商旅无利，多失业矣”。31‎ 从明初到明后期，也经历了一个商品经济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所以“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32事实说明，商税成了商品经济的桎梏，这正反映了中央集权制与商业流通相矛盾的一面。‎ ‎　　封建国家对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政治干预，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商品经济须要在“自由”的空气中顺利发展，西方中世纪的商品生产最初是由摆脱农奴制束缚的城市手工业者发展起来的；以后又在行会所不能控制的地方，织布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采矿业在十四、十五世纪时，也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界上发展起来，成为工场手工业最早出现的部门之一。在这种地区，它既不受领主的干预，也不受行会的控制。当时西方虽然出现了中央集权制，但它不是作为商品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恰恰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得到了中等阶级的支持和拥护。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纯封建经济时代的早产儿，专制主义封建政权不但严密地控制了城市，而且也有效地统治着广大农村。不但农村的纺织业要受课役的盘剥和干扰，就是矿冶业也完全不能摆脱国家的干预。马端临说：“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33宋人石介也概括地指出：“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今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枲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34明代的市民运动首先从矿冶业大规模开始，就反映我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既不受官府、行会控制、也不受农村封建政权控制的城乡之间的边界地带。至于官府手工业所受的封建统治和它对私营手工业的影响，以后在讨论手工业时还要专门涉及，这里就不预为详论了。 ‎ ‎　　最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是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从中央到郡县的各级封建政权好象组成一个天罗地网，用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把整个社会紧紧地捆绑起来，劳动人民很难逃脱它的控制。因此，与西方相比，封建统治实际是更有效、更强化了。同时，大量的官俸、兵饷均来源于农民阶级所负担的课役，而赋税、徭役、兵役的“头会箕敛”，往往是促使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的催化剂。秦、隋、元三代农民起义的反课役色彩，是非常鲜明的。正如在物理学中，作用越大，反作用也越大一样；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压迫的强化也带来了反统治、反压迫斗争的强化，课役的沉重也引起了反课役斗争的加强。‎ ‎　　由于在中央集权政体下，地主阶级的统治非常严密，农民群众不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就很难进行有效的反抗和斗争。这是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自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条件下，我国农民也是分散的，彼此间的联系不可能很紧密。但处于中央集权的环境中，尤其当斗争展开以后，各地区农民之间进行接触和联系，毕竟比处于分裂割据环境中方便得多。加之，集权中央也意味着中央政权是一切政治压迫的总枢纽，一切横征暴敛的总机关，所以全国农民的阶级斗争锋芒也必然首先指向皇权，这样，共同的政治斗争目标也容易把各地的农民斗争联系起来。恩格斯在总结德国农民战争时曾惋惜地说：“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35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中央集权制，对农民起义有重要影响。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存在，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规模特别大的主要政治原因。 ‎ ‎　　‎ ‎　　（选自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研究 ‎　　白 钢 ‎　　‎ ‎1．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　　‎ ‎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生问题，是与古代国家政体形式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李光霁认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萌芽于春秋，成长于战国，确立于秦朝，巩固于西汉（《关于中国封建君主制度的几个问题》，《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白钢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脱胎于三代的等级君主制，形成于战国，确立于秦始皇。定型于汉武帝（《从军事封建专制主义到宗法封建专制主义》，《未定稿》1981年第27期）。‎ ‎　　封建专制主义政体在中国确立之后，许多学者主张划分发展阶段，以求更准确地研究和表达这种政体演变的历史过程与特征。周继旨说：从西周到春秋，是一种单纯的宗法制 度为基本原则的政治结构，秦汉以后，则是以建立在宗法制的社会基础上的官僚制为基本原则的政治结构。战国时代则是从宗法制的政治结构到官僚制的政治结构的转换时期。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与先秦有很大不同，与西欧也有很大不同，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政治结构上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即脱离宗法制羁绊有相对独立身分的“士”阶层。在政治结构中，儒生士大夫的存在，对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政治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宋家钰则认为，对中国君主制度的阶段性，应根据经济、政治的特征加以科学划分。如隋唐以前，可以称为宗族豪门贵族皇帝制度；经过隋唐过渡以后，可以叫作官绅地主贵族皇帝制度。王思治认为，皇权专制是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但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宋以前，皇权是强大的，但又受到牵制，如汉唐有“封驳制度”，汉初郡国并行，汉唐地方官权力都很大，甚至可以形成割据，门阀地主亦有很大势力等等。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这些牵制皇权的因素逐渐消失，绝对君权才达到最完备的形态（以上，在天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见《光明日报》1980年12月30日）。白钢从中国皇帝制度的成型过程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皇帝制度在秦始皇创立时，是一种军事封建专制主义，它是以军功地主为其阶级基础，以申韩之术为理论基础的。皇帝制度到西汉武帝以后演化为宗法封建专制主义，它是以孝弟、力田、三老等宗法地主为其阶级基础、以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皇帝制度到西汉武帝时基本定型，在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作为一项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始终代表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总和，并被一直延续下来。宗法封建专制主义阶段本身，又可以宋太祖赵匡胤为界，分成相对君权与绝对君权两个小阶段（《从军事封建专制主义到宗法封建专制主义》，《未定稿》1981年第27期）。‎ ‎　　‎ ‎2．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 ‎　　‎ ‎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等级制与封建特权、宗法制与家长制、外戚专擅与宦官干政，等等。10年来，学术界就这些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就封建专制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则缺少集中的探讨。李桂海提出，庞大而僵化的封建官僚制度、国与家的统治相结合的宗法家长制、阶梯式权力分配的封建等级制，等等，是其具体表现（《中国封建结构探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李光霁认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一）权力集中与个人专断；（二）“家天下”——封建国家是君主及其家族的私有物（《关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几个问题》，《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白钢着眼于封建专制主义对现实社会生活影响的角度，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特征。他说：在政治上，表现为，一是有权就有一切，二是家长制，三是官僚政治；在经济上表现为，一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其经济基础，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面貌的封建生产方式，三是超经济强制和挥霍无度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具体的是推行蒙昧主义，一是天命观，二是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略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红旗》1980年第17期）。有的人认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君主权力的不可分割；二是皇帝权力的世袭性（《“皇权”和“皇位”》，《新时期》1980年第6期）。总的说来，关于封建专制主义基本特征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有些问题，如政治生活中的无程序性、无规则性，尚未涉及；有的问题，如关于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制的区别与联系，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相反，将二者联体，却是学术界流行的提法，细究起来，这都是问题。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一定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3．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　　‎ ‎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是学术界争议较多的问题。1981年3月湖南史学会举行年会，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观点：(1)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理由是马克思论述法国小农不能代表自己的那句话。(2)认为以地主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是滋育我国封建专制体制充分发展的经济基础，而不同意说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理由是：第一，上层建筑的基本部分不可能建筑在这种不占主导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上；第二，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耕农越来越少，而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却越来越加强。(3)‎ 认为必须从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等方面综合考察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认为经济结构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构成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原因（《光明日报》1981年4月6日）。‎ ‎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小农经济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的治乱兴衰，各个王朝不断地兴亡交替，都是这个经济基础决定的（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王存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学术月刊》1981年第10期；杨希珍《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小农经济》，《文史哲》1982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小农经济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建立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的总和，包括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在生产中地主对农民的统治与人身依附关系，以及产品分配中的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等等，才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白钢：《小农经济不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学术研究》1984年第1期）。‎ ‎　　由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基础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争论，成为近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研究的热点之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九种不同的见解。白钢编著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224页至246页作过详细介绍。这里囿于篇幅，只拟交代9种意见的论点及代表作：(1)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结构（吴承明：《男耕女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于素云：《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茅的阻滞》，《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宏钧：《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中国史研究》1980第1期；陈家泽：《从两种小生产的转化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等等）。(2)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结构（陈平：《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4期；周继旨：《略论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进程及其政治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等）。(3)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地主制经济结构（傅筑夫：《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期；蒋兆成：《剖析中国的封建市镇——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4)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两种所有制的总和（王守稼：《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若干观点》，《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5)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结构（方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6)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综合体，具有整体性和多级层次性，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等（王家范、谢天佑：《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3期）。(7)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张海鹏、唐力行：《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8)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使中国成为封建超级大国（刘青峰等：《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9)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平行的经济结构，一种是以农村为主的小农经济，另一种是以城市为主的耗费经济（李桂海《论封建“垄断”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 ‎4．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作用 ‎　　‎ ‎　　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有一定的影响，这是近年来所发表的有关论著中公认的问题。但是，在对这种影响的估计上，却存在着分歧。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意见：‎ ‎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要作具体分析，总的说来，这种影响只居次要地位。‎ ‎　　胡如雷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占支配地位，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治理黄河和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商品流通，有利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它的消极影响，只居次要地位。沉重的赋税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出于财政需要的人为大调运，造成极大的浪费，拖住了社会发展的步伐；重税征商，成了商品经济的桎梏（《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第156—163页）。王超说：总的看来，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中后期的某些时期，‎ 皇帝制度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反抗外来侵略等方面，是起进步作用的。但从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来考察，皇帝制度的发展，造成极端腐败的专制政治，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束缚，在中国历史上又起着极大的反作用（《论皇帝制度与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　　另一种意见认为，封建专制主义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罗镇岳说：即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专制主义也是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秦汉的专制主义与抑商政策》，《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刘泽华、王连升说：在以千为计的年代里，封建君主制国家对封建社会经济规律的干预和破坏，是极其严重的。沉重的赋税、徭役以及其它形式的剥削，常常使简单再生产不能进行，社会难以生存。抑末的结果破坏了价值规律的正常运转，因而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样，我国封建社会便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　　‎ ‎　　选自白钢：《中国政治史》，收入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1)称皇帝 ‎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承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秦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　　‎ ‎　　（选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2)废分封，行郡县 ‎ ‎　　二十六年，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候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　　‎ ‎　　（选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3)《封建论》（节选） ‎ 柳宗元 ‎　　‎ ‎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盭，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　　‎ ‎　　（选自《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4)《读通鉴论》（节选）‎ 王夫之 ‎　　‎ 秦始皇　　‎ ‎　　一 ‎　　‎ ‎　　雨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　　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 ‎　　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贤而秀者，皆可以奖之以君子之位而长民。圣人之心，于今为烈。选举不慎，而贼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况圣人！未可为郡县咎也。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　　‎ ‎　　（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 统一度量衡 ‎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　　（愙斋集·古録第24册秦始皇廿六年权文）‎ 第六节 西汉的盛衰 恩格斯论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作用 ‎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　　‎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483页。）‎ ‎　　‎ ‎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　　‎ ‎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2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阶级斗争是 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　　‎ ‎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　　‎ ‎　　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历史作用 ‎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大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 ‎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上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 ‎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6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论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 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毛泽东论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 ‎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　　‎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625页。）‎ ‎（1）汉初君臣吸取秦亡的教训 ‎　　汉代能有效地实行恢复生产、与民休息政策的一个深刻原因，是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史载：‎ ‎　　陆生（陆贾）时时前称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天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　　陆贾指出秦施暴政而致灭亡，继起的汉朝要立稳根基，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用暴力手段夺得天下后，要用宽缓的手段治理天下。刘邦醒悟之后对此十分重视，郑重要求陆贾总结秦亡汉兴以至历代兴衰的教训。《新语》十二篇可以说是汉初君臣共同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体现出汉初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受到刘邦及其群臣的赞赏。‎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汉初经济贫困，景象残破 ‎　　西汉初期，经过秦的残暴统治和长期的战乱，到处呈现一派残破的景象，甚至出现千里沃野，空无一人的状况。有一次，刘邦途径曲逆（今河北完县东），见到那绝无仪有的城楼，对随从臣僚感慨地说：“多么壮观的县城呀，我走遍天下，只有洛阳和曲逆了！”其实，当时曲道破坏相当严重，户口由秦朝时期的三万户减为五千户，锐减六分之五，但刘邦却赞叹不已，可见其它城邑大多成了一片废墟。‎ ‎　　那时由于人口散亡，土地荒芜，社会经济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西汉王朝建立之初，连皇帝用的马车，竟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将相往往只能乘用牛车。‎ ‎　　汉初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刘邦迁都关中时，开始暂居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不久萧何建成未央宫，刘邦见宫阙壮丽，指责他不该在这时修建宫室。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国家财力匮乏的缘故。汉初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与汉王朝存亡息息相关。迅速恢复极度凋敝的社会经济，是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 ‎　　‎ ‎　　（选自潘国基：《秦汉史话》，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西汉纺织业的论述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当时的临淄（今山东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②。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五千万钱以上。已有了提花织机，钜鹿陈宝光的绫机“用一百二十蹑”，能织成各式各样的化绫。西汉的精美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罗马帝国）。‎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汉高祖采取的重要措施和结果 汉高祖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秦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地主阶级，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跟着而来的，是楚汉之际争夺封建统治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经过战乱的城市，也是人口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达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　　面对这种剥削难有所得的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 ‎　　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 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以上的，“先与田宅”，并给以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从军归农者陈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农民。这些农民由于获得了一份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是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　　二、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也事实上予以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那些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这些地主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柱。‎ ‎　　三、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　　四、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　　六、命丞相萧何制定较秦法缓和的九章律，代替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 ‎　　以上这些措施，是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适应阶级关系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阶级政策。汉高祖推行了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得到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西汉时期的农民阶级及其所受的剥削 ‎　　西汉政权继续用名籍制度控制民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郡、县、里）、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都要在名籍上一一载明。在列入名籍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民。自耕农民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力，也是阶级斗争的主力。‎ ‎　　西汉封建国家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有所减轻。但是按照西汉生产力水平估计，农民租赋负担仍然非常沉重。据《汉书·食货志》所载，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食用和田租，约剩五十余石。汉制，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岁纳百二十钱，叫做算赋；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岁纳二十钱（武帝时增至二十三钱），叫做口赋。通常的农户，每户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二口，为了不误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叫做更赋。农家卖粟纳口赋、算赋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无几甚至没有剩余。为了进行再生产所需的种子、耕畜、农具等项支出，以及农民衣著、杂用所费，还未计算在内，这些支出就要视副业（主要是蚕桑）收入的有无多寡而定了。如果碰上歉年，农民生活困难更大。所以《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叙述农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田虽三十税一，如果“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 ‎　　西汉时期，粮食和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甚至相差悬殊，但一般说来是偏贱的。粮价如前所述，文景时每石高不足百钱，低则十余钱。田价据《九章算术》资料，善田每亩三百钱，恶田七十余钱。居延边地，每亩约值百钱。关中善田，每亩千余钱。但是农民所需耕牛，一头值千余钱至数千钱。马当时是主要耕畜，由于战争的需要，更为昂贵，每匹低则四千，高则二十万。铜铁器物和食盐，价格都不贱。物价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地主、商人的剥削兼并有利，对于农民极为不利。农民贱价出卖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它必需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何况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要将粟价压而又压。这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　　还在号称“无兼并之害”的文景时期，晁错就尖锐地指明这种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现象。他说，农家终年辛苦，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有“送往迎来、吊死问疾”之费；“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种情况，到武帝以后更为严重。‎ ‎　　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地主作佃客。《盐铁论》说：“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正是由于地方官“刻急细民”，畏惮“家大”，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流亡，使豪强大家得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佃客。关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豪强宁成役使贫民至数千家之多。边地居延，有向屯田卒收取地租的记载，计四六十五亩，收租二十六石，每亩合租四斗。内地的租额，当然更高。汉代不见佃客免徭赋的法令，佃客还要受徭赋之苦。‎ ‎　　还有一些破产农民，迫于生计，为佣工糊口。秦末陈胜为人佣耕，起义以后，故人为佣耕者都来军中谒见。汉代佣工种类，见于文献的除佣耕、仆役以外，还有采黄金珠玉、治河、筑陵、为酒家佣保等等。武帝筦盐铁以前，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为之，这些人有一部分是雇佣身份。筦盐铁后，盐铁生产除用官奴婢外，还用徭役劳动，由于道远作剧，农民无法“践更”，不得不出钱“取庸代”。佣工月值，据《汉书·吴王濞传》注说是三百钱。官僚地主甚至凭借权力，雇工而不给佣值。‎ ‎　　在汉代封建社会里，雇佣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佣工还要受种种封建束缚。庸和奴的称谓有时是混同的，表明庸工身份的低下。汉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诏书里，有“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之语，可见在剥削压迫稍见缓和，或年景稍佳之时，流庸是可以返回乡里的。‎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王国问题的解决 ‎　　吴楚七国之乱平后，汉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汉武帝继续这一做法，又取消王国郎中令。至此，王国治权虽减少，而拥地仍广，依然成为对西汉朝廷的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武帝采纳他的建议，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 ‎”，下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联且临定其号名。”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国各种原因失爵的还有不少。‎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普遍应用牛耕和铁农具 ‎　　西汉初期，牲畜比较缺乏，牛耕尚不普遍。《淮南子·主术训》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大约在汉武帝以前，“蹠耒而耕”还是一种重要的耕作方式。为了促使牲畜繁殖，封建国家下令禁止杀牛，凡杀牛、盗牛、盗马者，要受很重的刑罚。法律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到汉武帝初年，民间牛马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许多地区“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牛耕的主要方式是二牛抬杠，即《汉书·食货志》所说的二牛三人的“耦耕”。但在一些“地势温湿，不宜牛马”的地区，农民仍然“蹠耒而耕，负担而行，劳累而寡功”。‎ ‎　　西汉时期，铁制家具在农业生产中已经被广泛使用。翻土用的有臿、铲、钁和铧，除草用的有锄，收割用的有镰，它们的形制和用途都配合得很好。辽宁抚顺曾发现西汉初期的铁钁60余件。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钁300余件。铁口式凹字形弧刃或尖首的臿，以及“一”字形平刃臿在北方一些地区出土不少。长沙西汉晚期墓中，曾发现持“两刃臿”的俑。锄和镰的形制，与战国末年比较，变化不大，但适于垄间中耕的弧刃锄发现较多，而且出现了钩镰。出土的犁铧，多数属于西汉中期以后。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窑藏中，曾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达85件。全铁犁铧的特点是厚色耐用，破土力强，适于深耕。特别是犁镜的发明，在犁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陕西陇县，河北满城和辽宁辽阳三道壕等地发现的巨型犁铧，至少需要两头壮牛才能牵引，估计大多用于开沟修渠。根据考古资料可以了解，西汉中期以后，从整地、播种、中耕、灌溉、收获、到谷物的加工贮藏，一整套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配套，门类品种相当齐全。汉昭帝时，贤良在盐铁会议上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可见铁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西汉的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掌握着政权，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居于这个阶级最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它封号）的贵族地主。参加过反秦起义，在汉初获得官、爵的军功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皇帝在直辖郡内，诸侯王在王国内，列侯和其它军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内，凭借封建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中央政权的租赋所入，由大司农掌管，用来养活官吏和主要是用来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保障地主阶级专政。皇帝、诸侯王、列侯等在辖区或封域内，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皇帝的私奉养，置少府官主领。最晚到汉武帝时，少府开始向贫民出假公田，榨取地租。武帝置水衡都尉统一铸币，赢利亦入少府。元帝时，封建国家和皇帝每岁剥削所入，计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少府、水衡钱供皇帝私奉养者数目如此巨大，可见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剥削者。‎ ‎　　地主阶级掠夺土地日趋严重，官僚地主更为突出。萧何在关中“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田蚡向窦婴强索长安城南田，霍去病为生父中孺“买民宅奴婢”，淮南王安后茶、太子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甚至汉成帝也“置私田于民间”。西汉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各别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所赐苑田竟至二千余顷。‎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董仲舒提出“大一统”思想 ‎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大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七国之乱的平定与汉景帝削弱王国权力 ‎　　“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因很惶恐，就听信了谗言，捕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不仅不退乒，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商邱），为景帝之弟梁王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他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刘濞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就下令取消了诸侯王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又减缩王国的政权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改丞相为相，总掌王国政事；内史治民，和郡太守相同，宜接听命于中央；取消御史大夫、廷尉等官，重要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至此，诸侯王国虽仍存在，但和郡基本相同，成为中央宜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至成帝时，又取消内史一职，由相治民。王国相与郡太守相同。王国除了还有一个无权干预王国政事的诸侯王之外，其他方面与一般的郡完全一样。‎ ‎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 ‎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卫绾没有直接指斥黄老之言，但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仍然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 ‎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　　董仲舒的学说，基本上是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这种新的儒家学说，适应义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其积极作用。他的更化和任德的主张，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但是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秩序，神化专制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和族权、神权、夫权紧密结合起来，而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由于这种原冈，董仲舒的学说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在以后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绿林军 反对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方边郡地区。工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征发，在边郡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边境数十万驻军，不但仰给边民供应，而且还大肆骚扰，破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边民不堪其苦，有的流亡内地，为人奴婢；有的铤而走险，聚众反抗。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边民弃城郭流亡，随处暴动，并州、平州一带最为猛烈。天凤二年（公元15年），五原、代郡民举行暴动，“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 ‎　　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相继出现了农民暴动。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吴县）起义，出没于江湖之间；同年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起义，杀海曲县宰，入海坚持战斗。此起彼伏的暴动，预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　　天凤年间，荆州一带遇到连年的大饥荒，农民相率到野泽中掘草根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替人家排难解纷，被推为首领。他们人数越聚越多，形成一支武装力量，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他们隐蔽在绿林山中（今湖北当阳境），因此被称作绿林军。几月后，绿林军发展到七、八千人。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攻城略地的打算，只盼望年成好转，能够返回田间。‎ ‎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战斗意志高涨起来。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　　南阳大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他们抱着“复高祖之业”的目的，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并且把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称为舂陵军。舂陵军与王莽军接战不利，乃与向北折回的下江兵约定“合纵”。这时绿林军连败莽军，发展以十多万人。绿林军领袖为了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以公元23年为更始元年。刘玄在西汉宗室中是没落的一员，他参加起义较早，而且又无兵权。拥立宗室刘玄，这是农民受到地主阶级思想影响的表现；但是立刘玄而不立野心勃勃的刘縯，又是绿林军领袖同刘縯、刘秀等贵族分子斗争的结果。‎ ‎　　绿林建号以后，王莽发州郡兵四十二万，由王邑、王寻率领，阻击绿林军。六月，王莽军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绿林军八、九千人，由王凤、王常率领，坚守昆阳，刘秀则轻骑突围出城，征集援兵。那时昆阳城外围兵数十重，列营百数，围兵“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刘秀发郾、定陵营兵数千人援昆阳，王邑、王寻一战失败，王寻被杀。城中守军乘势出击，“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绿林军在这一战役中夺获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昆阳战后“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旬日之间，遍于天下”。显然，这次战役对于绿林军入关和王莽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功绩，他们兄弟的势力逐渐凌驾农民军，因此新市、平林诸将劝更始帝把刘縯杀了。接着，绿林军分兵两路进击王莽。一路由王匡率领，攻克洛阳。更始帝在洛阳派遣刘秀到黄河以北去发展势力，刘秀北上后，就逐步脱离了农民军的控制。另外一路绿林军由申屠建、李松率领，西入武关。析县人邓晔起兵攻下武关，迎入绿林军，合兵直取长安，关中震动。这时长安发生暴动，王莽被杀，长安被绿林军迅速攻克。公元24年初，更始帝迁都长安。‎ ‎　　进入长安的绿林军纪律严明，府库宫室一无所动，长安市里不改于旧。绿林军瓦解了一批关中的豪强武装，迅速平定三辅。但是不久以后，更始帝自己首先沉醉在腐化的宫廷生活中，地主儒生乘机大肆活动，义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现象逐渐滋长起来了。‎ 赤眉军比绿林军发动起义稍后，琅琊人樊崇等在莒县起义。樊崇作战勇敢，附近各地起义领袖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他。他们在泰山、北海一带进行斗争，击败田况所部莽军。参加这支起义军的都中为饥饿所迫的农民，他们同绿林军一样，起初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他们因袭汉朝乡官和地方小史称号，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　　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多万，进攻这一支起义军。为了作战时与敌人相区别，起义军把眉毛涂红，因而获得赤眉军的称号。王匡、廉丹的军队残害百姓，十分横暴，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击败莽军，杀廉丹，势力大为扩展。当刘玄进入洛阳时，赤眉军也在中原活动，樊崇等二十多人还接受了刘玄的列侯封号。由于刘玄排斥赤眉，樊崇等人脱离刘玄，转战于今河南一带。‎ ‎　　赤眉军虽然连战获胜，但是部众思归，军心有些涣散。赤眉领袖认为部众回乡必散，于是率领他们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有众三十万。赤眉领袖在地主和巫师怂恿下，在军中找到一个没落的西汉宗室、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作皇帝。接着，赤眉军进攻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农民起义失败，刘秀建立东汉王朝赤眉入关时，刘秀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在此之前，当刘秀于公元23年冬渡河北上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部农民起义军。他们各领部曲，“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共有数百万人。除了农民军以外，各地豪强地主武装和王莽的残余势力也还不少。豪强地主在邯郸拥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声势最大。刘秀依靠信都太守任光、昌成人刘植、宋子人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又得到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的援助，击败了王郎。更始帝派人立刘秀为萧王，并令他罢兵去长安。刘秀羽翼已成，力量强大，于是拒不受命，留在河北镇压农民军，并坐观关中的变化。他逐个吞灭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军，关中一带把他称作“铜马帝”。‎ ‎　　公元25年6月，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　　同年九月，赤眉军入长安。长安附近的豪强地主隐匿粮食，武装抵制赤眉。赤眉军粮尽不支，又无法打破豪强地主的封锁，于是西走陇坂，企图获得出路。赤眉在那里受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风雪的袭击，折返长安，引众东归。这时，刘秀的军队已经扼守洛阳以西地区，截断了赤眉东归道路。赤眉军奋勇力战，但终因粮尽力绌，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失败。‎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改制加剧了各种矛盾，终于失败 ‎　　王葬改制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他来说，主要有三个问题，就是附会古制，官吏贪污，任意乱改。例如土地与奴婢问题，是西汉一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自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等，都主张“塞并兼之路”或“宜略为限”。这样尚且遭到反对，不得实行。而王莽的“王田”政策则是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收土地归国有，恢复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这是使历史例退，是办不到的。所以命令下达后，贵族、官僚、地主不仅未交出一点土地来，反面激烈反对这项政策。贫苦农民不仅未分到田地，反而由于为生活所迫，出卖自己的小块土地或出卖亲生儿女，却就触犯了这项禁令，以致沦为罪犯，给广大劳动人民制造了更多更大的痛苦。这项政策是脱离实际，行不通的。过了三年，王莽就下令废除了。这项政策的废除，标志着王莽改制已基本上失败了。‎ ‎　　“五均、六筦”政策本来是用以制止囤积居奇，平抑物价，阻止土地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时实行“均输、平均”，与之基本相同，但有成效。王莽所用之人，多为富商大贾，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地方官吏勾给，制造假账，官府无所得，利益尽入私囊。‎ ‎　　此外，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的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三十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关于西汉封国问题 ‎　　北京师范大学 孙恭恂 ‎　　 ‎ ‎　　关于封国问题，实际上包括了刘邦在汉初大封同姓诸侯王、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汉武帝进一步解决封国，加强中央集权等几个阶段。本文拟就此作一简明扼要的说明。‎ ‎　　要了解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问题，首先应该联系到前边两课有关秦王朝和秦末农民战争、楚汉之争的历史。‎ ‎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关于国家体制问题，曾经在君臣之间有过一次大的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次讨论的情况：“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今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就这样，正是从总结西周分封制的经验教训出发，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最终在秦王朝确立起了如课本所说的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划分为36郡（后发展到40多郡），郡下设县。”‎ ‎　　但是，秦王朝的历史不长，只存在了十几年便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覆灭了。接着，便是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　　在楚汉战争中，项羽和刘邦都封了一些诸侯王。从当时的情况看，项羽封王更多的是出于恢复旧的制度。他在灭秦以后，就确立下了“分其地而王之”的方针，接着便“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1同时“又以霸主身份封立随他入关的主要将领和秦重要降将为王，时称‘新王’，又重封或改封关东已恢复旧国的贵族的王号，时称‘旧王’。……新、故王合计十八人。”这样，项羽在当时“已成为旧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搞分裂割据，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2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也封了一些诸侯王，但是更多地是为了宠络、拉拢反项的势力，以战胜项羽。韩信封王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公元前203年，大将韩信占领齐地后，“使人言汉王（刘邦）曰：‘齐夸诈多变，反复之国，南边楚，不为俘王以填（镇）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荣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伏后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征其兵使击楚。”3同样地，在刘邦与项羽进行决战时，韩信、彭越、英布等都不来合兵，结果“楚击汉军，大破之”，文是张良献策，让刘邦答应在战败项羽后，封他们为王，给以封地，“与共天下”，这样便可使他们率军前来，“则楚易败也。”果然，在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后，他们“皆引兵来”，4终于在垓下大败楚军，项羽自杀，刘邦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　　像韩信等这些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分封的诸侯王因为都非刘姓，故而史称异姓诸侯王，简称异姓王。‎ ‎　　 ‎ 二 ‎　　 ‎ ‎　　但是，酉汉建立后，刘邦在基本制度上实行的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所谓“汉承秦制”，“秦兼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5这与项羽的“分其地而王”的裂土割据体制相比，无疑是合乎“时宜”、进步的。‎ ‎　　正是基于此，异姓诸侯王国的存在，在汉初便成了刘邦推行中央集权制度的障碍，其与刘邦的专制主义方针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些异姓诸侯王都拥有封地，尤其握有重兵，又大多是能征善战的勇将，这些对于汉初刘邦的“汉承秦制”统治，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了消除隐患，从西汉一建立，刘邦便着手翦除这些异姓诸侯王的斗争。其所封八个异姓诸侯王，到刘邦死时，除长沙王吴臣（原为吴芮，吴芮死后其子吴臣袭为长沙王）和闽越王无诸由于地处偏远力量又较小，未被翦除外，其余的韩信、彭越、英布等在楚汉战争中以军功而立的诸侯王，或被诛杀，或被迫逃亡匈奴等地，均被翦除。应该说，无论当时刘邦为他们定的“谋反”罪名或是确实或是出于“莫须有”，甚至完全是强加的，但是，这些异姓诸侯王的被翦除，对于汉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全国统一，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消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刘邦却又同时大封了许多刘姓子侄为王，史称作同姓诸侯王。刘邦在位期间，总共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即所谓“剖裂疆土，……尊王子弟，大启九国”6他们分别是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侄子吴王刘濞和皇子代王刘恒、赵王刘如意、梁王刘恢、淮阳王刘友、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齐王刘肥。而且，刘邦还与诸大臣共立了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7因此，许多史书都说刘邦既是“承秦制”，又不是完全地照抄秦制，而是对之有所更厘；他实行的实际是一种“郡国并行”的制度。‎ ‎　　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汉高祖（刘邦）无力控制全国”，8为了稳固新兴西汉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因而大封同姓诸侯王。这一点从他所封的同姓诸王大多在东方、北方和东南方，都是离关中较远的地方和往往是消灭了一个异姓诸侯王即在其地同时封以同姓诸侯王的事实，可以证明。另一点则是，刘邦总结秦王朝所以速亡的原因之一，即是其“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因此，一旦“陈（胜）、吴（广）奋其自挺，刘（邦）、项（羽）随而毙之”，于是他要在“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大封同姓，使之成为中央的屏藩，巩固刘姓的天下。‎ ‎　　对于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一事，也要“一分为二”。应该说，在其开始时，同姓诸侯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屏藩中央，稳定汉室的作用。刘邦死后，吕后执政，违背刘邦的盟誓，大封她的侄子诸吕为王；吕后死后，诸吕“自知背高皇帝（刘邦）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谋作乱”，9最后就是由于朝内有陈平、周勃等刘邦的老臣们运筹发难，外边有齐王发兵西向进军长安，而终于平定了这次几乎危及汉室、破坏了汉初稳定局面的“诸吕之乱”。因此，《汉书·诸侯王表序》说：“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汉文帝）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　　可是，刘邦所封同姓诸侯王的权力却过于大了。他们在自己的封国内，除了太傅、丞相等由中央指派外，自己可以任免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又可以自征赋税，自铸钱币；尤其是可以拥有军队，正像课本中说的，他们对于中央，“实际上形成独立王国”。刘邦“大启九国”所占的地方也十分广大，“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10九个封国“辖地共达三十九郡，而中央直辖的土地只有十五郡”。11这样，便无形之中形成了“强枝弱干”之势，为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埋下了隐患。《汉书·诸侯王表序》在肯定了汉初封国的作用后，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虽然是在总结秦朝经验的基础上做的，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但是，其做法却是“可谓矫枉过其正矣！”‎ ‎　　 ‎ 三 ‎　　 ‎ ‎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是当年所封的诸侯王年岁都大了，再也不愿意受中央派来的太傅、丞相的辖制，愈来愈自行放纵起来；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汉初经济的恢复、发展，各个诸侯王国的实力也日益地加强起来，有的乃至于“富埒（póu，极大的意思）天子”。12于是，到了文、景时期，同姓诸侯封国终于日益成为割据地方的强大势力；他们与中央的矛盾亦越来越尖锐。还在汉文帝时，贾谊就向文帝上了《治安策》，分析当时的形势就像是一个病人，“一胫（小腿）之大几如要（腰），一指（手指）之大几如股（大腿），平居不可屈伸”，如果再发展下去，“失之不治，必为锢疾”；13王国问题已经成为汉王朝统治的严重疾患。因此，他主张“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4建议削减封国的力量。到了景帝时，形势更加地严峻起来，于是才有了晁错的“削藩策”。晁错更直截了当地向景帝指出，对于同姓诸侯王国，“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迫切、快的意思），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15汉景帝三年（前154年），采纳晁错建议，着手削减同姓诸侯王国。但是，削藩令刚下，吴、楚“七国之乱”便爆发了。‎ ‎　　这次王国叛乱很快地便被汉室平定。“七国之乱”，很明显的正是汉朝中央与同姓诸侯王之间矛盾激化的一次大爆发，而“七国之乱”的被平定及汉景帝随后采取的一些措施，则是中央对于王国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四 ‎　　 ‎ ‎　　汉武帝即位时，同姓诸侯王国的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割据势力的存在仍然时时地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由于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才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同姓诸侯王问题，从而实现了西汉王朝的“大一统”局势。这些措施中重要的是课本中讲的“推恩令”。‎ ‎　　前127年，主父偃正式向汉武帝上了《推恩》之策。他吸取景帝“削藩”的经验教训，指出：“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纵），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16因而他建议武帝改用“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17的“推恩”办法。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推恩令”于全国；因“推恩”而受封的诸侯王子弟皆为列侯。潘国基编写的《秦汉史话》（北京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当时“推恩”的具体情况，作了细致的叙述。他最后统计说：“从上述分封的情况看，汉武帝时期所封的王子侯，共计178人。其中元光（前134—前129年）末年七人受封；元朔年间（前128—前123年）受封者达127人；无鼎（前116—前111年）至武帝末年又有44人受封。可见汉武帝大规模实行推恩封侯，主要是集中在元朔年间，尤其元朔二至四年成为‘推恩’的高潮。其特点是进程迅猛集中，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18‎ ‎　　“推恩令”实行的结果，一方面是王国被越分越小，“至于孝武（汉武帝），以诸侯王疆土过制，或替差失轨，而子弟为匹夫，轻重不相准，于是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和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友庶毕侯矣。”19而这些被“推恩”所封的侯，却从此再不受王国的管辖，而是由“汉（廷）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20这样，汉朝中央的郡县越来越加扩大，王国所辖之地却日益缩小，可谓“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21了。另一方面，这些因推恩而受封的侯们，却都感恩于朝廷，“喜得所愿”22对皇帝感恩戴德，成为了拥护中央的力量。因此，课本明确地指出：从此，“王国逐渐被分成许178小侯国，再也没有力量和中央对抗了。”‎ ‎　　当然，除了“推恩令”外，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削弱王侯，加强中央的力量。其中重要的，一是，“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序》），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23另一是，“酎（zhòu音宙）金夺爵”。按照汉制，每年天子祭祀宗庙时，列侯都要献“酎金”（献金助祭）；汉武帝派人检验他们所献“酎金”的分量和成色，凡属不实者都要将其爵位削夺。公元前112年，一次以此为借口，汉武帝就废除了列侯106人。就这样，由刘邦开始分封的同姓诸侯王问题，到了汉武帝时即彻底地予以解决了。‎ ‎　　正确地认识西汉的封国问题，要注意 ‎　　对于汉初的封国不要绝对化。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即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有时确实起到“屏藩王室”、巩固其统治的作用，而不是某个皇帝的简单“错误”。但是，封国的存在却又必然要与中央集权发生矛盾，有时甚至发展成为破坏统一的分裂割据势力。因此，既要有封国，又要处理中央与封国的矛盾，这不仅在西汉王朝有，以后的不少王朝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毋庸置疑，这是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　　 ‎ ‎　　（原载《教学》，1995年第10期。本文此次选用时，由作者作了修改。） ‎ 对王莽评价的两种不同意见 ‎　　宋超 ‎　　‎ ‎　　王莽（前45—23）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是同两汉之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时，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制度改革以及农民起义递嬗发生。这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使后世在王莽评价的问题上产生极大的分歧。从东汉的班固开始，王莽一直是封建史学家咒骂与讥讽的对象。论者主要是从“王莽篡汉”以及王莽个人品德着眼，对其改制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则囿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在1922年写的《王莽》和1929年写的《再说王莽》两篇文章中，说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应该替他伸冤。为此，胡适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假王莽的形象。‎ ‎　　解放以来，史学界对王莽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与专著。但这些论述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分歧很大，见仁见智，迄无定论。撮其梗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综合整理如下：‎ ‎　　一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基本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　　《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刊载的何兹全《王莽》一文认为，王莽是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王莽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作者指出，西汉季年，统治阶级腐败，土地问题严重，农民和奴隶的暴动，使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对于刘家王朝，早已丧失了信心，他们祈望能有一个人出来挽救地主阶级政权，因此，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运动便应运而生。王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他凭借外戚的有利条件，比他人更为容易地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点，掌握了政权。由于王莽幼年孤贫和儒家的说教，使他深知当时政治问题所在及一般中下层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他改制是针对土地兼并，奴隶盛行、商人资本发达三个严重社会问题进行的，因而获得了中小地主的支持。‎ ‎　　邓广铭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1952年1月25日《进步日报》）一文中指出，西汉末年的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两项要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畸形，致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故要求有一种改良措施加以缓和，借以稳定整个地主阶级的权益；由于刘姓政权腐朽无能，已不足以负荷缓和矛盾的重任，故又要求有一个新的统治政权继起。王莽就是顺应这两种要求而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的。‎ ‎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 ‎　　作者指出，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服。‎ ‎　　徐志祥在《王莽改制的再评介》（《齐鲁学刊》1980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王莽改制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应该具体分析。‎ ‎　　作者指出，王莽对西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并不是象《中国史稿》所说的，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而是一种打着“托古”旗号的限田方式。作者也不同意《中国史稿》否定王莽对西汉奴婢制度的改革，他强调指出：王莽把奴婢制度的改革放在与土地问题相等的地位，证明王莽已经认识了奴婢问题的严重性；王莽解决奴婢问题的措施虽然没有行通，但他揭露奴婢的悲惨境遇却是可取的；王莽试图解决奴婢问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作者还指出，王莽在财政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改制措施，除了“赊贷”之外，并不是王莽的发明，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史槁》对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否定王莽的财政经济政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　　萧立岩在《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推行王田制，绝不是导致王莽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引起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在王莽改制的过程中，真正给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因而动摇他统治基础的，主要是屡改币制和轻启边衅二事。‎ ‎　　作者指出，王莽屡改币制，目的虽然是为了打击大商人和兼营商业的豪强地主，但在经济相当发达的西汉社会，扰乱了货币制度，也给一般平民带来了不便和损失，因而使他们对王莽政权丧失了信心。王莽对外用兵、轻启边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乘机一举吞灭四周各族，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永除边患。结果，随着国内的混乱和对外战争的频繁，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灾情严重的地方，终于暴发了农民起义，初期的农民起义，并无明确的目标。直到刘氏豪强地主集团混入农民起义队伍，才打起反莽复汉的旗号，而对王莽改制早怀不满的各地豪强，也乘机起而响应，可见王莽政权是亡于地主豪强集团之手的。‎ ‎　　与上述看法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历史人物。‎ ‎　　“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李鼎芳著《王莽》。作者在书中指出，王莽决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属于大地主贵族豪强集团的，是当时腐化的统治集团中贪污残暴的代表人物。‎ ‎　　作者指出，王莽生在西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代，他凭借显贵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护，勾结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结成豪强集团，用“巧言令色”的行径骗取了中小地主和部分人民的同情，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新朝。在新朝统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连串的复古改制，在经济上，以《周礼》中所叙述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婢问题，前者是复古，后者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再配合五均赊贷，使人民不论在交易中还是在贷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剥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地名、官名的更改，频繁琐碎，只能造成无聊的纷乱，毫无实际意义。很明显，王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除了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以外，别无可取之处。‎ ‎　　《中国史稿》（1963年版）认为，王莽是一个企图以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严重社会危机的悲剧性人物。王莽代汉以后，为了从社会危机中找出一条出路，便进行改制。他企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奴隶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显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和“六筦”法，这些制度基本上都是西汉所原有的。这些办法本来能起到一些抑制豪民富贾的作用，但是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平均物价的五均，垄断商业的六筦等都变成政府官吏收贱卖贵，从中取利的手段，而贫民根本得不到好处。王莽还屡改币制，而且品种复杂，换算比值极不合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仇恨。‎ ‎　　《中国史稿》（1979年版）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强调指出，王莽是一个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王莽改制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 ‎　　张志哲、罗义俊、郭志坤在《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野心家、皇帝迷。王莽改制，也不是一场具有社会意义的改革，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 ‎　　作者指出，外戚政治是中国宗法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一大特点。外戚集团不是靠军功，也不是靠察举，更不是靠治绩，而是靠裙带关系得以进入上层统治的，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大多是腐化的寄生集团。王氏外戚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腐化的集团。在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作为王氏外戚集团的首领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个人野心同儒家经典中政治设计相结合的产物。理由有四：1.无关国计民生，只是依据《周礼》悉改官名和地名。2.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例如按井田制的方式推行“王田”制。3.实际办不到，行不通，例如禁止奴婢买卖之类。4.借改制之名搜括民脂民膏，聚敛个人财富，例如乱改币制，实施五均六筦。而且，这一系列改制，都是在残酷的法令下进行的。造成了哀鸿遍地，生民涂炭，“远近俱发”起兵反莽的必然结果。‎ ‎　　李竞能在《王莽的经济改制及其经济思想》（《南开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一文中分析了王莽的经济思想后指出，王莽经济思想的主流是复古的。它明显地表现在“王田”制和金、银、龟、贝并行的币制上。反映在政治上则是大搞分封制和按《周礼》进行官制改革等，不仅“制礼作乐”，而且恢复周代“爵五等，地四等”的分封制和世袭制。‎ ‎　　‎ ‎　　（一九八三年一月）‎ ‎　　‎ ‎　　（《文史知识》，1984年5第6期。）‎ 第七节 东汉的统治 毛泽东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点的论述 ‎ ‎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已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页。）‎ ‎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 ‎　　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1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2和黄巾3，隋朝的李密、窦建德4，唐朝的王仙芝、黄巢5，宋朝的宋江、方腊6，元朝的朱元璋7，明朝的李自成8，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9，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直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选自《古代的封建社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作用 ‎ ‎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页。）‎ ‎　　‎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页。）‎ ‎　　‎ ‎　　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来。‎ ‎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8页。）‎ ‎（1）汉光武帝调整统治政策的目的 ‎ ‎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光武帝调整统治政策措施 ‎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 ‎　　‎ ‎　　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室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　　东汉时期农业生产又有较大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已达到7320170顷，人口达到53256229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豪强地主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 ‎　　封建经济的发展，在西汉时期导致了豪强势力扩张的结果。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他靠着自己的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最后抢得了皇帝的宝座。南阳、河北等地区响应刘秀的人，都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河北的刘植、耿纯以私兵随刘秀，成为东汉开国勋臣，他们在病危时都指定子侄代统营众，不愿放弃私家武装。在农民起义军所至的地区，豪强地主多聚众自保，待机渔利，如刘秀母舅南阳樊宏作营堑以待刘秀；京兆第五伦聚宗族邻里依险阻固，抗拒赤眉；南阳族姓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这些豪强地主都先后归附刘秀，成为刘秀的有力支柱。‎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外戚宦官专权的形成 ‎ ‎　　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其各的空街。尚书权重职卑，权力更高度地集中于皇帝，这就为外戚、宦官扩展势力，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外戚专权多是凭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内朝官职而得逞的。侍中有权审察尚书秦事，能够和尚书一样秉持朝政。当然，根本上还在于在临朝的母后，而外戚以皇帝的外家操纵皇权。东汉时，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宦成了皇帝身边唯一依赖的对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黄门侍郎则“掌待从左右，关通中外”，而小黄门又是掌“受尚书事”。这样，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纵或干预尚书政务。由于承担此等职务的宦官，较之尚书更处于宫廷内层，更接近皇帝，且便于接近临朝的母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们消除外戚势力，因此，他们更能控制皇权。当时人朱穆痛陈宦官专权的问题与危害时，指出：“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廷平（殇帝年号）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庞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恬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年轻的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正如仲长统所指出那样，他们“新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他们为所欲为，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新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新皇帝后，接着又有新的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便成为东汉后期封建政权的一个特点。‎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八节 秦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 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论述 ‎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 ‎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 ‎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　　‎ ‎　　（选自《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9页。）‎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中国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的论述 ‎　　我国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对祖国都作出了贡献。中国历史叙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体现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各族人民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对这些内容，教材应该充分反映。同时也应该反映历史上民族之间比较重大的斗争。要具体分析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能把民族斗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 ‎　　‎ ‎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修订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列宁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 ‎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1)战国时期，匈奴的强大及对秦、赵、燕的攻掠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商、周时期，称为严允、荤粥，战国时期始称匈奴。匈奴人没有城郭，不经营农业，而是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主要牲畜有马、牛、羊、橐驼（骆驼）等。战国中期，匈奴一再南侵，多次与秦、赵、燕三国发生战争。三国在北部边境地区修长城，驻重兵，以防卫匈奴。‎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秦统一后，对匈奴采取的措施 匈奴人分布在蒙古高原上，战国末年以来，常向南方侵犯。全国统一以后，秦始皇派蒙恬率领秦军三十万抗击匈奴。蒙恬于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收河套以南地，以为三十四县，因河为塞。秦朝军民还把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长城修复并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的古代世界伟大工程之一的万里长城，用来保护北方农业区域，免遭游牧的匈奴人的侵袭。接着，秦又徙民几万家于河套。这对于边地的开垦和边防的加强，起了积极作用。‎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2)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　　武帝初年，继续实行文景之世对匈奴和亲的政策，“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采用雁门富豪聂壹计谋，命聂壹诈降，引诱匈奴攻取马邑城，汉埋伏三十余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以十万骑兵入塞，半途发觉有诈引还。从此以后，匈奴绝和亲，常常在边塞攻掠。但双方仍保持关市贸易。元光六年，武帝开始派军进攻匈奴，从此三十余年间，双方多次发生战争。其中关系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汉遣卫青领兵从云中出击，北抵高阙，迂回至于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 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朔方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同年夏，汉朝廷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次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右贤王数次侵拢边境，直至朔方。元朔五年，卫青攻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汉朝在河套地区的阵地得以巩固，使匈奴再也无力从正面进攻关中一带。‎ ‎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同年夏，霍去病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王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余口，充实陇四、北地、西河、上郡之地。西汉朝廷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地，不但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对于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 ‎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发骑兵十万，“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令卫青、霍去病率军远攻，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击，预约会帅绝漠。匈奴单于以精兵待漠北，被卫青击败，遁走。卫青北至寘颜山赵信城。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狼居胥山，临瀚海而还。这次战役以后，匈奴主力向西远徙，“漠南无王庭”。汉军占领了白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保障了河西地区的安全。汉军在这次战役中获胜，而本身也遭受惨重损失，士卒死亡以万计，马死十余万匹。元封、太初以后至武帝末年，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朝令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令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边筑障塞。此年秋，匈奴军大入定襄、云中，尽毁徐自为所筑城障，又至酒泉、张掖袭扰。天汉年间，汉连续派军出击，均不甚利。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塞，军败，投降匈奴，汉军士卒死亡数万，此后汉不复出兵。‎ ‎　　西汉朝廷对匈奴的战争，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从此，边郡与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屯田兵，在荒漠的原野上开辟耕地，垦殖发展。中原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在边地传播开来。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西至敦煌，修起了屏敝河西走廊的长城，敦煌以西至盐泽（罗布泊），也修起了亭燧。屯田区、城堡和烽燧，是西汉在北方边境的政治、军事据点，也是先进经济、先进文化的传播站，它们对于匈奴以及其他相邻各游牧民族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西域的地理范围及汉时西域情况]‎ ‎　　西汉时期，人们把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我国新疆、中亚细亚以及更远的地方统称为西域。我们这里所说的西域，主要是指汉代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地区，即现在新疆天山南北，包括准喝尔尔沙漠以南，西藏高原以北，巴尔喀什湖附近和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 ‎　　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东到玉门关、阳关，西到葱岭，这东西长一千八百公里，南北宽六一百多公里的广大地区是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由西流向东，注入蒲吕海（盐泽，亦即罗布泊）。盆地四周高山上覆盖着积雪，积雪融解，雪水下注，形成了一道道流入沙漠中去的小河。水流经过的地方，有许多肥美的绿洲，在这些绿洲上有着许多小国。天山以北，在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也有个很大的盆地，即准噶尔盆地，那里有沙漠，有山谷，也有水草丰美的牧地。在这个地区的东部，也散布着一些小国。居住在天山南北的西域各族人民，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开发了祖国的这片土地。他们同内地的汉族人民很早就有了交往。昆仑山下于阗等地产的玉石，在战国时代就已经驰名于中原。‎ ‎　　西出玉门关和阳关三百多公里，在白龙堆沙漠西端的蒲昌海附近有楼兰（后称鄯善）。这里的人民从事畜牧和农业生产，由于沙漠多，农田很少，往往到别国去“寄田”。楼兰产骆驼、驴、马和其他牲畜，还出产玉石，多葭草、柽柳、胡桐和白草，居民已经懂得制造铁兵器。楼兰的东南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婼羌。向西，靠着昆仑山北麓西行，有且末，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盛产葡萄等水果。再向西去是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这些地方的居民都从事农业，也有畜牧业。再向西，葱岭一带还有蒲犁、无雷等。‎ ‎　　从莎车往西北走有疏勒，是当时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由此靠天山南麓沿塔里木河往东行，有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犁、焉耆、尉犁、危须、山国等。这些地方的生活和生产情况都差不多，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有些地区土地很肥沃，如渠犁一带就有溉田五千顷以上。也有些地区土质沙卤多，居民逐水草游牧，或者在邻国“寄田”。如山国的居民都住在山里，“寄田”于焉耆和危须。这一带矿产也很丰富，姑墨产铜、铁，龟兹、山国都产铁，居民已懂得铸造兵器。‎ ‎　　楼兰以北，从现在的吐鲁番一带到天山北部，有姑师，后来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等。这些地方的居民大都过着游牧生活。车师前国一带土地肥沃，农业也相当发达。‎ ‎　　在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原来居住着塞人。西汉初年，住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人，被匈奴逼迫，西迁到这一带，挤走了住在这里的塞人。塞王后来南走入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尔一带），成了那里的统治者。一部分塞人逃至葱岭，建立捐毒、休循国，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匈奴冒顿单于派右贤王进攻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妫水（阿姆河）以北。其后乌孙统治者为了脱离匈奴的羁绊，远徙塞人故地，这就是后来的乌孙国。‎ ‎　　西域诸国以乌孙的人口最多，约六十三万（其中除乌孙人外，还有留下的大月氏人和塞人）。其他中小国人口都很少，稍多的龟兹有八万多人，最少的如依耐、山国等才几百人到一千多人。私有制在它们当中已经发展起来，贫富分化十分明显。如乌孙的养马业很发达，富人养马往往多至四、五千匹。适应阶级产生的需要，各国都已经有了简单的政权机构。乌孙的统治者叫昆莫，其下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监、大吏、舍中大吏、骑君等官吏。其他各国，国王之下有辅国侯、左右将、骑君、都尉、译长等；有的还专设有击胡侯。土兵人数很多。成年男于既从事游牧、狩猎，同时也是士兵。‎ ‎　　公元前175年，匈奴的势力扩展到四域各国。匈奴奴隶主贵族统治了这些地方，并且设置“僮仆都尉”，经常领着数千骑兵，往来于焉耆、危须、尉犁一带，对各国实行监视，征收繁重的赋税。‎ ‎　　（选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西域都护的设置及其意义 ‎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因为大宛王不卖给汗血马，并杀害汉的使臣，抢去财物，于是派李广利率大军进攻大宛。……（大宛被攻破后）汉武帝……在轮台、渠犁一带实行军事屯田，置使者校尉管理，为去西域的使者，提供住处和食粮饮水。后来，使者校尉实际上成了代表西汉政府领护西域各国的官员。‎ ‎　　汉军攻破大宛在西域引起很大震动，各国纷纷派使者到汉朝朝贡。但匈奴在西域还有势力，还控制着车师。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西部的日逐王率部归汉，僮仆都尉取消，西域各族才完全摆脱了匈奴贵族的剥削和奴役，接受汉政府的直接统辖。汉政府在西域各地修筑烽燧和城垒。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设在乌垒城。除了轮台、渠犁和伊循外，汉政府还在莎车、车师前王国和乌孙境内实行军事屯田。‎ ‎　　汉朝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胜利，汉西域都护的设置，使西域各族人民摆脱了匈奴落后制度的束缚，加强了汉和西域的联系，有利于西域各族和汉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西域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 ‎　　（选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2)关于丝绸之路 ‎　　汉代中国与西方的交通 古代东西方之间有一条重要商道，即“丝绸之路”。可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只有葱岭以西一段业已开通，而葱岭以东中国境内一段却尚待开拓。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126年方归。公元前121年、119年，霍去病、卫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使匈奴远走漠北，这时张骞又奉命出使乌孙（在今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司马迁把他的两次出使称为“凿空”，正是因为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 张骞所走通的“丝绸之路”的东段，据《汉书·地理志》所记，有两个分支。“自玉门、阳关（今敦煌西）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傍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仓山）北波（循着）河（指二山以北诸河）西行，至莎车（今新疆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今新疆吐鲁蕃西）随北山（今天山）波河（指今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焉”（原作焉耆误）。这两条道都在天山以南。简单地说，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北沿塔里木河西行，南道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以南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有河水之地西行。张骞第一次出使，去时从 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可能是《汉书》所说的北道；回来时“并（傍）南山”，则所走的肯定是《汉书》所说的南道。两道都由张骞开通。其实在这两道以外，天山以北还有一条道。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地直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这样，他们就又走通了天山以北的一条道，只是在《汉书》里对于这一条道没有作具体的记载。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曾于公元97年派甘英使大秦（罗马）。甘英已经到安息西界，准备渡海，被安息西界船人所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达到的最西点。‎ ‎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绸大量运销于西方，在罗马成为贵族富人们普遍使用的衣服和帘幕材料。此外，中国的铁器、漆器等也输入西方。罗马帝国玻璃器皿、毛织品，印度的宝石、香料等也通过这条路而输入中国。此外，佛教也是经由这一大道而在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与佛教同时传入的还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 ‎　　（选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 卢苇 ‎　　丝绸，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它很早以前就输送到了西方。根据古代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作“赛里斯”。“赛里斯”是由希腊“赛尔”一词而来，“赛尔”是蚕丝的意思。“赛里斯”即是“丝国”。既然称中国为“赛里斯”，说明中国丝绸在当时已输入了西方，也就必然出现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此外，印度憍胝釐耶所著《治国安邦术》一书，其中有 Cin-apatta的字句。Cina即“支那”，指中国，pa-tta即“帕达”，意思是“带”“条”，合起来的意思是“中国的成捆的丝”。憍釐胝耶是公元前四世纪人，如果此书真是他著的话，那末，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经输入印度了1。‎ ‎　　‎ 张骞通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 ‎　　从远古时期，作为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我国新疆地区便和内地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彼此间的交通早就出现。例如：我国古代文献中，一再提到了黄帝涉流沙，登昆仑的事2，有人考订，古籍中昆仑即今之和田南山一带3。古籍中还记载了传说中的尧，曾“身涉流沙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昆仑山到葱岭以西的龟山，会见了西王母4。所谓西王母，实际是西域地区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的一个崇拜虎豹为图腾的部落女领袖5。据说接任大舜皇位的大禹，为了“学于西王国”6，也曾亲自到过西域地区。尤其是成书于战国的《穆天子传》，更详细地记载了周穆王游历西域地区的情景。周穆王自宗周（即今长安）出发，经过今新疆各地，翻越了帕米尔高原，直到吉尔吉斯大草原；又从吉尔吉斯大草原返回内地。据记载，他所经过的西域地区有：“巨蒐”（今鄯善一带）、“长沙之山”（今焉耆境）、“洋水”、“黑水”、“群玉之山”（均在今叶尔羌境）、“赤水”（今于田境内）、“昆仑之丘”（今于田南山）、“珠泽”（今哈拉哈计）、“春山”（今帕米尔高原）、“赤乌”（今帕米尔之塞勒库尔）以及“旷原”（即吉尔吉斯大草原）等等7。尽管我国古籍中记载上述情况十分简略，甚至其中还掺杂着不少神话，但是，它却反映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古代新疆地区与内地之间早就相通，彼此联系十分紧密。‎ ‎　　除此以外，早在张骞 通西域前我国少数民族由东向西的不断迁徙，也为丝绸之路的开通作出了重大贡献。秦汉以前，我国一些古老民族：塞种，月氏，乌孙，都曾居住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以后才陆续地向西迁徙到了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它们中最早西迁的是塞种。据古书记载，塞种本为游牧于甘肃河西敦煌一带的“允戎”，很早就由敦煌西迁于伊犁河一带居住。秦汉之际，塞种又被月氏所迫，越过帕米尔到达罽宾（今克什米尔），还有一部分迁徙到了休循、捐毒（约在今帕米尔北一带）8。月氏原来也是居住在“敦煌祁连间”9的古老游牧民族，据近代史家考证，即战国时的“禺氏”。“月氏”、“禺氏”本是同音异译11。秦汉之际，月氏在河西一带势力强盛，后来被匈奴老上单于击败，进入伊犁河流域，赶走塞种，占领其地。到公元前177—176年，它又受匈奴支持下的乌孙的排挤，大部分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一带，并占据了大夏地方，建立了以后的贵霜王国。乌孙原本与月氏为邻，是“共在敦煌间”11的一个游牧民族，最初它常受邻居月氏的欺侮，后来在匈奴帮助下向西攻打并赶走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及其以西一带，其政治、经济中心是在阗池（今伊塞克湖）附近。‎ ‎　　上述塞种、月氏、乌孙等游牧部落，都是从甘肃河西出发，以其全族之众，先后沿着天山以北的同一路线，连续不断地向西迁徙，进一步开通了这条通道。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时，这些民族已经定居于西域地区并成为当地势力强大的民族。‎ ‎　　关于西域与内地之间的产品交流，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早有记载。很早以前，西域的玉石便输入内地。玉在古代用途很广，如祭祀礼仪用圭壁，丧葬用含玉，装饰用各种佩玉等，而这些玉石的来源多出自西域。如众所周知的玉门关，早在张骞通西域前已经出现，而它之得名即是与新疆玉由此输入内地有直接关系。我国古代文献中，也记载有西王母多次来内地献白玉琯、白环玉块12。《吕氏春秋》、《淮南子》诸书中，谈到了来自西域地区的“昆山之玉”、“钟山之玉”，昆山即昆仑山，钟山指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13。除了玉石之外，当时大批输往内地的还有盛产于西域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成书于战国时的《逸周书》即谈到了大夏、莎车等地以骆驼、騊駼（野马）、駃騠（骡）等输向内地。‎ ‎　　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产品也运到了西域地区。如周穆王游历西域，曾把内地的铜器、贝币，尤其是丝绢等物赐给当地酋长们。特别是考古工作者在今阿尔泰地区的古墓中发现了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的丝绸和织锦，其中一件绣着龙凤图案，出土物中还有青铜镜，都是我国中原地区的产品14。196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阿尔泰县克尔土齐公社也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素面小铜镜。可以想见，这些来自内地的丝绸等物，已经开始成为这条通道上的重要商品。‎ ‎　　至于我国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一带的交往，显然在张骞通西域前也已经出现。它的出现，最初是和古代世界上的波斯帝国有关。‎ ‎　　在大流士一世（前522—486年）统治下的波斯帝国，其领土东至印度河，北到中亚，西达爱琴海，并包括埃及和努比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有广大地区的波斯帝国，不仅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商道，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驿站制度。大流士一世十分注意道路的修建，当时最著名的是所谓的御道，它西从以弗所（爱琴海东岸城市）直通波斯的国都苏撒。据说“御道”每隔25公里设置驿站，每一驿站都配备有最好的骑士和马匹，以便于传递公文信件。根据希罗多德的报导，居住在苏撒的波斯国王能吃到从爱琴海扑捞的鲜鱼，这就可以想见“御道”的通行无阻和驿传的迅速。希罗多德还亲身游历了许多道路，据他谈，沿路旁有被砍去手足的“盗贼”，但总的说来还是安全的，而且每隔25公里处都有旅馆，专供行人们的住宿15。‎ ‎　　由此可见，大流士一世时的波斯帝国，既使中亚和西亚联络起来，又修筑了许多道路；这不仅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开展，并直接为东西方的交往创造了良好条件。继波斯帝国之后，古代世界史上又出现了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侵事件，再一次使东西方交通有了可能。‎ ‎　　公元前四世纪时，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发生危机，北方马其顿一跃而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公元前336—323年）继其父腓力二世（公元前359—336年）为帝。在希腊大奴隶主支持下，发动了向东方侵略的战争。公元前334‎ 年开始，亚历山大率领大军从马其顿出发，侵入小亚细亚、叙利亚，并南下侵入埃及，再向东侵入两河流域，灭亡波斯帝国后，大军直达锡尔河和阿姆河下游，最后到达了印度河以西。亚历山大东侵遭到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各地人民的反抗，曾被迫于公元前325年从印度河退军。‎ ‎　　亚历山大通过十年的侵略战争，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这个帝国曾以东方的巴比伦为中心，并在东方各地建立了许多亚历山大里亚新城。这些亚历山大里亚新城遍布于非洲的埃及、西亚和中亚各地，每个新城不仅是军事据点，有武装驻军防守，而且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移居的地方。在移居者中有希腊学者、诗人、匠师、商人以及优伶、歌伎等。亚周山大鼓励他们和东方人通婚。这些移居者，一方面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传播着西方文化，他们在那里说希腊话，读希腊文学，崇拜希腊神祇，玩赏希腊艺术，制作希腊手工业品，并从事各种商业贸易。正是这些亚历山大里亚新城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　　亚历山大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即分裂为几个独立王国，其中在东方的是由他部将统领的塞琉古王国。塞琉古王国以叙利亚为中心，故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称它为条支。这个王国疆域很广，其全盛时包括西亚、伊朗、巴克特里亚，直达印度河以西一带。公元前301年后，塞琉古王国迁都于奥伦特斯河上的安提克城。这个城市是印度、中国与地中海区域商业往来必经之地，地中海东岸的塞琉细亚城就是安提克的商港，此后一直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此可见，从大流士一世时的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和横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塞琉古王国的出现，都是和丝绸之路西段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 ‎　　总之，上述事实表明，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 ‎　　‎ 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 ‎　　‎ ‎　　虽然张骞通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但是最初出现的丝绸之路，却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例如，这条通道常常因一些民族或国家的纠纷和战争而发生中断，即使它有时相通，也因山川阻隔，道路遥远，加之缺乏食宿和没有安全保障而通行特别困难。因此，反映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对当时丝绸之路的行经地点和具体路线都是语焉不详。只有到了张骞通西域后，由于中国汉朝政府在西域地区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并和帕米尔以西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才使得这条横贯亚洲的通道获得了发展，从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畅通。‎ 张骞通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已被匈奴阻塞和中断，因此他对丝绸之路的沟通确实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西汉时，武帝刘彻为了联络月氏、乌孙抗击匈奴，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武帝建元二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曾到达了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和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等地。公元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又到达了乌孙（今伊塞克湖一带）地区，并派付使到达了中亚各地。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时十余年，行程万余里，沿途历尽艰险，备尝苦楚。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故不详述。值得注意的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直接对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起了巨大作用，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明显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首先，张骞出使西域，以其亲身经历和实践，发现和考察了被匈奴中断和阻塞了的丝绸之路，这就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知识，从而证实和订正了过去一些传闻和零星记载。《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和行经地点。从玉门、阳关出发，沿着天山以南，分别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两边的绿洲地区，然后越过葱岭西行16。这就是张骞所了解到的丝绸之路最早的南北两道。此后，丝绸之路虽有不少变动和发展，但是张骞所发现的南北两道，却始终是不失为丝绸之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干线。‎ ‎　　其次，张骞出使西域后，改变了汉朝政府原先对西域状况模糊不清的认识，从此才了解和掌握了沿丝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真实情况并和他们建立起了友好关系，进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　　总之，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东西交通，沟通了曾被中断的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汉族和西北边疆各族以及中国人民和亚洲、欧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因此，我国史书上把张骞出使西域誉称为“凿空”，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　　自从张骞通西域后，一时之间，丝绸之路，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状况。据文献所载：自张骞通西域后，赴西域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一批批的使者络绎不绝地赴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7那么多的人到西域去，其中有的是真正的汉使，但更多的却是借着汉使的名义赴西域去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携带了大量物资，如数以万计的牛羊和价值千金的丝绸等物。与此同时，从西域来汉朝的“使者”也很多，他们当中有真正的使臣，而更多的却是以使者身份，假借“贡献”为名的商人。如《汉书》所载：罽宾（今克什米尔）国“奉献者皆行贸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18。‎ ‎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在西域各地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他已死去，但派遣去西域的汉朝使者，为了取得西域各族和各个国家的信任，仍然打着张骞的旗号。《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张骞的封爵），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发生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匈奴势力撤离西域以前，丝绸之路仍然常受阻塞。真正使丝绸之路得以繁荣和畅通，是与汉朝政府反击匈奴战争的彻底胜利以及西域都护的建立分不开的。‎ ‎　　在张骞出使西域获得成就的同时，汉朝政府也不断取得反击匈奴的胜利。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汉朝即派大将卫青、霍去病，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三次率领大军分道出击匈奴，取得巨大胜利。于是迫使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9。‎ ‎　　后来，在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和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朝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隔断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保证了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 ‎　　自此以后，匈奴势力向西发展，汉朝政府与匈奴又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激战。如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朝派兵打败了匈奴的耳目楼兰（罗布淖尔）姑师（车师）。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汉将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朝军队在楼兰、危须、尉犁等六国军队配合下打败匈奴所支持的车师（前部在今吐鲁番，后部在今吉木萨尔），车师王降服，大大动摇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公元前72年（宣帝本始二年），匈奴攻打乌孙，乌孙向汉求援，汉遣五将军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五万军队东西夹击匈奴，获得大胜。经过这一仗，“于是匈奴遂衰耗”20。到了公元前60年（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奴隶主贵族发生内讧，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汉命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日逐王，并封他为归德侯。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匈奴奴隶主贵族设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由此罢”21。西域统一于汉朝中央政府，直接受西域都护管辖，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畅通。‎ ‎　　汉朝政府还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对丝绸之路的维护和管理。如整修和延长了长城，在西域设置官吏，这些都为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 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置朔方郡、五原郡，移民垦荒，并将秦时沿黄河的长城加以修整。公元前121年，汉朝军队打下河西后；又把长城由朔方沿黄河向西延长到了令居（今永登）。尤其是在设立河西四郡后，汉朝政府又将长城更向西延长到玉门，所谓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22。以后随着匈奴势力不断向西转移，汉朝政府更加强了西北地区的防范。如为防止匈奴右贤王截断河西走廊这段丝路，汉朝政府在公元前102年于朔方以西的居延修筑了障塞，派遣重兵防守。后来，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汉朝又把长城由敦煌再向西延伸到了盐泽，即所谓“自敦煌以西至盐泽，往往起亭”23。盐泽即罗布泊之古名，为当时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孔道。从此以后，玉门关和阳关便成了丝绸之路上两个重要关隘，而这条东西长达数千公里的防御线——长城便建立起来了，至今在甘肃境内还可以看见它的遗迹。‎ ‎　　长城通称为“塞”，由每隔五公里建一小城堡联着，上面设有放警报的“烽台”，名为“亭”或“燧”。这些小城堡按其大小，住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候长”、“燧长”管理。隔若干个“燧”有一较大的城，叫做“障”，由“候官”统率。各候官又由都尉管辖，都尉住在更大的城堡里，即郡城或县城。故“亭障”往往连用，拿它代表着长城的防御工事。‎ ‎　　住在亭障的士兵要哨探敌情，称为“斥候”，有警要放出信号，即“烽燧”。驻守亭障的戌卒，也从事屯田事宜。戌率是农民中的壮丁组成的。汉制，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是壮丁，必须受战斗训练，每人都要赴边塞当戌卒一年。平时听政府征调为“正卒”，边境郡县正卒，经常在亭燧上当差，内地郡县的戌卒，则轮班来戌边。‎ ‎　　关于警报的传寄信号：一是烽表，即用红布和白布缝成帆状物，匈奴侵入时，则悬挂在亭壁的高竿上，按侵入者的多少远近而增减数量，一烽挂烽，他烽照传，戌卒们即可作好淮备；二是烽烟，即焚薪取烟，亭壁上有烟筒，易于使远处望见，这是比较紧张的信号；三是苣火，夜间用焚火代烽表，是将点燃的柴束，悬上高竿，也按侵入者的多少远近而增减数量；四是积薪，无论昼夜，最严重的警报是焚烧柴堆，称为“积薪”，大约到这时，一定要展开战斗了。以上所举四种信号仅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汉代示警信号比这复杂得多。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破城子T44F16房里获得“居延《塞上烽火品约》册”十七简。从这些简文中可以看出：汉代已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整套颇为复杂的联防示警信号24。‎ ‎　　总之，沿长城的这些亭障，实际上是丝绸之路上设立的供应粮食的驿站和军事警卫的哨所，它为确保丝绸之路上来往使者、商贾们的安全和食宿起着重大作用。‎ ‎　　至于汉朝政府在西域设置官吏，是在李广利伐大宛胜利之后的事，最初设置的是西域使者校尉。他的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者。后来，又设置“护鄯善以西使者”，其职责仍在维护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到了公元前60年，随着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丝绸之路才由西域都护维护和管理。都护这一名称，原意就是兼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安全的意思。‎ ‎　　西域都护的出现，标志着丝绸之路进入繁荣和畅通的新阶段。西汉设置都护，从第一任郑吉开始，到王莽末年李崇任都护止，连续不断八十余年。历任都护十八人，著名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都护“李崇之印”，曾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一带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现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 西域都护，是由汉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官吏，他相当于中原地区最高一级的地方官——郡太守。西域都护有一定的治所，叫做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西域都护府中，除都护外，并设有付校尉，付校尉也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地位与都护相等，职权仅次于都护，又称为付都护，也是主管官员。西域都护府内处理日常事务的属官有丞、司马、侯和千人等25，都是由都护直接任命和撤换。‎ 西域都护府直接管理着西域广大地区。据《汉书》所载：西域原有乌孙和三十六个城邦诸国，至宣帝以后，哀帝、平帝时又分裂为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因距离中原“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外26，其余五十个城邦诸国都在西域都护府管辖之下。因此，西域都护管辖的范围是：东起敦煌以西；西抵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乌孙，今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今帕米尔高原即葱岭地区；南起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今准噶尔盆地。‎ 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广大地区内，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保障天山南北两道交通的安全，以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当时说来要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最重要的是防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卷土重来，再度霸占西域地区。因此，在西汉时，历任西域都护都十分重视调解西北边疆各族间的矛盾和纠纷，以便联合当时各族继续反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骚扰和破坏。如公元前52年（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而郅支单于却西迁入康居，直接威胁着西域都护管辖下的乌孙和大宛各地，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公元前36年（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校尉陈汤率领西域十五处兵马，消灭了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　　除此以外，西域都护府组织和管理西域地区的屯田，也为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人和各国使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　　自武帝时李广利伐大宛后，即于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尔勒西南）一带屯田。当时桑弘羊也曾建议过在轮台以东地区开通沟渠，扩大屯田，只是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限制而未被汉朝政府采纳。汉昭帝时，汉朝政府任命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率领士卒屯田轮台，桑弘羊的建议才得以实现。自西域都护建立后，西域屯田有了更大发展，特别是沿丝绸之路所经过的轮台、渠犁、车师前部、楼兰、伊循（今若羌）、精绝（今民丰）、伊吾（今哈密）、蒲类（今巴里坤）以及乌孙赤谷（今伊塞克湖东南地区）等，都是西域的主要屯田区。公元前48年（元帝初元元年）汉朝在车师前王庭设立戌己校尉，负责管理车师屯田事务，下属官吏有丞、司马、侯等27。当时各地也设有专管屯田的屯田官，他们配合都护工作，对维护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　　以上，从张骞通西域到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它的繁荣畅通时期，到了西汉以后，丝绸之路即进入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 ‎　　（《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第九节 秦汉文化 毛泽东关于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论述 ‎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　　‎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 ‎　　‎ ‎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2。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3。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4。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5。火药的应用6，也在欧洲人之前。‎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 ‎　　‎ ‎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 ‎　　‎ ‎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　　‎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5页。）‎ ‎　　‎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 ‎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 ‎　　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 ‎　　‎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356页。）‎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 ‎　　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5)钱伟长著《我国历史上的科技发明》‎ 谈造纸术发明的意义 ‎　　我国早期的纸，在中古时期，曾经由商人从陆路逐渐经过新疆一带（公元450年左右）、中亚细亚（公元650年左右）、阿拉伯（公元707年）、埃及（公元800年）、西班牙（公元950年）传到了欧洲。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意大利在公元1154年、德国在公元1228年、英国在公元1309年才晓得有纸。至于欧洲各国自己造纸的时期，那就更晚了。西班牙在公元1150年、法国在公元1189年、意大利在公元1276年、德国在公元1391年、英国在公元1494年才开始造纸；北美直到公元1690年才有造纸厂。而且，他们那时所用的厚纸和它的质地，却和我们祖先在四五世纪间所造的相仿。他们开始造纸，已是我们祖先发明造纸术后 1000多年的事了。‎ ‎　　在我国的造纸术没有传到欧洲之前，他们用的代用品是埃及人的“草纸”和“羊皮纸”。草纸是用从尼罗河畔野生的纸草的茎上剥下的薄膜，一层层地贴上，压平晒干而成，它薄脆易碎，中国纸流入欧洲市场后，“草纸”很快就被淘汰了。“羊皮纸”就是去了毛的光滑的羊皮。据说抄一部圣经要用300多只羊的皮，价值昂贵。所以，那时欧洲的图书馆，用铁链子把书锁在桌子上，以免丢失；学生在学校里也买不起书。我国纸的传入和普及，解决了他们严重的读书问题，推动了文化的交流、教育的发展、可见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对欧洲的影响之深了。‎ ‎　　‎ ‎　　（选自钱伟长著：《我国历史上的科技发明》，转选自孙恭恂主编：《初中历史教学资料·古代部分》，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1)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 ‎　　‎ 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　‎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 ‎　‎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发挥其书者数百家。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 ‎　　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雍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大法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汉代中国同日本、朝鲜等国的关系 ‎　‎ ‎　　中国在汉时期已与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30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往来、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最早的记录。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日本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光武帝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　　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朝鲜和中国两国人民就有了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徙到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乘燕王卢绾逃人匈奴之机，率千余人，渡水（鸭绿江），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到卫满孙右渠时，汉武帝因右渠“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阔不通”，遂派使臣涉何到朝鲜责备右渠，右渠不服。元封二年（前100）秋，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分两路进攻朝鲜。右渠率众抵抗，汉军屡败。最后，由于朝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右渠被臣下杀死，卫氏朝鲜亡。汉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设郡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朝鲜出土了不少中国汉代的文物，如封泥。印章、兵器、漆器、织物以及瓦当等，充分说明汉文化对朝鲜有明显的影响。‎ ‎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弁韩各12个部落，各部落总合有50多万户。马韩的月支部西长称辰王，名义上是三韩的大君长。‎ ‎　　马韩人已知种田养蚕织布，住的是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化影响较大。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般高，人民能种五谷，养蚕织缣布，能制造铁器。弁韩最小，经济、义比比较落后。从总的情况看，三韩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它们在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同时的世界 秦和孔雀帝国 ‎　　‎ ‎　　中国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呈现出一种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内部却在逐渐郡县化、一体化。从这种矛盾的趋势来说，各国内部郡县化、一体化的结果是国力和兵力的加强，由此而冲突更加剧烈；而剧烈冲突的结果却又是山由并而统一。梁襄王问孟子：“大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他的确看出了，战国大动荡的前途是统一。‎ ‎　　经过多年复杂的斗争，到战国晚期，秦已成为七国中最有优势的强国。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于公元前238年亲政。于是“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于公元前230年灭韩，于前225年灭魏，于前223年灭楚，于前222年灭燕、灭赵、于前221年灭齐。更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南海、象郡，北却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王政成为统一国家的元首，称始皇帝。‎ ‎　　统一，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立的大功。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多次巡游各地，勅石纪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除割据，兔黔首于战乱之苦。他拒绝丞相绾等人的立诸子为王去镇守各国的建议，而同意廷尉李斯不封侯王的主张，说：“大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大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战？廷尉议是。”他的这一决定，一方面抑制了“封建”的再起，另一方面排除了宗法在政权结构中的作用。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对以后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　　秦以暴力灭六国，同样以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这就在人民中播下了反秦的火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次年农民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秦亡。‎ ‎　　与秦的兴起大体同时，在南亚次大陆曾出现了孔雀帝国。旃陀罗笈多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在摩揭陀建立了孔雀王朝。这个王朝通过兼并战争不断扩大领土。到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时期，除半岛南端以外，印度次大陆基本归于帝国版图。相传，阿育王原来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君主。后来，他对战争中大量人民的死亡表示忏悔，派人四出宣扬佛教，并建筑了大量的佛塔。不过，孔雀帝国内部各地区的民族差异颇大，社会发展程度也很悬殊，很多部落和小邦在帝国内实际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便四分五裂。孔雀王朝在摩揭陀一隅大约维持到公元前187年为另一王朝所代替。‎ ‎　　孔雀帝国和秦帝国都曾威震一时，也都县花一现便瓦解了。但是，山于内部结构的不同，两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了很大的差异。在印度，孔雀帝国解体以后，直到公元四世纪才有笈多王朝的局部统一局面；在中国，秦亡以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两汉四百年大统一的局面。‎ 西汉和罗马 ‎　　‎ ‎　　公元前207年秦亡以后，反秦阵营中的两大主要势力——项羽领导的楚与刘邦领导的汉又角逐了五年。公元前202年，楚项羽败亡，刘邦即位为皇帝，创立了汉帝国。‎ 刘邦出身布衣，原来只是区区一个亭长，他的部下将相也大多出身布衣。他为什么能在短短五年中再次统一中国？司马迁 注意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并分析了原因：“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他说的很对，秦在客观上为汉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其实，六国内部产生的郡县制又何尝不是在客观上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因此，汉的统一可以说是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　　从刘邦建国到王莽篡汉，汉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前202—9年）、西汉基本继承秦的传统，但又有所变化。‎ ‎　　首光，汉在政治上继承了秦的大一统的传统。一则西汉继续实行郡县制。虽然在早期封过一些诸侯王，但是经过文、景以至武帝，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后的王侯实际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国了。二则加强了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汉与匈奴有过和亲，有过激战，到宣帝、元帝时又有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汉在与匈奴冲突中还加强了同西域各族的联系。三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实际政治的理论根据。应当指出，西汉所尊的儒家已经不同孔子时的儒家。当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于一尊的时候，它自身实际上已经包摄了多家的思想成分。秦在统一过程中有鄙视传统的倾向，而汉则重视以经过改造的传统为自己的统一服务。‎ ‎　　其次，汉在经济上继承了秦的依靠个体小农的传统。秦在统一前奖励耕战，汉在统一后奖励孝悌力田。秦统一后不知爱惜民力，残民以逞，因而早亡；汉统一后则与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不过，西汉的重农和与民休息，并未妨碍小农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进行。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的衰落。‎ ‎　　当西汉屹立于东亚的时期，南亚的孔雀帝国瓦解了，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形成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也已过了它们的盛世。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并为开始雄霸于西地中海的罗马共和国的骎骎东来创造了条件。公元前200至前197年，罗马利用马其顿和希腊的矛盾，大败马其顿，使它一蹶不振。公元前192至前188年，罗马又大败塞琉古王国，使它实际沦于被保护国的地位。至此，罗马已经实际取得主宰东地中海的地位。公元前，168年，罗马灭马其顿。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了希腊。同年，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公元前64年，罗马灭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年，罗马灭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夏和安息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约一个世纪以后，大夏为月氏人所征服，而安息却渐渐强大起来，占有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和中亚南部，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灭塞琉古王国以后，企图继续东侵。于是罗马与安息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53年、前36年。罗马两次大举侵犯安息，都遭惨败。以后双方屡有争战，大体相持于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 ‎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时，在从东到西的古文明带上先后形成了三个帝国：汉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史书称之为罗马共和国。从它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征眼和统治的地区来看，它早已是一个跨地区的帝国。大征服促成了罗马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大、小土地所有者矛盾的激化，岁马的权力逐渐集中。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实际成为拥有一切大权的罗马君主。罗马的历史由共和时代转入帝国时代。‎ 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 ‎　　‎ ‎　　在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的时期（公元前27—14年），西汉的政权逐渐落入外戚王氏手中。公元6年，王莽篡取大权，称“假皇帝”，公元9年，他正式代汉，改国号为新。王莽企图按古书上所说的周代的制度办事，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公元15年，开始有农民起义，两三年间起义就广泛展开。公元23年，王莽在军事上完全失败，随后为长安城内暴动者所杀。同年，一支称为绿林军的起义军拥立刘玄为皇帝；表示要恢复汉室。刘玄一度招抚了另一支称为赤眉军的重要起义军，但是不久又分裂。原来曾在刘玄部下的刘秀这时在黄河以北势力壮大起来。公元25年，刘秀即位称帝。随后，刘玄为赤眉军所杀，而赤眉军和刘玄余部又都被刘秀所消灭。刘秀出身汉的宗室，所建皇朝仍然称汉，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　　东汉在多方面都是西汉的继续。像西汉一样，基本实行郡县制，诸侯王在受封国内没有统治权，封国实际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统治，与郡县无大差异。东汉对匈奴继续采取有联合、有斗争的政策，对西域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大力加强联系。东汉时匈奴 南支内附，北支向西远去。这对以后的东、西方历史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起就尊崇儒术、在西汉时就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的儒家，到东汉时更加具有神学的性质，成为巩固皇权的理论工具。东汉中期以后，出现了比西汉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世家豪族占取大量土地，剥削破产农民并使他们陷于依附地位，阶级矛盾日趋深化。另一方面，东汉统治者更加专制，也更加腐朽，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长期倾轧，直至帝国没落。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虽然在一年内镇压了起义的主力，但是它自身也更加削弱。随后发生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公元元196年，曹操迁东汉末帝献帝于许昌，实际已经夺取了东汉的政权。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篡汉自立，建都洛阳，国号为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表示继承汉朝大统。史书称之为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国号为吴。统一的东汉帝国被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代替。‎ ‎　　公元一至二世纪，在亚欧大陆古文明地区从东到西并列着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个帝国。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他们原来是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游牧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时为匈奴所败，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在征服大夏以后逐渐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大月氏人分五部，各部首领称“翕侯”，约公元一世纪初，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约公元15—65年），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国家。贵霜不断扩大疆土，至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公元78—102年）时，占有帕米尔以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伊朗高原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国势最盛。汉与贵霜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中间贵霜求汉公主联姻，未成，一度发生隔阂。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副王曾率大军逾葱岭进攻班超，遭到挫败。班超也不为已甚，同意让他们退回。此后双方仍然保持友好关系。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死后逐渐衰落。公元三世纪前半，贵霜帝国已经分裂。保留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势力，到公元五世纪彼消灭。‎ ‎　　安息帝国在贵霜帝国以西，占有伊朗高原的中部和西部以及两河流域地区。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多次发生争夺领士的战争。公元54至60年，两国为争夺阿尔明尼亚发生战争。罗马一度赶走了安息安排在阿尔明尼亚的统治者，但是无法巩固对这里的统治。结果还是安息的人统治阿尔明尼亚，不过要从罗马得到王冠。双方妥协了一个时期。公元114到116年，罗马打败安息，把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夺归己有，划为行省。但是安息不久又夺了这些土地。公元161年，安息人攻入罗马所占的叙利亚。罗马反击胜利，又夺去了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但是还是不能长期占有这些地方。安息和罗马的战争总的说来难分胜负。安息抑制了罗马帝国的继续东侵，但它自身在多次战争中也遭到削弱。到公元三世纪初叶，安息帝国灭亡。萨珊王朝的波斯代之而起。‎ ‎　　安息帝国以西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一至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盛世。罗马帝国统治了多瑙河以南和莱因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北非沿地中海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把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海，短时期里还统治过两河流域、阿尔明尼亚、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一带）和不列颠南部。从公元二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国力已由极盛点逐渐下落。到公元三世纪，罗马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帝国从此走上没落阶段。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君士坦丁（306—337）作了一番整顿和挣扎，但是已无法阻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日耳曼人部落的打击下，帝国于公元395年分烈为东西两部。410年，罗马城首次为日耳曼人攻陷，西部逐渐成为日耳曼人的天下。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被废，帝国正式灭亡。‎ ‎　　公元一至二世纪是四大帝国并存时期。此后它们延续的时间虽然不同，但都失去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四个帝国之中，东汉与罗马在历史的地位尤为重要；而这两个帝国在幅员、人口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都大体相当，是其他帝国不能比拟的。‎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　　‎ ‎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在从地中海区域到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带中，人们已经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可是，东西方联系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其以西的文明的联系，却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迟迟不能实现。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样也不了解中国。‎ 最初的联系 ‎　　‎ ‎　　最初的联系看来是在民间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的古典名著《政事论》（Arthasastra，或译《实利论》）中说到“来自秦那(Cina)之地的丝和丝绸”（II，11，114）。这可能是中国以西最早提到中国的记录。通常人们认为《政事论》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孔雀王朝的开国宰辅憍底利耶(Kautiliya)所作。当然，现在学者们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那”所指不是中国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认为，“秦那”所指是中国的秦，而秦之统一在公元前221年，所以这条材料恰好是《政事论》成书较晚的证据之一。还有人认为，秦统一前已在中国西部很有势力和影响，“秦那”所指不必是统一后的秦。看来最后一说比较切实。张骞在大夏曾见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而当地人说，这些物品来自印度。可见中国西南地区人民与印度早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往来。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当蜀归属于秦以后，印度人把这些纺织品说为来自“秦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 ‎　　‎ ‎　　中国与葱岭以西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了解，是从汉代开始的。‎ ‎　　汉与匈奴对峙，从匈奴降者得知，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常思报复匈奴，而苦于没有朋友。汉武帝决定联合月氏，以谋牵制匈奴右翼。张骞应募出使，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陇西西行，途经匈奴控制地区，被稽留了十多年。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逐渐放松，张骞逃出，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又到康居（前苏联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到月氏（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当时月氏已经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来，报复匈奴的念头已经泯失。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领。他在东归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况以及他在西域闻知的乌孙（巴尔咯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约在里海东北）、安息、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况。张骞还提到了黎轩。黎轩是《史记》所记的名称，在《汉书》中记作犂靬，在《后汉书》则称为大秦，所指都是罗马国家。这是中国对葱岭以西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的开始。此后几年中，匈奴为汉所败，或降汉，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转入汉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迫击匈奴于漠北，又大败之。约在同年，汉武帝命张骞率领三百余人，携带大批财物，出使乌孙。.‎ 张骞从乌孙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锐意西向发展，“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使都相望于道，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宛、乌孙及其以东以南皆入汉西域都护官辖之下，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开通了。‎ ‎　　东汉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汉的再生，在对付匈奴和经营西域方在也是西汉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汉宣帝时期开始亲附于汉，但因王莽处置不当，又与中原发生对抗。东汉初年，匈奴亦曾侵扰边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与北匈奴对抗。于是西域又成为北匈奴与汉必争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命窦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从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时，北匈奴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大，当地各国常常游移于汉和匈奴之间。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击北匈奴的影响，争取到一些西域国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铭燕然山而还。次年，汉军再败匈奴于伊吾。在这样有利形势下，班超于西域大显身于。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班超以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经营西域。‎ ‎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以后，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放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是自两汉张骞、班超 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至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沙漠、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古代史上的一个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的天险，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海上交通与汉对南方、西南方的经营 ‎　　‎ ‎　　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除了丝绸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过海路发生了。这个过程是与秦汉时期经营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关的。‎ ‎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粤（越），设桂林（今广西大部和广东西南部）、象郡（今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南部和西部）、南海（今广东）三郡。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越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机据南海独立。秦亡，佗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王。汉兴，高帝刘邦遣使立之为南粤王。吕后时，赵佗反，曾北攻长沙王，并以“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今福建）、西瓯、骆（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属焉”）。文帝、景帝时，南粤王向汉称臣。武帝时南粤相吕嘉杀王，反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广东。苍梧跨广东、广西，在北；合浦包括广东雷州半岛及广西东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汉经营南方，为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 ‎　　在东汉时期，西起红海，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过马六甲海峡，而至中国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运至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亦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按当时罗马安敦尼王朝马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一件事在罗马方面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罗马皇帝的名义与东汉进行的一次联系。同篇又记，天竺（即身毒、印度）于“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可见，到东汉后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渐显著。‎ ‎　　汉对西南的经营，与东西联系的发展也有关系。中原经营西南，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楚庄王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史记》此二字作常頞，或疑为人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以，战国末及秦时，今云、贵地区已经基本内属中原。汉初，这一带与中原政权失去联系，但是与巴、蜀经济联系未曾断绝。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至南粤，南粤用蜀所产枸酱招待他。他问来自何处，回答是经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和红水河）运来（经今西江运到广州）。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酱，有人私运到夜郎（在今贵州），夜郎临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这一条道制服南粤。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到了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说在大夏时见到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估计身毒与蜀不远。汉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时间，皆因昆明（非今昆明，当时滇在今昆明一带，昆明则在滇以西今大理、下关一带）团塞，道路未通。汉武帝平南粤后，派兵代且兰（《史记》作头兰，在今贵阳以东），设牂柯郡（在今贵州及云南东部）。夜郎降汉，滇王还在观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划归盖州郡，但仍保持王号。以后几年，又平昆明，亦划归益州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云南，大部在缅甸东北部）内附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原哀牢地区设哀牢、博南二县，又划益州西部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样就开通了西南地区通往西方的道路。‎ ‎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 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这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又一条道路。‎ ‎　　两汉时期上述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贵霜（大月氏）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秦那），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贵霜、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班固、班勇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 Pliny the 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活动于公元121年至151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秦尼(Sinae)和赛里斯，而秦尼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秦尼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秦尼。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说到黎轩，《汉书》说到黎轩，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罗马为大国；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罗马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班勇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方的存在了。‎ ‎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前人有不同说法。大抵两晋南北朝佛教兴起以后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时间推前的倾向。按《史记》、《汉书》都没有说到佛教，这说明，直到西汉晚期，佛教即使已经开始传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传入，可能在西汉末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明帝诏书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别译）之仁祠”，还说到当明有“伊蒲塞”（Upasaka，男居士）和“桑门”(Sramana，或译沙门，出家人)。可见当时已有外国僧人到中国，也有些中国人信佛了。不过，这时的佛教还是被当作黄老一类的思想被相信的。东汉皇帝中第一个信佛的是桓帝刘志（147—167），不过，他也是对佛和孝子同时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事业；随后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也来到内地，同时从事译经工作。安世高所译为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则为大乘佛经。随着译经和讲经活动的开展，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不过，这种影响的加大，那是三国两晋以后的事了。‎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秦汉时期的中国和同时的世界 秦和孔雀帝国 ‎　　‎ ‎　　中国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呈现出一种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各国内部却在逐渐郡县化、一体化。从这种矛盾的趋势来说，各国内部郡县化、一体化的结果是国力和兵力的加强，由此而冲突更加剧烈；而剧烈冲突的结果却又是山由并而统一。梁襄王问孟子：“大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他的确看出了，战国大动荡的前途是统一。‎ ‎　　经过多年复杂的斗争，到战国晚期，秦已成为七国中最有优势的强国。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于公元前238年亲政。于是“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于公元前230‎ 年灭韩，于前225年灭魏，于前223年灭楚，于前222年灭燕、灭赵、于前221年灭齐。更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南海、象郡，北却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秦王政成为统一国家的元首，称始皇帝。‎ ‎　　统一，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立的大功。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他多次巡游各地，勅石纪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消除割据，兔黔首于战乱之苦。他拒绝丞相绾等人的立诸子为王去镇守各国的建议，而同意廷尉李斯不封侯王的主张，说：“大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大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战？廷尉议是。”他的这一决定，一方面抑制了“封建”的再起，另一方面排除了宗法在政权结构中的作用。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对以后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　　秦以暴力灭六国，同样以残暴的手段对待人民。这就在人民中播下了反秦的火种。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次年农民起义爆发，公元前207年秦亡。‎ ‎　　与秦的兴起大体同时，在南亚次大陆曾出现了孔雀帝国。旃陀罗笈多于公元前四世纪末在摩揭陀建立了孔雀王朝。这个王朝通过兼并战争不断扩大领土。到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约公元前273—前232）时期，除半岛南端以外，印度次大陆基本归于帝国版图。相传，阿育王原来也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君主。后来，他对战争中大量人民的死亡表示忏悔，派人四出宣扬佛教，并建筑了大量的佛塔。不过，孔雀帝国内部各地区的民族差异颇大，社会发展程度也很悬殊，很多部落和小邦在帝国内实际处于半独立的状态。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便四分五裂。孔雀王朝在摩揭陀一隅大约维持到公元前187年为另一王朝所代替。‎ ‎　　孔雀帝国和秦帝国都曾威震一时，也都县花一现便瓦解了。但是，山于内部结构的不同，两国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了很大的差异。在印度，孔雀帝国解体以后，直到公元四世纪才有笈多王朝的局部统一局面；在中国，秦亡以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两汉四百年大统一的局面。‎ 西汉和罗马 ‎　　‎ ‎　　公元前207年秦亡以后，反秦阵营中的两大主要势力——项羽领导的楚与刘邦领导的汉又角逐了五年。公元前202年，楚项羽败亡，刘邦即位为皇帝，创立了汉帝国。‎ 刘邦出身布衣，原来只是区区一个亭长，他的部下将相也大多出身布衣。他为什么能在短短五年中再次统一中国？司马迁注意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并分析了原因：“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鉏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他说的很对，秦在客观上为汉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其实，六国内部产生的郡县制又何尝不是在客观上为秦的统一扫清了道路？因此，汉的统一可以说是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　　从刘邦建国到王莽篡汉，汉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前202—9年）、西汉基本继承秦的传统，但又有所变化。‎ ‎　　首光，汉在政治上继承了秦的大一统的传统。一则西汉继续实行郡县制。虽然在早期封过一些诸侯王，但是经过文、景以至武帝，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以后的王侯实际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国了。二则加强了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汉与匈奴有过和亲，有过激战，到宣帝、元帝时又有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汉在与匈奴冲突中还加强了同西域各族的联系。三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实际政治的理论根据。应当指出，西汉所尊的儒家已经不同孔子时的儒家。当儒家竟能排斥百家而居于一尊的时候，它自身实际上已经包摄了多家的思想成分。秦在统一过程中有鄙视传统的倾向，而汉则重视以经过改造的传统为自己的统一服务。‎ ‎　　其次，汉在经济上继承了秦的依靠个体小农的传统。秦在统一前奖励耕战，汉在统一后奖励孝悌力田。秦统一后不知爱惜民力，残民以逞，因而早亡；汉统一后则与民休息，乃有文景之治。不过，西汉的重农和与民休息，并未妨碍小农分化和土地兼并的进行。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西汉的衰落。‎ ‎　　当西汉屹立于东亚的时期，南亚的孔雀帝国瓦解了，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形成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也已过了它们的盛世。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在削弱自身的力量，并为开始雄霸于西地中海的罗马共和国的骎骎东来创造了条件。公元前200至前197年，罗马利用马其顿和希腊的矛盾，大败马其顿，使它一蹶不振。公元前192至前188年，罗马又大败塞琉古王国，使它实际沦于被保护国的地位。至此，罗马已经实际取得主宰东地中海的地位。公元前，168年，罗马灭马其顿。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了希腊。同年，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公元前64年，罗马灭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0年，罗马灭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夏和安息从塞琉古王国中独立出来。约一个世纪以后，大夏为月氏人所征服，而安息却渐渐强大起来，占有伊朗高原西部、两河流域和中亚南部，成为一个帝国。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灭塞琉古王国以后，企图继续东侵。于是罗马与安息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53年、前36年。罗马两次大举侵犯安息，都遭惨败。以后双方屡有争战，大体相持于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 ‎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时，在从东到西的古文明带上先后形成了三个帝国：汉帝国、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史书称之为罗马共和国。从它在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征眼和统治的地区来看，它早已是一个跨地区的帝国。大征服促成了罗马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大、小土地所有者矛盾的激化，岁马的权力逐渐集中。公元前27年，屋大维实际成为拥有一切大权的罗马君主。罗马的历史由共和时代转入帝国时代。‎ 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 ‎　　‎ ‎　　在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的时期（公元前27—14年），西汉的政权逐渐落入外戚王氏手中。公元6年，王莽篡取大权，称“假皇帝”，公元9年，他正式代汉，改国号为新。王莽企图按古书上所说的周代的制度办事，给人民造成了许多痛苦。公元15年，开始有农民起义，两三年间起义就广泛展开。公元23年，王莽在军事上完全失败，随后为长安城内暴动者所杀。同年，一支称为绿林军的起义军拥立刘玄为皇帝；表示要恢复汉室。刘玄一度招抚了另一支称为赤眉军的重要起义军，但是不久又分裂。原来曾在刘玄部下的刘秀这时在黄河以北势力壮大起来。公元25年，刘秀即位称帝。随后，刘玄为赤眉军所杀，而赤眉军和刘玄余部又都被刘秀所消灭。刘秀出身汉的宗室，所建皇朝仍然称汉，建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　　东汉在多方面都是西汉的继续。像西汉一样，基本实行郡县制，诸侯王在受封国内没有统治权，封国实际由朝廷派遣的官员统治，与郡县无大差异。东汉对匈奴继续采取有联合、有斗争的政策，对西域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大力加强联系。东汉时匈奴南支内附，北支向西远去。这对以后的东、西方历史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起就尊崇儒术、在西汉时就和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的儒家，到东汉时更加具有神学的性质，成为巩固皇权的理论工具。东汉中期以后，出现了比西汉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世家豪族占取大量土地，剥削破产农民并使他们陷于依附地位，阶级矛盾日趋深化。另一方面，东汉统治者更加专制，也更加腐朽，外戚和宦官互相争权，长期倾轧，直至帝国没落。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权虽然在一年内镇压了起义的主力，但是它自身也更加削弱。随后发生了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公元元196年，曹操迁东汉末帝献帝于许昌，实际已经夺取了东汉的政权。公元220年，曹操死，其子曹丕篡汉自立，建都洛阳，国号为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表示继承汉朝大统。史书称之为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国号为吴。统一的东汉帝国被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代替。‎ ‎　　公元一至二世纪，在亚欧大陆古文明地区从东到西并列着东汉、贵霜、安息和罗马四个帝国。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人。他们原来是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的游牧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时为匈奴所败，西迁至阿姆河流域，在征服大夏以后逐渐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大月氏人分五部，各部首领称“翕侯”，约公元一世纪初，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约公元15—65年），统一五部，建立贵霜国家。贵霜不断扩大疆土，至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约公元78—102年）时，占有帕米尔以西、里海以东的中亚地区，伊朗高原东部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国势最盛。汉与贵霜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中间贵霜求汉公主联姻，未成，一度发生隔阂。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贵霜副王曾率大军逾葱岭进攻班超，遭到挫败。班超也不为已甚，同意让他们退回。此后双方仍然保持友好关系。贵霜帝国在迦腻色迦死后逐渐衰落。公元三世纪前半，贵霜帝国已经分裂。保留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贵霜势力，到公元五世纪彼消灭。‎ ‎　　安息帝国在贵霜帝国以西，占有伊朗高原的中部和西部以及两河流域地区。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多次发生争夺领士的战争。公元54至60‎ 年，两国为争夺阿尔明尼亚发生战争。罗马一度赶走了安息安排在阿尔明尼亚的统治者，但是无法巩固对这里的统治。结果还是安息的人统治阿尔明尼亚，不过要从罗马得到王冠。双方妥协了一个时期。公元114到116年，罗马打败安息，把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夺归己有，划为行省。但是安息不久又夺了这些土地。公元161年，安息人攻入罗马所占的叙利亚。罗马反击胜利，又夺去了阿尔明尼亚和两河流域，但是还是不能长期占有这些地方。安息和罗马的战争总的说来难分胜负。安息抑制了罗马帝国的继续东侵，但它自身在多次战争中也遭到削弱。到公元三世纪初叶，安息帝国灭亡。萨珊王朝的波斯代之而起。‎ ‎　　安息帝国以西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一至二世纪是罗马帝国的盛世。罗马帝国统治了多瑙河以南和莱因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北非沿地中海地区、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把地中海变为它的内海，短时期里还统治过两河流域、阿尔明尼亚、达西亚（今罗马尼亚一带）和不列颠南部。从公元二世纪中期开始，罗马国力已由极盛点逐渐下落。到公元三世纪，罗马的政治危机与社会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帝国从此走上没落阶段。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君士坦丁（306—337）作了一番整顿和挣扎，但是已无法阻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在日耳曼人部落的打击下，帝国于公元395年分烈为东西两部。410年，罗马城首次为日耳曼人攻陷，西部逐渐成为日耳曼人的天下。公元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被废，帝国正式灭亡。‎ ‎　　公元一至二世纪是四大帝国并存时期。此后它们延续的时间虽然不同，但都失去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四个帝国之中，东汉与罗马在历史的地位尤为重要；而这两个帝国在幅员、人口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上都大体相当，是其他帝国不能比拟的。‎ 秦汉时期东西方联系的形成 ‎　　‎ ‎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原来分散在不同的地区。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和相互交往的增加，到公元前四世纪，在从地中海区域到南亚次大陆这一地带中，人们已经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可是，东西方联系中的最关键的一步——中国与其以西的文明的联系，却由于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屏蔽，而迟迟不能实现。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西方同样也不了解中国。‎ 最初的联系 ‎　　‎ ‎　　最初的联系看来是在民间通过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印度的古典名著《政事论》（Arthasastra，或译《实利论》）中说到“来自秦那(Cina)之地的丝和丝绸”（II，11，114）。这可能是中国以西最早提到中国的记录。通常人们认为《政事论》为公元前四世纪晚期孔雀王朝的开国宰辅憍底利耶(Kautiliya)所作。当然，现在学者们对此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秦那”所指不是中国的秦，而是另一地方。有人认为，“秦那”所指是中国的秦，而秦之统一在公元前221年，所以这条材料恰好是《政事论》成书较晚的证据之一。还有人认为，秦统一前已在中国西部很有势力和影响，“秦那”所指不必是统一后的秦。看来最后一说比较切实。张骞在大夏曾见中国出产的邛竹杖、蜀布，而当地人说，这些物品来自印度。可见中国西南地区人民与印度早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往来。既然蜀布早已到了印度，当蜀归属于秦以后，印度人把这些纺织品说为来自“秦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 ‎　　‎ ‎　　中国与葱岭以西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了解，是从汉代开始的。‎ ‎　　汉与匈奴对峙，从匈奴降者得知，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西迁，常思报复匈奴，而苦于没有朋友。汉武帝决定联合月氏，以谋牵制匈奴右翼。张骞应募出使，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从陇西西行，途经匈奴控制地区，被稽留了十多年。后来匈奴对他的监视逐渐放松，张骞逃出，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又到康居（前苏联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地区），到月氏（前苏联阿姆河以北），到大夏（阿姆河以南，今阿富汗境内）。当时月氏已经征服大夏，在阿姆河流域安定下来，报复匈奴的念头已经泯失。张骞在月氏活动了一年多，但是不得要领。他在东归途中一度又被匈奴所拘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 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归汉，向汉武帝报告了他所亲历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的情况以及他在西域闻知的乌孙（巴尔咯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奄蔡（约在里海东北）、安息、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身毒（即印度）等地的情况。张骞还提到了黎轩。黎轩是《史记》所记的名称，在《汉书》中记作犂靬，在《后汉书》则称为大秦，所指都是罗马国家。这是中国对葱岭以西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的开始。此后几年中，匈奴为汉所败，或降汉，或退至漠北。河西走廊转入汉控制之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迫击匈奴于漠北，又大败之。约在同年，汉武帝命张骞率领三百余人，携带大批财物，出使乌孙。.‎ 张骞从乌孙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锐意西向发展，“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使都相望于道，每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每年多则十几批，少则五六批。西汉经营西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宛、乌孙及其以东以南皆入汉西域都护官辖之下，另一方面，“丝绸之路”开通了。‎ ‎　　东汉在政治上表现为西汉的再生，在对付匈奴和经营西域方在也是西汉方略的重演。匈奴在西汉宣帝时期开始亲附于汉，但因王莽处置不当，又与中原发生对抗。东汉初年，匈奴亦曾侵扰边塞。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乱，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与北匈奴对抗。于是西域又成为北匈奴与汉必争之地。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命窦固伐北匈奴，取伊吾（在今新疆）。班超从征有功，被派出使西域。他初到西域时，北匈奴在那里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大，当地各国常常游移于汉和匈奴之间。班超以高度的果敢和才能打击北匈奴的影响，争取到一些西域国家的信任。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追至漠北，勒铭燕然山而还。次年，汉军再败匈奴于伊吾。在这样有利形势下，班超于西域大显身于。到永元六年（公元94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班超以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经营西域。‎ ‎　　班超在使西域五十余国内属以后，于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又“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放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是自两汉张骞、班超通西域后，“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在今浩罕附近与北路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至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沙漠、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古代史上的一个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的天险，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海上交通与汉对南方、西南方的经营 ‎　　‎ ‎　　秦汉时期中国与西方的联系，除了丝绸之路以外，也在南方通过海路发生了。这个过程是与秦汉时期经营南方和西南方的成就直接相关的。‎ ‎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南粤（越），设桂林（今广西大部和广东西南部）、象郡（今广东雷州半岛、广西南部和西部）、南海（今广东）三郡。秦末农民起义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越佗（原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乘机据南海独立。秦亡，佗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王。汉兴，高帝刘邦遣使立之为南粤王。吕后时，赵佗反，曾北攻长沙王，并以“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今福建）、西瓯、骆（师古曰：‘西瓯即骆越也。’按在今越南北部），役属焉”）。文帝、景帝时，南粤王向汉称臣。武帝时南粤相吕嘉杀王，反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命路博德等出征，次年平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儋耳、珠崖在今海南省。南海在今广东。苍梧跨广东、广西，在北；合浦包括广东雷州半岛及广西东南部，在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则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秦汉经营南方，为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 ‎　　在东汉时期，西起红海，经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达曼海，过马六甲海峡，而至中国南海的海上商路，逐渐开通。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宝石、阿拉伯的香料等运至罗马帝国，罗马的玻璃器皿、货币等亦运往东方各国。《后汉书·西域传》记，大秦（罗马）人“与安息、天竺（即印度）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按当时罗马安敦尼王朝马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在位）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一件事在罗马方面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很可能是罗马商人假托罗马皇帝的名义与东汉进行的一次联系。同篇又记，天竺（即身毒、印度）于“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年、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可见，到东汉后期，南方海道的作用逐渐显著。‎ ‎　　汉对西南的经营，与东西联系的发展也有关系。中原经营西南，始于战国时期的楚。“始楚威王（前339—前329）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楚庄王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史记》此二字作常頞，或疑为人名）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所以，战国末及秦时，今云、贵地区已经基本内属中原。汉初，这一带与中原政权失去联系，但是与巴、蜀经济联系未曾断绝。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番阳令唐蒙至南粤，南粤用蜀所产枸酱招待他。他问来自何处，回答是经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和红水河）运来（经今西江运到广州）。唐蒙回到长安，问蜀商人，知道只有蜀出枸酱，有人私运到夜郎（在今贵州），夜郎临牂柯江上，行船可以通南粤。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这一条道制服南粤。试了一下没有成功。到了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又说在大夏时见到蜀布、邛竹杖，是从身毒（印度）来的，估计身毒与蜀不远。汉武帝遣使通西南夷，求通身毒的道路。用了四年多时间，皆因昆明（非今昆明，当时滇在今昆明一带，昆明则在滇以西今大理、下关一带）团塞，道路未通。汉武帝平南粤后，派兵代且兰（《史记》作头兰，在今贵阳以东），设牂柯郡（在今贵州及云南东部）。夜郎降汉，滇王还在观望。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南征，滇王降，被划归盖州郡，但仍保持王号。以后几年，又平昆明，亦划归益州郡。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哀牢（益州郡以西，今少部在云南，大部在缅甸东北部）内附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原哀牢地区设哀牢、博南二县，又划益州西部六县，合为永昌郡。这样就开通了西南地区通往西方的道路。‎ ‎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永元六年（公元94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公元97年），徼外蛮及掸国（在今缅甸）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众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可见，这是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又一条道路。‎ ‎　　两汉时期上述陆路与水路的开通，第一次促成了中国文明与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文明的联系。东西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生，相互的了解日益增长。中国的《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对葱岭、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国家也有不少记载。其中关于安息和贵霜（大月氏）的记载，至今还是了解这些国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印度《政事论》提到中国（秦那），只知丝绸出于此。《史记》、《汉书》提到印度（身毒），也未能有更多内容。《后汉书》则说到印度（天竺）与贵霜、大秦的关系，还说到了那里的风俗、物产和佛教。可见，班固、班勇父子以后，中国对于印度的了解大有增加。西方文献提到中国，始于罗马帝国时期。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4—21）的《地理学》说到赛里斯（Seres，指中国），而无具体内容。老普林尼(Gaius Pliny the Elder，23—79)的《自然史》则说到赛里斯产丝绸，运销至罗马。不过，老普林尼说赛里斯“红发碧眼”，所指显然是中国西域人而非内地人。他对汉的内地了解甚少。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活动于公元121年至151年间）的《地理学》，则根据商人旅行经历断言，亚洲最东部为秦尼(Sinae)和赛里斯，而秦尼更在赛里斯以东。学者或以为赛里斯指中国新疆，秦尼指中国内地；或以为自陆而至者称中国为赛里斯，由海路而至者称中国为秦尼。可见，至公元二世纪前期，罗马帝国的人对中国内地或东南方已有所了解。中国的《史记》‎ 说到黎轩，《汉书》说到黎轩，皆指罗马，而语焉不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大秦国（又名犁靬或海西国，亦即罗马），大要说：该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这反映罗马为大国；又“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这反映当时中国人认为罗马为与自己相当的文明民族；此外还记载了罗马物产以及与他国贸易情况。这些材料皆据班勇所记，可见，在公元二世纪初，大体与托勒密同时，中国人对罗马的了解已相当具体、准确，其程度与托勒密对中国的了解在伯仲之间，或稍过之。总而言之，到公元二世纪，中国与罗马已清楚地了解到对方的存在了。‎ ‎　　两汉时期中外交通中的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前人有不同说法。大抵两晋南北朝佛教兴起以后的典籍，其中尤其是佛教的典籍，有把时间推前的倾向。按《史记》、《汉书》都没有说到佛教，这说明，直到西汉晚期，佛教即使已经开始传入，作用也不足道。佛教最初传入，可能在西汉末期。《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载明帝诏书说，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佛陀之别译）之仁祠”，还说到当明有“伊蒲塞”（Upasaka，男居士）和“桑门”(Sramana，或译沙门，出家人)。可见当时已有外国僧人到中国，也有些中国人信佛了。不过，这时的佛教还是被当作黄老一类的思想被相信的。东汉皇帝中第一个信佛的是桓帝刘志（147—167），不过，他也是对佛和孝子同时加以信奉、祭祀的。就在桓帝时期，安息王子安世高来到洛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事业；随后西域月氏人支娄迦谶也来到内地，同时从事译经工作。安世高所译为小乘佛经，支娄迦谶所译则为大乘佛经。随着译经和讲经活动的开展，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不过，这种影响的加大，那是三国两晋以后的事了。‎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佛教的传入及对中国文化影响的综述 佛教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国（现为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次大陆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根据文献史料推断，他约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90—前430年之间，略早于中国的孔子。‎ ‎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充满着苦。富贵者有富贵者的苦，贫贱者有贫贱者的苦，整个现实世界是一苦难的集合体（大苦聚）。造成苦难的原因不在客观环境，与社会制度无关，完全在于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身、即所谓“惑”、“业”所致。“惑”指错误的认识、思想，主要是“贪”“瞋”“痴”，佛教称这三者为根本性的烦恼。“业”指思想、言论和行为等一切身心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生世世不得解脱的可怕后果，佛教称为轮回报应。只有依照佛教指引的道路，进行宗教训练，彻底改变世界观，才可以超出生死轮回报应，得到彻底解脱。这种最后的精神解脱境界，叫做“涅槃”。这些道理包括在“五蕴”、“四谛”、“十二因缘”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 ‎　　佛教的宣传方法多用理论思辨、逻辑推论、概念分析来论证其基本教义。从理论思维的方式开始，把信徒引向信仰主义、出世主义，以思辨的哲学为宗教目的服务。‎ ‎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因对教义及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佛教内部开始分化，出现了许多教团，称为十八部（或二十部）。公元1世纪左右，出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19世纪末，又稍有恢复。佛教经典先是口头传诵，后来才有写在贝叶上的写本。经典繁多，浩如烟海，总称为“经”、“律”、“论”三藏，这是佛教全书。“经”是以佛说教名义流传下来的记录；“律”是用来维系出家僧众及在家信徒的宗教生活规范，“论”是后世各教派阐发佛教原理的一些专著。‎ ‎　　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佛教初传入时被看作是神仙方术。东汉末，汉译大量佛教经典，佛教教义开始同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得到传播。当时的主要译作有安世高传译的小乘佛典，支娄逊谶传译的大乘佛典。魏晋时，佛教般若空观受到门阀士族的欢迎。与魏晋玄学 密切结合，形成风靡一时的般若学。至南北朝，佛教势力在内地又有所扩大。南方的宋文帝、梁武帝为首的帝王贵族，大力提倡佛教，用国家的力量支持佛教的发展，修塔、建寺、度僧、译经，把佛教作为“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扶植寺院经济及义学发展。北朝各代帝王贵族也以国家的力量资助译经、建寺，开凿石窟，雕造佛像，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佛教虽曾遭到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灭佛”的打击，但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且得到更大的发展。‎ ‎　　佛经的翻译至西晋竺法护、姚秦鸠摩罗什，达到了新的水平。南朝陈真谛时期，印度各种佛教流派以及与佛教发生争论的其他一些宗教流派的典籍，已基本上译为汉文。但佛教思想在中国发生影响，并与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互相发明、配合、补充，不是专靠翻译，而是靠中国义学僧人的创作、传播和推广。如道安、慧远的佛教论文，僧肇的般若论，道生的涅槃论，在中国思想界影响都很深远。‎ ‎　　隋唐时期，佛教与儒、道并称三教。三教之间，进行长期争论，互相斗争和渗透。上层统治集团采取三教并用方针，佛教进人鼎盛时期，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译经的规模和水平高出于前代。代表人物有玄奘、义净等。此时，佛教理论也由依附汉文译经进而建立起多种独立的宗派体系，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仪式，教规基本完成。这时形成了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及三阶教等中国宗派，并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佛教信仰深入民间，佛教思想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宋代以后，一些主要佛教宗派的基本观点为儒学所吸收，佛教思想日益与儒、道相融合。在西藏地区，唐初的松赞干布提倡佛教，以后逐渐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到了元初，忽必烈封喇嘛八思巴为帝师，逐步确立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喇嘛教还流传于中国藏族居住的其他地区。在中国云南省傣族地区还流传小乘佛教。‎ ‎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2)佛教传入中国 ‎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是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传入的具体时间，说法虽然很多，但公认的说法。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佛经，当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 ‎　　大月氏原居我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地方，汉文帝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西迁至塞种地区（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其迤西一带）。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左右，遭乌孙攻击，又西迁大厦（今阿姆河上游）。约在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曾到过这里。进入大夏的大月氏人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五个部分、称为“五部翕侯”。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翕侯兼并其他四部、建立贵霜王国。经阎膏珍（约公元1世纪后半期）至迦腻色迦（约2世纪初叶），不断扩张，建成一北起花刺子模，南达文迪亚山，横跨中亚细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 ‎　　从公元前3世纪以后，由于印度阿育王的支持和帮助。佛教开始在印度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缅甸、斯里兰卡以及中亚、西域一带得到传播。在公元前2世纪，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已流行佛教，大月氏于公元前130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时，大月氏山于受大夏佛教文化的影响，已开始信仰佛教。在贵霜王国建立并占领印度广大领土以后，佛教便在大月氏所占领的地力广为传播，迦腻色迦王更是大力倡导佛教，佛教取得很大发展。‎ ‎　　西域各国如大月氏等信仰佛教后，在他们派往汉朝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就可能有一些佛教信徒。但在西汉末年时，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认作异地民族风俗，并没有特别去注意。日长月久，人们对这种特殊信仰看得多了，才逐渐开始感兴趣。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篇末的注中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下使伊有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浮屠”，就是“佛陀”的早期译语。即人们平常所说的“佛”“《浮屠经》”实际上就是《佛经》。这部经主要是讲述释迦牟尼的故事，如释迦牟尼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名字。经中说，释迎牟尼的母亲因梦见白象而怀孕，释迦牟尼是从他母亲的右胁出生的、一生下来就会走路，向东南西北四方各走了七步等等。如前所述，大月氏迁入大夏地区后接受了佛教信仰，在公元前1世纪末盛行佛教并由其列汉使臣口授佛经，应该说是有可能的。由于在公元前l世纪以前，尚没有成文佛教经典，佛教的传播是通过口授佛经进行的，直到东汉时我国早期的佛经，也多从口授。‎ ‎　‎ ‎　　（选自黎家勇等：《中国秦汉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二、三国—隋唐时期 ‎ 第一节 三国和两晋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国家的特点 ‎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战争 ‎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5页。）‎ 毛泽东论中国古代著名战例 ‎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　　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论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 ‎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东汉末年地方割据的状况 ‎　　公元189年，灵帝崩。灵帝皇后何氏，生子辩。美人王氏，生子协。灵帝属意于协，未及定而崩，属协于宦者蹇硕。这蹇硕，大约是有些武略的。当黄巾贼起时，汉朝在京城里练兵，共设立八个校尉，蹇硕便是上军校尉，所以灵帝把废嫡立庶的事情付托他。然而这本是不合法的事，皇帝自己办起来，还不免遭人反对，何况在其死后？这自然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蹇硕乃想伏兵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杀掉，然后举事。事机不密，被何进知道了，就拥兵不朝。蹇硕无可如何，而辩乃得即位，是为废帝。何进把蹇硕杀掉，因想尽诛宦官。而何氏家本寒微，向来是尊敬宦官的。何太后的母亲和何进的兄弟，又受了宦官的贿赂，替他在太后面前说好话。太后因此坚持不肯。何进无奈，乃召外兵进京，欲以胁迫太后。宦官见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何进的官属，举兵尽诛宦官。京城大乱，而凉州将董卓适至，拥兵入京，大权遂尽入其手。董卓 只是个强盗的材料。他把废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山东州郡起兵反对他，他乃移献帝于长安，接近自己的老家，以便负隅抵抗。东方州郡实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盘，无意于进兵追讨。后来司徒王允，和董卓亲信的将官吕布相结，把董卓杀掉。董卓的将校李傕、郭汜，又回兵替董卓报仇。吕布出奔，王允被杀。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汉朝的中央政府就从此解纽，不再能号令全国了。‎ ‎　　各地方割据的：幽州有公孙瓒。冀州有袁绍。兖州有曹操。徐州始而是陶谦，后来成为刘备和吕布争夺之场。扬州，今寿县一带，为袁术所据，江东则入于孙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焉。这是较大而在中原之地的，其较小较偏僻的，则汉中有张鲁，凉州有马腾、韩遂，辽东有公孙度。当时政治的重心，是在山东的。古书所谓山东，系指华山以东，今之河南、山东，都包括在内。袁绍击灭了公孙瓒，又占据了并州，地盘最大，而曹操最有雄才大略。献帝因不堪李傕、郭汜的压迫，逃归洛阳，贫弱不能自立，召曹操入卫，操移献帝于许昌，遂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为吕布所破，逃归曹操，曹操和他合力击杀了吕布。袁术因荒淫无度，不能自立，想走归袁绍，曹操又使刘备邀击，术退走，旋死。刘备叛操，操又击破之。河南略定。‎ ‎　　‎ ‎　　（选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曹操实行屯田 ‎　　粮食奇缺，粮价昂贵，人民死于饥馑者不计其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无食无民，也就无以为国。不但老百姓，当时军队也常缺粮无粮，无法作战，军饷也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等等活动。在这样迫切的要求下，首先就得解决粮食问题，因而必须立即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农业生产收效较快的办法，就是屯田，如公孙瓒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被麴义败后，“开置屯田，稍得自支”。曹操既迎汉献帝于许都后，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即“用枣祇、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并颁布《置屯田令》说：‎ ‎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 汉武帝曾调发大量戍卒，屯田西域，后赵充国屯田于金城一带，用“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士兵“凡万二百八十一人”，“赋人二十亩”，进行屯田。简言之，即用万余人，屯田二千余顷，每人屯种二十亩，以供军粮，而省转运。这是一种兵屯。所种田地为羌人故田、公田、未垦田，总之是在封建国有土地上进行屯田。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即由汉代这种屯田发展而来。‎ ‎　　同时，曹操进行屯田，与镇压黄巾军后利用黄巾军的“资业”是分不开的，在《加枣祇子处中封爵并祀祇令》中，曹操自述说：‎ ‎　　“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 ‎　　《三国志·邓艾传》也载邓艾的话说：“昔破黄巾，因为屯田”。还是曹操自己发布的命令中说得坦白，邓艾就说得含蓄些，及至《晋书·食货志》说：“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祇，建置屯田议”。在“破黄巾”与屯田二者间，插入了军食不足一事，作为屯田之因，这也不错，但却掩盖了“破黄巾”和屯田的直接联系，这或者是后人的隐讳。不及曹操自己说得直率，是在镇压黄巾军得其“资业”，用来屯田的。这些“资业”除黄巾“降卒三十余万”外，还有“男女百余万口”，可能还有一些牛、马和农具吧！‎ ‎　　可否这样说：在急需解决粮食问题的迫切要求下，得到黄巾军的“资业”，于是，继承发展汉代的屯田，自边境到内地，从而大兴屯田。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建置屯田，“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屯田除解决军粮这一问题外，用黄巾军投降的男女及“资业”，屯垦官、荒田地，以及募民屯种，都是把流移反抗的人民编制到土地上，从事农业，使土地和劳动人手结合起来，既解决了流民与荒地的问题，也安定了社会，缓和了阶级矛盾，调整了生产关系。所以，这时所推行的屯田，具有积极意义。‎ ‎　　‎ ‎　　（选自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中国战典》关于赤壁之战的论述 赤壁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至次年，孙权、刘备联军在长江之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地区，大败曹操军队的著名决战。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欲吞并江南、统一天下。是年七月，亲统大军10余万南征荆州。八月，荆州牧刘表病亡，次子刘琮请降。九月，率精骑追击南逃的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追及击溃刘备军。刘备退至夏口（今武汉境），派诸葛亮晋见孙权，共谋抗曹大计。孙权慑于号称80万的曹军威势，犹豫不决。诸葛亮与鲁肃、周瑜等指出，曹操兵不过20万，且不服水土、不习水战，加之后方不安等弱点，只要孙刘协力，必能破之。孙权因而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即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3万精锐水师，与刘备军会合约5万，进驻夏口。是年冬，曹操凭恃军威，骄纵轻敌，拒绝谋臣谏议，亲统大军水陆并进，直逼江南。孙刘联军自夏口溯江而上，与曹军相遇于赤壁。曹军以步骑为主，面临大江，立刻失去优势，新编及新附荆州水军，战斗力较弱，又遭瘟疫流行，以致初战不利，退长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境），与孙刘联军夹江对峙。为减轻江上风急浪颠，曹操下令用铁链和木板连接战船，犹如城堡，使步骑兵可在上驰骋，以利攻战。周瑜鉴于敌众己寡，意欲谋攻，以求速战，遂采纳黄盖提出采用火攻的计谋。针对曹军连环战船，黄盖派人给曹操送伪降书，随后开出战船数十艘，前面10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盖，上插与曹操约定的旗号，顺东南风驶向乌林。接近对岸时，曹军戒备松懈，皆争相观看黄盖来降，黄盖遂令点燃柴草，烈火迅速曼延到岸边营寨，顿时一片火海，联军乘势进击，曹军死伤惨重。曹操见败局已无法挽救，当即自焚余船，引军退走。联军迅疾追击。曹操经华容道（今湖北潜江南）逃脱，自还北方，留满庞驻当阳，曹仁守江陵。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遣甘宁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曹仁率部进围甘宁，周瑜率军救援，大破曹仁军。刘备回师夏口，欲溯汉江迂回曹仁后方。次年，曹仁被迫撤退。赤壁大战后，曹操鉴于失败教训，大治水军，进控江淮。孙权继续与刘备联盟，以抗拒曹操。刘备乘势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均在今湖南境）等四郡，自任荆州牧，作为西取益州（治今成都市）的基地，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此战，孙刘联军面对强敌而不惧，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以弱胜强，创造了辉煌战绩。‎ ‎　　‎ ‎　　（选自军事博物馆编著，袁伟主编：《中国战典》，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8)《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关于 三国农业发展的论述 ‎　　东汉以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约半个多世纪。魏国拥有今江苏、安徽北部，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汉中除外）、甘肃等省的全部以及湖北省的一部分。蜀占有今四川、陕西南部，湖北、湖南西部以及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吴据有长江中下游各省区，以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　　三国时期新修的水利事业不多。这一时期与农业生产有一定关系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屯田。屯田以曹魏最为发达。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在许下屯田，取得初步成功后，便命令州郡都置田官，把屯田推广到各地。据说屯田数年，仓库积满了粮食，对恢复农业起了一定作用。蜀、吴也都实行屯田，但规模不如曹魏大。三国时期的耕地面积未见到确切数字，但可以肯定比东汉时小。经过长期战乱，三国时候的人口骤减，北方的黄河、淮水流域人户只有过去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据史书记载，到三国末期，全国人口仍不足八百万，仅及东汉桓帝永寿三年的七分之一。这个数字可能有些缩小，不过这时人口大量减少总是不容否认的。在劳动力如此缺乏的情况下，垦田面积无疑是会缩小的。‎ ‎　　三国时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重要情况是吴国农业的较快发展。中国自先秦两汉以来，农业生产的重心一直在北方，南方相对说比较落后。自三国时候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逐渐向江南转移。‎ ‎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是豪强混战的区域，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而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因此，北方的人民大量南迁。迁移的方向有二：一是由关中流入长江中游之荆、襄地带，另一是自中原河、淮地带迁入江南。《三国志·吴书》的列传中著名的六十位吴臣中，约有半数都来自中原。这些人多是官僚地主或豪强地主，他们的迁徙，必然要带着大批部曲、百姓。如鲁肃南迁，就率领了男女三百余人。除了这些世家大族外，百姓为了逃避战祸，渡江南徙的自然更多。南迁人群最大的一次在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据史书记载，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鄿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仅这一次渡江南下的淮南百姓，就有十几万户。以一户四人计算，当达五、六十万人之众。‎ ‎　　吴国统治下的江南地区，过去农业生产一直是比较落后的。从东南沿海一直到今广东、广西一带，西汉时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东汉时，安徽庐江（治所在今安徽舒城）一带才开始有铁犁牛耕。在这以前还不知犁耕之法。百姓大量南徙以后，既增加了江南的劳动力，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 ‎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载：钟种荒田二十余亩，得米六十斛，平均每亩收获三石。三国时亩积约为今亩的百分之七十六，一石约合今二市斗。依此计算，则吴国当今一市亩的土地可产米七斗九市升，或谷一石一斗二升。这大概是东吴比较一般的产量，平均亩产已经不低。吴国灭亡时，仓库尚存有米谷二百八十万石。这个情况既说明孙吴政权对人民的严重搜刮，同时也反映了江南地区粮食生产的丰盛。‎ ‎　　三国时期也有一些个别高产的例子。曹魏时诗人嵇康在《养生论》里说有亩收十石的。《华阳国志·蜀志》提到治区内有的地方亩产达三十至五十斛。亩收十石，在高产田也许可以达到；至于亩产三五十石，则恐怕是夸大之词了。‎ ‎　　‎ ‎　　（选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出版。）‎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三国鼎立的论述 ‎　　赤壁战后，曹操经过短期的准备，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将兵进入关中，驱逐了韩遂、马超。建安二十年，曹操 从武都（今甘肃成县境）出征汉中，击败了长期保据汉中的张鲁，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并徙汉中民八万余口于洛、郑。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子曹彰率兵击平了代郡乌桓，北方边境也安静了。‎ ‎　　刘备占领了荆州的长江以南四郡后，于建安十六年进入益州，逐步消灭了原来益州的割据者刘璋（刘焉之子）的势力。建安二十四年，刘备从曹军那里夺得汉中，并命关羽在荆州向曹操发动猛攻，一度震动许都。孙权袭杀关羽，占领荆州全部，解除了关羽对曹操的威胁。这样，三国鼎立的局面事实上已形成了。‎ ‎　　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世称蜀。孙权则接受了曹丕的封号，称吴王。公元222年，蜀军出峡，与吴陆逊军相持于夷陵（湖北宜都境），被火攻击溃，败退回蜀。从此以后，长江上下游两大割据势力处于平衡状态，蜀国辅政的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共抗曹军。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建立吴国。‎ ‎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但是统一的历史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已存在过四百多年，统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势。所以在无数割据者角逐的混乱局面中，终于出现了魏、蜀、吴三大割据范围，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努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的统一。‎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稿》关于西晋 统治集团极度腐朽的论述 ‎　　 西晋建国的时候，距离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八十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教训早已被统治者遗忘了。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在西晋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几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贵族集团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尽可能满足这个集团对财富和权势的要求。国家统一后生产的发展，使这个集团的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越来越厉害。所以西晋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异常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和汉初、魏初的统治集团有所不同。淮南相刘颂上书给晋武帝，说是“时遇叔世”；司隶校尉刘毅甚至当面指斥晋武帝，说他还不如东汉桓、灵那样的亡国之君。‎ 西晋大臣几乎都是魏世以来司马氏的元勋及其子弟，他们都是世代王侯，习于骄奢快乐，从不以国事为重。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一两万钱，石崇靠居官抢劫发财，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而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却不以为非。官僚贵族还竞用极端奢侈的排场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坏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豪华。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王恺以晋武帝所赐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顺手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　　奢侈贪婪在当时的官僚名士中被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只有少数人感到前途危险，表示忧惧不安。傅咸警告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王沉作《释时论》，指斥士大夫求官买职；成公绥、鲁褒先后作《钱神论》，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这些作品，是当时统治者中难得的一点清醒的声音。‎ ‎　　官僚名士无例外地醉心于清谈，力图用玄学理论来辩护自己贪鄙的行为和欲望。还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终日醉酒，裸体狂欢的地步。‎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关于 西晋腐朽统治的论述 西晋时，贵族、官僚和世家大族不仅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也大大膨胀。曹魏时期开始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时期成为巩固士族地主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曹魏后期，品定人士的品第，已逐渐不按才能，而以家世高低为准。到了西晋时候，家世更成了论品的唯一标准。中正官只依据人士的籍贯及其先世官位的大小定品，吏部则按照品第的高低，作为选任官吏的根据。太康初年，刘毅上疏说，九品中正制“未见得人，而有八损”。他指出中正在定品时往往“不顾才实”，而“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有的中正只是根据家世的兴衰，“衰则削下，兴则扶上”；有的则营私舞弊，接受贿赂，“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因此，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卫瓘等人在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上疏中，也指出当时“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的弊病。晋武帝虽然知道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始终不肯废除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他们按照地位高低，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　　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士族门阀集团，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的腐朽性。晋武帝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卖官鬻爵，贪得无厌；后宫原有宫女数千，灭吴时又选取吴宫女五千，终日宴饮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由于士族门阀垄断了政权，西晋的吏治十分腐败，贿赂公行。求官买职的人奔走权门，“官无大小，问是谁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成为一时风气。许多公卿大臣都是非常贪鄙而又矫情伪饰的人物。他们自矜门第清高，轻视商贾，自己却兼做生意，获取厚利。司徒王戎家中种有好李，恐怕买者得到好种，钻破李核后才拿到市上出卖。他“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但却极为吝啬。他女儿嫁给裴頠，向他贷钱数万，因为久未归还，回到娘家时，王戎就给她难看的脸色。女儿把钱还清后，他才显出高兴的样子。荆州刺史石崇竟靠劫夺行旅客商而致暴富。他们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过着极其奢侈荒淫的生活。太傅何曾的“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他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是没有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劭骄奢更甚，衣裘服玩无数，每天吃饭的钱比何曾还要加倍。晋武帝的舅父王恺同石崇比奢侈，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蜡当柴烧。他用紫丝布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锦做步障，长达五十里。石崇用香料泥墙，他就用赤石脂。他摆出晋武帝所赐的高二尺许的珊瑚，石崇把它敲碎，拿出自己的来，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个。他们家内拥有大量的奴婢以供驱使，甚至随意加以杀戮。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如果客人饮酒不尽，就当场把美女杀死，而他和客人却若无其事地照样饮酒作乐，真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吸血鬼！‎ ‎　　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的社会生产虽然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有了增长，但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完全被封建统治阶级攫夺去肆意挥霍浪费。太康盛时的户口只有东汉顺帝时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设置的州刺史几乎多一倍，郡县增添很多。庞大的官僚机构的一切费用，都靠人民负担，而官吏又拚命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人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下，过着贫困痛苦的生活。加之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以至发展成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这就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　　晋武帝认为自己能够从曹魏手中夺得政权，当上皇帝，与曹魏皇室孤立无援有关系。为了屏藩皇室，他即位以后，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大封宗室二十七人为王，并允许诸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国、次国和小国。大国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共五千人；次国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共三千人；民户五千以下者为小国，置一军一千五百人。在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公、侯、伯、子、男等称号，并有封地；郡公、郡侯、县侯还比照小国置军。史书记载，当时的封国竟达五百多个。西晋还保留了汉魏以来的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等称号。晋武帝以为分封了同姓诸王和异姓士族之后，就可以使司马氏的统治得到巩固，并使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得到协调。但诸王都是一些贪婪残暴的野心家，他们竞相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互相倾轧，伺机夺取帝位，最后演出了“八王之乱”的有名丑剧。‎ ‎　　‎ ‎　　（选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出版社 1979年版。）‎ 近年来曹操评价问题讨论综述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在当时“客”、“奴”同义。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由上可见。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而且，屯田制 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曹操实行屯田。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 ‎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周，并鼓励他们创作。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七、曹操的思想 ‎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懦法杂用，二者结合。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他十分推崇儒术。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他为父报仇，屠杀徐州人民，是他尽“孝”的表现。他不是法家，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样废除宗法制度，反对儒家的“亲亲”观点。不管在教育思想上，还是人才问题上，他都以儒家思想为标准。‎ ‎　　吴其昌在《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杂家的代表人物。曹操在运用这些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变化，把它们区分为主次两个方面。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矛盾。这应该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中去解释。（刘安志）‎ ‎　　‎ ‎　　（选自《历史教学》，一九八七年第六期。）‎ 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 ‎　　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 主要有三种不同说法。‎ ‎[军阀混战所致说]周谷城、韩国磐等持此说。‎ ‎　　周谷城认为：东汉后期“群雄并立，各据地盘，各拥大军。然为着要巩固自己的存在，取得优势的地位起见，均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样一来，并立的群雄，乃相互混战。在长期混战之中，大的吞并小的，强的吞并弱的；结果形成三个较大的集团，曰魏、蜀、吴三国。凡弱小不能独树一帜的，都依着地位之所在，陆续分别隶属于此三大集团之下”。1‎ ‎　　韩国磐认为：“184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董卓就是其中最嚣张者之一，由于黄巾、黑山等起义军在各处依然很活跃，东汉政府就改州刺史为州牧，加重其权力，妄图扑灭起义力量。可是，这却加强了地方割据势力”。董卓被杀后，“各地割据势力，封建军阀纷纷割据一方，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混战时间，曹操、孙权、刘备分别据有中原、吴、蜀，三国鼎立局面因以出现”。2‎ ‎[封建经济的发展说]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范文澜等持此说。‎ ‎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认为：“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全中国。但是统一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存在过四百多年，统一的因素仍在程度不等地起着作用，统一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在无数割据者角逐的混乱局面中，终于出现了魏、蜀、吴三大割据势力，它们的统治者在各自的区域内削平了较小的割据势力，巩固了内部的统一，并且都力图打破均衡局面，实现全中国的统一。”3‎ ‎　　范文澜认为：“从经济方面说来，三国分立也是东汉末年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原来黄河流域是经济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因之它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这个伟大强盛的中心地区首先带动了长江上下游地区（益荆扬）的经济逐步前进。西汉中期司马迁叙述江淮以南（荆扬）一般的经济情况说，楚越地方，地广人稀，有些地方还使用火耕水耨法。没有饥寒的人，也没有千金的富家。这就是说，江淮以南经济落后，剥削者还不能积累起千金。到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大豪强到处出现，说明经济已有发展，足以产生大的剥削者。”“不过长江上下游的人力富力比起中心地区来相差是很大的，它只能作为依附者与中心地区相连系，从而得到自身发展的助力。所以当中心地区强盛的时候，长江上下游不可能在政治上脱离朝廷自立为国家，但当中心地区遭受大破坏不能起带动作用的时候，那就要发生一时的分立，汉吴两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4‎ ‎[由各方面条件造成说]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持此说。‎ ‎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认为：“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和存在，是由各方面条件造成的。政治上，曹操团结了中原的地主豪强，孙权以长江南北的世族豪强为支柱，刘备则依靠荆、益两州地主的支持。从地理条件说，蜀有剑阁、三峡之险，进可攻，退可守。吴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在经济上，蜀汉占有的益州‘沃野千里’，素有‘天府’之称。吴国占据的长江中下游，东汉以来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再加吴蜀联合，攻虽不足，守则有余。曹操虽占有广大的北方，但因战争破坏严重，一时还缺乏统一的物力和人力。这些就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基本原因。”5‎ ‎　　（选自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争鸣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节 南北朝 马克思、列宁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　　　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 ‎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页。）‎ 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 ‎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6月14日）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恩格斯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述 ‎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11—312页。）‎ 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述 ‎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1)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关于江南开发原因的论述 ‎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　　（选自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江南开发原因的论述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西晋末年南来的郭文，隐居吴兴大涤山中，区种菽麦为生。这样的区种法，就是南传的一种农业技术。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关于 江南开发原因的论述 ‎　　东汉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已明显呈现上升景象。益、荆、扬州人口增加很多，昔日地广人稀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永嘉之际，北方大量流民渡江南下，不仅给南方增加了许多劳动人手，而且给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十六国”时期，当北方由于战乱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时，南方印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加之南方少数民族纷纷出山，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南方，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起来。‎ ‎　　（选自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 南方经济发展状况的论述 ‎　　南方河渠交错，水利灌溉自来比较方便。东晋南朝时期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寿春的芍破，会稽的镜湖，都曾修复使用。曲阿、乌程、句章、乐安以及其他地区，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农田灌溉。浙江海塘的修筑，保护了沿海地区农业生产免受海潮的破坏，作用也很显著。南方湖泊很多，决湖泄水，就可以开辟良田。‎ ‎　　三吴是南方粮食的主要产区，史载南方“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主要就是指三吴地区而言。隋灭南朝以后，把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延伸到余杭，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搜括江南的粮食和其它财富。在三吴以外的扬州各地，在荆州和益州，土地垦辟也有显著的增加，农桑事业大有发展。‎ ‎　　南朝时期，南方各地经济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许多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梁元帝在《玄览赋》中说到“家给火耕之田”，陈霸先被斥为“火耕水耨之夫”，欧阳触在湘、广地区“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这些资料，分别反映出荆州、扬州、广州境内的某些地方农业生产仍然是粗放的。南方水稻耕作的特点，南方人口和铁制农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较久的重要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丝织业在南方已较普遍。宜蚕之处养蚕技术很可观，如永嘉郡有八辈蚕，每年三月至十月出丝。丝织物和麻布，同是赋税征收的重要实物。晋宋时绢价甚高，匹值二三千钱，贫苦农民为了买绢输税，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齐以后绢价大减，永明六年（488年）令沿江各州出库钱收购绢布粮米诸物，这虽然和钱贱有关，但也反映丝麻产量的增长。刘裕灭后秦时，曾南迁长安百工，于建康立锦署，从此南方织锦就不限于成都一地了。刘宋时期，江南织工，缝工随日本使者东渡，对日本的丝织技术和缝纫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　　南方产铁地方，设有冶令管理采冶，规模一般不大。有些镇将自行设冶铸器，这种铁冶往往是随置随废，或者时断时续。水排冶铁已在南方得到应用。著名工匠能造出百炼的“横法钢”，钢朴工谢平，凿镂工黄文庆都是“中国绝手”。梁代陶弘景发明“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之中，再加锻炼，成为质地优良的钢，可以用作刀镰和武器。不过南方的采冶和锻铸都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火耕水耨的普遍保存，与此当有密切关系。‎ ‎　　广州的银矿，开采较盛。宜兴周处墓中，有许多铝制的带饰，其中有的含铝达百分之八十五。晋代铝的出现和应用，在中国和世界冶金史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　　造船业在吴国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船只往来非常频繁，大船载重达二万斛。‎ ‎　　三吴的青瓷业继续发展，出土的越窑青瓷用具，不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超过孙吴时的水平。‎ ‎　　由于文化发展的需要，南方出现了发达的造纸业。造纸原料多用三吴盛产的藤，剡溪和由拳的藤纸，是纸的上品。纸的质量比过去提高，因而政府的简牍文书也就最终地被纸书所代替了。‎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对南朝农业、‎ 手工业、商业发展状况的论述 南朝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 ‎　　江南地区在东晋以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南朝相对来说比较安定，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 ‎　　三国两晋时大量百姓南迁的情形已如上述。事实上不仅三国两晋，在整个南朝时期，南渡的移民仍然络绎不绝。宋、齐、梁、陈各代都有百姓继续南徙，甚至直到陈朝中后期，流民仍然不断南来。南来的百姓既进一步充实了南方的劳动力，也有助于继续提高江南的农业生产技术。‎ ‎　　南朝各代兴修了不少水利事业。宋、齐、梁各代都修治过寿阳（今安徽寿县南）的芍陂；刘宋时曾在雍州襄阳（今河南邓县）筑围、修堤、开辟土地数千顷；南齐时曾在齐郡（治所在今山东临淄）开垦二百顷废田，用沈湖水进行灌溉；萧梁时曾在豫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进行水利工程，灌溉田地千余顷；等等。一南朝境内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首推扬、荆二州。扬州在南朝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京师建康（今南京）及其周围地区是重要的农业区。扬州东土会稽郡，自然条件优越，有良田数十万顷，农业尤为发达。荆州发展也很快，田土肥美，农植殷富。自东晋以来，荆、扬二州即有“二陕”之称。。宋书》作者沈约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邓、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荆、扬在南朝的经济地位于此可见。荆、扬以外，雍州、洲州、益州，农业生产也尚称发达。‎ ‎　　不过，南朝境内各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特别是南北交界常有战事的地带，人民不能安居，生产也不能正常进行。如豫州寿春、南充州广陵、南豫州颖川、汝阳等地，田地都有荒芜。但总的说来，南朝境内的农业生产是比较正常的。‎ ‎　　在粮食作物方面，江南本来习种水稻，东晋间或有小麦的种植。南朝期间，中原地区的粟、寂、麦也渐在江南推广。前面说过，由于缺乏统计，历代的粮食产量都很难计算。南朝的粮食产量，也只能举一些个别的例子作为参考。。梁书·夏侯塑传》载，夏侯垄于豫州筑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平均每亩收谷十石。以一石谷碾米七斗计算，则每亩田可收米七石。梁朝一亩约当今○·七四市亩，一石约当今二斗弱，拆成今制一市亩可生产谷二·七石或米一石九斗。当然这也只能作为一个个别的参考数字，不一定是一般的亩产量。‎ ‎　　这里还要专门叙述一下重要经济作物棉花自国外传入和生产的情况。‎ ‎　　棉花有非洲棉、亚洲棉和美洲棉等几种。这几种棉花都不是我国的原有作物，中国古代无“棉”字，“绵”是指丝绵，古籍上所记的“木棉”是指作枕芯用的木棉，而非棉花。在这几种棉花中，非洲棉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不晚于西汉中期，系经由中亚传人我国新疆。传入初期大概种植不多，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新疆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才逐渐普遍。哺史·高昌传》记载：其地“多草木，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如，名日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的高昌和平元年（公元五五一年）的契约中，提到一次借“叠布”（棉布）六十匹的事。这些资料都反映了当时新疆地区棉花种植的情况。非洲棉产量低，纤维也差，但生长期短，成熟早，适合新疆地区的气候条件，所以很早就在新疆推广。亚洲棉原产地是印度，质量比非洲棉好，系经过东南亚传入华南。传入的时间比非洲棉传入新疆的时间要晚一些。棉花的传入虽然较早，但自南北朝以至唐、宋的长时期中，种植地方只限于新疆、云南、两广和福建的部分地区，棉布在人们的衣着中尚未占重要地位。一直到宋末元初，棉布才开始普遍起来。‎ ‎　　江南的司马氏王朝灭亡以后，南朝的手工业在东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　　前面所引陶弘景所说的灌钢法，在南朝冶铸中自然还是采用的。他还谈到南朝有横法钢、百炼钢等多种钢的种类，并指出谢平冶炼技术最高，黄文庆擅长凿镂装冶，并称“中国绝手”。南朝出产钢铁的地方很多，产量也大。梁武帝时，大臣康绚引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在淮水上筑堰，以灌注被魏军占领的寿阳城。东西二冶平时的产量一定很大，否则急切之间是拿不出几千万斤铁器的。‎ ‎　　南朝的纺织业也有进展。江南一带的蚕丝业很发达。以前说过，盖州的织锦业早有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到南朝后期，南方的织锦业也发达起来。富人都竞穿绣裙，著绣履，以示豪富。不过，这时江南的丝织 业还是比不上北方。《颜氏家训》说，河北妇女织絍、锦绣、罗绮之工，优于江南，即是明证。江南的麻织业一向发达，南朝时生产继续发展。宋初官布一匹值一千多钱，元嘉时降低到五百多钱，到南齐永明年间，入官好布也只值到一百多钱。直到这时南方人的衣料仍以麻布为主，连低级一些的官僚、地主也尚穿麻布衣服。南北朝时，我国的广大地区还没有棉织业。前面介绍农业生产时曾谈到，棉花是自国外传入的，我国原无棉花。南北朝时期，在新疆地区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才开始普遍起来。大致到唐代以后，内地才逐渐推广。不过，这时已有棉花输入或白新疆流入内地。南齐和萧梁时，外国使者曾向南朝送来棉花，但这只是作为礼品或贡品。据说，陈朝时姚察的门生曾送他“南布”一端，一般南布都理解为棉布，估计姚察门生所献的这一端棉布当也是进口品或自新疆流入的，不会是内地所产。‎ 东晋时发明的藤纸在南朝继续大量生产。此外，使用的还有麻纸。这两种纸在南朝都很流行。这时的纸张已制造得相当精美，不但能制造洁白匀称的纸张，同时也能制造彩色纸笺。南朝时，纸张已经完全代替了简牍，用竹片木牍写字的时代已成过去了。‎ ‎　　此外，南朝的煮盐和造船业也都相当发达。‎ ‎　　南朝的手工业，大都为官府经营。诸如矿冶、兵器、金银镂刻、纺织等行业，大都掌握在官府手中。自然，农民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者也仍然是存在的。‎ ‎　　南朝的商业活动比较活跃。‎ ‎　　南朝贵族、官僚大都经商，连皇帝也在宫中学做生意。宋少帝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买”。齐东昏侯萧宝卷，“于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贵妃）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判决”。宋、齐、梁、陈各代，贵族、官僚经商的事都很普遍，南齐豫章王萧嶷为荆州刺使时，曾禁“二千石官长不与人为市”，既然发出这样的禁令，可见高官经商的不少。同时，这样的禁令是否有效也是大可怀疑的。萧梁时，所任广州刺史都经商致富，甚至经城门过一下便可获钱巨万，即史书所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陈朝时的官僚徐度，也“恒使僮仆屠酤为事”。宋朝的官僚向靖，“治身俭约，不营室宇，无园田商货之业，时人称之”。看来，南朝官僚不经商已成罕事了。‎ ‎　　除了官僚经营商业以外，民间商业也有一定发展。《宋书》的作者沈约曾说：“事有讹变，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浸而流广”。《北史》魏诸宗室列传里也曾说：“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可见民间商贩也很多。既然有民间商业，就不会没有富商大贾。宋时来往益州的大商人很多，有资财至数百万的。但官府限制大商人只能作一定数量的交易。“（费）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能有资本至数百万，自然是大商人了。‎ ‎　　国内交易可以由民间经营，但南北互市和对外通商则全部掌握在官府手中，一般商人不能插手。当时，南朝和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等国都有贸易往来。‎ ‎　　南朝的商业城市最大的是京师建康。梁时城内有二十八万户，若平均以每户五口计算，可达一百四十多万人。这里“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建康以外最大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江陵。这里与成都一带有密切的商业往来，著名的川马和蜀锦，都是经此转运到江南各地的。此外，长江和钱塘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京口（今江苏丹徒）、广陵、吴郡、会稽、余杭，北境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襄阳，南境的广州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广州更是海上贸易的中心。‎ ‎　　由于南朝商业比较繁荣，货币需要量增加，曾多次铸钱。但南朝政治腐败，无论官铸或私铸的钱币质量都很差。如刘宋末年，私铸之风大盛，钱币的质量坏到极点。有一种轻小无轮廓的钱叫作“耒子”。更小的叫“鹅眼钱”，既小且薄，一千文钱堆起来尚不到三寸。另有所谓“綖缳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十万钱还不盈一掬，可算是古代最坏的钱币了。‎ ‎　　自两晋以至南北朝，金银的使用又比较盛行，尤其是白银。金银的形式最普通的是饼或锭（或铤），另外也还铸成钱形。关于饼的重量，有说为一斤，但大概不是定制。锭或铤的出现，至迟在南北朝时候。银钱出现最早的记载在北朝；金钱出现最早的记载在南朝齐末或梁初。金银钱，大概是受了拜占庭的金币和波斯银币的影响而铸造的。‎ ‎　　（选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关于门阀制度的论述 门阀制度 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官专看家世声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通过互相联姻构成一个门阀贵族统治阶层，制订或形成一整套维护自身等级特权的门阀制度。按门第、品位的高低，分享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特权，在这种制度下，家世成为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只有那些祖上有人做过大官，而且代代相继为大官的人，才被归为士族。为保持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和优越的门第望族身份，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绝对不与庶族通婚。如有违犯，则要剔出士流，禁锢终身。政府选官任人必稽查谱牒，以防庶族假冒。因此当时的士族纷纷编撰族谱，将其世系源流明确记下，以备查考。在吏部任职的人也必须是熟悉谱牒的人。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偶有接触，也自矜门第，鄙薄之。士族之间也有等差，一般而言，旅长倘能长期保持上口官级，则为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其他大族虽也在上流之内，但已等而下之。商朝时门阀制度虽依然盛行，但士族一般不理政事，只居清显职位，城族地主逐渐典掌机要。门阀制度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恶性膨胀的产物，它标志着门阀贵族的腐朽没落，最终走向灭亡。‎ ‎　　‎ ‎　　（《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关于士族 形成及其特殊地位的论述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　　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放、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　　‎ 门阀世族的形成 ‎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章帝时有一诏书称：“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苟或，苟或就是颍川的世家名门。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　　‎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 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王弘的活，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贼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汙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尚书王淮之说：“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宋书·王弘传》）。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南齐时，世族王嫁女于富阳满氏。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寔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 ‎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之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　　‎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 ‎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萌附和土地兼并。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上地。西晋 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焉。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宋书·沈庆之传》）。常为史家所举的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灵符传》）。‎ ‎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如《宋书·羊玄保传》载：“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驰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宋书·蔡兴宗传》：“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博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 ‎　　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股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他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争讼迁延，连纪下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关东风俗传》载：“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关于 北魏统一北方的论述 ‎　　魏帝拓跋焘继位后，连年兴兵，屡获胜利。当时，北魏的北面，还有柔然这个劲敌。拓跋焘初即位时，公元424年，柔然派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占领了魏建于云中的盛乐宫。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飞驰三天二夜至云中。柔然兵把拓跋焘层层包围了五十余重，拓跋焘镇定自若，指挥作战。魏人射杀柔然可汗的弟弟，柔然惧，遁去。这年年底，拓跋焘又令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拓跋焘自己则率军屯驻在柞山。柔然北逃，魏军各路猛追，再次挫败了柔然。公元425年，拓跋焘发五路大军，分别从左、右、东、西、中五个方向汇集到漠南，然后弃去辎重，轻骑越过沙漠进击。柔然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向北边逃去。公元429年，拓跋焘再次领兵出击柔然。柔然西逃，部落四散，窜伏山谷。魏分兵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柔然族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魏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有数百万。又击高车，高车诸部降者数十万落。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三军源，西至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魏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减价。‎ ‎　　在西边，拓跋焘又对夏国发动了攻势。夏主赫连勃勃统治十分残酷，人民怨声载道。公元425年，勃勃去世，诸子纷纷争夺王位，政局动荡。拓跋焘想趁此机会击夏，但群臣意见不一。长孙嵩等认为，“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却认为“天人相应，不可失也”，主张出战。拓跋焘倾向主战，公元426年，开始击夏。‎ ‎　　魏兵分两路攻夏，一路由拓跋焘直接率领攻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横山西），一路由奚斤率领攻关中。统万城是赫连勃勃时建筑的。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城极坚固。拓跋焘攻城不下，退回。奚斤一路却长驱直入，克蒲阪，取长安，夏兵退，奔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公元427年，拓跋焘再攻统万。夏兵大败。赫连昌弃统万奔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魏拓跋焘取得统万。魏军追昌至上邽，一战擒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立为帝，赫连定一度反攻，取得长安。赫连定与魏连战数年。公元431年，赫连定在行军途中受到吐谷浑邀击被擒。夏亡。这样，北魏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东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凉了。‎ ‎　　公元430年，拓跋焘开始向北燕进攻。公元436年，拓跋焘灭北燕。‎ ‎　　公元439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征北凉，包围姑藏，这时统治北凉的是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牧犍。牧犍出降，北凉亡。至此，北魏统一了全部北中国，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 北朝政权更替的论述 ‎　　腐朽的北魏政权经过各族起义的打击，陷于分崩离析状态，旋即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中国北方又出现了东西对峙的局面。‎ 东魏。北齐 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死，其部将高欢率领六镇鲜卑，从并州来到关东地区。高欢自称出于渤海蓨县的大姓高氏，实际上是鲜卑化的汉人。他的祖父因罪徙怀朔镇，他自己生长边地，曾为怀朔队主。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杜洛周、葛荣军中，葛荣败后投降尔朱荣。高欢东来不久，即转戈相向，陆续消灭了尔朱氏在关东各地的势力。普泰二年(532年)高欢入洛，立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孝武帝在高欢的逼迫下西奔长安，高欢乃另立孝静帝，自己掌握朝政并迁都于邺城，史称东魏。‎ ‎　　那时候，关东的一些豪强大族各拥部曲，自立州郡，称霸一方。高欢表示尊重这些豪强大族的利益，不加触犯。高欢对于拥有宗族几千家的赵郡李元忠、部曲强大的渤海高乾兄弟等，更是尽量优容，同他们实行妥协。高欢还企图调和鲜卑人同汉人的矛盾，下令军中“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他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他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高欢用这种手段虽然打开了在关东活动的局面，消除了汉族豪强的武装反抗，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汉人士族豪强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 ‎　　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 ‎　　代表六镇鲜卑贵族利益的北齐统治者，同关东汉人士族豪强进行了长期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本来，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方崔、卢、李、郑等士族的势力，就开始有下降的趋势。葛荣起义狠狠地打击了士族豪强，尔朱荣的“河阴之变”又杀掉不少汉人和汉化鲜卑官僚，包括皇族元氏的一部分，士族的势力就进一步衰落了。武定二年(544年)‎ ‎，东魏在河北各地检括无籍之户六十余万，其中应当有不少是士族豪强的苞荫户，士族在经济上也受到打击。士族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下降，他们的子弟越来越不能凭借门第而得官，不得不从吏职中寻求升迁的途径；甚至还有入仕无门的人专门打家劫舍，完全同强盗一样。颜之推说：北齐士大夫“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校锱铢”，这正是士族门第衰微的具体表现。由于这种种原因，东魏、北齐时期汉人士族在鲜卑勋贵的打击下，几乎完全无力回击。‎ ‎　　北齐将相大臣中，十之七八为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汉人士族受到排挤。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并省豪强大族自立的州郡，取消了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大大削弱了部曲强大的封、高、羊、毕等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为了更方便地统治汉族人民，北齐也曾几度起用汉人士族作宰相。这些被起用的士族利用暂时的权势提拔衣冠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结果往往受到疑忌而以自己被逐被杀告终。齐废帝时鲜卑勋贵杀士族杨愔，齐后主逐士族祖珽，都有一大批士族遭到杀戮。北齐末年佞幸卖官，州郡职司官位多被富商大贾买去，士族豪强几百年来垄断州郡掾属的特权，实际上又被剥夺。不过北方士族根深荫广，死而不僵，还能够凭借旧日的地位，在社会上发生一定的影响。‎ ‎　　在经济上，鲜卑贵族以借田或国家赐田方式，强占肥美上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为了增加租调收入和使鲜卑军人普遍获得土地，北齐于河清三年（564年）重新颁行均田制。均田制规定邺城三十里内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等差授给六镇来的鲜卑贵族、官僚和羽林、虎贲；三十里以外，魏郡、广平、林虑等皇畿九郡以内的土地，按等差授给汉族官僚和兵士。京城百里以外，土地授受之法大致与北魏相同。所不同的有：露田一律按倍给数计，而无倍田之名；奴婢受田人数，按官品限制在三百人至六十人之间，限外不给田者不输租调；非桑之土按桑田法给麻田为永业，身终不还；均田农户除纳租调外，其丁男有正式服兵役的义务。河清均田，使鲜卑贵族同汉人官僚都成为中原的大地主，而使鲜卑兵士同汉族农民一样，成为封建国家的均田农民，这对于从六镇内徙的鲜卑人的彻底封建化，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　　由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由于鲜卑贵族的兼并和租调兵徭的沉重，北齐均田农民的土地非常不足，经济地位十分不稳定。他们不得不卖帖自己的土地，甚至出卖按制度不许买卖的露田，逃亡异乡，或者托身寺院，以躲避统治者所加的不堪忍受的压迫。从东魏初年直到北齐之末，关东农民暴动连绵不断，有的攻州拔郡，有的众至万人。地形深阻的豆子（今山东惠民境），就是起义农民聚集的中心之一。‎ 西魏。北周 公元530年，尔朱天光、贺拔岳等率军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部将宇文泰最后掌握了这支入关的队伍，控制了关陇地区。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的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他先后在鲜于脩礼、葛荣军中，葛荣失败，他降于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在高欢逼迫下西入长安后，宇文泰酖杀孝武帝，于公元535年另立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 ‎　　宇文泰是汉化较深的鲜卑人，他不但善于采用各种手段来揉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使他们在剥削关陇农民的基础上维持一致，而且还被迫吸取了六镇起义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这样，西魏就一天天强大起来，力量逐渐超过东魏。‎ ‎　　宇文泰制定计帐（租赋的预计数）和户籍制度，以安定封建秩序。他颁布“先修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的六条诏书，要求州县守宰作为施政准则。他仿照周官制度，改革西魏的官制朝仪，用六官代替南北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列的中央政权组织。他又仿周官六军之制，把十二军鲜卑禁旅近五万人改为六军。六军分由六柱国率领，每军督两大将军，每大将军督两开府，共为二十四部，由宇文泰总领，形成府兵系统。宇文泰和无实权的西魏宗室元欣都是柱国，合六军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又符合早期鲜卑的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为了在形式上与八部大人制相似，府兵主将和兵士都改办鲜卑旧姓。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户籍，因而没有其他赋役。宇文泰接着又把关陇豪强的私家武装乡兵，陆续归并到府兵中，以汉族豪强为乡帅，这样，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宇文泰还颁行均田制，规定了较轻的赋役。‎ ‎　　废帝二年(553年)，东魏取得蜀地；第二年又取得江陵，控制了萧詧的后梁，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魏自立，建立北周。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了中国北部。‎ ‎　　周武帝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释放一部分官奴婢和一部分私奴婢，并把另一部分私奴婢转为私家的部曲、客女，即封建依附农民。他宣布放免杂户，削除抑配杂户的办法，又禁断佛道二教，尊崇儒学。他严禁乡官隐匿户口土地，正长隐匿五户和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刑。他大量召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对主将的身分上的从属关系，使府兵的部落形式大为冲淡，民族差异大为减少。‎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 ‎　　魏晋之际，内迁中原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与当地的汉族混居，关系逐渐密切，经济、文化的交流日多，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学会汉语，改从汉姓，正在朝着汉化的方向走，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各少数民族仍然保持自己的部落组织，民族之间的隔离状态并没有完全打破，民族共同体依旧存在。因此，民族融合的道路还很漫长。‎ ‎　　……‎ ‎　　在十六国长期动荡的历史环境中，北方的民族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民族的纷争才逐渐平息下来，北魏孝文帝是十六国以来长期民族融合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此前民族融合的成果，而且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改革把民族融合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和习俗逐渐趋于一致，南北政权的民族差别也逐渐泯灭了。孝文帝改革之后，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已经基本完成。边镇地区的民族融合慢一些，甚至出现胡化的倾向，然而这只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小曲折罢了。‎ ‎　　‎ ‎　　（选自晁福林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关于北魏前期 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的论述 ‎　　‎ 北魏前期的民族压迫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十六国以来百余年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为北魏的统一创进了前提。在统一战争过程中，道武帝为了加强统治，离散跟随他进入中原的从属诸部的部落组织，让部落成员分土定居，列为国家编户，不许任意迁徙。但是有一些象高车那样的部落由于过于“粗犷”，难于强制，仍得以保全部落组织。道武帝又把山东六州的汉族民吏和徒河（鲜卑慕容部）、高丽、“杂夷”三十六万口，强制迁到平城附近，配给耕牛，计口授田。此外，还强徒百工技巧十余万口。明元帝、太武帝时，也曾大规模徙民。这些措施，反映了北方许多民族的部落成员向小农变化的历史趋势，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有利于统一的实现。‎ ‎　　由于各民族的封建性的割据形势在前秦崩溃以后十分严重，所以北魏前期由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相继进行的统一战争，同时又是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在民族征服战争过程中，拓跋统治者大规模地掠人为奴，大量抢劫财富，对各民族人民实行民族压迫，这又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　　慕容部的反抗是最先发生的。由于北魏曾经在参合陂坑杀后燕降卒，中原的慕容部人到处匿粮守城，节节阻挡魏军东进。被迁往平城的慕容部人“百余家谋外奔”，企图摆脱北魏统治，因此被北魏诛杀的达数百人。由于慕容部人反抗的激烈，北魏在泰常三年(418年)又一次把散居冀、定、幽三州的徒河徙于平城附近，以便就近控制。‎ ‎　　天兴元年(398年)，幽州乌桓反对北魏的民族压迫，进行了顽强持久的斗争，直到泰常元年才被压平。‎ ‎　　并州境内的杂胡经常受到魏军攻击，也进行了持久的反抗。北魏逐部征服他们以后，除了恣意屠杀之外，还强制离散他们的部落，有些更被大批徙往平城。‎ ‎　　沿边各民族的许多部落，处在北魏军镇的控制下，不但得不到正常的生存条件，而且还被驱使进行掠夺战争，所以也常起反抗。高车族的反魏斗争最多，规模最大；斗争失败后，高车人往往被强制编成营户，强徙于今河扎、山东地区。‎ ‎　　在北魏的北面，游牧的柔然人是北魏的劲敌。太武帝用主要的力量对付柔然，前后发动了许多次反击柔然的远征。北魏把被征服的柔然及其所属高车等部人众南徙于边塞地区，向他们责纳沉重的畜产贡献，并驱使他们进行战争。他们也常常出塞逃亡，反对北魏的统治。‎ ‎　　汉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同其他各族一样激烈。史载“白涧、行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民数千家负险不供输税”；“高平（郡治今山东金乡）民屯聚林薮，拒射官军，[娥]清等因诛数千家，虏获万余口”。北魏在中原设有八个军府，每军五千人，用以镇压汉人的反抗。神瑞二年(415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崔浩极力反对，他说拓跋部人口太少，如果分家南徙，不能遍布诸州，居民知道虚实，更会起来反抗，边陲各族也会攻击平城。他认为只有把统治中心放在平城，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这才是“威振诸夏之长策”。从崔浩的话里，可以看出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反抗的恐惧和防范的用心。‎ ‎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反压迫斗争。这一年，盖吴领导杏城（今陕西黄陵）卢水胡起兵，“诸众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一些汉人也结众起兵，与盖吴通谋。盖吴一方面与刘宋联系，一方面分兵几路进攻。别部帅白广平西入新平、安定，同氏、羌、匈奴的反魏力量结合。盖吴进军李闰堡（今陕西大荔境），扩充势力，转攻长安。河东的蜀人由薛永宗率领，也起兵呼应。直到太武帝亲领重兵镇压，起义军才归于失败。‎ ‎　　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在当时的南北关系中有强烈的影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宋军北进中原，河洛关陇人负粮操兵，群起响应，甚至“四山羌胡，咸皆请奋”。这年冬天魏军进占瓜步时，淮南人民坚壁清野，纷纷逃散。坚守盱眙的宋太守沈璞说：“贼（指魏军）之残害，古今之末有。屠剥之刑，众所共见，其中有福者，不过得驱还北国作奴婢尔”。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行为，促使淮南守军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坚守不退，最后打败了北魏的围攻。‎ ‎　　在魏军内部，民族矛盾也表现得十分严重。魏军作战时，鲜卑铁骑驱逼汉人徒步陷阵，往往不等到接战就被踩死。当魏军猛攻盱眙时，魏太武帝甚至致书宋将臧质说：围城的兵尽是氏、羌、匈奴和丁零，如果宋军杀死他们，正可以减少北方各地的反魏力量，对北魏没有什么不利。由于魏军内部民族压迫严重，所以魏军中的被统治各族士兵常起反抗，大量逃亡。‎ ‎　　被统治各族人民用各种方法反对拓跋贵族的压迫，这实际上就是带着民族斗争形式的阶级斗争。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不断打击了拓跋贵族，这是北魏中斯以后氏族压迫得以渐趋缓和的主要原因。‎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 关于孝文帝改革背景的论述 ‎　　孝文改制是指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在位期间的改制，其间包括文明太后冯氏执政时期和孝文帝执政时期两个阶段的改制。改制的发生则是当时社会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 ‎　　北魏前期的统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统一北方后几十年，北方经济还很萧条，人口大量流亡，不但有人口不满百的县，甚至有全无一人的郡。生产严重衰退、到处是“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荒凉景象。较大的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濒于饥饿死亡线上。最使拓跋贵族担心的是国人的贫困，以致不得不由政府送他们大批去外地就食，这直接影响到北魏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至于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反抗斗争所表现的民族斗争性质，更使统治者感到震惊。为防止各族人民反抗，拓跋贵族极力强化国家机器。延兴三年(473年)，魏下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一味镇压的结果是反抗更加激烈，孝文帝在位的头十二年，竟发生了二十多次起义。北魏前期这种经济、政治危机，本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占有制与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矛盾，民族压迫政策与民族融合趋势的矛盾，这固然是拓跋贵族所不了解的，可是基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统治危机却是他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而且正是由于各族人民的斗争才迫使他们进行改革以摆脱危机。‎ ‎　　当时的统治危机不但存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主要表现为胡汉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拓跋贵族虽然极力拉拢汉族大族，但汉族大族的传统地位终比过去下降，因此汉大族总是企图恢复失去的地位，这就触犯了拓跋皇权的利益而造成矛盾冲突。有功于拓跋魏的崔浩，就是因为“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被拓跋焘寻找借口杀掉，他的宗族以及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与河东柳氏，也被株连。所以北魏前期，常有汉族大族的起兵或参加各族人民起义队伍，这也使拓跋贵族感到需要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落后的鲜卑贵族政治的存在以及宗主督护制的实行，削弱了封建国家的集权，影响了北魏统治力量的发挥，这也是北魏政权所需要加以调整的。‎ ‎　　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北魏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进行改制。改制的核心是克服鲜卑制度的落后成分，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制度全面纳入封建轨道。改制的条件这时也已成熟，这就是鲜卑部民（国人）的农民化和鲜卑贵族的封建地主化的基本完成，鲜卑部民与汉族农民经济地位逐渐接近，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经济利益也渐趋一致。先进的鲜卑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和开明汉族地主，构成了当时的革新势力。冯太后、元宏、李冲是其代表人物，他们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活动。‎ ‎　　‎ ‎　　（选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关于孝文帝 改革的历史背景的论述 ‎　　北魏从拓跋珪传到第六代时，又出了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与他的前辈不同，武功虽不显赫，政治上却很有作为。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史称为孝文帝改革。‎ ‎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临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寻觅革旧布新的对策。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一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北魏统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长，这一问题就愈益突出。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的社会制度和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捐弃旧俗，接受先进的文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作出抉择。马克思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有一段很精彩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北魏走汉化的路，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历史的产物，其改革思想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的。‎ ‎　　据史书所载，文成帝时，就已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孝文帝即位前后，情况更为严重。据统计，自471年到481年，仅仅十年间，就爆发了十八次人民反抗斗争，造成人民起义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　　其一，统治者不仅本身穷奢极欲，而且还纵容整个官吏集团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北魏自建国以来，没有实行过俸禄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掠夺色彩，一出战就命官兵尽力掠夺，战胜归来，将掠夺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统一后，与南朝战争暂告平息，官兵无法再从战争中获取财物，就将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诏书中透露：“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贿，背公缘私。致令贼盔并兴，侵劫滋甚，奸宄之声屡闻。”（《魏书·高祖纪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徵调赋敛，摩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官吏贪赃枉法，成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　　其二，北魏统治者带有强烈民族压迫色彩的残暴统治，使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无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动加轘诛”（《南齐书·王融传》）。拓跋珪晚年，视残杀为乐事，“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魏书·太祖纪》）。对北魏政治颇有贡献的几个汉族大臣，如崔逞、崔浩等，最终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厄运。北魏每次出战，都“驱夏人（汉人）为肉篱”。汉人成了魏统治者残暴驱使、蹂躏的对象。‎ ‎　　其三，农民起义与土地问题也颇有关联。北魏连年对外用兵，壮丁征发，田地荒芜，出现了“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的凄凉景象。有权势的地主乘机霸占良田山林，实行土地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流离，就连京师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书·韩麒麟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造成一系列社会动乱。北魏中期，许多农民起义都与之有直接关联。‎ ‎　　所有这些原因，都具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农民起义原因不尽相同。对于国内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北魏统治者一直采取镇压政策。延兴二年(473)颁布了以镇压人民起义作为官吏升迁标准的诏令，规定：“县令能靖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靖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资治通鉴》卷一三三）但尽管如此，农民起义还是此起彼伏。‎ ‎　　严酷的事实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苦恼，迫使他们中有见识的人另求统治之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进行了改革，坚持走汉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也是要缓解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关于 孝文帝改革内容的论述 ‎　　北魏初年规定，地方官不论其治绩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满离任。因此，许多官吏对治理民事毫不热心，却竭力追求个人财富。如公孙轨当地方官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魏书·公孙长传附公孙轨传》）。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官场中屡见不鲜。有一次，教文帝问臣下高祐：怎样才能使盗贼平息呢？高祐回答：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称职，治化有方，就不会再有了。孝文帝听了深以为然。这可见孝文帝对吏治问题的重视。为了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北魏统治者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实行俸禄制。公元484年，魏颁布法令，正式规定“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之禄。”俸禄之外，贪污满一匹者处死。二是对地方官任期长短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治绩而定，好则留，不好则去。这样一来，官吏治绩好坏与什途升迁联系起来了，使他们在盘剥人民时不能不有所考虑。‎ ‎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实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也为以后各项改革的进行打下基础，意义是重大的。‎ ‎　　‎ 迁都洛阳 ‎　　‎ ‎　　北魏的汉化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建国之初，汉化就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一汉化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这主要体现在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加入北魏统治集团和参与政治方面。拓跋焘时，建立太学，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汉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对汉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长于天文历学。拓跋焘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他委以重任。通过这些汉族知识分子谋士群的努力，北魏统治集团接受了一些汉族文化，汉化的程度逐渐加深。但是，汉化在当时还没有作为一种政策来推行。拓跋统治者的政策常有变化，对于汉族士人，时而信任，时而排斥，对于汉族文化时有抵触。孝文帝时，开始把汉化做为一项国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迁都洛阳是他的汉化政策中一项重大措施。‎ ‎　　北魏的都城，在进入中原后，开始建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处北方，生活习惯，气候条件都与鲜卑故土相近。但随着北魏在中原疆土的开拓和被统治的汉人的增加，平城对于控制整个北方地区，已不适合。平城地区游食者众多，且屡受灾荒，粮食供应常发生危机。早在拓跋嗣统治时期，就有迁都之议。史书记载：“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内，路有行殣。帝以饥，将迁都于邺，用博士崔浩计乃止。”（《魏书·食货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来，竟然“野无青草”。即使风调雨顺之年，平城一带也常有饥荒现象。而当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逐渐成为北魏主要产粮基地。所以从关外贫瘠的平城转移到中原经济中心，已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平城长期作为北魏都城，功勋公老多居于此，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拒不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因循守旧，给北魏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因此，从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这一点来说，迁都也是当务之急。孝文帝统治时期，北魏军事实力虽然已逐渐衰落，但孝文帝却抱有灭南朝、统一全国的雄心。这可由文帝所说迁都洛阳的理由是“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可证。所以，从军事上说，平城作为国都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了。‎ ‎　　当时新都选择地点有二，一是洛阳，一是邺城。洛阳是汉族政治文化中心，汉、魏、西晋 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谓“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邺则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集中了北方财富，是河北主要的粮食和丝绵产地。单纯从经济意义上说，邺要胜过洛阳一筹；但从吸收汉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阳要比邺优越。孝文帝最后把新都定在洛阳，可见迁都之举主要还是从加速鲜卑族汉化的方面考虑的。‎ ‎　　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来一个变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 ‎　　反对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陆叡、穆泰等，他们在朝中的势力很大。孝文帝迁都之心已定，为防止节外生枝，便假称要大举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人，离开平城向南进发。大军行至洛阳，连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坚持进军南向。尚书李冲等人就出来反对，说“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请！”孝文帝听了大怒，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声，苦苦劝谏。孝文帝这才说，如不南伐，便须就此迁都洛阳。并即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资洛通鉴》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代，不敢再言，迁都之计就这样定下来。‎ ‎　　孝文帝的儿子是一个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又不上进的人。他体胖怕热，到洛阳以后，“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他趁着孝文帝出游嵩山，“轻骑奔代（平城）”。孝文帝闻讯大怒，为了保证汉化顺利进行，毅然将太子贬为庶人，后又用毒酒将其毒死。紧接着，拓跋族元老穆泰、陆叡与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结，想据平城起兵，史载其时“代乡旧族，同恶者多”（《魏书·于栗磾传》）。形势十分危急，迁都与反迁都是关系到拓跋氏汉化的关键。孝文帝当机立断，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镇压叛乱：再次将反对派挫败。‎ ‎　　洛阳终于成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为北魏占据中原，正式接受汉化的象征。‎ ‎　　‎ 改革风俗的措施 ‎　　‎ ‎　　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诏改姓。孝文帝在诏书中把鲜卑氏与汉文化联系起来，宣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资治通鉴》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为例，改乙氏为叔孙氏，丘穆氏为穆氏，独孤氏为刘氏，素和氏为和氏。‎ ‎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汉服，服装样式与南朝流行样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对禁穿胡服下了很大决心，不允许有任何松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从前线回到洛阳，他坐在车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饰，见仍有人穿鲜卑旧服，大为不满。第二天，他对群臣说：“朕咋入城，见车上妇女，冠帽而著小襦袄者，若为如此，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释：穿旧装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驳：这话说得奇怪，你难道还想满城都穿旧装吗？‎ ‎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说鲜卑语。北魏初入中原时，以征服者自居，不仅自己讲鲜卑语，还命令所有任职于魏的汉人官吏也要讲鲜卑语。为了提高鲜卑族的文化水平，便于读汉人书，接受汉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指汉语）。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北史·咸阳王禧传》）‎ ‎　　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庙礼节方面，也实行了汉化，放弃了拓跋氏原来崇拜的天神，改用汉礼。在宫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汉制，进行了改革。‎ ‎　　‎ 均田制和三长制的规定 ‎　　‎ ‎　　实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均田制出现的原因，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生产，迅速改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另一方面是与豪族地主争夺人口和土地。‎ ‎　　北魏进入中原后，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形式。北魏诸帝多能注意劝课农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后，更是孜孜以求，希望农业不景气的状况有所改善。他一再号召：“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书·高祖纪下》）然而天灾几乎连年发生，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此，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成为均田制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　　北魏统治中期，北方豪族已遍布全国，势力很大，“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魏书·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兴趣也愈来愈强烈，他们纷纷“就耕良田，广为产业”（《魏书·和跋传》）。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辟为牧场，或辟为私家园林，民无田业的现象十分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四处飘流，或转投豪族，成为荫护人口，或聚集山泽，成为绿林好汉。人口流亡的悄况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统治者的重视。因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无法获得赋税；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农民从豪族地主的荫护下解脱出来，成为均田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均田制的实施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必须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须能够掌握、支配这些土地，也就是说皇权必须强大到能够辖制地方豪强。北方自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连年战乱，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至孝文帝时，情况虽有所变化，然土地抛荒的现象仍很严重。而当时北魏豪族地主势力也还未强大到能与皇权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了。‎ ‎　　公元485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经在京城附近实行过计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广、改进而发展起来的。另外，中国古老的一夫受田百亩的井田制以及西晋占田制，都给了均田制以经验借鉴。‎ ‎　　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授给，以备休耕。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者归还官府。桑田则永为个人所有，不须归官。桑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桑田须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宜种桑之地，男子给麻田四十亩，妇女五亩。‎ ‎　　（二）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奴婢依一般农民授田。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牛。‎ ‎　　（三）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逐空荒”，迁往他郡。‎ ‎　　（四）犯罪流徒户或绝户，其土地归国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顷，郡丞、县令六顷。公田不得买卖。‎ ‎　　在均田制颁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皆由本乡有威望者担任。三长制代替了过去的宗主督护制，改变了“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李冲传》）的状况，使趁着管理混乱，荫庇大量人口的汉族大地主受到约束和打击。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当时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识见，她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魏书·李冲传》）。在她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推行。‎ ‎　　与均田制、三长制相辅相成的还有新的租调制。北魏原来实行的租调制很混乱。“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于户籍不清，人民负担重。实行新的租调制后，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类推。家庭作为受田纳税单位，人民负担有了一定之规。故“事（指新租调法）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魏书·食货志》）。‎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6)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关于 孝文帝改革意义的论述 ‎　　孝文帝的改革，是在我国北方各族人民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影响、推动下进行的，也是北方民族融合和鲜卑族拓跋部的社会封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的意义是重大的。一、整顿吏治，始班俸禄，严惩贪赃枉法，对于消除百余年来的官吏、守宰鱼肉人民之积弊，改造封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改革户调制，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世族门阀地主，抑制了他们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有助于吸引广大劳动人民回到土地上来，开垦荒地，恢复发展生产。三、捉倡鲜卑族接受汉文化，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 ‎　　‎ ‎　　（选自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8)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关于对孝文帝评价的论述 ‎　　《魏书·高祖纪》说“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帝的贡献正是在兴盛文教，因而被谥孝文。纵观孝文一生，称得上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军事家。‎ ‎　　孝文帝首先是一个改革家。他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改革使我国多民族封建国家获得一个新发展。唐朝以前，中国历史曾经掀起过二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前一次融合高潮的出现是在民族迁徙的不自觉过程中完成的，而第二次则不同，它是在北魏孝文帝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并利用政权力量强制执行完成的。孝文帝即位初年，为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先后由冯太后主持颁布了均田制和三长制。均用制的普遍推行，意味着封建化在各族中的全面完成，而三长制 的推行，又标志着内迁各部落组织的彻底瓦解。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变化，必然要求文化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实行全面汉化，孝文帝的政策就在客观上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推动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为顺利椎行汉化政策，孝文帝将北魏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历史上推行改革的皇帝不少，但通过迁都为改革创造条件的并不多。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就都城作过一番论述“都邑者，政治与文化标征也，……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孝文帝迁都正达到了兴新制度，新文化的要求，使北魏迅速强盛起来。‎ ‎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又使长期以来存在于各民族上层之间的华夷界限逐渐淡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家”，“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这种观念与孝文帝如出一辙。孝文帝曾说过“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以均诚达到亲如兄弟，是孝文帝对民族问题的总看法。而作为汉族皇帝的李世民的“德泽洽”的民族观说明汉族地主阶级终于承认了“夷狄”与华夏有同等地位，不将民族对立责任诿之夷狄，而看做统治者德泽末加，这与西晋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相比，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变化，正是北魏民族大融合发展到唐初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其中就有孝文帝实行汉化的历史功绩。孝文帝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主动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才使得第二次民族融合比前两次更彻底、更完善。‎ ‎　　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孝文帝推行了均田制和租调制，增加了国家收入，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为以后的东西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经济制度提供了蓝本。新的租调制被齐、周、隋、初唐继承下来，加以改进，唐代的租庸调制即是它的发展和完备，直至公元780年两税法推行止，历时300年。这项经济制度的推行，也使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大批荒地被垦辟，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到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就铸出太和五铢钱，这是西晋末年以来第一次恢复用钱，它表明北方社会经济比过去发生了根本变化，为隋唐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　　作为一名政治家，孝文帝明察大体，从善如流，崇儒兴学，在北魏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采取措施，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北魏建立初期，受中原封建文化影响，很快踏上封建化道路。孝文帝以前，北魏政权完成封建化的步伐比较慢，孝文帝即位，顺应时代要求，从经济、政治两方面进行改革，大力整顿吏治，先后颁布《职员令》和《品令》，管理和考核官吏，使北魏的吏治比较清明，最终完成北魏的封建化。‎ ‎　　孝文帝还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中原文化在汉化的少数族中普及，学校得以普遍兴复。《魏书·儒林传序》说当“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人”。在文教普及的形势下，文学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形成北方文学风格，即“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这种风格，直接影响到盛唐文学。在西晋亡后的一百多年的文学空白废墟上，很短时期内产生出《水经注》、《洛阳伽蓝纪》、《颜氏家训》等具有文学意义的杰作，这不能不归功于孝文帝提倡文教的努力。‎ ‎　　孝文帝尊崇儒学，推行儒教，下诏征集天下图书，使北方的图书得以重新集结。《隋书·经籍志》载“怀惠之乱，京华荡复，渠阁文集，靡有孑遗。……（后）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这是永嘉之乱后北方图书的一次大集结，在孝文帝的努力下，才使原来落后的北方在文化上可与南朝抗衡。‎ ‎　　孝文帝不仅是个政治家、改革家，也可称得上军事家。作为为一个军事家，最突出的是孝文帝能抓住战机，继承父辈开拓南境的事业，企图完成统一大业。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亲政后推行一系列革新，促使北魏政权完成封建化，使北魏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孝文帝又适时地将都城南迁到洛阳，作为南进的指挥中心。太和十八年(494年)，在文武百官迁洛阳后，孝文帝即带大军向南进攻，开展南伐大业。他针对军事形势，采用诸如集中兵力、断敌后路、多路军平行推进等战术，扩展了疆土，表现出一个军事家应有的战略指挥才能。在他的指挥下，北魏军才能夺取南阳等地，向南开拓边界线。军事上的胜利对巩固孝文帝国内的各项改革有积极意义。从战略上看，北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开始超过南方。‎ ‎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孝文帝敢于抛弃本民族的自卑观念，努力学习先进文化，改革旧的落后制度，使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获得新发展。孝文帝不愧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改革家和胸富韬略的军事家。‎ ‎　　‎ ‎　　（选自杜士铎主编：《北魏史》，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出版。）‎ ‎(7)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关于 孝文帝改革历史作用的论述 ‎　　‎ ‎　　孝文改制对鲜卑拓跋部来说，是一场深刻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保守势力的反对。太子元恂潜回平城，阴谋叛乱，被元宏赐死。恒州刺史穆泰也据州反叛，亦被镇压。这次参与谋叛的都是“国戚旧人”、“代乡旧族”，即企图保持旧传统的保守鲜卑贵族，他们的被打击，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　　孝文改制是北方长期以来两种社会形态斗争的结果，也是民族矛盾斗争与民族融合发展的结果，改制给这一历史过程作了总结。北魏统治者改制的主观动机无疑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其手段又是强制同化，但由于这个改制适应了胡族封建化和民族融合的客观历史趋势，因而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历史进程。这一点也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恩格斯曾指出：“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从十六国以来到孝文改制，内迁胡族的社会变化正是沿着这个规律发展的。尽管这个过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孝文帝元宏的改制，以及他在改制中的远见、决心与果断，是对这一历史进程起着积极作用的，他不愧是古代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革新家。‎ 北方的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 ‎　　十六国以来北方的民族关系，虽然存在着民族矛盾斗争，有严重的民族压迫、仇杀与对立，但民族融合也随之发展。从东汉以来迁入中原的“五胡”等各族，终于在北朝末年，实现了与汉族的大融合。这一融合出现的重要历史条件，便是东汉以来不断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所造成的民族大杂居。杂居使内迁各族与汉族形成了在居住地域上的不可分离。杂居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了经济文化较低的民族接受较高的经济文化，使胡汉各族在经济生活上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打击了阻碍民族融合的社会势力，使民族隔阂也逐渐减弱。这样，胡汉各族终于在经济、文化、习俗上达到一致，再经过相互通婚混血，民族的自然差异也逐渐消失，民族融合的局面形成了。‎ ‎　　民族融合的表现，从胡族来看，除了在经济、文化上纳入封建体系外，在语言、姓氏、服饰上，也都实现了汉化。胡族贵族已不再是跃马弯弓的武士。元氏贵族元举的墓志铭中形容他“洞兼释氏，备练五明，六书八体，画妙超神，章勾小术，研精出俗，山水其情，尤右琴诗”。这个鲜卑贵族巳经是一个精通儒经、佛典、书法、绘画、历数、琴诗的人，完全士大夫化了。北方这一历史变化，致使南方汉族士大夫对北方也改变了看法，不再看做是“夷狄”之邦了。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民族融合情况。民族融合这一事实，从汉族来看，是吸收了新的血液，汉族共同体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经济、文化中吸收了不少胡族的优秀成分，如经济生活中的畜牧生产经验；物质生活中的胡服、胡食（胡饼、胡饭）、胡床等；精神生活中的胡乐，胡歌、胡舞等。至于在文学方面，北方民歌中杰出作品《木兰辞》和《敕勒歌》，也正是胡歌与汉歌相融合的结晶。‎ ‎　　从西晋 末以后三个世纪中的北方，是一个历史发展呈现迂回、曲折、迟缓以至局部倒退的时期，然而民族融合却是这一时期北方历史发展中的最积极现象。在民族融合基础上丰富了的河朔文化与南方六朝文化，构成为后来唐代高度封建文化的两个主要来源。‎ ‎　　孝文改制以后，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与发展。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均田制的实行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劳力与土地较好地得到结合，负担相对减轻，人民生活稍为安定，社会经济出现富庶现象：“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qióng音穷）独不见牛马之衣”。人口也有增加，西晋统一全国时有户二百四十五万，口一千六百余万，此时户达到五百余万，当时半个中国比西晋全国人口还多出一倍。反映当时农业技术最高水平的著作《齐民要木》，全面记录了当时农业发展情况。在耕作技术上强调精耕细作，“务遣细深，不得趁多”。注意因时因地制宜，“凡春种欲深，宜曳重挞；夏种欲浅，直置自生”。此外在防旱保墒、良种繁殖、作物轮作、施用绿肥、浸种催青等技术上，都有新的改进与创造。整地（耙、劳）、播种（三脚耧犁、两脚耧犁、一脚耧犁）、中耕、锄草、收割及灌溉工具也种类繁多，远远超过两汉时期。当时的园艺技术如蔬菜、果树的栽培，家庭副业如养蚕、酿造技术，经验也很丰富。‎ ‎　　手工业的发展则与奴隶、杂户的部分解放分不开。均田制的实行也有利于耕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促进家庭纺织业的发展。如当时从南方米到北方的颜之推在对比南北方之后说：“河北妇人，织絍、组紃之事，黼（fǔ音府）黻（fú音符）、锦绣、罗绮之工，大优于江东也”。高级织品仍由官营工业织造，邺及汉中都以生产精制织品而著名。由于纺织品产量的增加，绢布价格大幅度下降，魏初绢布每匹价千钱，孝文以后始终不过匹二、三百钱。采盐业的发达使盐税成为政府一大收入，长孙稚曾说：“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制盐技术的提高增加了盐的品种，生产出所谓水晶盐、戎盐等多种。金属冶炼业虽不及南方发达，但比北方过去也有提高，冶铁以相州牵口冶炼术最优良，经常生产锋利的兵器送交武库。北齐时，綦母怀文造宿铁刀，“烧生铁精以重鍒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直到唐时，襄国（今河北邢台）冶家尚传其法。冶炼业的发展又与用煤炼铁有关，《水经注·河水注》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石炭即煤），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 ‎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活跃。十六国以来北方经济衰落，坞壁田庄自给自足，交换极不发达，金属货币使用几乎停顿，绢帛代替货币流通。孝文时这种情况起了变化，“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流通，高祖（元宏）始诏天下用钱焉”。太和十九年(495年)，始铸太和五铢钱。城市的繁荣以洛阳为代表，洛阳城中设有专门工商业区，大市周围近八里，有工巧、乐器、酿酒、造车等不同行业。城市中居住着不少巨商富贾，象当时的刘宝“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中原与周边各族以及国际贸易，也迄未终止，“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到魏末，北方大乱，但依然是“著贡继路，商贾交入”。‎ ‎　　‎ ‎　　（选自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关于北魏末年 腐朽暴虐、走向衰落的论述 ‎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 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魏经济潜伏着危机。‎ ‎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 ‎　　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6)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关于北周的 强大和统一北方的论述 ‎　　宇文泰死后，诸子年幼，不能担当大任，政权落在他的侄子宇文护手中。宇文护见宇文氏家族势力已经强大到可以代魏的地步，就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封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周公。公元557年，宇文觉登天子位，废西魏，建立了周朝，史称北周。‎ ‎　　同年，宇文护先杀宇文泰的旧臣赵贵、独孤信以及对他独揽北周大权表示不满的人。宇文觉对宇文护专权也越来越反感，便与一些大臣亲信密谋，想除掉宇文护。宇文护察觉后，先发制人，杀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9年，宇文毓改称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公元560‎ 年，宇文护又杀了周明帝，改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邕为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　　用武帝不同于被杀的两个兄弟，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宇文泰对他一直很器重，曾对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周书·武帝纪上》）周武帝即位之初，不露声色，表面上听凭宇文护摆布，而暗中却积极积蓄实力，终于在公元572年，杀宇文护，夺回政权。他在他父亲励精图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值得提出的是释放奴婢。‎ ‎　　西魏、北周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宇文泰灭南朝萧绎时，将江陵男女数万口没为奴婢。周武帝即位后，于公元565年下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赎为庶人。”公元572年再次下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周书·武帝纪上》）。公元577年灭齐后，即下诏：“自伪武平三年(572)以来，河南诸州之民为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官私，并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听还；愿住淮北者，可随便安置。”（《周书·武帝纪下》）同年不久又下诏：“自永熙三年(534)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典及客女。”通过这两个诏书，北齐公元572年以来抄略的奴隶、北周自公元534年平江陵自由民被没作的奴隶和北周在576年十月以前抄略北齐民没为奴隶的，都放免了。只有公元576年十月和齐作战新被俘掠的奴隶未被放免。周武帝这一举动，对于一个鲜卑皇帝来说，是颇为不易的。以战俘为奴是鲜卑长期沿袭的旧例。周武帝释放奴婢，是对祖宗以来旧习惯的改变。这一改变，把公私奴隶解放为良人，加强了皇帝的集权力量，削弱了豪强私家势力。同时，也推动了鲜卑族奴隶制残余向封建化的转变。‎ ‎　　周武帝的第二项值得提到的措施，是他开展的灭佛运动。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大量人口遁入佛门，朝廷失去劳动人手和士兵来源。因此，周武帝决心灭佛，“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周释昙积《谏周太祖沙汰僧表》，“太祖”当作“高祖”）。‎ ‎　　周武帝灭佛是经过长期的准备的。他先允许佛教徒申述教义，让佛、道二教自由争辩。公元574年，他召集百官，宣布儒、佛、道三教，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末。后来才正式下诏灭除佛教，“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武帝纪上》），将寺院财产分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灭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禁齐境内佛教，“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至此，北方佛教几乎湮灭无存。‎ ‎　　灭佛的结果，可用周武帝自己的话来概括：“自废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广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辩周武帝除佛法诏》）‎ ‎　　周武帝对世族和豪族的打击，也很果断。世族大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是南北朝时期普遍的现象，也是使历朝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一个严重问题。统治者和他们在争夺土地和劳动力上有矛盾，所以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地想打击他们。但打击的程度往往有限，总是缩手缩脚。周武帝规定得很严厉，凡“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周书·武帝纪上》）。这一法令可以说是从北魏孝文帝创置三长以来，对大地主荫护土地人口最严厉的一次法令。‎ ‎　　周武帝是主张集权的。他在一次与他的弟弟齐王宪的侍读斐文举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强化 君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的看法。他说：“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据天子尔。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主。”（《周书·齐王宪传》）他认为东汉末以来的封建依附关系和人口的分割极大地削弱了王权，是造成社会长期混乱不治的原因。他主张积极强化君权。而君权的强大，对于全国统一局面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　　在宇文泰改革府兵制的基础上，周武帝实行了加强军队和君主的关系的措施。建德二年(573)“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侍官，天子之近臣。改军士为侍官，用以加强军士和皇帝的亲近关系，用以改变过去府兵专属于某一军队统帅的传统，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这样一来，军队分权的倾向有所改变，皇帝对全国军事劲旅的掌握更为紧密。‎ ‎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与兵士同甘共苦。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步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阵，”故“能得士卒死力”（《周书·武帝纪下》）。‎ ‎　　在宇文泰、周武帝两代人的治理下，北周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朝廷统治较为巩固，国力也日益强大。在这些前提下，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开始把目光转向邻国，转向整个鼎峙中的南北双方，欲以完成他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 ‎　　此时，南方已从梁末大乱中复苏。陈朝尽管辖地最小，但国内形势还能维持小康局面。相反，与北周对峙的北齐却日益走下坡路，正处于“阖境嗷然，不胜其弊”的状态中。因此，周武帝决定与陈朝通好，取得陈的支持，首先灭齐。为麻痹北齐君臣，他听从柱国于翼的建议，暗中蓄锐养精，表面上仍制造假象与齐保持友好关系。‎ ‎　　建德四年(575)，北周武帝下诏大举伐齐。他亲率六万大军，直指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其余几路进展也很顺利。但围攻中潬城（河南孟津东）时，由于城防严密，二十多天都无法攻下。周武帝又转攻金墉，也没有攻下。九月，北齐援军赶到，正好周武帝患了重病，只好全军撤回。‎ ‎　　第二年，北周武帝又准备伐齐。他对臣下说：我去年伐齐，因病不得克敌，但却看到了齐军的无能。况且，齐朝廷昏乱，老百姓朝不保夕，生活很苦，这是天给我灭齐的机会。要犹豫不决，就后悔莫及了。他下令，军中有不愿伐齐者，以军法裁处。十月，北周三路大军由周武帝率领，到达晋州，驻扎在汾曲。赵王招率步骑一万人攻打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守汾水关，内史王谊攻平阳城。不久，齐后主高纬从晋阳率军奔救晋州，但还未到达，周武帝先从汾曲赶到晋州城下督战，一举攻下了晋州城，俘虏齐军八千人。‎ ‎　　十一月，齐后主率军到达平阳（今山西霍县以南），将平阳紧紧包围，昼夜攻打，城墙被毁，仅存数仞。城中周军冲出，两军短兵相接，齐兵稍退。十二月，周武帝率八万人解平阳之围。以后，又经过几次激战，于公元577年，灭了北齐。‎ ‎　　周武帝善于指挥，意志很顽强，在灭齐战斗中，几乎每次都亲临阵地指挥。周军纪律也严明。周武帝曾号令全军，进军时不得践踏庄稼，违者斩。这对于北周灭齐，是很重要的原因。‎ ‎　　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北方又开始走向统一。北方的统一，为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　　灭齐后，北周国力达到了立国以来的鼎盛时期。从宇文泰苦心经营关西，到北周武帝灭齐，北周一直处于政治较为清明，君臣励精图治的形势下。‎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北魏实行均田制的条件 ‎　　孙立群 ‎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颁布了均田制，这是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均用制是由政府向农民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种植谷物和桑麻，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　　北魏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实行均田制，主要是为了保证和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自晋末以来，由于北方持续动乱，战争不已，造成农民大量流亡，人口锐减，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此外，豪强大姓大量隐匿人口，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当时，在地方上有宗主督护组织。所谓宗主督护，是指由大姓族长率领同族人共同居住并从事生产，其族长称宗主，同族人称宗子，宗子要向族长交纳租税，却不负担政府的租赋徭役，即不是政府的编户齐民。自晋末以来，北方还有许多坞壁，又称坞堡、垒壁，这是汉代以来地主庄园为适应战乱形势而武装化、堡垒化的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坞壁中有许多为逃避战乱和赋税徭役的依附民。宗主督护和坞壁的存在造成了国家掌握的户籍不实，赋税收入被分割、截流。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魏决定实行均田制。‎ ‎　　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均田，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　　首先是有地可均。本来，北魏所处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经济富庶，是中国开发最早的精耕农业区，秦汉时期已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然而，自西晋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使土地大量荒芜，这些无主土地便成为北魏政府得以均田的基本条件。‎ ‎　　北魏实行均田，向农民分配的土地除了荒地外，是不是还有从豪强地主手中收回的多占土地呢？史料没有记载。实行均田制后，对地主来说，除了部分隐户被括出，其利益受到一些限制外，对他们多占的土地并没有触动。均田制就其实质来讲，是保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 ‎　　第二，有大量游动人口。北魏时期，社会上有许多因逃避战乱而四处游动的人口。大臣韩麒麟上表说：“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这些失业流散人口，大部分是失去土地或没有土地的农民。数量巨大的游动人口给封建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解决土地荒芜和游动人口问题，促使二者结合，最好的办法是使无地者获得土地，使他们安居乐业。当时，既有广大弃耕的田地，又有众多的游动人口，实行均田制势在必行。‎ ‎　　第三，整顿户籍，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户籍是实行均田和征收赋税劳役的主要依据，而遍布各地的宗主督护和坞壁隐匿了许多人口，造成均田制不能顺利推行。为此，北魏政府在颁布均田令之前，先在统治区内实行三长制。三长制即把人民按照邻、里、党三级组织起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各设一长。这实际上是沿袭战国秦汉以来的什伍制度而建立的一种地方组织。三长的职责主要是检察、编造户籍；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兵役；劝课农桑，推行均田。三长制的建立，破除了宗主督护制，增加了国家控制的人口，为均田制和租调制的实施做了组织上的保证。‎ ‎　　以上三个条件的具备，为北魏实行均田制铺平了道路。‎ ‎　　从历史发展看，授田一直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北魏的均田制借鉴前代的经验，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姓对劳动人口的占有，促进了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史载，均田制实行后，“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不为灾也”，北魏社会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 ‎　　‎ ‎　　（选自《历史教学》1997年第3期）‎ 略论北魏推行均田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任一鸣 ‎　　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土地制度的演变，也同其他重要的典章制度演变一样，是有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这种继承与发展往往是在新旧王朝交替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但也不全是如此。以北魏均田制而论，它成为一种新的土地制度，不是在北魏初年而是在拓跋部复国（386年）整整百年之后（485年）才实行的。实行的时期算到北魏末年（534年），也不过五十年。那末，在北魏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期间，只是到它的国运将剩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才颁行均田令的。这就向我们提出为什么北魏到孝文帝时才产生了这一新的土地制度。‎ ‎　　说到北魏推行均田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似可罗列几条：有历史上各种土地制度的经验可供借鉴，有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发号施令，有大量的无主地和荒田可以接受，有因土地问题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亟待解决，还有财政危机急需挽救等等。这些虽然都说得通是北魏推行均田制的历史条件，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则是由土地“不均”引起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从而使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趋于激化。要使激化的社会矛盾不至于发展到恶化的程度，北魏中央政府必须采取新制度新措施，而首当其冲的政务就是要解决土地“不均”问题，制定新的土地政策。‎ ‎　　一件新事物的诞生，一种新制度的出现，一项新法令的颁行，决不是突然的或偶然的。北魏推行的土地法令——均田令或说均田制，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有历代土地政策的经验可供借鉴和参考的。远在商周时就将土地划成方块田，称为“井田”（也称“公田”）。西周建立，发展了商的方块田，使全国土地都属周天子所有，形成了“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的大一统局面。周天子把土地和奴隶分赐给诸侯和臣下，让他们世代享用，但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不得买卖和相互授受。诸侯采用同样的方法，再把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卿、大夫和士，出现了“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2的情况。但依然是“田里不粥”3。春秋时期，于“公田”之外，开垦了不属于“公田”，不缴贡赋，为奴隶主贵族所私有的土地，即“私田”。在一些边远地区产生了“土可贾焉”4的现象。到春秋末年，封建土地私有制萌芽，战国时得到发展。商鞅变法后，虽然国有与私有土地占有制并存，从法律上承认私有，可以买卖土地，“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所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5这样演变的结果，必然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6在土地买卖也就是土地不断被富贵兼并的情况下，秦朝就实行了“使黔首自实田”7的政策，私有土地制在全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　　这时，封建国家中央政府手中依然握有大量土地。战国时，秦国商鞅就用国有土地“制辕田”8，令受田者缴纳封建租税，以增加政府收入。秦朝在国有土地上实行授田制，将土地分别授予无地、少地的农民。说明秦中央政府通过授田而支配土地。西汉时，国家掌握着大量土地，这些土地有的已经开垦，有的还是草田荒地，称之为“公田”。其经营方式是，一部分租与贫民耕种，一部分用罪徒和奴隶耕种，还有一些租与豪强地主，由豪强地主再转租给农民。内地就有“假郡国贫民田”9的政策，这也称为假田制。西汉后期，地主、官僚和商人三位一体，大力兼并土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师丹、孔光、何武等为稳定社会秩序，提出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的建议，即限田之议。王莽时则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10，实行“王田”制。东汉政府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推行假田与屯田制。曹操就在许县附近实行民屯军屯。西晋在废屯田制后，实行了占田和课田制。‎ ‎　　所有这些重要的土地制度，不能不对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起一种参考借鉴作用；不能不承认是一种渊源关系。均田制就有继承和发展西晋占田制的影子。受田的对象由官吏、农民推及奴婢、耕牛，还有土地类别、土地还授、土地买卖和宽乡狭乡的规定。11这可以说是外部的关系。更直接更接近的影响则是本身的或内部的关系。‎ ‎　　拓跋族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尤其是汉族封建社会影响，于是本身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在其控制活动的代北地区一带，封建的农业经济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武帝拓跋珪在“离散诸部，分土定居”12后，一般的部落成员已同中原迁来的“新民”13逐渐成为被北魏直接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道武帝、明元帝又行“计口授田”制14，这实际上就是均田制的雏型，或者说是它的前奏。‎ ‎　　有的学者认为，均田制能成为整套制度，必有其模特儿。这个模特儿就是西晋的占田制，更早一些就是师丹的“限田”和王莽的“王田”制15。我认为，北魏以前的各种土地制度，对北魏均田制的形成可谓历史的模特儿，但更确切地说，只能是模特儿的影子，而“计口授田”则是北魏现实中的模特儿。天兴元年（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慕容部）……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16永兴五年（413年），“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授田。”17目前见诸史籍论及“计口授田”的详情的甚少，无法深究。只能看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的诏书。诏书指出，由于孝文帝政治上多所失误，于是灾情屡兴，去年耕牛瘟疫，死伤大半。农业也不景气，常有亏损。现在要积极鼓励农民，“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18。这就是“计口授田”的粗略概貌。它告诉我们，均田制在孕育过程之中，从拓跋珪 ‎、拓跋嗣到拓跋宏时，都曾进行过“授田”的尝试。而北魏实行新土地制度的“三部曲”似可概述为：分土定居——计口授田——均田制。一步一步向前发展，一步更比一步完善。这就是均田制逐渐趋向成熟的历程。‎ ‎　　北魏中央政府要实行新土地制度，从统治集团本身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一是要有决心改革而又能驾驭改革的核心人物。我们知道，北魏的前身代国，曾被前秦所灭。淝水战后，前秦瓦解，拓跋珪复国。他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鲜卑人从事农业生产。“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弊，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垦辟河北，自五原（内蒙五原）至于棝阳塞外（内蒙古包头市一带）为屯田。”19又实行计口授田。“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至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20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21同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改善民族关系，协调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关系。拓跋珪称魏王后，转战东西，统一大漠各部，东破库奚莫，西破高车，又打败匈奴族铁弗部刘卫辰，参合陂之战大败后燕，接着又攻取了晋阳、真定、中山和邺城。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迁都于平城，是为魏帝——北魏太祖道武帝。从此，北魏建立起塞上的强大政权，到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 ‎　　北魏中央集权建立后，要在平城一带推行“以食为本”的政策，就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为此，北魏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参合陂战后，从后燕境内迁汉族、鲜卑族、高丽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农民和手工匠四十六万人到平城；拓跋焘征柔然过程中，又使“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也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22正平元年（451年），拓跋焘在南伐中，“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23十六国时期，各国所迁民户，集中于都城附近，皆不及北魏规模之大。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一百年中，移民于首都平城附近大约不下二十次。如果没有这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要想多次进行如此规模的移民，那是很难办到的。同样，要想推行改革，施行新的土地制度，也必须依靠这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　　与此同时，北魏统治集团还必须有决心改弦更张的政治家，而冯太后、孝文帝就是其人。拓跋宏即位，冯太后被尊为皇太后，她杀了“谋逆”的丞相，然后临朝听政。后来又被尊为太皇太后，仍临朝听政。史书上说她“省决万机”，“多智谋”，“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24我们从改革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上，就可以看到冯太后这种“省决万机”，“决之俄顷”的气魄和决心。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曾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到北魏中期，宗主督护制却使“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25“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为一户。”26大量农民成为宗主的隐户后，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所以李冲创建三长制。冯太后看了李冲上疏后，“称善”，并要公卿权贵们讨论。讨论中，郑羲、高祐等反对，说，“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郑羲甚至说：“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不谬。”太尉元丕也只是原则上赞同，说“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但都认为“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李冲坚持己见，说“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持否定态度说：“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双方各执一面，互不相让，且反对推行三长制者占上风。而冯太后旗帜鲜明地确认，“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倖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27遂颁行三长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在这场是改革旧制，还是因循守旧的激烈争论中，姑不论反对者的动机意图如何，也不必深究反对者占多少，只看冯太后起初赞扬李冲的建议，继而组织群臣讨论，最后当机立断，决之俄顷，势在必行的坚定态度，就可知她推行新法的决心与驾驭群臣的能力了。‎ ‎　　那末，孝文帝对待改革又是怎样呢？让我们再从另一侧面——迁都问题28‎ 的一场紧张斗争中，看孝文帝的态度。孝文帝车驾南伐，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孝文帝说：“长驱之策，庙算已定，今大军将进，公等更欲何云？”李冲首先进谏，说：“自离都淫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瀚），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大司马元休、左仆射元澄等则是“殷勤泣谏”。而孝文帝严厉地对李冲说：“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对大臣们说：“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似垂之千载。……若不南銮，即当迁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29从这场名曰南征实则南迁的“马前辩论”中，为我们清晰地反映了孝文帝那种“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的威严，表现了孝文帝那种“议之所决，不得旋踵”，即大计已定，只能前进，不许后退的意志，以及要作出典范，“垂之千载”，迁都洛阳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　　在推行均田制问题上，北魏统治集团虽没有出现象立三长、迁洛阳那样激烈的争论，但孝文帝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对李安世的均田疏是很赞成也接受了的，并从中央派出官吏与州郡牧守一道去实行均田制。‎ ‎　　上述正侧两面的事实，说明了北魏推行新的土地法令时，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集团中有作为政治家锐意改革的坚强信心与勇气，在北魏中期是基本上具备了。‎ ‎　　北魏要实行均田制，还必须解决摆在自己面前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的发展，正是推动北魏政府颁行均田令最必要的一个条件。随着拓跋族政府管辖范围的逐渐扩大以及自身封建化进程的逐步加深，皇室内部的斗争，皇族与豪族地主之间的斗争，地主阶级兼并土地日甚，以及在土地归属上的矛盾，导致了北魏中央政府必须对土地问题制定新政策。尤其严重的是豪族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李安世的奏疏中暴露得极为明显。‎ ‎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被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倖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土，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30‎ ‎　　这是关于为什么要实行均田制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记载。它告诉我们几层意思：在豪强地主通过占夺手段疯狂兼并土地而使农民生活困苦，到处流动的条件下，第一，必须把“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的劳动人手同土地结合起来；第二，由于“强宗豪族，肆其侵凌”，兼并土地，以及土地归属问题弄不清楚，致使良田抛荒，嫩桑枯萎，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第三，为防止和制止“侥倖之徒”、“虚妄之民”兴风作浪，做到“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因此，“宜更均量”，所争之田，属于现在耕作的主人。这样，农民就可得到资生之利，豪强地主就不会占有更多的土地了。李安世疏的中心思想是要通过均田，使“富约不均”的现象有所调整，不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 ‎　　我们再看孝文帝的诏书，就会更进一步明了推行均田制的必要性：‎ ‎　　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爱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固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天下，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31‎ ‎　　诏书反映了天下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富强者”——豪强地主的兼并土地，贫弱者连容身之地也无望得到；反映了天下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二是百姓因为饥饿而流亡。因此，用什么办法、实行何种政策才能使天下相对地太平安定呢？一项重要的决策就是推行均田令，用均田之法缓和贫富不均的矛盾。所以，北魏颁行均田令前，尽管统治集团面前摆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它的着眼点是放在土地问题的“均贫富”方面。这种用均田的形式有限度地去均贫富，是一种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实行的一项自上而下的改良式的改革，也就是从限制贫富过于悬殊的角度，在“富强者”根本利益受到保护而不被侵犯的条件下，实行的一种“均贫富”政策。它不能象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甚至李自成的那种革命式的“均贫富”、“均田免粮”，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因此，我认为，北魏推行均田制是从企图通过均田形式，相对地、有限度地均贫富，以便“同富约之不均”，使土地兼并者有所节制，使贫弱者不致“望绝一廛”，达到巩固北魏统治的目的。毋庸置疑，北魏均田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它历经北齐、北周、隋，至唐前期而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不同的影响，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　　‎ ‎　　（选自《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 毛泽东论中国古代文化 ‎　　(1)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7—668页。‎ ‎　　(2)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5页。）‎ ‎　　(3)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述 ‎　　(1)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 ‎　　(2)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　　(3)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附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11—312页。）‎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 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绘画艺术的论述 ‎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雕塑、书法艺术大放光采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南方画家辈出。吴孙权时的曹不兴，东晋时的王，卫协，都以善画人物像特别是佛像著名。东晋顾恺之作人物画，最重传神，他认为传神的关键，全在所画人物眼上，所以有所谓“点精（睛）便语’之说。据说他的画“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顾恺之的画，现存有摹本《女史箴》，是古画中的珍品。‎ ‎　　宋代的陆探微，是顾恺之以后较有成就的画家，他作画的艺术风格，与顾恺之相近。据说他的画“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梁代画家张僧繇创作了大批寺院壁画，非常生动。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荒唐神话的由来。唐代的张怀瓘综论历代画家，认为顾、陆、张三家人物画各有特色：“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　　南京出土的晋宋间墓葬中，保存了一套砖刻竹林七贤 画，画上人物比例匀称，神态各异。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有画像砖出行图，有乐舞、鼓吹等场面。云南昭通的东晋太元年间大姓霍氏墓中，有部曲及其它场面的壁画，部曲装束有为夷人，有为汉人。这些壁画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和历史资料。‎ ‎　　在北方，北魏的蒋少游和北齐的曹仲达，也以善画人物著名。‎ ‎　　晋宋时期，与山水诗的盛行相应，出现了许多山水画家。顾恺之能作山水画，戴逵、宗炳、王微、谢约等都以山水画名家。北方的山水画“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唐代张彦远评论此点，认为“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 ‎　　这一时期，也有绘画理论著作出现。南齐谢赫在他所作《古画品录》中，论述作画六法，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采，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谢赫的六法，受到后代画家的推崇。‎ ‎　　南北朝雕刻艺术广泛发展，许多名画家也以善雕刻著名。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他潜听观众议论褒贬，反复修改，三年乃成。戴逵子戴颙传习逵书画及雕刻艺术，造诣颇精。北魏的蒋少游，工于雕刻及建筑艺术，曾参与设计平城和洛阳的宫殿建筑。‎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的论述 ‎　　云冈石窟我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窟龛207个。此外还有许多小窟，共计1100多龛，大小造像51000多个。石窟开创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正光之后走向衰落，唐以后各代仍有一些小规模的营建和修缮活动。石窟的绝大部分雕凿于北魏中后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分为三。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60）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五窟（编号16—20窟）。洞窟摹拟草庐形式，平面椭圆形，穹窿顶；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内面积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迁洛以前（465—494）开凿的五组石窟（7、8窟、9、10窟、5、6窟、1、2窟和11、12、13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开始出现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和装饰。造像题材多样，服饰开始中国化，同时出现世俗供养人。第三期是孝文帝迁洛后至正光五年（494—524）开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间的补刻小龛。洞窟内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龛式和四壁重龛式。造像面容削瘦，着褒衣博带式装，下部衣褶重叠。‎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　　朱大渭 ‎　　‎ ‎　　魏晋南北朝特定的时代条件，决定了该时期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如果同汉、唐相比，揆其大要，其基本特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一 自觉趋向型文化特征 ‎　　‎ ‎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从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汉末至隋约400年内，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西晋统一至八王之乱只有8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每一个割据政权，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都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或者发挥人才的优势，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东汉统一帝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这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使学术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纵横、佛、道以至兵家都应时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　　当时从政治斗争到思想理论斗争的许多主张，都与儒家名教相悖逆。早在曹操与袁绍等联兵反对董卓时，二人在论如何夺取胜利时曹操 提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所谓“智力”，指人的才能，“道”乃指由人制订的适时而变的各类政策方针。曹操认为在群雄逐鹿中要取得胜利，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因此，他多次下令主张“唯才是举”，不仅“盗嫂受金（者）……吾得而用之”，甚至“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本纪》），皆可录用。清谈名士嵇康不仅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还公开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鲍敬言从老庄任自然的思想出发，针对儒家所谓“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授说，揭示国家、君臣以及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是暴力和征服的结果，也是压迫、贫苦和战争的根源。鲍氏对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讲的“无君而庶民定，无巨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社法，束缚下民”（严可均辑校《全三国文》卷四十六阮籍《大人先生传》），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无君论”（《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诘鲍篇》），反对国家、君臣、政治制度的存在。皇帝绝对权威的树立，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年）算起，到鲍敬言所处的两晋之际，已有约550年的历史。鲍氏对封建专制之核心君权的彻底否定，尽管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但他在理论上的勇气，反对政治压迫的实质，以及在思想意识上趋向自觉的精神，都是值得赞许的。‎ ‎　　与“无君论’思想相辉映的，乃是“神灭论”和“笑道论”。从西晋阮瞻的“无鬼论”，到刘宋范晔的“死者神灭”，“天下决无佛鬼”，再到范缜的“神灭论”，北周甄鸾的“笑道论”，均针对欺骗人民的佛道教义及维护封建统治的神仙鬼神之说。特别是范缜的《神灭论》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向顶峰，它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上述对封建统治理论的核心名教禁锢的突破，以及对封建统治政权核心君权的否定，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人们思想的一次相对解放，从而促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向自觉趋向发展。‎ ‎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最深，因而她们的社会地位及其思想观念，最能说明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自觉趋向程度。东晋葛洪曾生动地描绘了两晋南方妇女的社会生活，说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亲访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途中有说有笑，有时甚至举杯痛饮，引吭高歌（《抱朴子·外篇》卷二十五《疾谬》）。这里所表现的妇女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地位，似乎同男子没有多大区别。北朝妇人主持家务，参予政治活动，以及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显然是鲜卑习俗对北朝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它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这股历史主流对当时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 ‎　　由于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冲击，少数民族风俗的习染，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她们有了掌握文化的机会，因而当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歌星以及深通儒家经典的女文人学士。她们写下了诗、赋、谏、铭、颂、书流传于后世。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两晋妇女有文集者计12人，共40卷；十六国前秦妇女有诗文集者1人，共1卷；南朝妇女有文集者计7人，共39卷，1人注书7卷。此外，有姓无名，标某氏撰文集者计37人，共106卷，其中应有一部分为妇女所作。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从军，自由选夫等为封建伦理纲常所不容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有出现。上述妇女自觉趋向的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的高层次推求，前人所揭示的当时百家争鸣中出现的所谓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以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鲜明对立，这种文化学术思想领域的对抗、交融和繁荣，本身既促进了人们文化心态自觉趋向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走向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魏晋玄学以对儒家名教质疑而兴起后，给人们的思想境界带来了一系列新变化。正如汤用彤先生在《理学·佛学·玄学》一书中所说：“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魏晋人的新型人生观，正是两汉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在现实中破产后，面对乱世苦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性追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 ‎　　总之，魏晋以降人们文化心态的自觉趋向，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反过来给予当时文化以巨大影响。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辉煌发展。我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修订本）一书中发现，在2272年中，共列29位科学家。其中华佗、马钧、裴秀、葛洪、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陶弘景等8人，均属于这个时代。如果加上死于建安24年的张仲景，则共有9人。在总年代不到1/5的时间里，却产生了约1/3‎ 的大科学家，他们对我国古代医学、机械学、地图学、药物化学、数学、地理学、农业科学、冶炼化学、生物学以及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他们的科学成就充分显示出这是一个各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质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若究其根源，虽较为复杂，但人们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肯定无疑的。‎ ‎ 二 开放融合型文化特征 ‎　　魏晋南北朝开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以及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等时代条件决定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原先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首先是汉族对外来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取的积极精神，同时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在北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礼仪风俗、学术思想等，都不是汉族单一型的，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包罗宏富。早在东汉末年，西域文化便传入我国。史称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西晋泰始（265—274）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时期，人们普遍以胡人生产的氊“为絈头及带身、袴口”，并相习成风（《晋书·五行志》）。西晋灭亡以后，北方和长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国政权。当时属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匈奴、鲜卑、羯、氏、羌人大都保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和礼仪风俗。他们在汉族地区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大多带有部落军事统治和封建统治双重性，政权组织形式为胡汉混杂体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汉杂糅。北魏前期政权，也不例外。北魏后来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鲜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北方大乱之后地广人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后者则是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二者的结合。在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上，从十六国到北朝始终存在着全面的或局部的胡汉体制的混杂，已为史家所共识。这是开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　　语言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语言较为混杂。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流行着少数民族语言。北魏初期，鲜卑语盛行。孝文帝改制虽禁鲜卑语，但仅限于30岁以下的人，而30岁以上的鲜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说汉语。更何况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时间即死去，以后改制实际上处于流产状态，因而北方势必形成汉语和鲜卑语并存状态。‎ ‎　　再如胡服。十六国时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论。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经过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从邺城回到洛阳，犹“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指鲜卑服饰）者”。孝文帝责问留守洛阳的任城王元澄：“尚书何为不察？”澄对曰：“著犹少于不著者”（《魏书》卷＋九中《任澄王澄传》）。足见当时着鲜卑冠服者，还不在少数。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饰改制并不彻底。东魏高欢部将羯人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为当右？”尚书敬显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为是。”王纮反对说：“国家龙飞朔野，雄步中原，五帝异仪，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齐书》卷二十五《王綋传》）这次争论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结束，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认为胡服和汉服杂用均可的一种文化观念。‎ ‎　　关于仪礼中所用的音乐。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所谓雅乐正音，只有凉州张氏政权保留一部分，前秦灭张氏得之。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后，一部分传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颜之推在隋开皇2年（582）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隋初郑译定乐之“七调”，实即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祗婆之“七声”（《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开皇初定七部乐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至炀帝大业（605—618）中又定九部乐为：《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上述隋代九部乐，除《清乐》、《礼毕》两部乐书自汉族外，其余七部乐均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出自东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而且隋乐对唐乐影响极大。魏晋以后礼仪音乐等文化观念的开放性，对唐代影响颇深。‎ ‎　　最能代表开放型文化观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汉人生活中传播后，汉人生活起居产生的巨大变化。从东汉末到隋代，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胡床的资料较多，当时汉族皇室、贵族和一般家庭，在各个生活领域中多使用胡床。胡床只能垂脚坐，加之佛教东来跏趺坐（盘腿坐）的影响，开始改变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法，这在汉人生活起居习俗上是一个较大的变化。古代汉人的坐具，由席地而床、榻，由床榻而胡床，由胡床而小床，再由小床演变为高足椅子。同时人们的坐法，也由跪坐改变为垂脚高坐。这个变化过程大约从东晋南朝开始，至唐中叶以后完成（参考拙文《胡床·小床和椅子》，见《文史知识》1989年第5期）。‎李济 先生在《跪坐蹲居与箕踞》一文中提出假说，认为“跪坐习惯在中国日常生活中被放弃，大概起源于胡床的输入，以及东来佛教僧徒跏趺的影响”。这个假说已为史实所证明。‎ ‎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开始于魏晋。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6章《佛教玄学之滥觞》中指出，魏晋“五十余年中，中华学术生一大变化”，即佛教的玄学化。牟子《理惑论》对佛教玄学化开其端，支谦等兴佛教大乘若般学，大倡“本元”旨趣，与玄学家述《老》《庄》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核心命题相契合。西晋灭亡，玄学转衰，佛教玄学化更为兴盛。南齐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反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场大争论，三方在争论中都以儒家理论驳难对方，其结果不仅没有因夷夏之别而贬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进一步交融。而且与佛教密切联系的石刻、绘画和建筑艺术，在南北朝也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总之，魏晋南北朝思想界遗弃“夷夏之别”的旧观念，儒玄对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说明在思想理论最高层次上表现出来的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 ‎　　‎ 三 宗教鬼神崇拜型文化特征 ‎　　‎ ‎　　魏晋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另一个特征，是宗教神学的勃兴。不管是土生土长的道教，或是外国传来的佛教，这个时期都广泛地传播开来，宗教神学影响到社会上各个阶层。佛教在西晋时只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人。东晋南朝，佛教大发展，梁代达到顶峰。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三年（504）的崇佛诏中说：“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广弘明集》卷四梁武帝《舍事道法诏》）这类诏书无异于宣布佛教为国教。十六国北朝佛教的兴盛，实际上要超过南朝。因为佛教是外来宗教，更适应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心理状态。北齐北周全境共有僧尼300万人，为唐代僧尼最多时期唐武宗时代全国僧尼近30万人的10倍。当时北方人口约为3000万，僧尼人数占总人口的1/10。这个僧尼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超过了历代僧尼人数所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这就表明当时佛教在人民中传播之广，是空前绝后的。汉末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原始道教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流派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传播，以符水治病等成为组织发动起义的工具，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妖教邪说。据统计，当时明确利用道教作为组织纽带发动农民起义的，全国先后共有约20次之多，起义范围涉及南北广大地区。一般称“妖贼”起义的，还未计算在内。由此可见，原始道教在下层群众中传播较广。另外一派道教则成为地主阶级的御用宗教，以炼丹、修仙为务。这派道教，两晋南北朝在封建统治者中也广为传播。晋宣帝司马懿被尊为道教中地位颇高的鬼官（陶弘景《真诰》卷十六《阐幽微》）。西晋宗室赵王伦，东晋简文帝、孝武帝，以及宗室司马道生、司马道子，刘宋文帝之子刘劭，梁武帝皆信奉道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24—451）时，有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明确提出道教应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指太武帝）统治中原人民。魏初最有才智和权势的谋臣司徒崔浩，也尊寇谦之为师，“受其法术”。太武帝崇敬道教，改年号为太平真君（440—450），并为寇谦之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太武帝亲自道坛受符箓。此后北魏诸帝即位，都在道坛受符箓，成为常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实际上，道教在北魏曾一度几乎处于国教的地位。‎ ‎　　由上述可知，无论佛教和道教在当时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道教尤其是佛教经典理论对儒学和玄学，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者和民间信鬼神之俗非常盛行，崇拜之神纷繁复杂，不下数百种之多。在所崇敬的人神中，有先人也有当时的人，其中有皇帝、圣贤、文臣、武将、县令、平民、妇女、道士、沙门，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在崇拜的自然神中，有动植物、山、河、湖、海、井、泉、石、山洞、岩穴等等。仅东晋成帝（326—342）时立天地二郊祀，天郊祭神62位，地郊祭神44位，共106位神。这100多种神，还是封建朝廷按礼典所允许祭祀的，不包括民间为礼典所不容的“淫祀”在内。史称“荆州率敬鬼神，尤重祠祀之事”。又说扬州“俗信鬼神，好淫祀”（《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其实不只是长江中下游俗好“淫祀”，全国各地下层群众都“淫祀”鬼神。所谓“淫祀”，乃指他们所信仰的不合典礼荒诞不经的各类鬼神崇拜。‎ ‎　　此外，当时仰观（察天文、言人事）、占卜看相，圆梦、相宅、相冢、听铃声知吉凶、书符念呪、或盲人听声知祸福等各类方伎甚行，用以预测吉凶、祸福、灾异，实际上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当时史书方伎或艺术列传中共列79人，属于上述方位者76人（传内附9‎ 人），其他医家、历算、科技、音乐等只有26人。在战乱分裂时期，战争频仍，星象占卜家常活跃于战场。如陈敏之乱攻历阳之战；东晋平王敦之乱；石勒于襄国败鲜卑段末波之战，与刘曜洛阳之战；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北魏太武帝平凉州之战；萧梁北伐占领洛阳后，尔朱反攻，拔河内之战，收复洛阳之战；高欢与尔朱氏韩陵之战；宇文泰攻潼关之战，芒山之战；隋炀帝征辽东、征高丽之战，都曾在战或关键时刻，问胜败于占卜家。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关于贵贱、贫富、疾病、寿命、失妻、失子、亡牛、亡马、失物、孕妇生男女及产日、出行、修房、葬地、火灾、各类灾异，以及各种梦境等，人们都喜欢求卜问封，面相圆梦，以预知吉凶祸福，希望消殃转祸，迎来吉祥。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三五行类著作，共有272部，合1022卷，其中绝大多数为星象占卜相书类，而且多为魏晋南北朝时所撰。当时人许多愚昧荒谬的祈神问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吉凶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虽然这种安慰和补偿是虚幻的观念，而他却是虔诚信仰者，这是一种典型的鬼神崇拜型的文化心态。‎ ‎　　‎ 四 区域型文化特征 ‎　　‎ ‎　　我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及其水系，以及太行山、秦岭、潼关等山河雄关险阻，分划出若干经济区域。这些地理环境因素和自然条件，加上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战乱，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迁移转徙，各割据政权实施政策的差异性，使得这个时期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地域性的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经济、政治、学术思想、宗教、民族聚居以及社会风俗等，无不受地域环境的影响。因此，作为反映上述各方面总和的文化（精神和物质的），不能不带有鲜明的地域型特征。‎ ‎　　首先，文化的地域型从属于社会经济的区域性。由于东汉帝国的瓦解，北方长期战乱分裂，政权林立，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向边远地区和江南流移，从而长江中下游南部和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发，因而经济区域发生较大变化。黄河流域出现两大经济区，即关中经济区（今陕西、山西南部、甘肃一带）和中原经济区（或称山东经济区，指太行山以东，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前者为秦汉基本经济区，此时遭到破坏而地位下降，后者的社会经济此时则有长足发展，而成为北方重要经济区。长江流域除上游巴蜀经济区外，由于中下游江南经济区的开发，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开始逐步由北向南转移。以上四个基本经济区内，如再加以细分，北方还可分出河西走廊、青齐、代北（只存在于北魏前中期）三区而成为五个经济区。南方也可分出岭南、荆湘、南中三区，也成为五个经济区。这样，全国便分为四大主要经济区，六个次要经济区。‎ ‎　　各经济政治文化区域的出现，既受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同当时的民族迁徙融合有关。如北方河西经济区，不仅是汉族和羌氏文化融合区，也是中国同西域和中亚文化交流区域。关陇经济区先是汉族和羌氏文化融合区，后又成为代北鲜卑和鲜卑化之汉人与汉族文化融合区。中原经济区则是匈奴、羯、慕容鲜卑与汉人文化融合区。代北经济区则是鲜卑、匈奴、勅勒、杂胡与汉人文化融合区。南方巴蜀经济区为僚人、蛮人与汉人文化融合区，荆湘经济区为蛮人与汉人文化融合区，江南经济区为汉人与山越文化融合区，岭南经济区则为汉人与俚人文化融合区。而且，由于民族迁徙与融合，使得关陇、中原经济区在破坏中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使得河西、江南、岭南、南中等区域人口增加，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土地得到开发，经济文化区域开始形成。‎ ‎　　广义的文化是经济、政治、包括民族关系、生活习俗和人们思想意识的集中反映，反过来又给予经济政治以影响。任何一个经济政治区域的开拓和发展，都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运动中进行的。当时士族门阀宗族乡里组织，以及地方豪强地主经济集团，同区域经济及其支撑的政权密不可分。这不仅因为各地区政权需要掌握文化的高门士族和掌握武装的地方豪强的支持，而且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依靠士族门阀进行文化建设，以便为巩固其政权，发展其地区经济服务。这就是说，各地区的经挤、政治、民族关系和高门士族集团，同该地区的文化，实际上形成一种依存的整体关系。‎ ‎　　无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总括和升华，那么，经济区域的发展，民族的迁徙融合，人们的生活习俗，各分裂割据政权的建立，以及相应的文化上的设施，显然都是可以从多区域考察的。但总的说来，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深远的有三大文化区：即江南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或称山东文化区），关陇文化区。另有四大都城：六朝都城建康，曹魏、西晋、后赵、前燕、北魏、西魏北齐都城洛阳和邺城，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都城长安，四大都城也是当时亚洲文化的中心。丝绸之路北路的终点，由长安往东向洛阳方向转移；丝绸之路南路从吐谷浑经益州，向东南而至建康。从西北和东南两方面不断地涌向中国三大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和建康的各国人民，他们以使臣、经商、求学、旅游等身份，既把本国文化传入中国，又将中国文化带回本土。比如，以佛学译经来说，当时长安、洛阳、建康成为三大译场，中国、西域和印度高僧，在此三城译出许多卷重要佛教经典，这些经典对我国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名僧从三座都城出发，去天竺取经，又将我国文化传入西域，中业和天竺等地。‎ ‎　　我国古代学者对汉唐间三大文化区已有所认识。如《新唐书·柳冲传》附柳芳论魏晋以来氏族说：“（晋）过江列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太行山以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又说：“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及其弊，则尚婚娅者先外族，后本宗；尚人物者进庶孽，退嫡长；尚冠冕者略伉俪，慕荣华；尚贵戚者狥势利，亡礼教。”这里所指的代北各虏姓，主要乃鲜卑贵族门阀化者，他们大部分落足洛阳，少部分迁往关中，虽然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生活习尚观念，但并不具备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只能附在中原和关陇两个文化区内，至于过江的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则同住在江南文化区内。因而柳芳所讲的四种情况，实际上分属三个文化区。他对士族的评论，从三个不同文化区内士族门阀集团崇尚方面文化心态的趋向，及其差异和利弊的分析，从中对区域文化的研究，可以得到启示。北齐颜之推论南北音韵文词说，当时汉族语言的雅音（或称正音、北语），当首推“帝王都邑……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语。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又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颜氏家训》第七《音辞》第十八）。这里既承认建康、洛阳在江南、中原两个文化区的重要地位，又指出其地域性的流弊。‎ ‎　　《隋书·地理志》分上、中、下3卷。上卷所载实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区，并附入巴蜀文化区（包括东汉末雍、凉、益三州）；中卷所载实为以洛阳、邺城为中心地带的中原文化区（包括东汉末豫、冀、兖、青四州）；下卷所载实为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文化区（包括东汉末徐、扬、荆三州）。从魏晋南北朝政权管辖区看，上卷所附巴蜀文化区，地处长江上游，长期脱离关陇文化区，三国时独成体系，东晋南朝附属江南文化区。下卷的徐州，则先后属曹魏、前燕和北魏版图之内，而且我国古代一般以淮水为南北分界线，因而徐州似应附入中原文化区。‎ ‎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隋唐礼仪等制度“三源”时，所述之北魏北齐源（包括汉、魏、晋、河西、南朝前期文化），南朝后期源（中原文化南迁后所演变之梁陈文化），西魏北周源（关陇汉族文化与六镇鲜卑文化结合型），即分别属于中原文化区、江南文化区和关陇文化区。尽管北魏北齐源所含地域范围较为复杂，究其实际仍不出关陇（河西）、中原（汉、魏、西晋）、江南（南朝前期）三大文化区，只不过经北魏吸收各代各区汉文化而加以融合贯通，北齐承北魏而又有所新发展，遂成为一系统文化源而已。陈寅恪先生在探讨宇文泰和苏绰所实行之所谓“关中本位政策”时指出，北魏北齐所标榜之洛阳、邺城中原文化，江左萧梁所承袭之建康江南文化，为两大汉文化中心所在。宇文泰要与之抗衡，必须以关中地域为本位，借关中为周秦汉文化的发源地，舍去摹仿中原和江南文化，而古拟周官和鲜卑八部大人制相糅和，别树一文化之中心，以维系关中各阶层人心，并坚定本集团自信之心理。这里陈先生提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江南、关中三大文化系统论，及其形成发展轨迹。‎ ‎　　陈先生在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政治、宗教、学术、语言等问题时，常常着眼于“家族地域”，或称“乡里宗族”。他说：“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论述士族制度时，曾强调“（士族）个人与乡里与家族不可分割，仕官之始在乡里，进身之途在操行（指家族间孝悌）”。士族门阀统治时期，以士族为首的宗族乡里组织，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于一体，在士族特权的保护下有着强大的凝固力，并对当时社会政治尤其是文化影响颇深。可以说，区域型文化的许多重要内容，便是在高门士族为首的宗族乡里集团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陈 先生在剖析魏晋南北朝各类文化现象时，总离不开三大文化区的高门地望和文化世家。并据此进一步分析论证各地区文武社会集团所形成之势力消长，政治军事派别斗争之分野，宗教学术之发展演变，均极具说服力。‎ ‎　　总之，自汉末大乱学校制度废驰，学术重心移于家族，因而魏晋南北朝经济政治文化同高门士族不可分，高门士族同宗族乡里不可分，而宗族乡里又同小区域不可分，小区域则从属于上述三个大文化区。应该说，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区域型特征的核心问题之一。对魏晋南北朝区域文化的探讨，应同区域经济、政治的研究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这方面研究领域的不断地加深和拓展，由大文化区而小文化区，最后再作综合性的探索，必将使这个时期文化领域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重大的突破。‎ ‎　　（责任编辑：王大建）‎ ‎　　（《文史哲》1993年第3期）‎ 第四节 隋朝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的必然性 和偶然性的论述 ‎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　　‎ ‎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1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 ‎　　‎ ‎　　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　　‎ ‎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总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　　‎ ‎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恩格斯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3页。）‎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 ‎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 ‎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列宁论评价历史人物 ‎　　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行为构成的。‎ ‎　　　（《列宁全集》第1卷第36页。）‎ ‎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1)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的论述 ‎　　隋文帝即位后，就积极准备进行统一的工作。587年（开皇七年），隋灭掉建都江陵的后梁，扫除了向江南进军的障碍。588年，隋文帝派杨广率领五十一万八千大军，向陈发动总攻。当时，陈军“不过十万”，力量单薄。腐朽的陈朝统治集团迷信长江天险，不认真设防。当隋兵临江，守江诸军一再飞书告急，陈后主还和他的宠姬张丽华、孔贵嫔，大臣江总、孔范等，“奏伎纵酒，赋诗不辍”。589年正月，隋将韩擒虎、贺若弼分别率军渡江，未遇重大抵抗，就攻下陈都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及其文武大臣，灭掉陈国。590年（开皇十年），隋大将杨素又平定了部分地方豪强势力的叛乱，击溃了陈朝的残余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南朝的门阀士族。‎ ‎　　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发展的。‎ ‎　　‎ ‎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 对隋朝农业发展的论述 ‎　　隋王朝减轻徭赋的措施和社会的安定，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索貌阅、输籍之法实行后，到开皇九年，隋王朝控制的户口迅速由隋初的四、五百万户增加到七百万户左右，这表明逃亡的农民回到了土地，荫户摆脱了豪强的控制。广大地区的农民都能好尚稼穑，多事田渔。根据隋政府的统计，大业二年（606年）全国户数为九百万，较开皇九年（589年）多出二百万户。‎ 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封建国家更是“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所储存的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府库所储存的布帛，也各有几千匹。这些，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储积，据史载，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 ‎　　户口的增长和地主、国家仓储的丰实，一方面反映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方面也表明隋王朝对农民控制的加强和地主阶级剥削的沉重。‎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对隋朝手工业发展的论述 ‎　　隋代手工业也在继续发展。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等部门生产，更有显著的进步。当时的河北、四川是丝织业的中心，所产绫、绢、锦等纺织品，都非常精良。如四川的蜀都（成都），“人多工巧”，织出的绫锦，在全国为上选。豫章郡（江西南昌）“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隋代制瓷业发展异常明显，已经烧制的白瓷器，数量、质量都很可观。近年考古发掘的隋朝李静训、姬威墓中，都发现了白瓷器皿。如鸡首壶、双龙把手瓶和双耳扁壶等，不仅质地坚硬，色泽晶莹，而且造型生动美观。青瓷生产也有进步。从隋处士卜仁墓中发现的青瓷，表面上似乎不及前代，但从硬度上看，已远胜于前代。隋代的青瓷与白瓷，烧制温度很高，都是硬质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李静训墓中还发现有碧色玻璃瓶，它与《隋书·何稠传》中记载的用绿瓷制成玻璃，可以互为印证，是当时劳动者在生产上有所创造的具体例证。造船技术也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进步。杨素在永安所造的五牙大战船和黄龙战船，以及炀帝游江都时所造的龙舟等，不但船身高大，而且制作精巧。如五牙战船，船身高大，上有五层楼，可容战士八百人，船上并设置拍竿以拍击敌人。炀帝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船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这些船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可见制作技术的高超。在当时，隋代的造船技术与规模居世界首位，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才能与智慧。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使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成为社会生产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大业三年（607年），隋政府曾于河北征召“工艺户”三千余家，安置于东都洛阳建阳门东道、北临洛水居住，专为隋政府从事手工业生产。‎ ‎　　‎ ‎　　（选自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6)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 对隋朝商业繁荣的论述 ‎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影响下，特别是南北统一，市场扩大，城市商业贸易也出现繁荣景象。洛阳商业兴盛，炀帝建东都时，曾“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此地又是运河通济渠的起点，交通便利，商旅云集。洛阳有三个市，其中以东市（又叫丰都市）最为繁华，市内有120行，3000余肆，市的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交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寄山积”。洛阳不仅是全国的商业中心，而且又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城市，许多外国人都来此经商。隋朝城市比较繁荣的东南有江都（扬州）、余杭，岭南有南海（广州），四川是成都，西北是张掖，中部有江陵，而长安、洛阳是政治和商业中心。‎ ‎　　‎ ‎　　（选自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隋和西域的交往 突厥衰落后，隋与西域关系密切起来。西域的商人多至张掖交市，隋炀帝派裴矩往掌其事。裴矩用厚利吸引西域商人到内地贸易，使西域商人往来相继。‎ ‎　　隋代通往西域的商道有三：北道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中道从高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南道从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附近）。隋为了控制这三条商道，大业四年（608年），派军队逼降了伊吾；和高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大业五年，隋炀帝又以重兵击败吐谷浑，逼使其可汗慕容允南走。隋王朝以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都兰东）、河源（今青海东南部）、鄯善、且末四郡，发罪人前往戍守，并设立军镇，大开屯田，以保护通往西域的商道。‎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隋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 ‎　　大运河开凿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隋王朝统一南北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南方生产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江浙一带，“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十分繁华。而此时关中和洛阳地区，人口激增，粮食供应感到严重不足。为了加强对南方经济的控制，以及从江南地区向两京运粮，隋王朝乃决定兴建运可。另外，隋王朝是当是世界上的重要大国，国力强盛，内外经济文化交流都很活跃，水运方面尤其需要扩大交通线路，促进贸易往来。当时东都洛阳，商贾云集，停泊在运河里的舟船，数以万计，城里有四百余家客店。运河的通航，对当时国内外的经济交往，无疑会起很大促进作用。此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陈朝的残余势力虽暂时被扑灭，但终隋一朝，南方广大地区始终没有平静过，597年有桂州（今广西桂林）的李光仕起义，600年有熙州（今安徽安庆）的李英林起义。601年又发生潮州等五州相继起兵等。隋炀帝时候，613年也发生过余杭刘元进和吞人朱燮、晋陵管崇的起义。在运河未通前，这些江南起兵常常使隋王朝鞭长莫及，“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从进一步控制南方来讲，隋王朝也需要修建一条运河来及时运兵，镇压当地的反隋活动。当然，也不应排斥隋炀帝开运河，部分为了达到自己优游享乐的目的。他曾久任扬州总管，驻扎江都，颇醉心于六朝豪华，唐人传奇《开河记》说他怀念江都美景，开凿运河，也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史籍称隋炀帝是个“靡有定居”的荒唐皇帝，他在位十二年中居京时间不足一年，而到处巡游却占十一年。他曾北至长城，西至张掖，南游江都，每次都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运河建成后，曾三次巡游江，浩浩荡荡的队伍乘龙舟等各种船达五千余艘，“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旌旗蔽野”，“照耀川陆”，沿途居民献食，“极水陆珍奇”。这样大的排场和极度的奢费，是和隋炀帝一贯醉心于享乐生活的其他行动，相一致的。‎ ‎　　‎ ‎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4)隋朝的覆亡 ‎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第三次游江都，不久，瓦岗军包围洛阳，隋炀帝更不敢北回了。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攻占长安，这时，隋朝统治更加支离破碎，只能孤守洛阳、江都几座孤城。隋炀帝眼看自己的统治即将土崩瓦解，惊恐万状。但是，隋炀帝依然过着醉生梦死、荒淫无耻的生活，不过这种偷生的幻觉很快破灭了，他预感到末日将要来临，常身带毒药，准备危险时自杀。‎ ‎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孤城江都供应很困难，这时又传来长安被李渊占领的消息，跟随隋炀帝到江都的骁果卫士，大多是关中人，他们思乡情切，大量逃亡。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利用士兵的怨恨情，于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发动兵变，缢杀了隋炀帝，隋朝灭亡。‎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是和当眩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　　由于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隋朝人民摇役负担极为沉重，据统计，自隋炀帝即位（605年）至第一次征高丽（612年）七年间，隋王朝所强迫役使的民力达三千零一十二万余人1。这一历史背景形成了隋末农民起义第一个特点：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首先发难的山东长白山王薄起义军，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即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作伤”2，反对到高丽去打仗。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李密瓦岗军，其讨隋炀帝檄文中，也列举了隋炀帝“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以至“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的大兴土木、役使劳工的罪行。所以，在隋末各支反隋起义军里，为逃避征役而投进反政府行列的，是最基本的群众。《隋书》的作者感慨地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3。‎ ‎　　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的阶级和阶层十分广泛，除基本队伍是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外，参加反隋起兵的还有上至王公贵戚，中包括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这表明隋王朝已经处于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对立地位。史称迨至隋末，不仅贫苦农民难以活命，许多中产之家也纷纷破产，以致连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也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4。这说明隋王朝统治末年，遭到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不满和反对。隋末农民战争中，起兵的领导层内，杨玄感可算作原隋政权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他是炀帝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高丽战争中亦十分受重用，负责黎阳督运。杨玄感在613年发动反隋起兵；跟随他起兵和一同谋划的尚有：位至兵部侍郎的斛斯政，官至民部尚书的李子雄，位至司农卿的赵元淑等。此外，参加起兵的还有许多大官僚如观王杨校、虞世基、来护儿、裴蕴、郑善果诸人的儿子，共达四十余人。这说明隋王朝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大量涌进了反隋起义队伍，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瓦岗军中的魏征、房彦藻、‎祖 君彦，窦建德军中的宋正本、孔德绍、杜伏威、李子通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皆是代表。僧侣为首的起义，则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还俗道人吴郡朱燮，以及自称“大乘皇帝”和“耶稣皇后”的怀戎沙门高昙晟和尼静宣。奴婶起义则有灵武、平凉一带称为“奴贼”的白瑜娑等。除此而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反隋队伍，人数也相当众多，如武威、张掖一带西域胡的起义，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山陕的稽胡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等5。这么众多的阶级、阶层和民族，使隋末农民大起义呈现着一种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形势。‎ ‎　　隋末农民起义第三个特点是地区的广泛。北至马邑（今山西朔县）、榆林（今内蒙托克托西南）、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南至高凉（今广东阳江）、苍悟（今广东封开）、信安（今广东肇庆），东自吴（今江苏苏州）、余杭（今浙江杭州）、海陵（今江苏泰州），西至武威（今甘肃武威）、金城（今甘肃兰州）、平凉（今宁夏固原）、灵武（今宁夏灵武），几乎隋王朝整个版图上都布满了各支反隋武装。这些反隋武装性质虽各不相同，其目的却都是为反对隋炀帝的暴政，推翻这个腐朽政权。但是和其它一些朝代不一样，隋末各支武装并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反隋队伍，他们各不相属，各自拥地割据自雄。在这些众多的起义军中，地区比较集中的有四处：河北地区，瓦岗附近，江南地区和山陕地区。河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窦建德起义军，瓦岗地区后来汇集为以李密、翟让为中心的瓦岗等，江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以杜伏威、辅公袥为首的江南起义军。山陕地区农民军和地主武装错综交杂，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后来都汇集到李渊的反隋武装中，成为李唐夺取天下的重要生力军。‎ ‎　　隋末农民起义最后一个特点是，反隋起兵往往与粮食、粮仓问题密切相联。这是与隋王朝仓储的过头政策有关的。隋朝文、炀两世，在全国大肆搜刮粮食，在各地设置大量粮仓，如卫州（今河南汲县）黎阳仓、洛州（洛阳东）河阳仓、洛阳洛口仓和回洛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广通仓等等，仅洛口、回洛两仓储粮即达二千六百四十万石。国家粮仓满了，广大农民却在饥饿线上挣扎。史载：“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物”。人民以致“初皆剥树皮而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槀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6。这种情况，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常常从抢国家的粮食开始。例如，马邑刘武周起兵，即因为太守王仁恭“不敢辄开仓廪，赈恤百姓”，诱惑群众起兵夺粮，“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7。武威李轨起兵，涿郡罗艺起兵，皆以开仓赈粮以为召或“开仓以赈穷乏”。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王朝的仓储有很大关系，由于瓦岗军连克洛口、洛口、黎阳三仓，开仓赈粮，队伍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8，最盛时达到百万。当时名仓巨廪成为起义农民争夺的巨大目标，而也正由于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最大三仓，才使它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　　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隋王朝，解脱了隋政权暴政所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还使新建的李唐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统治政策，从某种意义说，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结果。唐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签戒，考虑如何调整政策。他们认为，隋朝曾经“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何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关健就在于“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面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才决定改革制度。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又一次横扫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有的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说明他们狠狠打击了士族。隋末农民军还打击了寺院地主，史称“寰中法侣，尽婴涂地之灾”，“佛寺僧坊，并随灰烬”，“诸寺饥馁，烟火不续”等等10，都说明这一情况。另外，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奴婢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从唐代均田制取消奴婢受田的规定，可以推测到奴婢大多数通过斗争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一般平民。还有，唐朝租佃制的发展，也说明了通过隋末农民起义，部分农民也多少改变了依附关系。上述这一切，都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 ‎　　‎ ‎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五节 唐朝前期的繁荣 恩格斯和列宁论阶级斗争的伟大动力 ‎　　‎ ‎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　　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4页。‎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作用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马、恩、列、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　　(1)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 ‎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7页。）‎ ‎　(2)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　　(3)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 ‎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　　(4)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00页。）‎ ‎ (7)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关于唐太宗任贤纳谏的论述 ‎　　玄武门之变以后，太宗重用人才，任人为贤。“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魏征、马周、岑文本、褚遂良、李勣等“起自布衣，蔚为卿相”。这些人深明治国的道理，熟悉历代兴亡的历史，善于接受教训，能够开导李世民冷静地处理国家大政。‎ 唐太宗善于纳谏，在历史上有“从谏如流”之称。他在位20余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630年（贞观四年）诏令修洛阳乾元殿，张玄素谏称此举是“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若兴此殿，必将与隋朝“同归于乱”。太宗不但收回成命，而且赐玄素绢200匹。君臣之间的豁达大度与犯颜直谏，表明了唐初的政治修明。更主要的是太宗懂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深刻道理，避免在政治上重蹈隋炀帝的覆辙。‎ ‎　　（选自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关于 均田制、租庸调制的论述 ‎　　唐朝初年，社会经济凋敝。武德晚年户不满三百万，约当隋盛时九百万户的三分之一弱。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直到贞观中年，那里的在唐政府户籍簿上登记的户数还不到七十万，约为隋大业初年四百七十余万户的七分之一。‎ ‎　　面临着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生产恢复，以保证租税的收人。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　　唐的田令规定：‎ ‎　　一、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受永业田（世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老男、笃疾人、废疾人以各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三十亩，他们或他们的丈夫原有的永业田，纳入户内口分田数额里计算。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凡作户主的，则各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 ‎　　二、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有战功受勋的人，可以依照勋级请受助田六十亩至三十顷。‎ ‎　　三、受田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狄乡买荫赐田充。‎ ‎　　四、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 ‎　　五、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官人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限额；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　　六、在职官，依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有八十亩至十二顷的职分田，以其地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离职时，要把职分用移交下一任的官员。内外各官署还有多少不等的公廨田，其地租充办公费用。‎ ‎　　唐田令中所规定的受田顷亩数量，指的是“应受田”，也就是最高限额。依照唐律，在狭乡，占田是禁止过限的，但在宽乡有剩田之处，则只须经过申牒立案的手续，“所占虽多，律不与罪”。‎ ‎　　唐的田令取消了奴婢、部曲和耕牛的受田，降低了农户的受田限额，并且禁止地主在狭乡“占田过限”。这些都反映了均田农民（基本上是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经济在唐初占居着优势地位。‎ ‎　　唐的田令规定狭乡买地听依宽制和宽乡田地可以限外更占的规定，给了新地主合法地多占田地的权利，各级勋官可以占有勋田和勋级给授的广泛，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 ‎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地主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唐田令不得不承认农民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唐田令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依令向国家请受荒田，进行耕种。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唐的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缴纳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租庸调法还规定出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 ‎　　唐的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庸代役的办法也逐渐成为通常的制度，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但是，皇帝可以随时下令“别差科”，从而使这种规定有时失去实际意义。‎ 租庸调是唐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源。这种据丁征收同样数额的税制，是在大量自耕农存在的条件下，封建国家用以促进贫富分化，巩固并发展普通地主经济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 关于均田制、租庸调制的论述 ‎　　唐初为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不触动封建地主之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政府掌握的大批无主荒地，分给农民等。624年（武德七年）下令实施均田制，基本内容和隋代大致相同。规定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丁，授田1顷，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 80亩，工商业者减半给之； 60岁以上的老男和患有笃疾废疾的病残人受口分田 40亩。寡妻妾受口分田30亩，若立户者给口分、永业田各20亩。杂户受田同于百姓，官户半给之。宽乡受足，狭乡减半。‎ ‎　　唐朝的均田，和前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一般妇女和奴婢不受田，特别是奴婢不给田，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僚地主的占田受到限制。第二，均田制规定“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受由原则，首先保证农民分得土地，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发展生产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三，均田令允许买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往宽乡准许买卖口分田，给土地兼并开了方便之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第四，扩大了受田的对象和范围，杂户、官户、工商业者、道士、僧尼都给一些土地，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反映了他们的地位有所提高。至于官员享受特殊优遇按等级受田，则和前代相同，反映了均田制的阶级局限性。‎ ‎　　唐朝的均田制在实施过程中某些地区的农民并没有按规定如数获得土地，特别是狭乡农民一般受田不足。尽管如此，它在一定时期内能将流亡农民组织起来，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恢复发展生产，对社会稳定、阶级矛盾缓和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推行均田制是为巩固统治，保证税源。当颁布均田令的同时又实行租庸调法，这是计丁征收，成为受田农民的法定负担。按规定：每丁年纳租2石，服庸役20日，调税则蚕乡纳绢2丈、绵3两，不产丝绵的地方纳布2.5丈、麻3斤，不出役者每日折绢3尺，遇到灾荒酌情减免。役则专指兵役，丁男平时习武戍卫京师，战时出征。‎ ‎　　唐朝的租庸调和隋代相比较有一定的减轻。隋朝租庸调制是以夫妇为单位，无妻者减半，使得贫苦农民不敢娶妻或设法隐避妻子以减少纳税，唐代的租庸调制则一般妇女不受田不纳税，男丁有妻不仅不增加负担，相反的减为2石。隋虽无庸而农民徭役繁多，负担沉重；唐朝规定输庸代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相对的减轻力役负担之苦。‎ ‎　　唐前期的税法还有地税和户税，地税乃王公以下所占土地每亩年纳2升，后改为按户等征收。户税则根据资产定户为九等，四等以上为上户，七等以上为中户，八等以下为下户。上户年纳粮1.2石、中户0.8石，下户0.6石。地税、户税都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鼓励增殖人口，增加劳动人手。唐初久经战乱，人口稀少，为解决劳动力问题，规定男 20岁、女 15‎ 岁以上者即应嫁娶，贫困者由地方资助。又诏令释放僧尼10余万人，让他们互相婚配，还乡生产。提倡鳏寡婚配以繁殖人口，并将宫女3000余人放回民间，从事生产，允许婚配。这些措施，对增加劳动力，恢复发展生产都起了一定作用。‎ ‎　　（选自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三省六部制的论述 ‎　　唐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用了隋代的制度，并适应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有所补充和发展，封建中央集权体制更加完善。‎ ‎　　唐代中央机构主要有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其中三省是最高权力机关。中书省掌制令决策，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掌封驳审议，最高长官为侍中。凡军国大事，必由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始付尚书省颁下执行。凡中央司、监、百司及地方各部门呈上的奏章，重要的也必须通过尚书省交到门下省审定，然后才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送交门下省的奏章，门下省如觉不妥，则可驳回修改。两省的地位十分重要。尚书省是执行机关，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中书、门下发出的制敕，皆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州县，或根据制敕精神，制定政令，下达有关部门。中央寺、监、百司等机构下达诸州的政令，也必须由本省发遣。因而尚书省处于行政节制中心的重要位置。唐代尚书省的组织构成与隋大致相同，其下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为尚书。各部下有四属司，共二十四司。六部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行政、财、文、兵、刑、钱谷等一切行政事务。‎ ‎　（选自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4)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关于科举制的论述 ‎　　隋设科举，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唐朝沿袭，并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国家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兴起，要求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参政机会；唐朝用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办法，以此选拔合格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笼络士人等。‎ ‎　　考试内容，有经义、帖经、财务策、诗赋等，考生的来源有从国子监来的“生徒”和经州、县选送的“乡贡”。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身、言、书、判，合格后始能授官。当时明经科，不为社会重视，因有“杂色”之称。而进士科最为士人所趋，一经录取，被视为“登龙门”。唐朝的主要官员如太宗以后的宰相多由进士科出身，对社会影响极大。许多士人幻想“十载寒窗，一举成名”，把毕生精力都消耗在儒家的经书和文选等典籍方面，因此，科举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起着很大作用。‎ ‎　（选自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科举制的论述 ‎　　始创于隋朝的科举制，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地方上设有州、县学。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另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对儒家经典的记忆，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愈很大，面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所以后者最受人重视。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被礼部录取后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必须通过吏部主持的称为“释褐试”的考试，才能正式做官。‎ ‎　　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而可应考，录取者优予官职或提升。‎ 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 ‎　　·汪篯·‎ ‎　　一 ‎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总结性地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巨大意义说：‎ ‎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这个概括的说明，科学地指出了农民群众起来打击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强有力地驳斥了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帝王将相行动结果的历史唯心论谬说，给予了我们以正确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钥匙。‎ ‎　　隋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之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它也就起着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　　要想全面地了解隋末农民战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须研究许多分目。例如：（一）隋末统治者对农民施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二）隋末农民战争的经历；（三）唐初统治者的——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的——思想，以及农民战争对于这种思想的形成的作用；（四）唐初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具体政策及其实行的程度；（五）唐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具体表现等等。‎ ‎　　不难看出，这些分目是互相关联着的。譬如说，如果不知道隋末统治者对于农民施行了怎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了解隋末农民战争之所由兴起；如果不能知道这种统治对于生产的破坏是如何的严重，也就不能完全了解隋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意义。又譬如说，如果不知道隋末农民战争的经历，不知道起义军如何兴起，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集中，由据险自守到进攻城市，由劣势地位转向优势以至在基本上摧毁隋朝的统治；不知道例如象唐高祖李渊如何在起义军的壮大声威之下，由镇压农民起义转向利用农民起义，并与李密起义军联和；不知道例如象李渊的军队怎样在起义军，主要是李密起义军牵制住隋军主力的条件下，才获得由山西渡河入陕、进而夺取长安的可能等等的问题，就不能完全了解为什么唐初统治者懂得一些农民的力量，从而采取了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同样，如果不知道农民在起义的过程中，如何给予整个大地主阶级，特别是关东士族（北朝以来山东、河北、河南的大地主）以沉重的打击，也就不能了解唐初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某些政策，例如“均田”制度，为什么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有效地实施（这里所说“有效”只是比较而言，实际在封建制度下，不独所谓“均田制”本身并不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其实施的程度也有极大的限制，唐初并不例外），等等。但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围绕着第三点进行研讨。其他分目，俟以后再论。‎ ‎　　 二 ‎　　在分析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的——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思想之前，先须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于号称富强的时期，而不久以后，由于起义军以及在起义军影响下兴起的反隋军的沉重捶击，隋便结束了它的统治。‎ ‎　　隋的统治时间极为短促，自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创建隋朝起，至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被杀、最后覆亡止，历时只三十七年。而农民起义爆发于隋炀帝第一次大举进攻高丽之前一年，即公元611年，上距隋文帝始建国，不过三十年；上距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之年，即公元589年，只不过二十二年。‎ ‎　　在隋代，朝廷拥有巨大财富。唐史家杜佑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通典》七《食货·丁中》原注）炀帝中年以后，以用兵频仍和奢靡滥用之故，虽然耗费极多，但直至起义军大兴之时，仓廪府库，仍称充实。例如：李密“开洛口仓散米”，就食者“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通鉴》一八六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据东都（东京洛阳），城内“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燃）布以爨。”（《通鉴》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唐高祖李渊所占有的晋阳，号称“食支十年。”（《旧唐书》六四《巢王元吉传》）西京（长安）的府库，则直至贞观年间，犹未用尽。（《贞观政要》六《论奢纵》马周疏）‎ ‎　　隋又是结束了将近三百年分裂局面，完成统一南北的朝代。在巩固边境国土方面，也获得很多进展。北方，隋促使突厥分裂的政策收到效果，并在军事上屡次给予突厥以重创。南方，公元605年，隋的军事力量继秦汉以来再次及于印支南部，建立了林邑郡。西方，隋于公元608、609‎ 两年间，连续进击吐谷浑，获得决定性胜利，并以其地置河源、西海二郡（在今青海）。同时，隋以兵力威胁伊吾，迫使高昌王及伊吾吐屯设“入朝”，并迫使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因置鄯善、且末二郡（在今新疆）。东方海上，公元610年，即农民起义前一年，隋遣兵万余人泛海登流求（今台湾），进一步加强了联系。唐初人形容隋的强盛说：“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一《论君道》魏征疏）‎ ‎　　农民起义军和在起义军影响下兴起的反隋军所推倒的，就是这个拥有巨大财富的皇朝，就是这个负有统一国内和威震四邻的声威的皇朝，就是这个号称“甲兵强锐”的皇朝。‎ ‎　　远征高丽的失败确是削弱了隋朝的力量，有助于农民起义军和反隋军的蓬勃发展。然而，隋末农民起义不是爆发于远征失败之后，而是爆发于大举出师之前，终究是个事实。隋由全盛而骤告覆亡，终究是个事实。‎ ‎　　 三 ‎　　唐太宗具有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的思想。这在他的言论中表现得很明白。观在就来看一看他的一些言论：‎ ‎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一《论君道》） ‎ ‎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同书同卷《论政体》）‎ ‎　　“近自建立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同书四《论教戒太子诸王》） ‎ ‎　　“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同书六《论俭约》） ‎ ‎　　“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北齐后主高纬）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同书八《辨兴亡》）‎ 唐太宗论及君民关系，引用古语，把人君比做舟，把人民（主要是农民，下言人民同此）比做水。既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然皇帝能否做得成，要看广大人民群众的趋向来决定，所以，他说，“可不畏惧”？“诚可畏也”。‎ ‎　　那么，为什么人君会被人民所推倒，会被人民摈弃而不用，如同船会被水打翻一样呢？‎ ‎　　唐太宗认为极度剥削人民，则必致危亡。他把这比做馋人自割其肉以啖腹，腹饱而身亦毙。‎ ‎　　那么，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覆舟亡国之祸呢？‎ 唐太宗说，“必须先存百姓”，“不尽其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人民活得下去，不要把他们榨取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　　唐太宗说：“不夺其（农）时”。就是不要在农忙季节，强迫农民服役，好让他们能正常进行生产。‎ 唐太宗说：“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就是不要把过重的徭役加在人民身上。‎ ‎　　唐太宗说，不能“赋敛不已”。就是不要把过重的赋税加在人民身上。‎ ‎　　诸如此类。‎ ‎　　从这些例子，就能够看出，在这里，唐太宗的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 ‎　　在这里，又可指出，虽然唐太宗的这种思想井不包含有什么新的内容，而只不过是以前的某些思想家所已经有过的那些思想；他的有关如何对待农民的言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而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某些思想家的有关统治方法的格言，或者，至多也不过略加发挥而巳，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类言论就没有注意的价值，就值不得花费时间加以讨论。因为，研讨他的这种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农民战争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因为，他的这类言论并不纯是空谈，并不全和行动脱节，他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例如减轻徭役，减轻租税，以及在某种限度内的“均田制”等等，是和他在这些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关联的。‎ ‎　　这类思想在当时并不是唐太宗所独有，在唐太宗的大臣中，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请举魏征的几次论“奏”为例：‎ ‎　　“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政要》一《论君道》） ‎ ‎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同上） ‎ ‎　　“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民，唐太宗名世民，唐人避讳，用“人”代“民”），水也。水能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同书二《论政体》） ‎ ‎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其无畏？”（同书十《论慎终》） ‎ ‎　　更举岑文本的论“奏”为例： ‎ ‎　　“暂有征役，则随日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畏非（惟）民。’孔安国曰：‘……君失道，人（民）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同书十《论灾祥》）‎ ‎　　用不着更多的引证，就可以说明，唐太宗及其某些大臣都重复地引用这些古语，都存在着畏惧引起人民反抗，以致不能保持统治权的心理。而这不能是偶然的。‎ ‎　　 四 唐太宗及其大臣们所引用的古语，例如载舟覆舟之喻，例如可畏惟民之论，当其产生之时，自必有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物质环境，这里不加探究。这里所要注意的是：诚然，这类古语载在儒家典籍中，曾长期为封建士大夫所习诵；诚然，这类古语于千百年中，曾不止一次地被封建统治者所援引过（例如三国魏明帝时的王基就曾在一个“谏疏”里引用过载舟覆舟之喻），但我们总可以说，这种思想，在唐太宗统治时期，要比在其他时期较为活跃些。究竟为什么贞观时期的君臣，如此不惮厌烦地重复着这些古语，并且唐太宗还引伸出例如割肉啖腹一类的言论呢？为什么贞观时期，这类思想还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当时统治者的行动，例如唐太宗曾多次接受臣下“谏诤”，中止某些扰民之举或减轻其程度，因而被称为“虚心纳谏”之君呢？这在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言论中，也可以得到答复。‎ ‎　　且看唐太宗这些言论：‎ ‎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巳。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联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一《论政体》） ‎ ‎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起义）。逮至末年，尺士一人，非复已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同书十《论行幸》） ‎ ‎　　“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同书同卷《论灾祥》）‎ ‎　　由此可见，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是形成“贞观之治”的原因。而唐太宗所以施行这种政策，是因为：隋末农民战争摧毁了隋朝的统治，这个事实，反映到他的脑中，使他认识到，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使百姓安静”，是确保统治权——皇位的方法，使他明确地具有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来巩固统治权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也就指导着他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行动，指导着他施行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 ‎　　由此可见，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于隋代还处在号称富强的时期，其结果是推翻了一个号称富强的皇朝，隋由全盛而骤然覆亡，这样的事实，使唐太宗“惕焉震惧”，而感到有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必要。‎ ‎　　由此可见，唐太宗之所以具有如同上述的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那些先行的思想材料，即唐太宗曾经引用过的古语，则不是离开这个根本的原因而单独地起特殊作用的。‎ ‎　　且再看魏征的“奏疏”：‎ ‎　　“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愿陛下〕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同上一《论君道》）‎ ‎　　“且我〔国家〕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贞观政要》八《论刑法》）‎ 唐太宗曾评断魏征的功劳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房〕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贞观政要》二《论任贤》）又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皆魏征之力也。”（同上一《论政体》）唐太宗认为魏征是“佐成贞观之治”的第一功臣，认为他的最大的功劳在于劝行“帝道”、“王道”。魏征这两个奏疏虽然都是贞观十一年所写，距贞观初已有十年以上，但却极清楚地表示出他的一般看法。那么，唐太宗所说的行“帝道”、“王道”，也无非是如魏征所说的“静之”。“静之”的意思就是安定农民，就是不过分扰民，不兴大役，也就是施行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唐初“贞观之治”的秘密，即在于此。而魏征所以劝行这种政策，乃由于他见到了“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这个教训。诚然，在当时，农民战争的强大力量是相当普遍地反映到统治者的脑中，而魏征出自李密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对于农民战争力量的强大，对于农民愤恨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绪的强烈，原来可以体察得较深刻些。‎ ‎　　且再看一看张玄素在一次“奏对”中的言论和他一次“直谏”的情形：‎ ‎　　“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陛下若近览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旧唐书》七五《张玄素传》）‎ ‎　　“贞观四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籍周室之余，因六国之盛，将贻之万叶，及其子而亡，谅由逞嗜奔欲，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臣闻阿房〔宫〕成，秦人散；章华〔台〕就，楚众离；乾元〔殿〕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顾谓房玄龄曰：‘……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贞观政要》二《论纳谏》）‎ ‎　　秦隋兴亡，甚相近似，张玄素远论秦亡，实亦近喻隋败，结言“天下不可以力胜”。张玄素认为隋之致败，在于人君不能安民。故劝唐太宗“近览危亡，日慎一日”。此与魏征所论并无二致。张玄素曾经参加过窦建德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他对于农民战争力量的强大，对于农民愤恨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绪的强烈，原来可以体察得较深刻些。‎ ‎　　有人以为贞观致“治”，在于唐太宗“能纳谏”。这种提法似嫌抽象些。固然，贞观时，群臣“进谏”，太宗“纳谏”，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也不难看出，其中极大部分，类如止徭役，息征战，戒奢纵，“取信于民”，“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晚年行动要和贞观初年一样）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关涉到对农民作相对让步这个主题。张玄素谏修乾元殿一事，甚为唐初人所重视，魏征曾极加称叹说：“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正是由于他阻止了一次大“兴发”。‎ ‎　　其他论及以亡隋为戒的例子还很多，不能备举。‎ ‎　　综括以上所引，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 ‎　　首先，唐初的统治者，在分析隋的覆亡原因时，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即隋炀帝“穷奢极侈”，“徭役不息”；“穷兵黩武，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群起反抗，终于“率土分崩”，“身死国灭”。虽然他们有时也把隋的覆亡，归之于其他原因，类如隋文帝“溺宠废嫡，托付失所”（指废杨勇而立隋炀帝杨广为太子事）；赌炀帝“护短拒谏”，“偏信佞臣”等等，但这些仍旧是围绕着隋炀帝施行暴虐统治，终致引起农民大起义这个主题。唐初统治者既然亲见隋的覆亡，取为前车之鉴，因而，隋末农民战争推倒隋的统治这个事实，也就在基本上规定着唐初的政策。‎ ‎　　其次，在隋的覆亡原因中，不参杂有例如外戚宦官专政，特别是例如武将恃兵跋扈之类的问题。隋的覆亡在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极度剥削和压迫，迫使农民举行起义，以反抗地王阶级的统治，这是赤裸裸地暴露着的，没有什么其他原因来遮盖、混淆问题的实质。这一点，即没有什么来转移或分散唐初统治者的视线一点，也就有力地影响着唐初的政策。‎ ‎　　最后，隋在覆亡以前，是一个号称富强的朝代。但是，朝廷富足而人民穷困不堪，帝王好战而人民不愿送死。终于，隋被农民战争所推倒。这就使新的统治者看到，农民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一个政权如果对农民施行残酷压榨，达到农民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必将被农民的力量葬入坟墓（《贞观政要》六《论奢纵》马周谏疏论此最深刻），而所谓富强并不足恃。这一点，即隋末农民战争推倒一个号称富强的朝代，使新的统治者感到震惧一点，也就有力地影响着唐初的政策。‎ ‎　　唐初，在一定限度内，在某些不同的地区以不等的程度施行了“均田制”（这是唐初政策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文为范围所限，未能多论），并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租税和徭役的负担。这就是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的具体内容。‎ ‎　　唐初的强盛，也恰恰是奠立在这样的政策之上。‎ ‎　　关于唐初的具体政策以及唐太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容俟后论。‎ ‎　　 五 ‎　　从前引唐太宗君臣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论的是“君道”，是统治的方法，是关于如何巩固统治权的问题，是关于如何缓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的问题，因而，这些言论本身也就驳倒了他们在另一些言论中自称为“爱民如子”、“为天下苍生”一类的话；因而，唐初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无非是用以达到巩固统治权这一目的的政策，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那也不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来看，就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就意味着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缓和下来，而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活动的余地。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是比较有利于农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其实，唐初，作为一个新政权的统治，乃是隋末农民战争的产物；而唐初所施行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也正是和隋末农民战争关联着的。既然这种政策的施行，乃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迫使封建统治者作相对让步的结果。那么，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 ‎　　但在另一方面，也决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不能把唐太宗时期的农民生活理想化，不能片面地全部信任某些显系夸大了的歌功颂德的记载。因为，走向另一个片面，也同样是离开当时历史条件来看问题的。其实，唐初的政权依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来，这种政策的进步作用也就不能没有极大的限制性。其实，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去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封建统治者施行这种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不能延续得很长久。当然，要了解具体情形，就必须具体分析这种政策，就必须具体考查唐代统治者逐渐抛弃这种政策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来看。‎ ‎　　第一、就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也存在有农民困苦的现象，更无论以后的年代。例如：‎ ‎　　“（贞观十六年），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引自《通鉴》一九六。意谓下令各州县搜查逃亡隐瞒，没有编入户籍的户口，限明年底完成无籍户口的附籍。附籍即编入户籍。此类“浮游无籍者”，大抵为失去土地或逃避徭役、兵役的农民，或浮浪无依，或为地主耕种土地。）‎ ‎　　“〔同年〕，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同上）‎ ‎　　如果在当时，农民真正都获得充分土地，能保持其土地，并且也没有繁重的兵役、徭役负担，何来有如许浮游无籍之人，致劳下诏检括？更何能有自折手足之事，致烦下诏禁止？‎ ‎　　第二、就在唐太宗统治期间，这种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即已开始逐渐被破坏，更无论以后的年代。大致贞观初年，让步较大，及至中期，则徭役、兵役渐趋繁重。唐太宗甚至作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见《贞观政要》‎ 十《论慎终》魏征疏）一类的暴虐言论。于是一时所谓“直谏”之臣，纷纷提出“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的问题，都说：“愿陛下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即如前引魏征贞观十一年两疏，亦即针对当时太宗渐好奢纵，徭役渐重而发。其他如魏征贞观十三年之疏（同上注），马周十一年之疏（见《贞观政要》六《论奢纵》），亦多可贵的史料。到了末年，情形更差。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死前一年）之修建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而同年以在四川发民造船、备进攻高丽之故，不独造成“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的严重现象，而且“役及山僚”，直接激起雅、邛、眉三州僚人的起义（僚是当时散居四川及岭南等地少数民族，在贞观时曾以官吏侵渔，举行多次起义。以上俱见《通鉴》）。‎ ‎　　以上这些，并不能说明所谓“贞观之治”的局面不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其他所谓盛世，如所谓“西汉文、景之治”，“明初洪武之治”，“清初康熙之治”等，而是说明封建统治者所施行的对农民的相对让步政策原来就有其极大的局限性。（在封建制度下，它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它也不会延续得很长久。）‎ ‎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所说如下的一段话：‎ ‎　　“只是由干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有如何重大的指导意义。‎ ‎　　唐太宗只是施行了局限性极大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使农民的力量得到极有限度的发挥，就能依据这种力量来创建一个古代世界史上少见的光辉、文明的国家，那么，不难看出，中国劳动人民所蕴藏着的力量该有如何强大！不难看出，今天，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民，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神圣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事业中，其力量该是如何巨大！祖国的前途，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将是何等的光明！‎ ‎　　（原载1953年5月30日《光明日报》）‎ ‎（选自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六节 唐朝时期边疆各族的发展 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论述 ‎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 ‎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 ‎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　　（选自《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9页。）‎ ‎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中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论述 ‎　　我国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对祖国都作出了贡献。中国历史叙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体现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各族人民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对这些内容，教材应该充分反映。同时也应该反映历史上民族之间比较重大的斗争。要具体分析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能把民族斗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 ‎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列宁论历史人物评价 ‎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 (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关于唐与西突厥关系的论述 ‎　　唐初，东突厥连年武装骚扰唐朝，严重威胁唐朝的安全。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命兵部尚书李靖率兵十余万反击突厥，遂灭东突厥。唐在东突厥旧地设置都督府，任命突厥贵族做都督，管理突厥各部。于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太宗纪下》）西突厥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发生内乱，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派侯君集等率兵攻取了高昌，于交河城（吐鲁番西雅尔和卓）置安西都护府，后又将该府迁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这四镇是唐在西域的军事基地。702年（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庭州设置了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唐朝统一西域后，更密切了西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推行，汉人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也传入西域。武周时，还给予突厥“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通典·边防典》）。汉人文化也流入西域。同时，西域人民也给汉族人民带来了西域文化艺术，如龟兹乐和康国乐等，还有葡萄酒制法等技术。唐朝统一西域，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同西方的联系。‎ ‎　　‎ ‎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回纥的强大的论述 回纥亦是铁勒的一支，起初居住在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嗢昆水（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公元六世纪中叶起，先后依附于突厥和薛延陀。贞观二十年，回纥乘薛延陀内乱，配合唐军灭薛延陀，并占据其大部分土地。次年，回纥首领吐迷度被唐封为瀚海都督兼怀化大将军，吐迷度自称可汗。安史之乱时，回纥曾助唐平叛。贞元五年（789年），改名回鹘（hú胡）。回纥最强盛时，其领地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漠南。‎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吐蕃的论述 吐蕃（bō钵）人是今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在长时期里，吐蕃人勇敢地与险恶的自然条件进行斗争，开拓了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区，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建设作山了很大的贡献。‎ ‎　　‎ ‎　　（选自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4)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 关于文成公主入藏的论述 ‎　　在松赞干布统治的时期，吐蕃人创制了文字，制订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松赞干布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 ‎，松赞干布亲自在柏海（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蕃通婚以后，吐蕃贵族子弟被派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许多唐人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综合唐蕃式样建筑的城堡和宫殿，也在新都逻些城（拉萨）出现了。‎ ‎　　文成公主到吐蕃的时候，把蔬菜的种子，精致的手工艺品、药物和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等带到吐蕃。唐高宗又依照松赞干布的请求，给吐蕃送去蚕种，并派遣许多擅长养蚕、酿酒、制碾硙和制纸、墨、笔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唐人先进生技术的传入，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关于 金城公主入藏的论述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的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安西四镇。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疲于徭役，发生了人民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跟唐修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金城公主带去了锦缯几万匹，杂伎诸工多人和一个龟兹乐队。吐蕃又从唐取得精工书写的《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古代民族之间几个关系的史学争鸣（节录） ‎ ‎　　民族关系中的主流问题有六种不尽相同的看法。 ‎ ‎[对抗、战争主流说] 范文澜即持此说。 ‎ ‎　　他认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或国家，各民族和各国家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蒙古的力量大，就要向外扩张，这是很自然的，成吉思汗时，蒙古处在原始社会刚结束，封建制度刚开始的阶段。那时候战争还被看作劳动的形式之一，打仗可以俘获敌人当奴隶，又可掳掠财物，对蒙古人说来，战争是很有兴趣的事情，谴责他们侵略或扩张，他们是无动于衷的。狼吃羊，羊被狼吃，这是动物界的规律，也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规律。”1 ‎ ‎[压迫与反压迫主流说] 孙柞民、张璇如即持此说。 ‎ ‎　　孙祚民认为：“在历史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平等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主流，主要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反压迫。”因为，“在阶级社会，民族矛盾实际是阶级矛盾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表现，而当时存在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只要存在人对人的剥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不会消灭；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不消失，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不会消失。所以，在我国阶级社会里，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平等’的相互关系，更谈不到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了。”2 ‎ ‎　　张璇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各族之间的关系，要么‘联合’——纳入统治民族的卵翼之下，要么就平起平坐，独立自主的发展，‘平等联合’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民族压迫与反抗民族压迫，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民族关系的主线，或者说是主流。3 ‎ ‎[互相吸收、依存、帮助主流说] 翁独健、王勋铭、赵华富即持此说。 ‎ ‎　　翁独健认为：“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历史上也曾不断出现过统一或分裂的局面，但各民族间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促进了中国的发展，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4 ‎ ‎　　王勋铭指出：“作为民族关系的‘主流’，必须具备主导性、一贯性和多面性三种属性。”据此，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可概括为：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联合、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个主流犹如奔腾的长江大河贯串我国民族关系的始终（下限在新中国成立前）、渗透在民族关系的各个主要方面（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统治阶级之间的、普通群众之间的等）、各个时期（从秦汉至元明清等），它具有主导性、一贯性、多面性。这个主流把我国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共同缔造和发展伟大的祖国。”5 ‎ ‎　　赵华富认为：“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是友好的，他们经常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基本的方面。”具体表现在：“第一，各族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中，长期地进行着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第二，各族人民在向共同的阶级敌人斗争中的相互援助、相互合作。我国各族人民不分民族地团结在一起向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历史是悠久的。’6 ‎ ‎[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主流说] 翦伯赞、谷苞即持此说。 ‎ ‎　　翦伯赞指出：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友好交往问题，“如果要全面的讲民族关系，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历史的主流，但战争也不是偶然的爆炸而是民族之间的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7 ‎ ‎　　谷苞认为：“在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为我国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他说：“在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有民族斗争的一面，也有民族问经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一面。民族斗争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发生的事；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事，都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在到处进行的。因而我们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8 ‎ ‎[共同推动历史前进主流说] 白寿彝是此说的代表。 ‎ ‎　　他说：“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我看这是主流。”共同促进中国历史前进，“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9 ‎ ‎[“平等联合”主流说] 孙进己即持此说。 ‎ ‎　　他指出：“纵观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全过程，民族战争总是只存在于民族关系的特定阶段，而‘和平共处’的时间则相对要长得多。”和平共处“虽然在不同时期可能或多或少带有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成分，但就其主流而言是‘平等联合’的关系”。作者认为：“在我国古代历史中民族间的‘平等联合’，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羁縻政策下的民族关系，其二是各族人民的关系。我国的羁縻政策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是边疆各族承认对中央政权的依附，接受中央的册封和定期入贡。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权承认各族在政治上的自治权，不直接干涉各族内政。’10 ‎ ‎　　 ‎ ‎　　关于民族战争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 ‎[具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说] 翁独健、孙祚民、孙进己均持此说。 ‎ ‎　　翁独健指出：“在研究民族战争时，能否用侵略一词。有一种倾向，不敢用侵略一词，似乎一用了侵略，国内民族问题，似乎就成了国外问题，其实是多虑。而且在古代，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国与国的关系么！侵，即是侵犯；略，即是掠夺，历史本来面貌就是如此。所以，我以为在讲历史上民族战争时用侵略一词是可以的。”11 ‎ ‎　　孙祚民认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是具有侵略与反侵略性质的。他说：“从今天来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其他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都是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但是，在历史上，即当我们还没有完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以前，有些在各该当时曾经作为外族和外国而存在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们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会具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12 ‎ ‎　　孙进己也认为：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井非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且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他指出：“民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地域，即使国内各族也都有自己一定的活动地域。越过本族地域进入它族地域去掠夺它族的财富、土地、人口，这就是侵略，不能认为只有不同国家才能称侵略，国内各族间就不能称侵略。承认我国历史上各族间曾相互侵犯，丝毫不影响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友好，因为这些战争从来不是各族人民发动的，而是各族统治者发动的。有时一些人民被欺骗和强迫参加了侵犯战争，罪责也在于各族统治阶级，而不能由整个民族来承担。”13 ‎ ‎[不具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说] 范文澜、奚介凡、陈梧桐均持此说。‎ ‎　　范文澜认为：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不存在侵略与反侵略之分。他说：“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宋，都是合乎规律的事情”。“这些事情，今天看来，不过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一个小兄弟用武力打倒老朽残虐的大哥，替大哥管理家务，管得好坏，应作别论，打倒老朽，代管家务，本身总是一件好事。四分五裂的中国，蒙古把金、南宋、西夏、大理、西域都统一起来．这件好事蒙古人做了，试问当时哪一个国家能做这件好事？”14 ‎ ‎　　奚介凡认为：历史上民族间的战争不能用侵略与反侵略来说明，而应“用正义的、进步的和非正义的、反动的来说明”。他说，不用“侵略与反侵略来说明其性质”，“并不是否认进行这些战争的双方不存在着是非，而是认为因为它们是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自然在考察它们之间的战争性质问题时，也应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说，其性质不应以只适用于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的，即用侵略和反侵略来说明，而是应从国内性的特点出发，用正义的、进步的和非正义的、反动的来说明。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战争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从而作出客观和公允的评价”。作者强调指出：“不用侵略和反侵略、用非正义和正义来说明其性质，其区别的根据的目的就在这里。根本不存在企图抹煞战争具有是非的问题。”“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论战争是出现在哪个民族中间，凡是为了反抗和解除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以达到反对来自其他民族的杀戮和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掠夺与摧残所进行的战争，都是属于正义的性质，反之则是属于非正义的性质。”15 ‎ ‎　　陈梧桐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民族和国家，都属于中国的民族和国家，他们之间的战争乃是中国内部的战争，不能看作是中国与外国的战争。它们同汉族内部分裂政权之间的战争如春秋战国时众诸侯国的战争、三国时魏蜀吴的战争一样，都是兄弟阋墙，不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问题。‘侵略’与‘反侵略’之词，是随着现代民族、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用以判断现代主权国家之间战争性质的概念”。“当然，说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战争不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不等于否认它们之间存在是非之分。”16 ‎ ‎　　 ‎ ‎　　对民族间和亲政策的评价有三种不同观点。 ‎ ‎[维护民族友好关系的最好办法] 翦伯赞是此说的代表。 ‎ ‎　　他认为：“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巳经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却是维护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维持民族友好关系，主要地通过两种办法，或者是质之以盟誓，或者是申之以婚姻，后者就是和亲。”例如，“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政策主要地是和亲政策，只有在这种政策不能发生效果的时候，才采取战争政策”。17 ‎ ‎[是一种忍让或羁縻之道] 范文澜、孙柞民即持此说。 ‎ ‎　　范文澜认为：汉代和亲政策，是“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静。不过匈奴却愈益骄横了，连年入侵边郡，抄掠人口畜产”。18 ‎ ‎　　孙祚民认为：在民族间“矛盾缓和时期实行的包括‘和亲’在内的‘善邻’政策，其实质也只是一种‘羁縻之道’，而根本不是什么‘和平共处’和‘平等联合’的关系”。19 ‎ ‎[客观上具有进步作用] 梁多俊、肖之兴即持此说。 ‎ ‎　　梁多俊不同意把和亲看作是封建社会改善民族关系的最好办法，也不同意把和亲看作屈辱，他认为：“和亲虽然出自统治阶级，并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的，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一些进步作用”。具体说来，“首先，和亲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和亲之后暂时出现了一些和平局面，这对加强各族人民的交往是有利的”，“其次，和亲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再其次，沟通了中原和边疆的交通联系。边疆各族常进入中原居住，进行贸易。”20 ‎ ‎　　肖之兴认为：“我国历史上的‘和亲’同样是贵族们的‘一种政治行为’，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封建‘朝廷底利益’。然而，它不能不影响到有关的民族，影响到有关民族的经济文化。一般说来，‘和亲’在客观上或多或少有利于缓和国内民族矛盾，或多或少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并对促进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21 ‎ ‎　　 （选自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编：《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 ‎　　李文实 ‎ ‎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基础 ‎ ‎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1，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2。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 ‎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 ‎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3，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 ‎，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 ‎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姪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 ‎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 ‎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4。 ‎ ‎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 ‎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 ‎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5！ ‎ ‎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6。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 ‎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7。 ‎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 ‎　　 ‎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 ‎　　 ‎ ‎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 ‎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8。 ‎ ‎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9。 ‎ ‎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 ‎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10？ ‎ ‎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 ‎　　（一）和亲政策 ‎ ‎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 ‎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 ‎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 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 ‎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 ‎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12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13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 ‎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 ‎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 ‎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 ‎　　（二）羁縻政策 ‎ ‎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 ‎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瞭。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 ‎　　（三）宗教政策 ‎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 ‎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 ‎　　（四）通商政策 ‎ ‎　　自文成公主 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 ‎　　赐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悉从，给龟兹乐。 ‎ ‎　　可见最初阶段的唐蕃贸易往来，还伴有赠与大量珍贵商品的项目，这与结成的亲戚关系是不可分的。另据一些记载，唐代江南等地所产的名茶，也均传人吐蕃宫廷。“（公元七八一年常鲁出使吐蕃，在帐中烹茶）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请者，此昌明者，此湖者”14。可见双方贸易往来是很普遍的。茶为蕃人生活上所必需，此后世所以有茶马贸易的来由。到公元七三一年（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唐同意吐蕃要求，在赤岭（今湟源日月山）互市，这是官方正规的大宗交易。这种商品物资的交流，吐蕃方面主要是牛羊种畜产品。公元七八七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唐以彩色的缯帛，换了吐蕃的牛六万多头，这对双方的生产生活都很有利。以后又曾在陇州也开设互市场所。互市随吐蕃势力的东伸，已进入到今陕西省境内了。 ‎ ‎　　根据汉文记载，吐蕃多次给唐送来礼品，以金银器为多。如迎娶文成公主时，送来“金五千两，金宝玩数百事。”唐玄宗开元时，送来“金胡瓶、金盘、金碗、马脑杯，零羊衫段”。以后又送“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文宗时也曾送来“玉带、金器、獭褐、犛牛尾、霞、马、羊橐它”15。可以设想这些金银器和畜产品，同样也是吐蕃参与互市的商品。这种长期进行的互市，使双方在经济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 ‎ ‎　　看来唐代在它政治统一、经济上升、疆域开拓和文化繁荣的历史条件下所制定的和亲、羁縻、宗教媒介和通商往来等政策，对加强民族团结、沟通民族感情、促进文化交流、发展边疆生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而最主要的方面是促进了华夏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凝成，也建立了政治上过渡的桥梁，使吐蕃的后身西藏在元朝又一次统一全中国时便似水到渠成一样地正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而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有唐一代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就在这里，任何近代以至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和它们代育人煽惑欺骗的谬论，都是别有用心的，不仅歪曲了历史真象，也为西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这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的。 ‎ ‎　　 ‎ 三、唐与吐蕃关系的历史总结 ‎ ‎　　 ‎ 吐蕃在隋唐以前，仅是生息活动于今天西藏地区的一个小部落。在它合并了唐旄、羊同、苏毗等周围的部落后，活动始见于汉文记载，那已是六世纪以后的事了。在此以前的汉文记载只笼统地混同于羌族之中。从语源学上考察，发羌容为吐蕃的先世，则吐蕃 族原以羌为主要族系，殊无可疑。而近世的考古发掘，其原始先民属蒙古利亚种。更从语言学的考察，判明今藏语属汉藏语系，其非所谓南来、西来种，更进一步为之澄清。如此则汉、藏两族先民，早在氏族社会阶段，共同生息于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大地上，且曾在商周间互有同化。只是在秦穆公霸西戎后，发羌、唐旄等部，远徙黄河源迤西，以山川阻隔，绝少往来。魏晋时与当时居西海的吐谷浑相邻，隋的女国、附国始先后遣使朝贡，与中原王朝通问。民族与地方之间，千余年中，有离有合，均为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所谓合，是指政治上有一定的从属关系；所谓离，由于贡使往来，不象设置郡县那样稳定，有时又失去联系，各自独立存在。但这只是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民俗和地区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均衡，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同时并存。因此所谓合，并未成为这个地域中政治上的大统一；所谓高，也并不象后世所称的外国。就吐蕃而言，虽也曾以会盟形式用敌体与唐相见，但它以中国人身分在那段历史时期中出现，则无可讳言。至于地方政府之称，乃至元、明、清三朝时为然，因当时大一统局面之进一步发展，西藏亦不能自外于这个政治文化上的共同体。其时地方政权形式尚不完全等同于行省，只是地区之间历史发展尚不均衡，与内地存在一定差异而已。现代对这个问题上的立论，尚颇混乱，其主要根由在于误以历史上形成的这个中国为汉族所建立，因而以汉族所建立的王朝力正统，为中央政府，其他族所建立的政权为偏霸，为割据，为僭窃，这就引起了各少数民族的反对。从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历史上中国的形成，起初是万国分立，互不统属，有的限于地理等条件，也互不往来。商周建国，才正式有了所谓征伐的形式，是用强迫的手段建立政治共同体的。中国的名称。也在此时出现。白秦汉统一以后，凡是统一的政权，无论是那一族建立，都属于正统。凡是分裂的时代，则分立割据，互不统属，且各视为敌体，其间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此种情况，两个或多个政权同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存在，只是国家未得到统一的表现，而并非是汉族亡了国；同样，在中国形成一统时，也不是那个少数氏族亡了国。历史上匈奴族、羌族、鲜卑族、突厥族、回纥族、辽族、女真族、党项族、蒙古族、满洲族和吐蕃族，都在不同的范围内统治过中国。其中蒙元和满清，更是这两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建立的最大的统一王朝，这就是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历史发展条件了。 ‎ ‎　　准上以论，则吐蕃在隋唐间，自以辽、金、蒙古、满洲在它以后的立国，事同一律，虽都在初期互为敌体，但均不自外于中国。其所以如此，乃由于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在民族上、地缘上和文化以迄政治、经济上有其自然的深厚的联系，终不可以强力分割也。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东侵，垂涎中国广大边疆地区，才制造出什么西藏、蒙古、满洲等地方，从来都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而且象西藏则连民族都还是外来的，居然把它们等同于英国、日本，还以支持他们“独立”相蛊惑，其流毒至今尚未完全扫除！ ‎ 吐蕃与唐关系的所以重要，是以它的历史转折点为条件的。隋唐以前，吐蕃与内地绝少往来，只是在名义上有点役属于吐谷浑的迹象，而吐蕃兴起统一群羌广大地区，且进而兼并吐谷浑、党项，使中国辽阔的西部和西南边疆首次出现了统一局面，这为以后中国的进一步统一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王朝以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联姻、结盟、羁縻、通商等方式，紧密了双方之间的联系，开始凝成了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这对其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要不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拨与离间，作为吐蕃后身的西藏，早就改变其社会历史面貌了。 ‎ ‎　　其次，唐与吐蕃的和好关系，保证了东西方陆上交通大道丝绸之路的畅通，紧密了与西亚、中亚以及欧非等洲之间的友好往来。更重要的是巩固了西陲国防，阻止了大食帝国势力的向东发展。高昌、龟兹、于阗、安西都护府的设立，稳定了西域的形势，而昆陵、濛池都护府的设立，不仅密切了内地与边疆及中亚、欧、非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使唐的政治力量远达中亚，这是自汉以来所未有的。 ‎ ‎　　这一条东西方交通大道，使唐代的精神物质文明带有了世界的色彩，而唐王朝的声威也随之远扬异域。后来唐与吐蕃争夺西域，其主要用意即在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而并不在互争雄长，更不能说是对吐蕃的扩张。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世界历史发展上是有很大贡献的。吐蕃与唐争夺西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举动。 ‎ ‎　　关于当时东西方交通，除了西域几条路线外，从吐蕃出泥婆罗再经天竺往中亚，也是一条重要通道。由于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唐朝的僧侣便有了取道逻婆往泥婆罗和天竺的。根据义净法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如大唐僧侣玄照一行就是取道吐蕃往天竺的，经逻婆时还曾受到文成公主的接见和资助。可见唐蕃通好，使唐同时有了两条对外交通路线。这对提高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和作用，是十分有益的。从现在的唐高宗乾陵墓道上不只雕刻有外国使臣的石橡，还雕刻有一对鸵鸟的石像，即可看出唐王朝当时与欧、非的来往。 ‎ ‎　　这条通道的另一特大贡献是著名的慈恩法师玄奘于唐贞观中取道西域往天竺学习佛教经典，在天竺获得很高声誉。回国时带回很大一部分佛经，并把它翻译成汉文，这部佛藏以后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宝贵文献。同时由他讲述被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大唐西域记》一书，初次详细记载了今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尼泊尔等地区大小一百多个国家的山川、风土、人情、习俗等，也是中西交通史上不朽的名著。 ‎ ‎　　总的说来，这条道路，创始于汉、畅通于唐，吐蕃在西域的争夺，虽对这条通道有过一定阻滞作用，但它的通行，仍一直延续到现代。唐、蕃于此，应当说都有贡献。 ‎ ‎　　第三，唐蕃关系，自以团结友好、和平往来为主要方面，但也存在着争夺冲突的一面。在互相往来的漫长过程中，受封、订盟和争夺等局面，都交互存在，而其中争夺一端，则对双方都造成损失，带来严重的历史后果。 ‎ 吐蕃当时的社会性质，还难于遽作肯定。大致说来，其主要发展倾向是由氏族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在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纯靠原来的畜牧业经济和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是不再能与形势要求相适应的，它要向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开疆拓土，兼并白兰、吐谷浑等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大小部落，仅是其第一步。接着它更向生产高度发达的唐王朝辖境内发展，掳掠金银财宝、粮食和人口，以应适军需和生产发展及生活上的需要。最初它所扩张掠夺的是唐的松州、茂州、嵩州、雅州等地区的诸羌州；随着是进入河湟和于阗等四镇地区。到安史乱起后，趁唐九曲防军东调潼关之机，便长驱进人河西、陇右广大地区。先是争城掠地，抢掠财物、羊马，于人则剥体取衣。后来侵占地盘过大，又感到需要大量劳力，便又大掠人口做为奴隶，甚至还在面上或身上刺字，内地人民，深受其害。吐蕃势力盛时，进占了唐凤翔以西，邠州以北近辅地带，长安岌岌可危。 ‎ ‎　　唐王朝在玄宗李隆基后期，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逸乐本质已充分暴露，加上有时还穷兵黩武，人民负担沉重，国势已急遽走上衰败的道路，加上吐蕃的连年深入掠夺，边郡民不聊生，近辅也时受骚扰。自武则天营东都，玄宗也多居洛阳。藩镇割据之势，也已开始形成。特别是自战国历秦汉，西北边疆诸少数民族逐步向中原地区发展，他们的长技是骑射。周末燕、齐、赵、魏等北方诸国，均筑长城借以抵御。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虽小国，独能抗匈奴的南下。秦并六国，派蒙恬以三十万众北防匈奴，其骑兵雄强，从现在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造象中略可想见。汉、唐两代，定都关中，都以养马为急务，国势的强弱，系于马政。隋唐牧马，都在西北，而以关内、陇右、河两诸道为重心。自贞观初至高宗初年，畜马逾七十万匹，所以既能北破突厥，复能东征高丽。玄宗开元初年，牧马约四十三万匹16。天宝时在都监牧使下共分设五十监，养马已不及三十七万匹，军马不敷，则稍取足于突厥，所费已嫌不貲。此后自代宗至德宗，河陇尽入吐蕃，军马驿马，两俱无若，只好向回纥年购军马十万匹左右，每马一匹，换绢四十尺。但回纥贪利，多以病弱瘦马抵数，唐军益发不振。白居易《新乐府·阴山道》说： ‎ ‎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土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 ‎ ‎　　吐蕃的无限制的扩张，使唐王朝兵民交困，开元时盛极一时的富庶景象，一变而为寥落惨淡，疮痍满目。这还不算，唐为了向回纥借兵，允许回纥在战胜后任意掳掠子女金帛，内地人民惨遭浩劫，统治阶级赖以苟免，已不成什么体统了！ ‎ ‎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唐德宗采纳宰相李泌的建议，先后采取西而远结大食、天竺，牵制吐蕃四镇驻军的东调；南面通好南诏，北面联合回纥，使吐蕃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吐蕃穷兵黩武，连年用兵，不仅失去与唐的和好，也结怨四方诸国，本国劳动人民，也苦于征发供应，最后导致国内统治集团中贵族的互相争夺，分崩离析。在劳动人民纷起反对，和四邻各国的环攻下，为松赞干布所缔造的吐蕃，卒先唐王朝数十年而趋于瓦解！ ‎ ‎　　综上以观，唐与吐蕃 新兴时期，均富有朝气与进取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大众渴望统一安定富强的愿望和利益。吐蕃统一了群羌；唐王朝统一了中原，并臣属西陲的吐谷浑，消灭了薛举、李轨，打通了东西交通路线，辖境与吐蕃相连接。双方在这个基础上联姻通好，既促进了两个王朝的共同发展，又合力保障了东西交通路线的畅通，并阻遏大食势力的东侵。说明团结友好、和平往来，为双方都带来繁荣富强，对东两文化的交流也都做出了贡献。 ‎ ‎　　待到唐蕃的关系在吐蕃贵族的恣意扩张下，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不仅唐的国力被消耗，吐蕃也因败唐的联盟，为四邻所遏制打击，终于在内部崩溃、人民起义下迅归解体。两败俱伤，令人惋惜！这虽系一家一姓的兴亡，但就中国的统一与发展而言，却无疑是阻滞了社会的前进。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当时唐蕃双方之间都存在着拥护联合与反对联合的两派势力的斗争，这在吐蕃方面自松赞干布以后表现尤为突出。唐廷方面，有些将相时有夷夏之见，边将亦多贪功冒进或虚报军情现象。吐蕃方面，贵族集团与当权者，多不识大体，盲目自大，以贪功攘利为先，而不以守盟保和为重，大失以松赞干布为代表的团结友好往来，促进共同发展的旨意。在当时唐蕃联盟中存在和出现这种分歧，自有其自大的（唐方）和封闭的（蕃方）阶级和社会意识根源所在，并非是不可理解的。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对历史在曲折的发展中的情况，加以具体而如实的分析。发现其阻障祖国统一和平的症结所在，从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才是真正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昌盛的伟大事业的。古人论史，强调“殷鉴”，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我在本文首章所引宋人修《唐书》时“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的慨叹。早已指出唐蕃之间合则共荣、离则两败的互相依存关系。不过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倒并不是慨叹一家一姓政权的衰亡，尽管唐蕃两家政权在双方的互争下均趋于没落，而祖国进一步统一的形势，在人民渴求安定、统一、发展的强烈要求和人民力量的推动下，把唐蕃联合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并不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元朝又一次统一全国时，西藏便很自然地归顺了元朝。以比唐蕃关系更进一步的形式统一到祖国大家庭中。由元迄清，这种团结统一的关系，愈益加强，而这个新的关系，却是在古老的民族渊源、地理因素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由唐蕃联合所开始奠定的。从这段历史的发展中，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统一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非封建统治阶级或者是制造分裂的野心家所能拒挡的。 ‎ ‎　　最后，我们还要联系历史上这个问题谈到近代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自从鸦片战争由帝国主义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后，沙俄、英帝在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上，别有用心地制造了种种歪曲史实的谬论，安排了重重的路障，蛊惑了一少部份民族败类，妄图割断汉藏人民之间历史上所形成的这种团结统一关系。由于清末满清贵族的腐败媚外，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卖国求荣，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致使西藏人民处于封建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统治之下。而所谓“西藏独立”、“中国扩张”的谰言，谬种流传，更把唐蕃和元、明、清三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都肆意加以歪曲，借以欺蒙藏族同胞。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协议，和平解放了西藏，赶走了帝国主义分子，扫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西藏人民从此彻底得到了解放，当家作主，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国防。这次西藏与祖国恢复与建立团结统一的关系，虽也与历史上各朝的统一有一定的联系。但这又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加强民族团结、建立民族平等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繁荣等新的原则和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那种尚欠平等、紧密、亲切的关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祖国新的大统一局而，为我国历史的新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条件，指出了光辉的远景，使我们团结一致，为建设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深刻地指明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四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意义，而为我们所必须重视和遵循了！ ‎ ‎　　（选自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第七节 唐朝时期的对外关系 历史教学大纲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 世界古代各国关系的论述 ‎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曾经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对亚洲以至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也对我国产生过影响，历史教学应当反映这些内容。‎ ‎　　……‎ ‎　　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联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有时和平相处，有时发生战争，历史教学应着重叙述各国历史上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要叙述一些国家和氏族之间的主要矛盾和重大战争，并对其性质作个体分析。‎ ‎　　‎ ‎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作：《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陆路交通的论述 ‎　　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蒙古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至新疆境，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南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 关于海路交通的论述 ‎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交通线，由于沿线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捞而不断得到证实。‎ ‎　　‎ ‎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关于市舶使 市舶使 官名。唐时亦称押蕃舶使、监舶使、结好使。始见于开元二年（714）。中唐以降，大食、吐蕃崛起，西域商路梗阻，东南海运大盛，朝廷为谋市舶之利，创设于广州、交州和扬州。先后以节度使、节度观察使监领，或由宦官充任。其职掌蕃舶检阅，抽收舶脚、收购舶货及处理外商遗产等外贸事宜。迄宋开宝四年（971），始置市舶司（务）。‎ ‎　　‎ ‎　　（选自杨志玖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 ‎(5)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 唐和朝鲜友好关系的论述 ‎　　新罗统一朝鲜后，新罗商人来唐贸易次数频繁，人数很多。北起登州、莱州，南到楚州、泗州等地，都有新罗商人的足迹。长安、登州设有新罗馆，文登县东界有新罗所，楚、泗二州各有新罗坊，是他们住宿交易的主要地方。朝鲜曾派遣大批子弟到长安学习，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在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他们在吸收和传布唐代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新罗人还改穿唐人服装，根据唐朝的法制改订他们自己的礼仪和法律，并相继设置医馆、律令、算、通文及刻漏等博士，广泛研究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文史和经典。朝鲜半岛人民尤其爱好唐诗，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诗集传布到半岛各地。七世纪末新罗人薛聪创造的“吏读”，借用汉字标注国音，把新罗语言和中国文字密切结合起来，对朝鲜人民的文化普及和中国文化的传布起了很大作用。朝鲜文化对唐代文化也有不少影响，如高丽乐，就是唐朝十部乐中的一部，而且居于重要位置。‎ ‎　　‎ ‎　　（选子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8)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 唐和朝鲜友好关系的论述 ‎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与唐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来唐商人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至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会馆，山东半岛的赤山、登州、莱州有新罗坊、新罗所，专门接待新罗客商。当时来往于中朝日本的船只多达数十艘。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紬、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产的首位，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 ‎　　新罗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以新罗最多。开成五年（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共一百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从长庆元年（821年）至唐末，中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中举后，有的留在唐朝做官。如崔致远13岁到唐，19岁中进士，在唐任溧水县尉、侍御史，30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卷，《四六集》1卷，他回国后，热情介绍唐文化。‎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关于当时朝鲜的背景情况 从三国时代到新罗统一 公元前后，朝鲜半岛北部兴起了高句丽奴隶制国家。此后，南部原马韩地区兴起了百济奴隶制国家，原辰韩地区兴起了新罗奴隶制国家。半岛上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史称“三国时代”。高句丽不断扩张势力，四世纪攻占了乐浪郡，同时百济攻占了带方郡。两国因此接壤，时常发生冲突。新罗在六世纪中期从百济手中夺取了汉江流域，又占领洛东江流域，大大地便利了新罗的对外交通。新罗通过汉江的出海口直接与中国往来。新罗与中国唐朝联合，在660年灭百济，668年灭高句丽。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直接统治朝鲜半岛北部，在百济扶植傀儡政权。新罗开展收复百济、高句丽旧地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在朝鲜人民的抗击下，676年，唐朝不得不把安东都护府内迁到辽东（今辽宁辽阳），新罗统一了大部分朝鲜半岛。735年，唐朝正式承认大同江以南之地属于新罗。‎ 新罗封建制度的发展 三国时代，朝鲜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大的发展。金属制造和纺织等技术有了显著改进。新罗十分重视灌溉事业，大力兴修水利，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利用耕牛，农业生产大大提高，物产丰富。随着生产的发展，半岛上的封建关系逐渐发展起来。统治阶级常常赐给功臣土地，叫做食邑，作为他们战功的赏酬。新罗在统一过程中，军事贵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新罗国王向功勋卓著的将领赏赐大量土地。随着军事行动的进展，国家获得的土地越来越多，这种赏赐也越来越增加。新罗统一百济和高句丽以后，食邑有很大的发展。功臣、贵族、佛教寺院都得到优厚的土地赠赐。这些土地后来都变成僧俗封建主的私有财产。687年开始实行禄邑制，国家对一般的文武官僚给予一定数量的土地，地租收入就作为他们的俸禄，以代替由国家发给粮谷。722年，对国家管辖的土地实行丁田制和租庸调制。男子年满十六岁为丁，国家派给耕地，到受田人六十岁时收回。结合这种授田办法，又实施了租庸调制：农民交纳谷物，叫做租；服劳役，劳役可以用产品代替，叫做庸；交纳家庭手工业品或者地方土特产，叫做调。丁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上地的自由买卖。这样既有利于防止土地流入封建主的手里，又可以保证国家的剥削收入。新罗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统治机构，确定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秩序。‎ ‎　　统一后的新罗经历了一段政治稳定的时期，国家强盛，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组织兴修大规模的水利设施，荒年减轻赋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高。与此同时，采矿、冶金、制陶、造船、武器制造、丝绸纺织等手工业都很发达。兴旺的农业和手工业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新罗首都庆州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许多地方特产都在这里集散。新罗商船往来于新罗、中国、日本之间。日本商人、留学生和僧人常常搭乘新罗船只前来中国。中国和新罗出产的绸缎、药材和工艺品互相输出，其他特产也经常在两国之间交流。中国沿海或江河沿岸的某些城市，如登州的牟平、文登（在今山东省），扬州的江都（今江苏扬州）、楚州的山阳（今江苏淮安）等地，形成了往来贸易的新罗商人的居留地，他们住的旅舍叫新罗馆，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 ‎　　‎ ‎　　（选自李纯武、寿纪瑜等编著：《简明世界通史》（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2)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关于 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论述 ‎　　隋朝时，日本就从百济得到由中国传入的佛经。他们相信佛教，使用汉文。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国王多利思北孤曾遣使到隋朝，隋文帝命询访其国风俗。大业三年（607‎ 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携国书至隋。明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受到盛大欢迎，日本国王接见了裴世清。他回国时，日本派小野妹子随同到隋，并命高向玄理等8人入隋学佛法。‎ ‎　　唐朝时，与日本交往更多，关系更密切。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日本，对大唐昌盛的文化和物质文明极为赞赏、向往，于是不断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从贞观四年（630年）至乾宁元年（894年），日本派遣唐使19次，其中最后一次任命了使臣而中止，另有两次因故中止，又有一次仅抵百济，二次为“送唐客大使”，一次为“迎入唐大使”，所以名符其实的遣唐使为12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8世纪初起，人数倍增，多达550人以上。遣唐使团组织完备，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声音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以及留学生、学问僧。遣唐使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唐朝回送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留学生、学问僧来唐学习，结交中国朋友，他们居留唐朝，有的达三五十年，他们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舞蹈、建筑、雕刻、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社会生活。日本民族承认落后，冒着生命危险入唐，顽强刻苦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佛教密宗带回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阿部仲麻吕开元初入唐，时年20岁，在唐朝名晁衡（朝衡）。他潜心研究唐朝文化，后在唐为官，先后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他与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王维交往甚密。天宝十二载（753年）回国，途中遇风险，船只漂到越南，误传淹死，李白写了《哭晁卿衡》的悼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表达了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晁衡回到长安，继续任职，直到大历五年（770年）病逝长安。‎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关于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的论述 ‎　　继隋朝之后，唐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 ‎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94年（乾宁元年）止，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实际成行的有十六次，其中有三次为“迎入唐使”或“送唐客使”。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倍增，717年（开元五年）、733年（开元二一年）、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五百五十人以上。遣唐使团组织完备，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成员有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音乐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舵师、水手长、水手等，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遣唐大使、副使都挑选了解唐朝情况和博通经史、娴习文艺的人担任，大使官级一般在从四品上下。遣唐使还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和铜开珎”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政府也回送过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日本留学生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753年（天宝十二年），晁衡在回国途中遭遇风险，船只漂流到越南，误传淹死，李白为此写了《哭晁卿衡》的悼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表达了当时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后来晁衡历尽艰险，复又返回长安，继续在长安任职，直到770年（大历五年），病逝于长安，终年七十三岁。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 ‎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会1991年版。）‎ ‎(4)关于日本留学生晁衡 ‎　　晁衡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生活在日本古代文化繁荣的奈良时代，家乡又正好在文化中心奈良市附近。日本的奈良朝和平安朝，和中国的隋唐王朝关系至为密切。奈良朝（710年一794年）的上层人物十分仰慕中国文化，经常不断地派遣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到唐都长安，这些人都经过精心挑选，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研究。‎ ‎　　晁衡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其时他刚满二十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唐政府先后任命他为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之职。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左散骑常侍位至从三品，仅次于各部尚书，可见他很受唐朝的重用。他可能是在开元十九年（731年）以后，把阿倍仲麻吕改为汉名晁衡。这一年他的朋友储光羲给他的一首诗，已经称之为“朝校书衡（古字朝、晁通用）”。‎ ‎　　晁衡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赵铧、包佶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这位日本诗友十分赞赏，曾写诗称他：“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春坊称晁衡任校书时的工作地点左春坊）”。晁衡和李白交为好友约在玄宗天宝元年至四年（742—745年），晁衡送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感动，曾在诗中提到：“裘则朝卿（晁衡）所赠，日本布为之”。天宝十三年，李白误闻晁衡在归日本时翻船遇难，甚为悲痛，曾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一首，情意深厚：“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篷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诗已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王维同晁衡也早就交为好友，天宝十二年晁衡归国时，王维曾为之题诗一首《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祝他一路顺风。晁衡也为中国朋友留下惜别诗和宝剑一柄：“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晁衡这次东渡未能成行，遇风受阻，辗转漂泊后又回到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直至大历五年（770年）才以七十三岁高龄在长安逝世。晁衡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五十四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日本人民十分怀念这位中日友好的杰出代表，在东京的护国寺建了雕像和纪念堂。近年来，中日两国又在西安和奈良分别建立了纪念碑，纪念这位友好使者。‎ ‎　　‎ ‎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6)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鉴真的论述 ‎　　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律宗造诣很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天宝十三载（754年）到达日本，时年近七旬，双目失明。他将建宗传到日本，同时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日本现存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留日本10年，死后葬在招提寺。鉴真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两国人民的崇敬。‎ ‎　　‎ ‎　　（选自施建中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关于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论述 ‎　　唐文化大量传入，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　　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大比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进行“大化革新”，长期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主持改革。他们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在中央设二宫、八省，在地方设国司和郡司。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这些仿唐改革，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 ‎　　文化教育方面。在京都设立大学，分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学习内容和学校制度与唐相仿。在典药寮分设医、针。按摩等科。阴阳寮设阴阳、历法、天文等科。各科有博士、助教进行讲授。各科学习内容基本和唐制相仿。在8‎ 世纪以前，日本一直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吉备真备、空海利用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日文的词汇、文法也受到汉语影响。唐朝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士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如白居易的诗，形象鲜明，语言通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日本人士对汉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也传入日本。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术等陆续传人日本。唐朝的犁、“唐碓”（大锄）、“唐锹”、“唐箕”、“唐竿”“唐碓”、“唐臼”传入日本，并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朝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为日本采用。中国著名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内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藤原京，景云元年（710年）修建平城京、贞元十年（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宫室、寺院的设计、布局，都仿唐长安城，几乎完全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建筑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朝略同。‎ ‎　　生活习俗方面。日本受到唐朝多方面的影响。唐人打马球、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作药用，到平安时期，兴起喝茶之风。唐朝服饰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也是从唐朝传入为日本人所接受的。‎ ‎　　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中日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关于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论述 ‎　　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和中国僧人、使者等的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一个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日本9世纪末编写的《日本见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所存的汉文书有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多卷，包括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大部分是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中国僧人、商人等带到日本去的。‎ ‎　　政治方面，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在中国长期留学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度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 ‎　　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学科分为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在典药寮分别设医、针、按摩等科。阴阳寮设阴阳、历法、天文等科。各科均设博士、助教进行讲授。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制相仿。‎ ‎　　在语言文字方面，八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　　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士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平安时代的诗集《和汉朗咏集》，收录了五百八十九首诗，其中白诗就有一百三十七首。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流传更广，甚至编成戏曲演唱。日本人擅长汉诗、汉文的可谓人才辈出，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小野篁、橘逸势等人对中国的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用汉文写成的文学著作在日本不断出现，著名的有《怀风藻》、《凌云集》、《经国集》等。仅《经国集》一书就收集了汉文诗九百一十七篇。‎ ‎　　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了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朝的不少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的绘画也深受日本的喜爱，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仿效摹绘者，称为“唐绘”。1971年至1972年出土的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侍女壁画，与1972年日本高松家古墓中发现的同时代侍女群壁画十分相似。‎ ‎　　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名为唐钁的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在日本历史典籍中还保留着唐锹、唐竿、唐箕、唐碓、唐臼等器物名称。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甲乙经》、《黄帝针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隋唐时期的医学巨著《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唐新本草》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平安时代，日本医学家写了不少医学专著，现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还有《医心方》等书。在七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694年（延载元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710年（景云元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贞元十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摹仿唐长安城的。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略同。‎ ‎　　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人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当药用，到平安时期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日本人所喜爱。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由唐朝传入日本。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　　‎ ‎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关于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的论述 ‎　　隋朝以前，中国文化经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到唐代中日两国交往更加频繁。中国商人用远航船只载着大量的丝绸、香料、瓷器等前往日本贸易；日本商人也带来玛瑙、琥珀、黄金和特产进行商业交易，对两国经济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 ‎　　唐代的文化对日本影响很深。从630年（贞观四年）到838年（开成三年），日本共派遣唐使13次来到长安，每次遣唐使的组织都很庞大。除正式的使臣之外，还有大批的执事人员和学生、学问僧、医师、画师、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各种手工工匠）等随行。最多的一次曾达到651人。这反映了日本积极广泛地吸取唐朝文化。他们全面地学习唐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学艺术、哲学、佛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工艺技术及生活习尚等，对后来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　　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实行“大化改革”，在唐长期留学的高尚玄理等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政。在经济上，他们根据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实施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在政治上，仿照唐朝官制，改革了行政机构等。实行革新的内容基本上都和唐朝的制度相似。‎ ‎　　在建筑方面，日本的国都“平京城”（京都）、宫室、寺院的建筑，全仿唐式，京都的市容街道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名称。‎ ‎　　在文字方面，日本在8世纪以前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贝真备根据汉字的楷书偏旁、冠盖，特创“片假名”文字，学问僧海空采用汉字的草书，创造“平假名”文字。这种新体文字的创造，有利于日本文化的发展。‎ ‎　　唐朝时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其中有使臣、僧侣和商人等，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起很大作用。其中以鉴真最为著名。鉴真（公元688～763年），扬州人，俗姓淳于，是著名的佛教律宗大师。743年（天宝二年），应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东渡日本，经过6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于753年（天宝十二年）到达日本。鉴真学识渊博，对日本的佛教、建筑、雕塑、艺术、医学等有重大影响。在他的设计与指导下在奈良建筑了唐招提寺，塑造了一些佛像。他还为日本鉴定了许多中草药，并著有《鉴上人秘方》的医书，对日本医药方剂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 ‎　　（选自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关于当时日本社会的背景情况 ‎　　在日本本州中部兴起的大和（奈良县）国家，逐渐征服其他奴隶主国家，五世纪统一日本。‎ ‎　　大和国家是奴隶主贵族联合专政。最高统治者称大王，世袭大贵族拥有极大权势。他们占有大量屯仓（王室土地）、田庄（贵族私有地）和部民、奴隶。部民的来源，除移入或被俘的朝鲜和中国劳动人民以外，主要是贵族强制氏族成员转化而成的。他们为贵族所迫进行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是主要生产者。他们受氏族首领统辖，不得脱离氏族，没有人身自由；主人虽不能任意加以杀害，但可赠送。他们有家室，用自己的分动工具，耕种分与的土地，向主人纳贡赋，服摇役。大王和大贵族役使部民修筑高达七、八米、前方后圆的巨大坟墓显示权威，足见徭役之重。部民无异于集团奴隶。‎ ‎　　六世纪，部民制陷入危机。部民以各种形式反抗贵族的统治：或逃亡，或抗拒贡赋徭役，或袭击屯仓田庄。《日本书纪》记载，当时，“强盗窃盗，并大起之，不可止”。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527年九州北部的地方豪族盘井叛乱，反对中央贵族。中央大贵族物部氏与大伴氏争权夺利。继而苏我氏又与物部氏互相火并，苏我氏消灭物部氏，势力凌驾于大王之上。奴隶主贵族统治动荡不安，岌岌可危。当时，日本近邻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和国家在统一过程中，曾不断向三国鼎立的朝鲜半岛扩张，占领了半岛南端的一些地方。这时，新罗强大起来，将大和侵略势力逐出朝鲜半岛。六世纪晚期到七世纪早期，中国隋唐帝国相继建立，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混战局面，中国进入封建文化绚丽灿烂的发展时期。‎ ‎　　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日本统治阶级中的革新派立志学习中国隋唐的封建制度，进行改革。593年，圣德太子任摄政，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并改称大王为天皇。这些措施旨在削弱贵族世袭制，实行中央集权。但他没有触动部民制，幻想与苏我氏妥协，结果以失败告终。‎ ‎　　改革派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吸取了圣德太子改革失败的教训，645年，他们经过周密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消灭了旧贵族势力的代表苏我氏，夺取了政权。接着，他们凭藉政权的力量，在高向玄理等留唐学生谋划下，仿照唐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上，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制。贵族的屯仓田庄收归国有（公田），部民转为国家公民，但奴婢和手工业部民地位不变。每六年按人口颁给口分田，死后归还。受田者负担租庸调。这样，仿效唐朝的均田制，确立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在政治上，建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按才能选拔官吏，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施行征兵制，中央直接掌握军队。这些改革是在大化年间实行的，史称大化改新。‎ ‎　　大化改新是日本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标志。旧奴隶主贵族坚持反抗改革，672年皇室内部发生了“壬申之乱”。大海人皇子取胜，继位为天武天皇。他推进改新措施，新制度才巩固下来。701年，日本修成《大宝律令》，大化改新的成果最后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日本终于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转变。‎ ‎　　‎ ‎　　（选自魏常海著《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6)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 关于唐和波斯交流的论述 ‎　　唐朝初年，唐与波斯的贸易也很频繁，不管海路还是陆路，都有很多来往。波斯商人从东非、东南亚运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及动植物，交换中国的丝、纸、大黄等物品。唐朝的主要城市，长安、扬州、广州、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等地，都有他们开设的“波斯店”，做香料、珠宝生意。由于中国产品对人们很有吸引力，所以波斯常把中国产品冠以“中国”的名字，如白铜叫“中国铜”，制造瓷器的高岭土叫“中国土”。不难看出，波斯商人活跃于中国不是偶然的。‎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关于唐与天竺交流的论述 ‎　　唐政府和天竺的贸易往来极为频繁，今日的孟加拉、印度南部东西两岸，在当时经常有大唐的商船往来；天竺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我国的麝香、紵丝、色绢、青瓷、铜钱、樟脑等不断输入天竺；由天竺输入我国的物品有胡椒、棉花、沙糖及奢侈品等。‎ ‎　　七世纪末，我国的纸已由中亚陆路传到了印度，以后又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贝叶写字的时代。天竺文化对唐代也有一定影响。在物质文化方面，贞观年间熬糖法传入中国。在文学方面，由于佛教经典的译述，产生了与佛经有密切联系的变文。在艺术方面、我国敦煌、云岗及麦积山石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这里的雕刻、壁画和塑像，都直接受到了印度键陀罗或笈多式艺术的影响。唐代《太宗十部乐》中，天竺乐居于重要位置。印度琵琶七调通过龟兹而传入了唐朝。唐代软舞中的大垂手、小垂手是直接从天竺输入的。在医学方面，大唐境内有天竺医生行医，当时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眼科以及解剖学对我国医学影响很大。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著述中引用的天竺按摩法，一直保存到今天。‎ ‎　　‎ ‎　　（选自詹子庆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6)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关于唐和大食交流的论述 ‎　　唐朝文化这时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纸和造纸术便是这时传到大食的。天宝十载（751年），大食进攻中亚的石国，唐将高仙芝率兵救援，在怛罗斯（今吉尔吉斯江布尔）战败，不少唐朝士兵被大食俘虏，其中有造纸工匠。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在撤马尔罕设厂造纸，不久大马士革等地也建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从这里传入欧洲，推进了西方的文化事业。唐后期，硝传入阿拉伯。硝是火药的主要成份，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唐朝的医书、医术也传到阿拉伯，影响了阿拉伯的医学。同时，阿拉伯文化也传入唐朝，当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都有一定水平，对唐朝产生了影响。例如，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其外科医术这时传入唐朝。‎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节选）‎ ‎　　牛致功　　‎ ‎　　隋、唐是继西晋灭亡以后南北长期分裂又重新走向统一的两个王朝。经过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又重新建立的统一国家，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致使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所以，隋、唐王朝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　　‎ 隋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地位　　‎ ‎　　在六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世界上，隋、唐王朝是先进的、强大的、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她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发挥过先导作用、楷模作用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一、先进的社会制度 ‎　　‎ ‎　　中国自什么时候进入封建社会，史学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笔者同意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这就是说，到公元581年杨坚建隋时为止，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千年之久了。退一步说，即使按照魏晋封建论者的观点，到隋建国时，封建社会也有三个多世纪了。‎ ‎　　纵观当时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 ‎　　恩格斯说：“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1。在中世纪早期，法国是法兰克王国的主要部分。法兰克封建制度的形成，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开端。西欧的封建制度，一方面伴随着西罗马奴隶制度的崩溃而产生，另一方面，也和各日耳曼部落氏族制度的瓦解密不可分。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在五世纪西罗马奴隶制帝园灭亡的基础上建立了日耳曼封建王国。法兰克王国就是其中之一。‎ ‎　　当杨坚建立隋朝的时候，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竟晚于中国九百年之久。法兰克王国的初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方面是国王、贵族拥有从罗马国家和奴隶主贵族那里得到的大庄园，还有归附法兰克的罗马高卢地主拥有的大庄园，这是私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是农村公社所有制。这是因为日耳曼人在侵入西罗马帝国之前，还处在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普通的法兰克人还是自由农民，国王以这些自由农民聚居在农村公社（马尔克）为单位分配土地。土地是公有财产，个人不准买卖或转让。到六世纪末，才由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转让和买卖土地才成为普遍现象了。但是，进一步封建化，自由农民转化为农奴，是到十一世纪才完成的。‎ ‎　　中国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度江河日下，日趋没落。奴隶主贵族为形势所迫，逐步改变剥削方式，用封建制的剥削代替奴隶制的剥削。到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又在各国实行变法，废除奴隶主国王所有的土地制度，确立私有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千年之后，西欧也沿着与中国历史大体类同的道路走向封建社会。日耳曼贵族对被征服的奴隶，分给一小块土地，令其纳租服役；原来的西罗马大土地所有者，也正在使用隶农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剥削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农村公社公有的土地制度也正在向私有制转化。西周、春秋时的中国奴隶主与西罗马的奴隶主不同，但他们都沿着放弃奴隶制剥削，采用封建制剥削的道路转化为封建地主；井田制与农村公社不同，但二者都沿着向私有制转化的道路而逐步崩溃。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欧的历史内容不同，但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向前发展。这样一来，早于西欧九百余年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当然处于世界历史前进的先导地位。‎ ‎　　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拜占庭帝国是从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半岛是在七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五到七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都是在七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 ‎　　由此可见，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或者正在走向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帝同已经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 ‎　　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法兰克王国的大部分土地还是农村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隋、唐帝国已经完全是地主、官僚、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即使个体农民，尽管他们占有不多的土地，但也是自己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唐律规定：“居官挟势、侵夺百姓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十二亩有余，杖一百。”2非常明显，土地的私有权是非常牢固的。如果说均田制下的土地还不是完全个人私有的话，那也只是在战争之后，政府不得不把劳动者重新固定在土地上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均田制下的土地也不是绝对不能买卖，如国家贫身死无以供葬者，可卖永业田；由狭乡迁值宽乡，或充作住宅、邸店、碾碨者，可并卖口分田；官人的永业田、勋田和赐田也可以买卖。正是因为土地可以买卖，所以均田制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自从秦朝以后，多次发生农民大起义，无不与土地兼并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土地私有制早已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对比起来看，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早已确立，而且在阶级矛盾的发展中明显的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法兰克的土地农村公社所有制才正在向私有制转化，不言而喻，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是成熟的封建社会，法兰克是初期封建社会。‎ ‎　　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是远远高于西欧的。八到九世纪（唐中后期）的法兰克王国，生产工具简单，生产技术相当低劣，农作物的产量很低，种子和产量的比例是1比1.5或1比2的比例3。直到十至十一世纪，也就是法兰克分裂以后，由于铁犁铁耙的广泛使用，产量才提高到播种量四至六倍4。唐朝的农作物生产就先进得多了，耕地用的曲辕犁，有十一个部件组成，犁入土的深浅和宽窄都可随意调整。另外，还有耙、砺、碌碡、锄、铲、镰等各种各样的农具。这些农具，都接近解放前农村使用的农具水平。尽管中国在近三百年来的发展是慢了些，但在千年之前能有这样的工具，肯定是先进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再加上发达的水利灌溉事业，从而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有人估计，唐代的产量是百亩六百石，较两汉增加一倍。更有甚者，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在贞观时筑堰凿渠溉田，亩收十石5。就小麦而论，应亩所种，决不会超过一斗，而每亩的收获量则是六石至十石，显然比西欧的产量高出多倍。‎ ‎　　如果农村是农业生产的基地，那末，城市则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必然以农业发展为前提。所以，城市的发展情况，反映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隋、唐帝国的城市经济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　　唐代有许多著名的大城市，首都长安是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的人口近一百万。这样多的人口，当然需要大量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等多种商品的供应。因此，许多中外商人云集长安，兴贩贸易，使长安出现了东西两市。两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邢（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6。西市的繁华情况，与东市不相上下，在这里居住有很多西域胡商，还有大食、波斯的商人。唐朝后期，西市的繁荣情况超过了东市，店肆行业远比东市为多，还有收买各种宝物的胡商和波斯邸。这都充分说明，长安不仅是唐王朝的首都与工商业中心，而且也是国际性的城市。‎ ‎　　城市制度的变化，也反映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初，长安的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货物的质量、价格、交易是否公平，都要检查。每天中午开市，日落以前闭市，贸易活动只限于市内。唐中期以后，这种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封闭式动制度，逐步被破坏了。首先是贸易活动冲破了市区的界限，其比居民区内也出现了买卖现象。如东市西北的崇仁坊有造乐器的，东市西面的平康坊有卖姜果的；西市东面的延寿坊有卖金银珠玉的。特别是崇仁坊，北近皇城景风门，南当春明门大街，隔街与东市相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7‎ ‎。不难看出，夜市也出现了。其次是拆毁坊墙。坊是长安城中的基层管理单位。坊与坊之间有土墙相隔，坊门日落关闭，居民在坊门关闭之后不准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见，坊墙是人们交往的障碍，直接影响夜市的发展，所以，拆毁坊墙的事例，屡屡发生，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严加禁止8。这些情况，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城中有三市。仅南市就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百余店，货物堆积如山。‎ ‎　　西欧的城市则远远落后。隋、唐时期，西欧原来古罗马的城市都已衰落，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很不发达，所以城市很难发展起来。一直到十或十一世纪，也就是五代到北宋时，都尔奈、巴黎、里昂、马赛等地才开始发展起来。‎ ‎　　能够和长安比美的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有八十万人口，是欧洲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大城市。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优越，扼黑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又是欧亚大陆的桥梁，从而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东可与波斯、中国、印度进行贸易，西可与西欧经常交在，北与北欧也有商业往还，全部地中海的贸易也无不与君士坦斯丁堡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9。除了商业之外，该城的手工业也相当可观。最重要的手工业是丝织业。丝织业的原料生丝，一部分由中国进口，这就必然使人联想到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另一部分由拜占庭本国生产。产品主要供贵族、官吏享用，少部分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其次是金属业，主要是制造金银餐具和镶嵌金银的器皿，供统治阶级享用。另外，还有军火制造业10。‎ ‎　　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都受国家控制。最大的丝织作坊设在皇宫。军火工业更是私人不得经营。这样独家经营，没有竞争，必然影响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商业也主要是为了官僚贵族服务，这些都是封建工商业的基本特点。‎ ‎　　从长安到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有阿位伯帝国的巴格达。公元762年以后，巴格达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这里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工商业中心，城里有毛织、棉织、珠宝、香水、玻璃等手工业。因其地处亚、非、欧国际贸易的中介地位，所以这里聚集着许多埃及、印度、中国、拜占庭的商人。中国的丝稠和瓷器，印度和印尼的香料与染料，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和黑奴等，都通过巴格达转运各地。巴格达还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可见唐帝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令人向往。‎ ‎　　六到九世纪，东方的隋、唐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长安、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长安更为先进，因为长安的人口最多。人口多既反映了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较高。如果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是难以供应大量的非农业人口的。同时，也必须有相应的粮食加工业。长安周围的碾硙作坊很多，主要是水力碾硙，还有部分畜力碾硙和人力碾硙，基本上满足了长安人口的需要。由此可见，长安的城市面貌，反映了唐帝国全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隋、唐帝国是当时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二、东方文化的渊源　　‎ ‎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1。隋、唐帝国先进的经济和政治，必然有相应的先进文化。同时，素负盛名的文明古国，到政治、经济都有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文化也必然有新的前进。事实也正是如此，隋、唐帝国的文化在当时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东方诸国，朝鲜、日本、南亚等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把中国视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象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12。因此，特以大量派人到隋、唐帝国直接学习中国文化。这就是说，隋、唐帝国的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光辉灿烂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起了楷模作用的。‎ ‎1、隋、唐文化与日本 ‎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日本和中国相比，是非常落后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记》，是在八世纪（唐中叶）编写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国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论衡·儒僧篇》、《后汉书·东夷列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很高的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人》，全文二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四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须从中国古籍读起。这不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先进，同时也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　　日本与中国虽然早有交往，但接受中国文化主要还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文化的新情况。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13。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的实际的。‎ ‎　　隋朝以前，日本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预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椎古天皇十五年（公元607年）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到达长安。‎ ‎　　遣隋使先后到隋三次，史籍有名的留学生有十余人。日本派遣隋使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对汉字很有感情，也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骄俪体裁，显然是他们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了解深刻，接触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廷的冠服，整顿政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椎古朝（593—628），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14。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是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的。‎ ‎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逍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15‎ ‎　　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后共十三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六百五十一人，最少的也有一百二十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告，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善弹琵琶者。其次是对唐帝国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仲者。这些人到了唐朝，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入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对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的风物的。总而言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16的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做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2．实行班田制。政府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徭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3．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中央。‎ ‎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田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　　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 ‎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公元667‎ 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旻。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三十二年、僧旻在中国留学二十五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令为蓝本的。‎ ‎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样，都有十二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这样，杨廷福先生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杨先生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17。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　　毫无疑问，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八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时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十七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铁尺、铜律管一部、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诗文集。公元751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作品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公元712年用“万叶假名”18写成的。《日本书记》是公元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续日本书记》、《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和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记》，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公元710年—789年），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公元794—1185年）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曾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是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阇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 ‎　　中国的印刷术也是在唐时传入日本的。‎ ‎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飞岛（今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十四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迁都于此，公元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朝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19。与唐朝文化向日本传播的同时，唐对日本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颇显著，如中国先进的农具撅、犁、镰等，水力转动的碾础，脚踏和牛挽的水车，都在日本广泛传播。在种植和收割技术方面，也有显著提高。例如，水稻由直播为插秧，收获由剪穗改为割秧，都促使产量普遍提高。另外，制糖、种茶等生产技术也都是在唐朝传入日本的。无庸置疑，唐朝的先进工具与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必然促进日本生产的发展。这是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秦始皇的后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中多是他们。‎ ‎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命名者的身分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场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入，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20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之多。如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日本持节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理应在完成使命以后立即回国，但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最后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这些人对传播唐朝文化必然发生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去日本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的发展与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　　在日本遣唐使的往返过程中，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僧人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公元729—748年）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进装饰，足以代表当时发达之式样手法”21。‎ ‎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唐招提寺派。‎ ‎　　“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22。‎ ‎　　‎ ‎2、隋、唐文化与朝鲜 ‎　　朝鲜半岛与中国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转入日本，日本千方百计地吸收中国文化，朝鲜半岛都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23，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24。这些无不说明，朝鲜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　　朝鲜是十五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25。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26。不仅汉文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27。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新罗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不久，新罗王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遣使到唐，“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将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28‎ ‎。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　　朝鲜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　　为了直接吸收唐明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29。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二百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到唐末，登科举的新罗学生有五十八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滦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骈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30。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是朝鲜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　　在朝鲜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中国人到朝鲜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　　在隋、唐以前，朝鲜就有很多华人。西汉初年，燕人卫满带领一千多人到朝鲜，后来做了朝鲜国王，建都王险城（平壤）。汉武帝初年，朝鲜国力日益强盛，常从齐、燕等诸侯国招诱汉人到朝鲜去。后来，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在其地设置四郡，即真番郡（鸭绿江上游）、临屯郡（朝鲜半岛东中部）、乐浪郡（朝鲜半岛中部）、玄菟郡（朝鲜半岛北部及东北部）。这样一来，就有更多的汉人到了朝鲜。南北朝时，百济派人到南朝见梁武帝，请求派遣博士去讲解三《礼》、《毛诗》、还要求派遣工匠与画师。梁武帝派学者陆翊和工匠、画师前往，中国的五经、三史也陆续传入朝鲜。朝鲜人中愈来愈多地通晓汉文了。‎ ‎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既然在朝鲜的中国人很多，通过他们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必然愈来愈多地接受中国文化。‎ ‎　　隋朝末年，隋炀帝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乱，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在朝鲜。武德年间，唐与高丽通好，唐高祖给高丽王高建武书：“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成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31。尽管这次有不少华人回国，但因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很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的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32。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鲜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以不少的影响。‎ ‎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者，更是有目的去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丽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33高丽王及道俗观听《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34。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百济、新罗要求与唐交往，说叫他们与高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 ‎　　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传播。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新罗王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兴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邢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35邢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统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鲜传播中国文化。‎ ‎　　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既有朝鲜派人到中国来学习，也有唐统治者派人前往传播，更有大量华人陆陆续续前往朝鲜定居，言传身教。各种渠道汇集一起，终于使新罗成为中国文化的分店。‎ ‎　　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36，“兵器与中国略同”37。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38，“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39。新罗的“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40，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41。‎ ‎　　新罗统一后，象唐朝一样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帝国，是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文化的渊源。不过，也应该肯定，日本、朝鲜的古代文化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鲜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朝鲜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朝鲜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前进的内容。研究这种千差万别的具体内容，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例如，中国人可以长期把读《五经》和《史记》、《汉书》作为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鲜若长期这样就会脱离自己的历史实际。这就是说，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有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别国或他民族的文化，只能作为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鉴，不能原封不动的长期照搬。日本、朝鲜各有适合自己历史特点的文化，正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隋、唐文化对日本、朝鲜等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日本、朝鲜发展、创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鉴，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并没有取代日本、朝鲜的文化。‎ ‎　　……‎ ‎　　（选自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略论唐文化对东亚地区的传播和交流 ‎　　刘希为 ‎　　‎ ‎　　东亚地区，泛指今中国、越南地域、朝鲜半岛和日本。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渊源流长，至唐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过去研究唐文化对外传播，多侧重于中西文化交流，对东亚方面的传播研究，多注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而对于唐文化在东亚地区全方位的传播交流研究，注意不够，其研究成果亦少。本文想从唐文化对东亚诸国传播交流的路线、媒介、内容、特点，略作初探，以求抛砖引玉。‎ ‎　　先谈唐文化对东亚地区传播交流的路线和媒介。‎ ‎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置安南都护府，管交、爱、驩、峰、演、陆六州及附贡之七州，总计十三州，除陆州非今越南地域外，其他十二州加上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唐肃宗至德以后改名为环王国），为今越南地域。唐通往该地区的陆上和海上交通十分方便，其文化传播交流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由灵渠西南行入安南道；二是从广州海航可至交州（今越南河内，为当时安南都护府治所）。‎ ‎　　朝鲜半岛，新罗在唐的支持下，打败百济，灭高丽，统一三国。新罗入唐水陆两线十分方便。唐文化对该地区传播交流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是陆行可从幽州经营州、安东道，渡鸭绿江，至朝鲜半岛；二是从山东半岛过渤海，沿辽东半岛近海，去朝鲜半岛西海岸登陆；三是从山东半岛或江淮地区直接跨海东渡至朝鲜半岛。近来林士民先生提出：“从长江口（包括杭州湾南岸的明州即今宁波市），向东北斜穿在东海和黄海水域，直趋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或先趋朝鲜半岛南部的济州岛……在唐代已客观存在。”并指出了三条理由。1‎ ‎　　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朝鲜居其间，是中日海上交通的桥梁。唐文化对日本传播交流的路线，除了继承历史上已有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日本的传统近海航行北道外；又开辟了从扬州、明州、温州、福州等海港东渡至日本南岛群岛，然后北航至日本的南岛路；到了唐代后期，中日航海家，为避免东海变幻莫侧的风涛骇浪，又发现了安全捷便的从长江口出海东航，直跨黄海到日本的大洋路。‎ ‎　　唐文化对东亚地区传播的主要媒介是使者、商人、侨民、留学生、求法和弘法的僧侣，其中留学生、求法僧和侨民起着主导作用。史载，终唐之世，林邑（环王国）遣贡使来唐达三十一次之多。中原著名的诗人杜审言、刘禹锡、韩偓等访问林邑及寓居安南者不少。林邑、安南的大量士人，亦游学唐境中原，入科考试为官。最有名者是林邑诗人姜公辅，入唐考取进士，任翰林学土，官至宰相。新罗和唐往来最多，贡使贸易数量最大。入唐留学人数最多，可考有名姓者当有二百人以上。2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人数最多，可考者有一百多人。3新罗的侨民散居在唐境七个道十九个州府，主要密集在山东半岛和江淮地区水线城镇,从事开矿、煮盐、种田、造船、经商运输、译语、从军从政、从事科技文化等职业。新罗的商人在唐境北起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东到海州、涟水，西到徐州，南达楚州、扬州、苏州、明州，独自形成了新罗人的商业网络，进行长途贩运商品贸易。在东北亚海上居间贸易中，新罗商人、船队、译语最为活跃，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求法僧中最有名的要数慈藏，入唐求法八年，回到新罗受到举国上下欢迎，新罗王封他为大国统，总掌全国僧尼一切规章谋划。他主张穿用唐人衣冠，奉唐正朔，影响全新罗十室八九受戒奉佛，尊称他为海东孔子。4入唐留学生中最有名的代表崔致远，考取进士，在唐任高官多年，完成两本巨著三十卷，列入《新唐书·艺文志》，名震大唐文坛。他的哲学思想，在新罗后期居于统治地位。侨民出身的张保皋，以武艺超群，任职徐州武宁镇小将，军事、政治素养得到锻炼，成熟起来，深受大唐开放对外贸易的熏陶，归国后为新罗王平息了叛乱和贩卖新罗人为奴婢的海盗活动，成为权臣，封为相，又在故乡清海镇经营庞大的船队，大搞海上贸易，发展为大商贾，是新罗海外贸易的奠基人。他在山东赤山镇兴办的法花新罗寺院，佛规、斋饭等保留新罗人的习俗和教规。5日本先后派遣十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贡使贸易，最多的一次是公元834年派遣的第十八次使团，人数多达651人，可谓人才济济。大量的留学生入唐就读，其中最著名的是高向玄理、南渊清安、阿部仲麻吕、吉备真备，前两人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的主持人和鼓吹者；阿部仲麻吕是大唐文坛上的著名人物，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均有深交，任高职于唐，是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史上的美谈；吉备真备全面考察了唐朝社会情况，返日带回去大量文化典籍，参照汉文，创造日文字母“片假名”，对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入唐求法的学问僧，可考其姓名者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高僧是空海、僧旻和圆仁。空海在日本参照中国化的佛教，创立了佛教密宗，他广泛地吸取了唐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二书，前者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巨著、后者是研究汉文字造诣很深的专著，同时他也是日本著名的汉文书法家，对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僧旻是日本“大化革新”的顾问。圆仁近日，不仅带回大量的唐朝典籍，还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研究唐文宗、武宗两代政治、经济、风俗、宗教、交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必备史书。日本至今还视之为“国宝”之一。如果说大致在安史之乱以前，中日之间主要是遣唐使团、唐回访使团的贡使贸易，民间商人的海上贸易参差其中为辅，那么从唐文宗开成年间以后，即从公元842年唐商李邻德从明州出发前往日本为开端，6中日之间民间商人海上贸易兴起，两国商人船队穿梭往来，逐步取代了官方贡使贸易的主导地位，民间海外贸易商人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角。据胡沧泽先生统计，从公元842年至唐亡“六十多年间，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商）船只起码在三十船次以上，平均每一、二年左右就有一艘海船由中国载货到达日本，或自日本驶往中国，比起遣唐使时期平均十几年一次，那是频繁的多了。”7新罗巨商张保皋船队，活跃在东北亚海上穿梭贩运贸易，也是这个时期，可谓又一佐证材料。贡使贸易以奢侈品为主，民间商人海运贸易以香料、陶瓷、丝绸、玻璃器皿、珍贵动物、飞禽、宝器、乐器等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为主，通过交换谋取高额利润为尚，且有学者、高僧等搭乘商船付酬，其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内容要比贡使贸易广泛的多了，丰富的多了，其社会历史影响也比较深远，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升华，开创了宋代以后中日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先声。唐朝的回访使团、商人、学者、医生、侨民、弘法大师等也分别流入或寓居东亚各国，最著名的要算律宗大师鉴真率弟子大规模的东渡日本，他不仅把南山律宗一套戒规介绍到日本，而且把天台宗的经疏也带了去，使中国式的佛教华严宗、天台宗、律宗介绍到日本并广泛传播，随船又带去了大量典籍，他又通晓建筑艺术和医学，亲自规划建筑了唐招提寺，对日本医学、建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被尊称为日本的神农氏。‎ ‎　　次谈唐文化对东亚诸国传播交流的主要内容。唐帝国以东方共主的姿态，出现在东亚舞台，以怀柔远方的开放政策，对外文化交流。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发展有先后，技术文化水平有高低，这是历史发展的常规，因此世界各区域范围内文化交流的中心和以哪种文化为主线，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东亚地区诸国或者陆路毗连，或者海路一衣带水，加上同属农耕文化，人种相类，很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世界，与欧洲、印度、阿拉伯文化世界并存。当时足迹遍及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人有一句名言：“知识寓于三件事物之中，法兰克人的头（法兰克人查理曼，钦佩有学问的人，奖励研究工作，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查理曼帝国），中国人的手（手巧，工艺水平高，指丝织品和瓷器而言），阿拉伯人舌头（会说，善经商做买卖）。”阿拉伯文化的奠基人穆罕默德勉励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说明光辉灿烂的唐文化，为世界人们所仰慕。当时东亚区域文化的中心在中国，东亚区域文化主线是唐文化，已为当代学者的共识，所以称为唐文化的传播。东亚各国，不论其大小、强弱，文化不论其先进、落后，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平等的。因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长处和特殊性，都是全人类共同宝贵的财富，理应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所以又称为唐文化与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唐文化播迁到东亚诸国，因国情之不同，因其民族意识和“土性”的不可丧失，应有一定的限度，应有所扬弃。正如高丽重臣崔承老指出的那样：“华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举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8为了叙述的方便可将其唐文化对东亚地区的传播交流，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加以论述，一是汉字；二是物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四是精神文化。‎ ‎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和越南地区，大致在秦汉以前，传入日本稍晚，大致在公元1世纪。9最初是作为国与国的交通工具，主要在上层社会流传，后来经过私学传授，继之仿中国学制而建立官学，成为入仕为官的应有的教养、进而普及到一般民众，至唐便成为东亚诸国，国内外唯一通行的文字，公私文书皆用汉字沟通交流。史载林邑仿唐建立国子监官学，公私文书一律用汉字，唐代林邑文风很盛，社会流行唐中原诗文，追求的意境和唐中原一脉相承。仿唐科举取士，学生以汉文五经为教材，置有算学科，考试办法与唐略同。安南地区，本属唐境州县，汉文通行更是无疑的了。后来在汉字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逐步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字喃”，藉以唤取自己的民族意识。朝鲜半岛的新罗，公私文书多用汉字写成，举国上下十分重视汉文书法研究，据说新罗书法家金生，流畅姿媚的书体，可和中国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相比美。很多新罗诗人能写出流畅的汉诗文，写作水平和唐朝的作家不相上下。仿唐实行科举制，设有读书出身科，以中国的七经为考试范围。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以唐汉字为基础创造了“吏读”法，以汉字的音和义，用来标记新罗语，创立了朝鲜半岛自己的文字，普及新罗文化，因为新罗文和汉文相近，也有利于唐文化在新罗的传播。日本至唐汉字普及到全社会，大化革新以后，仿唐首都设立太学，太学内置明经科，以《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等汉文经典为必修课。纪传科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文选》等汉文书籍为必修课。另外还设有明法、书、算等科，亦仿唐制。地方设立国学，办学形式和教材内容和唐类似。后来日本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创制了“平假名”，吉备真备又依据汉字楷书的偏旁，创制了“片假名”，这两套假名，就是日本的字母，从而创立了日本自己的文字，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的词法、文法深受汉文的影响，有利于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　　汉文字和官学、私学以唐朝经典为教材在东亚地区的推行，有利于唐朝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在东亚诸国的传播交流，从而确保其生根、发展。‎ ‎　　物质文化，包括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手工技术、贸易商品及服务于这些内容的天文、历法、阴阳学、中草药物学等。‎ ‎　　物质文化传入越南地区和朝鲜半岛时期较早，传入日本大致在秦末徐福东渡之后，日本的农耕弥生文化，就是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东渡日本之后定居和日本固有的文化交流的结晶。‎ ‎　　越南地域，从秦到唐为中国的郡县，至唐在其中南部地区建立林邑国。该地区的经济思想以农业为本，主要种植稻米，崇尚海外贸易，一是出海到天竺、波斯湾、广州经商；二是过今老挝爬山越岭到天竺、云南、骠国（今缅甸）贸易，当时交州的海外贸易兴隆情况不亚于唐朝的广州。天文历法，流行唐朝的《麟德历》和《大衍历》交易中使用的钱币，形制和唐相类。社会习惯于用中草药疗病，唐中原的中医寓居林邑行医为生者亦多。‎ ‎　　新罗7世纪末仿唐祭祖庙，祈求不夺农时，农业采用唐朝的历法，新罗宪德王用唐穆宗时的历法《宜明历》，至高丽太祖沿用不改。百济“岁时伏腊，同于中国”。新罗仿唐李淳风浑天仪，在庆州设立瞻星台，宜德王四年（783年）依唐制立社稷坛。新罗在中央置医官和算学、漏刻、‎通文等 博士，广泛学习研究唐朝的天文历法、医学、算学。新罗的先进开矿方法，介绍到今天的山东、河北地区，应用于煤矿开采，先进的造船技术、航海技能传入唐朝，为其吸收发展，新罗的商人船队、译语，活跃在东北亚海上和山东半岛、江淮水线、运河两岸，“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10新罗侨民经营的驿站交通事业分布在山东半岛沿海海岸。中国的茶树栽培种植技术、丝绸和瓷器、铜镜、藤席等也流入朝鲜半岛。新罗的果下马、牛黄、人参、白布、海豹皮、金银器等也卖到中国。新罗在入唐侨民张保皋的主持经营下，海外贸易崛起于东亚经济舞台。‎ ‎　　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名为唐钁的大型锄及唐牛耕法，在日本广泛使用。日本仿唐水车建造了各种类型的水车。日本的商品经济，以稻、布物物交换为主，和唐相类。但也学习唐制铸造了自己的货币——铜币和银币，名为“和同开珎”，大小形制和唐币相似，开字与唐“开元通宝”的“开”字笔划的长短和拐弯的角度，几乎完全一样，唐币的“寳”字，日本去掉其上“宀”下“贝”，只留中间的“珎”，以示简明好写好认，其音义相同。日本的京城“平城京”（后迁至“平安京”），仿唐长安设置了东、西两市，有很多“廛”（商店），类似唐长安的“行”。唐朝运往日本的商品有植物种子、香料、陶瓷、丝绸、铜镜、铜钱、玻璃器、藤器、佛教宝器、乐器、漆器等农业、手工业产品；日本输入唐朝的商品是琥珀、玛瑙、纸张、絁绢、白调布、日本裘、宝刀、牛角、弓箭、白鹿皮、黄金等物品。随此手工技艺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例如日本引进唐朝的先进纺织技术，消化吸收，加上日本人的创造力，创制了珍珠绢、美浓絁、水织絁、调布等名牌产品，返销到唐境，倍受唐人的喜爱。李白的朋友魏万身穿日本朋友阿部仲麻吕赠给的日本调布做成的日本裘，显得“昂藏出风尘”，气宇不凡，致使周围的观者赞叹不已，夸其雅观。11日本学了唐朝的造纸法，其造纸技术相当先进，日本输入唐境的黄麻纸，被唐政府作为书写重要公函之用，日本使者真人兴能来唐带的“似茧而泽”的高级纸，备受欢迎赞誉。日本学了唐的冶铸技术之后，生产的“宝刀”大量返销中国；塑造的高达十六米、重五百吨的卢舍那铜佛像技艺，唐人叹服。日本研究了唐三彩的制作方法，创制了造型和釉色等方面酷似唐三彩的奈良三彩，很有独到之处。唐朝的天文历法、医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采用唐朝的《大衍历》和《宣明历》，仿唐在阴阳寮之下，设置天文学、历学、阴阳学诸科，置有博士教授学生。中国医学名著传入日本之后，经过日本人消化吸收，结合日本医疗实践经验，创制了日本的“汉方医学”。‎ ‎　　制度文化，包括政权机构官制、律令、各项社会制度和风俗民情。‎ ‎　　林邑仿唐，有王、王妻、太子、宰相等，地方行郡县制；推行仁政，立社稷，上尊号，建年号；兵制采用唐之府卫制度；地方官仿唐振兴教育，国家立国子监，科举取士，置科目，考试办法与唐略同。风俗民情，原以断发、纹身、徒跣、香料涂身为特征，后来接受唐朝的衣冠文明。历代国王亦仿唐赐姓功臣。过年家家户户贴春联，放爆竹，用酒食祭祖，元宵闹灯，端午节门上插艾，凭吊屈原，清明节烧纸凭吊已亡的先祖。‎ ‎　　新罗真德女王三年（649年）改章服依中国之制。四年始行中国年号。中央、地方机构仿唐，中央设执事省，类似唐朝的尚书省；下设位和府掌管人事，类似唐朝的吏部；例作府掌工事，类似唐朝的工部；兵部掌兵马；仓部掌租税，类似唐朝的户部；礼部掌教育礼乐，亦如唐朝的礼部；左右理方府掌律令，类似唐朝的刑部。又仿照唐内侍省置内省，仿唐御史台置司正府。地方行政机构，有州、府、县、乡。职官，中央设有宰相、侍中（类似唐尚书令）、司农卿、太府令，地方置都督、太守、县令，亦大体仿唐官制。推行经学教育，先立国学，后改为太学监，归礼部主管。新罗王学唐太宗，亲临大学听课。君臣讨论国事，常常以唐经传为本，新罗统一朝鲜有功的大臣金瘐信，临终前，文武王问其遗言，他说：“亲君子，远小人”。“朝廷和于上，民物安于下。”这和唐朝的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统治思想一脉相承。仿唐科举取士。都城平壤，仿唐长安、洛阳式样而建，分为宫城、皇城、外廓城。据唐律令修订了自己的礼仪和法律。风俗民情和唐大体略同。唐朝的节令朝鲜半岛应有尽有。饮茶之风，由唐传入。种田养蚕，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脚踢的球戏）与唐人略同。‎ ‎　　日本中大兄皇子在大臣中臣镰足的支持下，消灭了权臣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建元大化（645‎ 年为大化元年），仿唐制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确立了中央集权行政制度。中央设二官（一神祇官，主司祭祀；二太政官，总理万机之政，类似中国的三公）八省（太政大臣，类似大唐的尚书令；下设左大臣、右大臣；下有大纳言、少纳言、左辨官、右辨官。左辨官管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四省；右辨官管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四省。左、右辨官相当于唐代的左、右仆射；式部相当于唐代的吏部；治部相当于唐代的礼部；民部相当于唐代的户部；兵部和唐代的兵部等同；刑部和唐代的刑部等同；大藏相当于唐代的工部。中务省相当于唐代的中书、门下、秘书省。宫内有相当于唐代的殿中、内侍省。这和唐代的三省六部完全一样）一台（弹正台，主司纠察、弹劾，相当于唐的御史台）。地方设国、郡、里，相当于唐的州、郡、乡、里。从这儿看出日本把掌祭祀的神祇官，提高到和太政官同等的地位，把唐六部改为八省，省下又设职、司、寮，分工很细，如大藏省下属有典铸司、漆部司、缝部司、织布司。宫内省下属有木工寮、锻冶司、土工司、筥陶司、内染司等。比唐制有了发展，而且更适合日本国情的需要。日本参照唐永徽律令和垂拱格式，制订了《大宝律令》，参照唐道僧格制订了日本的《养老令》。但作为唐律令以君为尊、以法为活、以礼为本的特质来说，日本则根据其自己的国情血缘氏姓制度的存在要素，日本的天皇，不过是畿内豪族层的共有物，实权掌握在畿内豪族的代表太政官手里，因此，以君为尊的特质，在日本无法推行。故令比律先出现，亦比较完整，注意贯彻，至今日本令能遗存下来，律早已亡逸。实际贯彻的是以礼为本特质，所以最终日本走向封建幕府政治。日本的五刑、六议、八虐参照了大唐的五刑、十恶、八议制订而成。日本参照唐的府兵制在京师建立卫府，在地方上建立军团，以及防人制度，其训练方法亦和唐朝相同。在经济制度上，仿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日本制订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所不同的，唐以男子为主，日本男女均有；班田年龄，唐是十八岁，日本是六岁以上；班田年限，唐是一年，日本则是六年；唐以个人为对象，日本以户为对象。其他公民的口分田、贵族官吏的“位田”，赏赐有功的“赐田”、“功田”、中央地方官的“职田”，均脱胎于唐均田制。12班田制崩溃之后，亦实行庄园经济。租庸调制，日本仿唐项目皆同，唯细则数量有别，仿唐也建立了籍帐制度。日本仿唐设立学校，以科举取士。办学形式和教材内容与唐相类，唯精神稍异，日本学校专收贵族子弟，因而科举出身者，只限于贵族；唐则不然，民间俊秀子弟亦可通过自学成才之路也有青云直上的机会。日本京师和长安一样，也是朱雀大街，置有东市、西市，设计布局相类。日本过去以人体为计算标准，大化革新以后，奈良朝初年，仿唐建立了日本的度量衡制度。在风俗民情方面，从饮食起居，衣冠服饰到姓氏谱学和各种节令游戏体育活动等社会风尚、深受大唐影响。中国的三纲五常于7世纪初已深入日本人心，历代天皇每遇大典总是赏赐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衣冠、生活器皿亦与唐同。日本原无姓氏，见唐宪宗出了一本《元和姓纂》，嵯峨天皇即位，诏撰姓氏录定1182个姓氏。中国的节令在日本应有尽有，如端午节饮菖蒲酒；纪念屈原，赛龙舟；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称菊花节，仿唐插茱萸之俗；唐人的打马球、角抵、围棋等游戏体育活动，也为日本人民喜爱。日本人也仿唐人有饮茶之风和喜用弦乐、管乐和打乐器，他们喜欢演奏《秦王破阵乐》等唐代乐曲。‎ ‎　　精神文化，主要指儒家学说和佛教宗教思想，兼及文史艺术。‎ ‎　　儒家学说传人越南地域，最早应始于赵佗王朝，至唐则社会上流行儒家经学，强调日常实践道德，林邑地方官以王福时和马聪用传统儒学教其民俗，而名留青史。儒、佛、道三种思想和唐一样在越南地域并行。越南地域社会流行唐春秋褒贬劝戒史体法，追求善、真，别其内外，以唤起民族自觉意识。‎ ‎　　朝鲜半岛，儒学传入大致在汉武帝时代。至唐儒家伦理道德普及到朝鲜半岛。新罗人崇尚唐朝的诗赋辞章，尤其酷爱白居易的诗，白居易的诗“篇易一金”转抄传诵，白居易的诗集新罗人以其高价收买珍藏。新罗的唐乐传自中国。新罗的乐器三竹、三弦均仿唐笛而制作成的。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始于唐朝。不少新罗人信奉道教，新罗进士金可纪对道学研究很深。唐朝的佛教各宗派如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均传入朝鲜半岛，由此可见，朝鲜半岛也是儒、佛、道并行，新罗的佛寺塔大体仿唐制，而且佛寺附近有石窟庵，类似中国的石窟寺。‎ ‎　　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尚无定说，但有确实可靠之记载，当在6世纪初年以后。13至唐随着大量遣唐史来华，方进入传播的高潮。奈良时代《怀风藻》序上说天智天皇（661—671‎ 年）即位后，“定五札，兴百度”。这便是儒家思想在日本生根、开花、发展的佐证材料。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各科学校教材以唐代的儒家经典为据，规定为必修课。大化革新以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逐步在日本流传。奈良时期，老庄神化思想又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共鸣，并且传入唐朝盛行大乘佛教六宗，日本史上称为城市佛教，亦叫“南都六宗”。平安时代又新兴了佛教大乘二宗，日本史上称为山岳佛教，即天台宗、真盲宗（又叫密宗），可以说凡唐朝盛行的佛教宗派，日本列岛应有尽有。今天日本佛教艺术的宝库——唐招提寺，就是扬州大明寺名僧鉴真东渡日本之后，亲自规划设计建成的。日本喜欢唐朝丰富多彩的文学，尤其酷爱唐诗，形象鲜明、通俗易懂的白居易诗在日本流传最广，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在日本编成戏曲演唱。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舞蹈、工艺美术，也纷纷传入日本，广为流传，为日本人喜闻乐见。日本宫廷专聘唐乐师教授唐乐，日本画家专摹绘唐画，为唐绘。1971—1972年长安出土的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壁画和1972年日本高松家古墓中发现的同时代侍女壁画非常相似。唐代书法家的碑帖和二王的真迹，传到日本，影响了日本书法界的发展，今天日本书法家的笔墨苍老挺逸，倘有二王的风韵。‎ ‎　　唐文化对东亚地区传播交流的特点。‎ ‎　　一、是全方位的传播交流，唐文化在东亚诸国土壤里生根发展，最后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构成东亚诸国区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对比唐以前，唐文化和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是快节奏的似如“电流”，是全面铺开，是直接的，不像以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传播要经过百济的转手，大唐国都长安变为东亚人们向往的圣地，是亚洲文化传播交流的中心。对比于唐的中西文化交流，不局限丝绸贸易、僧侣来往、科技文艺撞击交流，还包括语言文字、各种制度、灵魂深处的国家统治原理和伦理道德思想，以及风俗民情等，所以唐文化传播到西方只能留有因子，传播到东亚地区之后，就可生根开花结果。唐文化在东亚覆盖的阶层也比较广泛，从官方上流社会、商人扩大到整个民众；社会效应亦很深远，促进东亚诸国社会改革的进程，物质、精神文明的快步发展，稳定了东亚地区和平、安定、友好交往共进的大局。可谓传播交流的内容面广量大，层次很深，从而融合成东亚地区文化许多共同的要素，如汉字汉语变为当时东亚诸国通用的文化交流工具，各国的学校教材相同，教法相类，是这方面人才的培训中心，社会制度逐步趋于相类，儒家的礼、法得到认可，风俗民情渐渐相近。这一切为以后东亚诸国留下了深刻痕记。‎ ‎　　二、唐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交流的方式是和平交往、友好相待。诸国贡使团入唐，唐人以礼相待，并且回赠适当的礼品；入唐的留学生、求法僧，大唐对他们的生活、学习给以妥贴的安排照顾，和华人一样可以入科为仕；侨民、外商来去自由，居住享受一定的自治权，经营受到保护，子女在华亦可入学就读、入科为仕，财产所有权国外亲人可以继承；唐朝的商人、使者、侨民、弘法大师到东亚诸国，同样受到隆重的接待和礼遇。究其原因有三，一方面大唐凭藉其强盛（国力强、物质文化水平高）以东亚共主的姿态，对东亚邻国推行怀柔远方的开放政策，在那个历史时代算是开明持平的了，所以受到东亚诸国的欢迎；另一方面东亚诸国，正处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时期，对发展到高峰的唐朝封建制度，视为学习取经的样板，对其繁荣富庶的生活、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十分仰慕，急需主动摄取其文化营养；还有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主张仁政、礼义，和为贵是东亚农耕区共同遵守的信条，唐代这段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 ‎　　三、是唐代文化对东亚地区诸国的传播交流，起了主导作用。‎ ‎　　四、唐代文化对东亚地区的传播交流线路是陆海两线并举，以海线最为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航线逐渐变为文化交流的热线。唐代后期，唐和新罗、日本航海线的南移、航海新线的不断增辟、民间私商船队取代官方贡使船队等，便是最好的佐证材料。正因为如此，随着东亚文化交流密度的加大、范围拓宽，中唐以后，海上丝瓷之路，终于取代了中西丝路贸易的主导地位。‎ ‎　　综观以上所述，东亚地区将近三个世纪的文化传播交流，一方面丰富多彩的各国民族文化，作为新鲜血液注入到历史悠久的汉文化摇篮，促使唐文化更加辉煌灿烂；另一方面东亚诸国对先进的唐文化，通过认真的琢磨、吸收、消化，全面移植本国，并被融合共进，从而出现了东亚地区以唐文化为中心的有机的区域文化世界。从越南地域看，安南属今越南的十二州，在唐则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林邑和唐修好，典章文物制度大致仿唐。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之后，“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知《诗》、《书》），有类中华”。14日本“当时自都城制度以至服饰几乎使人兴起一种彼我如一欤的感想”。15正如日本史学家评论中所说：“日本中古的制度，一向被认为日本固有的，但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16‎ ‎　　（选自郑学檬等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八节 唐朝的盛衰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 ‎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 ‎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　　……‎ ‎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的论述 ‎1．安史之乱的原因 ‎　　‎ 安史之乱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边防节度使权力过大，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中央统治集团日益腐朽。‎ ‎　　土地兼并严重是和均田制 的破坏密切相关的。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并未改变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状况，土地可以在各种名义下买卖，因而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土地兼并。后来均田制逐渐废坏，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到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四处逃亡，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　　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初，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府兵戍边、出征往往逾期不得轮换，而其优厚待遇多被取消，府兵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很多。于是唐玄宗时废除了府兵制，普遍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关系密切，因而极易成为边将的私人武装。同时边将的权力也在逐渐加强。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在边地设节度使。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他们各领兵二、三万至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发展到兼管行政、财政，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　　而此时唐玄宗已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政事则先后委于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口蜜腹剑，勾结宦官，妒贤嫉能，他掌权十九年，政治日益黑暗。他死后，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相。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政治更加黑暗。朝廷直接掌握的武力也大为削弱，代替府兵的彍骑缺乏训练，战斗力差，无论数量、质量都远逊于节度使的武力。此时唐又与吐蕃、南诏多次发生战争。唐军攻南诏屡败，天下骚然，国力虚耗。‎ ‎　　‎ ‎2．安史之乱的经过 ‎　　‎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 安禄山为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胡人，聪明能干，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青年时代，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为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至天宝十载（751年），兼任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拜杨贵妃为干娘，甚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政治腐败，武备松弛，即生叛变之心。史思明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 ‎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在范阳起兵，假传“密旨”，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二将都被叛军打败，退至潼关，为唐玄宗处死。唐玄宗又派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又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享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帝。‎ ‎　　唐肃宗即位后，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又调集西北各路军队，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有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灵（jiǒng炯）坚守南阳，挡住叛军南下的通道，保障了唐朝江、淮财赋的来源。叛军到处掳掠屠杀，入长安后，也大肆杀掠，关中和各地人民纷起反抗，叛军在多处战斗失利。‎ ‎　　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安庆绪逃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大败唐军于邺城外，又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再陷洛阳。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次年，唐在回纥兵的帮助下，夺回洛阳。史朝义退至河北自杀。安史之乱至此平息，前后共经历八年（755—763年）。‎ ‎　　‎ ‎3．安史之乱的影响 ‎　　‎ ‎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民族关系方面，唐朝日益失掉“天可汗”的优势；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不断侵犯唐朝；在经济方面，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的经济未遭破坏，日益发展，经济超过北方。‎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的论述 ‎　　唐朝宦官的檀权，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高力士得到玄宗的宠幸，四方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断决，但是，他并不掌握军权。宦官掌握军权是从肃宗时李辅国开始的。‎ ‎　　肃宗以李辅国有拥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帅府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回到长安后，又让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这样，军政大权就全落在他手里了。‎ ‎　　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代宗，恣横更甚，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后来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典掌禁军的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又相继专权。大历五年（770年）代宗又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 ‎　　朱、李怀先叛乱后，德宗疏忌宿将，又用宦官典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十五万人。唐后期还有枢密使二负，以宦官充任，得知机密。他们与两中尉合称四贵。‎ ‎　　为了争夺朝廷的大权，宦官中分成党派，互相攻杀，废立皇帝。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　　在各道和出征军中，都有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监军又常干预军事指挥，使军令不能统一，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　　禁军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贿赂中尉，求为节度使。到镇之后，他们就搜括民财，用来偿债，时人谓之“债帅”。文武群臣也多重赂宦官，以求升迁。‎ ‎　　宦官领宫市使，派“白望”数百人于长安东西市和要闹坊强买货物，讹诈勒索。禁军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护，在京畿横行不法，欺压人民。宦官和禁军将士还在渭水平原一带夺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的论述 ‎　　唐初，在生产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自耕农民每丁约可营种三十亩地上下，就全国说，一个六口之家的自耕农户，平均占田约为六、七十亩。唐代亩产，平均约为五斗到一石。农民收获以后，除去赋税、口粮、籽种和其他生产费用，所剩无几。因此，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贫富分化日益迅速。‎ ‎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兴建日多。地主不愿当兵出赋，史载当时“农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行，行货则富强获免”，繁急的赋役差科大多转嫁到农民身上。‎ ‎　　咸亨、垂拱（670—688年）以后，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各地地主和官吏勾结起来，对于人民的土地、财物，肆意取夺。在财产诉讼中，官吏们受请托，纳贿赂，使贫苦农民“有理者不申”，“合得者被夺”。‎ ‎　　在封建国家和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自耕农民不得不典田卖地，佃种、佃耕地主的土地。还有大量的农民“弃其井邑，逋窜外州”，他们有的逃入山林之中，辟地营种，有的转入城市，“专事末游”，更多的“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转成被地主隐匿起来的佃产和佣保。半自耕农、佃户和佣保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分量，大大增加。唐王朝听赖以强盛的均田制，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地主对佃户的人身控制较对部曲佃客松驰一些，佃户要把收获物的一半以上交给地主；官府的职分田、公廨田，一般是定额租，京畿一带，大致上田每亩取六斗。在私家土地上，也有实行定额租的。地主集中在一个地方的田产，称为庄，不少庄居的地主经常督责佣保，城居的地主在农时也常下乡监视生产。‎ ‎　　懿宗和僖宗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达到极点，唐对南诏的战争也愈演愈烈，从而对人民的赋敛和征发日益加重。关东一带，连年水旱。咸通十四年（873年），灾情特大，自潼关东至海滨，麦收成只有一半，秋收几乎全无，农民以蓬实当粮，槐叶为菜。但是官吏还照旧催逼人民纳税，农民拆屋伐木，卖妻鬻子，也只能供催税史人的酒食之费，税钱还是无法交足。在这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震憾唐王朝的全国性农民战争。‎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唐中叶的变乱和唐皇朝的没落 唐中叶的变乱 ‎　　(天宝到元和) ‎ ‎　　 ‎ ‎　　唐中叶，自玄宗天宝元年（742）到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里，是唐朝从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这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削弱了朝廷集权，形成了藩镇割据。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的重要问题之一。 ‎ 天宝年间的社会危机 ‎ 边兵尾大不掉 ‎ ‎　　 ‎ ‎　　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 ‎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 ‎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驻北庭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节度使，驻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陇右节度使，驻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东部）；朔方节度使，驻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节度使，驻幽州（今北京）；平卢节度使，驻营州（治所在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人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1。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 玄宗骄奢淫逸 唐玄宗本人的变化，是当时社会危机难以克眼的主要原因。他刚即位时，励精图治，采取各种措施振兴唐朝，致使开元之治受到时人的称赞。例如，开元二十一年（733），韩休为宰相。他像魏徵对太宗一样，经常向玄宗进谏，致使玄宗提心吊胆，稍有一点小的过失，就赶快向左右道：“韩休知否？”为此有人对玄宗说，韩休为相，陛下操劳过度，比过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韩休的职务呢！玄宗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韩休常和我有争执，我却能睡好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2这样的皇帝必然使贤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难以施展其伎俩。天宝年间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3。玄宗的变化还表现在各个方面。 ‎ ‎　　开元初，他注意节俭，反对铺张浪费。天宝时则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对后宫的赏赐钱不计其数，户部郎中王鉷为了投其所好，“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还告诉玄宗：“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玄宗不仅不问这些经费的来源，反而对“务为割剥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4‎ ‎。并以王鉷为御史丞、京畿采访使。杨国忠为了讨好玄宗，屡次向玄宗报告说仓库如何丰富，故而玄宗帅群臣参观左藏（皇宫的仓库）。因为杨国忠早把各地应输往京师的租和地税变成布帛，存于左藏，玄宗看了当然高兴。于是，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5 ‎ ‎　　在用人方面，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贤，而是专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剑”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视的人，他都千方百计的将其除掉。他忌妒有学问之人，对于有学问的人他表面与其友好，暗中却阴谋陷害。他收买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随时采取各种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于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阳奉阴违手段可以发挥作用，于是，玄宗在天宝六载（747）把天下所有的贡物都赏赐给李林甫。 ‎ ‎　　杨国忠本名杨钊，天宝九载（750）十月玄宗赐名国忠。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因杨贵妃受宠而飞黄腾达，他自侍御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各种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儿子杨暄，因“学业荒陋”而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杨国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6杨暄很快做了户部侍郎。就这样，他还对别人说，他升官太慢了。杨国忠不仅在政治上专横跋扈，而且还利用其权势大肆贪污，以致“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7。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对杨国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认为：“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8。这完全符合事实。 ‎ ‎　　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玄宗毫无改弦更张之意，仍然沉溺于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华清宫去过冬。安禄山为了讨好玄宗和杨贵妃，在得知玄宗要在华清宫新开浴池的时候，立即在范阳以白玉石制成鱼龙岛雁，还有石莲花，置于池中，使玄宗喜悦异常。每到华清宫，杨贵妃姊妹（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陪同前往。她们为了标榜自己的地位，竞为车服，车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如果骑马，就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长长的车马队伍，引起广大市民的反感。他们在华清宫都有豪华的住处，生活用费非常惊人。杨国忠说：“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皇后）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归宿）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美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9于是，他更加骄奢淫逸，擅权弄法了。 ‎ ‎　　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 安史之乱 ‎ ‎　　安禄山叛唐 ‎ ‎　　 ‎ ‎　　杨国忠与安禄山为了在玄宗面前争宠，互相倾轧，都想压倒对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吏部侍郎韦见素与杨国忠坚决反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行贿，辅璆琳回京对玄宗盛言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这时，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使杨国忠颇感不安。于是，杨国忠、韦见素又建议把三镇节度使由三人分担，以便削弱安禄山的兵仅，玄宗也未采纳。‎ ‎　　安禄山为杂种胡人，由于他懂六种民族语言，初为互市牙郎，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他抓紧一切机会，厚赂朝廷来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当杨国忠在想方设法除掉他时，他也针锋相对，准备造反。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使京兆尹包围安禄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禄山客人李超杀之。安禄山子安庆宗因尚荣阳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将京师情况密报其父，更加速了安禄山造反的准备。天宝十四载（755）六月、七月，玄宗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禄山伪称“奉命讨伐杨国忠”，率十五万众，号二十万，造反于范阳。 ‎ ‎　　安禄山率兵南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10 。这些事实，迫使玄宗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派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赴洛阳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万人，又断河阳桥（在今河南孟县），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以荣王琬（玄宗第六子）为征讨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准备东征。十二月，高仙芝率军进至陕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 ‎ ‎　　 ‎ 两京陷落 ‎ ‎　　 ‎ 安禄山自灵昌（今河南卫辉东）渡过黄河，攻陷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继又攻下荥阳（今河南荥阳）。封常清在东都所招募的军队，未经训练，在武牢（在今河南荥阳西汜水）一战，溃败退回洛阳，在洛阳又遭失败，安禄山进占唐东京。高仙芝帅众至陕州，看到叛军来势迅猛，遂退守潼关。安禄山占据洛阳后，打算称帝，暂缓向西进兵，玄宗才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时，唐朝廷本来应该整顿军备，加强潼关的防御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却适得其反。 ‎ ‎　　封常清从洛阳退至潼关，高仙芝从陕州退至潼关。这是两支临时凑合起来的军队战斗力太差的结果。但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却认为，封常清以叛军的声势动摇军心，高仙芝不仅放弃潼关以东数百里的土地，还盗减军土粮饷。玄宗相信边令诚，杀了封常清与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关。其实，封常清三次向玄宗报告战况的表文，玄宗根本没有看到。由此可见，皇帝的昏庸，宦官的专权，是战局难以扭转的重要原因。 ‎ ‎　　当安禄山帅军南进的时候，他的后方也发生了危机。平原太守颜真卿在平原（治所在今山东陵县）举兵抗击安禄山叛军，常山太守颜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举兵，威胁叛军的后方。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奉命东征，静边军（驻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七千人，继又攻下云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东），打通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这时，颜真卿联络颜杲卿，切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还声言朔方军即将进驻河北，“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11。这些情况，必然是安禄山的后顾之忧。‎ ‎　　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时，在饶阳（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带的叛军将领史思明，为了改变对叛军的不利形势，攻陷常山，颜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军一万多人，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东），攻下常山。已经离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来，企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四十余日，不分胜负。后因郭子仪援助李光弼，在九门（今河北正定东）大败史思明；继又战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内），叛军全线溃败，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军守将而降唐。这时，郭子仪曾建议北取范阳，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 ‎　　至德元年（756）六月，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遂命哥舒翰出关东进。叛军将领崔乾祐于灵宝（今河南灵宝东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险要之处，另以老弱兵引诱唐军东进。结果唐军中伏大败，哥舒翰投降叛军，叛军夺关西进，长安危急万分。 ‎ ‎　　玄宗无可奈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卫队，离京逃命。在玄宗到达咸阳时，咸阳县令已逃跑，故而逃难的皇帝狼狈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其他随从人员，看见农民送来的粗饭，争相抢食，也未吃饱。晚上到了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随从也不断有人离队，食宿无人安排。夜间无灯，不分贵贱，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以尽。 ‎ ‎　　又西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由于所随将士饥饿疲惫，怨声载道，陈玄礼等乘机发动兵变，杀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缢杀杨贵妃。虢国夫人虽已远走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也被追上斩首。 ‎ ‎　　马嵬事变以后，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肃宗命郭子仪率军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 ‎ ‎　　 ‎ 平定叛乱 ‎ ‎　　 ‎ ‎　　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仪率部从洛交进攻冯翊县，继又攻取河东。唐军既达关中，肃宗也移住凤翔。四月，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讨伐叛军。叛军到了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12。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提供了机会。 ‎ ‎　　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之众，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这时，洛阳的叛军统治集团因争权夺利，安禄山已被杀死，其子安庆绪继位称帝。在唐军继续东进的时候，安庆绪放弃洛阳，北走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 ‎　　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调动九个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进攻安庆绪。在这些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的战功最多，威信最高，肃宗不愿把军权交给他们，所以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 ‎ ‎　　九节度使围邺，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只老鼠可卖四千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致使史思明能够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人名）授邺。史思明截劫自江、淮与汾、晋运粮的舟车，断绝唐军的粮源。同时，又不断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击唐军，使其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 ‎ ‎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军与史思明军展开激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一场混战，双方均遭重大损失。叛军内部又起内哄，史思明杀安庆绪，引兵还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唐军九节度使各自退回，郭子仪被命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后因鱼朝恩嫁罪于人，把邺郡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郭子仪，致使肃宗召郭子仪还京，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守东京。 ‎ ‎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阳。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归仁西攻陕州，被唐军击破。上元二年（761）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关，受阻后退回永宁（今河南洛宁）。这时，叛军内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长子史朝义利用一些将领对史思明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杀史思明，自己继位称帝。同时，又派人到范阳杀了与其争夺帝位的异母弟史朝清，还杀了持不同政见者数十人。这种自相残杀，引起大规模的内哄，致使数月之内，范阳有数千人为此而死。 ‎ ‎　　宝应元年（76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继续平定叛军。唐军东进，很快攻下洛阳。帮助唐军平定叛乱的回纥兵到了东都，大肆烧杀抢掠，死者上万人，大炎多日不息。宦官鱼朝恩统率的神策军也把东京、郑州（治所在今河南郑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一带视为贼境，任意掳掠。致使这些地方“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13‎ ‎。十一月，史朝义自濮州北渡黄河。唐军追至昌乐，又打败史朝义。于是，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降唐，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赐怅忠志姓李，名宝臣，并命其为成德节度使，仍统原来五州之地。 ‎ ‎　　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败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南），其部将田承嗣赶走史朝义，自己降唐。史朝义又走范阳，其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已降唐。史朝义部众看到大势已去，都纷纷离去。最后，史朝义带数百胡骑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怀仙又穷追不舍，史朝义走投无路，自缢于林中。至此，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平定。 ‎ ‎　　 ‎ 藩镇林立与朝廷集权的削弱 ‎ ‎　　藩镇林立 ‎ ‎　　 ‎ ‎　　在安史之乱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阳、长安两京，唐朝廷直接控制的两支军队土崩瓦解。肃宗靠朔方军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宝座，进而回到长安。最后，又靠各地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乱。由此可见，唐朝廷的存在，离不开地方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肃宗、代宗等人总是心有余悸，所以，他们既利用一些节度使平定叛乱，又不相信他们。 ‎ ‎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是功绩卓著的。但肃宗、代宗都对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肃宗调动九节度使的兵力围攻安庆绪，郭子仪也在其中，肃宗命宦官鱼朝恩总揽全局，不任命郭子仪为主帅。战后，又相信鱼朝恩对郭子仪的诬陷，免其军职。后来，党项等羌人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郭子仪的盛名，命其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但又不准其离开京师，使其有名无实。宝应元年（762），住绛州的朔方军发生兵变，主帅李国贞被杀，肃宗只得命郭子仪出镇绛州。郭子仪解决了粮饷问题，整顿了军纪，稳定了军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肃宗死，代宗即位，郭子仪又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去了。 ‎ ‎　　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元帅是皇子，实际指挥作战的是副元帅。最初的副元帅是郭子仪，代替郭子仪的是李光弼，后来是仆回怀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阳后，肃宗相信鱼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势下反攻洛阳，结果兵败，只得辞职。仆固怀恩原是郭子仪部下大将，因其战功卓著继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因受代宗猜疑在驻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不敢进京，后被迫叛唐，兵败病死。这些为唐朝廷立过汗马功劳的节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对其他节度使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对这些节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笼络的政策。这样一来，在安史之乱中新设置的节度使以及安史旧部，就都成为拥有一定实力的藩镇了。 ‎ ‎　　 ‎ 朝廷集权削弱 ‎ ‎　　 ‎ ‎　　在这些藩镇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原名张忠志）、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昭义节度使薛嵩，都是安史旧部。当史朝义最后失败时，天下兵马副元帅仆固怀恩怕平叛结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视，朝廷也因战争持久而感疲惫，同时，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胁，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故而对安史旧部采用笼络手段，使其仍为节度使。这些藩镇，“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14‎ ‎。还有一些藩镇，他们有时倾向于朝廷，帮助唐廷讨伐叛乱的藩镇，有时也和朝廷对抗。总之，各地藩镇的林立，严重影响了唐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权。所以史家认为：“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15所谓“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对藩镇无能为力的表现。 ‎ ‎　　朝廷集权的削弱，不仅使唐皇朝无力控制地方，同时也失去了边防的防御能力。安史之乱开始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大量内调，吐蕃乘机发展势力，致使西北数十州之地相继沦没。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边将告急的事报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过邠州（冶所在今陕西彬县），代宗才有所闻。接着，吐蕃又攻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北），京师震骇，代宗才命其子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这时京师无兵可发，郭子仪赴咸阳仅带二十骑，面对吐蕃二十余万之众，当然无能为力。于是，吐蕃很快逼近长安，代宗不知所措，仓猝出奔陕州。后经郭子仪多方组织力量，才收复长安，使代宗回京。 ‎ ‎　　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勾结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数十万众再次东进，代宗还是无兵可发，遂召郭子仪于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使其守泾阳（今陕西泾阳），又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守东渭桥，滑濮节度使李光庭（李光进）守云阳（今陕西泾阳北），镇西节度使马璘、河南节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桥（在今陕西咸阳），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守凤翔，宦官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守盩厔（陕西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陕西黄陵）。后因郭子仪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削弱他们进攻的力量，才缓和了这次危机。代宗调动各地节度使的兵力，加强京师的防御，说明唐朝皇帝是离不开藩镇的。 ‎ ‎　　在经济上离不开藩镇也很明显，德宗时长安经济极感困难，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大力支持了德宗。兴元元年（784），关中因为战乱，米价上涨，“斗值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16。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相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忧而不知所措。不久，韩滉运米三万斛到达陕州。德宗闻讯，喜悦异常，速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的“军士皆呼万岁”17。 ‎ ‎　　德宗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改变对藩镇的依赖局面，也曾采取过一些强硬措施，但还是无济于事。建中三年（782），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调泾原兵往中原作战，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路过京师，因赏赐菲薄而发生兵变。德宗召禁兵防卫，竟无一人前往。德宗无可奈何，仓猝出奔奉天。叛军在长安拥曾任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为首，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公开与德宗分庭抗礼。幸有邠宁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兵抗击朱泚，奉天才暂时稳定。后来，李怀光也对德宗不满，与朱泚联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德宗重用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他组织驻邠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奉天、昭应（今陕西临潼）、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的唐军，再和从汉中出击的浑瑊部唐军互相配合，才打败朱泚与李怀光。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长安，这次战乱才告结束。 ‎ ‎　　以上事实，说明在藩镇林立的局面下，朝廷已经没有力量自卫，更无能力消灭藩镇，但又离不开藩镇在军事上、经济上的支持。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样坚强有力，但又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 ‎ ‎　　 ‎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 ‎　　 ‎ ‎“永贞革新” ‎ ‎　　 ‎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 ‎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 ‎　　第一，罢宫市。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宫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 ‎　　第二，罢五坊小儿。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不准其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允人们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做了皇帝，罢五坊小儿，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 ‎　　第三，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 ‎　　第四，欲剥夺宦官的兵权。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 ‎ ‎　　第五，抑制藩镇的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王叔文严词拒绝。 ‎ ‎　　以上改革，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所以，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 ‎　　 ‎ ‎“元和中兴” ‎ ‎　　 ‎ ‎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都当作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18的盛况。 ‎ ‎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 ‎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 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 ‎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 ‎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 ‎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 ‎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支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 ‎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閺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19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 唐皇朝的没落 ‎　　(元和末年以后) ‎ ‎　　 ‎ ‎　　宪宗以后，藩镇林立与宦官专政的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另外，又增加了朋党之争和南衙北司的斗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面对各种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束手无策，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唐皇朝的灭亡。 ‎ ‎　　 ‎ 唐皇朝的没落 ‎ ‎　　 ‎ ‎　　朋党之争 ‎ ‎　　 ‎ ‎　　朋党之争就是官僚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派系斗争。唐朝晚期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两派之间的对立。元和三年（808），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极力指责时政之失。主持考试的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对牛僧孺、李宗闵大加称赞。但由于宰相李吉甫的反对，韦贯之等人都被贬官。这可以说是朋党之争的开端。元和九年（814）十月李吉甫死，其于李德裕继续与牛僧孺、李宗闵持对立态度，朋党之争也就愈演愈烈了。 ‎ ‎　　朋党之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凡有机会，他们就互相攻击。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都以书要求照顾与自己有关者，结果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极力攻击礼部所取进士都没有才学。李德裕支持他们的攻击。牛党的李宗闵因其婿苏巢被取，也成为被攻击者。 ‎ ‎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副使悉怛谋率众奔赴成都，向唐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其降，并派兵占据维州。但宰相牛僧孺却极力反对，迫使李德裕交还维州，送回悉怛谋，致使悉怛谋及所有降唐者均遭吐蕃残杀。 ‎ 李德裕是因其父李吉甫为宰相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所以，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公卿子弟熟悉朝廷的礼仪制度，有利于从政。反之，他又认为通过科举入仕者，主司与门生之间有“谢恩”、“答拜”等烦琐的礼节，还有曲江会、雁塔题名等各种活动，都没有必要，应该罢去。他明确表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20勿庸置疑，这是把矛头指向李宗闵、牛僧孺等通过科举入仕者的。 ‎ ‎　　朋党之争，从宪宗到宣宗，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六帝，四十年之久。两派之间，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区别，也并非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利害冲突，而是两派政客争权夺利的斗争。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都曾多次为相，互有胜负，但不管哪一家胜利，都没有改变唐朝每况愈下的局面，反而更加剧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 ‎　　 ‎ 南衙北司的对立 ‎ ‎　　 ‎ ‎　　南衙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北司是指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手中。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皇帝的废立。这时，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 ‎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一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王叔文无可奈何，只得吟杜甫的《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求自我安慰。 ‎ ‎　　文宗很想有所作为，他“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21。敬宗时每月视朝一二次，他每逢单日就视朝，以致群臣对他寄托很大希望。这就决定他对宦官专政的局面必然不能容忍。 ‎ ‎　　文宗想利用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的力量，打击宦官太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于紫宸殿上朝，在百官站定以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报告，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率百官向文宗祝贺出现了吉祥之兆，并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派宰相前往察看，李训看后向文宗奏道，不一定是真甘露。文宗遂派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再去察看。仇士良发现韩约有脸色异常而流汗的表情，还发现有执兵器的伏兵，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十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兵奋战中随文宗进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五百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22。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贾餗等，不管是否参与此事，均遭逮捕被杀。你死我活的所谓“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了。从此以后，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为腐败了。 ‎ ‎　　朋党之争、南衙北司的对立、宦官专政等各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唐末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 ‎　　 ‎ 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 ‎　　 ‎ ‎　　在各种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时候，唐朝统治集团虽然也有个别人看到问题的严重，想有所作为，但也孤掌难鸣，无济于事。就整体上说，统治集团的腐败有增无减。政治上的腐败，又在进一步加深社会危机。‎ ‎　　敬宗“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23。淮南节度使王播为了要求恢复他失去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向大宦官王守澄送钱十万缗。敬宗很快恢复了他的职务，虽然谏官屡争，但敬宗置之不理。‎ ‎　　有些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意诱使皇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会昌三年（843）六月，大宦官仇士良年老离职，其同党送其还私第，他向同党传授政治权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他就是这样“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24。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本来庸庸碌碌的皇帝自然更加玩物丧志了。 ‎ ‎　　由于佛教的盛行，寺院财产的增加，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武宗曾经灭佛。但宣宗就反其道而行之，又修复寺院，增加僧尼。懿宗更加崇佛，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他派人到法门寺迎佛骨，群臣多有谏阻，甚至有人把宪宗之死和迎佛骨联系起来，也无济于事。他很有决心地说：“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于是，他“广造浮图、宝帐、香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佛骨到京师以后，“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先将佛骨迎入禁中，三日后又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25。 ‎ ‎　　朝廷的各级官吏也贪污贿赂成风，很多人用钱买官，“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26。有人买通宦官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到任后就尽力搜括，压榨百姓。这就必然促使阶级矛盾的激化。 ‎ ‎　　封建社会固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到唐后期更为严重，“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正反映了尖锐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逃亡户口的队伍，朝廷把逃亡农民原负担的赋税转嫁到未逃亡的农民头上，这样就更促使逃亡户口的增加。恶性循环的结果，形成“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包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极其穷困，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唐皇朝已经断绝了税收来源，也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能不铤而走险，公开推翻唐朝政权了。 ‎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第九节 隋唐文化 毛泽东论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 ‎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 ‎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论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2。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3。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4。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5。火药的应用6，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6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论中国古代的辩证法 ‎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　　‎ ‎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宗教本质的论述 ‎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　　‎ ‎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因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 ‎　　‎ ‎　　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　　‎ ‎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们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11—312页。）‎ ‎（1）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的论述 ‎　　隋朝工程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主要有大业年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桥今在河北赵县南5里的洨河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座大型单孔石拱桥。桥长50．82米，拱顶宽9米，由28道独立石拱纵向并列砌成，净跨37．04米。大桥两端拱肩上，各有两个小拱。它设计构思精巧，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伟大创举。单孔石拱桥跨度大，但弧形平缓，这既增加了排洪能力，又节省了石料、减轻了桥身重量，增强了桥的稳定性。发大水时，小拱则起分洪作用。大拱造型美观、巨身空灵、秀逸雄伟，稳重轻盈。这种单孔拱桥14世纪法国才修了赛雷桥，比安济桥晚700多年。安济桥至今已有1300年历史，基本保持原貌。经1966年邢台地震，大桥依然屹立在洨河上，可见造桥技术的高超。‎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的论述 印刷术 隋唐时候，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因此，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　　雕版印刷术在隋末唐初已经发明，唐初玄奘曾用来印刷佛像，但使用还很不普遍。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冯宿的《禁版印时宪书奏》。那里面说：当时“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共印历已满天下”。这一材料说明，那时雕印的历书，已广泛流传。‎ ‎　　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咸通九年（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经券高约三十公分，长约五公尺，由七个印页粘结而成。卷首是一幅扉画，后面是《金刚经》正文，画和文字都刻得很精美。刀法的纯熟和印刷的清晰，足证当时的刻印技术已经很成熟。现存的唐代印刷品实物还有乾符四年（877年）历书和中和二年（882年）历书等。1953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龙池坊卞家印卖《陀罗尼经》，是国内现存的最早印本。‎ ‎　　唐朝末年，印刷术已流行于东川、西川、淮南、江南、浙东、江西和东都等地。出版的书有字书（如《玉篇》）、韵书（如《唐韵》）、历书、佛经、咒本和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术数书。成都是当时印刷业的一大中心，那里有一些书肆大量出售雕版印刷的书籍。‎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2）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关于孙思邈和《千金方》的论述 ‎　　隋末唐初孙思邈所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天宝间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是集唐以前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 ‎　　《千金方》——孙思邈是一位不贪慕名利，而以人民疾苦为重的好医师。他拒绝过隋文帝、唐太宗、高宗所授予的官职，但从未拒绝过病人的求救。他在《千金方》的序言中，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比喻，说明医家的重要责任。又说，“未可传于士族，庶以贻厥私门”，‎ ‎　　表明他之著书，是为平民备急和养生之用。‎ ‎　　《千金方》首创“复方”，是孙思邈 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说：“仲景（张机）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府经络病情传变，悉本《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所本。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这种方药，只有富贵人才能服用，劳动人民积累治病经验，成立许多新方，需要有人不顾医圣（仲景）的偶像，用新方推动医学再向前进，这个人就是孙思邈。徐大椿又说：“《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徐大椿的评论带有保守色彩。他所不齿的“后世臆度之说”、“后世偏杂之法”，正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斗争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孙思邈采录成书，扩大使用，井在这个基础上再积累治病经验，白《千金方》问世“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这是合理的淘汰，毫不足惜。‎ ‎　　《千金方》“始妇人而次婴孺”。孙思邈分析了女性与男性、小儿与成人生理上的不同，指出妇产病、小儿病的特点，主张独立设科。其后，王焘《外台秘要》中特为“归人”、“小儿”立专章。宋代更出现了妇产科和小儿科的专著（如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应该说都是受了孙思邈的启发。‎ ‎　　“先脚气而后中风……”。贫穷的民众，常因缺乏营养而得病。脚气病就是缺乏某些养料而发生的病症。孙思邈重视脚气病，掌握了治疗和预防的方法。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一六四二年，后于《千金方》约一千年。‎ ‎　　（选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对唐代 宗教兴盛的原因的论述 ‎　　唐代的宗教很多，这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朝廷尊崇宗教是分不开的。国内原有的宗教如佛、道二教有很大发展，还有一些国外的宗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2）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对唐代 宗教兴盛原因的论述 ‎　　宗教，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利用，以便作为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工具。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各种宗教都得到流行和发展。这体现了社会的开放和政策的开明。频繁的对外交往，有利于各种宗教传入中国，主要有：祅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6版。）‎ ‎ （3）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对隋唐时代佛教兴盛的论述 ‎　　佛教在隋唐时期有极大的发展，从总的方面看，在各种宗教中，佛教信徒最多、势力最大、影响也最深。‎ ‎　　隋文帝生于佛寺，长于尼姑之手，受佛教影响极大，在北周武帝禁断佛教之后，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年），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炀帝也同隋文帝一样崇佛。佛教在隋朝兴盛起来了。‎ ‎　　唐朝佛教更为发达。唐初虽尊道教，也不排斥佛教。武则天为争夺权位，极端崇佛，佛教臻于鼎盛。唐玄宗限佛，而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唐代宗又很崇佛。佛教势力膨胀，不仅有相当实力的寺院经济，而且大批百姓遁入寺院，影响了封建国家的税收和兵源，加之有的僧侣干预政事，佛教与政权发生了利益冲突，唐武宗会昌（841年～846年）年间下令灭佛，“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数字有误差），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使佛教势力遭到空前沉重的打击。但唐宣宗即位后，立即在全国复兴佛教，佛教势力卷土重来，至唐懿宗时，再次出现崇佛高潮。在五代后周世宗时，佛教再次遭到打击。‎ ‎　　佛教在唐朝的发展，表现在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通过对佛经的钻研，中国佛学的水平超过了佛教的诞生地印度，其重要标志便是贞观年间玄奘在天竺曲女城大会的胜利。又表现在，经过从东汉至南北朝的发展，佛教中国化了。由于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和大量翻译，以及人们对教义的不同解，至唐朝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当然，各派有差异，但本质是相同的。都进行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迷信说教，劝说和引导人们逆来顺受。他们都是为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服务的。佛教各派主要有：‎ ‎　　崇奉《法华经》的“天台宗”，又名法华宗。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是空无的，故又称“空宗”。在隋统一之后，南方佛教重理论，北方佛教重禅定，逐渐合流，天台宗提出定、慧并重。‎ ‎　　以玄奘为代表的“法相宗”，以论证“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故又称唯识宗。其识为精神本体，宇宙万有是由识幻化而来的。‎ ‎　　“华严宗”为法藏（643年～712年）所创，以阐释发扬《华严经》而得名，主张“尘是心缘，心为尘因，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世界的“尘”是因为主观世界的“心”感触到时才存在的。‎ ‎　　“禅宗”起于北魏末，始祖达摩，至唐前期分为南北两派。禅宗五祖弘忍有二大弟子，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弘忍传道神秀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说经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才能渐悟成佛。慧能闻后，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去”。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量经卷，便可顿悟成佛。弘忍认为慧能真正悟道，便传衣钵给慧能，从此禅宗分成南北两派。从哲学上说，他们都是主观唯心主义。不过，渐悟还包含着客观唯心论的内容，顿悟则是彻底的主观唯心论。慧能的顿悟说，是简单速成的办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看不到出路的劳动者，颇有欺骗性。对于地主官僚，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他们空虚的灵魂得到寄托，又能收到消除人民斗志的好处，所以也很合他们的口味。这样，南宗战胜了北宗，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到唐后期，它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宗派，垄断了佛坛。‎ ‎　　隋唐五代时期，除上述各宗派外，尚有专迷信法术的密宗，主张专心念佛即可得救的净土宗等。‎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版。）‎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 关于唐代诗歌繁荣的论述 ‎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二千二百多个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的诗歌。诗歌的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唐代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唐代诗歌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新兴的普通地主正处在上升发展的时期，从他们中间涌现出的大量诗人，以向上的精神进行创作，冲决了旧的贵族形式主义文学的藩篱，使唐代诗歌具有豪迈雄浑、丰富多彩的特点。唐代的进士考试着重文学辞章，也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六朝以来，诗歌的艺术形式逐渐趋向成熟，这是唐诗发展的前提条件。唐代疆土广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种艺术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都使人们的眼界开阔，并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素材，成为诗歌繁荣昌盛的客观条件。‎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的论述 ‎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 ‎　　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天宝之乱以前的唐朝，处在强固稳定的时期，在政治上有自信心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有足够的自信心，并蓄兼收，群花同放。因为唐代的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昌盛成熟的阶段，任何外域文化传入中国，都没有可能消溶唐文化，而只能作为一种新养料注入唐文化的整体内。唐代外域文化在中国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然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于外来的新成分，有抉择地损益取舍，经过汲取发扬，愈益显得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到东西方各国，各国也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收，使本国文化得以获取助益，加速发展。唐代确实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 ‎　　（选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佛教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及其对以后文化思想的影响 ‎　　佛教在整个隋朝时期都处在发展时期。隋文帝和炀帝本人与佛教关系亲密，隋文帝从小在尼姑庵里由尼姑带大，此尼还给他起了佛名“那罗延”（梵语端正猛健之意）1。隋炀帝也有关系至密的僧人为师，曾亲自受戒于当时的高僧智。由于有封建皇帝的支持提倡，佛教在隋代得到很大发展，仅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年），就在全国修建一百一十三座舍利塔。隋炀帝时僧尼受到和贵官一样的尊重，凡在宫廷设宴，除帝后一席、亲信权贵一席外，僧尼道士也都另设一席2。到唐朝时，虽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曾几度有所曲折（如唐太宗 ‎、玄宗时对佛教的禁令，以及唐武帝灭佛），但实际上佛教势力仍在迅速发展。例如唐太宗时，一次下令剃度天下僧尼即达一万八千五百余人3。武则天时代，因为篡政的需要，更是借用佛教压制道教，于天授三年（691年）下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到唐武宗时，佛教已经发展到“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4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　　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　　第一，寺院众多，寺院经济发达。隋朝文帝、炀帝二君，三十七年间全国寺院达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5。开皇年间，有个山西蒲州僧人，他在长安住持的清禅寺，规模大得惊人：“九级浮空，重廓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园成，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6。实是一个非常不小的僧侣地主庄园。到唐朝，规模更加庞大，到武宗灭佛前夕，捡括全国大、中寺院竟达到四千六百所，小庙宇尚有四万所。当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千万”7。唐武宗灭沸之后，从寺院地主那里刮收肥沃良田数千万顷之多。所以唐时有人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8。‎ ‎　　第二，僧尼数多，而且僧侣地主的上层人物和隋唐王朝常有密切关系，他们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其中有不少是政治上很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据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计算，隋朝一代剃度僧尼达三十万人。到唐朝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天下申请为僧尼者，更有七十万人之多。寺院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不仅直接夺走了国家收税的民户，而且有些佛教首脑人物在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隋朝智，本人即为南朝贵族世胄，从南朝陈开始，他成为佛教著名宗派天台宗的祖师爷。隋王朝时，文帝刚刚灭陈，便给智一封口气十分尊重的书信，表示对他“敬信情重”，要求他的政治上的合作，后来炀帝杨广更从他“受菩萨戒”，登门拜师。所以智一直很自豪地对门徒们吹嘘：“我与晋王（杨广）深有缘契”9。唐朝太宗、高宗时，玄奘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唐太宗称赞玄奘“夙标高行，早出尘寰”，亲自为他译的佛经写序，即有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序中盛赞玄奘为“沙门之领袖”，其功“将日月而无穷”，“与乾坤而永大”10武则天时代的薛怀义，则更是在政治上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出家后被武则天任命为洛阳白马寺主，并让驸马薛绍认其为“季父”。《旧唐书·薛怀义传》称他得势时，“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憧仆之礼以事之，为其执辔”，他“纵横犯法，人莫敢言”，“气盖一时，出百官上”。这当然只是极为个别的例子，但说明了当时僧侣地主政治地位确实很高。‎ ‎　　第三，隋唐时期佛经翻译数量之多，和佛教各宗派形成之众，是以前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的。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隋代共有佛经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共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之多；唐代时比前更为增多，据德宗时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共为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七千三百九十九卷。从230唐高祖武德里德宗贞元年间共一百八十多年，我国共译出佛经总数达四百三十五部二千四百七十六卷，翻译家共四十六人。所以，隋唐时期是我国佛经翻译史最辉煌的一个时期。我国佛教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教派，也大多数在隋唐时期形成。比如，前面提到的隋朝时形成的天台宗，和唐朝形成的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等，皆是。这些佛教宗派各有高僧，如天台宗的智，唯识宗的玄奘，华严宗的法藏，禅宗的慧能，密宗的不空，净土宗的道绰，律宗的道宣、怀素、义净等等，皆是当时学问很高深的佛教大师。‎ ‎　　隋唐沸教的发展，对我国文化史有深远的影响。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曾指出：宋明道学正是佛教华严宗、禅宗和唯识宗主观唯心主义思潮的“延续”，该书认为“佛学在开始时是与玄学合流，而最近则通向道学”。宋朝的许多道学家和理学家，常常深通佛学，程颐、程颢所说的“理”和“事”常常和华严宗所谓“理事”共通11。史称宋朝大政治家和大学问家欧阳修，临终时是读了八卷《华严经》“倏然而逝”的，可见当时佛学对知识界的深刻影响。禅宗对宋朝理学家影响也很深，以至明人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一时讲究禅机、参禅成为宋代文人们的风尚。佛教对唐宋的文学也有极大的影响，盛唐时候先于李白、杜甫成名的王维，曾被文学史家称为“诗佛”。他对佛学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谈佛理的。他的诗恬淡閒适，是与他具有佛学修养分不开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信仰佛教，是天台宗的信徒，虽然在哲学上他有许多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在某些哲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上仍摆脱不了佛家的超脱人世的世界观。唐朝另一位杰出诗人白居易，也受到佛教影响，晚年当他结束了宦途生活后，退休隐居，和僧侣们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 居士”。佛教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影响尤其深远，唐人传奇小说里有不少故事是讲佛教的因果报应的；此外，我国后来发展成为演史、俗讲、长篇章回小说和戏剧等文艺形式，其始源，都莫不与隋唐时代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佛曲、讲经、变文有关。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提到的“俗讲僧”和在敦煌所发现的《降魔变》、《目连变》、《维摩经》变文故事，都属于早期的演义小说的内容。到宋朝，这类俗讲文学才由佛堂转到市井，又分成“说经”、“讲史”等数大类，终成为后来的白话小说12。在我国绘画史上，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创作的作品大部分为寺院绘画佛教故事，据统计，仅在长安、洛阳寺观中所绘宗教壁画，即达三百多壁。这也可以看出佛教在我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至于敦煌莫高窟艺术和洛阳龙门石窟中唐朝雕塑艺术，就更明显可以看出佛教文化方面的影响了。‎ ‎　（选自臧嵘等主编：《中国古代史问答一百题》（隋唐—明清部分），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略谈隋唐文化的渊源与特点 ‎　　赵文润　　 ‎ ‎　　本文作者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隋唐历史文化和武则天的研究，现任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他主编的《隋唐文化史》1993年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1。‎ ‎　　问：隋唐文化的渊源是什么？‎ ‎　　答：我认为隋唐文化的主要渊源有三个：‎ ‎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别是继承并发展了西魏北周和南朝梁、陈文化。‎ ‎　　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来已久，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几度辉煌。隋唐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和发展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结果。例如唐诗，这是隋唐文化史中的瑰宝。它是其前历代优秀诗篇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多彩的诗经，高亢激越的楚辞，悠扬婉转的乐府民歌，雄壮刚劲的建安风骨，朴实清新的陶渊明诗，生动奔放的北朝民歌，都给予唐代文学家、诗人以极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隋唐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2这里讲的虽然是制度文化，但对整个隋唐文化的渊源来说也是适用的。这三个渊源究竟哪个是主要的？近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隋唐文化继承南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南方“六朝文化”是隋唐文化的主要渊源，“唐代文化上的成就，大体上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3。而我则认为，隋、唐是南北统一的王朝，隋唐文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南朝文化，也继承和发展了北朝文化。就它与北朝文化的关系来说，它不仅来自北魏、北齐，而且更重要的，它直接来源于西魏、北周。‎ ‎　　西魏、北周的都城是长安。这两个朝代虽然只存在30余年，但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可忽视。西魏、北周诸帝尊儒崇道，吸收并弘扬中原的传统文化，主要社会思潮是儒家学说。这是北周统一北齐的思想条件，也是其后隋文帝统一南北的思想前提4。西魏、北周时期的学校教育、经学、文学、医学、音乐舞蹈、书画等方面的盛况，表现出长安文化的杰出成就，是隋唐文化直接的、主要的渊源之一5。近年来在宁夏固原发掘的北周大墓的出土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6。‎ ‎　　第二，隋唐文化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中原文化吸收周边各族文化的精华并发扬光大的结果。‎ ‎　　秦汉王朝是两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以后，隋、唐，特别是唐前期，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实现了各民族交融、联合的统一王朝。华夏文化广泛吸取了周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成为隋唐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渊源。之所以会如此，其一，隋炀帝和李唐皇帝都带有鲜卑族的血统。隋文帝杨坚是一位相当鲜卑化了的皇帝，其妻独孤皇后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其子杨广很显然具有鲜卑族的血统。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随鲜卑族宇文泰入关立有战功，与李弼、独孤信等为八柱国，赐姓大野氏。李虎的儿子李昞，妻独孤氏，鲜卑族；李昞子李渊，妻窦氏，鲜卑族；李世民妻长孙氏，也是鲜卑族。因此，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的亲母都是鲜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二，正因为唐太宗为代表的李唐皇帝带有鲜卑族的血统，所以他们在处理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能够推行“视四家如一家”的民族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因而被各民族共同拥戴为“天可汗”7‎ ‎，并连续几代实行华夏与各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其三，由于唐太宗等皇帝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因而各民族酋长入居长安任职者众多，增加了各级官吏中少数民族的成分，为推行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突厥酋长入朝者皆为将领，“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8。唐代著名蕃将21人，其他立传的知名蕃将数十人。在唐代宰相中，宇文士及、长孙无忌、于志宁、宇文融、元稹等22位宰相出自鲜卑族和鲜卑之后裔。唐代各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在他们的执行和推动下，大放光彩，结出累累的硕果。‎ ‎　　第三，隋唐文化吸收了外来文化，使其更加灿烂瑰丽。封闭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隋唐文化另一个重要渊源，就是主要以西域为桥梁，以丝绸之路为要道的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不断地传入中原。佛教虽然在东汉初已传入中原，但佛教在中国的鼎盛则在唐朝。这与唐朝玄奘法师经西域至印度取经，返唐后又广为传播分不开。隋唐时期，由于西域胡人大量来到内地，因而波斯人创立的袄教也传入中原。西方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亦经西域传入长安等地，迄今西安碑林还保存有《大秦景教流行碑》。波斯人摩尼创立的摩尼教，隋以前传入中国，至武则天时期开始兴盛起来。‎ ‎　　概括地说，隋唐文化的产生，既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又植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在隋唐经济发展、疆域辽阔、交通便利、丝路畅通的环境中，在隋炀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统治者兴办学校、提倡科举、鼓励作诗、奖掖撰史的文化氛围中，勤奋的隋唐人，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吸收和融合周边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因而超越了前人，创造出辉煌绚丽的隋唐文化。‎ 问：隋唐文化有哪些主要特点？‎ 答：与三个主要渊源密不可分，隋唐文化有三个主要特点：‎ ‎　　第一，隋唐文化反映了国家的重新统一，南北文化的相互交融。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分成南北两派，各有所宗。南方推崇五弼、孔安国等人的解释，北方则欣赏郑玄、服虔等人的评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9。至唐太宗时，命颜师古完成《五经定本》，又命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从此儒学有了统一的“定本”和疏义。从高宗开始，科举考经有了标准答案。南北分裂时，史书编撰亦各有偏袒，南朝骂北方为“索虏”，北朝又斥南方为“岛夷”；而至唐李大师、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便没有南北地域的偏见。隋唐时南北方的诗人、散文家云集长安、洛阳等地，相互学习，彼此切磋，从而促进了南北文学的交融和发展。‎ ‎　　第二，隋唐时期的中原文化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隋朝文化在某些方面已开始出现胡化倾向，文帝“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开皇初设置《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又杂有疏勒、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10。炀帝时“乃定《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九部乐》多数来自西域。至唐代前期，中原文化的胡化倾向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婚姻礼俗受鲜卑族的影响，从皇帝至臣民普遍爱吃“胡饼”，男女俱喜欢穿胡服。《十部乐》中有八部来自西域和域外。西域三大乐舞（胡旋、胡腾、柘枝）在长安、洛阳等地极为盛行11。著名的乐舞《霓裳羽衣》亦为胡乐与汉乐融合而成。但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并没有被“化”掉，而是更加辉煌灿烂。因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是相互交叉进行的，中原吸收了西域文化，西域也接受了中原文化。隋朝时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国王“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仿效华夏兴办学校，“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12，“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13。至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设置西州，随后又设置“安西四镇”加以管辖，华夏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就更加广泛了。至于那些入居内地的胡人和胡人后裔，习学儒学，满腹经纶，年深日久，也就逐渐“汉”化了14。结果“胡化”与“汉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大唐文化无比绚烂，充满生机。‎ ‎　　第三，儒、道、佛三教鼎盛，共同发展，带动各种文化争奇斗艳。隋唐皇帝都是尊儒的。唐太宗认为治理国家时刻不能没有儒学，“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15。自唐高祖以老子李聃为始祖，以后诸帝皆推崇道教，甚至尊老子为“玄元皇帝”。隋唐皇帝除唐武宗之外，也都程度不同地信仰佛教。唐太宗以盛大仪式欢迎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从贞观五年法门寺开启地宫、出示佛骨，其后历代皇帝“六迎佛骨”，总称“七迎佛骨”；韩愈 上奏《谏迎佛骨表》，险些被宪宗斩首。思想是各种文化的灵魂，是深层次的文化。尽管各时期儒、道、佛的排列次序不同，但总的来说，唐代皇帝大都尊儒崇道信佛，促使三教鼎盛，共同发展，因而带动了科举、法典、体育、文学艺术、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科学技术、历史学等各种文化的蓬勃发展，争奇斗艳。‎ ‎　　隋唐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一个总的特点是博大精深。博大，就是广博宏大，包括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精深，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顶尖的代表人物，都有传世精品，品位高，质量精，有特色，影响大。其中有大建筑家宇文恺，大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玄奘，大军事家李靖、李勣、李光弼、郭子仪，大散文学韩愈、柳宗元，大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大画家阎立本，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更有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还有塑圣杨惠之，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等等，不胜枚举。他们的传世佳作，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迄今世人惊羡不已。唐代的传世文物，昭陵六骏、乾陵六十一蕃臣像，大、小雁塔，敦煌莫高窟中的隋唐壁画，出土的唐墓壁画、三彩陶俑，等等，迄今令游人流连忘返，称赞不已。隋唐文化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而且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魁力，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形成世界公认的环太平洋的“唐文化圈”。‎ 三、五代—明清时期 第一节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兴起 毛泽东论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1—62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的论述 ‎　　南方自南朝历隋、唐，经济一直在缓慢地上升，并且形成了若干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是两汉以来的旧区域，每逢中原丧乱，就有人据蜀自立。隋唐时扬州为东南第一大城市，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地区，富强足以自立，并且有力量占据江南、江西大片土地，形成一个大经济区域。三吴(南朝称吴、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即唐朝苏、湖、越三州)是南朝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地，唐时立浙江东西两道，设镇海(浙江西道，治苏州)镇东(浙江东道，治越州)两节度使，唐末，以新起的杭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两浙区。岭南、福建经济文化较上列各区落后，福建更落后些庸中期以后，两地都渐有进展，岭南以广州(岭南节度使治所)为中心，福建以福州(唐时福建经略使治所)为中心，形成两个区域。广州是海上贸易的主要城市，福建的泉州，唐时也开始成为通商港口，海上贸易对这两区有重要意义。湖南比福建差，但唐朝新发达的商品——茶叶，在湖南大量生生，为北方所必需，这就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区。荆南(南平)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北方小朝廷与吴、蜀、楚诸国的缓冲地，依靠商税，勉强自成一区。以上各区，经济发展度，高低很不平衡，大体上，割据者可以凭借一个区成立一个政权；另方面，割据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推进经济，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战争较少，某些国君注意兴利事业，原因在此。尽管是这样，各区并不能完全自给，有待于互通有无，更有待于南北双方的互通有无，所以，五代十国政治上是分裂的，全中国的经济联系却是相当密切的，自然，这种联系不能不受政治分裂的阻碍，当北方政局稳定时，全国就不可抗拒地复归于统一。‎ ‎　　‎ ‎　　(选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3)，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关于周世宗改革的论述 ‎　　周世宗在周太祖革弊的基础上，一面继续改善政治，一面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推动历史又前进一步。‎ ‎　　周世宗精明强干，志气弘大，内政和军事，都取得成就。他留心农事，刻木为农夫蚕妇，放在殿廷上，统治者能够心目中还有农夫蚕妇，想为民众减轻些痛苦，这就是好的统治者。有一次，同将相们在殿上会餐，他说：这两天很冷，我在宫中吃好饭，不觉得冷，无功于民而坐享天禄，实在惭愧。既不能耕田食力，只有亲临战阵为民除害，心里也许安稳些。他用这些话来勉励大臣们，与前朝君主纵容勋旧功臣，放肆作恶，态度不同，这一点，恰恰是改善政治的关键。他的政治成就，主要有下列三事。‎ ‎　　(一)整顿纪纲——周世宗任用李谷、王溥、范质等人为宰相，魏仁浦为枢密使，都是很好的人选。他自己也振作精神，大权独揽，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权，对群臣说，我决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周太祖过度纵容王峻、王殷，后来二人因骄横被杀。周世宗吸取这个教训，群臣有功，不吝厚赏，有过失，当面质责，等到知过改正，也就不咎既往，依旧任使。他用法严峻，群臣失职误事，往往处死刑，即使有才干声名，也很少宽宥。他曾发怒要杀翰林学士窦仪，宰相范质叩头苦谏，说窦仪罪不该死，好久才赦免窦仪。九五七年，修永福殿，令宦官孙延希管理工程。周世宗到工地，见有些工役削木片当菜匙，用瓦盛饭，大怒，斩孙延希。初即帝位时(九五四年)，发觉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额外多收橐税，令孟汉卿自杀。朝官奏称刑重，周世宗说，我也知道，不过要用他来惩戒众官，不许扰民。九五五年，令翰林学士、两省(门下省、中书省)官荐举低级地方官，试用后如犯贪污罪，荐举官一并治罪。为整顿纪纲，改变贪风，对百官施重刑，用意是可取的，后来官吏比较守法，他用刑也就宽了一些。五代相沿，律令格敕积至一百五六十卷，文字难懂，条目又烦杂不一，贪官污吏得以舞文弄法，陷害民众。周世宗令御史张湜等注释删节，王溥、范质等据文评议，详定为《刑统》二十一卷。九五八年，颁布《大周刑统》，使全国遵守统一的法律。宋朝沿用《刑统》，成为继承《唐律》的一部重要律书。‎ ‎　　周世宗大权独揽，但并不刚愎自用。他要求群臣极言得失，说，你们说了我不用，是我的罪过，我求言你们不说，该谁负责！九五七年，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你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各色人等，不限资格，都可应试。他曾令朝臣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亲自阅览。他进行统一战争，用兵步骤就是采用王朴《开边策》的建议，足见臣下有好意见，他是肯听取的。‎ ‎　　(二)减轻民困——佛教在唐、五代时是民众的一个大蠹虫。周世宗限制佛教，对民众是大贡献。九五五年，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不得家长允许，不许受戒出家。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等等惑人恶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年造僧尼账，有死亡、还俗，都随时销账。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四万二千余人，尼一万八千余人；寺院废除三万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数不详。减少寺院和僧尼，就是减少剥削者和坐食者，不仅对民众有利，就是那些普通僧尼，在寺院中受大僧尼压迫，得机会还俗，何尝不是幸福。周世宗在立国不过四五年的形势下，限制佛教，逐年缩小僧尼数，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自佛教盛行以来，寺院多销铜钱造佛像，周世宗令寺院除钟磐钹锋之类得留用外，所有铜佛像，一律送官府收买，用作铸钱原料。他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纪》引北宋杨亿说，镇州有一尊大悲(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这个像。周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面、胸，旁观的人都替他惊慌。周世宗是否确有斫像事，不可知，但佛教徒企图说明周世宗病死(据说“疽发于胸”)，是由于伤害了灵像，却只能说明佛教徒的荒谬无耻。‎ ‎　　九五六年，周世宗因历朝相沿，不等待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下诏从是年起，夏税到六月，秋税到十月，才开始征收。民间感到方便。九五八年，依据元镇《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出朝官三十四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六十州田租，连历朝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纳租，取消特权，可见这次均赋，相当彻底。接着下诏诸色课户及俸户(替官府放债收息提供俸给的富户)编入州县民籍，所有幕职及州县官，由朝廷发给俸钱及米麦。扫除唐初以来三百数十年的弊政，显示周世宗改革积弊严惩贪污的决心。九五九年，开封府奏称田税旧有十万二千余顷，现查出隐税田四万二千余顷。周世宗令减为三万八千顷，即免收十分之一的田税，抵销官府的多报数，用心是较为持平的。‎ ‎　　(三)‎ 准备统一，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在他在位的五年六个月中间，主要是用兵开拓疆土，但也留意统一后的某些安排，表现出长远的计划。九五五年夏初，下诏扩大开封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闲开始筑城，到次年春耕时停止，分年进行，逐渐完成，又令今后埋葬，必须在标帜七里以外，标帜内等待街道及仓场营房划定后，听民间随便营造房屋。开封城中街道被权势家造屋侵占，很少能通大车，周世宗令改直并放宽，有些大路宽至三十步。又迁坟墓到标帜外，对群臣说，近来扩大京城，不少人有怨言，不过，日后总会得到好处。九五六年，发开封府及附近数州民夫十余万人筑外城，开封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而新兴的大都市。‎ ‎　　周世宗又力求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汴水自唐末溃决，埇桥(在安徽宿县北)东南水道开淤塞。周世宗谋击南唐，发民夫因旧堤疏浚，东至泗水上，对群臣说，目前固然有困难，几年以后，漕运通达，一定获利。九五七年。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连接济水，山东地区得与开封通舟。九五八年，攻拔南唐静海军(江苏南通县)，与吴越国直接通航。同年，取得南唐江北土地，开掘汴口，导黄河水通淮水，恢复了唐时运路，江、淮漕船可以到达开封。九五九年，令王朴到河阴(河南荥阳县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弓汴水入蔡水(宋时名惠民河)，通陈、颖等州漕运。浚五丈河，经过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周世宗没有完成纶一的大事业，但在水路交通上，却基本统一了。‎ ‎　　周世宗原想在前十年中，完成统一大业，连年出战，不求休息，虽然政治有所改善，民众的负担却很沉重。不过，他为统一而战，是符合民众愿望的，所以民劳苦而不怨，战争都取得胜利。‎ ‎　　‎ ‎　　(选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3)，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关于阿保机 统一各部、建立契丹国的论述 契丹的国家，是在阿保机取代遥辇后十年，即九一六年，由阿保机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如象各民族的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旧制度不会自行消亡，新制度也不能自然的建立。契丹社会内部虽已具备了建立国家的客观条件，阿保机的建国还是经历了同氏族部落制的旧制度反复斗争的过程。‎ ‎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不能不引起世选联盟长的遥辇氏贵族的怨忿，但他们根本没有和阿保机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发动战乱。联盟中的一个小部落涅刺部(涅烈部)起兵反抗，但由于他们只有很少的力量，新任惕隐刺葛便率领联盟的军马，轻而易举地把涅刺部讨平。‎ ‎　　大规模的斗争是所谓“变起肘腋”，即来自迭刺部中阿保机的亲族。他们是和阿保机一样同具当选资格的贵族，阿保机要改变部落选举制的旧制度而加强他的权力，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激烈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 ‎　　九一一年，即阿保机取代遥辇的第五年，惕隐刺葛和阿保机弟迭刺、寅底石、安端等共同策划了反阿保机的战乱。传说契丹旧制三年一选，阿保机“久不受代”，引起部落贵族的反抗。这个传说反映着阿保机在开始破坏联盟选举制，而部落贵族是作为选举制的维护者举行了反抗。战乱爆发前，安端妻粘睦姑向阿保机报告了消息，阿保机随即采取措施平息了战乱。五月间，阿保机与刺葛等登山盟誓，祭告天地。然后罢免刺葛的惕隐职务，改任为迭刺部夷离堇。前任于越释鲁子滑哥(化葛)继任惕隐。滑哥也是阿保机的反对派。《辽史·滑哥传》说，阿保机“虽知滑哥凶逆，姑示含忍，授以惕隐”。阿保机的这些措施，显然是用妥协的办法，来换取贵族旧势力的支持。‎ ‎　　九一二年七月，刺葛和选刺、安端、寅底石等再一次发动战乱。这次得到了于越辖底的支持，新任惕隐滑哥也参预了乱谋。阿保机以下的几个最重要的官员于越、惕隐和迭刺部夷离堇等组成的这个强大集团，无疑是对阿保机的严重威胁。这时，阿保机领兵攻掠西南诸部，命刺葛分兵攻平州。当阿保机在十月间还军时，刺葛白平州领兵阻道，企图对阿保机进行半途邀击。阿保机没有展开反攻，反而引兵南移，并在这一天立即烧柴祭天，举行了传统的选举仪式柴册仪、阿保机由此巩固了他的联盟长可汗地位，反乱者失去了维护传统的选举制的旗帜，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次日，即向阿保机“谢罪”，表示臣服。‎ ‎　　斗争并没有完结。仅仅在几个月之后，规模更大的叛乱终于爆发了。‎ ‎　　叛乱仍是由阿何机弟刺葛等人的集团发动的。迭刺部的兄弟部落乙室部的贵族也参加了进来，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叛乱经过周密的部署。九一三年三月，刺葛一面派迭刺、安端等去谋杀阿保机，一面引众至乙室堇淀，准备旗鼓，图谋篡立。何保机发觉了这个密谋，拘捕了迭刺、安端，并亲自率领大兵北追刺葛。这时，由寅底石率领的另一支叛军，乘机去攻打阿保机的可汗营帐。留驻营帐的阿保机妻述律氏阻险自守。叛军焚烧了阿保机的辎重和庐帐，大肆杀掠，并且夺去了作为可汗象征的旗鼓和祖先的“神帐”。述律氏派兵去救援，只能把旗鼓夺回。‎ ‎　　阿保机依靠他的腹心部侍卫军和被征眼的邻族室韦、吐浑的兵力，展开反攻。四月，由审密部的敌鲁和阿古只率领侍卫军进攻刺葛，与室韦、吐浑兵配合作战，终于击溃了刺葛的叛军，夺回了“神帐”。刺葛、辖底等被擒。‎ ‎　　叛乱平定后，阿保机首先处死了于越辖底和乙室部的迪里古，并在这年冬天，再次召集氏族部落长老，在莲花泊焚柴举行传统的选汗礼仪。‎ ‎　　阿保机只是在再次举行选举后，才对叛乱的迭刺部贵族作了处置。参预叛乱的滑哥是经过部落长会议把他处死。叛乱首领刺葛和迭刺仅是“杖而释之”。寅底石和安端甚至被免罪，不加处置。这显然不是由于什么兄弟间的宽厚，而是说明，同具当选资格的迭刺部贵族有着传统的旧制度作为他们举行叛乱的根据。‎ ‎　　这次叛乱延续了两个月之久，战乱的规模是空前的。契丹的牲畜死亡十之七八，阿保机的士卒只能煮马驹采野菜作食物。阿保机后来描述说：“他们恣行不道，残害好人，屠杀人民，剽掠财产。民间原来有马万匹，现在只能徒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显然是契丹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的斗争。阿保机是作为最大的奴隶占有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而遭到反抗的。他进一步破坏了古老的氏族部落组织，日益走向建立奴隶主专政的国家，破坏了部落选举制，日益走向建立君主世袭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权势相当的贵族们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反抗的贵族们要实现夺取权位的企图，就不能不打起部部选举制的旗帜，从而成为旧制度的维护者和代表者。斗争的实质，也就不能不是旧势力和新势力，旧制度和新制度之间的生死斗争。阿保机只是在经过了激烈的斗争，才赢得了胜利，建立起契丹奴隶主的国家。‎ ‎　　九一六年，阿保机正式废除了部落联盟的旧制度，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了契丹奴隶主的国家。由于阿保机连年侵掠汉地，俘掳到大批的汉人，日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他摒弃了突厥可汗称号等制度，按照汉族政治制度的模式，建立了契丹的国家机构。‎ 世袭皇权的确立 九一六年，阿保机(辽太祖)作为契丹奴隶主的总首领，仿照汉人王朝的体制，采用皇帝的称号，称“天皇帝”，妻称“地皇后”，建年号“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从而宣告了契丹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和世袭皇权的确立。此后的契丹皇帝即由阿保机一家世代传袭，选举可汗的“柴册仪”，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的仪式而保存下来。在皇帝的周围，相应地形成了一个统治机构。阿保机的亲信曷鲁在平乱后，任为迭刺部夷离堇，支持阿保机建国称帝，建国后任为于越。九二一年，又“正班爵”，规定了各级官员的不同等级。‎ 部落居民的地区性统治 遥辇氏八部以迭刺部为核心的五部和以乙室部为核心的三部，原来分别组成两个部落集团，称“北府”、“南府”。阿保机取代遥辇后，以八部以外的后族箫氏(审密)“世为北府宰。阿保机取代相”，统治北府五部。阿保机建国称帝后，于九二一年，以皇弟苏为南府宰相，统治乙室等三部。各部落又各规定了固定的“镇驻”地区。这就进一步梢毁了氏族部落的旧制度，形成为以北南府以外的后族和皇族贵族直接进行的地区性的统治。各部夷离堇改弥“令稳”，成为北、南府宰相统治下的一级官员。‎ ‎　　被掳掠和被征服的北边渔猎、游牧部落居民，分编为隶属于契丹八部的部落，在北南府宰相统治下，由契丹国家任命“节度使”，对他们进行统治。‎ 军队和卫军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建立，契丹军队已不再是氏族部落的军兵，而成为贵族对外掠夺，对内镇压奴隶的工具。在皇帝左右，设有以腹心部为核心的“宫卫骑军”，“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实际上是皇室贵族的特殊的警卫队。各地区有贵族将领统率的州县部族军，有兵事，“传檄而集”。‎ 造文字 契丹原无文字，刻木契记事。神册五年(九二O年)正月，阿保机从侄鲁不古和突吕不受命依仿汉字偏旁，制契丹大字。九月，大宇制成，颁行。此后，阿保机弟迭刺习回鹘语文，又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连贯。‎ 定法律 九二一年，阿保机告侍臣说：“国家事务，大小不一，法度不明，何从治理。”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契丹统治下的汉人仍依汉律。突吕不受命撰“决狱法”，成为契丹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法律的规定，巩固了契丹奴隶主国家的统治。在这同时，设置了决狱的法官“夷离毕”。‎ 建都城 史称耶律释鲁为于越时“始置城邑”，大抵只是处置俘虏奴隶的寨堡。九一八年，阿保机在潢河沿岸契丹故地“城西楼为皇都”(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室居地称西楼)‎ ‎。据《辽史·康默记传》记载，阿保机在蓟州俘掳的汉人康默记，董理建都城的工役，一百天而完工。这当是仿照汉人城邑建造的不大的城。九二六年，又在此基础上，扩建城郭，建筑宫殿寺庙。据《贾帅训墓志》说：后唐使臣贾去疑，被留在契丹，营建都城。阿保机建皇都，显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时，皇都称上京，成为城墙高二丈，幅员广二十七里的大城。北魏以来，黄河流域一直是拓拔、契丹人的渔猎畜牧之所。都城的营建，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　　阿保机时代，契丹奴隶主的国家还只是粗具规模，但它的建立无疑是契丹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契丹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 ‎　　(选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4)，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节度使 节度使 官名。唐初沿北周及隋旧制，于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都督，总揽数州军事。睿宗景云中(710－711)，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如有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一经略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之各州刺史(玄宗时称郡守)均为其下属，本身并兼任所驻在之州刺史。安史乱后，内地亦多设立节度使。辖境大小，自十余州至二三州不等。凡节度使所辖地区多兼军号，如泽潞号昭义军，鄂岳号武昌军之类。其时河北及另一些地区的节度使纷纷拥兵自大，传位于子孙或部下，不奉朝命，世称藩镇。五代时各地添设的节度使更多，废置亦不常。至北宋初，中央收回兵权，节度使始专作将相及宗室勋戚的荣衔，并不赴任，或赴任而无实权。惟辽金仍沿唐制设此官。元废。‎ ‎　　‎ ‎　　(选自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　　五代时期，北方由于军阀的混战，各小王朝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南方，军阀割据局面虽未消除，各小国的存在虽对社会生产起阻碍的作用，但由于有前代的生产基础，这一地区的战乱较少出现较长期的相对和平环境，这些情况又都对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北方许多人民因不堪忍受战火灾祸的迫害，不断地逃奔南方，也使南方广大地区补充了新的并有较高生产技术的劳动力，它对南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加以南方多数统治者惟恐被他人兼并，不得不实行某些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政策，以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客观上对南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五代时南方经济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且继续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吴、南唐与吴越统治地区，农业生产有相当发展。这一地区有着良好的生产基础，又是唐末五代人口流动的重点集聚区域之一。北方人口不仅有小股“避乱江淮”，而且也有整批的人口流入南方。辽军入侵开封时，皇甫晖就曾率密州人“奔人江南”。1至于自然的流入更不在少数。杨行密占有江淮地以后，战乱较少，“自杨氏王吴，淮甸之人不识干戈者二十余年”。2杨行密接受了幕僚高勗建议，“疮破之余，不可以加敛”，3采取了“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减”的政策。4因而，如在战乱中，搞得“庐舍焚荡，民户丧亡”5的扬州，不到三年时间，又成为“富雄”之地。吴国政府的仓储“金帛委积”，6可见吴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南唐李昪取政权后，也采取了息兵安民的政策。下令除一切额外租税。7蠲免逋赋，民因乱沦为奴婢者政府出钱赎为良人。8又奖励人民种桑，植三千株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达八十亩者，皆五年不收租税。李昪诏告：“有司计口给食，愿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复三年租役。9同时，南唐政府还除去了口钱，改收租赋钱为粟、帛等实物，因而取得了士民的拥护，“翁然归心”。由是“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10‎ ‎　　吴越也是农业很发达的地方。吴越和南唐一样，“皆有屯田”11到钱椒统治时期（547年以后）“募民垦荒田，勿取租税，由是境内并无弃田”12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 “米一石不过数十文13，农村更是“桑麻蔽野”14。‎ ‎　　福建岭南地区，是南汉和回国统治区域。这一地区由于没有直接遭到军阀混战的破坏，长时期保持着较比安定的和平环境，即所谓“五十年来，岭表无事，师之耳目，不识旗鼓”15。北方战乱之际，“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流入之16‎ ‎。同时南汉和闽的统治者都实行过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尤其是闽国的王审知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宴然”。17因而这一地区“公私富实，境内以安”18。‎ ‎　　据有湖南的楚国和江陵地区的南平，也和南方其他地区一样，执行着生息政策。楚国马殷曾接受谋臣高郁建议，实行“退休兵农”政策，奖励人民植茶种桑，务使“地力大完19，因而楚国“利尽南海，公室大富”20。周行逢占有湖南后，也是“躬履俭约，以率群下”21。积极鼓励农业生产，湖南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22。江陵地区自高季兴占有后，“招辑流散”，使“流民复归”23，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　　前、后蜀所占据的四川地区，号称“天府之国”，有丰富的物产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自八世纪中叶以来，没有遭受过战乱的破坏，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和平局面。前、后蜀建立后，即实行缓和政策。王建称帝后，“劝课农桑，轻省徭赋”，致使前蜀“仓廪充溢”24。到孟知祥占领四川后，“蠲除横赋，安集流散”25，继续实行安民课农的政策，后蜀的仓库，更是“财币充实”26，“斗米三钱”27。四川地区社会经济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　　五代时期，南方农业的发展是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有直接关系的。‎ ‎　　南唐时修筑的楚州白水塘、寿者的安丰塘、丹阳练湖及句容绛岩湖，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达万顷以上。‎ ‎　　吴越的水利灌溉业尤为发达。政府设“都水营田司”负责经营水利，同时又由士兵组成“撩浅军”经常负责西湖、太湖的修治和疏竣工作。在嘉兴、太仓、江阴沿江海地区以及太湖沿岸，都兴修了许多堤堰工程。“自松江而东至于海，又导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阴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闸，小者皆有堰”28。特别是后梁贞明元年（915年），在绍兴开鉴湖，使这一地区蓄泄有时，旱涝有备，保证了农业生产。吴越人民在大江南岸水渠较多之地，劳动人民还创造了一种圩田。这是由于江东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这里的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一圩方圆几十里，象大城一样。沿堤有许多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人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圩田是吴越人民向自然作斗争的重要创造，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塘江潮水为患，影响吴越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平四年（910年），吴越人民总结了防止海潮破坏的经验，在钱塘江北岸修建了捍海塘。沿岸修筑石堤，在距离石堤几丈以内投下许多盛满石块的长形竹笼，还打下几行粗大的木桩维护着竹笼，这样石堤得到保护，成为坚固的捍海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钱氏捍海塘”。这种“石囤木桩法”是一种很科学的方法。堤塘筑成后，泥沙渐积，堤岸更为坚固。捍海塘保卫了沿海的居民，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闽的水利事业，在五代时也发挥了不少作用。如长乐县严公湖“溉田四百五十顷”29。连江县东湖，溉民田“四万余顷”30。南汉之番禺县有陂十三，“南汉更辟之为甘泉苑”31。楚国则在漳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32。后蜀曾滥，“人被其利”33。后蜀也曾在褒中“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34。‎ ‎　　由此可见，南方水利事业是比较发展的。它的发展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反之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江淮地区，南唐时已是“野无闲田，桑无空地，荒土尽辟”的情况35。吴越地区“境内无弃田”36。随着农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也逐渐发展起来。茶树的栽种日益普遍，如福建建中一带“厥植惟茶，37。栽桑在南方也同样很发达。蜀在每年三月有蚕市，其中出卖“桑栽”者甚多的事实，说明其植桑事业的发达。‎ ‎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吴绫”、“越锦”与“蜀绣”同是吴、吴越、蜀出名的纺织品。浙江地区每年向北方输出纺织品的数量非常多，有时一次输出的绞、罗、锦、绮达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38。四川的锦绣更是驰名国内，后唐庄宗特派人来“市珍玩锦绣”39。湖南的纺织业本来不很发达，但由于楚国提倡和工匠辛勤的劳动。“未几，民间机杼大盛”40，所产丝、葛、紵布以及细葛布等，质量达列相当标准。数量也很可观。福建地区纺织业很著名，盛产蕉布、葛布等纺织品。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闽国对外输出锦、绮、罗有三千匹。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又输出葛布二万六千多匹，可见该地区纺织品数量之丰富。‎ ‎　　采矿与金属制造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吴与南唐的宣州，盛产钢铁。吴的武昌军节度使秦裴在湖北“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41。湖南“地多铅铁”，马殷接受其军部判官高郁的建议，“铸铅铁为钱”，“国以富饶”42。南汉是出产金、银最多的地方，其富、宾、澄州的江溪间出金最多，“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43‎ ‎。随着采矿业的发展，金属制造业相应地发展起来。浙江的金属器皿驰名全国，向北方入贡，一次即有金银饰、陶器十四万余件，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余万件。南汉惠州所出锡器特别有名，“工人亦极精巧，他省工匠不及也”44。‎ ‎　　造船业也相当发展。吴越所属的杭州湾“舟揖辐犊，望之不见其首尾45。据日本史书记载，五代时中日间往来的商船“全是中国船”，“而中国船中，几乎又都是吴越的船只。”46可见吴越造船业的发展。南唐与后周交战于淮上之时，后周在打败南唐水军后，“所获战船烧沈之余得三百余艘”47这足以说明南唐造船业的发展。南汉更有一种不用铁钉的船，“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48。‎ ‎　　吴越的秘色瓷器，是青瓷中的绝品，胎质色釉都比前代进步，为陶瓷手工业者的一大创造。浙江所产“金扣”（镶边）瓷器，是向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动以万计，可见其产量之多。‎ ‎　　制茶业的焙制技术也比以前大有进步，建州的蜡茶约有六种，“乳泛汤面，与熔蜡相似”49，不仅质量好，而且产量也很可观。每年对外输出达五、六万斤以上。湖南地区制茶业更为发达，楚国曾明令茶农可以自由焙制，因而在制茶的质量与数量上提高很快，当地每年外销茶叶，多者超过二十五万斤，可见其产茶数量的丰富。‎ ‎　　商业贸易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广州、福州、成都、扬州、金陵、潭州、杭州、洪州、丹阳等城市，不仅是手工业生产的集中地，同时也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各城市市场交易都很繁荣，“商旅辐辏”50，往来相当活跃。楚国与吴越的商业贸易很突出，楚国每年向外输出大量茶叶，曾于汴、荆、襄、唐、郢、复等州设有“回图务”以“卖茶，其利十倍”，51从中原贩“缯纩战马而归”52。吴越自从修筑钱塘江石堤，凿平江中滩石以后，大大便利了水路航行，北上中原贸易，皆泛海至山东登、莱，而达开封。对外又与日本、新罗建立通商关系。‎ ‎　　闽国曾“招徕海中蛮夷商贾”53，商业贸易日趋发展。王审知统治时，福州由于水陆交通的日趋发达，“故得填郊溢郭，击轂摩肩”54。成为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闽国积极发展对中原的贸易。这时期陆路虽有吴国阻隔，但海路交往不断。自福州泛海至山东登、莱，然后取陆道至开封。每次交易，商品种类繁多，价值在千万以上。泉州亦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对南洋、西亚的贸易往来频繁，阿拉伯商人来这里的很多。南汉鼓励对内地的商业贸易，不仅。“西通黔、蜀”，“岭北商，贾”55,亦多至广东经商。广州是几世纪以来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五代时对外贸易很活跃。‎ ‎　　前、后蜀的商业也很发达。成都是蜀的经济、文化小心，有“锦城”之称。“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56。王建统治四川时，每年三月的蚕市，“货易毕集，阛明填委57”，异常繁盛。‎ ‎　　南唐建国之初，即鼓励对其他各邦的贸易。除与吴越加强贸易外，南唐商人多以茶、丝和中原交换羊马，甚至从海上远至契丹进行商业交往。荆南占地虽小，财政收入大部靠商税。高从诲统治时，因“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贫乏”58，可见荆南与商业贸易的密切关系。‎ ‎　　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唐朝南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经过五代时期，南方愈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南方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南方各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另方面也促进了各地区间经济的联系，为全国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也应看到，由于五代时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加以南方各国剥削的残酷，也使得南方经济的发展遭受阻障。‎ ‎　　‎ ‎　　（选自关枫等编著：《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后周世宗的改革 ‎　　乾祐三年（950年），后周政权建立前后，全国政治形势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南方的南唐和后蜀的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开运元年（944年）南唐灭亡问政权，占有福建大部分土地。）广顺元年（951年），又乘楚内乱，派遣军队占有了楚的全部土地。于是南唐所辖的地区，从原来的二十八州，扩展到三十五州，成为南方一支强大的势力。与此同时，四川的后蜀领地也有所扩展。后蜀原来就是南方较为强大的政权，占有五十余州的土地。后晋末年，契丹入侵。后晋秦州节度使何健以秦、成、阶三州之地降蜀，蜀又攻占凤州，后蜀势力进一步发展。这样，蜀、南唐与后周形成了鼎足之势。‎ ‎　　从后周政权来看，北方契丹的威胁并未解除。辽军往往利用中原多事之秋，“乘虚入寇”，1‎ 北部边境的安宁难以保证。后周内部又面临着五代军阀割据时期所造成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局面。‎ ‎　　显德元年（954年）郭威死，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邢州龙冈人，父为庄田主。幼时为其姑夫部威收为养子。年轻时代，曾随大商人颉跌氏外出经商，远至江陵（湖北江陵）做茶叶生意，柴荣得以接触社会，了解现实的一些情况。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郭威被任命为权枢密副使时，柴荣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因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后周政权建立后，柴荣担任澶州（河南濮阳）节度使，被封为太原郡侯。广顺三年（953年），为开封尹，晋封为晋王。郭威去世后，柴荣继承了帝位。‎ ‎　　郭威及其后继者柴荣，目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政局的变化，对全国局势的认识比较深刻。他们接受了前代几个小王朝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内容较为广泛的社会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后周政权，巩固封建统治。‎ ‎　　首先，刷新政治。郭威和柴荣在位时，皆亲决军国大事，曾屡次下沼求谏求贤。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曾命令臣下各自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听取臣下的意见。柴荣还“好拔奇取俊”2,注意搜罗有才能的士人。因而“有自布农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3。‎ ‎　　提倡节俭，严惩贪官污吏，也是后用政权刷新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后周统治阶级一反五代统治者奢侈豪华，苛虐百姓的做法，下令“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货，殿庭绝珠玉之珍”4。同时严惩贪官污吏，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他放纵部下侵扰人民，在征收藁税时，向百姓额外“多取耗余”而被处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世宗柴荣答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5又罢除一些地方奸邪酷吏。莱州（山东掖县）刺史叶仁鲁，虽是郭威部下，也因贪赃绢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被处死。显德五年（958年）又杀死楚州（江苏淮安）防御史张顺，因为他在任期间，曾吞没榷税钱五十万和官丝绵二千两。‎ ‎　　后周还调整了州县行政机构，裁并乡村，整顿里甲，清查户口。柴荣接受中书舍人窦俨的建议，采用新郑县义营的办法，来加强统治。显德五年（958年），命令全国各地州府，将一百户居民组成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日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6。‎ ‎　　后周的这些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 ‎　　第二，积极解决农业劳动力和垦荒。这是后周解决现存严重社会问题的关键措施。‎ ‎　　处置营田是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广顺三年（953年），后周规定；“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这样不仅“出户三万”，使国家增加了纳税户，改变了营田土地为官史所侵占，营田收入为管理的官吏所侵吞的现象，而且由于“百姓既得为已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努7。‎ ‎　　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根据客观实际，分别不同情况解决上地问题。显德二年（955年）规定，“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8。按规定，凡逃户庄田允许农民承种为永业，如田主三年内还乡者，分之一半；五年内还乡者，则交还三分之一。但承佃户自己出力益造的房屋和栽种的树木园圃不在交还之列。五周年以外回来的，庄田除本户的坟地以外，便不予交还；桑田如承佃户无力栽种而致荒废的，就交还本户。在北方边境地区，由于人民常遭辽军掳掠，人口流动较大，故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较为通融。规定逃户庄田许民承佃耕种，但田主五年内归来者，桑田与庄田交还业主三分之二；十年内归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年内归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另外还规定流亡户的庄田如无人承佃耕种，则州县应设法招还本户；或由别户请求耕种，作为其永业。招还本户或归于别户时，在第一年内都免除租税。后周这种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主要精神在于将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之上，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它是在没有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的，客观上对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 ‎　　第三，改革税收。后周统治者改变了五代以来“竭泽而渔”的办法，对赋税制度实行了一些改革。‎ ‎　　牛租和牛皮税是五代时期骚扰人民的租税之一。后梁朱温将部分耕牛分给农民，强迫农民交牛租。后来朝代虽几经变换，牛早已死去，牛租仍然照样交纳，成为农民的负担。对于牛皮的买卖，更是五代的禁令，后汉统治时，曾规定，牛皮不交与政府者，处死刑。后周时期，蠲免了自后梁以来征收牛租的规定；改将牛皮税分摊到田亩上，每十顷田地，捐牛皮一张，余下的听民自用或买卖。‎ ‎　　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又下令减免租税，凡诸道州府人民于广顺三年（953年）所欠的夏、秋两税，和按惯例应征收的两税以外的财物布帛等苛捐杂税，一律放免。并罢去许多不合理的差役，免除掉不少的无名科敛。‎ ‎　　显德三年（596年），又重新规定了征收赋税的时间，夏税从六月一日开始征收，秋税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由于征收打了固定的制度，“民间便之”9。‎ ‎　　税收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均田（均定田租）显德五年（958年）十月，后周根据唐元稹任同州刺史制定的《均田表》为蓝本制成《均田图》，颁发给各州道节度使、刺史，令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租税政策。随后并遣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到河南等地六十州县，调查上地的实际数量，分别核定民田，均定租赋，并查出许多不缴租赋的欺隐土地。这样的做法，既能缓和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也能增加后周的财政收人。‎ ‎　　第四，废寺院，令僧尼还俗。寺院贵族势力的增长，是唐中叶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和劳动人手，不但使封建国家失去大量的纳税户，还会妨碍封建政权的稳定。五代时，人民为了逃避兵役与赋役多剃度为僧尼。本来五代时劳动力损失已很严重，加上僧尼日多，对建国家的劳动人手就更感到缺乏。寺院增多，也使大量铜铸成佛像，影响了钱币的发行，致使钱币短缺，影响商品的交流与政府的财政收入。‎ ‎　　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后周政府下令“毁怫”，凡全国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10。若州县无“敕额”的寺院，则可在废止的寺院中选规模最大者，为僧、尼各留一所。并令被废除寺院中的僧尼还俗归农，以加强农业劳动力。据统计，当时废全国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约为二十余万人。‎ ‎　　柴荣在抑佛以后，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11，这样初步改变了五代以来钱币缺乏的状况。‎ ‎　　第五，后周统治者十分注意兴修水利。五代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原有河渠陂塘等水利灌溉系统失修荒废，有些军阀故意决开黄河大堤，造成人为的水患。显德元年（954年），后周派李榖到澶、郓、齐等州巡视堤防，发丁夫六万，对黄河下游各处决口修治月余。显德六年（959年），河决原武（河南原阳），后周又派宣徽南院使吴延柞调二万民夫堵口。几次修筑，多少减轻了黄河的水患，保证了沿岸的农业生产。‎ ‎　　汴水自唐末决口后，长期失修，严重地影响了灌溉及漕运。柴荣即位后，连年修治汴水，使之北入五丈河，12济水到梁山泊，以通山东的水运。南下，引导入蔡水，“以通陈（河南淮阳）、颍（安微阜阳）之漕”13。并在汴口立斗门，以调节黄河人汴水的水量，“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揖始通”14。这样，不仅使开封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而日趋繁荣，也促进了沿岸农业的发展。‎ ‎　　此外，还疏浚了径水，以灌溉农田；疏通了北部边境的胡卢河，并在李晏口垒筑城堡，使契丹“不敢涉河，边民稍得耕牧焉”15。‎ ‎　　综上可知，后周政权实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强化了统治机构，澄清了某些政治弊端，也稳定了社会秩序，缓和了阶级矛盾，使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在辽、北汉、后蜀、南唐等各个割据政权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纷纷涌入后周境内，前后多达数十万人。可见一，后周政权的威信大为提高。后周实行的改革，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中原地区不到几年，便出现了“小康”的局面，它为统一全国和抗击辽军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后周的改革，带来了由衰败至强盛，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转机。‎ ‎　‎ 整顿军伍与“北战南征”的统一活动 ‎　　‎ ‎　　后周在改革政治、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又进行了整军工作，并及时地开展了扩大辖区的军事行动。‎ ‎　　后周建国初年，军队质量很坏，缺乏战斗力，尤其是禁卫亲军“赢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每遇大敌，不走即降”16。显德元年（954年），北汉曾乘郭威逝世，柴荣刚刚即位，后周政局尚未完全稳定的时机，勾结契丹贵族大举南下。柴荣率军亲征。“高平之战”，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交锋不久，便率骑南逃，步兵千人降汉。柴荣率军冲杀，才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　　高平之役，北汉虽被后周军队击败，但周军的弱点却暴露无遗。柴荣为了稳定后周政权，首先处理了在战争中临阵逃脱，并劫掠本军辎重的骄兵悍将，坚决地将樊爱能、何徽等将校七十余人一律处斩。从此，“军声始振”17。‎ ‎　　接着，后周又整顿殿前禁军，汰去老弱怯懦军士，不论步兵、骑兵都严加挑选。“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乃沼“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18“（精）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为“殿前诸班”19为了准备南征，后周又创建水军。‎ ‎　　“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20。‎ ‎　　后周整顿军队的结果，不仅山于汰弱留强，节省了政府的财政开支，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封建中央的武装力量，使中央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地方。‎ ‎　　后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增强了后周政权的实力；加以高平大捷打击了北部契丹贵族的气焰，北汉亦“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21。南方后蜀政权十分腐败，“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22；南唐政治日益紊乱，由于对闽、楚战争，弄得“父征子响”，“下夺农时”23，“国用遂为一空”24。因之，后周与邻近各个割据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国人民久乱思治，“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25，人民渴望统一。于是，周世宗柴荣开始“思混一天下”26有了统一全国的信念。‎ ‎　　显德二年（955年），后周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活动。是年九月，命风翔节度使王景等率军自散关西攻蜀国，连克秦，成阶、凤四州，堵住了后蜀北进的道路，使西部局势稳定。‎ ‎　　当年十一月，后周又下令南征南府。柴荣亲自率军出征，在淮上与南府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显德五年（958年），柴荣率领水、陆两军连克濠、泗、楚州等地，南唐被迫议和，割江北光、寿、庐、舒、蕲、黄、滁、和、濠、泗、楚、海，扬、秦等十四州六十县地归后周领有；又每年向周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十万斤、米、麦二十万斤。后周占有淮南、江北十四州之地，不仅成为进兵江南的根据地，而且淮南的财富，又为后周财政提供了物质保证，从而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优势。‎ ‎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又率军北伐辽国及北汉。在北方人民的支持下，军事进展很快，连下三关——益津、瓦桥和淤口，并收复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之地，给予辽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然而，正当周军准备进攻幽州之际，柴荣忽染急汕，只好回军大梁。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柴荣病死于开封，时年仅三十九岁。‎ ‎　　综上所述，后周立国虽不到十年，但由于较有头脑的政治家郭威、柴荣等，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致力于刷新政治、恢复生产、整顿军伍以及巩固边防和扩展辖区等项活动，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边防得到巩固，后周实力得到增强。这样，就迅速地促使了全国割据均衡局势的瓦解，中原地区开始形成统一全国的中心政治趋势，为北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　　‎ ‎　　（选自吴枫等编著：《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契丹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 ‎　　──读陈述先生《契丹史论证稿》和《契丹政治史稿》‎ ‎　　‎ ‎　　陈述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主要都贡献给了辽金史的研究，硕果累累，而突出的成果是30年代的《契丹史论证稿》和80年代的《契丹政治史槁》。这两部书在各自的时代都是学术上的领衔作品，对辽史的研究有重要指导价值。两部书相隔近四十年，它们之间有承传关系，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修改撰写的，从两部书的内容变化和观点发展上，不难看出陈先生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下面仅就这两部书中有关契丹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略作比较和评述。‎ ‎　　《契丹史论证稿》是1939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刊行的。那时陈先生还是位青年学者，但已具备了史家的素养，论点鲜明，有充足的史料依据。日本学者乌居龙藏先生在《燕京学报》上撰文介绍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为“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兴味者，读之对著者之高见不胜饮佩”。“此书乃庄重之出版品，系最有价值之一编政事史”1。‎ ‎　　这部书的许多学术观点颇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契丹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书中说：“契丹 为中华民族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广溢，亦吾中华民族之光荣”。这在当时民族问题的论述中，是有高度学术勇气的，同时也是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汉族当政的王朝多，且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的影响，极力抹煞少数民族的存在，甚至常常把边疆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称为“异族”，把他们的南下，称为“异族入侵”中原。至今港台一些著作，包括中学历史教科书里，仍然称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为“异族”。而陈先生能在30年代就用这样的观点来阐述契丹的历史，这在当时不仅学术观点正确，而且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早已沦亡，并被日本分割出去，建立了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是日本侵略者的一贯用心。为了从历史上找到分裂中国的根据，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早就将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算在中华民族之内，而称之为“异族”。因此，他们按照这一逻辑推断，历史上的中国仅指长城以南部分，而不包括东北地区。起自辽河流域的契丹族，在他们的眼里自然也是“异族”。可见，陈先生在当时论述契丹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有重要的针对性的，这不仅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坚持真理，更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书中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即：“方今全国一家，纵以地域气候所限，容有生活方式之殊，而精神之凝聚无间，是又吾人所不可忽视者也。”先生的意思是说，在今天统一的中国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条件虽然不同，生活方式也有差异，但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精神境界，都有一种共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十分重要的。先生在我国东北为日本占领、华北遭日本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形势下，借叙述契丹历史，疾呼中华民族“方今全国一家”，“精神之凝聚无间”，既从历史上说明契丹是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原因；又指出当时东北各族与全国为一家，且“精神之凝聚无间”，这是具有深层重要意义的。‎ ‎　　在四十多年后，陈先生的《契丹政治史稿》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对契丹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论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方面充分肯定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从这两部书中的标题和内容的变化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后一部书里，更加充分肯定契丹族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契丹史论证稿》一书里第一篇的标题为“亚洲之游牧民族”；而《契丹政治史稿》一书中，第一篇的标题改为“契丹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内容虽然涉及亚洲游牧民族生活，但落脚点是“居住在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人们”，主要讲我国北方各游牧民族生活特点及与中原农业生活的区别和关系，以此说明北方各族同中原地区“彼此相依不能分离”的关系。这也就指出契丹族在祖国历史大家庭里具有重要地位，同汉族等各民族彼此互相依靠，不可分离。在这部书里，陈先生还将以往对辽亡以后契丹人去向的研究成果2写入本书，增加了第八篇“辽廷瓦解以后的契丹人”，叙述了辽朝瓦解以后，契丹人不同的去向，以及与今天各族的联系和作用。以往的史书里，是没有这样具体的、总括的叙述过契丹人的去向的。这是修改后的这部书的价值所在，即为学者进一步研究辽朝瓦解后契丹人的去向，开阔了眼界，并提供了资料；而且，通过契丹的不同去向，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民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　　辽朝瓦解以后，留在中原的契丹人，已经逐步与汉族、女真族融合。北方的契丹人被金朝安排在临潢以北，让他们防御金的北部边疆。这部分人仍过着“射猎畜牧和粗放的农耕生活”，使用同一的语言，保留着契丹人早期的习俗，如供奉库烈儿佛等。总之，他们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另有一部分游牧的契丹人，不肯附金，退到金统治的范围之外，后来投附蒙古，参加蒙古的南征，也被安排在各地驻防。他们的后代也就留在了当地，与当地的汉人融合。如今天云南保山地区有蒋姓人，即契丹“阿莽蒋”的后代；今吉林梨树县有律氏，是契丹耶律氏后代；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五川县有萧姓，相传是萧太后的族人；河北宝低县有“耶律各庄”，村人多姓刘，辽金以来，耶律译为刘。投附蒙古的契丹人，没有参加南征的，过着原有的牧猎生活，保留了浓重的契丹风俗习惯。元明之交，这部分人和临潢地带的契丹人，随蒙古人北迁，“散居于祖国东北边缘地带”，仍然起着防御边疆的作用。他们之中，有些融于蒙古族，有些仍保留着契丹的传统习俗。今天的达斡尔人就渊源于这些保留着契丹传统习俗的人。达斡尔人在明末清初又处在反抗沙俄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最前线。而西辽瓦解后，居住在祖国西部的契丹人，逐步融合于维吾尔、蒙古等族，承担着建设和保卫祖国西部疆域的作用。‎ ‎　　由此不难看出，辽朝瓦解后，契丹人的各部分处境虽然不同，但无论是融于各族之中的契丹后裔，还是继续保持着契丹习俗、后演变成达斡尔族的部落，都在保卫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和他们的前辈，即辽朝的契丹人，在祖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另一方面充分肯定契丹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契丹政治史稿》第一篇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契丹的壮大及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这与《契丹史论证稿》一书中同一地位的标题：“四·北系中之契丹 ‎”，不仅在标题上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即除了叙述契丹族的壮大外，重点叙述了契丹对祖国历史的贡献，主要从以下五点：‎ ‎　　一、“沟通长城南北，奠定了祖国统一的基础”。陈先生认为从秦统一六国、筑长城，区分了农牧区开始，一直到隋唐时期，这条边墙始终起着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作用和影响民族交流与思想感情的作用。他对长城作用的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而求是的。今天，长城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因此，人们在论述其历史功绩时，往往都是全面肯定长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起了“伟大的防御作用，给国家带来安定团结”3,而忽视了北方游牧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而，长城这堵墙，在历史上也就有影响民族交流和隔阂民族感情的作用。陈先生敢于大胆地指出这一点，还是很不简单的。更重要的是，陈先生提出契丹建立的辽朝时期却改变了长城的这种作用，也就改变了长城作为一堵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墙作用。他在书中说，契丹建国后，“经过各族人民主要是契丹人、汉人的努力，融化了这一道边墙，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沟通了长城南北。”“长城南北，政治上完全成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文化日趋融合。”就是说，辽以前，长城是一道分割中国牧区和农区的屏障；辽及其以后，长城只作为古代建筑奇观、作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而供人游览、凭吊。事实上，辽以前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如渤海国，其统治范围大多仍限于东北，与中原王朝以长城为界4，双方虽有往来交流，但长城作为一堵边墙，内外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辽是进入中原、疆域辽阔、且存在时间长达两百多年的重要王朝。它包容了长城南北的地域、人民，使长城以往的边墙作用失去了，南北得以进一步沟通，这就为祖国南北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契丹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近代以来，如前所说，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东北地区首当其冲，先是俄国，继而日本，都是妄图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为达到此目的，它们就分裂中国，歪曲历史，制造舆论，以说明东北地区从历史上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从这个意义上看，辽沟通南北的作用不仅影响金、元、明、清几朝，而且影响到近代和今天。契丹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二、“对东北、北方的开发建设，直接稳定了祖国的北疆”。自秦汉以来，中央王朝已在东北地区的南部设辽东郡、辽西郡加以管辖，到唐朝时候，设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在契丹各部居住地设松漠都督府，整个管辖范围从东北地区的南部延伸至北部，扩展到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但这种管理比较宏观，主要还是依靠当地民族首领，任其为都督、刺史，中央也派官监督。到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政权以后，才逐步全面地建立起各级行政机构。正如陈先生在书中所说；辽国“充实健全了京、府、州、县制度；规定军政管理区域，设置机构，如东北路招讨司、东北路统军司、东北路女真兵马司……又置边防城，如镇州、维州、防州、河董城《即可敦城）……随着边境驻军，又开展屯田、营田和其他随军供应，从而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加强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从以上不难看出，以往各代对东北地区的管辖，都没有像辽代的机构那么完备，措施那么健全。经过辽代的开发建设，我国东北地区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后世边疆的稳定、巩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三、“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书中指出，契丹本是游牧民族，建国前后招徕和俘虏了许多汉人、渤海人，加之晚唐五代中原动乱，许多汉人出关，这就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城镇的勃兴，并且开辟了定居放牧的形式。陈先生认为，这一时期，辽东地区“社会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他又指出，在辽治下的燕云地区，由于辽统治者采取提倡保护农业，兴修运河，发展商业，这一时期经济也空前繁荣。事实上正像陈先生所说，辽国时期，不仅畜牧业得到了发展，而且，农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辽从游牧为主已逐渐转变为农牧并重，而在原渤海和燕云地区，农业的发展尤为突出。中外史学界有种说法，认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使中原经济发展倒退，这种说法原则上是对的，但辽有所不同，“阿保机的崛起，在颇大程度上是以农业为后盾的”辽进入中原后，“对农业的重视并不低于一般的中原王朝”5。这就使它很快摆脱了经济发展凋敝的状态，使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陈先生通过史实，充分肯定辽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指出，契丹统治者在经济发展上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是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　　四、“对文化方面的贡献”。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辽对祖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概述了辽在历算、医疗、建筑、陶瓷、冶炼、造车、制革等科学技术方面的先进成果，尤其是建筑艺术上的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等，在世界上都很闻名，还有“马鞍工艺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在制度、哲学、文学、宗教、音乐、绘画、文字等方面，辽朝也有丰硕的成果。‎陈 先生特别指出，“在祖国文化里，有辽代一源”。其“在历史文化上的贡献，早已成为祖国历史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今天祖国传统文化中，含有辽代的文化。这点很重要，以往习惯上提到传统文化，大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把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祖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特别是没有把已经消逝的民族文化计算在内。事实上，仔细查找，在今天的文化中，有不少契丹文化的遗存和痕迹。陈先生在书中已列举了许多，以充分的史料论证了这个问题，这里不再多述。‎ ‎　　五、“辽代对宋、金和元、明、清的直接影响”。辽在中国历史上虽仅是统一北方的政权，但它由于地域广大、统治时间长，因此这个朝代无论对当时的朝代，如宋夏等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后世的朝代，如金、元、明、清，也均有直接影响。陈先生在书中叙述契丹在祖国历史上的贡献时，谈及这一点很重要。正像他所说，由于强大的辽的存在，宋不得不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宋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北方有个强大的辽朝。宋建国时想灭辽、统一中国，经过两次军事行失败后，宋认识到灭辽是不可能的，就改变政策，和处；后来，宋在辽的进攻面前失利了，不得不与辽签订损害宋利益的澶渊之盟；再后来，在辽的面前为了维持宋的统治，不得不变法。由此不难看出，辽的存在对宋的影响有多么大。金是后起的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同辽相比，金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辽要落后。因此，金学习辽、承辽制是必然的。这比它去学习宋制更方便，更易接受。所以辽对金的影响是很多、很大的。元受辽的影响也不小，其原因是，辽瓦解后，很多不愿归附金的契丹人，后来不少投奔了蒙古，包括像耶律楚材这样著名的大臣，就是契丹贵族的后裔。他们为蒙古统治进入中原出谋划策、改革制度，立下汗马功劳。过去，我们习惯说，他们劝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实际上这一“汉法”带有许多辽的色彩，正像陈先生所说，管理工作方面契丹为金、元留下不少前例，提供了直接榜样。“通过契丹，有的部落传统和中原制度结合起来，从而丰富了某些制度的内容”。以后的明清也吸收了辽的管理经验，尤其是在民族杂居地区，也采用了辽的“因俗而治”的原则，取得了积极效果。陈先生还特别提到西辽对后世的贡献，即把“中原文化如政治管理、官制、税收制度以及宗教政策等带到西域”。元、明、清三代在祖国西部的统治，是吸收了西辽的经验的，这点并不为学者所重视。还有，辽对元、明、清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前面提到的辽时沟通了长城南北，为这三代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　　陈先生在这两部书中所述的契丹历史地位和贡献，较之以前学者对辽史有关问题的研究，确有独到之处。他的研究成果，对后来学者研究契丹史，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指出了方向；至今，对我们研究契丹史仍然有很好、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　　（选自王宏志著：《旧史新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原载《辽金西夏史论文集》）‎ 第二节 辽、宋、夏的并立 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论述 ‎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候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錢、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587页。)‎ 毛泽东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论述 ‎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5页。)‎ ‎　　‎ ‎　　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6页。)‎ ‎　　‎ ‎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　　‎ ‎　　(选自《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和 民族关系问题的论述 ‎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页。)‎ 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论述 ‎　　我国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民族对祖国都作出了贡献。中国历史叙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体现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不赞成互相压迫。各族人民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共同反抗外来侵略。对这些内容，教材应该充分反映。同时也应该反映历史上民族之间比较重大的斗争。要具体分析民族之间的矛盾，不能把民族斗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 ‎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编订：《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杨树森等主编《宋辽夏金元史》的论述 ‎　　北宋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重新控制和镇压人民起义；尤其是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于是宋太祖、宋太宗在进行统一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实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措施，对晚唐五代以来的弊政，进行了政治改革。这个改革。是根据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失败和成功的历史教训中制定出来的。‎ 军权集中和军事制度 五代的更迭，封建王朝换了五个，皇帝换了八姓十三君，往往都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赵匡胤就是利用手中的军权夺取皇位的。赵匡胤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保持国家的安定，必须集中军权。‎ ‎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最了解高级将领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危险，因此，首先得把分散在诸将手中的军权收夺过来。建隆二年(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赵匡胤利用晚朝的机会，在酒筵上，他以优厚的经济利益作为条件，用允许将帅们兼并田宅传给子孙及过腐化享乐生活的办法，解除了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慕容延钊等人的兵权，让他们到外地去当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并改用资历浅、易于驾驭的人统领禁军。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杯酒释兵权”。‎ ‎　　三衙鼎立、调兵与统兵权分离：继杯酒释兵权之后，为了分化禁军将领的军权，取消了过去总握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职位，把禁军分归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他们是职权平行、互不统属的机构，形成“三衙”鼎立，“三衙”的将领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也叫“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他们分别由皇帝亲自掌握。‎ ‎　　为了限制“三衙”权力过大，宋又因袭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枢密院制度，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队的招募、训练。供给和调动等，但并不直接统领军队。这样就形成枢密使有调兵之权，而无握兵之实；三衙有握兵之实，而无调兵之权。枢密使与三衙的对立，两者互相牵制，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使枢密使和禁军将领，都无法利用其军权而发动政变。如遇征战，多由皇帝临时命将，并按皇帝颁发的阵图作战，不能随意改变。战事结束以后，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一切军权都集中于皇帝。‎ ‎　　内外相制、兵将分离：与集中军权于皇帝一身的同时，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 亲自整顿禁军，把禁军中老弱的士兵退伍到地方，仍发其俸饷：并令地方州县挑选精壮男子，补充军。以后，按一定的“兵样”在各地选拔精兵，扩充禁军。这是宋代中央最精锐的军队。宋初全国兵额大约三十八万，其中禁军约占二十万以上。赵匡胤把这些禁军。约十余万驻守京师，十余万守卫外郡。目的是以京师之兵控制诸道，以诸道之兵控制京师，使内外军队势均力敌，达到内外相制，而无偏重之患。‎ ‎　　为了防止禁军中一切危害于中央统治的因素，又设立了“更戌法”。所谓更戍法，就是将驻防在京师的军队轮番调到地方戍守边城，或将驻守在各地的军队定期凋动到他地，一般三年一换，也有两年一换的。军队的驻屯地时常更换，而统兵将领则常驻防地，不随士兵行动。这样轮换的目的，名义上是使士兵经常往来于道路，可以“习劳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使禁军不常驻一地，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这样兵将分离，虽然便于皇帝对军队的控制，防止兵与将领结合或军队与地方上的统治势力结合以反抗中央，但却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北宋在对外作战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 ‎　　养兵政策和兵制：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赵匡胤一方面为了防止藩镇割据，让中央政府能拥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也看到，以前许多王朝都是在农民起义的巨浪下冲垮的，因此，他认为养兵最有利于他的统治。他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为了增加军队数额和把起义的力量转化为镇压起义的工具，在宋开国不久。就确立了募兵制度。每当遇到荒年，便大量招募无以为生的饥民当兵，强壮的留作禁兵，体弱的作为厢兵。这样，既可以减少因灾荒而流亡的农民起义，又可以加强镇压起义军队的力量。但是，结果却使兵额越来越多，养兵的费用越来越大，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反而加深了阶级矛盾。‎ ‎　　宋初兵制，分全国军队为禁军、厢军、乡兵、番兵四种。禁军已如上面所述，是宋代主要的精锐部队，担任战斗任务，内以拱卫京师，外以征戍调遣；厢军是地方州县部队，由于驻守城厢，因而得名。厢军中的精壮士兵，一经过多次挑选，窕当了禁军，所留下来的兵员都是挑选之余的老弱残兵和招募来不堪作紧兵的失业流民，平时不加训练，多供地方充当杂役，实际上已失去军队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地方的部队想要反抗中央，搞地方割据，已经是不可能了；乡兵是从民户中抽调来的壮丁，用来维持地方治安；蕃兵是利用西、北两边内附的属蕃组成，长期驻守边塞要地。不过乡兵和蕃兵在宋代兵种中，占极次要地位，数量既少又不常置。‎ 政权集中和官制 宋代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将政仅集中起来，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　　分制相权和中央官制：宋代以前，宰相位于皇帝之下，握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宰相权力过大，可以动摇或威胁皇帝的地位，这是封建社会的历史教训。赵匡胤在建国之初，用“防微杜渐”的办法，通过新设的机构，将宰相的权力大大削弱。宋代中央主要的机构是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这三大部门。‎ ‎　　中书省。隋唐以来的三省长官都可以担任宰相的职务。宋代为了加强皇权，虽留三省之名，而无三省之实。尚书、门下两省置于外庭，中书省虽有实权，亦非原来的中书省。宋代的中书省设于内庭，称正事堂(是宰相办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机关，最高长官为宰相，官衔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意思为共同议政。另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共同议政。宰相的行政权力受到限制，使其不能专权。‎ 枢密院 宋代把军事行政权从宰相手中分出来，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掌管全国军事。枢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号称“二府”。枢密使和宰相的职权平等，凡军机要事，宰相无权过问。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向皇帝奏事，由皇帝直接控制政权和军权。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枢密副使以削其权。‎ ‎　　三司。是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手中分割出来，所设立的度支(掌财政收支和漕运)、盐铁(掌工商业收入和兵器制造)、户部(掌户籍，财赋和专卖)三司，掌管全国财政。长官是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也称“计相”。又设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专权。三司和中书省、枢密院并立，不相统属。互相牵制，分别向皇帝奏报，最后由皇帝裁决。‎ ‎　　除此之外，在中央还设审官院、三班院和台谏等机构。审官院，专管宋朝官员的铨选和考课事宜；三班院，掌中下级武职官员的铨选。这不仅分割了宰相对文武官的铨选大权，且使枢密院对武职官的铨选也不能全部掌管。台谏，是宋朝的监察机关。宋代的台谏趋向统一(也叫御史台)，宋朝有意提高台谏官的地位，作为皇帝的耳目，使他们随时弹劾执政百官，并允许他们风闻奏事，使“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通过以上这些 ‎　　机构，改变了过去宰相无所不统的局面，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 宋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唐末五代时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和司法权收夺过来，由中央控制。‎ ‎　　政权收夺：唐末五代以来，节度使盘踞一方，往往兼管数郡。赵匡胤从即位开始，就把节度使所在地以外管辖的支郡裁除，直接归中央管辖。五代时不仅诸镇节度使用勋臣武将，州郡地方官也多由军人充任。宋太祖、宋太宗两朝，规定全国地方各级官员，都由朝廷派遣文臣出任为“知州”，叫文臣知州事。又怕知州的权力过大难以控制，因之规定知州原则上三年一调换；又在各州、府派遣通判，既不是知州的副职，又不是其属官，有权同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报告地方情况，因之通判又称“监州”。州内一切政事，若无通判鉴字就不能生效。知州和通判互相牵制，既防止知州的专权，又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　　财权收夺：自唐代两税三分以后，节度使在留州、送使的名义下，取得了地方财政权。严重地影响中央的统治。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取消节度使各自委任其部曲收税的权力，根据各州情况，留一部分作必要的开支，称为“应在”，此外其余州内一切税收统由通判掌握送往京师。之后，各路次第设转运使，专门负责各地赋税收入。这样，地方官再也无权过问财政，从而剥夺了地方的财权收归中央。‎ ‎　　军权收夺：唐末以来，节度使反抗中央的主要手段，是拥有重兵。建隆三年(962年)，一令各州官吏从原来由藩镇管辖的军队中，选拔身强力壮又有武艺的士兵补充禁军，以削弱其武力。开宝元年(969年)，解除了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等节度使的兵权。因而宋代节度使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衔。‎ ‎　　司法权收夺：五代时期藩镇跋扈，视人命如草芥，随便杀人，刑部等于虚设。宋代地方上在府州之上设路作为行政区，在各路设提点刑狱司掌管一路的司法、刑狱，并规定凡死刑，如大辟(杀头)等刑，需报请中央，由刑部复审执行。有时皇帝还派使臣到各地处理案件。这样，司法权也收归中央。‎ 宫与职殊、名与实分的任官制度 宋代为了加强集权，不仅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还极力削 弱各级官员的权力，因而使用“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办法，作为任官的制度。‎ ‎　　宋代的官员，有官、职、差遣的区分。所谓官，并不表示该官的实际权力，只是一种虚衔，是作为叙级和定薪俸多少之用的：职也是一种清高的虚衔，是指加给殿阁大学士之类高级官贞的一种名义，也不是实际有所执掌；只有临时差遣的官，才治内外政事，握有实际的权力。在宋代，凡在朝的枢密使、三司使等和地方上的知州、知县、提点刑狱、转运使等都属这一类。宋代官员多半是带有这一类官衔，去做另一类的差遣，如官至尚书，差遣也可能是知州。所以宋代官僚只注重差遣，并不注重徒有虚名的官位。宋代官职很多，有实权的只是差遣，因此在宋代，“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这种官、职分离，名、实混淆的办法，使各级官员既不能长久握有权力，也便于皇帝控制。‎ 科举制度和学校 北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权力分散、重叠的官僚机构，就需要一大批相应的官员，为此，科举制度自宋初以来，比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与科举制相适应，学校也有了发展。‎ 科举制度：宋代科举的门类很多，其中进士科尤为一般人所重视。赵匡胤发展了的殿试制度，成为选拔各级官员的重要途径。宋代考试内容偏重诗赋、帖经和墨义。与唐代不同处是：考试手续简化，唐代举人在礼部考试及格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宋代的进士在中举之后，则直接可以做官；录取名额比唐代多，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最多的一次不过八十人。宋代自太宗以后，每次录取常达五百余人，最多到一千多人：在考试形式上。宋朝利用“糊名”、“誊录”等办法，防止循私舞弊。另外，唐代科举中产生了“座主”、“门生”结合的政治集团，致演成党争，危害中央统治。为防止此端，建隆三年(962年)，赵匡胤下令，举第人不得称主考官为“恩师”或“师门”，也不能自称“门生”。同时特定“殿试”，使中举人等自认是“天子门生”，这也反映了皇权的加强。通过科举考试，广泛地吸收了地主阶级，扩大了北宋政权的基础。‎ ‎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旦中举做官以后，便享有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僚的俸禄类别繁多，有官俸(高的月俸四百贯)。禄粟(高的每月一百石)、职钱(高的每月一百贯)、公用钱(办公费。高的月二百贯)、职田(高的四十顷)，还有作为文武官员出差路费之用的所谓茶汤钱券，以及仆人的衣粮和厨料、薪炭诸物等。随着科举年复一年进行，官员越来越膨胀，人民的负担就日益加重了。‎ ‎　　学校：学校是培养官僚的主要场所。宋代学校有官学、私学两类。官学包括中央学和州县学两种，中央学入学资格限于品官子弟，并许一部分落第举子进修；州学是地方学校，由学宫主持，生徒入学得先投上家状及保状，然后就学学习。‎ ‎　　私学是私人举办的，在宋代科举制度发展下，私人书院纷纷建置。当时最著名的书院有：庐州的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潭州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岳麓山)、睢阳的应天书院(河南商丘旧名睢阳，属应天府治)、衡州的石鼓书院(湖南衡石鼓山)，其规模最为完备，时称海内四大书院。这些书院，都作科举考试的准备。‎ ‎　　北宋通过诸种措施。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对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巩固国家统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中央集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这也是由于当时社会客观形势提供了条件。首先，统一是历史的趋势，人民厌恨割据战争，形势决定了节度使不可能再拥兵自重；第二，唐末农民大起义扫荡了门阀士族，土地所有权转移加快，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松弛，地方上地主集团失去与中央抗衡的基础；第三，商品经济发展和水陆交通的发达，全国的联系加强，同时也有利于首都汴京物资供应。但是宋代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带来消极后果：机构重叠、相互制约，使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官员人数增多，开支加大；养兵众多，不仅军费开支增大，且对辽夏战争一再失利；加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浪费，使北宋王朝成为积贫、积弱的朝代。‎ ‎　　‎ ‎　　(选自杨树森等主编：《宋辽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西夏的建立 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原住在今四川省西部边境内外。由于受到吐蕃的侵逼，在八九世纪内就逐渐向今甘肃省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陕西北部一带移徒。移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境)的部落是拓跋氏。当黄巢在长安建立了政权的时候，这个部落在其酋长拓跋思恭的率领下，曾参加了唐朝围攻农民起义军的战役。拓跋思恭因此受到唐朝的赐姓和夏国公的封号。这一支党项人从此就据有河套以南的五州之地。直到北宋初年，这一情况并无改变。‎ ‎　　宋太宗即位后，令其首领挚象人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这种做法没有成功，而党项首领李继迁却从此长时期与北宋为敌，并结辽国为外援。辽国这时也愿和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以共困北宋，遂以契丹贵族女与李继迁结亲，并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十一世纪初，李继迁攻占灵州(今灵武)，并建都其地。灵州是北宋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也是北宋购买西北边区马匹所必经之地，它的失陷，对宋的影响是很大的。‎ 党项贵族所控制的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汉人和党项人。在党项族各部落移居这一地区为时已久之后，由于汉化程度的不同，也逐渐有了熟户与生户之分，各部落间也常互相攻打。到十一世纪初，基本上都归附在李继迁的统属之下，其时党项人已有数十万帐(家)。‎ ‎　　这时候，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吐蕃族六谷部所占据，甘州(今甘肃张掖)是回鹘族的一支所占据。宋廷在失掉灵州之后，便想与此两族首领连结，共同对付西夏。但到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这两地先后被西夏攻占。这时西夏的首都也从灵州迁到黄河西岸的兴州(今银川市)去了。‎ ‎　　1032年，西夏国王元昊继位，继续向河西用兵，先后占领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从此西夏国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在东西北三方面都不存在太大的军事威胁，于是专力对北宋采取军事攻势。‎ 元昊仿效北宋政府的组织，建立了一整套官制、兵制。制定了官民的服式，立十二监军司，制定西夏文字，建立年号，更定礼乐，到1038年十月，便改称皇帝，正式定国号为大夏，表示与北宋完全处于对等地位。‎ 西夏境土，共包括二十二州。居民除汉人和觉项人外，还有吐蕃人、回鹘人、塔塔人等等。当元昊建立官制时候，凡属左右侍从一类的，都由党项贵族中选用；凡是仿宋官制而设置的，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以下，则参用汉人。‎ ‎　　党项族、吐蕃 族和回鹃族中的各部落人民，主要都从事游牧。汉人则是农业居民。在河西和河外的十三个州以及黄河东岸的灵州，都是“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州和凉州两地，水草丰美，极有利于畜牧经济的发展。两地小河较多，也富有灌溉之利。很早以前，灵州的官民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诸渠。它们加强了抗旱和防涝的能力，虽不能象《宋史·夏国传》所说，已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却确实是极有利的。‎ ‎　　在今陕西北部以至陕宁交界处的银、夏、宥、绥等州，土地是比较瘠薄的，且间有沙漠地带，不适于农耕，但山丘林木，对于畜牧则很合适。盐州(今盐池县)境内的乌池和白池所产的青白盐，色味俱佳，物美价廉，因得广泛销售于关陇各地，并从那里换取谷物，以补诸州境内居民食粮之不足。‎ ‎　　夏州境内多山，元昊在称帝之后，即于州东设置了一个“铁冶务”，制造甲胄兵器。从榆林窟壁画中的锻铁图来看，当时锻铁已采用了比较进步的竖式风箱的设备。而其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杨树森主编《宋辽夏金元史》关于 西夏完善统治制度的论述 ‎　　‎ ‎　　宝庆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建都于兴庆府(限川市)，国号大夏，因其位置在西部，故在宋朝的史书上将大夏称为西夏。元昊在建国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在汉人张元、吴昊、张陟等人的协助下，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掌行政，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御史台掌监察。下面分设群牧司、文思院、农田司、官计司等机构。分管具体事务。在地方上分别设置府、州、军、郡、县等行政机构，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吏管理。还以服色来区分官民之间的贵残，文武官员按品级穿紫衣或绯衣，民间服装只能穿青、绿二色。‎ ‎　　军事制度仍保持部落兵制，各部男子十五到六十岁，都服兵役，“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聚从犯边，一毫之物，皆由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境内所置十二鉴军司，均由各部首领为长官，分统其众。西夏扬军队约四十万，其分布大致是：十七万驻兴、灵二州及贺兰山等统治中心；十万驻宋夏交界以备宋。七万驻卧罗娘山一带防契丹；三万驻甘州控制河西走廊。‎ ‎　　随着西夏建立，为适应政治、文化的需要，也创制了文字。元昊通汉文，他与野利荣仁一起，吸收汉字的造字方法，确定一些部首和偏旁，组成表意文字，所谓“蕃书”，在建国的当年正式颁行，通令全国使用，这就是后来统称的西夏文字，它对西夏统治的确立和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元昊统治时期，西夏的势力有很大的发展，其辖境“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境土方二万余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和陕西北部、内蒙一部分。‎ ‎　　‎ ‎　　(选自杨树森等主编：《宋辽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自李继迁率领党项族的拓跋等部公开与北宋为敌之后，宋太宗屡次调兵遣将，想用武力把他制服，但因李继迁经常出入侵扰的几个州，都在西北边唾，山路险狭，并间有沙碛，北宋的行军转饷都很困难，故常因此而致失利。至道二年(996年)春，北宋派军队护送粮草共四十万石、束赴灵州，在州南浦洛河上为李继迁的伏兵截击，粮草全部被夺。这年八月，在宋太宗亲自部署下，由李继隆统五路兵去解灵州之围，诸路兵的进程参差不齐，有的“失期不至”，接战之后，双方互有胜负，最后战于乌白池李继迁被北宋军队打败，才撤离了灵州。宋廷在采取军事解决办法的同时，还采取了经济封锁的办法。从淳化四年(993年)开始，禁止把青白盐输人关陕地区销售。这一办法没有收到宋廷所希望的效果。反而使沿边倚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量熟户“无以资生”，被迫投到李继迁的军队中去了。‎ ‎　　德明继位为复国王时，宋夏鏖兵已经二十年了，这时西夏正要集中全力攻取河西州郡，所以改变策略，与北宋修好，要求宋廷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的统治权，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青白盐的禁令，并开设互市榷场。宋廷应允了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1006年)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在陕西的保安军(今延安境内)‎ 设置榷场，“以增、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人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到宋仁宗即位后，又于宋夏交界处增设了三个榷场，榷场以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情况。‎ ‎　　德明死，子元昊立。元昊“但雄毅，多大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当他继位肘，柯西地区已全部并人西夏的领土之内，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实力都已较前雄厚得多，因此，他撕毁了已经维持了将近三十年的宋夏和约，积极谋划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宋廷也停止了按年给予西夏的银绢和钱币，停止了沿边榷场的互市，双方民间的商贩往来也从此中断。‎ ‎　　在康定元年和庆历元、二年内(1040—1042年)，西夏每一年对北宋都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军事侵犯，常常把宋军打得大败，宋的主将刘平、石元孙为夏人所俘，葛怀敏则死在阵上，每次被夏人所俘或死在战场上的士卒都在万人上下。官私庐舍被西夏军队焚毁，人民和牲畜被西夏军队屠掠的，不计其数。‎ ‎　　自元昊启兵衅以来，北来调集到西北边境上的禁军已及二十万人。所调西北各州郡的乡兵和厢兵总计也不下此数。因此，在历次战役中虽都败于西夏，而每一次却都能迫使西夏军队不得不撤退。西夏虽然打了胜仗，并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和过去依照和约和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方面所取得的物资相较，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民间贸易的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他们遂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再加辽国在辽夏接境处修治城堡，调集军队，有进攻西夏的模样。因此，元昊在庆历四年(1044年)又表示愿与北宋重订和议。双方于当年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每年在各种名义下给与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重开沿边榷场市易，恢复民间商贩的往来。继续了七年之久的宋夏战争，到此宜告结束。‎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北宋时期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论述 民族矛盾的激化 从实际意义上讲，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在它的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都城在临潢（内蒙巴林左旗附近）在它的西北边，有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夏政权（西夏），都城在兴庆（宁夏银川市）。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商昌、龟兹、于阗等政权。‎ 宋太宗在灭北汉之后，曾经两度出动大军征辽，企图把契丹贵族势力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 ‎　　从宋对辽、夏的关系来说，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的银、绢。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附近。后来宋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宋方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叫做“岁币。”‎ ‎　　1040年——1042年（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订立和约。宋万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叫做“岁赐”。契丹乘机要挟，宋方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先后合计五十万两匹。‎ ‎　　宋夏和约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二十多年。到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地在进行着。长期的战乱使黄河北面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弄得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阶级矛盾的尖锐 北宋自太宗灭北汉以后，不但民族矛盾严重，而且阶级矛盾也相当尖锐。‎ ‎　　北宋统治者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升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达到了“势官盛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地步。官僚、豪绅、吏胥、地主被称为形势户或官户，僧侣、道士地主被称为寺观户，他们拥有大量土地，享受免役特权，还大量隐田、漏税。北宋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日益减少，到英宗以后，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绅、吏胥、寺观地主所占有。‎ ‎　　北宋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恩荫制度和其他途径，给予地主阶级成员以广泛的参政机会，因此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到1063‎ 年（嘉祐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宰相、枢密使的正俸，每年铜钱三百六十万文，“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每年禄米一千二百石。单以三百六十万文计算，略等于北宋中期二万四千亩土地的收入。‎ ‎　　军队数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军、厢军有三十七万八千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达到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九十年间，增加二倍多。据宋仁宗皇祐中（1049年——1053年）三司使蔡襄的统计，军队年支总额达四千八百万缗，约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 ‎　　除大量军费开支外，随着北宋统治者腐化程度的进展，挥霍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如郊礼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岁支六百万缗，宋仁宗皇祐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缗。‎ ‎　　为了解决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加紧压榨。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宋初，一般是按亩每年输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有的地区仍采用十国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 ‎　　在交纳农业税时，北宋政府还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的苛法，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须自备。在没有支移任务的地区，农民也要按照税粮数量每斗加纳“道里脚费”。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纳现钱。如陈州（河南淮阳）地区的夏税，原是交纳大小麦的，到宋仁宗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小麦市价，每斗五十文，官府却定为一百文，另外还有附加脚费二十文，仓耗二十文，共一百四十文，农民的负担平白地加重了两三倍。‎ ‎　　二税之外，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 ‎　　宋初把唐末五代的杂税大部分继承下来，凡是以身丁为对象而征收的，则总名之为“丁口之赋”；凡是以牛皮、盐、曲之类为对象而征收的，则总名之为“杂变之赋”（又名“沿纳”）。这两种都必须随同二税输纳。丁口之赋，不管有无土地，全须交纳，而且也常用折变的办法，加重交纳者的负担。‎ ‎　　此外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这两种办法的初年，虽曾按当地产量多寡而分别派定征购数量，也付与一些代价；但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更后，则又把自取的绢帛或粮米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　　宋朝的民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和杂徭（又名“夫役”）。其中杂徭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原来由主户（主要是上三等户）负担的差役也因为有权势的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区“下户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区甚至连客户也要负担差役。差役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 ‎　　北宋政府为了确保租税赋役的来源，非常注意户籍制度的整顿工作。宋代的户籍，一般叫做“五等版籍”，规定每逢闰年修造一次，列入其中的主户（也叫“税户”），指占有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的财产（主要是田地）多少，分为五等。一、二等户田地产业多，称为上户；四、五等户田地产业少，称为下户或贫下户；处于中间的三等户，称为中户。没有田地产业的人家被称为“客户”，主要是佃户（或称“佃客”、“地客”），他们租种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　　由于赋役的苛重和不均，一般地主或富裕农民为了达到减轻赋役负担的目的，便把自家的土地与人丁分散为许多户头，叫做“诡名子户”。有的人家把土地假称献纳于僧寺、道观，叫做“诡名寄产”。有的“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即形势户或官户），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叫做“诡名挟佃”。而一般自耕农、半自耕农由于税重役苛和重利盘剥，多被迫沦为佃客，或离开土地从事别种职业，或成为流浪者。‎ ‎　　当时广大佃客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他们除受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有些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也非常严重。地主经常鞭打佃客，役使他们的家属；有些地区，佃户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而且连女儿的婚嫁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在法律上，佃客与地主也是不平等的。1090年（元祐年），刑部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困殴（佃客）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 ‎　　在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推行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农民反抗斗争越来越多。‎ ‎　　‎ ‎　　（选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的论述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期内的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分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搂车脚上的铁锌，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必是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插秧，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 ‎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缺乏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这就使南北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由越南传人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北宋初年，从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了。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极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莳”。湖南漳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准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条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入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的论述 ‎　　在社会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士主张改革，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真宗朝王禹偁上疏请求变法。‎ ‎　　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一次变革，称之为“庆历新政”。范仲淹抨击官制上的滥荫等弊病，提出改革的主张。但范仲淹和支持他的朝中人士，如余靖、欧阳修、尹诛、蔡襄等，却受到排挤，被目为“朋党”。范仲淹这些革新人士不怕打击，坚持斗争。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 系统地提出变革的主张，这就是范仲淹的“陈十事”书：（一）明黜陟，按官员的政绩进行升迁。（二）抑侥幸，限制恩荫。（三）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办法。选择“经济之才”。（四）择长官。选好地方官。（五）均公田，这主要是均地方官员的收入。（六）厚农桑，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情，主要是免去积欠的赋税和大赦方面的内容。（十）重命令，重视法令的制定和执行。后来，富弼也上当世之务十多条，上安边十三策。韩琦等也提出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最终还是被排斥、打击。“新政”经过一年多时间，再也进行不下去。‎ ‎　　社会危机继续加深，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年（1058年），向仁宗上万言书。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比较系统地提出他的主张，却没有引起重视。仁宗去世后，英宗继位。英宗在位仅四年，继英宗之后的是较有作为的神宗。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他的主张，受到神宗的重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这次变法是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进行的，所以又称之为“熙宁新政”。‎ ‎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是经济领域的任务，强兵是军事上变革的措施，这二者互相联系。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均输法。熙宁二年，颁行均输法，周知淮南、两浙、江南东西和荆湖南北路，“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根据京城和皇宫的需要及库存的情况，就近采购，不一定要到产地去购买，这样既节省了钱财，又可以防止大商人乘机牟取暴利。‎ ‎　　（二）青苗法。在每年的正二月或五六月时期，也就是农民在生产、生活上需要钱财周济、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低息贷借钱或粮给农民。春天贷借，于纳夏税时归还；夏天贷借的钱粮，于纳秋税时归还。这样作法其目的是为抑制兼并，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　　（三）农田水利法。这是要求各地的农户按户等，出资兴建水利工程。钱财不足可向政府贷借。‎ ‎　　（四）方田均税法。要求各地丈量土地，划定等级，核实后发给契书，然后确定税额。这也是为抑兼并、防诡寄采取的措施。‎ ‎　　（五）市易法。熙宁五年，首先在开封设市易务，以后在各个重要商务城市都设这样的机构。市面上滞销的货物，由市易务收购。市场上需要的时候，商人以抵押的办法，五人互保，年息二分。除得货物；或以同样的利息贷款购物。市易法可以起到打破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以平抑物价，防止大商人牟取暴利。‎ ‎　　（六）募役法，或称免役法。原来按照户等要充差役的，改由地方政府出钱雇人充役。这些费用。由各等的人户负担。‎ ‎　　在“强兵”方面，王安石推行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 ‎　　（七）将兵法。王安石一面裁汰老弱，选拔精兵，另一方面行将兵法，使军中之将能更有效地指挥、训练士兵，从而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　　（八）设军器监。统一管理各地的武器制造。在出产武器材料的州设都作院。奖励改良武器，根据各地所造武器的好坏，黜陟官员。‎ ‎　　（九）保甲法。农村的住户，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丁以上者，抽一人为保丁。保丁编制起来，进行训练，维持地方的治安，加强统治者对地方的控制，又可以补禁军的不足。‎ ‎　　（十）保马法。地方上养战马，以节省政府的开支 王安石在文化教育上及科举制度上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全面的改革，他以无畏的精神，大胆进行改革，王安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推行的变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得一些成效。新法有利于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增加政府的收人；对限制兼并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他两度被罢职，最后老死于江宁。这是历史的悲剧，北宋将难以挽回地走向衰亡。‎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关于王安石 变法原因、内容、作用的论述 ‎　　一○六七年，宋英宗病死，子赵顼继位（神宗），任王安石知江宁府。一○六八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两府（政府、枢府）不赐金帛”，送学土院取旨。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自贵近（贵官近臣）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提出反对，说：“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说：“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的话不对。”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理财的人。”司马光 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起义），不是好事！”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场激烈的争论，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论争的序幕，也开了王安石变法的端绪。变法派的基本主张，即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一方面不去再加重国家赋税剥削，预防农民起义的兴起，一方面以所谓“善理财”来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并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们的激烈反抗。伴随着斗争的发展，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 一、均输、青苗法的推行与论争 ‎　　‎ ‎　　宋神宗做太子时，喜读《韩非子》，曾亲自抄录，命僚属校勘。即位后，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神宗二十岁做皇帝，很想有所作为，变法理财的意图是和王安石的意向相接近的。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变法。‎ ‎　　久已有志于改革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生气勃勃，但朝廷上却是暮气沉沉。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依违两可，是所谓“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宰相富弼（一○六九年二月复相），因循保守，见行新法，便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参知政事唐介、赵抃都是变法的反对者。唐介在四月间死去。赵抃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神宗、王安石要依靠这些旧官员实行新法，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部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批新人。原真州推官吕惠卿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大名推官苏辙上疏指责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官、冗兵、冗费。吕惠卿、苏辙都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草拟新法。‎ ‎　　条例司在二月下旬建立，三月间神宗即催间条例，急于实行。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利弊。在这一年间，先后制定了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　　均输法——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搜括。），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要点是：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人，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井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 ‎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御史刘琦、钱等上疏说：“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人，不免夺商贾之利。”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子）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条例司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检详文字苏辙说：“均输法起源于汉代桑弘羊。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现在此论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不久之后，苏辙即辞官而去。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　　青苗法——九月初，条例司继续发布了青苗法，仁宗时，权知庆州李参，要当地农民自己估计麦粟产量的赢余，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 ‎、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大略是：各地常平、广惠仓以现有约一千五百万以上贯、石的储存、遇粮价贵，即较市价减低出粜（卖粮。）存粮；遇贱，较市价增贵收籴。以所积现钱作本，依陕西青苗钱法，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钱给居民，主要是农民。贷钱以酌中粮价折合，收成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还纳。‎ ‎　　条例司奏呈青苗法时说，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困乏，“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据说。青苗法可“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是“散惠兴利”之急。“兼并之家”即各地的大地主们放高利贷，以百分之百的加倍利息，残酷地敲剥农民，相对地说，青苗法收利较少，但仍是对农民的严重盘剥。为防止借户逃亡，青苗法实施时，又由五户或十户以上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地主或富裕农民），充作“甲头”。客户借钱，更须主人作保。借钱有限额，也按户等定多少。一等户十五贯文，二等户十贯，三等六贯，四等三贯，五等只一贯五百文。按此规定，实际是越贫困的农户，借额越少，而地主富户反而较多。因而又有所谓“散俵”（散发）“抑配”的办法，即规定强迫借贷交息。显然，青苗法的主要用意，还是在于为朝廷兴利，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总的目标，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青苗法制定后，神宗立即批准，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施，随即推行干诸路。‎ ‎　　农田利害条约——与司马光的“天地所生，只有此数”的论点相反，王安石早在万言书中就已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依靠人力，发展生产，增加封建王朝的财富。一○六九年十一月，条例司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与青苗法同时并行。“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以利农业生产。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借钱。许延期作两限或三限送纳（一限半年）。官府借钱不足，并许州县富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由官府置簿催还。青苗法与农田利害条约，相互为用。朝廷由此又可剥削取利，但为农田兴利，对推动生产的发展还是有益的。‎ ‎　　青苗法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但由于它部分地夺取了“富人之利”即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陈升之为相。接着，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司马光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闾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与，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官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推开封府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指责“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又说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使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活动，以为不会不与商贾争利；青苗法“亏官害民”，所谓不许抑配，也是空文；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翰林学士范镇指青苗是“唐衰乱之世所为”，并借口近日“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谏官）李常、孙觉也上言“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借青苗钱）”。青苗法陷于官员们的围攻之中。‎ ‎　　青苗法颁布时本为自愿请领，但实行中，出现“抑配”“散俵”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要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保守派反对青苗法，这是一个主要的口实。熙宁三年（一○七○年）正月，神宗采王安石意，下诏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遏愿请者”（阻挠自愿借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强迫富户出息，青苗法只是夺取富户放债剥削的部分利益。‎ ‎　　但是，变法派的退让并没有换得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反而遭到猛烈进攻。旧相韩琦出判大名府，二月间上疏，罗列青苗法实施办法，全面驳斥。韩琦的指责主要是：（一）青苗法自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数目。乡村上三等人户和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二）贫下户见官中散钱，无不愿请借。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强迫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三）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地主）为甲头。虽说不得抑勒，上等之户难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四）青苗钱夏秋随税送纳。若连两科灾伤，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的奏疏。明显地是为上等户即地主富户的利益着想，但论到官本失陷却使神宗疑虑动摇。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联始谓（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等也都附和指责青苗。王安石勃然进前驳辩，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次日，即称病不出，奏请罢职。‎ 王安石请退，司马光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帑音倘 tǎng）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双方各坚持己见的争论中，神宗一度动摇后，仍不能不倚用王安石，以贯彻他变法的主张。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 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神宗转变过来，王安石继续执政，更加坚决地推行新法。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第一个回合的论争中，王安石胜利了。‎ ‎　　熙宁二年至三年春，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不仅在于新法触及地主商人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还在于政治、思想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方面的争论，更为尖锐，也更为曲折。‎ ‎　　程颢曾说，当代学人中，只有司马光和邵（雍）、张（载）三人，学术“不杂”。苏辙说王安石“法术不正”。南宋朱熹也说王安石“学术不是”。从儒学观点来看，所谓的“不杂”和“不正”、“不是”，正是反映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保守派和变法派思想上的分歧。王安石出身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王益都是进士。王安石也从科举的途径中进士作官，所学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但在《答曾子固书》中，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丁，无所不问”。显然，王安石的学术截然不同于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王安石《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又曾指责司马光实际主张“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就不能不在事实上背离保守的儒学，汲取管仲商鞅的变法思想。均输法出，侍御史刘述及刘琦、钱等上疏，指斥“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规以取媚”。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反对派的这一攻击，反映了王安石这时的思想趋向。‎ ‎　　对于保守派从思想、学术上的围攻，王安石从以下的两方面作了回答。‎ ‎　　一个方面是对儒家经典作出新解，说明变法有据主要是依托《周礼》。王安石请置条例司，即引据《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说“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均输可溯源于《周礼》。青苗收息，说也是“周公遗法”。后来陆续颁行的市易、免役等新法，也称“出于周官”。保守派以“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的孔孟之道，来反对变法理财。王安石回答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对待孔、孟，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曾有所论述，但立沦各自不同。王安石在中进士的一年，曾著文称“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这里称孟韩，并不在于推重儒学的道统，而在于所谓“变时而之道”，即变易时论（杨墨，佛老），不“屈己以从时”的趋向。文章的主旨和王安石有志于变法、不恤人言的精神，是相通的。司马光以纯儒自命，著有《疑孟》一篇，表面看似乎是在反孟，其实文中全依孔子立言，疑孟旨在尊孔。王安石也依孔子立言，如《原性》篇，在人性说上反驳孟、苟、扬（雄）、韩（愈）四家，说“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其实却是独立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以习而言性”的重要论点。又释“夫子贤于尧舜”，提出“因变制法”的论点，说：“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这是告诉人们：古代“圣人”很多，不只孔子一人。孔子和儒家所祖述的“圣人”，就是制礼作乐的周公。《周礼》一书大约是战国学者依周制汇编增补成书，但宋人一般仍相信是周公所作。王安石以《周礼》作为变法的论据，抬出比孔孟地位更高的周公来，俗儒难以驳辩了。‎ ‎　　对于保守派的围攻，王安石作出的又一回答，是公然申明承袭商鞅。早在仁宗时，王安石上万言书，就已主张“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刑”，指责法令“滋而不行”，“治之非其道”。不“加小罪以大刑”，“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苏轼依据儒家任德不任刑的观点，上疏攻击商秧“见刑而不见德”，借以攻击变法。王安石作《三不欺》篇，提出任德、任察、任刑，三者兼用。商鞅《悦民篇》说：“刑生力，力生强。”《弱民篇》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兼并来“富国”，和商鞅的思想是相近的。宰相曾公亮、赵抃指责“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即口头上讲孔丘、周公，思想行为是管仲、商鞅。王安石作《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 能令政必行。”（《商君书·画策篇》：“圣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后行保甲法，在给神宗《上五事书》中更直接提出，保甲之法起源于管仲、子产、商鞅。保守派把“操管、商之术”“崇尚商秧”，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一大罪状、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公开举起管商的旗帜，保守派无可奈何了。‎ ‎　　保守派从学术思想上围攻的同时，又从政治上向变法派进攻，最主要的一条是不守“祖宗法度”。宋朝建国初期，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制度，经过真宗以来的七十年间，早已向着消极方面演变。所谓“遵守祖宗法度”，不过是因循保守的一个借口。王安石开始执政，就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吕诲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甚至说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劾奏王安石：“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范纯仁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司马光上疏给神宗，指责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王安石继续执政后，司马光又直接写信给王安石本人，严厉指斥：“今介甫（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变更祖宗旧法，必然要冲破袭故守常、因循苟简的积习，因此，保守派提出的另一攻击是新法实行，“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其实非议主要是来自士大夫中的保守派。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来京师，说秀州实行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司马光大怒，借故大骂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事实很清楚，所谓天下汹汹，不过是保守派用来反对变法而制造的又一个口实。‎ 王安石曾作《众人》诗一首，说：“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他早在知常州时，就已提出：“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又说“谤与誉非君子所恤”。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时，秦孝公说：“我要变法，怕天下人议论我。”商鞅回答说：“君赶快确定变法，不要顾虑天下人的议论。”甘龙说：“不然，现在要变法，不循秦国之旧，天下人要议论君主，还得考虑。”商鞅反驳说：“你所说的是世俗之言。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不必再怀疑！”王安石在变法时与司马光的争论，很像商鞅与甘龙的争论。要变法就要遭到保守派的议论和反对，王安石早已从历史经验中，有所体认。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逐条批驳司马光加给的四大罪状，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至于怨诽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会如此。人们习于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于流俗，自媚干众算好。皇帝要想改变这些，我就不管敌手的多少，要出力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毁谤呢？”变革祖宗旧法，置士大夫的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已是王安石长期形成的基本思想。‎ ‎　　一○七○年三月，神宗对王安石说：“你听到三不足之说么？”安石说：“没有。”神宗说：“外边人说，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道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以人言为不足恤，并不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宋朝新定的法令）。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保守派想以“三不足”说中伤王安石，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三不足”说却正好概括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气魄。王安石因势乘便，直接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有力地反驳了保守派的攻击。三不足说的驳辩，为这一段保守派和变法派的论争作了个小结。王安石又胜利了。‎ ‎　　‎ 二、变法的高潮 王安石战胜保守派的围攻，变法进人一个新阶段，达到了高潮。熙宁三年（一○七○年）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条例司巳在五月罢归中书，由司农寺制定条例。此后，王安石以实任的宰们，掌握了政府的大权。被击败的保守派官僚，相继离开朝廷。司马光也在九月间出知永兴军，次年，又辞官回洛阳，声言“绝口不论事（政事）”。王安石相继荐用曾布、章惇，以及吕嘉问、沈括等新人，自一○七○至一○七四年间，陆续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 ‎　　神宗开始变法，即以所谓“富国强兵”为目标。在这一阶段，王安石 一面仍遵循“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方针，继续为宋王朝增加国用，一面强化国家军队和地主武装，同时也对教育、科举作了改革。‎ ‎　　免役法——早在仁宗时，一些地方官员，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圭、越州通判张诜等都曾在局部地区，对职役法有所改革。由当役者出钱，雇人代充。一○六七年，当时任三司使的韩绛上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一○六九年三月，神宗命条例司讲求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条例司上言“使民出钱雇役”最便。原来乡户承担职役者，“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一○七○年将此办法发到各路议论。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实施办法，经判司农寺邓绾、曾布等复议。熙宁四年（一○七一年）正月，曾布拟就“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的主要之点是：（一）原来衙前等各种职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向官府交钱，由官府雇人充役。上户分五等，中户分三等，下户分二等，上四等户按户等定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乡村四等以下户不纳。城市中六等以下户不纳。（二）各路、州、县依当地吏役事务繁简，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收缴，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备用。（三）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末成了户等，也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 ‎　　免役法使官府职役依旧有人充当，收缴的各种役钱却超过了实际雇募的需用，官府又由此增加了一批收人。‎ ‎　　市易法——一○七二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原来同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官名）王韶在本路陇州古渭城设置市易司，管理商货，借官钱为本，每年获利一、二十万贯。一○七二年，有草泽人（不在官）魏继宗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人大姓得以操纵取利。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场，物价贱则增价收购，贵则减价出售。说可以使“商旅以通”，“国用以足”。中书据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师设立市易务，以内藏库钱一百万贯和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控制商业贸易。主要是：（一）依据市场情况，由市易务评定价格，向商人收购或出售货物。（二）商人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纳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也取年息二分。两项办法原来都是由大商人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两项大利从大商人手里收归朝廷，和青苗法收夺大地主的利益相似。市易法颁布后，由吕嘉问提举市易司，先在京师开封实行，以后又推行于各地。‎ ‎　　方田均税条约——大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仍负担赋税。田产不实，赋税不均，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一○七二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颁行。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田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依据方庄帐籍，检验土地质色肥瘠，分等第定税额纳税。“诡名挟佃，合并改正”。丈量后立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方田为准。条约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各路。到一○八五年，先后在开封府界、京东、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丈量出大量隐漏的田产，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的税收。‎ ‎　　免役、市易、方田等新法的中心，仍在于剥夺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利益，来满足宋王朝的“国用”。王安石在实行这些“富国”法的同时，也还推行了如下的“强兵”法。‎ ‎　　兵制的改革——真宗以来，兵员急速增长，兵费庞大，兵将脱离，作战不力。强迫招募的士兵不断地起来反抗压迫。神宗、王安石参照仁宗时的一些改革主张，又加以发展，从两个方面对宋朝的兵制作了改革。‎ ‎　　（一）减兵并营。办法是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确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三百人，步军四百人；又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五百四十五营省并为三百五十五营。原来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自一○六九年即开始减并，至一○七五年，禁军兵额减到五十六万八千余人。各地多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在熙宁四年（一○七一年）十二月，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定额为五百人。全国共八百四十指挥，兵额减到二十二万七千多人（开封府界及诸司因事募兵不在内）。全国禁兵、厢兵裁减后，总额不到八十万，比英宗时减少三十六万，约减三分之一。减并后使队伍精干整齐，也为宋朝节省了大批兵费。神宗大喜，对王安石说，裁并军营，“不惟胜敌，兼可省财”。这显然也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一个途径。‎ ‎　　（二）置将练兵。仁宗时，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开始变革兵将不相知的旧制，检阅延州兵一万八千人，分置六将教练。一○七三年六月，神宗下诏：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的禁军，分隶诸路，差主兵宫分部训练。一○七四年，曾任泾原路经略使的枢密副使蔡挺进而请在各路置将教练。九月，神宗下诏：除河东、秦凤、永兴等路都总管司现管军马外，开封府界、河北、京东、京西路分置三十七将和副将，选经过战阵的使臣充任，专掌训练。十二月，在陕西的环庆、鄜延、径原、秦凤、熙河等五路各地设置四十二将，统领当地的就粮、屯泊、驻泊等军。一○八一年，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东、浙西等路设置十三将。此后，“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洛地设置的将官，都可以自专军政，州县不准干预。这在兵制上，显然是对宋朝“祖宗法度”的又一个重大的变革。‎ ‎　　保甲法——在裁并国家军队的同时，神宗、王安石又加强了地主武装，以镇压农民的反抗。王安石早在向仁宗上万言书时，就曾举出汉代张角、唐代黄巢的起义，官吏不能及时镇压，作为宋朝的鉴戒。一○七○年七月，神宗与王安石谈到“民兵”（地主武装）。王安石建言，罢军职所得官十之二三，“鼓舞百姓豪杰（大地主），使趋为民兵，则事甚易成”。同年，开封府官员赵子几上书说，他往来畿内诸县乡村，近年以来“寇盗”（指起义农民）充斥，当地敌不过。纵然有的捕捉到宫，余党互相帮助，起来报仇，非常厉害。因此，他建议实行从前有过的保甲，归官府指挥“专于觉察奸伪，止绝寇盗”，即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十二月，司农寺据此建议，制定保甲法颁行。办法是：乡村民户以十户组成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由主户中“物力最高”和所谓“有材干心力者”即最大的地主富户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主客户有两丁以上者都要抽一人作保丁，训练武艺。每一大保逐夜轮差五人巡警，遇有“盗贼”报大保长追捕。同保内有犯“强窃盗、杀人、谋杀、放火”等案，知而不告，连坐治罪。保内如有“强盗”三人以上居住三天，同保邻人虽不知情也要治罪。保甲法颁布后，一○七一年先在开封府畿内各县实施，然后在各路逐步推行。《宋会要稿》载一○七六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数字，总数多至七百一十八万，其中民兵保甲有六百九十三万余，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主武装。‎ ‎　　赵子几上书，已经明白指出，组成保甲，就可以使地主安居，不再担心农民反抗（“如此，则富者逸居而不虞寇盗”）。保甲法旨在保护地主利益，镇压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目的性是很明显的。如果说，王安石的理财诸法，虽然旨在增加宋朝的国用，但在打击大地主、大商人这一点上，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愿望，那末，实行起源于商鞅的保甲法，就充分说明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和广大农民处在了相敌对的地位。‎ ‎　　保马法——宋朝由牧监养马，侵占大量田地，每年消费甚大。原来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言“省国费而养马于民”。一○七二年，神宗下诏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一○七三年，由曾布制定保马法颁行。保马法具体规定养马条例：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马匹可用来“袭逐盗贼”，即镇压农民。养马者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病，保甲马由保主独为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此后保马法推行到其他各路。‎ ‎　　练兵、保甲等法，暴露出变法派对农民起义的敌视，但同时也表明，王安石对待辽朝和西夏，是反对屈辱妥协，坚持抗战自卫的。北方边地的保甲，可以利用来守土抗敌；减兵并营、置将练兵等措施，对于提高宋朝军队特别是边防部队的战斗力，更收到显著的效果，一度扭转了真宗、仁宗朝的被动局面。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采纳王韶《平戎策》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方案，发兵抗御西夏。一○七二年八月，王韶战败吐蕃部落，在武胜建镇洮军，又升为熙州。置熙河路。次年二月，王韶再次出兵占领河州，进据洮州、岷州、宕州、亹州，行军五十四日，共得五州，幅员二千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对外作战的胜利。神宗把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王安石，来奖赏他的成功。王韶进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这次熙河之役，是变法派的一个胜利，是对保守派的一次有力打击。正因为如此。熙河之役的胜利，更加激起了保守派官僚们的忌恨。‎ ‎　　在实行“富国强兵”法的同时，王安石还着手对教育、科举进行改革，目的是培育和选拔变法所需要的人才，为政治上的改革服务。早在仁宗时，王安石就在万言书中强调“陶冶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学中所教都是章句之学、课试之文，完全不合“天下国家之用”，学生们“博诵强学”，“白首于庠序”，一旦从政，“茫然不知其方”。王安石执政后，愈加感到如不改革教育、科举制度，政治上的变法就难以实行。经过两年的准备，破除阻力，实行了新的贡举法，整顿了京师及州县学校。‎ ‎　　科举的改革——宋朝大批文武官员都来自科举。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明经科考试贴经、墨义，死背词句。如出题引《论语》孔子 的话“作者七人矣”，考试七人的名字答卷。出题写某经的上句，答写下句。或出经书一句，答写这句的注疏。一○六九年，王安石执政之初，就建议改变这种科举法，废除诗赋、明经各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保守派激烈反对。苏轼说：“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变。并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不以诗赋取士反而“无规矩准绳”，“无声病对偶”，“学之易成”，“考之难精”，弊病更大。神宗也被苏轼说得动摇。王安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的主张，向神宗指出：旧的贡举法是使士人困于无补之学，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神宗又转而支持王安石。－○七一年二月，中书省颁布对科举的改革：废除明经科，废除考试诗赋和贴经、墨义。进士科的考生在《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子》。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大义”和殿试策（时论）。新的科举考试法比起雕琢文字、记诵词句的旧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但王安石把改革科举标榜为“使学者得以专意经术”，仍然以经学作为学术的正统。‎ ‎　　学校的整顿——颁布新科举法八个月后，王安石着手整顿学校。首先改组太学。旧太学为保守派官僚、俗儒所把持，是反对变法的舆论阵地。国子监直讲颜复，以“王莽变法”为题考学生，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变法派把颜复等学官尽行撤职，委任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保守派讥诮陆佃等晚上在王安石处受口义，白天到大学照样宣讲，“无一语出己”。这种指责只能证明太学是按照王安石“一道德”（统一思想）的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场所。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整顿，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上舍生成绩优异的，不经省试和殿试，直接授官。‎ ‎　　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以重视实际应用的精神，建立这些分科学校，是教育方面很有意义的革新。建立专学法律的律学，更体现出崇尚法治的精神。变法派还陆续整顿了州县之学，规定学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 ‎　　科举和教育方面的这些改革，使王安石的革新思想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学说仍在太学中留有相当大的影响。‎ ‎　　王安石执政期间，也还采取措施，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变法派广泛听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小商贩、农民、仆隶以至犯过罪的人，只要能讲求水利和理财，都可直接来东京，到司农寺或中书省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还要授官嘉奖。如金州西城县葛德修筑长乐堰，引水灌田，授予本州司士参军。潭州湘阴县李度修筑两乡塘堤，补为本州官吏。在王安石的大力提倡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自一○七○年以后的六年间，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一万七百九十三处，溉田三十六万一千多顷。其中两浙路修水利最多，共达一千九百八十处，溉田十万四千多顷。蜀州修筑新堰，也可溉田三万九千多亩。‎ ‎　　熙宁年间，各地还开发了大量的淤田。汴河两岸作闸，引河水在京东西路淤田，又引黄河、滹沱河、漳河水在河北路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得田一万顷。据王安石估计，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产粮食几百万石。王安石又派平民李复、王湛到川峡招募农民来京畿种稻，传播经验。京畿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修水田一千五百多处，辟为稻田。变法派贯彻执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方针，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 ‎　　（选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5)，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王安石 变法的目的、内容、失败原因的论述 ‎　　嘉祐八年（1063年）宋英宗继承帝位。宋英宗是一个“有性气，要改作”的人，但即位以后，因受到仁宗的曹后的牵制，不能有所作为。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而把那个“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用状。当时，人们对王安石的期望是很大的，都以为只要他能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　　在王安石 看来，北宋国家贫困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生产少则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而农民之所以贫困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兼并之家“侵牟”和“蚕食细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只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却不帮助他们兴修水土之利，不在“播种收获”时候“补助其不足”。因而，王安石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即动员所有的劳动力去从事生产，以发展社会生产。而为了使农民有从事生产的条件，又必须“摧制效并”，减免徭役，耕敛时节加以补助，并“为之修其水土之利”。根据这样的一些认识和主张，王安石和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以下的一些“新法”。‎ 一、均输法——为了供应皇帝、皇族和中央政府的消费物资，北宋政府从其初年以来，除征收税赋之外，还在东南的江、浙、荆、淮六路设置了发运使，命其总管购买物资和运往开封等事。发运使只是机械地按照规定办事，“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且多求于不产之地，责于缺乏之时。行之多年，弊端丛生：“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富商大贾乘机操纵物价，获取暴利；农民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王安石创立了均输法，责成发运使必须周知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不但必须在生产地采购，且尽可能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此外，还使发运使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而适当地作些权宜措施。‎ ‎　　均输法实施之后，北宋政府的物资需求和东南财富之区的物资供应得到了较好的配合，纳税户的许多不合理的额外负担，稍稍有所减轻，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反而较前增多了。‎ 二、农田水利法——各地湖港、河汊、沟洫、堤防之类，凡与当地农业利害相关，需要兴修或疏浚的，均按照工料费用的大小，由当地住户依户等高下出资兴修；私家财力不足的，可向州县政府贷款。凡可供共同利用的水渠而被豪强兼并之家垄断了的，须重新“疏通均济”‎ ‎　　这项法令推行了六七年后，全国共兴修了较大的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溉的土地三千六百多万亩。疏浚的河汊、湖港之类不计 其数。‎ 三、青苗法——在每年的正二月和五六月，各州县政府分两次贷钱或粮食给农村住户，利息二分。贷借数目依户等高下分为五等，第一等户借十五贯，下至第五等户借一贯五百。春初的贷款，随同夏税于六月内归还；夏季借贷的，随同秋税于十一月内归还。‎ ‎　　推行此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耕种、收获时节不至缺乏种子和食粮，因而可以“赴时趋事”；使兼并之家不能“乘其急以邀倍息”。上等户也要依照定额借贷、纳息，则是为了要“多取于兼并豪强，以济贫弱”。‎ 四、募役法——废除了前此依照户等轮充州县政府职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诸路州县每年预计应用募役费用若干，由管内住户用户等高下分摊。原来轮流服役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做免役饯。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形势之家，以及女户、僧道户和未成丁户，也都得依照户等交纳，叫做助役钱。在募役应用的正数之外，还要多收百分之二十，叫做免役宽剩钱。遇到严重灾荒肘，便不向民户征收役钱，即以宽剩钱供募役之用 ‎　　募役法的推行，使原来轮班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使农业生产能得到较多的劳动人手。它还规定官户、僧道户等都与民户一同按田产多寡交纳役钱。从此以后，开封附近诸县原来轮充差役的中等人家，每年只出役钱三贯左右。‎ 五、方田均税法——对各州县已经垦种的土地作一次清查，以四边各千步作为一方，进行丈量。丈量后，先核定某户占有土地若干，然后依照土地的高下、厚薄分为几类，分别规定每亩的税额 ‎　　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已经丈量过并规定了税额的土地，将近二百五十万顷，约为当时纳税土地的半数。‎ ‎　　北宋的官僚豪绅地主，很多是有产而无税的，而农民则常常产去而税存，这严重地影响了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通过方田均税法的施行，把产权履亩查明，使赋税的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况相符合，政府的田赋岁人也得到了保证。‎ 六、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由政府拨付资金一百八十万贯，供收买货物和各行商贩借贷之用。市易务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商贩即可向市易务交纳抵押物品，成批地赊购出去，进行贩卖。贷款和货价，都于半年或一年之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偿还市易务。后来又在杭州、润州（今镇江）、长安、凤翔等城市内陆续设置市易务，都依照开封市易务的成规办事。‎ ‎　　市易法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使豪商大贾们垄断市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商业方面的“开阖敛散”之权大部分都移到了北宋政府手中。小商贩不至随时遭受到大商人的欺压，货物价格也不至随时发生人为的大起大落，这对于当时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七、将兵法——在“强兵”的问题上，王安石 执政之后。首先在西北的经、渭、仪、原四州驻军中设置负专责操练军队的将官，选择武艺精良的军官充任，分番教阅戍守当地的军队，称为“将兵法”。后来又向黄河流域各路推行，每路分为若干单位，每一单位设置将与别将各一人，选用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军官充任，专负训练军队之责。稍后，便将此法向全国各地推行。在此以前，北宋政府所豢养的上百万的职业兵，终年只是“饱食安坐以嬉”以至连每次领取到的口粮都无力负荷，还得找人替他们扛送；卫兵入宿，自己的衣被也同样得由别人持送。在将兵法普遍施行之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士兵受到了一些训练，军队的素质有了一些提高。‎ 八、保甲法——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其中有物力、有才能的人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农闲时保丁按时集合，练习技艺。夜间则轮流值班巡查，替地主阶级维持治安。‎ ‎　　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之一是：各地壮丁受到了军事训练，就可以和正规军相参为用，雇佣军出病死或逃亡而出的缺额不再填补，养兵费用日渐减少，北宋政府财政负担方面的最大压力就可日益减轻。及年岁稍久，除还保留少量的常备兵外，全国各地经过训练的大量壮丁便可以完全把雇募的军队代替了。推行保甲法的另一目的则是，用什伍之法把各地人民编制起来，固着在土地之上，封建社会的秩序便可以得到稳定。‎ 九、保马法——废掉前此设在大名、沙苑、安阳等地的牧马监，把原占牧地还给民户，而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的办法：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家产高者可养两匹。马用原来的监马配给，或官给钱令其自买。养马户岁免折变、沿纳钱。马如病毙，三等以上的养马户偿其全值，四等以下的养马户偿半值。到元丰年间，又在上述诸路改行计资产买马代养的办法：坊郭户家产及三千贯、乡村户家产及五千贯者，各养一马，家产倍增者马亦如之。凡养马户皆免其征役，因此，“民皆乐从”。‎ 十、军器监——设监于开封城内，统属京城的东西广备作和各州的都作院，依其制作之精粗而为之赏罚。此后，兵器衣甲的制造，产量加多，质量也有所改善。‎ ‎　　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所制定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当中，其中心环节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富国的目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它所预期的一些效果：使豪强兼并和出放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地主阶级的下层和自耕农民从事生产的条件获得一些保证。贫苦农民从新法中得到的好处则很有限。虽然如此，王安石的变法总归多少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北宋的统治。中央政府和各州县的仓库里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富国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　　正因每项新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豪绅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在每一种新法的推行过程当小，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他们便极其颟预卤莽地把新法全部废罢。‎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王安石变法的成效 新法的成就 在宋神宗和王安石 的主持下，变法先后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变法的目的是从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前提出发的。在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初步扭转北宋中叶的“积贫”、“积弱”局面。第一，财政收入增加。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饯”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朝廷府库中储有“常平、坊场，免役积剩钱共五千余万贯”，“谷、帛复有二千八百万石、匹等”。据当时官员估计，这些财富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初步缓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财政危机。第二，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兼并势力。“青苗法”使年息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饯”取代了“倍称之息”的高利贷，”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品官形势之家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尤其是“免役法”的推行，使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形势户和寺观户也必须依法“助役”纳钱。中等以下民户的赋税负担逐渐趋向合理，特别是对贫弱下户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第三，社会经济恢复、发展。首先，由于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使大片农田受到灌溉之利，增强了抵御居然灾害的能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其次，耕地面积扩大，如京西路的唐、邓、襄、汝诸州，在变法以前，“地多山林，人少耕殖，自熙宁中，四方之民，辐凑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元丰六年（1083年），登记于版籍的垦田数字达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不仅高出仁宗、英宗时的垦田数字，而且仅次于北宋全盛时期真宗时的垦田数字。再次，变法以后的物价普遍下降，如米从仁宗时的每斗七十至二百文，降到神宗时的每斗五十至八十文；麦从仁宗时的每斗五、六十文，降到神宗时的每斗三、四十文；绢从仁宗时每匹一千二百文，降到神宗时的每匹一千文。第四，军事力量增强。通过“强兵”诸法，提高了北宋军队的军事素质，初步改变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情况，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特别是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掌握了宋、夏战争的主动权。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打败臣属于西夏的吐蕃部落，设置熙州，次年占领河、洮、岷、宕、亹诸州，拓地千余里，获得宋夏交战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　　在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由于新法的推行，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下层劳动人民的处境有所改善。因此，这一时期很少发生农民起义和士兵哗变，北宋中期以来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得到明显缓和。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具有进步的社会意义。应予以积极的肯定和评价。‎ ‎　　但是，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由于新法本身的不完善，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成为守旧势力攻击和反对新法的口实，引起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种政治力量的激烈斗争，从而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　　‎ ‎　　（选自杨树森等主编：《宋辽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的论述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期内的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分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搂车脚上的铁锌，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必是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插秧，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劳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 ‎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缺乏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这就使南北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由越南传人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北宋初年，从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了。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极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莳”。湖南漳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准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条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入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北宋开封的发展情况 ‎　　在市镇商业的基础上，全国的大、中、小城市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大城市中以东京开封为典型，代表了北宋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 ‎　　开封在唐时为汴州，位居汴河上游，商业已很发达。五代时，梁、晋、汉、周四代，都在这里建都，“华夷辐辏，水陆会通，……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宋王朝定都开封后，对汴河、惠民河、广济河等不断加以修整，使漕运畅通无阻，大大便利了商业的发展。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遂使开封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开封的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管理制度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有了新的变比。‎ ‎　　北宋时的开封，工商业者面街开店，随处可以营业。彻底改变了唐代以前那种比较典型的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制度。开封亦有西市，但已不是一个很繁盛的商业区。真宗时，开封新旧城内有十厢，分管一百二十一坊，共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新城以外仍有大片工商业区，过去由京畿赤县管理，这时也划归市区。大中祥符二年，在新城外设了九个厢，共管十四个坊。每厢设有厢吏。如都所由、所由、厢典、书手、街子、行官等人，其中都所由为禁军巡检差虞候充任。到神宗时，新城外更为隆盛，开封已有居民二十万户，按每户五口计算，约有百万人之多。加上一大批没有户口的“游手浮浪”，以及官府机构和几十万军队，人口更多，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大城市。‎ ‎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开封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勾栏瓦舍，热闹异常。皇城正南门（宣德门）南去的大道叫做御街，两边称御廊，准许商人买卖交易。御街南去过州桥，直至朱雀门，两边酒楼、饭店、香药铺、茶馆、商店夜市直到三更。自州桥东转为东大街，经相国寺前门至宋门，有鱼市、肉市、金银漆器铺等。自州桥西转为西大街，有珠玉铺、鲜果行等等。皇城外东南方向的十字街一带，铺席热闹，附近的潘楼街是大商人云集的场所。珍珠、匹帛、香药等铺席，“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严，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桑家瓦子（戏场）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莲花棚、牡丹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些瓦子中除作戏演出外，还有卖茶、卖画、卖故衣、卖饭以及算卦、赌博等等。马行街一带，经常是车马阗拥，不可驻足；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汴河沿岸的桥头巷口，也成了百货阗拥的地方，以至“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 ‎　　开封城内有一些大型的定期交易市场，其中相国寺每月八次开放，“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五月初的鼓扇百索市，六月的巷陌杂市，七月初的乞巧市等，都是定期的市场贸易。‎ ‎　　北宋时的开封已有六千四百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彻底改变了唐以前的坊市制度，开辟了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新阶段。‎ ‎　　　　（选自周宝珠等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北宋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赵匡胤为了不使宋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耗费了许多心思，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睡个安稳觉。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天，他召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精通治道”，听了赵匡胤的发问，非常高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他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赵匡胤 完全明白了赵普的意思，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问题，中央要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即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拿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夺”、“制”、“收”的办法，深刻反映了这一斗争的尖锐性。‎ ‎　　当然，人们理解赵普所说的方镇，应当包括禁军将领同时又是节度使的那些人，自五代以来，这部分人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匡胤与赵普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就是按照上述方针，一步一步地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如臂使指”一样灵便。‎ 一、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 ‎　　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赵匡胤自建隆二年（961年）春就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此，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　　当赵匡胤和赵普进一步收兵权的方计确定后，就召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当参加酒会的人正在高兴之际，赵匡胤屏退左右，给他们讲了一段自己的苦衷说：“我非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忙问其故。赵匡胤继续说：“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石守信等听了这话，都惊恐不安，连忙叩头说：“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一句话，赵匡胤就是怕将领们重演他“黄袍加身”的故伎。当时，赵匡胤已控制着中央禁军，先发制人，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有向他请求“可生之途”。赵匡胤用地主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安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很明白，这是用经济手段的办法换取兵权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使将领们接受。于是，他们纷纷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即以殿前副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2。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改组后的禁军领机构有殿前司和侍卫司，殿前司设殿前都指挥使。侍卫司设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即所谓“三帅”分别统领禁军的办法，而把总领禁军的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　　这个被史家艳称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它是以强大武力作后盾而进行的，没有这个基本条件，赵匡胤就不能迫使他的将领们自动交出兵权。这样做的有利方面，是避免了一场大的流血斗争，节度使逐渐成为名誉头衔，加快了中央集权的速度。另一方面，它是用经济利益换得的，这就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推波助澜，宋朝的阶级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紧张，阶级斗争比较激烈，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　　宋王朝还根据唐末五代以来的经验，在中央设立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3。这样把三帅的统兵权与枢密院的调兵权职责分开。宰相不再过问枢密院的事情，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遇有战事，统兵的将领大多临时委派，目的是要各方面互相牵制，割断唐末五代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还大力整顿军队。五代时留下来的兵有几十万人，老弱病残者极多，此时加以裁减，挑选精壮者留军，限其兵额，注重训练，增强战斗能力。宋廷还根据“收其精兵”的政策，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把地方藩镇军中的“骁勇者”，选送到开封，以补禁军阙额。这样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一举二得。赵匡胤还分析唐庄宗“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的教训，是“威令不行，赏赉无节”。因此，他坚决实行以法治军的精神，整顿军纪。他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借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4”在整军的基础上，宋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宋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在京师及军事要地，它是宋王朝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宋初大约有二十二万禁军，京城开封驻有十多万，外地驻十多万，以京师禁军是能控制外地驻军，合外地驻军而能抵挡在京禁军，叫做“内外相制”5‎ ‎。厢军是直接由地方长官掌握的军队，总领于侍卫司。其精锐的选入禁军，留下来的多是老弱，大部充役使之用，缺乏作战能力。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由召募来的地方兵，经过编队训练，加强地方上的统治。蕃兵是边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数量很少，可以配合禁军作战。‎ ‎　　从北宋军制上看，军权确实集中到皇帝手里，将领无法更换皇帝，地方无力反抗中央，这就从根本上去掉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主要支柱，改变了五代以来军队的面貌，是其极为成功的一面。‎ ‎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宋在中央集中军权时，弄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临阵打仗，都要按宋廷在开封制定的作战方案——“阵图”来进行，如此等等，都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另外，宋军事制度中还有许多弊病和弱点，也被宋太宗以后的诸帝奉为“祖宗之法”，必然要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则是宋军制中的缺陷所在。‎ 二、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 ‎　　赵宋王朝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在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同时及以后，对行政机构及其权限进行了调整，并设置了一些新机构。‎ ‎　　为了同一目的，对官员的任用，实行了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脱离的政策。上至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特殊情况外，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正官、寄禄官，简称官。‎ ‎　　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通常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加有“判、知、权、管勾、提举、提点”之类。‎ ‎　　一部分文官还带有学士、直阁之类，称为贴职，简称职，通常并不担任相应的馆阁之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　　“官、职、差遣”，是宋代官制中特有的制度。即所谓“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6。‎ ‎　　宋初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除少数机构外，大多只管理部分职务，甚至成为闲散机构，名存实亡。“三省、大曹、二十四司，……事之所寄，十亡二三”。7‎ ‎　　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以及新设机构与省、部、寺、监等旧机构并存共治的行政体系。‎ ‎　　宰相，宋沿唐制，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由于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宰相只是行政首脑。‎ 参知政事，是副相，乾德二年（964年）设置，初期地位、职权都较低，以后接近于宰相，宰相出缺时代行其职权。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政事堂（中书），唐代宰相的议事处，初设于门下省，称政事堂，后移于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宋沿唐制设置，正式名称为中书，全称为中书门下，习惯上仍称为政事堂。为免与三省之一的中书省相混，这里称以政事堂（中书），也常称为都堂、政府、东府，是宰相和参知政事的议事办公机构，但不再设于门下省或中书省，而是设于中，囊括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的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宋沿后唐旧制设置，为最高军事机构，称为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浅者称签书或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院的长官，也称为执政。‎ ‎　　三司，宋设三司以总理财政（曾经几度分合），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政事堂（中书）和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称为“计相”，地位次于执政。‎ ‎　　三省，宋沿唐制设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但主要职权为政事堂（中书）所夺。“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8尚书省，亦称南省、都省，除管辖职权不多的六部外，唯“集议、定溢、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赠”等，9以至“使天子之大有司，废为闲所”。10‎ ‎　　尚书省的六部中，工部几乎全成闲散机构；吏部、户部也只保留一部分杂务；礼部礼仪方面的职权被夺，除杂务外，“兼领贡院”，名义上还“掌科举”，但进行科举考试时，朝廷常另“遣官知举”11，兵部还主管“武举”，“岁终以义勇兵、（弓）箭手、寨兵之数上于12以及其他杂务；刑部除案件的最后覆审权以及下属机构的职权被夺外，其他职权还大体上保留。‎ ‎　　九寺五监，其状况与六部类似，除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还保留其职权外，其他寺、监大多名存实亡，或仅留少量杂务。‎ ‎　　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新设了不少直属机构，重要的有审官院、太常礼院、审刑院等。‎ ‎　　审官院，太宗时设置，又将京朝官差遣院并入，任免考核少卿监以下京朝官。‎ ‎　　审刑院，太宗时设置，为刑案最高覆审机构。‎ ‎　　太常礼院，“凡礼仪之事，悉归于太常礼院”。13‎ ‎　　在台谏制度上，有御史合及谏院两个机构。御史合“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弹奏”14。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下属三院；台院（侍御史隶此，为御史中丞副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此），察院（监察御史隶此）。另置推直官二人，专治御史台所辖之狱事。‎ ‎　　宋初门下省有谏院，名存实亡。设有拾遗、补阙，又改为司谏、正言，但都不任谏职。后又一度设谏官、置谏院，不久又名存实亡，直到仁宗初年才正式置谏官，设谏院，成为制度。但宋代谏官并不专任谏职，常常弹劾大臣。‎ ‎　　宋之台、谏官，多取学术才行高者充任，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与台谏官互为敌垒的事，在北宋经常发生，弊病也就随之而来，宰相要有作为就困难了。‎ ‎　　从宋初的中央官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仍然贯彻上述精神，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于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997年）乃改全国为十五路，即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淮南、两浙、江南、福建、广南东、广南西、荆湖北、荆湖南、西川、峡路等，以后又有增加15。‎ ‎　　各路大体上有四个机构。‎ ‎　　漕司。长官为转运使，主要掌握一路财赋，运往开封及其他指定地点。同时也督察地方官吏。‎ ‎　　宪司。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原为转运使属官，真宗时独立出来，主管一路刑狱“及举刺官吏之事”。16‎ ‎　　帅司，即经略安抚使司、安抚使司等。北宋仁宗时，西北沿边及广南诸路设有经略安抚使，河北路设安抚使，主管一路“兵民之事”。17‎ ‎　　仓司，即提举常平司。宋初置常平仓，属转运使司，神宗初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主管地方常平仓、义仓及赈灾等事。‎ ‎　　路级官员在节度使治所大藩府之上，漕、宪、仓司因其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地方官之责，通称为监司，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成为镇压农民和剥削农民的重要工具。‎ ‎　　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级的还有府、军、监三种称呼。宋初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制度，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还兼管一些州、军，叫做支郡。当赵普罢相为河阳节度使时，高保寅知怀州，隶河阳节度使。高保寅旧与赵普有矛盾，受赵普压制，他就乘机上书，要求宋廷罢去节度使领支郡之制。在对藩镇进行“稍夺其权”的斗争中，高保寅的上书正中宋太宗的下怀，很快得到批准，怀州直隶京师，可以直接向宋廷奏事。以后虢州（河南灵宝）刺史许昌裔又告了保平节度使杜审进的状，宋廷派左拾遗李瀚调查。李瀚报告认为，节度使领支郡多遣亲吏掌关市税收，不便于商贾，要求罢领支郡之制，“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18。宋廷乃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把相当于今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等地节度使所辖支郡统统取消，改为直隶州。这使北方长期以来节度使专权跋扈之局大为改观。‎ ‎　　州的长官称“权知军州事”，后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的长官称为“知府”。自宋平湖南，南方开始设直隶州的同时，也陆续设立州通判一职，以后又推广到全国各地，成为一种制度。开始阶段，通判既非知州的副贰，又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知州的一举一动，多为通判所牵制。后来宋廷规定，通判要和知州联合署名，“文移方许行下”。知州“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19，大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根据开宝三年（970年）规定20‎ ‎，每州按户数多少，除长官外，曹官有所不同。满二万户者，曹官有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三人。不满二万户者，有录事、司法（兼司户）。不满一万户者，有司法、司户（兼录事）。不满五千户者，只有司户（兼录事、司法）。‎ ‎　　县的长官称县令或“知县事”（简称“知县”）。另有主簿和尉，亦按县内户口多少而不同。开宝三年规定：一千户以上的县，令、主簿、尉齐全；一千户以下的县，有令（兼主簿）和尉；四百户以下的县，有主簿（兼令）和尉；二百户以下的县，只有主簿（兼令、尉事）。‎ ‎　　主簿职管户口钱粮。县尉则维持封建治安，是执行镇压职能的。宋初，为了打击藩镇的不法活动，临时派遣常参官（又称朝官）21，到藩镇所辖属县去任职。五代以来，节度使以亲随为镇将，主要行使县尉的职权，他们依仗权势，“与县令抗礼”，遇有公事，可以“专达于州”，结果使“县吏失职”22。县尉设置后，镇将职权范围只限于郭内（县城），不及乡村。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下令禁止节度使补亲随为镇将，用本州牙吏代之，也有”宣补”（中央委派）的。这样一来，把过去节度使在县级的各种关系割断，宋的各级地方机构逐步完备起来。‎ 三、集中财权 ‎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唐末五代藩镇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经济大权。史书记载：“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至宋初，“犹循旧制”23。如左骁卫上将军李洪信，“好聚敛，积财钜万”24。天雄军节度使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25。在藩镇的节度使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富强者，辄怀跋扈之志”26。由此可见，宋初藩镇力量较强的经济条件是存在的。‎ ‎　　乾德二年（964年），根据赵普的建议，宋廷下令，每年各州的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帛之类，“悉辇送京师”27。原来送到京师的税物，归于三司掌管的左藏库。平定荆湘、川蜀之后，宋的财政充裕了，另在内廷讲武殿后别为内库，贮藏三司每年的财政节余，号为封桩库，由皇帝直接掌握。赵匡胤原计画将此作为赎买燕云的费用，后来成了皇家的私物，一直舍不得动用，直到北宋末为金兵所占有。‎ ‎　　宋王朝地方行政逐渐完备之后，转运使、通判、主簿，把地方财政统一起来。原来，藩镇派亲吏收税，往往加大量器，“公取余羡”28。宋初通过行政和财政的不断整顿，这种情况慢慢取消了。当然，这和收兵权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29。‎ ‎　　从五代以来，藩镇多遣亲吏到京师或沿途各地进行回图贩易，所过免征税钱，享有特权，控制着一部分重要的商业活动。经济收入增加，势力也就扩大起来，有养马至千余匹，童仆也上千人。宋初，“大功臣”数十家，“犹袭旧风”。宋太宗即位以后下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这样明确取消了藩镇的商业特权。另外，所在场院，派京官监临，不许节度使的部曲主持。其结果，“利归公上（指宋中央官府），而外权削矣”30。‎ ‎　　通过上述经济措施，雍熙二年（985年）时，宋太宗高兴地对比了前后的变化情况，认为：后晋和后汉时，“外则侯伯（藩镇）不法，恣其掊敛，内则权幸用事，货赂公行。百姓未纳王租，先遭率敛，县中官吏，岁有年常之求，镇将人员，时为乞索之局，乡胥里长，更迭往来，嗷嗷蒸民，何所告愬！……一近年来，颇革此弊”31。这时，在朝廷是“财力雄富”，在地方则“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32。‎ ‎　　事实清楚说明，所谓“制其钱谷”，就是宋廷同藩镇等地方官争夺对农民剥削权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农民。宋廷真正关心的是要农民先交“王租”（税收），不让藩镇加以破坏，以巩固宋的统治。但在对农民的剥削方面，较之五代时取民无节的情况相比，毕竟有所好转。这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四、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自隋唐至五代，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五代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常，虽然开科不少，但取人不多。有识之士，不乐于仕途，乃隐居山林。直到北宋建国之初，不少知识分子对赵宋政权仍是采取观望态度的。‎ ‎　　赵匡胤即位之初，在解决统一和集权的问题时，即注意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开科取士，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为稳固宋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　　北宋之科举，科目很多，“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33除武举梢晚，其他各科均在北宋之初已恢复起来。‎ ‎　　宋太祖初年，取士较严，最初几科，每科取进士八人或十余人。开宝三年（970年），川蜀、荆湖已入宋的版图之内，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查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出身，称为“特奏名”34。这种以皇帝特恩名义录取是宋代科举制中的一项新的内容，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 ‎　　开宝五年（972年），宋太祖打破常例，在讲武殿召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放榜，以示重视。次年，在考试中，考官李昉作弊的事件被揭露以后，赵匡胤召见了落第者三○六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令殿中侍御史李莹为考官，“乃御殿给纸笔，别试诗赋”。这种办法称为“殿试”，自唐代武则天偶而实行外，自此乃为常例。赵匡胤高兴地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35。开宝八年之后，殿试进一步加强，省试的名次不算最后定案，而必须由殿试来确定考试的优劣，录取之权由皇帝直接掌握。‎ ‎　　宋太宗时，任用大批文官以代替原来的武官，称之为“兴文教，抑武事”36。因此，科举取士的数目为增加，或间年一科，或三年一举，每次取进士多者三、四百人，诸科八、九百人，使宋朝官僚队伍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 ‎　　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宋初以后还采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措施。如唐五代以来，知贡举的考官在考试时，允许近要大臣举荐某某人，称为“公荐”37。这种办法使官僚之间的亲朋请托、贿赂等风盛行，考官取舍时也就高下其手。料举易于为权贵所把持。考生中举之后，感恩于考官，称之为恩师或门师，自称之为门生。新老官僚之间，逐渐形成一种门生故吏的宗派关系。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以后，坚决去掉了“公荐”及考官与考生之间的从属关系。另外，唐以来的科举中，还规定考生可以将平时所写的诗赋文章先送礼部，以便了解情况，称为“纳公卷”38。其本来用意是作为考试选拔时的参考，以免只凭一次考试而决定考生命运，想从多方面考查考生的实际水平。但这一办法又有弊病，考生在事前往往假他人之手代作，礼部录取时也以此而私所亲。宋廷在罢“公荐”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考试实践，才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消取“公卷”制，使试卷成为评定录取的唯一标准。‎ ‎　　此外，北宋科举中创立的“糊名”、“誊录”等法，亦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原来，考生的试卷上，所写姓名、籍贯，考官都可以看到，作弊也就非常方便。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陈靖上疏，要求在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实行之后，效果很好。真宗、仁宗时，糊名考试法逐步推广到省试、州试以及其他考试中，使考试制度日趋缜密完备。在糊名之后，为了不使考宫辨认考生字迹及拆换卷首等弊病，又创誊录试卷法，即将考生试卷先派人誊抄一遍，再将誊抄卷交考官评定。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置誊录院，专管此事。科举中糊名、誊录的推行，考官作弊非常困难，欧阳修称之云：“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为地主阶级选拔人才提供了有利条件。‎ ‎　　由上所述，宋初的几十年间，科学制显示了较强的优越性，人才辈出。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尽管科举制度在实行中仍有许多新的弊病，但在北宋初年为宋廷选拔人才，巩固中央集权，都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　　总之，宋王朝所进行的统一战争及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统一（虽未全部完成）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随意决定的。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农民阶级作出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支持战争的物资，长途跋涉的运输，都落在农民身上。不少战斗中，民工们甚至走在军队的前边，如焚毁南汉军队的营栅，直接参加了战斗。尤其在宋军为收复燕云的战斗中，人民群众表现得非常勇敢，积极应募参战，给宋军以大力支援，这都说明人民群众是统一战争中的真正英雄。赵匡胤、赵光义、赵普等人，在这一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赵匡胤从来就没有恢复汉、唐旧疆，统一全部中国的念头，赵光义在两次对辽作战后，不敢再提北伐，放弃了统一燕云的计画，而赵普则根本没有统一燕云的打算。这些都表明他们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时代局限性。‎ ‎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活动，是为团结地主阶级共同巩固封建统治，镇压农民阶级反抗的。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就在于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了安史之乱以来的割据因素。同时，也对历史上大臣、外戚、宦官、后妃专权的弊病有所注意，适当加以限止，这对保证专制集权、巩固统一、安定局面，都是必要的，为后来封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斯大林说得好：“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若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它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42。我国秦、汉、隋、唐和北宋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宋代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 ‎　　但不可否认，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它自身产生的许多弊病，对历史的发展是有消极作用的。为了集权，宋建立了一套“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马端临批评说：“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43，“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44。冗官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低，士凤因之萎靡不振。‎ ‎　　在集权中，由于皇帝对臣僚猜忌太深，防范太甚，官员互相牵制，不能专权，也不能专事。王夫之曾说：“宋自雍熙（太宗年号）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很多有才能的宰相，“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则求国有定命之讦漠，人有适从之法守，其可得与！”宋太宗以后诸帝，对已经矫枉过正的东西不能适可而止，相反“奉为成法，人士视为故事”45，最后积重难返。宋初以后，国力不强，武功不兴，正与此有着重要关系。‎ ‎　　‎ ‎　　（选自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一、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 ‎　　（一）均输法。‎ 王安石在任参知政事的前几天，曾和司马光争论理财问题时，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富国”方针1，均输法就是贯彻这一方针的第一个新法。‎ ‎　　原先的发运使根本不管开封的物资储存和需要情况如何，只要把诸路“上供”的“定额”物资，督运到开封了事。所以“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由于供求关系脱节，经常是化了巨额运输费用，却运来了许多过剩物资，只得在开封“半价”抛售。而遇上军事或其他重大开支时，“则遣使刬刷（收括），殆无留藏”。各路官吏又“往往巧为伏匿”，不报告物资的实有情况，并且为了所谓预防“年计之不足”，采用“支移”、“折变”的办法，进一步剥削民户，以至民户纳税“倍其本数”。宋王朝调用物资时，又根本不管该地是否生产这种物资，是不是生产季节，一味强征。所有这些，都为大商人屯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民户则深受其害。‎ ‎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均输法），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发运使薛向推行新颁布的均输法。拨给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之用，并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还令预先知道首都开封的库藏情况，以及一年开支的数量和所需物资的情况，使“得以从便变易蓄买”，并可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节省购价和运输费用。这是王安石想用调整供求关系，将东南地区的物资有条不紊地供应首都开封的皇族、官僚和大量军队的消费，以达到“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可足用，民财不匮”的目的2。‎ ‎　　（二）青苗法。‎ ‎　　继均输法之后推行的是青苗法，这是对旧的常平仓法进行改革的新法，所以也被称为常平新法，或仍称常平法。熙宁二年九月公布推行。规定以当时诸路常平、广惠仓所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作本，“依陕西青苗钱例”，由民户自愿请贷，每五户或十户以上结成一保，每保要有第三等以上的户作“甲头”；客户则“与主户合保”，才能得到贷款；客户与第五等户不得过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户不得过三贯，第三等户不得过六贯，第二等户不得过十贯，第一等户不得过十五贯；本县如有剩余，“增给三等以上户”；如还有剩余，而坊郭户“有物业抵挡愿请钱者，每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每年分二期贷款，每期（约半年左右）取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交纳；遇有“灾伤及五分以上”时，允许延期归还。其目的是要达到“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抑兼并，济困乏”的效果3。‎ ‎　　青苗法取息二分或三分，比起高利贷者索取成倍的利息来说，还算是较轻的剥削。在青苗法实行的初期，还曾强迫高利贷者借贷青苗钱，按期向封建政府交纳利息。高利贷者的活动在青苗法实施以后，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却因此收入了大量利息。由于青苗法使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因而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　　（三）农田水利法。‎ ‎　　农田水利法于熙宁二年十一月开始实行。这是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即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重要新法。‎ ‎　　当时颁布的“农田利害条约”，奖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由“受利人户”出工出料兴修，如果是“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可依据青苗法向官府借贷钱谷，作两限或三限（每限半年）归还。如果还不够，州县官就劝谕富户出钱借贷，“依例出息，官为置簿及催理”。4‎ ‎　　在农田水利法的推行时，长期废弃的古陂废堰修复了，重新发挥了灌溉的效能；许多新的水利工程也兴建起来，大量的薄地成了良田。如京东路修治了济州的南李堰、濮州的马陵泊等，得到良田四千二百多顷。在兴修农田水利的过程中，“淤田”也是一项重要措施，北方各地纷纷决放河水，将河水中的淤泥放入农田，使瘠土成为沃壤。同时，许多河道如汴河、滹沱河、漳河等，都得到了大规模的修浚。熙宁六年（1073年）特设“疏浚黄河司”以治理黄河，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和守旧派的反对，疏浚黄河的事没有取得成效。‎ ‎　　农田水利法的推行，使各地的农田水利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年至1076年）的七年期间，兴修水利共达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水利田达三十六万三千顷（内官田一千九百多顷）之多。‎ ‎　　（四）免役法（募役法）。‎ ‎　　王安石执政以后。改革免役法成为他考虑的重要问题，他曾向宋神宗说明，改革以“理财”为先，而“理财”又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可见王安石是把役法的改革，看成是“理财”诸法中最重要的一种。在制定与推行中，也采取了慎重的步骤。熙宁二年十二月公布“条目”。以便“博尽众议”5。次年冬，首先在开封府试行，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放乡役数千人。在取得成效以后，才于熙宁四年十月，正式向全国推行。6‎ ‎　　免役法废除了以前的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政府差役的办法（差役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充役（募役法），各州县预计所需募役的费用，然后按户等征收。原先轮充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出的钱，称为“免役钱”；原先不服差役的城市上五等户，以及农村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和享有特权的官户、寺观户等，按等第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此外，还加收十分之二，称为“免役宽剩钱”，以备灾荒年分使用。‎ ‎　　免没法的推行，触犯了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也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　　（五）市易法。‎ ‎　　继“均输法”之后，进一步限制大商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借以增加政府收入的，是熙宁五年三月实行的“市易法”。‎ ‎　　熙宁三年，在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的主持下，于陇西古渭寨设置市易务，“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7，控制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这是以后市易法的开端。‎ ‎　　熙宁五年初，有个自称草泽（平民）的魏继宗，上书建议在首都开封设置市易司，控制开封的市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达到“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国用以足”的目的8。这年三月正式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9。‎ ‎　　市易务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等到市场上需要时，商贩们以产业金银作抵押，向市易务赊购货物以进行贩卖，半年或一年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归还市易务。以后又在各重要城市如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市易务，把开封市易务改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全国市易务的领导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便利商品流通，以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面，都有一定作用。‎ ‎　　（六）免行法。‎ ‎　　宋代首都开封各工商行业除交纳普通赋税以外，官府所需要的物品、人工，都向各行勒派。“官中每所需索，或非民间用物，或虽民间用物，间或少缺，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10，成为工商行户的沉重负担。‎ ‎　　熙宁六年（1073年），肉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要求。宋政府下令“在京市易务与开封司录司”“同详定诸行利害”11，还成立了“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商讨政策。同年七月正式实行免行法，各行根据获利多少，按月或按季交纳免行钱后，“与免行户祗应”12，或“官为雇人代役13”。‎ ‎　　由于市易务参与制订了免行法，免行钱又由市易务负责征收，所以也有人把它作为市易法和一种发展。实际上免行法与农村实行的免役法，性质类似，都是为了逐步消除徭役制的残余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　　（七）方田均税法。‎ ‎　　宋统治时期由于“诡名挟佃”、“隐产漏税”，以及“产去税存”等种种弊病，不仅造成了田税不均，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早在宋仁宗时期郭谘等曾在一些州县实行过均税法，但为豪强地主所反对而作罢。熙宁五年颁行的“方田均税法”。就是要通过清丈土地，消除上述弊病，平均赋税负担，并以此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　　方田均税法分方田与均税两部分。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每年九月，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丈量后根据土地肥瘠等分别等级，作为赋税负担的依据。而“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也就是以原先的租税额，按土地的等级来平均负担，“瘠卤不毛”及“山林陂塘沟路坟墓”所占的土地，“皆不立税”，诡名挟佃，皆合并改正。所有土地占有的情况，“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14。派巨野尉王曼为指教官，首先从京东路开始，以后推行到其他各路。到元丰八年（1085年），已丈量的土地有二百五十万顷，为当时纳税土地的一半以上。‎ 二、为“强兵”而推行的新法 ‎　　（一）将兵法。‎ ‎　　宋王朝到宋仁宗时期，军队总人数超过一百万，军事开支占政府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这样大量的军队，不仅老弱病残的多，军营缺额严重，而且由于推行“更戍法”，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缺乏训练，因而战斗力非常薄弱。改变这种状况，以达到强兵的目的，就成为改革派非常重视的一件事。‎ ‎　　熙宁二年开始精简军队，淘汰老弱，“不任禁军者降充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15。还规定禁军每营马军为三百人，步军为四百人，不足者裁并。首先从陕西开始，原有的马步军三二七营，并为二七○营，以后其他各地的马步军五四五营，并为三五五营。接着厢军也进行裁并，每一指挥不得超过五百人。到熙宁末年，禁军人数为五十六万八千多，元丰时稍有增加，达六十一万二千多人；厢军到元丰末年整编为八四○指挥，二十二万七千多人。禁厢军总数为八十万左右，较之治平年间，减少三十多万人，节省了大量的军费。‎ ‎　　对整编后的军队进行训练，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宋神宗亲自“旬一御便殿，程其能否而劝沮之”，因而“人人奋励”。改变了原先“在京诸军出戍还营，教阅多废忘”16的状况。改革派还以“将兵法”代替原来的“更戍法”。熙宁七年（1074年）。首先在开封府界、河北、京东、京西等路实行，共设置了三十七将。每将置将副各一人，将官、副将都选择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担任，“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平居训厉搜择，无复出戍，外有事而后遣焉”17。因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改革派“强兵”的目的。不久，陕西的五路又设置了四十二将。这样在与辽、夏接壤地区，有了大量经过训练的军队，增强了抵御辽、夏统治者侵扰的力量。‎ ‎　　（二）保甲法。‎ ‎　　宋朝阶级矛盾的激化，迫使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即使是首都开封附近，也是“寇盗充斥，劫掠公行”18作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王安石，非常重视整顿封建社会的秩序，巩固宋王朝的统治，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此实行的保甲法，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目的。‎ ‎　　改革派赵子几，首先建议在他任职的开封地区实行保甲法，他提出：“主客户两丁以上，自近及远，结为大小诸保，各立首领。使相部勒管辖”，以达到使“富者逸居而不虞寇劫”的目的。他认为如果“规模施设推及天下，将为万世长安之计。”北宋政府下令根据他的奏议制订条例。熙宁三年十二月，宋政府颁布了由司农寺制定的《畿县保甲条制》。规定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一人；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一人；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各一人。保长由所谓“有心力”的人担。大保长、都副保正，则更明确规定由家财最富的人担任。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可以置备弓箭，进行训练，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在保内“巡警”。如果同保内有所谓犯“窃盗、杀人、放火”等事，“知而不告”的，就要按照“伍保法”论罪；还规定“居停强盗三人以上，经三日，同保内邻人虽不知情，亦科不觉察之罪”而且对“外来行止不明之人，并须觉察收捕送官”19，等等。不论是赵子儿的奏疏，还是颁行的“保甲条例”，其阶级性质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要在乡村中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并组织一支由大地主控制的保甲武装，用以防止和镇压农民的反抗。‎ ‎　　保甲法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行于五路，最后推行到全国。‎ ‎　　经过一年多的实施，开封府地区的保甲法已经稍有成效，所以“盗贼”“比之昔时十减七八”，充分暴露了保甲法镇压人民的阶级本质。对“保甲条制”中客户壮丁充当保丁的规定，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宋政府为了使之更符合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于熙宁五年重新规定：“其保丁止编排两丁以上主户，其余并客户并令附甲”20。从而取消了客户壮丁充当保丁的资格，又进一步暴露了保甲法的反动性质。‎ ‎　　推行保甲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之部分的代替军队，成为宋王朝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并以此来节省大量军费。对此，王安石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除了镇压农民的反抗以外，经过训练，“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消募兵骄志，省养兵财费，事渐可以复古，此宗庙长久计，非小事也”21。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政府对保甲兵进行了训练，“教艺既成，更胜正兵”。“马上事艺往往胜诸军”22。这些经过训练和正在训练的保甲兵；到熙宁末达到五十六万多人，其中除七万多人属开封府界外，其余四十九万多人全部属于西、北沿边的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永兴军路、秦凤路、河东路等。由此可见，当初训练保甲兵的目的，除了维护首都附近的治安外，还为了防护西、北边境，以对付辽、夏统治者的侵扰。‎ ‎　　（三）保马法（保甲养马法）。‎ ‎　　宋朝的军马，原是依靠政府的牧监饲养的，不仅代价太高，而且根本不能满足需要。据当时的政府报告说，河南北十二监，从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但是可供骑兵用的只有二百六十四匹，“余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余缗而已”，还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亏损达五十万缗以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熙宁五年五月，首先在开封府试行“保甲养马法”，当时就有一千五百户愿意养马。继又推行于河东等五路。熙宁六年八月颁布的养马法规定：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每户一匹，富户可养二匹，政府给以监马或给钱自行购买。开封府地区总数不超过三千匹；五路各不超过五千匹。开封府的养马户免除每年的“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五路养马户则免除每年的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的户，每十户为一保，马死后由养马户独自赔偿；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后由全社共同赔偿马价的半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瘠情况，并规定除了保甲乘马“袭逐盗贼外”，乘骑不得超过三百里。‎ ‎　　保马法的推行，节约了宋政府的大量开支。据熙宁八年四月的计算，官养一匹马，每年需要二十七千钱，而民间养马一匹所免除的“折变缘纳钱”只合十四千四百钱，每匹马即少支出十二千六百钱。同时还大大降低了马匹的死亡率。根据熙宁五、六两年的情况，“官马死倍于保甲马”，而且“保甲有马则可习骑战，平时可使袭逐盗贼”24，进一步加强了大地主控制的保甲武装力量。‎ ‎　　（四）军器监。‎ ‎　　宋朝的军器制造原归三司胄案管理，三司是宋王朝主管财政的机构，事务繁杂，很少顾及胄案，加上胄案的主管人员不断更换，他们也不重视或不懂得这项工作，“仅能谨簿帐而已”，因而对武器制造的质量如何根本无人顾问。王安石的儿子王雱针对这种状况，上书指出：当时制造的武器，“但形质既具，则精之实一切无所问”，“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不可复举”。他建议仿照钱监，设置专门的机构以管理武器的制造。宋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熙宁六年六月设置军器监，以“总内外军器之政”，并废罢了原先的三司胃案。从此以后，军器的制造逐步改善。十多年后，“戈矛弧矢甲胃刀剑之具，皆极完具”26，而且数量之多，足够数十年征战之用。‎ 三、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 王安石把改革科举与学校制度，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二月，在王安石所拟的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明确地阐述了其间的关系。他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力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在随后颁布的“贡举新制”中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考试分四场进行，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要求“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27；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他又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企图以此改变那种“闭门学作诗赋，及其人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28。‎ ‎　　在王安石看来，“一道德”的重要途径是学校，这年十月，又对太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舍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以后经过考试升为内舍生，名额二百人；内舍生经过考试升为上舍生，名额一百人。太学置直讲十员，二员共讲一经；学员选学一经随该经直讲学习。上舍生内“学行卓然尤异者，委主判（太学主管官）及直讲保明，中书考察，取旨除官”29,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　　科举考试与太学学习的都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于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王安石亲自著《周礼义》，即《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年）颁于学校，作为学生的教科中“使学者归一”，以达到“一道德”的目的。从此以后，《三经新义》是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 ‎　　关于地方学校，也在熙宁四年（1071年）至熙宁六年先后发布诏令，予以改进与充实。‎ ‎　　改革大学之后，接着于熙宁五年七月，重新设置武学；熙宁六年四月又建律学。太医局是个医疗兼医学教育的机构，原隶属太常寺，为了加强领导与进行改革，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改组太医局，不再隶属于太常寺。所有这些专科学校的设置与改革，都和太学的改革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培养改革所需要的各种人材。‎ ‎　　（选自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节 金与南宋的对峙 恩格斯论历史人物的个人动机和使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的关系 ‎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段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的、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　　‎ ‎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期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马克思论时势造英雄 ‎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列宁论判断历史人物功过的标准 ‎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征服者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 适应于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　　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八十一页。）‎ ‎(1)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的论述 ‎　　金朝的创建者是女真族。女真族原先是住在黑龙江流域。我国古文献上的“肃慎”，当为女真族之先祖。唐贞观中曾来朝。宋和辽人的记载中称他们为“女直”或“女真”。女真有生女真和熟女真之分。生女真是住在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五代和宋时他们还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熟女真住在辽阳一带，编入辽的户籍。他们接受汉文化较深，经济发展比较快。‎ ‎11世纪初，生女真的完颜部，定居在安出虎水一带，势力发展很快，成为强大的部落。完颜部的乌古乃为联盟长，辽封他为节度使。乌古乃统治时期不断向外扩张。到了11世纪末，乌古乃被另一完颜部的酋长所杀。12世纪初，生女真完颜部的社会在向前发展，女真部落逐渐统一。‎ ‎　　女真受到契丹的欺压敲榨，引起女真族的不满与反抗，“女真厌苦之。”阿骨打（完颜旻）于1114年任部落联盟长，开始了抗辽的斗争。阿骨打拼力奋战获胜，“辽军大奔，蹂践死者，十七八。”十月破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城，辽出兵镇压。十一月，女真与辽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战，阿骨打亲举火把夜战，乘着大风奋击，大败辽军，乘胜占辽的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等地。‎ ‎　　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国，年号收国，是为金太祖。金太祖立谙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谙版在女真语中是“大”的意思，勃极烈意为“官长”。另有三勃极烈。军队仍由“猛安”与“谋克”率领。猛安，在女真语中的意思是军事酋长；谋克，是氏族长的意思。此时，猛安与谋克成为军事的组织，管理率领女真的士兵及其家口民户。‎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3）周宝珠等编《简明宋史》关于南宋海外贸易的论述 ‎　　‎ 南宋时，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较快，为对外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南宋初年，宋政府财政困难，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有所加强。因此大力提倡官员和沿海商人招诱蕃商（外国商人）入中国进行贸易。对外贸易的增多，反过来也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商品经济比内地大大活跃起来。‎ ‎　　 南宋初年，广州仍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市舶司的收入“倍于他路”。宋高宗曾说，广州如果管理得当，蕃商往来，可以“动得百十万缗”。绍兴末年，闽广两市舶司岁得息钱二百万贯，大部是广州市舶司赚得的。两广一带地产香料，真珠、木材、棉布，糖霜、药材等，是海贾贩往两浙的重要商品，市舶司收买的物品中，除大量外国货外，一部分是两广地区产的。当时两广的钦州、廉州及海南岛也是海贾出入之地，交趾商人经常从海路到钦州贸易。‎ ‎　　福建的泉州，自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市舶司共收息钱九十八万贯。纲首（船长或船队长）蔡景芳一次招到大食商人蒲罗辛。所贩乳香价值三十万贯，受到宋政府的嘉奖，补官承信郎。南宋中期以来，在正常情况下泉州每年能到蕃舶三十六只左右，是一个“以蕃舶为命”的城市。当时泉州港比较分散，范围广大，包括后渚、石湖、安平、福全及围头等周围百余里的沿海地带。它的主要港口是在后及泉州城南，其他地方的商业也很繁盛，如围头，澳湾最大，水深、避风，南北往来大小船只都可以久停，又有很好的淡水供应，“酒食店肆，色色有之”，出现居民与海舶商人“交通贸易”的热闹景象。元初马可波罗游历泉州时，认为这是世界上两大港口之一（另一是今埃及之亚历山大港），阿拉伯、东南亚、印度等几十个国家在此贸易，商品吞吐量之大，使马可波罗简直不可想象。可见这时泉州地位已超过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泉州周围的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县，在南宋时生产有大批瓷器、铁器、丝绸、船只等，加上宋政府从各地调去大量货物，才使泉州能从事大宗海外贸易。泉州海商经常出国贩运，获得厚利暴富起来。《夷坚志》记载，泉州有一个姓杨的商人，在海外贸易十余年，资本达到二万贯，绍兴十年，他又出国贩回沉香、龙瑙、珠、布、苏木等许多珍异物品，运到临安，价值四十万贯，成为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海商。‎ ‎　　两浙沿海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临安、明州、温州、秀州及江阴军五个地方设立市舶司。市舶司下还在有些县镇设立有市舶务，进行对外贸易。如秀州市舶司移到华亭县后，华亭市舶务一度移至通惠镇。明州是北宋以来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此时“南则闽广，东则倭人（日本）、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货物丰衍”。这里蕃商很多，有一个蕃商病死，遗留资产巨万，宋政府令其仆人护丧而归，一无所取。澉水于淳祐六年置市舶官，十年置场，这里居民“不事田产”“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网罗海中诸物以养生”。平江府昆山县黄姚税场，是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地“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越商税，动以万计”。这些都是靠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的大批市镇。‎ ‎　　南宋海外贸易中，除在官办的市舶司交易外，走私贸易也很盛行。浙西的华亭、海盐、江阴、及镇江、通州、泰州等地，一些豪户多从事粮食贩卖活动，他们广收谷米，每船动是数百石或千石，或南或北，出国入蕃及在沿海贸易。外国商人特别喜欢中国的铜钱，通过走私大批运往外国，在东南亚及西亚市场上流行。南宋海上起义军屡次拦截巨商或攻入沿海城市，获得大批货物，并扮成商船在沿海港口市镇贸易，宋政府感到市舶司税收减少的年份，正是这种走私贸易兴盛的时候。‎ ‎　　南宋沿海贸易中，中国海商之间，中外商人之间，外商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经常各自组成商船队，互相争夺，甚至互相抢劫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 ‎　　‎ ‎　　（选自周宝珠等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关于岳飞 被害和对岳飞的评价的论述 ‎　　‎ ‎　　（郾城大捷后）当抗金战争捷报频传时，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害怕岳飞的胜利对高宗有“震主之威”，会尾不大掉、又怕胜利后钦宗回来争位，故把岳飞视为推行投降政策的严重障碍。1140年秋，一天下十二道“金字牌”，强令岳飞班师。高宗又撤回东路驻军。岳飞悲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岳飞不得不放弃胜利的成果，率军撤回。退军途中，中原人民拦住归路，痛哭之声，震于原野，岳飞也挥泪而别。所收复的河南大片土地又为金军所夺。‎ ‎　　1141年4月，南宋政府以韩世忠、张浚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明升暗降，罢除他们兵权。秦桧的党羽万俟禼首先攻击岳飞奉旨起兵，徘徊不进，妄自尊大，怨恨朝廷。他们自知这些空话不能定罪，于量秦桧串通张浚，收买岳家军重要将领副都统制张宪的部将王俊，诬告岳飞谋反。将张宪、岳飞、岳云先后逮捕，发交大理寺审讯。对岳飞等三人百般拷打。因毫无证据，难以定罪，岳飞撕破衣服，露出背上所刺的“尽忠报国”四字，以明心迹。114年（绍兴十一年）12月29日岳飞被杀害，时年39岁。岳云、张宪也同时遇害。韩世忠对这件冤案非常愤慨，质问秦桧，秦桧无法肯定其罪状，只说“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一代抗金名将就在“莫须有”三字的罪名下结束了他的一生。‎ 岳飞虽然被宋高宗和秦桧所杀害，但是他光辉的抗金新事业是不可磨灭的。首先，由于他依靠人民的力量和“结连河朔”的方针。所以能在抗金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粉碎了金朝灭亡南宋的迷梦。其次，岳飞的抗金战争之所以能取得显赫的战绩、除了战争本身的正义性质之外，还在于岳家军有着严明的纪律，他们“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深得人民的支持。第三，岳飞在战争中善于结合实际运用兵法，他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第四，由于岳飞等抗金名将的领导，使南部中国的广大人民免退金军的蹂躏，使中国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南方继续向前发展，使南宋能够较长期地偏安江南。他献身于抗金斗争并战功卓著，最后因坚持抗金而遭杀身之祸。正因为如此，岳飞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但是他在封建忠君思想的支配下，于1135年镇压了玉湖湘地区杨么的起义，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和罪过，体现了他地主阶级的顽固立场。但就他一生的活动来看，这是次要的。他全部的精力和最主要的活动是献身于抗金战争。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他，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米看待他。‎ ‎　　‎ ‎　　（选自张海鹏等主编：《中国通史》（上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岳飞是杰出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邓广铭 ‎　　自从绍兴三年(1133年)为始，南宋政府就把东起江州、西至荆州、北边包括长江北岸一些州县，分划为一个军区，指定由岳飞负责防守。长江的下游，淮南东西两路，则由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分别负责。在南宋的这几支部队当中，只有岳家军曾连续对伪齐和金国的南侵军采取过主动的攻势；另外的那几支，只是当敌军攻入防区之内时，才被动地进行一些军事周旋，有时还必须岳家军前往支援，才可以招架得住。这说明，在南宋王朝的正规军队当中，唯有岳家军的战斗力最为强大。‎ ‎　　岳家军的战斗实践，证实了它的战斗力之特别强大。至其所以特别强大的原因所在，固与岳飞平素的操练和教阅分不开，而更加重要的，则是因为具备了下述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具体反映出来。岳飞是如何地要把他的部队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还具体反映出来，岳飞确实是一个卓荦不群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　　第一，岳家军的风纪之好，不但为南宋诸军之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少有其比。南宋初年几员大将的部队，一般说来，军行所至总都不免勒索财帛，驱掳丁壮，掠人妻女，居人庐舍，岳飞的部队却独独不是如此。他们平时全居住在军营当中，街巷中很少有出外游逛的士兵。在行军途中，则“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1他们始终坚守着“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戒条。‎ ‎　　在赵构奖励岳飞的许多诏令当中，几乎每一次都称赞他的治军有法和纪律严明，例如夸奖他“师行而耕者不变”，“涉千里之途而樵苏无犯”，等等。对别的将帅虽也颁发过很多奖励诏令，却很少用这样的词句，唯独对岳飞的诏令中才使用，这正好证明，岳家军的纪律必非其同时诸将帅部队之所能及。而也正是这一原由，才使得岳家军到处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爱戴与合作。‎ ‎　　荆湖北路的人民，在岳飞被害之后，不顾权奸秦桧的凶焰如何高涨，也不怕会因此引惹出什么麻烦和灾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家，全都画了岳飞的像而在家中加以供奉2。他们还把岳飞的一些事迹，编成传奇式的乃至神话般的各种故事，彼此称述，互相传播。岳飞之所以赢得人民这样的热爱，固然主要是以他在抗金战场上所立功勋使然，而另外一个同样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岳家军曾长时期在这里驻扎过，曾经为这里的每一户人家服过务、谋求过福利之故。而岳飞本人的纯朴笃实的作风，也必有极大的感召力量。‎ ‎　　岳家军在其所到之处，都以这样的军风纪而获得当地人民大众的热爱，各地人民大众自然就乐意与岳家军合作，尽量给予一些精神的或物质的支援，使岳家军的战斗力量得因之大大提高。‎ ‎　　第二，岳飞对于各地人民抗金的武装力量具有深切的认识，从而对它非常重视。岳飞在南渡之前，曾一度参加过太行山区的游击战争。到他参加了赵家王朝的正规军，并随同杜充从开封而转移到长江以南，其时河北、河东各地人民，不愿屈服于女真贵族的统治宰割之下，依然到处自动团集，靠山的结为山寨，靠水的结为水寨，分别对女真军队从事于激烈的斗争。当李纲执政之日，当宗泽留守开封之时，都曾计划对这些地方的忠义民兵加以支援、组织和领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力量；而在李纲去职、宗泽逝世之后，南宋王朝的当权者们却全不再考虑此事，只有岳飞，他确知这些自动结集的抗金武装力量之强大，在他身任将领之后，便把连结河朔的忠义民兵作为他的抗金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并经常派人去和这些山水寨的首领们进行联系。他在每次出兵对伪齐或金人致讨之前，更大量地发遣人员潜入敌境，策动这些山水寨的忠义民兵遥相配合。而河朔地区受到全军扫荡的忠义民兵，到实在无法立足而必须南下时，南下之后也大都以岳家军营作为他们的归趋之地，把敌方的情况和动向提供给岳家军，这就又会使岳家军对敌方的虚实强弱之所在更能了如指掌。‎ ‎　　绍兴十年(1140年)夏秋间，岳飞的大军北进抵达颍昌，先头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等地，河朔地区太行山以东以西的山水寨忠义民兵也都大肆活动，有的在大名、磁、相等地邀截金人补给线上的粮纲、马纲、金帛纲，3有的则专力于攻打城邑，例如河东路的翼城、赵城以及绛州的垣曲县城等。其在此以前尚未组织起来的民众，也都暗自积聚一些兵仗和粮食，往返奔命，要乘此机会组织起来，以配合岳飞的大军渡河北进。‎ ‎　　从南宋政权建立以来，直到1234年金政权的灭亡之日，在南宋政府军抗击全军的全部战争历史上，绍兴十年岳家军在颍昌府所立功勋，乃是登峰造极的一次。而这次辉煌战果之取得，与岳飞“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是分不开的。‎ ‎　　　（选自邓广铭著：《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四节 元朝的政治和经济 ‎ 马克思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刺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　　‎ ‎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恩格斯论野蛮的征服者必须适应征服后 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 ‎　　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　　‎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0页。）‎ ‎(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国的建立 蒙古族在唐朝一般是称做“蒙兀室韦”的，原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的额尔古纳河上游，约在八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 ‎ ‎　　十一、十二世纪时，在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围，有大小部落很多，其中有蒙兀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刺部、乃蛮部、翁吉刺部、汪古部等。当时的蒙古还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到了蒙古部统一以后，蒙古一名就成为草原各部的通称了。 ‎ ‎　　蒙古族过着游牧的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又兼营狩猎，“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十二世纪时，蒙古族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畜群更加繁殖了。辽金以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对与“汉地”毗邻的塔塔儿、克烈、翁吉刺、汪古等部有较大的影响，各部经常以马匹、皮毛换取汉地的绢帛和铁器，汪古部人已知务农业。畏吾儿文化也传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蛮部已使用畏吾儿文字。 ‎ ‎　　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的分化日益激烈，已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和奴隶等阶级与阶层。部落贵族被称为“那颜”（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贤者），都拥有大量的牲畜，并且控制了牧地。强大的贵族又都拥有一批“那可儿”（亲兵）。为了满足财富的贪欲，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以致“天下扰攘，相互攻伐，人不安生”。一般的牧民被称为“哈刺出”（黑头），因为战乱的逼迫，不得不寻求强大贵族的庇护，向他们纳贡服役，沦为他们的依附人口。有的牧民还通过交换关系或在战争中被俘虏而成为贵族的奴隶。奴隶主要是供家内劳役。 ‎ ‎　　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年），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最初联合札只刺部的札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击败了塔塔儿、泰赤乌、蔑儿乞诸部，以后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拉河，王罕败亡。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战胜了克烈部，就创造了统一蒙古的条件。不久，铁木真又削平了乃蛮部，乃蛮部首领塔阳汗战死，塔阳汗子屈出律逃奔西辽。 ‎ ‎　　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在斡难河源作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 ‎ 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分封制度，把他所属的亲兵和归附的各部首领分封为万户那颜、千户那颜和百户那颜，按照等级赐以牧地和依附的牧民。此外，大汗、皇后、太子、公主、亲族以下“各有疆界”。牧民必须向政府或封主缴纳羊、马以及其他畜产品，并担负军役和各种杂役。没有封主的许可，不得任意迁徙。 ‎ ‎　　吉思汗从各万户、千户或“白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拣选其“有技能，身材壮的”充“怯薛”军，即护卫军。怯薛军有一万人，是蒙古最精锐的军队，平时分四班轮流宿卫，战时随大汗出征，其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怯薛军的设置加强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 ‎　　成吉思汗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颁行了法典《大扎撒》。又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扎鲁忽赤”（断事官），凡是“盗贼诈伪”和“百姓每（即们）分家”的事都由他科断。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蛮部时，命居留乃蛮部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国书，蒙古族从此有了通行的文字。‎ ‎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一个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建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政治、军事措施，都顺应了从而也就加速了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 南宋灭亡和元统一全国的论述 ‎　　金亡之后，南来政府希图收复黄河以南的地方，遂从淮西调兵开入开封城内，并从开封分兵占据了洛阳。南宋政府的打算是：首先把开封、洛阳、归德三城恢复，然后北守黄河、西据潼关，以抵御蒙古。不料宋军刚开进洛阳，蒙古兵即前来争夺，宋军溃败，从洛阳撤退。在开封的宋军，也因粮饷不继和蒙古兵决黄河之水以灌开封，也全部撤退。从此以后，在四川，在襄汉，在蕲黄，在江淮之间，蒙古贵族对南宋展开了全面的军事攻势。‎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由汉中向四川进攻，南宋守将在大安军（今宁强）的阳平关顽强抵御，终以众寡悬殊，全军壮烈牺牲。蒙古兵占领了剑门关以外的地方后即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五十四个州郡相继陷落，全蜀境内未遭蒙古兵马蹂践的，只有泸、果（今南充）、合三州之地和沿长江的夔州一路。蒙古兵这次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夺和破坏之后，又从四川撤走了。在此以前，四川诸路的财赋收入，单是钱币一项，每年上交到南宋中央政府的有五百多万贯，解送到湖广、蜀、淮四总领所的有二千五百多万贯，而金银绫锦丝绵之类尚全不计入。经过蒙古兵这次的掠夺破坏之后，短期内不能恢复起来，四川境内人民的生计，南宋政府的军政费用，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　　南宋在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的重要军事据点，是襄阳、德安、枣阳、随州四地。襄阳自绍兴四年（1134年）被岳飞收复之后，即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到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已经整整一百年，这里没有遭受过战祸，因而生聚繁庶，仓库中所积贮的钱谷不下三千万，金银盐钞尚不在内。军器有二十四库。其雄厚富实的情况，为南宋沿边诸城之冠。端平二年春季，蒙古兵围攻襄阳甚久，始终不能攻下。但到端平三年春间，在南宋驻屯襄阳的军队中，北军与南军发生了冲突。北军的主将放火烧掉襄阳的府库城郭投降了蒙古；南军的将官则趁势大肆抢劫了一番而撤离其地；襄阳城因此一度变为瓦砾之场，且非复南宋所有。德安、枣阳、随州三地，在端平三年也都一度被蒙古兵攻破。凡蒙古兵所到之处，总不免发生掳掠人畜，焚烧屋舍，蹂践禾稼，毁伤薪木等类事件。‎ ‎　　当蒙古军进入京西南路的信阳、光州诸地时，当地的农民曾在“义甲头目”和“牛社总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他们随宜剿杀截击蒙古军队。在京西、湖北两路中，乡民丁壮这样屯聚相保的处处都有。在刘廷美、廷辅兄弟领导下的一支民军有四万人以上，他们还到处招收山寨民丁、庄农与诸处溃散兵民，共同协力，在端在保卫成都的战役中，云顶山上的城堡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这座山城中的军队因食尽而溃散，成都才被蒙古兵攻破。其后在蒙古兵更深入蜀境的过程中，青居等山上的城堡都发挥了阻截蒙古军前进的重要作用。由于沿途都受到宋兵的阻击，蒙古兵进入四川境整整一年之后，才到达了钓鱼山的合州城下。‎ ‎　　这时合州的知州是王坚。蒙古兵围攻钓鱼山城达九个月之久，王坚和他的部将张珏一直在那里固守力战。到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正是四川的雨季，蒙古军因军中痢疫盛行，死伤极多，蒙哥汗又为宋军的飞矢射中身死，遂解合州之围而去。后来王坚被调走，由张珏继为合州宋，他继续在那里练士卒，修器械，以兵护耕，教民垦田，并碇舟于嘉陵江中，建为水上城堡，以断绝蒙古兵的通路。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发兵数万来攻，被他打退。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张珏知重庆府兼四川制置副使，仍坚守着合州、重庆及其周围的一带地方。第二年（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被蒙古军攻破，张珏仍在川中坚持战斗。直到1278年，他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兵败被俘，在解送燕京的途中，解弓弦自缢而死。‎ 襄阳、临安的失陷和南宋的灭亡蒙哥为蒙古大汗时，命其弟忽必烈开府漠南，统治漠南汉地民户。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时，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围攻鄂州。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这时蒙哥汗已死在钓鱼城下，忽必烈急欲北返争夺汗位，遂答应了贾似道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而撤兵。‎ ‎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暗中求和的事隐瞒不提，却欺骗宋度宗说：在前线上打了胜仗，把蒙古兵打退了。‎ ‎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今多伦），派遣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其履行和约，贾似道恐求和事暴露，把郝经拘留在真州，这又成了蒙古贵族大举南侵的藉口。‎ ‎　　从度完成淳三年（1267年）冬起，蒙古兵即前来围攻襄阳和樊城。襄、樊两城夹汉水对立，汉水上有浮桥，两城可相互声援。两城中所储粮饷都可支用数年，沿长江上游诸州的商旅还可以取道襄阳之南，供应襄樊守军一些必需的物资。两城的守将依靠这些条件，长期坚守。被蒙古军围攻既久之后，两城的守将屡次向南宋 政府告急求援，权臣贾似道却始终不肯出兵救援。到咸淳九年（1273年），蒙古军增强了水陆兵力，截断江道，断绝了宋军外援，切断了襄阳和樊城间的交通，采用水陆夹攻办法，又用西域炮匠新造的大炮去攻打两城，在这年的正二月内，樊城襄阳便相继为蒙古军攻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蒙古。‎ ‎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权仍操在贾似道手中。这年秋，蒙古丞相伯颜督率几路大军，水陆并进，向临安进军。其主力是舟师，由伯颜与阿术率领，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南宋守将以战舰数千横列江面，迎战败绩，沿江的鄂、黄、蕲、江诸州相继陷落。‎ ‎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贾似道在朝野舆论的压迫之下不得已出兵应战。他率领了诸路精兵十三万人，还有大批装载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衔接，百有余里。宋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与蒙古军遭遇。蒙古军于长江两岸立炮射击，在长江中游则用“划车”数千艘，乘风直进。贾似道慑于敌军来势之猛，未曾迎战即鸣锣退兵，十三万大军一时溃散。‎ ‎　　德祐二年（1276年），蒙古兵攻入临安，俘恭帝及谢、全两太后并宗室宫吏而去。宰相陈宜中先已从杭州逃出，遂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共同拥立益玉昰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硇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昺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海中）。1279年蒙古遣张弘范率水军追击。文天祥抗击蒙古军于潮阳，战败被俘，张世杰的水军也被蒙古军打败，崖山的薪水道路被切断，崖山人食干饮咸十余日，皆疲乏不能应战，于是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　　…………‎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即汗八里），把大都作为元朝的都城。‎ ‎　　元朝建立之前，忽必烈曾在蒙哥汗即位的第三年（1253年）攻占大理，压服了云南其他地区各部落，并派兵攻占吐蕃。元朝建立之后，忽必烈又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占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来，统一了全中国。‎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黄道婆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 ‎　　古代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是农村社会经济的细胞。这种情况在元代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女织”的物质内容却在变化之中。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家庭棉纺织手工业正在代替传统的丝纺织和麻纺织手工业。‎ ‎　　棉花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唐代时候，棉花己从北路传到新疆，从南路传到两广、福建。从十三世纪上半叶起，南路棉花开始传入长江中下游，不过这一带比较普遍种植棉花是在元代；同时，北路棉花也传到了甘肃和陕西。棉花的种植是棉纺织手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也会增加对棉花的需求，从而促进棉花种植的推广。元代正是我国手工棉纺织技术大大前进了一步的时代。‎ ‎　　在说到元代棉纺织技术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黄道婆。今天，在黄道婆的故乡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有一座黄道婆墓。在当地的一座黄母祠里，有一尊黄道婆的塑像：一位辛劳而慈祥的农村妇女，手持棉花，头扎布巾，凝视端坐，朴素而又庄重。那一带的民谣唱道：‎ ‎　　黄婆婆，黄婆婆！‎ ‎　　教我纱，教我布，‎ ‎　　两只筒子两匹布。‎ 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棉纺织家。她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一户贫苦的农家。她的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世祖、成宗时期，即十三世纪中叶到同世纪末。乌泥泾土地贫瘠，是很穷困的地方。黄道婆幼年时因家境窘迫而流落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今崖县）去谋生。当时，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是先进的。黄道婆 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壮年时期，学会了黎族人民的棉纺织技术。元贞年间（一二九五—九六），她怀念故乡，从崖州回到了乌泥泾。她看到家乡的人们还在用手剖剥棉桃籽，用“线弦竹弧”拨弹棉花，便把从黎族那里学到的技术传授开来。她教给大家“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以及“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方法。她还传授了相当高级的提花技术，使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呈现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光彩美丽，看上去就象是画出来的一样。不久，乌泥泾一带织出的崖州被便以“乌泾被”名闻各地，有千余户人家依靠织“乌泾被”为生。‎ ‎　　黄道婆传授的捍、弹、纺、织的工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已难以详知。但正是她回到乌泥泾的十七、八年后，王祯在一三一三年完稿的《农书》中记载了当时的棉纺织工具，其中有手摇两轴轧挤棉籽的搅车，有竹身绳弦的四尺多长的弹弓，有同时可纺三锭的脚踏纺车，有同时可绕八个棉纴的手摇軠车，等等。这些工具的制作和运用，大多当与黄道婆的传授和改进有关。至于织机，《农书》上所记载的很是一般，黄道婆所用的可能还要进步一些。她的提花技术至少说明她已能熟练地使用花楼。‎ ‎　　在黄道婆传授和改进技术的基础上，乌泥泾及其周围地区——松江府各地——的棉纺织业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先进技术又逐渐传播到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域。元人熊磵谷所写《木棉歌》中的诗句描写了当时江南农村中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景象：‎ ‎　　尺铁碾去瑶台雪，一弓弹破秋江云，‎ ‎　　中虚外泛搓成索，昼夜踏车声落落。‎ ‎　　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棉纺织技术的改进是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记，改变着中国广大人口衣着的物质内容，改变着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物质内容。这件事对十四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具有重大的影响。‎ ‎　　可是，在封建社会制度下，上述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又为封建统治者压榨劳动人民提供了新的物质内容。在元代，木棉和棉布已列为南方夏税的项目。农妇们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棉布，常常被封建统治者搜括去了，她们以及她们的亲人甚至不能求得起码的温饱生活。在这里，让我们读一读元代诗人迺贤的《新乡媪》，它是写得多么真切和沉痛：‎ ‎　　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 ‎　　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 ‎　　棉花织布供军钱，借人辗谷输公田，‎ ‎　　县里公人要供给，布衫剥去遭笞鞭。‎ ‎　　两儿不归又三月，只愁冻饿衣裳裂，‎ ‎　　大儿运木起官府，小儿担土填河决。‎ ‎　　茅榈雨雪灯半昏，豪家索债频敲门，‎ ‎　　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庆孙。‎ ‎　　明朝领孙入城卖，可怜索价旁人怪，‎ ‎　　骨肉分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 ‎　　数来三日当大年，阿婆坟上无纸钱，‎ ‎　　凉浆浇湿坟前草，低头痛哭声连天！‎ ‎　　‎ ‎　　（选自黄时鉴主编：《中国历代史话》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李治安 ‎　　行省制是蒙元统治者在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遗产。自元行省始，行省三司督抚的高层督政区体制较稳定地确立了下来。然而，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究竟如何？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1。笔者认为，元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它并非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元行省制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创立了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该体制有三个特点：行省性质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元行省制引起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至深。‎ 一、行省的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 ‎　　元行省的性质与使命，需要从行省的设置、演化过程谈起。‎ ‎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蒙古国时期，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断事官及归降的金朝官吏、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行省。不过，这些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行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 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其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3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就是说，这一阶段的行省已显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现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质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随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作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中书省宰执“系衔”2；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3；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行“挈兵民二枋而临制于梱外”4的体制。这三项举措大体奠定了行省作为地方常设机构的规模和权力框架。‎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省演化为固定的地方官府，是指其主要性质而言。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许有壬云：“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5。《元史·百官志七》也说：“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以上二处明言行省“分天下之治”，“掌国庶务”，且与朝廷都省互为“表里”，密切相连。另，终元一代，行省官一直属于“内任”官6。元末柳贯、孙作、虞又称行省为“外廷”、“政府”和“外宰相”7。这些都显示：世祖、成宗朝以后行省仍具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机构的两重性质，其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依然如故。与世祖前期行省的两重性质不同的是，其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已占主导，朝廷派出机构的旧有性质则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学指南·府号》说：“分镇方面，故为行省。”《元史》的《明宗纪》和《达识帖睦迩传》也说，行省官掌“方面之权”，充“方面之寄”。此“分镇方面”和“方面之权”，对理解行省的两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很有帮助。“分镇方面”、“方面之权”和“方面之寄”，显然不是一般地方官府在某地域范围内“画地统民”，而蕴含着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统辖“方面”的意思。另外，从灭南宋之后湖广、江西、江淮、陕西数省的辖区均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接壤，其治所均在与京师最近的水陆交通线上，也不难窥见行省代中央“分镇方面”之职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我们还需要正视和承认世祖朝以后行省性质的主要方面演化为常设地方最高官府的事实。元行省的这一半性质，也可在元人笔下窥其端倪：如大德五年（1301年）成书的徐元瑞《吏学指南》称行省为“分镇方面”；但时至元末，柳贯则云“行省得画地统民”8，与柳贯同仕于顺帝朝的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也自称：“吾受天子命为藩大臣。”9既然元后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画地统民”和“藩大臣”等说，元世祖朝以后行省新增的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质也就十分清楚了。‎ ‎　　总之，具有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　　还需要注意，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齿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天下十六七”10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交通要冲，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指挥。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边徼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11的岭北行省及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作为主要使命。从以上设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作为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抑或作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事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厚。‎ ‎　　另外，朝廷为部分行省提供经费，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质。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元廷“给河西行省钞万锭，以充岁费”；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给河南行中书省岁用银五十万两”12；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13延祐四年（1317年）六月“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綵五万匹”14。至元十年（1273年）闰六月赛典赤·赡思丁赴任前所赐白银二万五干两、钞五百锭15，也属于云南行省设立之经费。以上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也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面的证据。‎ 二、行省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权力 ‎　　由于行省性质的嬗变和代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稳定性，行省在职能和权力行使方面也表现为主要为中央收权，同时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 ‎　　关于行省的权力和职能，《元史·百官志七》云：“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柳贯也讲，行省的职司包括“外延之谋议，庶府之禀承，兵民之号令，财赋之简稽”16。以上两处都涉及了行省的财政、军事、行政等事权，柳贯还谈到行省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外廷”的“谋议”职司，与路州等“庶府”及“兵民”的关系。以下从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领域逐项考察行省的权力与职能。‎ ‎　　对辖区财赋的综领督办和以行省为单位的上供留用，最能体现行省为中央搜刮各地财赋又兼替地方分留部分财权的功能。‎ ‎　　元代各地的租税征收，主要采取路府总领，“府科于州，州科于县，县科于民”17，逐级科敛的方式。但是，在“腹里”以外的行省辖区内，路府州县的赋税征收，又需要受行省的综领和监督。首先，行省有权参与议定路府州县所掌的赋税数额、征收方式，也拥有对路府州县赋税额高低上下、此增彼减的调整权18。对辖区盐、酒、金银、市舶等课税，行省也有节制、掌管、监督等权力。其次，行省还代表中书省接受所属路及直隶州的“上计”，上计稽考完毕，又需要“总其概，咨都省、台宪官阅实之”19。岁终上计之外，路及直隶州有责任随时向行省报告财赋收入情况。发现累年“未申除钱粮，虚作实在，为数巨万”，也申报行省“销破”20。上计和稽考财赋时，行省官员有权适当惩罚路州官吏21。这就是柳贯所言行省“财赋之简稽”职能的基本内容。再次，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各行省督办的钱粮赋税已有了数额方面的规定。此类规定，即所谓“合办额”，是以年份为单位计算的。“合办额”直接向朝廷负责，或增余，或足额，或亏欠，由朝廷逐年检核22，并实行奖励增羡和处分亏空的政策。如“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札剌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陕西行省增羡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各赐衣以旌其能。”23通过掌管税额、上计稽考和以行省为单位的定额办集，行省充当了元廷搜刮各地财赋的重要工具。有的学者称江浙等行省相当于向中央转送财赋的“中转站”24，不是没有道理的。‎ ‎　　元人黄溍说：“……昔之有国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诸省。”25魏晋隋唐两宋，州是地方高级行政建置，地方财赋首先聚集和储藏于各州，而后再作上供和留用之类的分配。元代则不然。多数路、州仓储“有名无实”，有些甚至“粮不宿仓”26。路及直隶州（府）必须把所征赋税先送往行省。各行省直属的仓库，“所统郡邑岁入上供及经费之出纳，无所不掌”。特别是江浙等江南三行省“岁所入泉币、金玉、织文、它良货贿待用之物，以钜万计。所储为甚厚，所系为甚大”27。由于行省始终负有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行省代朝廷集中各路州的财赋于行省冶所，已是基本将各地财赋集中于朝廷了。于此，行省主要为中央搜刮、集中财赋的职能，可谓洞若观火了。‎ ‎　　各地财赋集中于行省后，自然出现了解运京师、上供朝廷与各省留用的问题。《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大德十一年九月己丑条云：‎ ‎　　晋王也孙铁木儿以诏赐钞万锭，止给八千为言，中书省臣言：“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臣等虑财用不给，敢以上闻”。帝曰：“……可给晋王钞千锭，余移陕西省给之。”‎ ‎　　这段奏言及武宗谕旨，是迄今所见反映行省征集财赋后上供与留用关系的重要资料。其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与成宗初中书右丞相完泽所言“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28比较，似不包括金、银及税粮石数收入，而中统钞四十万锭的差额，估计是大德二年至十一年间所增加的。即便四百万锭只限于武宗初全国岁钞收入，它与“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句前后连缀，也能说明如下几点：‎ ‎　　第一，全国岁钞收入四百万锭中，二百八十万锭统统解运、上供京师。上供京师的岁钞数占全国岁钞收入总额的70％。各省留用仅占30％。‎ ‎　　第二，上供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以外，明确讲是由“各省备用”，而未提路府州县。或者可以说，由于“藏富之所，聚于诸省”和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元中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赋分配已是在朝廷与行省之间进行（腹里地区除外），地方留用财赋的支配权由行省掌握，主要用途是“以给军饷、百官之禄秩”29。‎ ‎　　第三，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各州上供数额只是留州、送使之后的自然余数，通常明显低于全国两税收入总额的一半30。元代由岁钞所反映的中央与地方财赋分割比例，竟达到7：3。显然，元朝廷所占7：10的比重高于唐代，某种程度上又是两宋尽收州县财赋于中央政策的继续。附带说一句，明代中央与地方盐税等分割比例是八分起运，二分存留，而且也是在中央与各省之间分割的31。这种分配办法与元岁钞七三开模式，不可能没有因袭关系。‎ ‎　　第四，由于世祖末以后行省兼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行省在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行省仍然主要充当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行省除了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和严格控制路府州县的财赋支用，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武宗海山命令陕西行省在上供之外，代朝廷向晋王支付一千锭赐钞，即属此类。另一方面，行省又成为唯一有权较机动地支配地方留用财赋的机构。按照朝廷的规定，行省可便宜支用一千锭以下的财赋32。但是正额以外的羡余，行省官往往可以“百端侵隐，如同己物”33。有的行省所掌握的“岁课羡余钞”竟多达四十七万缗，甚至可以不上缴朝廷，却贡献食邑在本省的皇太子，以取悦权贵34。从这种意义上说，行省替地方分留财赋的作用似乎并不算小。‎ ‎　　与财政方面的作用略有不同的是，无行省在行政、军事、司法三领域内代中央行事或收权更为突出，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则相对弱化。这或许是元廷在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特殊需要和特意安排所致。‎ ‎　　行省对所属路府州县能够实施有效的行政节制和统属，而这种节制和统属又大抵是代中央行事的。首先，腹里以外路府州县的重要政务必须申禀行省。第二，行省有权临时差遣所属路府州县官员办理某些政事。第三，行省有权号令指挥路府州县的各项政务35。‎ ‎　　行省虽然得以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承上启下和代朝廷统摄节制的作用，但是在行政的另一关键——命官权或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通常，从七品至从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审核，每月举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36。二品以上官（如行省长贰）则“选自特旨”，由皇帝根据需要选拔，中书省宰相入宫“取进止”。即使是未入流品的吏员，其选格一律由中书省吏部确定，每月由吏部铨注一次37。平宋以后，两广、福建等边远地区五品以下官，元廷一度允许“从行省就便铨注”38。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始，针对湖广、云南、福建、四川等处“要荒州县赴京师动涉万里”的情况，元廷又模仿唐制，每隔三年由中书省委派使者会同行省官及行台监察御史，迁调所在官吏，“课吏殿最而上下其秩”39。由于这项制度，元廷基本解决了行省所辖边远地区官吏铨调迟缓，或大量缺官等弊病，又始终将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各级地方官吏的铨调权紧紧地掌握在中央。总之，元代各级地方官吏必须“受命于朝而后仕”40。行省虽可会同朝廷使者铨官及自行委任部分省掾、宣使、路府州县低级吏员，但对绝大多数地方官的任用和铨调，是无法问津的。这比起汉代郡守自辟六百石以下属吏和唐节度使辟官之权，实在是难望其项背。行省几无任官和铨调权，表明它未能像汉唐地方大吏那样从中央分割出一部分重要的行政权。这说明在行政方面，行省代中央收权、代中央节制路府州县的作用相当显赫，其替地方分留的人事权、任官权则微乎其微。‎ ‎　　元代，镇戍中原和漠北等地的蒙古军和探马赤军，直属于朝廷枢密院。路总管府等管民官只掌民事财政，军事上“无寸尺之柄”。镇戍于淮河以南的汉军诸万户及新附军等，则直接由行省管辖。行省即成为元代地方诸官府中唯一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由于行省所握军权比较大，其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倾向似乎不言而喻。然而，元代军队属性比较特殊，由于行省制的两重性及其在提调军马中的若干具体规则或情况，行省在军事上的功用显得比较复杂。以行省为代表的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并不十分典型，通常表现出为中央集权服务和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因而，需要认真辨析。‎ ‎　　先来看元代军队尤其是行省所属的汉军及新附军的属性。元代军队只有职能分工，似无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的明确区别。《元史·兵志》和《经世大典·序录·军制》把元代军队分为宿卫军和镇戍军两大类，显然是依据职能而作的划分。如果单从《元史·兵志·宿卫》中“元制，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等文字记载看，由怯薛、侍卫亲军组成的宿卫军，似可视为“在内”的中央军队；而在各地执行镇戍任务的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附军，似可视为“在外”的地方军队。实际上，这是只注重两类军队的驻屯地点及职能，而未考虑其统属关系的较肤浅看法。区别中央军队或地方军队的属性，主要应看其统属关系，而不应只看其驻屯地点及职能。因此，依照元代军队中怯薛直属皇帝，侍卫亲军和分戍各地的蒙古军、探马赤军隶属于枢密院，汉军及新附军隶属于各行省等情况，宿卫军和镇戍军中的蒙古军、探马赤军当属于中央军队。镇戍军中的汉军及新附军，因行省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以及管辖方面的某些规则，也很难说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军队。‎ ‎　　再来看行省掌管军事时与朝廷的关系。元廷将汉军及新附军的统属权委付于行省后，并没有让行省独立行使其军权，而是通过授受牌符，禁止擅调军队，限制惩办军将之权，直接布置调换戍兵和整点军队等环节，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元制，除云南行省外，各省提调军马的只限于两名长官，其余佐贰等官不得参与。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具体人选始终由朝廷确定41。朝廷对各行省提调军马官员的金虎符给赐，十分慎重。当行省丞相一度废罢，平章政事二员并为行省长官时，朝廷又特地给行省平章政事颁赐金虎符，确认其“提调军马”的资格和权力42。说明行省长官提调军马的权力来自朝廷，其给与、转移取决于朝廷，并以朝廷颁赐的金虎符作为凭借和象征。同时，元廷对此类调军权也有较严格的规定。早在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即行省兼领军事定制后一年余，元廷下令：“诸行省非奉旨毋擅调军43。”调动行省所属军队的批准权，集中于皇帝一人。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号令行事。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行省调动军队是奉朝廷的敕、命行事的44。此项规定过分刻板，各行省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奏报后待命而行，多半会贻误军机。或许是考虑到此种偏向，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十二月，朝廷又改而允许行省在紧急情况下便宜发兵45。行省官经常亲自统率军队征战。但率军征战的，不仅必须是佩有朝廷所赐金虎符的平章等官，而且每次是否由“行省宰臣亲率诸道兵往讨之”，也须依朝廷命令而定46。行省官对所属军队将领的惩办治罪，也是其提调军马权力的一个方面。迄仁宗朝，元廷对行省处理军将的限制颇严，“军官犯罪，行省咨枢密院议拟，毋擅决遣”47。元朝后期，上述规则逐渐放宽，行省始被允许便宜处理副下千启（受敕官）等下级军官的一般犯罪和战时贻误军情者48。朝廷还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负责变更各行省辖区镇戍军队的分合聚散等。对辖区镇戍军队的分布，行省也可以提出增减调整等意见，禀报枢密院，转奏朝廷。但批准与否，权在朝廷49。各行省所属镇戍军队的换防调动，对行省所掌军事权力，对行省长官与镇戍军队的统属关系等，都会产生微妙影响。朝廷实施此类换防和调动时，行省官往往不很情愿。如平宋后阿里海牙官至湖广行省左丞相，恃宠倨傲，旧属部将盘根错节。世祖以诏旨命所属二万户与江淮行省四万户换防。阿里海牙迟迟不肯遵旨发兵，最后畏于抗旨“不敬”的罪名被迫执行50。由是观之，定期不定期地调换各地戍兵，似乎又是朝廷防止行省掌兵官员与所属戍军间统属关系的固定化、私人化的一项有效举措。有元一代，“整点”阅实各地军队数目，也是皇帝和枢密院始终掌握的重要事权。“整点”’一般在皇帝即位及征伐之前举行。无论何种“整点”、“非得旨，皆不敢行”51。‎ ‎　　总之，在行省受朝廷委付提调军马的体制下，行省长期坐镇藩服，统辖戍军，成为地方诸官府中唯一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从形式上看，在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分配中，行省似乎应该是地方军事势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较多军事权，也应是意味着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了。然而，由于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的性质，由于行省掌军时与朝廷的上述特殊关系，在实际效果上行省并未能构成名副其实的地方军事机关和独立的地方军事势力。行省所掌军事，既体现军事权力分配给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军事。其为元廷中央集权服务和倾向于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调军马，并没有对中央集权带来多少危害，反而主要发挥了某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作用。‎ ‎　　与自身双重性质及代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相适应，行省在地方司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行省有义务过问和审理朝廷交办的某些狱案。其次，负责辖区内官官疑难狱案的审谳及部分刑狱的断遣。此外，还鞫问行省属官犯罪案件52。‎ ‎　　行省在审理以上狱案时，需要较严格地执行朝廷的相应规则典制。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的一段公文说：“四川行中书省移准中书省咨，‘来咨：但有罪名，除钦依圣旨体例泊中书省明文检拟外，有该载不尽罪名，不知凭何例定断[夺]，请定度事。’本省相度，遇有刑名公事，先送检法拟定，再行参详有无情法相应，更为酌古准今，拟定明白罪名。除重刑结案咨来外，轻囚就便量请[情]断遣，请依上施行。”53公文前半是行省就“该载不尽罪名”，“凭何例定夺”事，请示中书省的咨文；后半“本省相度”而下，是中书省的批复。应该说，此批复对无行省处理刑狱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规定：行省处理“刑名公事”，检核法令格例拟定罪名时，较轻的罪犯可以自行断遣，“重刑”则要结案咨请朝廷审查批准。关于“重刑”咨请，《元史·刑法志三》“大恶”条进一步明确说：“诸谋反事觉……行省不得擅行诛杀，结案待报。”这也是朝廷屡屡以敕令等形式告谕有关行省的54。各行省除少数诛杀盗贼的特殊情况外55，大体也遵此而行。如大德初江浙行省平章博罗欢欲治杭州十家豪民死罪，中书省刑部改断杖罪，遂依中书省所断实施56‎ ‎。行省禀报请示朝廷的，还包括部分疑难或与通例不合的案件。如仁宗年间，江浙行省拟断镇抚刘世英抑良为驱，割去其囊肾之案，因“未见所守通例”，移咨中书省请示57。‎ ‎　　在地方司法系统中，行省属于县录事司、散府散州、路（直隶府、州）及廉访司以上的第五级兼治刑狱的官署。其级别高，权力较大，上可奉朝廷旨意处理某些狱案，下可对辖区疑难等狱案及行省属官词讼履行推鞫、审核等职能。然而，在司法权限方面，行省又须“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58。就是说，即便是中央派出的地方最高官署行省，也没有专地方刑狱的权力。行省上述司法权，大体是代朝廷而行的。其司法职能承上启下的性质比较显著。在某种意义上，行省又是元代地方多级司法、朝廷执柄体制中联系地方与朝廷两部分的关键环节，同时也充当了该体制运作的重要工具。‎ ‎　　从以上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诸领域的具体考察中，不难看到：在财政方面行省为中央收权和替地方分留权力的功能，基本分离，最为典型。在行政、军事、司法方面，行省服务于中央集权和代表地方官府的双重职能，错综地混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而且主要表现为代朝廷行事和为中央集权服务，其兼替地方官府分割权力的功用相对比较淡薄。行省在上述四领域的功用及差异，反映了元行省制下中央与地方诸项权力的分配模式基本上属于中央集权型的，除了适应军事镇压和军费开支等需要不得不将部分财权、军权委付给行省等官府外，其它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 ‎　　元末孙作在谈到行省及掾史时说：“昔之号令出于州司，今之庶务决于政府。掾非其人，则百司无以仰承”59。孙氏之语，有助于我们理解、认识行省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中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孙作笔下的“政府”虽实指行省，却不明言行省。其中似有两层寓意：一是行省代表朝廷行事，二是行省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或组成部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府。鉴于此，孙氏称“政府”而不径言行省，还是比较妥当的。可以窥见：借行省之设置，元廷是将昔日“州司”的发号施令和庶务决策等主要权力，统统收归中央了。‎ 三、行省权力大而不专 ‎　　主张行省是地方分权和主张行省是中央集权的人，虽然对行省功用的认识相左，但对行省所握权柄颇重，二者的看法又如出一辙。‎ ‎　　关于元行省权重的最有代表性的史料依据，莫过于程钜夫《论行省》及明人批注。先来看程钜夫的说法：‎ ‎　　……今天下疏远去处亦列置行省……名称大过，威权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负，骄倨纵横，无敢谁何。所以容易生诸奸弊。钱粮羡溢，则百端欺隐，‎ ‎　　如同己物；盗贼生发，则各保界分，不相接应；甚而把握兵权，伸缩由己。明人批注又曰：“元末各省专恣不相救，以底于亡。大明革省立布政司，与相公言合云”60。‎ ‎　　程钜夫言行省官恃宰相名分，兼握财赋、兵甲诸权，当是元行省权重的形象写照。但也应看到，他所言行省官“骄倨纵横，无敢谁何”，“伸缩由己”的情形，仅适合于某段时期。若以此概言有元一代的行省，未免失于偏颇。从程文“今江南平定已十五余年”句，可以窥知，该文撰于至元二十八年左右。至元二十八年以前，忙古台、阿里海牙分别专权于江浙、湖广二行省，程文所述大抵符实。但至元二十八年以后，忙古台移任江西行省，权势大减，阿里海牙受钩考自杀身亡，情况就与前有所不同，行省官也不复是“无敢谁何”，“伸缩由己”了。至于明人批注，只反映元末行省被允许便宜行事以后的情况，并非元代通制，不足为训。这一点，后面还将详细阐述。‎ ‎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至元二十八年前后，元廷制订了一整套比较严密的政策，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的模式内。这种政策和规则对行省制的性质及功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　　这套政策的内容大致有四项：‎ ‎　　第一，行省内部实行群官圆署和种族交参制，以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与元代其它官府类似，行省也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所掌行政、财赋、军事、刑名等庶政，采用圆署会议和专官提调相结合的方式处理。圆署会议即行省官员集体参与的会议，圆议结果要以与议者押署的形式成为某种定议。史称：行省所掌重要政务，“事从公议”61而且常有“大事集议，众论不齐”及某些与议官员“尝有违言”等情况62。据说，行省长官具有一定的“画一之权”63。但行省官员内部的互相牵制掣肘，又随处可见。行省的军事权，专门由佩金虎符的丞相、平章等官提调。钱谷财赋，也由朝廷指定的一二名官员掌管。其他官员一般不得随意干预。有的甚至“出入不复关闻”长官64。另外，行省多名官员中，常常是蒙古人、色目人 ‎、汉人交参任用。其长官又大抵是怯薛宿卫出身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就是说，行省机构的总体权力颇大，但由于群官议政和军事、财赋等专官提调，其处理各项庶政又是有所分工，互相配合、互相牵制的。每名行省官都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即使是提调军事和掌管财赋者，也需要与其他官员一起同署议政，更不能将军事、财赋二柄集于一身。官员的种族交参和怯薛出身等，又是元廷对行省长驭远控的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　　第二，行省辖区内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等仍然接受朝廷（吏部、枢密院）的任用、迁调、考课等管理。如前所述，即使是湖广、四川、云南、福建等边远行省路以下官吏的铨调升用，也由朝廷三年一次遣使举行。这就保证了行省辖区的地方官吏受辖于国家、效忠于朝廷的职业官僚的基本属性。他们虽然在日常政务方面与行省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节制与被节制的关系，但因其任用管理之权操于中央，故与行省的上述节制或统辖关系多半是公务性的，而非私人领属性的。此外，成宗朝前后，行省朝觐述职和不定期迁调，朝廷遣官钩考、巡察等，或经常举行，或成为定制。这些均是行省难以自成体系和坐大称雄的重要原因。‎ ‎　　第三，以行省为重要对象的地方监察，构成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江南、陕西行御史台的设置及其与二十二道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是元代地方监察的创举。世祖末成宗初，行台监察御史和与行省同处一城的廉访司，相继得了脯省官吏的奏劾、按问、刷卷等权力，而且有所成效65。换言之，元代行御史台及廉访司既注意了对一般地方官府的普遍监察，又把行省当做地方监察的重点对象。其结果，地方监察不仅发挥了整饬吏治，减轻官吏腐败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监督行省的有力工具。终元一代，行省与行御史台及廉访司大多处于某种程度的彼此对立、相互攻击的状态，正是上述机制的一种曲折反映。‎ ‎　　第四，行省区划上的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格局。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这种安排无疑是自古以来区域性管理中“山河形便”66惯例的体现。然而，客观上又容易被地方长官当做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自元代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不顾区域经济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如河南行省统辖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但在黄河下游则以沂蒙山南麓为界与中书省直辖区“腹里”相邻，无险可守。又如，五岭地区被纵向切开，以江西、广东合为江西行省，湘、鄂、桂并入湖广行省，分设治所于南昌、武昌。于是，五岭不复为凭险割据的条件，又呈以北制南之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以北制南，各省北向门户洞开和人为实行形格势禁的政策，在汉地诸行省表现最为突出，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 ‎　　总之，通过以上四项措施和政策，元廷实现了对行省的严格控驭和有效监督，使其诸权力基本保持在大而不专的范围或限度内。保持这样的限度，朝廷对行省就能始终处于以重驭轻、以内驭外的有利地位。行省则始终从属于中央，禀命和效忠于朝廷。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中，行省大体站在中央一边，主要发挥代表中央控制地方，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作用，就不足为奇了。‎ ‎　　上述政策的直接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仕于仁宗至文宗朝的曹元用说：“方泊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而后行”67。换言之，时至元朝中后期，行省已不敢擅自裁决大政，必须咨请朝廷都省批文而行事。终元一代，行省官还有两个动向颇值得注意：一是很少叛乱，二是生杀予夺悉听朝廷。元代行省官发动叛乱或自行举兵，约有三次：(1)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等发关中兵助周王和世夺皇位68；（2u）泰定末，河南行省平章伯颜举兵护送怀王图帖睦尔北上即皇位69；(3)天历年间，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及陕西行省官党附上都泰定帝后裔，举兵进攻文宗政权70。此三次反叛或举兵，均是以皇位争夺为中心的朝廷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而且多半是在皇位空虚之际，行省官各保其主所致，所以并不属于行省官坐大叛乱的性质。另外，行省大臣“不听诏”或“慢易中使”，皇帝往往会“遣官责之”或“命锁系问故”71。顺帝至正五年，河南行省掾范孟等冒充朝廷使者，假传圣旨，公然在行省官署杀害行省平章月鲁不花、左丞劫烈、理门、金刚奴，被杀行省大臣竟俯首领死，未敢作任何反抗72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向人们昭示：行省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始终操于朝廷之手，行省对圣旨上命只能无条件服从，不得有任何怀疑或违抗之举。这与蒙古国时期大汗派一介使者赴千里之外处置将帅那颜的旧俗。是一脉相承的。‎ ‎　　还需要补充说明元行省官的便宜行事问题。在元代文献典籍中，不乏行省官“便宜行事”的记载。如廉希宪以中书右丞行省江陵，持有“承制授三品以下官”的特诏73；仁宗朝，康里脱脱任江浙行省左丞相，自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74。然而，迄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正如许有壬所云：“世皇宏规远模，立中书省总于中，分省厘于外。行省遵成宪以治所属，决大狱质疑事皆中书报可而后行”75。许有壬从顺帝元统二年到至正三年担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左丞长达八年，对元朝制度应该说是了如指掌。他所说的“遵成宪以治所属”及“报可而后行”，显然与“便宜行事”相左。而且，基本反映了迄许氏任宰执时朝廷对行省的职权规定。换言之，迄许有壬担任宰执的顺帝朝前期，大多数行省官并不能“便宜行事”，只能“遵成宪以治所属”，“中书省报可而后行”。‎ ‎　　至正十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年，韩山童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爆发，元统治者不得不对行省官的权力作出重要的调整。王祎《送申巡检之官序》曰：“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勋旧大臣行中书省以镇外服，且以为去朝廷远，事有机速，不可律于常制禀命而行。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盖今行中书，其位尊任重，视古方岳。”76据此，“禀命而行”是至正十一年以前行省官的“常制”；“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乃是至正十一年后为镇压红巾军起义的非常之制。当时，拥有便宜行事权的行省长官，可以“承制”自行委任行省参知政事、都转运使等三品以上要职77。明初人所云元行省权重之弊，很可能是针对至正十一年行省官普遍拥有的便宜行事权而言的。据《元史·顺帝本纪》，至正十一年以后获得便宜行事之权的行省官有：江西行省左丞相亦邻直班、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儿不花、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四川行省平章玉枢虎儿吐华、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江西行省平章火你赤等。于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世祖至元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阿里别、左丞崔斌因专擅被诛的情形78。这与顺帝至正十一年后的行省官“便宜行事”，恰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洞察“禀命而行”的常制与“便宜行事”的非常之制的兴替、嬗变关系。‎ ‎　　综观上述情节，行省之权大而不专，确实反映了元代行省官在权力结构上的基本属性。‎ ‎　　权大而不专，还防止了元行省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使命的减弱和向地方割据势力的转化。这对元行省的政治作用也是极有意义的。汉唐以来，中央政府派出控驭各地或监察郡县的刺史、都督、节度使等，均因朝廷政策失误，逐渐走向反面，最终转化为地方分权割据势力。元行省却没有重蹈两汉刺史、魏晋都督、唐节度使的覆辙。这无疑应主要归功于行省本身权大而不专的机制。‎ 四、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　　如何看待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　　洪绂说，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省区即军区”，“皆为军事控制区域，各拥相当军需资源：藉以供养驻军，镇压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79。钱穆说，元行省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80。显而易见，前人对元行省制多有微词和针砭。‎ ‎　　需要指出，洪绂把元行省制视为“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的看法是荒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地方军政制度，属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产物，与入侵外国的殖民活动无涉。况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设置了岭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绂的说法，蒙古本土岂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殖民地”了吗？！‎ ‎　　毋庸讳言，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确实是“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确实是“为了军事控制”。但是谁曾料到，元统治者出于军事控制目的而创设的行省，却引出绵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权新模式。所以，我们对元行省制历史作用的评价，就不应拘泥或局限于“军事控制”、“军事镇压”的初衷，而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探索分析其历史根源和复杂背景。‎ ‎　　我们认为，评价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必须着眼于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从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带来的中央集权模式来自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又隐藏着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 ‎　　迄两宋，古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主要采用地方分权和郡县制 中央集权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以一个否定另一个”，螺旋式发展。如果说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为天下共主与诸侯藩屏四方，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大一统，那么，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及兼并就是对夏商西周体制的否定。秦统一后，实行极端中央集权，以郡县统制各地，嬴姓皇族无尺寸之封，“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81，又是对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否定。此前后联系的三形态，恰形成第一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　　两汉郡国并行，对秦极端中央集权既有继承，又有变通。但魏晋南北朝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或区域性割据，又是对秦汉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建中央集权的州县、府兵、科举等体制，又是对魏晋南北朝地方分权割据的否定。自秦汉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构成第二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　　唐后期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是郡县制地方权力结构的某些部分不甚完善造成的。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军事、财政、行政、监察诸权在握，可以自募军士，可以占有“送使”等赋税，也可以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所造成的内轻外重，显然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后期藩镇割据之道而行之，立足于收权，而且颇为彻底。既“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提刑、常平、安抚四监司为工具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地方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承袭两宋制度，继续实行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可能集中各项权力于中央的政策，只是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运用了行省的特殊工具，创立了以行省为枢纽的中央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于是，自隋朝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形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　　诚然，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隋唐以降，中央集权逐渐取代地方分权割据，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82为基础，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服务的。从这种特定性质、目标及消极后果来看，两宋式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应该是，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央集权为主体，适当添入地方分权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益的。‎ ‎　　关于这个问题，明末顾炎武、王夫之及南宋叶适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和论述。顾炎武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83顾炎武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封建制地方分权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递次兴替变更，还揭示封建制地方分权的缺陷和过失是“其专在下”，多数权益为地方封君占据；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缺陷和过失又是“其专在上”，多数权益为朝廷所垄断。这是独具慧眼的。他还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达到天下大治的良策。即在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现有体制内，部分地吸收封建制地方分权的因素。这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意思。王夫之也说：“封建之天下分而简，简可治之以密；郡县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简。”84显然也是强调郡县制中央集权应在统治方法上与封建制地方分权取长补短，“简”“密”相辅。南宋叶适亦主张，在郡县制体系内应参酌古制，实行“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的“伯政”85。此处的‘伯政”，乃殷商之类的方伯之政。叶适的意图也是要重新赋予郡县官吏一些类似于诸侯方伯的治事权。顾炎武、王夫之、叶适三位有影响的政论家，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大同小异，不谋而合，表明两宋式极端中央集权的弊病已相当突出，亟待改进和变通，创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新模式。元行省制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类新模式。揭傒斯说：“镇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86，《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分权的继续，相当于自隋朝始第三个“正一反一合”阶段的“合”。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三阶段中，地方高层督政区的相应演进是至关重要的。元行省又是这类高层督政区较成熟、较完善的形态之一。这类高层督政区往往具有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力，以达到督责郡县，使之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目标。然而，西汉州刺史和唐前期十道巡察使或按察使，因其临时和单纯的监察职司而成效有限。东汉魏晋的州牧都督和唐后期的方镇节度使则因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集于一身而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两宋转运、常平、提刑、安抚四监司并存的体制，又导致极端的中央集权和地方无权。元帝国建立前后，随着黄河、长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向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辐射，可供中央政府直接而深入治理的区域越来越扩大。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将阿尔泰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北的牧业区、农业区首次正式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之后，设置适当的高层督政区，以利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就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要求。元行省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元行省本身既是大军区，又是财赋征集区。另外，辽阳、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五行省又与五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完全重合，其它五省内廉访司监察区又分别与行省直辖区、宣慰司辖区相对应。就是说，行省区划多半构成了相应的监察区。与前述军区、财赋区略有区别的是，军区和财赋区的两大权力统一由行省实施，而监察区的监察权则由廉访司及行御史台独立行使。总之，元行省及其内部特有机制的问世，使军事、财赋、监察三位一体的行省高层督政区成为比较稳定、成熟的建置，而且长期发挥了主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作用。明清的三司督抚就是在元行省高层督政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成的。‎ ‎　　然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也发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行省将路府州县各项权力削夺大半，使其处理庶务的正常功能显著降低；行省区划面积过大，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弊多利少等。这些也是不容忽视的。‎ ‎　　‎ ‎　　[作者李治安，1949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王和）‎ ‎　　（选自《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　　‎ 第五节 宋元文化 毛泽东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2。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3。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4。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5。火药的应用6，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62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论述 ‎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　　‎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4页。）‎ ‎(5)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关于指南针的论述 ‎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铁指极性的国家。大约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利用磁铁的指极性，发明了磁性指向仪器“司南”。东汉的王充说：“司南之构，投之于地，柢抵指南。”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的文博学家和科技史家王振铎研究并复原了司南，指出它是用天然磁铁磨制成构状之物，投置于光滑的地盘（即罗经盘）上，其构柄就会指向南方。由于天然磁铁加工后易失磁，本身又难于加工得小巧轻薄，故指向不太准确，没能被推广应用。‎ ‎　　从司南到指南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指南针究竟何时问世，现在尚无法确定。目前发现的关于指南针的早期文字记载，主要的有如下几条：‎ ‎　　《茔原总录》卷一说：‎ ‎　　客主的取，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 ‎　　意思是说，要定东西南北四正的方向，必须取丙午向的针，然后在丙、午的位置，“中而格之”，找出正南的方向。亦即让针指丙午中间的方向，则午向就是正南方向。《茔原总录》是一部相墓书，撰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作者杨维德是当时的天文学家、星占学家和堪舆学家，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左右任司天监保章正，专司占候变异。这条记载中所说的针，虽没有明确指出是什么针，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断定是磁针无疑，说明当时已把磁针与罗经盘配套，作为定向的仪器，并且已发现了地球的磁偏角，定为正南偏东7.5度。‎ ‎　　《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说：‎ ‎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 ‎　　《梦溪笔谈》是北宋沈括所著，撰于公元1088—1095年间。这条记载明确指出指南针是方家（堪舆家）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的是“磁石磨针锋”的人工磁化方法制成，并且记述了水浮、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等四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长处和缺陷，使人们对当时的指南针有较清晰的认识。文中所说的指南针“常微偏东”，说明沈括也已注意到磁偏角。‎ ‎　　《本草衍义·磁石条》说：‎ ‎　　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中，亦指南，然常偏丙位。‎ ‎　　《本草衍义》撰于公元1116年，为北宋药物学家寇宗奭所著。此记载与杨维德和沈括的记述基本一致。‎ ‎　　‎ ‎　　（选自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 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关于 印刷术的论述 ‎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升发明的。《梦溪笔谈》说，他用胶泥刻字，经火烧变硬，按字韵排列分贮于木格中。每一字皆刻有数印，常用字如“之”、“也’等则备有二十几印，以为每板内重复时使用，至于排版时遇到缺字，则随时刻出，烧硬补上。排版时，把泥活字放在一块铁板上。铁板上铺有一层松香、腊和纸灰等混合物以作粘着剂，铁板周围有铁范框住，待字印密布后，将铁板放火上加热，让粘着剂稍熔，再用平板把字面压平，冷却后活字便固定在铁板上，即可刷墨印刷。印完后再行加热，使粘着剂熔化，取下活字。一般铁板设有两块，一块用于印刷，一块用于排字，“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印制数量较多的印刷品“极为神速”。活字印刷工艺简单，使用和保存方便，工效又高，克服了雕板印刷费工费时，用材浪费、工效低，雕板用后保存不便等缺陷，把印刷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沈括在记述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时，还曾说到：“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指粘着剂）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这一记载表明当时毕升可能试验过用木活字印刷，但因其所存在的缺陷而未被采用。最先记载用木活字印刷的是元代的王帧。其法是：“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见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竹片来之。盔字既满，用木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王祯对如何刻字、修活字、作印盔、刷印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述，较好地解决了木活字印刷工艺中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他在公元1298年试用木活字印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印成了六万多。字的《族德县志》一百部，速度既快，质量又好，开创了木活字印刷的先河。王祯还记述了一种新创的印刷机械“活字板韵轮”（即转轮排字架），这是印刷技术中一项重大的发明。转轮排字架由大木轮、轮轴和轮架构成，使大木轮可在轮轴上转动。大木轮的轮盘上“以圆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一般用两个转轮排字架，一个置按字韵排列的木活字，一个置杂字板面，字都编成字号，并另造一册。排版时，人坐于两个转轮排字架之间，由另一人按册中的号码唱字，即转动轮盘按号取出所需的字来，进行排版。如遇缺字，则随时刻补。转轮排字架的应用，既提高了排版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劳动强度，把活字印刷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除了泥、木活字外，中国还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国家。元时就以铸锡作字，明以后又相续使用铜、锡活字。‎ ‎　　造纸术大约在两晋时期即传至朝鲜和日本，唐时传至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后又相继传人北非和欧洲。印刷术在唐时传入朝鲜、日本和波斯，后又经波斯传至埃及和欧洲。十四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木板雕印的纸牌、圣像、经典以及拉丁文文法课本，德国谷腾堡又在公元1456年在欧洲首先用活字印刷“圣经”。可以说，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奉献给世界文化的厚礼，它对人类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普及和提高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　　‎ ‎　　（选自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史文化史》(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关于 火药和火器的论述 ‎　　火药的发明发端于炼丹术。炼丹家在炼丹实践中，经常使用硫黄、硝石和含碳的皂角、马兜铃等炼制丹药，丹房失火的事故时有发生。唐代的炼丹家已从中认识到，硫黄、硝石、碳混合在一起，遇火后会引起燃烧或爆炸。这三种药物的混合物就是初始的黑火药。大约在晚唐时，军事家从炼丹家手中得到了配制火药的方法，并在军事上加以应用。‎ ‎　　初期的火药简单粗糙，威力不大，主要是利用其燃烧性，用来加强火攻的效力。大约在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年），有人在战争中使用了火箭、火炮。火箭是把火药缚在箭头附近，点燃后用弓射出；火炮是用火药制成类似于炸药包一类的东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射以烧敌。五代时，除火箭外，还制造有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 ‎　　有宋一代，先后承受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南犯的威胁，战争时断时续，与宋代相始终。由于火药的威力较其他兵器为大，故受到特别的重视，火药的质量和火药武器得到较快地发展。在战争中，金、元也都掌握了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方法，并有所改进和发展。‎ ‎　　在北宋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中，记载有三个火药配方，分别为毒性的、燃烧性的和爆炸性的火药。方中的基本成分除硫黄、硝石和木炭外，还根据各自的性能添加了多种辅助性的药物。这些配方按定量配制，增加了硝的比例，接近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的分量，反映了火药配方已脱离了初期的简单粗糙和配制的盲目性，有了比较合理的定量配比。毒性火药配方称“毒药烟球法”，含有巴豆、砒霜等毒药成分，用于向敌阵施放烟幕，使敌方中毒而削弱战斗力；燃烧性火药配方称“蒺藜火球法”，含有沥青、干漆、桐油、蜡等易燃成分，布放于敌骑兵必经之地，以烧伤敌方马匹，阻止敌骑兵的进攻；爆炸性火药配方则称“火炮火药法”，含有松脂、黄丹、砒黄、桐油等成分，但爆炸性能很差，其目的主要是用于火攻，以烧伤敌方兵将。《武经总要》中还记载有一种称“霹雳火球”的火药武器，其点燃后“开声如霹雳”，用以放烟薰敌人，对付敌方挖地道攻城。“霹雳火球”可能是爆炸性火药武器的初始形式。‎ ‎　　宋元时期在火药武器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是管形火器的问世和发展。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史上的划时代成就，后世的枪炮正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形火器何时发明，现尚未定论，但至迟在南宋时已在战争中使用。最初的管形火器是用竹筒制成的突火枪，随后发展为用铜铸造的铜火铣。现已出土有数尊南宋和元时制造的铜火铳。明代又改铜为铁，口径和炮筒长度都大为增加，成为具有强大杀伤力和破坏力的重型武器。‎ ‎　　火药武器方面的另一突出的成就，是自身具有推进和发射功能的火箭的出现。宋元时期已发明了一种利用火药喷射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把箭簇射向敌方的火药箭。这是现代火箭的鼻祖，其原理与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相一致。在明代茅元仪的《武备志》卷133中，记载有一种叫做“火龙出水”的火箭，已是一种两级火箭。它利用四支火箭燃烧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射出，再引燃火龙口中的火箭，使箭镞射出以击敌。这不能不说是火药利用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　　大约在元时，随着元军的远征以及中外交通贸易的发展，火药和火药武器相继由陆路和海路传到阿拉伯和欧洲。从此，在世界兵器史和军事史上引发了一连串重大的变革。‎ ‎　　当然，火药只是炼丹家对化学的一项贡献。中国是炼丹术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炼丹历史，炼丹术对人类文化史，特别是对化学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炼丹术在西方称炼金术，中国的炼丹术大约在公元七至九世纪时传到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促进了阿拉伯和欧洲炼金术的发展。‎ ‎　　‎ ‎　　（选自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 郭守敬和《授时历》的论述 郭守敬的授时历 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特别重视实际的观测和仪器的运用，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器莫先于仪表”。他创造、改进的仪器近二十种，其精确的程度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建立了二十七个天象观测所，从事历法的改订工作。至元十一七年（1280年）新历告成，名为“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比地球绕日一周的周差只有26秒，与现行的格利哥里历相等，但比它早出现三百年。‎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第六节 明朝的政治和经济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作用 ‎　　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 ‎　　……‎ ‎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6─62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 ‎　　‎ ‎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十六世纪开始。‎ ‎　　……‎ ‎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已经把前者的要素游离出来。‎ ‎（选自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对八股取士的论述 ‎　　明朝政府又施行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学校分为国子学和府州县学两种，国子学的学生叫作监生，监生大多数都是官僚地主的子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土司的子弟。学校结业后可直接作官或通过科举作官。洪武时，很多监生经过短期的学习，即调往各地“历事”，有的被超擢为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吏。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政府设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年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提出的，“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明朝政府还不断扩充科潜的名额，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次会试录取至四百七十二人，从此有更多的地主子弟通过考试参加到政府的机构中来。‎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 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对废除丞相，‎ 加强皇权的论述 ‎　　明初沿用元制，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统率百官，总理政务。明太祖朱元璋认为丞相权势过重，是导致小人专权乱政的重要因素，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擅权枉法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后，下令废除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亲自控制、指挥。这一措施解决了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 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对改 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的论述 ‎　　 早在中枢机构改制之前，朱元璋即已着手对地方行政机构实行改革。建明之际沿袭的元行中书省旧制，实际上是从中央中书省分设在地方的缩影，无所不管，事权过重，容易造成枝强干弱、割据分裂。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地方权力分割，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作为朝廷派驻的使臣，上承下达，掌理一省行政。下设府、县两级，府长官知府，与府同级的还有直隶州，长官知州。县长官知县，与县同级的还有一般属州，长官知州。比起元朝的路、府（州）、县减少了层次，贯彻政令更为便捷。同时将原行中书省的监察司法权划出，另立提刑按察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掌管刑法。又建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掌管军政事宜。以上三机构并称三司，均为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机关，互不统属，分权鼎立，互相牵制，遇有重大事宜，由三司合议，上报中央部院，从而便于中央垂直领导，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通过都指挥使司和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州、土州、土县等机构统管军民之政。‎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对明初实行 ‎“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的论述 ‎　　经过元末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猛烈扫荡，“往年大姓家，存者无八九”，大批维系落后生产关系的蒙古贵族、色目大商人、上层僧侣和部分汉族大地主被镇压、逃散，清除了调整生产关系的最大阻力。元末的一些驱口、奴仆，通过反元斗争提高身份，获得自由，在阶级关系方面发生了“王公甘久辱，奴仆尽同升”的变动。战后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不少农民实际上占有了一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土地集中、农民与土地分离的局面，对旧生产关系某些落后环节的改造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这就从根本上为明初经济政策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朱元璋深知劳力与土地结合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还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即提出，“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建明伊始便大力推行屯田垦荒政策。‎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对白银已 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的论述 ‎　‎ ‎　　随着工商业的发达，银代替了钱、钞（纸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这时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不仅大的交易用银，小的交易也都用碎银。明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是以银折价，以银计算。‎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对资本主义 萌芽生产关系的出现的论述 ‎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其发展是很微弱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 ‎　　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业中出现，苏州丝织业最为明显。‎ ‎　　当时，苏州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已经出现了很多机户，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形。这里的机户有多少不详，但知总共使用机工数千人之多。这些机工“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已是完全没有产业的人，专赖出卖劳动力图存了。并且他们都是“自食其力之良民”，即是具有人身自由的人。机户与机工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显然是一种雇佣关系。在这种雇佣关系之下，如果有的机户雇工较多，扩大了生产，那便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了。‎ ‎　　……‎ ‎　　此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见之于其他手工业部门。如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即存在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自万历以来，这里有暑袜店百余家，店主将原料分发给当地“男妇”，令其为之生产暑袜，诸“男妇”各回家中做成暑袜，然后从店中领取报酬。暑袜店的店主显然是包买商，诸“男妇”变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工作的雇佣工人。在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中，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该镇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余人，平均每家四十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这样的油坊可以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了。又在广东韶、惠等处的冶铁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方式可见。在云南的铜矿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情形。‎ ‎　　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属于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处在封建制度的末期了。‎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李洵等主编《明清史》对资本主义 萌芽生产关系的出现的论述 ‎　　作为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在十六世纪左右的嘉靖、万历时期，主要反映在长江三角洲的纺织业中。此外，在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和江西的大三角地带，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所见。除纺织业外，其他诸如陶瓷、榨油、矿冶等行业，以及农业中都见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材料。其中以苏州，杭州等城市表现得较为明显。‎ ‎　　在苏州，由于纺织业发达，在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中，有的上升为具有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作坊主，所谓“机户”；多数则沦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即“机工”。在他们之间，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当时苏州已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市场。“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则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这里的缎工、纱工、车匠都是劳动力的出卖者，给“以丝织 为生”的“机户”佣工，并以“计日受值”所得到的工资作为生活的来源。他们虽然还得受封建“行头”的管束和剥削，但从主要方面来看，已经是“机户”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了。象这样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当时在苏州的纺织业中，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生产中“机户”和“机工”的相互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并且是“相依为命”。这些一无所有，只靠出卖劳动力的“机工”，他们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和“机户”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当时人还有比较形象的记述是：“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口，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飱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这些都说明当时自由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某些工场手工业的作坊主对雇佣工人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手工业工人和作坊主，这两者，都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　　手工业作坊内部的分工比过去也有发展，如万历时长洲人郑灏，“其家有织帛工，挽丝佣各数十人”，并且妇女也有佣工者。明后期，景德镇制瓷过程的分工已相当精细，《天工开物》中曾列举其生产过程，以成器而言就有澄泥、印坯（或造坯）、汶水、过利、打圈、绘画、过锈、入匣、满窑、供烧等项分工，其中制坯成型须经七道工序。还指出“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他如矿冶业中的分工比过去都有所发展。至此，手工业产品已不是由一个人从始至终的来完成，而是经过不同工序，由几个人甚至几十人方能完成。这样，它一方面，可以使比较单一的劳动，更加熟练，而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由于劳动技术比较简单，易于掌握，有利于作坊主使用比较廉价的劳动力，以至还可雇佣妇女。于是作坊主就可以通过压低工资，增加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以求更多的积累资本去扩大生产。由于工场手工业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所以，分工的发展使工场手工业的性质更加明显。而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是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向资本主义大工业过渡的准备阶段。因此，工场手工业作坊内部分工的发展，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又前进了一步。‎ ‎　　……‎ ‎　　明中叶以后，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以小商品生产者的阶级分化最为明显，并且主要反映在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所谓小商品生产者就是小手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者，他们有的上升为作坊主和资产富有者，而有些则下降为雇佣工人。如嘉靖时内阁成员张瀚，原籍杭州，祖辈原以酤酒为业，成化时，因水灾，所酿酒尽败。“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各色紵帛，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又如苏州“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再如《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故事，反映了苏州吴江县盛泽镇的施复，在嘉靖年间通过扩大生产而致富的经过。施复原来只是“本钱少”的“一个小户儿”，家仅紬机一张。经过夫妻两口边织绸边养蚕，“尽夜营运，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屋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紬机，又讨几房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成了个雇佣几十个工人的作坊主。上述这些情况说明，在江南工商业发展的地区，有些城镇的手工业者已从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中分化了出来，他们通过致力经营，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特别是通过剥削雇佣工人，在不断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中，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工厂手工业的作坊主。‎ ‎　　（选自李洵等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李洵等主编《明清史》对资本主义 萌芽的局限性的论述 ‎　　十六世纪左右，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局部地区、少数生产部门中稀疏出现，非常微弱，有很大的局限性。（一）它虽然是封建生产关系中的新因素，但在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下，却得不到正常的成长。尤其是生产力进展的速度很慢，明代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较之元代以前虽有所提高，然而并没有明显的飞跃与突破，因而冲不破已经腐朽了的封建制度对它发展的限制。以致在生产关系的变化上，形成为新的打不破旧的，而旧的却在拖住着新的局面。在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中还有浓重的封建性，作坊主一般都“名隶官籍”，以及随此而来的“铺户当官”和“坐派”以及重税等等的封建负担，都不能使作坊主自由发展。某些具有工厂手工业性质的作坊，想更多的积累资本而扩大发展生产都相当困难。而雇佣工人也不能进一步摆脱封建国家控制和行会的束缚，在专制制度统治下，他们还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由于明后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达到革命性的突破，从全国来看还在牢固的保持着自然经济的统治，因而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革和各个阶级的进一步分化，使已有变化趋向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者王国。这种自然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市场的开展，阻塞着产业资本为自己开辟道路。（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地主阶级，它一方面通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条极大绳索，束缚农民，阻止社会变革，以稳定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封建地租和高利贷对商人和富有的手工业经营者还有很大吸引力。有些商工业资本还往往投资于土地，阻碍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因而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三）维护封建统治的重农抑商政策，封建国家对商业手工业的直接压迫剥削，阻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官府除了通过官吏和行会进行封建管理，征收各种税项和勒索外；还通过官营手工业对民营手工业进行控制，如丝织业贡赋性的“领织”制度，以及制瓷业自嘉靖以后，常把烧造任务强派给民窑，所谓“官搭民烧”。在生产上把民营手工业作为官营手工业的延续和补充形式。这些都在压抑和阻碍民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四）对海外贸易限制，人为地削弱和封锁商品的对外销路，对商品生产的发展都很不利。这些局限性的表现，也是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欧洲的历史根源。‎ ‎　　（选自李洵等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的论述 ‎　　‎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整顿赋役的重要措施，主要是解决“役”的征收问题。明初的赋役制度是赋和役分别征收的。赋是以土地为对象征收的，按田亩计算；役是以人为对象征收的，又分为按户和按丁征收两种。按户所征的役，叫作里甲，按丁所征的役，叫作均徭，在征收的内容上，主要是征收实物和劳役，实物和劳役折银的只是小量的。这种赋役制度是和商品经济的不发展相联系的。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下，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劳役，不能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只有直接向人民征取。但是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在猛烈地发展，一是商品经济在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赋役制度不能不改变，一条鞭法便应运而生。在嘉靖十年（1531年）时就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在局部地区推行。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一条鞭法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 ‎　　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可以概括如下几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役。第二，把一部分力役摊入田赋征收。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仍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总之，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各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 ‎　　一条鞭法主要有三点进步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亦称“社会生产关系”。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它和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又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过程中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它概括为“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2)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产品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决定作用，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年版。）‎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 “商品经济”的对称。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即自给自足的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以生产规模狭小、各个经济单位分散、生产技术因循守旧、闭关自守等为特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逐渐被商品经济所代替。‎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年版。）‎ ‎ 明初的制度和政策的二重性 ‎　　明初的某些制度和政策，从当时的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看，其评价比较复杂，其效果不能一概而论，理应缜密分析，予以恰如其分的具体评议，有的因时间不同而有差别，有的因地区不同而不平衡，有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中发生变异。因此，多数情况是从一方面估计乃积极的，而从另外的角度估计则又是消极的。但是，这类制度和政策仍有一个共同点，即与元朝比，特别是与元朝中期以后的黑暗政治比，从全局看都有所改革和进步，但从某一个局部看有很大差异，有的近乎以暴易暴。因此说它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二重性。这类问题计有下列几项：‎ ‎　　(1)土地集中的缓和。元末农民起义消灭了一大批贵族和地主，还赶跑了一批大封建大土地所有者，从而遗下了成千上万的荒地，朱元璋建国后，否定了这批人的地权，一律通过垦荒重新占有土地，在垦荒过程中继续限制兼并，注意计口授田，同时对残存的豪强大族通过移民、罪罚等各种方式进行打击，剥夺其地权。还通过均徭省役等一系列“右贫抑富”的措施，扶持贫难户，使他们免于或延缓破产。这一连串的政策使明初的土地集中大大地缓和下来，这是个重大进步。但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直接霸占大量土地作为官田，培植了一批新贵，制造了不少新的土地集中问题。其主要表现和特点是：第一、官田和贵族庄田占了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很大比重。仅以军屯所占土地而论，其最高数字是九十万顷（亦有载八十九万顷者，付维麟《明书》卷67《土田志》）。超过全国土地总数最高额八百五十万顷的十分之一。军屯以外，还有民屯、商屯，藩王庄田和寺观庄田等。第二、单个权贵、戚畹等封建户主霸占土地之数十分庞大，按法定明初亲王占田一般一户一百顷，多者可达千顷，实际上，宁王权除受赐百顷外，还占有自宁夏至鸭绿江的荒旷地“数千里”以为牧场，秦王樉同样在百顷之外再占有陕西不少地区的荒田或民地。曲阜孔庙占地亦达六千顷之多（《明史》卷77《食货志》，同书卷117《辽简王传》、卷116《秦王樉传》，《英宗实录》卷61）。产生这种大地产的直接原因是封建皇权，就是说，其土地和佃户大都来源于皇帝的“钦赐”。第三、部分地区的土地恶性集中，不改旧观，甚至变本加厉。宋元时代，官府、贵族在苏、松、嘉、湖四府所疯狂掠夺的土地，明朝全部籍没归官，致使四府一带与元朝一样“无虑皆官田”，民田不及十五分之一。山东潍州，在洪武七年即发现军地多而民地少。清代，山东曲阜田土的十分之九全部被孔府、颜府所占，而清世祖赏赐孔府六千顷之地则是承袭洪武年间所赏之数。因此，曲阜在明初的土地兼并情况当与清初差不多（顾炎武：《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太祖实录》卷89，乾隆《曲阜县志》卷41《赋役》）。上述官田与贵族庄田占有土地的比重之大，单个封建户主霸占土地数字之大和部分地区沿袭旧王朝的土地高度集中的恶习等，在一个封建王朝的创建时期都是很少有的，有的甚至没有先例。这种政策还为明中期以后的土地的急剧集中打开了缺口。因此，综观明初的土地政策，与元朝比，大有改革和进步，但与不少王朝的初期比，其阴暗面相当大。‎ ‎　　(2)均徭省役和轻徭薄赋。封建政权对人民的剥削项目有田租、田赋、徭役、杂税等。其中田赋因系按亩取征，科敛过重，对地主不利，因此，包括元朝在内，历代田赋剥削量一般都不太重，有的甚至亩征三合，仅有象征性的意义。强加在人民头上的最大灾难往往是徭役、田租和杂税。朱元璋谴责元末政宽则失之纵，政猛则失之暴，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劳苦之，……岂可蹈其覆辙耶”？至是以改革差徭制度为重点，对某些税法进行了较大的更张，其具体措施为：第一、从多方面减省徭设，使民以时。洪武元年二月，元璋谓“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无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己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汛之役，宜罢之”。一次退朝还官，指着宫中空地谓皇太子 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洪武五年十二月，正修濬南京城濠，元璋亲至三门山观察，发现有一役夫裸行水中，寻找督工吏投掷水中的一柄锄头，曰：“农夫供役月余，手足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汪广洋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苦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命罢其役，仍命临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烧石炭匠，其余夫匠悉遣还家”。洪武九年，始下令营建南京皇宫，且规定：“不事华饰，不筑园圃，不建台榭”（《太祖实录》卷26、34、77、106）。朱元璋时时以历史上的治乱兴亡为戒，深知民劳力困，国势将危，因而从自己做起，尽量爱惜民力，致使地方有不以兴作，因“不敢役民”，而一再被搁置起来。洪武二十五年，拟修筑凤阳城，预计须用工三万人，元璋“以工力浩繁，命罢之”。同年，工部上奏：“在外诸司公宇，有司以不敢役民，岁久颓弊，宜颁以成式，俾之修营”（《太祖实录》卷217）。洪武末年，社会生产已获得了全面恢复，并有很大发展，其爱惜民力，尚且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洪武年间的力行省役，是上下一致，全国一心，而且坚持时间是较长的。第二、均平徭役，适当照护贫难户。洪武元年，元璋命中书省议役法，曰：“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省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三府，计田三十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九顷，出夫如田之数。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洪武三年，“命编置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其夫赴京供役，岁率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其田户出米一石，资其费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其资费则每田一亩出米二升五合，百亩出米二石五斗”。洪武八年，再申此令，“名曰均工夫役，民感便之。……于是检核直隶、应天等一十七府，江西所属十三府，为田五十四万五百二十三顷，出夫五十四万五百二十三人”。洪武十七年，“谕户部臣曰：……一里之内，贫富异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则赋役不均，而贫弱者受害。尔户部其以朕意谕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贫富不均者，罪之”（《太祖实录》卷26、54、98、163）。自金元以来，民间代官府养马和水陆驿站、递运所等投，最为劳民，在明初也是最重的一项徭役，朱元璋仍从照护贫难户出发，“选民粮百石者为马户，不足，则益取邻县有粮之民充之，五户以上，十户以下，共为一夫”。又定自应天至睢阳凡十一驿，每驿上中下马共四十匹，以苏、松、嘉、湖四府之民田粮多者为马户，田四十顷之上者出上马一匹，三十顷之上者出中马一匹，二十顷之上者出下马一匹。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用物资，其应用马、驴、车、人夫等，亦“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计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水驿设舡，“每舡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水递运所设大中小四种红舡，每舡水夫十三、十二、十一人不等，“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设大车、牛头、运夫，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给粮并为一夫”。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司一人，铺兵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于附近民有丁力和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太祖实录》卷68、156、25）。洪武四年，于山西修建晋王府，亦“令民计亩每顷出一夫”，还参以太原、平阳、潞州各卫军士。所以，洪武年间的全国营建、递运驿传夫和马户等繁重徭役，按原来规定，都是“以民间田赋多者充役”（《太祖实录》卷61、231）。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或佃农的徭役负担，较之田多的中小地主有所减轻。第三、对杂税、官租等项封建剥削亦有相应的减省。旧王朝中后期的杂税之所以多而重，是因为杂税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无章可循，每逢田赋等正项收入因地主隐田逃税而税减，而政府财政状况又日坏时，便照例滥增杂税以救急。明初的财政因屯田等正项收入大增和厉行节用等措施的结果，不仅很快达到收支平衡，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定的储备，这样不仅指望苛捐杂税以补救财政亏空没有必要，而且为减免某些已行的杂税、官租提供了可能。如洪武三年，原定陕西田每亩输粮一斗外，复征盐米六升，朱元璋知道后，“谕省臣曰：陕西民田既输税，复征其盐米，是重敛以困民也，自今只收正粮，除其盐米”（《太祖实录》卷56‎ ‎）。又如对桑、麻、棉、水果等农副业税的征收，从洪武十三年起，都先后有一部分或全部宣布减免（见上面副业部分）。对于工商业的控制和征税亦有不少的改革。洪武七年，曾于全国建立十三个坑冶所，按年征收铁课，后以政府储铁较丰，又因官营冶铁所劳民，从洪武十八年起至三十一年间，曾断断续续停办了十一年，允许人民自由采炼，岁输铁税十五分之一，实际上，自十八年后基本上废除了官营炼铁，全由民营，只输轻额铁税（《太祖实录》卷176、231、242、252）。明初的商税是三十税一，过者以违令论，而且不少日用品与小商小贩是免税的。洪武七年，“彰德府税课司税及细民瓜、菜、柿、畜牧、饮食之物，事闻”，元璋大怒曰：“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臣，正此等官吏也，命罪之”。洪武十三年，又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细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并大力栽减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太祖实录》卷88、132，《明史》卷81《食货志·商税》）。‎ ‎　　另一方面，明初的封建剥削确乎存在着阴暗面，在存在畸轻畸重的弊病。其中官田之租是普遍苛重的，江浙苏松等府土田被籍没入官以后，都按私租的租额征取官租，但私租是就地交仓，而官租则须远涉江湖，运送至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外，实际剥削总额远比私租为重。洪武二十一年，南昌府丰城县民上言：“农民佃官田，一亩岁输租五斗”。江西给事中朱肇言：江西十三府官田租重，“十倍民田之租”，后经一再审议，改定为亩收三斗，则原来亩收五斗，较之应收之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太祖实录》卷191，《太宗实录》卷31）。其余赏赐给公侯及将官的公田，其租额是按“元定官粮、私租之数，仍依主佃分数收之”（《太祖实录》卷85）。所谓“元定”之数就是指承袭旧元王朝后期的苛重剥削，没有任何减省和改革。公侯赐田及屯田租额还有采用“中分收授”者，在北方陕西一带低产硗薄之地还有定死亩收一斗者，表面看，亩收一斗似乎剥削不重，其实大谬不然，前面第一部分所述洪武八年，陕西农民宁愿逃入深山，刀耕火种，不愿移居平地，为什么呢？因“亩征其租一斗，地既莫隐，赋亦繁重”，由此可见，亩征一斗，赋敛非轻。关于明初赋敛之重，当时朝臣还有更深刻的揭露。叶伯巨曰：‎ ‎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讼狱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不问”。解缙曰：‎ ‎　　“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米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其密也。……‎ ‎　　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鹵而税反重”（《明臣奏议》卷1叶伯巨：《应求直言诏上书》，解缙：《大庖西室封事》）。‎ ‎　　因此，明初对人民的剥削，以徭役论，较之元朝大有减轻，以官私田租而论，则基本上循元之旧，其中如苏松地区甚至更重。‎ ‎　　(3)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使皇权的集中登峰造极，使臣下之权进一步分化，“互相颉颃，而不相压”。这个制度是宋代“制其钱谷而夺其兵”的集权政治演化的必然归宿。如前面第一部分所说，在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并异常突出，大半片边境形势异常紧张，而社会又极其贫困和混乱，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政治是有某种历史需要：第一、强有力地维护全国统一，杜绝一切官僚军阀和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第二、有效地保境安民，抵御元蒙残余势力的侵扰破坏；第三、迅速廓清元代长期流传下来的混乱局面，奠定和平安定的社会秩序；第四、大力组织生产和医治战争创伤。但其消极后果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皇帝一人权大无边，权多无限，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点点集思广益的好传统也抛得一干二净，一切惟皇帝一人之意志是从，因而导致弊端百出。‎ ‎　　第一、如黄宗羲所论，设置丞相原可以补救君主世袭制度的弊病，因皇帝传子，而且必依立长立嫡的宗法原则世代相传，皇帝之子不必贤，端赖宰相传贤以为补救。废相之后，皇帝传好传坏，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　　第二、皇权过分集中，一方面，为君主滥用威权，为所欲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任何超人，也精力有限，因此，即有好心，也容易造成失误。朱元璋 雄才大略，精力过人，但明初政治上却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以用人而论，朱元璋不遗余力地访儒求贤，大胆任用，结果当然出现了众多的清官、循吏，但同时又严重存在着昏庸杂沓，“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所学”。以化民成俗与激劝贤能而论，则有“激浊扬清之不明，善恶贤愚之无别”，“好善而善不显，恶恶而恶日滋。善未必蒙福，而恶未必蒙祸”。以发号施令而论，则朝令夕改，朝三暮四，立国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产生这类混乱局面的具体原因当然很多，有的存在于上面，有的则在下面。在上面的原因中，又有的是由于决策者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官僚主义，明知故犯。也有的是出于精力所不及，耳目所不周。但归根结蒂，还在于皇权过分集中，“元首丛脞，则股肱惰而万事皆隳”（《明臣奏议》卷1解缙：《大庖西室封事》）。是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 ‎　　第三、为大权旁落或奸人篡权提供了可能。洪武十七年，给事中张仁铺详细计算了朱元璋上朝八天所处理的大事，多达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之多，平均每天要处理四百件，最后得出结论：皇权过分集中，君主非精力过绝人，其势必不能久。就是说，必然大权旁落。朱元璋为着杜绝宰相和宦官专权，采取了一废一禁的办法，以为可以太平无事了，但明中期以后，阁臣专权比之宰相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专权人数之多，情况之严重，尤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所以，黄宗羲曰：明中后期，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者宫奴也。历史事实充分证实了张仁辅的预见的正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5）。‎ ‎　　第四、它是统治人民和镇压人民反抗的强有力的反动工具。有人认为朱元璋竭力强化皇权，只是想通过尊君卑臣，加强对地主阶级内部各势力的控制和役使，与奴役人民关系不大，其实当时的定制目的，从根本上看，无一不是为着统治人民的，如创设特务机构锦衣卫，其目的即在侦察、缉捕、审讯“盗贼奸宄”、“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16，《明史》卷95《刑法志》）。又如明初的军权，同样是在分析的基础上由朱元璋直接指挥的，从表面上看，把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又把兵权的各个部分分属于五府、六部和地方卫所，似乎主要目的在克服地主阶级内部的离心倾向，但朱元璋的下面一席话充分反映了明代军权的阶级本质。洪武二十八年，元璋戒谕兵部大臣曰：‎ ‎　　“近在外卫所，遇有寇盗卒起，守御指挥千户不亲率兵剿捕，但遣百户旗手领之，是以失讥误事。自今各卫所地方设有寇三四十人，即调官军一二百人，寇有数百人，即调数千人，刻期捕获，毋令滋蔓。如指挥千户不躬率士卒，及调兵失律误事者罪之，于是兵部榜示天下”（《太祖实录》卷239）。‎ ‎　　很显然，朱元璋加强对武将的直接控制，力图堵塞军阀专横的一切漏洞，其最终目的在于把君臣拧成一股绳，从而如脑使臂，如臂使手地刻期剿捕所谓“寇盗”，使封建国家机器发挥统治人民的更大效能。‎ ‎　　（选自黄冕堂著：《明史管见》，齐鲁书社 1985年版。）‎ 第七节 明朝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 ‎(1845─1846年)中的论述 ‎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　　……‎ ‎　　征服这件事看起来好象是同这种历史观完全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一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　　‎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27页。）‎ 邓小平关于民族关系的论述 ‎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　　‎ ‎　　（选自《邓小平文选》‎ ‎(1)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　　 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论述 ‎　　 ‎ ‎　　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航行的重要目的。‎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安震在《明云烟》中关于 ‎　　 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论述 ‎　　……当时，南洋群岛一带众多小国，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的冲突不断。类似于渤泥那样的弱小国家，自然希望北方的亚陆大国棗中国能为他们调解彼此间的纠纷，并在他们遭受强邻侵掠时，能够主持公道。然而，明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不成为中国祸患的，不随便出兵）的政策，对当时的诸多争端均置身事外。特别是在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渐趋冷淡。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纳贡。这对于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之君的朱棣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明成祖为了制造声势和笼络人心，改变因“靖难之役”带来的不利政治局面，更是希望通过“宣扬国威”，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郑和下西洋，起初正是明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权威、招致各国来朝而实施的重大举措。‎ ‎　　（选自安震：《明云烟》，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 ‎(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 郑和下西洋的概况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年（1433年）之间，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这是一件闻名中外的大事。‎ ‎　　郑和到过的地方；有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吉兰丹、彭亨（今马来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里（今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溜山（今锡兰），榜葛剌、琐里、加异勒、柯枝、古里、南巫里（今印度），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今阿剌伯半岛），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麻林（今非洲的东岸）。‎ ‎　　郑和末一次出使的船队拥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以及铁锚匠、木艌匠、搭材匠、水手、民稍人等二万七千多人，共乘坐大船六十三艘，其中最大的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可容一千余人，是当时航行海上的最巨大的船只。其他各船平均也可容四五百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并且满载着金银绸缎和瓷器等珍贵的货物。‎ ‎　　……‎ ‎　　郑和每至一地，就表示中国愿意和各国通好，然后与他们进行贸易，约请他们派遣使臣到中国来。这种交往大都是和平进行的，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发生过武装的冲突。‎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郑和下西洋的论述 ‎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十二岁入燕王朱棣 藩邸，为宦者。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世称“三保（三宝）太监”。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赴海，郑和便入选。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 ‎　　……‎ ‎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加里曼丹北部）、满剌加（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旧港（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美洛居（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小葛兰（印度西海岸）、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霍尔木兹，在波斯湾，属伊朗）、阿丹（亚丁，在红海口）、天方（麦加）、木骨都束（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赤道以南，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赤道以南，肯尼亚的马林迪）。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 ‎　　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上小巫见大巫。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　　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是出于自卫。如旧港王陈祖义是华侨，经常劫掠过往船只，又谋劫郑和的船，郑和即擒陈祖义携归，陈祖义伏诛。又郑和至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前来劫船，郑和即生擒亚烈苦奈儿携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归国。郑和的船队在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宣读皇帝诏书，尝赐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处贸易。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自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其国王遣头目遍谕国人，皆以乳香、苏合油之类来交换丝绸、瓷器等物。郑和的船队总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携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线等等，携归的土特产品应有尽有，其中不少是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之类。因为收买许多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有“取宝”之名，被称为“宝船”。‎ ‎　　郑和开始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络绎不绝于途。如1415‎ 年（永乐十三年），东非麻林国遣使来献麒麟，一时轰动京师。麒麟被中国视为吉祥之物，永乐皇帝亲御奉天门受礼，文武大臣莫不称贺。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余人，受到永乐皇帝隆重接待。东王在归途中病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命为之建墓立碑。东王墓至今犹保存完好。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者来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时使者盈满朝廷。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　　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于明茅元仪编辑的《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 李洵等主编《明清史》关于郑和 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论述 ‎　　郑和率领的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到宣德八年在将近三十年中一共进行了七次。……最远达到非洲东海岸一带，访问了亚非两洲许多民族和国家，交流了文化，发展了贸易。郑和船队，行销到南洋和印度洋各地的主要商品有：紵丝、烧珠（玻璃制品）、青花瓷器、麝香、铜铁器物、印花布、色绢、缎匹、水银、雨伞、米谷、草席、鼓板、牙箱等几十种货物。除中国所产货物外，也推销南洋等各地的产品，如淡金、丁香、爪哇布、苏木、龙涎香、椰子、胡椒、八都剌布等物。运回国内的商品，属于社会生活需要的，主要是香料、染料、药物以及锡砂等矿产品。并有相当数量的，供皇室贵族享用的奢侈珍奇物品，如珍珠、玛瑙、宝石、犀角、象牙以及孔雀、鸵鸟等珍禽异兽和异香等等。“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郑和的庞大舰队，有时分分赴各地，于是在南洋地区还设置中心转运站，如在满剌加“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开洋回还”。郑和的随从，记述了他们下“下西洋”的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是关于明中外交通的重要资料。特别是《郑和航海图》和《鍼位编》，是郑和“下西洋”精密而忠实的航行记录，关于航行方向、远近、停泊地点，航线上的暗礁、浅滩，以及罗盘针的具体运用等，都作了详细记载，对当时远洋航行和以后的海外贸易都有重要作用。‎ ‎　　郑和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富强的封建国家力量，组绢当时世界上航海技术最先进而又庞大的远洋舰队，“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而我之云帆高扬，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之间，最东到我国领土台湾，最南是爪哇，最西到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最北是波斯湾、红海以及默加（麦加）。象这样持续近三十年，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海外贸易，确为当时历史所仅见，这不仅是“明初盛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他比巴多罗缪、狄亚士1487年发现非洲好望角，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奥斯达·伽马1498年发现从西欧直接通至东方的新航路，都早八、九十年。比麦哲伦1521年到达菲律宾，早一百一十多年。所以郑和是世界航海事业伟大的先导者，是当时最有成绩的航海家。‎ ‎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和亚洲各国间的联系。在郑和出使各国进行友好访问与和平贸易的推动下，使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有些国家首脑或使臣以及商人等，或随郑和船队，或在郑和“使船”回国之后，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贸易。永乐六年（1408年），永乐十年（1412年），渤泥（今文莱）国王曾两次率领王妃、弟妹、王母和官员一百五十多人，到中国访问，受到明成祖 的优礼相待。菲律宾、马来亚的国王，也都到过中国。南洋一带的各国人民对郑和普遍崇敬，好多地方以“三宝”命名，印尼的爪哇三宝垄地方，为郑和建有三宝公庙，在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等，这些都表现出我国与亚非国家存在友好传统的历史象征。华侨对南洋的开发虽不始于郑和所处的时代，但郑和“下西洋”进一步推动了华侨向南洋的移动，从而更加促进了南洋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对国内某些地区和生产部门的社会经济也起了刺激作用，如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就是在永乐和宣德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 ‎　　（选自李洵等主编：《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　　唐宋以来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日益繁荣，罗盘针的发明，造船技术的提高，气象的测量，地图的绘制以及航路的勘探，都给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明代江浙闽广地区的土地兼并十分激烈，而福建是“三山六海，田居其一”，浙江南部也是“山多田少”，可供开垦的荒地不多。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流离失所，出海谋生成为农民的一条重要的出路。出海的人，一小部分是富豪巨商，大多数都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 ‎　　出海谋生的人到南洋去的最多。明朝初年，在旧港一地居留的中国人约有数千人，在瓜哇的杜板、苏鲁马益和新村等地也有中国人数千家。除去旧港、爪哇等地外，在美洛居、浡泥、文莱、吕宋都有大批的中国人。到了明朝中叶，在南洋的中国人更为增多，其中吕宋已多至数万人，他们“往往久住不反，至长子孙”。‎ ‎　　……‎ ‎　　留居南洋的中国人，从中国带去了铁锄、铁犁、制糖和采矿的工具，带去了茶种和培植胡椒的方法，并且还和南洋的居民共同开发了大量的农田和矿场。迁移到南洋的中国人，对南洋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倭寇 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的论述 ‎　　十四世纪以来，日本已进入南北朝分裂的时期，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组织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的掠夺和骚扰，他们抢劫中国的商船，掠杀中国沿海的居民，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　　从元末明初开始，倭寇就不断在中国沿海各地出没。‎ ‎　　……‎ ‎　　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日本分裂为更多的诸侯国，各诸侯都争来通商，有限制的贸易已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抢掠。由于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豪富地主下海经商的也日益众多，其中有的人与倭寇勾结，狼狈为奸，于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又达到了高潮。‎ ‎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朱纨认为乱源所在不仅是倭寇，更主要是由于“闽浙大姓”的通倭。他逮捕了一部分地主富豪和奸商，又积极训练海防军，堵击倭寇。朱纨的这些措施，触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受到在朝的闽、浙官吏的阻挠，不能顺利执行，反被明朝政府“落职按问”，终于被迫自杀。至此，明朝“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寇更加猖獗。‎ ‎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倭寇先后攻我上海、苏州以及江北南通、泰州各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又深入徽州、南京，他们在沿途烧杀淫掠，许多工商业市镇受到兵火的洗劫。‎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　　 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的论述 ‎　　倭是当时对日本的通称。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代，一些封建主为了取得财富，便组织许多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倭寇先是侵扰山东，以后渐次南下，经江苏、浙江而达于福建、广东沿海，所在出没无常，忽来忽去，杀伤居民，掠夺财货。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强设防，所以倭寇不敢肆虐，没有酿成大患。倭寇为患最烈的时候，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那时奸臣严嵩 当权，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不堪。如明初沿海防倭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此无一足额，甚至仅余一半，惟余老弱。沿海防倭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因此倭寇所至，不能抵御。另外，中国沿海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许多土豪大姓及海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并且与日本倭寇相勾结。在走私贸易中，又出现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如著名的头子在许栋（徽州歙县人）、李光头（闽人）、汪直（或作王直，徽州歙县人）、徐海（徽州人）等人，他们莫不建造巨舰，结穴于海中岛屿，不仅从事武装走私，又兼行劫掠活动，而且勾引倭寇劫掠。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倭寇能够猖獗横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在汪直、徐海等的勾结之下，率战舰数百艘，分路进扰浙东、西及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势益蔓延，流劫数省，并深入内地，攻掠徽州、芜湖、南京，所至掘坟墓，掳妇女，杀掠甚惨。有一股倭寇不过七十二人，自浙江严州、衢州，过江西饶州，历微州等地，而至南京。南京明军与之接战，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大小官员皆登城守门，倾城百姓也被点上城，虽然倭寇已退走，犹不敢解严。明朝官吏和官军的腐败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3)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抗倭的论述 ‎　　到了嘉靖末年，明朝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如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在粤、闽、浙等地的御倭战役中，领导军民，屡次击败倭寇，其中戚继光率领的由农民和矿夫组成的“戚家军”最为英勇。他们大小八十余战，战无不胜，浙江台州之战，福建横屿、平海卫之战，都给来犯的倭寇以歼灭性的打击。戚继光等统率的军队前后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了倭寇之患，保障了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　　戚继光（1528—1587年），山东牟平人，深通兵法，号令严明，他从事御倭战争达十余年之久，用兵“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他的功绩最大。‎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抗倭的论述 戚继光、俞大猷平倭寇 正当倭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明军中有两位抗倭名将出现，这就是戚继光和俞大猷。他们招募训练新军，依靠人民的支持，终于讨平了倭寇。‎ ‎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原在山东防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调到浙江，镇守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不久升为参将。戚继光见卫所兵不习战，乃招募义乌农民和矿夫三千人，组成一支新军，亲自练成精兵，人称为“戚家军”。他又针对江南的地形及倭寇活动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法，将兵士十二人分为一队，用长短兵器相配合，以便于短兵相接，有效地杀伤倭寇。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袭浙东的台州，焚掠台州海边的桃渚、圻头。戚继光率军与战，连战皆捷，将其全部歼灭。于是浙东的倭寇完全被扫除了。随后，福建方面的倭寇又猖獗起来，戚继光又奉命入闽剿寇。时福建倭寇结大营于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今莆田）的林墩，互为声援。戚继光首先破横屿，又乘胜破牛田，然后袭破林墩，痛歼倭寇。于是倭寇三大巢穴全部荡平，戚继光班师回浙。不久之后，新倭又大量来到福建，攻陷兴化府城，占据平海卫（在兴化城东南临海处）作为巢穴。明廷鉴于情势严重，升副总兵俞大猷为总兵，升参将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救援。在此之前，广东总兵官刘显也已奉命入闽。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率军赶到，与俞大猷、刘显合力进攻平海卫，戚家军首登敌垒，其他两军相继突入，遂大败倭寇，攻克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城。事后，戚继光升为总兵官，俞大猷调入广东。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戚继光再败倭寇，福建倭寇完全平定。‎ ‎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倭患转烈，有倭寇二万余人，侵扰潮州、惠州一带。嘉靖四十三年，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负责剿倭。在吴桂芳的支持下，俞大猷招收山区农民及矿夫组成新军，又调集许多官兵，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将倭寇擒斩殆尽。于是广东的倭寇也被肃清了。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完全解除，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的论述 ‎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殖民者首先抵达广东屯门岛（今宝安县南头附近），并在此建筑堡垒，大烧火铳，杀人抢船，掠卖良民。正德十二年（1521年），明军收复屯门岛，逐走葡萄牙殖民者。‎ ‎　　葡萄牙殖民者屡次被逐，总是不肯从中国离去，最后终于占据了澳门。澳门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端的一个小半岛，又称香山澳，也叫濠镜澳。明朝原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管理广东对外贸易事宜。后来广东市舶司屡易地方。嘉靖时，移于澳门。从此澳门便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托言商船遇到风涛，请求在澳门晾晒货物，贿赂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允准，遂得入据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开始不过搭棚栖息，不久渐次筑室居住，聚众至万余人，有庐舍数百区，或千区以上。又在澳门半岛以北的青州建立大教堂，后来又借口防御荷兰人来攻，公然在澳门建筑城墙。葡萄牙殖民者以澳门为基地，从事公开及走私贸易，贩进运出各种货物，每年得利无算。‎ ‎　　葡萄牙殖民者得以窃据澳门，完全是明朝地方官吏及朝廷腐败姑息的结果。但明政府并未将澳门地方让与葡萄牙殖民者，中国澳门的主权仍在，葡萄牙殖民者每年缴纳地租银五百两，明朝政府每年在澳门征收税银二万余两。‎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及其历史功绩 ‎　　范兆琪 ‎　　 ‎ ‎　　明朝初期（公元十五世纪初叶），郑 和前后七次下西洋，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郑和不愧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 一 ‎　　郑和生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死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省晋宁县）回族人。他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父亲和祖父都曾朝拜过麦加。明政府派兵攻入云南后，郑和被带回皇宫当太监，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又把他赐给燕王朱棣。朱棣为了争夺皇位，起兵南下，终于在南京登上皇位。郑和因跟随朱棣多次立功，深得朱棣的赏识，成为朱棣身边的亲信，被提拔为“内宫监太监”，掌管采办宫廷所需的珍宝器用。以后，朱棣又赐他姓“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 ‎　　明初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朱棣登位时，全国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一派繁荣景象。采矿、冶炼、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等行业的生产规模，都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明初经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并为大规模航海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富强的统一的国家，又是大规模航海的坚强后盾。‎ ‎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眼光远大、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决定派遣大规模船队出使西洋，是有他的政治和经济南方面原因的。在政治方面，明成祖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帝位不满引起的矛盾，特别是那些逃居海外臣民的反抗活动。要加以安抚或镇压。所以他要组织宏大船队、派遣大批使者出海诏谕四方。经济原因，明成祖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迁都北京，大兴土木，更需要大量海外奇珍去充实宫廷。因而，要打开一条通往西洋各国的海上航道，打击那霸占三佛齐（旧港）的中国走私商人，使海上航道畅通无阻，以便加强明政府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明政府同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使明政府能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海外的奇珍异物，并增加朝廷在对外贸易上的收入。这方面下文还要说明。‎ ‎　　至于人们所说的，出使西洋是明成祖需要寻找建文帝下落，只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附带的理由或仅是借口罢了。‎ ‎　　如上所述，可见明朝前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一封建国家大明王朝的强盛，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经济政治条件。而宋元以来航海事业积累的丰富远航经验和培养的航海技术人材，也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力量。‎ ‎　　明成祖为什么决定由郑和担负下西洋的重任？这是因为郑和“有智略，知习战”，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干，同“靖难之役”中的功臣姚广孝等关系又较好；他既信伊斯兰教又信佛教，这对出使伊斯兰教或佛教的西洋各国也是一个资本；而且他多年来又一直忠心耿耿追随朱棣，深得朱棣的信任。于是，朱棣 便决定任命郑和为下西洋的正使，由他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出使西洋各国。‎ ‎　　在郑和那个时候，“西洋”是指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包括孟加拉湾及其沿岸、印度半岛、河拉伯海及其沿岸、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海岸一带地方。‎ 二　　 ‎ ‎　　明政府为了准备远航，征召了全国各地技术高超的造船工人，用了两年时间，在南京、太仓等地建造了六十二艘巨型海船。‎ ‎　　郑和率领的船队，除了大海船六十二艘外，连中小船只在内，有一百多艘，有时多达两百多艘。大船长四十四丈（约150米），阔十八丈（约60米），可以容纳千人，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船队除了正副使等行政官员、护船军事人员外，还有办事员、通事、医士，以及火长、舵工、班碇手等航海技术工人，铁锚、木艌等修理工匠，共达两万七千多人。船上还备有水罗盘等导航仪器和海图等航海资料，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船队装载大量的瓷器、丝绸绢缎、金银、铁器、农具、茶叶等各类货物。这些货物基本上都是由明朝宫府手工业作坊提供的。因此，明初官府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是保障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物质基础。‎ ‎　　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到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二十八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经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这七次往返的时间是：第一次，明成祖永乐三一五年（公元1405—1407年）；第二次，永乐五一七年（公元1407—1409年）；第三次，永乐七一九年（公元1409—1411年）；第四次、永乐十一—十三年（公元1413—1415年）；第五次，永乐十五—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第六次，永乐十九—二十年（公元1421—1422年）；第七次，宣宗宣德七—八年（公元1432—1433年）。启航的地点，除了第五次可能是由福建的泉州港出发，第七次是由南京出发外，其余都是由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长乐县五虎门港等候东北季风到来后再扬帆南下。前三次最远到达古里，第四次到达忽鲁漠斯，后三次都到达非洲东海岸。‎ ‎　　郑和船队到过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在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剌（孟加拉）、古里（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忽鲁漠斯（属伊朗，位波斯湾口）、祖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属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天方（麦加，属沙特阿拉伯）、不喇哇（属非洲东岸的索马里）、竹步（属索马里）、木骨都索（摩加迪沙，属索马里）和麻林（马林迪，属非洲东岸的肯尼亚）等。‎ ‎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看，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具有朝廷贸易商队和外交使团双重性质的船队。郑和船队每到一处，都了解各国的物产，并且有目的地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同这些国家进行和平贸易。船队所买的东西，除了一些药材外，多是奢侈品和观赏物。这反映了郑和船队所进行的贸易，主要是为封建帝王和官僚贵族服务的。当时，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同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拐骗、欺诈、劫掠、烧杀的海盗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　　郑和船队七次出使，每到一处，都宣读明朝皇帝的书信诏谕，赠送礼物，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它的主观目的，虽是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招徕各国使臣朝贡，扩大海外贸易，增加朝廷在对外贸易上的收入，并换取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各种奢侈品，但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使中国的先进文化更多地传播到亚非各地，也使亚非各地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等传到了中国。这对各国人民，显然都是有益的。因此，郑和船队的出使，为中国与南海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三 郑和下西洋在客观上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我们应给予充分肯定。‎ ‎　　第一，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不但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而且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行，在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郑和船队规模的宏大，组织的严密，技术的先进，在当时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著名的航海家葡萄牙人地亚土、意大利人哥伦布、葡萄牙人达·迦马、葡萄牙人麦哲伦等人船队的规模、船只的大小，都远比不上郑和。在时间上也比郑和晚得多。公元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地亚士航海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2年（弘治五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海岸，1497年（弘治十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半岛古里，1519年（正德十四年）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作环球的航行，这些航行也都比郑和第一次航行晚八十多年到一百多年。郑和船队在远渡重洋的航行中，不怕困难，与“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搏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郑和不愧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 ‎　　第二，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同亚非各国的贸易往来，对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郑和为出使西洋而建造了大量的大海船，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永乐年间造船数量之大是历代少见的，它使明代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海外最需要的是中国丝织品和瓷器，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珍珠、玛瑙、香料、药材等货物，这不但扩大了西洋各国这些手工业品的生产，而且大大促进了苏州的丝织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的发展。由于以海外特产“苏尼勃青”和西洋红宝石为原料，烧制出了最受西洋各国欢迎的前所未有的瓷器佳品──青花瓷器。瓷窑已在全国普遍发展起来，民窑发展更快。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瓷器出产地，世界上最大的陶瓷业的中心，人口达数十万，官民窑近三千所，出口也更多了。由于郑和下西洋及其与一些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引起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手工业品的更大需要，从而开拓了中国手工业品的国际市场，促进了后来私人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它对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 ‎　　第三，郑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扩大了的海外贸易，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地区人民的友谊。它使南洋（指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精美的中国手工业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例如：中国铜钱的使用，促进了爪哇、南浡里、旧港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装盛食品的一些地区，开始以青花瓷器作为餐具。中国的丝织品的输入，使一些地区人民的衣着更加舒适和美观。而且有很多国家，都在郑和去后派使臣来中国建立邦交和进行贸易。所有这些，都丰富和提高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加强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地区人民的友好关系。例如，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我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更多了。这些到南洋谋生的华侨，多半是福建、广东一带的劳动人民，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和建设。他们有的开垦荒地，种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树，使不少荒地变成沃土良田；有的上山开矿，经营金矿、锡矿，使荒山变成富源；有的行医，为当地群众治病；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使当地市场繁荣起来。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开发了当地的资源，对促进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东南亚国家还常常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担任政府各部门工作，如成化年间，福建汀州人谢文彬就在暹罗作了高官，帮助暹罗政府治理国家。这些华侨，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同居住国人民和睦相处，有的同当地人互为婚姻，加强了我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药材和西洋布，对中国人民的生活都是有益的。‎ ‎　　第四，由于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中西航道，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和航海知识。从此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红海以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为后人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郑和的航海纪录《郑和航海图》，共有二十图，它对各国方位、航道远近、航行方向、停泊地点、暗礁浅滩的分布等，都详细绘明，为后世航行太平洋和印度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是十五世纪以前，我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他总结航海实践经验写出的《针位编》，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郑和于宣宗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他前六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郑和随行人员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写的《星槎胜览》和巩珍写的《西洋番国志》等书，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到过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理和风土人情，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珍贵史料。这些都说明，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人对东南亚沿海和北印度洋地区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前代。它们对中国地理学产生了长时期的影响。‎ ‎　　由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创举，使之赢得了中外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国外很多地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1980年我国在云南晋宁县昆阳镇郑和故里，将郑和纪念亭重新修葺一新，并在滇池畔建了郑和公园以纪念这位伟大航海家的历史功绩。‎ ‎　　（选自《历史教学》1985年第四期）‎ 第八节 明末农民战争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论述 ‎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列宁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　　评论一个人不是凭他对自己的看法，而要看他的政治行为。‎ ‎　　‎ ‎　　（选自《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4页）‎ 毛泽东关于农民起义作用的论述 ‎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　（选自《毛泽东选集》）‎ ‎ （1）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对明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的论述 ‎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更加猛烈地发展，造成土地占有高度集中的现象。这时宗室勋戚占据庄田的规模更大。如万历时，潞王（朱翊镠）有庄田四万顷。神宗也诏赐福王（朱常洵）庄田四万顷，后经群臣力争，始减为二万顷。天启时，桂王（朱常瀛）、惠王（朱常润）及遂平、宁国二公主的庄田皆以万顷计。山西全省上好的田地，几乎全为宗室所占。河南有七十二家王子，土地则“半入藩府”。宗室勋戚庄田占有土地的总面积，据不完全的估计数字，天启年间为五十万顷。一般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异常激烈。如万历年间，南直隶（今安徽、江苏）有的大地主占田七万顷。浙江奉化全县的钱粮是二万两银子，而乡官戴澳一家就占去一半。崇祯时，河南缙绅之家田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也不下五、七百顷。在明后期，东南地主普遍占田很多。豪强地主不仅在本乡本土占田，而且跨越省县设立寄庄田。在许多地方寄庄田占地比例极大，如福建南靖县的土地，属于他县豪强者十之七、八。山东曹县共有土地二万五千余顷，而寄庄田则占去一万余顷。在猛烈的土地兼并之下，农民的大多数失掉了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如顾炎武说，江财“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对明朝 后期土地高度集中的论述 ‎　　十七世纪前期，明王朝已经过了二百数十年的统治，各种矛盾长期地积累起来，得不到解决。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统治机构腐败，社会危机加深，人民生活痛苦，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走过兴旺的阶段，到达了日薄西山的黄昏。‎ ‎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剥削农民，兼并土地，“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贫富的急剧分化。明朝皇帝是最贪婪的头号大地主，强占民地，建立“皇庄”，并赐给皇子、勋戚，称为“王府庄田”。明代受封建藩的亲王就有五十个，分散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江西等地。他们除了在京师附近有养赡田和香火地外，在各自藩府地区又有大片庄田，有的庄田地跨两三省，如神宗的儿子福王常洵在河南、山东、湖广就拥有庄田二万多顷。到了明末天启年间，全国王府庄田竟达五十万顷之多。‎ ‎　　除上述“庄田”之外，地主官僚也疯狂侵夺土地。他们通过霸占、夺买和投献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将许多民田占为已有。万历时，江南地区就有占地七万亩的地主，陕西也有占地万亩的豪绅。天启朝的礼部尚书董其昌就夺买民田万顷。至于一般官僚、地主也都占有相当多的土地。‎ ‎　　由于皇室、勋戚及地主官僚大肆侵夺民地，到万历年间，土地占有情况已经非常集中，天启、崇祯两朝更有过之。从黄河两岸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有的省“半入藩府”，有的州县“尽入绅衿富豪之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 ‎　　封建地主阶级掌握大量土地，一般都不直接经营，而是把土地零散地分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收取封建地租。这种地租剥削是十分苛重的。正象毛主席说的，“封建的统治阶级棗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许多贵族官僚、土豪劣绅，倚仗权势，“租之多寡，胥悬其口”，想收多少，就要多少。更荒唐的是天启年间，熹宗想赐给惠、桂二王三万多亩土地，但是已无地可授，于是把赐田应征收的地租分摊到各州县，称为“无地之租”。当时福王每年榨取地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潞王每年搜刮地租也多达四万余两，使得“河南、山东，搜括已尽”，其他地区都有类似情况，所以封建地租成为压在劳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　　农民除了负担沉重的地租外，还要向明朝政府缴纳繁苛的赋税。正赋之外，又有加派，加派之外，还有预征。确实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一六一八年（明万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以发动对后金作战为由，开始征收“辽饷”，先是亩征银二厘，不久增加到九厘，每年勒索银九百万两。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征收“剿饷”，每年索取银三百三十余万两。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再征收“练饷”，每年敲诈银七百三十余万两，三项征银高达二千万两。此外还增加关税、盐税、杂项等，每年榨取银二百三十九万两。田多地广的地主、官僚，有免纳赋税的“优免”特权。他们“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廛无税”，把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这是明末统治阶级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的真实写照。‎ ‎　　明末以来，政治极端腐败，万历皇帝“二十余年深宫静摄，付万事于不理”，却用八百万两的巨款，修建自己的陵墓。而主管中央政府日常政务的内阁大学士也“悠悠忽忽，若罔闻知，一应票拟，动多错差，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皇上业静摄深宫，辅臣复偃卧私室。”因而，整个统治机构“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例如户部“停阁已久，……各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批收”，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礼部“亦以部堂无官，遂至停滞。”从上到下是五官犹存，运动皆滞，如同一部生锈的机器，无法开动运转。而许多官吏则忙于争权夺利的“党争”，当时“门户遂立，藩篱既树，衅隙弥开，始而气味，继而参商，又继而水火矣。始而旁观，继而佐斗，又继而操戈矣。株连蔓引，枝节横生”。明朝灭亡前的几十年内，朋党丛生，明争暗斗，接连地掀起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的政治风潮。官场里贿赂公行，贪污成风，连崇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全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人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者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段话多少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吏治腐败的情形。‎ ‎　　残酷的压榨，使农民失去了抗灾的能力。从一六一九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到一六三九年（明崇祯十二年），这二十年间，水、旱、蝗、雹等灾连年不断，遍及全国。特别是陕西、河南、山东遭灾最重。如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陕西延安府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人皆为其所食。”又如河南，自一六三四年起，接连三年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而食者。”崇祯末年，山东、河南等地又遭虫灾，“草根本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这种饥馑遍、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　　在地主和官僚极端残酷的剥削下，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破产失业，流散四方，卖妻鬻子，不得一饱。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诅咒这个黑暗的世界，痛恨那些吃人的豺狼，胸中怀抱着无限的悲愤，郁积着炽烈的怒火。他们只有起来造反，用自己的双手砸烂套在身上的枷锁，摧毁明王朝的统治殿堂，在火热的斗争中寻找一条活路。经过长期积累而变得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推动着千百万群众起来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明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 ‎　　‎ ‎　　（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 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对农民负担沉重的论述 ‎　　明朝后期，政府每年入不敷出。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首先是皇帝、宗室及官僚的挥霍日益加多。如明神宗修建自己的坟墓（即定陵），历时六年，共用银八百余万两。又办理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婚冠等事，挥霍银子九百三十余万两。又曾下诏采办宝，须用银子二千四百万两。而当时全国田赋之数，每年才只四百万两。再如明中后期，文武官员约十万人，皇族人口十多万人，宫中宦官十余万人，特务机构锦衣卫人员十五、六万人。这几十万人的供应又不知多少，仅就皇族人口的供应来说，嘉靖时御史林润上疏指出，全国每年漕运京师的粮食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则每年为八百五十余万石。另外，军费开支日益增大，也是造成财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万历时，每年军费已增至三百八十万两，而到明末崇祯时，则增至二千余万两。因此，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明政府就不断加派赋税。加派开始于嘉靖年间。万历时，为对辽东后金作战，明政府又加派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到崇祯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加派剿饷三百三十万两，为了对付清兵入边，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合计每年定额将近一千六百万两，超过正常赋税的一倍以上。赋税加派到此地步，一般农民承受不起，只好出外逃亡，造成土地大量荒芜。如崇祯时，辽东、山东、河北一带有荒田至百万顷，其他各地也莫不荒田满目。可见，明末的赋税加派已使广大农民丧失生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广大农民欲求一条出路，就只有起来铤而走险了。‎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对 农民负担沉重的论述 ‎　　明末封建国家的赋役也是很沉重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政府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向人民加派“辽饷”，前后三次，共征银五百二十万两，相当于全年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以后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而且无论地方丰歉，土地肥瘠，皆一概按亩征银，再加以强征丁银，滥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抛弃自己的小块土地，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婢，或成为流民、饥民。‎ ‎　　佃农所受的剥削在此时更加苛重。明末江南地区一亩之收，多者不过三石，少者一石，而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松江多至一石六斗，苏州多至一石八斗，个别的达两石。除正租外，还有脚米、斛面以至鸡牛酒肉等等附加的租额和大斗大秤的剥削，还有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税和高利贷的盘剥。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地主阶级对佃农的剥削是十分惊人的。这种残酷的剥削就逼得佃农连起码的生活也都难以维持，辛勤一年，依然冻馁。‎ ‎　　佃农的人身束缚在当时也很严重。某些地区的佃农要替地主保家护院，在地主驱使下无条件的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至于豪绅地主的横暴乡里，和王府亲随的荼毒农民，到明末更加猖獗，他们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而不为，更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愤恨。‎ ‎　　沦为民工和奴婢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是没有自由的。长工的社会地位高奴婢一等，但平时要受主人的约束，当时的法令规定主人打死长工不抵命。奴婢的身分更低贱，江南等地的奴仆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不能脱籍。在湖北麻城和安徽宁国，一般地主豪绅不用佃农，而用钱买奴仆耕地，以后子孙世世为奴，叫作“伴当”或“世仆”。在明末，仅麻城豪绅梅、刘、田、李四家就拥有世仆三四千人。‎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对农民起义发展迅速 和两大农民起义军主力的形成的论述 ‎　　崇祯四年（1631年），各支农民军纷纷从陕西往山西转移，号称为三十六营，部众至二十余万，并先后拥立王自用、高迎祥等为盟主。‎ ‎　　面对农民大起义的局势，明朝政府于崇祯二年（1629年）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军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更主要是招抚。崇祯四年（1631年），招抚失败，杨鹤下狱，明朝政府起用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血腥的镇压。在农民军的冲击下，血腥镇压又失败了。‎ ‎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冲破明军的包围，履冰渡过黄河，乘胜向河南、湖广、四川等地进发，起义军冲击的地区日益扩大。‎ ‎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明朝政府命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从两面夹击农民军。为了迎击明朝政府的进攻，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对敌作战方略。在这次会议中，杰出的农民军领袖、高迎祥的部将李自成，排解了张献忠和老回回在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办法。决定把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另外一路往来策应，把主力放在明军最薄弱的东路，以便集中力量击溃敌人的夹攻。……‎ ‎　　荥阳大会以后，东路军由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向明军发起猛烈的攻势。农民军从河南入安徽，占领明朝的中都凤阳，烧毁了明朝皇室的祖坟。以后农民军因意见不合，高迎祥、李自成率兵回河南。张献忠继续南进，破芦州，堕麻城，扫荡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农民军兵锋所至，明军望风而逃，明朝政府被迫由进攻转为分区防守。‎ ‎　　农民军的胜利进展，使明政府感到心腹之患大于满洲的威胁，于是把主力军从辽东抽回来镇压起义。崇祯十年（1637年），明朝政府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北、江北为四正，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合为十面网，从四面八方对农民军施行“围剿”。这时高迎祥已战死，李自成领导他的部众，转战于川陕之间。农民军大部分集中在李自成和张献忠形成了两支强大的队伍。‎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九节 清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恩格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 ‎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　　‎ ‎　　(选自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883年3月18日左右)。‎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弟374—375页。）‎ 恩格斯关于国家政权对社会发展作用的论述 ‎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　　‎ ‎　　（选自恩格斯著《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5页。）‎ 恩格斯关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的论述 ‎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　　‎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3页。）‎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 ‎ 关于清初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论述 ‎　　清朝沿袭明制，仍以内阁作为政府的中枢机构，以内阁大学士作为宰辅，但实际上内阁的实权远不及明代。内阁系由太宗时候的文馆及内三院演变而来。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这是清内阁最原始的组织。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入关以后，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死后，清廷以恢复祖制为名，又将内阁改回为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仍按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直到乾隆年间，内阁的体制才稳定与发展起来。内阁的主要官员定为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正一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均为从一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均为从二品。内阁大学士自定为正一品后，遂成为有清一代最高的官员，犹如历代的宰相，地位极为尊崇。清代也承袭明代的票拟制度，内阁的职务主要即在于票拟，这是内阁权力的集中表现。清初宫员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而到乾隆前期以来，则废止奏本，一概用题本。所谓票拟，就是内阁有权代替皇帝预先阅看官员的题本奏本，并且提出处理的意见，写在一张小纸票上，然后呈送皇帝裁定执行。这种内阁预先用小纸票标写批答之辞，便叫作票拟，也叫作票签。然而内阁的权力愈来愈低。清初，在内阁之外，又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皆由满族大臣组成，凡军国机要重务都不经过内阁票拟，而径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来策划方案，最后由皇帝裁决。同时，康熙时又有南书房，处以翰林文学之士，凡一切特颁诏旨，皆由南书房翰林撰拟，内阁之权更分。到雍正年间，清廷又普遍推行奏折制度，凡属密办之事，皆令官员使用奏折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答，发还具奏人付诸执行。由此许多题本变成例行公事，已无机要可言，内阁之权力遂大为削弱。特别是雍正时设立军机处以后，一切军国大政皆由军机处办理，而内阁不过徒拥虚名而已，只能办一些寻常事务，内阁大学士如果不能进入军机处，则一切要政皆不得预闻。‎ ‎　　……‎ ‎　　中央机构又有各部院衙门，分掌各方面事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管全国文职官员的任免及考核，户部主管全国土地、户口、田赋、关税等事，礼部主管国家典礼及学校、科举等事，兵部主管全国军事及武职官员的考核任免，刑部主管全国刑罚的政令，工部主管各种工程事务。又有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有大理寺，作为审理刑狱的机关。清朝和明朝一样，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三法司”。凡重大案件（斩绞案件），皆经三法司会勘，先由刑部审明，再由都察院参核，再由大理寺平允，然后奏请皇帝裁决。‎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有关清初六部的论述 ‎ ‎　　清朝在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方面沿明旧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长官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谕，无权直接向地方官发布命令，加上和其它机构重叠，互相制约，职权不清，乃至“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刑部则与都察院、大理寺重叠。刑部所定重大案件例由都察院复案，大理寺审查，谓之三法司会审。此外宗人府、步军统领衙门、理藩院、内务府慎刑司也握有部分司法审判权。权限分散、互相牵制的结果，便于皇帝控制最高司法权。事实上清代流徙以上案件都须题报皇帝，而且凡属会审重案的最后判决权，由皇帝定夺。‎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 关于增设军机处和加强皇权的论述 ‎　　一七二六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设立军需房，筹办西北用兵的军需。西北准备出兵，是当时的军事机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设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雍正六年拜大学士兼领户部)等，参予军机要务。随后改称军机处。一七三二年，铸造“办理军机印信”，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 ‎ ‎　　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名为“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又保选内阁中书舍人数名，缮写文书、保管文件，名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只有值庐，没有官署，官员称“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丑二时(上午五至八点)召见军机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审议。军机大臣“承旨书谕”，经办一切。军机处虽名为军机，实际上是作为皇左右的助手，处理所有军政要务。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所记：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则十八省及边疆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凡巡幸、谒陵、经筵、蠲赈与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以及晓谕中外谕旨，称为“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纠正处理不当的刑狱，称为“寄信”(廷寄)。“明发”交内阁，转发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马递送，注明日行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以至八百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大臣还被派往各处调查，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军机处承旨出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票拟合而为一。内阁只办例行题本，也成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 ‎　　军机大臣满汉并用，但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领班需由满大臣担任。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历。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省总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汉大臣参与机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世宗实录》卷八十七)他们都是翰林出身，经由内阁学士、六部侍郎、尚书以至大学士，进而充任军机大臣的。 ‎ ‎　　雍正帝每天与军机大臣在一起，处理各地呈送的各种文书，迅速批交内外官员办理。使手续简化，行事快捷，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效能。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成虚设，被军机处取代。‎ ‎　　‎ ‎　　(选自范文澜主编：《中国》第九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 ‎ 清初的文字狱的论述 ‎　　康熙朝政局渐趋稳定，清廷进而加紧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密控制，屡兴文字狱，用以打击异端，钳制思想。所谓文字狱，系指因文字著述得祸而立案入狱。从案情上看大致分反清复明、触犯皇帝尊严、妄议朝政、文字附会四类。属于反清复明类的如康熙二年的庄廷A《明史》案和康熙五十二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均和修史否认清统、奉南明正朔、指斥清朝有关。前案对庄廷B剖棺戮尸，其余因作序、校、刻、购书、藏书，或因亲属关系而遭株连，“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后案方孝标戮尸，戴名世处斩。又如祝廷诤《续三字经》案，因宣泄“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反清复明情绪，而祸及子孙，斩立决。属于触犯皇帝尊严类的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举人王锡侯《字贯》案，因排列康雍乾三帝庙号、名字，“临文不讳”，被视“为天地所不容”，而遭斩首。乾隆年间河南祥符县民刘峨印卖《圣讳实录》，告诉应考童生怎样避讳，但在罗列应避讳诸帝名字时却“各依本字正体写刻”，自己先触犯禁忌，被处决。雍正时满官苏努因乱写乱划，被斥为“竟于(康熙)御笔中间，狂书涂抹，见者无不心寒发指，是其背叛之心显然昭著”，加以禁锢，此类因未避圣讳，提到皇帝不另起行抬格而获罪的情况很多。属于妄议朝政一类的，如雍正时陆生楠《通鉴论》案，因拥护封建制、反对郡县制 ‎，不符合加强专制集权的国策，被在军前正法。乾隆时江西生员刘震宇献《佐治万世治平新策》邀赏，“感颂圣明，尚无悖逆诽谤之语”，亦被定为悖逆即行处斩。乾隆四十七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御史谢济世自注经书，与程朱多有不合，因背离指导思想，被斥为“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同样获罪罚做苦差。此外更多的狱案，纯系文字附会。雍正时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以《诗经·商颂·玄鸟》中“维民所止”一句出为考题，被解释为要去掉雍正之头，病死狱中，又遭戮尸。乾隆时著名文人全祖望作《皇雅篇》歌颂顺治得天下，其中“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被解为“竟敢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尤为悖逆”，几乎为此丧命。汉文往往一字多义、一语双关，每因片言只语触犯忌讳，陷入文网，取祸杀身，湖南学政胡中藻《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乾隆谕称“加浊字于国号上，是何肺腹”？！李驎《虬蜂集》中有“翘首待重明”句，徐述夔《一柱楼诗稿》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均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此类案例极多，其中有些究竟是作者影射讥讽还是清廷罗织诬陷，确实难以辨清。应该说汉族地主文人中确有反清情绪，而清统治者望文生义、深文周纳、残酷迫害都是事实。一般康熙朝文字狱主要是压制反清思想，雍正时较多用来作为网罗罪名打击政敌的手段，至乾隆朝专制统治达到高峰，文网特别严密，望文附会、滥杀无辜的情况特别严重。其实总的来看，真正反清发牢骚的仅只是少数，对这类政治上的反对派，在阶级社会里总要镇压，清廷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凶残，株连太广。而实际上绝大部分案例政治上并不反清，“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如秀才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呈献皇帝，并请乾隆为他和两个表妹作媒，好奉旨成亲，被斥为“胆敢在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色令智昏，肆其狂吠”。冀州生员安能敬于试卷上作诗，“语涉讥讪”，而安某自称“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清代统治者对于这些一般的思想问题、无关紧要的小事，吹毛求疵，大动于戈，动辄杀头戮尸，株连子孙，虽然杀的人比一场战争死人要少得多，但却在社会上造成极大震动。地方官若疏漏失察，也要遭受严厉惩罚。江西巡抚海成查禁王锡侯《字贯》案最力，但只奏请革去举人，未上纲到大逆不道的高度，被乾隆指斥“双眼无珠，茫然不见，漫不经心，天良尽昧”，处斩刑，缓期。于是风声鹤戾，人人自危，挟嫌诬告成风。胡中藻案发后，乾隆派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试探退休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梁在官场混迹多年，十分世故，表示“理应寸磔”，并声称自己“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勒浑回报“梁诗正谨慎畏惧”，乾隆朱批云：“如此则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厉行文字狱的目的，无非是制造恐怖，震慑人心，用屠刀禁锢钳制思想，维护专制皇权绝对权威。‎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文化专制的危害的论述 ‎ ‎　　清朝实行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严重恶果。龚自珍乙亥杂诗中提到的：“万马齐瘖究可哀”的沉闷局面，就是尊孔崇儒、八股取士、禁毁有碍书籍、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使思想界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皓首穷经，“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多领域都被扼杀、窒息，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文化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清初 统治者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的论述 ‎　　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曾使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形成人口流亡、土地荒芜、城市萧条的景象。但是康熙、雍正、乾隆以来，经过人民努力耕织，清廷颁行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又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清廷所颁行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 招民垦荒 清廷在顺治年间一再下令，允许各处流亡人民开恳“无主荒田”，所垦土地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凡农民垦荒，一般可以免税三年，个别的还可以免税五年或六年。但是顺治年间战争正在进行，军费开支急如星火，清廷一面宣布招民垦荒，一面又严令地方官吏追逼赋税，以致三年或六年起科（征税）之令均不得兑现，结果往往是农民开垦尚未成熟，而税吏已经临门，所以农民以垦荒为畏途，裹足不前。康熙帝为了加速荒田开辟，从康熙十年（1671年）开始，即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将三年宽到四年，又宽至六年，再宽至十年。而在平定三藩之后，因为释去浩大的军费负担，康熙帝更进一步放松了起科令，对于农民开垦成熟应该按限起科的田地，则常常是“未令起科”，“不事加征”。这样，康熙年间的垦荒才有了起色，渐次获得效果。因此，到了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所谓天下田土“开垦无遗”、“尽皆耕种”，大致反映这一事实。‎ 更名地 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下令将明代藩王庄田免价给予原来佃户耕种，佃户“改为民户”，田地“永为世业”，号为“更名（明）地”。这种“更名地”散布在很多省份，数目约为十六万余顷，对于鼓励农民从事生产及开荒是有积极作用的。‎ 治河 顺治、康熙以来，黄河屡次泛滥成灾，淮河、运河受其影响，也随之梗塞不通。康熙帝即用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治河，先后完成了许多重要工程，使河患大致平息，黄、淮各归故道，运河南北畅通，被淹没的农田也涸出可耕。此外，康熙时还修治了永定河。‎ 蠲免钱粮 康熙帝在位期间，屡次下令蠲免钱粮，即免赋税或一年蠲免数省钱粮，或一省连续蠲免数年钱粮，而从康熙五十年（1711年）始，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蠲免钱粮一年，而分三年轮免一周。计康熙六十余年中，“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以后雍正、乾隆年间，清廷继续大行蠲免钱粮。特别在乾隆年间，清廷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蠲免钱粮使人民稍苏赋役追征之苦，这对于恢复经济是有利的。‎ 地丁合一 地丁合一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出现的改革，旨在改变丁税的征收方法。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按丁征收的丁银在清初共有三百余万两。这个数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进一步发展，贫富不均极为悬殊。在这种情形下继续按丁征收丁税，就使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无力负担丁税，因而普遍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这就使封建国家征收丁税发生困难，以至于失去保证。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者流亡迁徙，或者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使封建国家无法掌握人口实数。因此，为了保证丁税征收，为了掌握人口实数，清廷不得不对按丁征收丁税的方法进行改革。改革的经过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税额数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叫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第二步是次第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是在康熙末年开始行之于广东、四川等省，而到雍正元年（1723年），由于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施行，此后遂在各省普遍推行起来。所谓地丁合一，就是摊丁入亩，也叫丁随地起，即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而把固定下来的丁税摊到地亩上，具体办法是，把各省丁税原额分摊在各州县的土地上，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另外，还将地丁以外的其他赋役，例如匠班银、渔课钞等也合并在田赋中征收。‎ ‎　　地丁合一是一种税收方式的改变，其对人民榨取的目的与过去并无二致，但它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进步的改革，顺应了社会经济情况变化的需要，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地丁合一在全国贯彻以后，丁税不再按丁征收，而摊派到地亩上，这样田多的人丁税负担就多，田少的人丁税负担就少，而无田的人则不负担丁税。从此之后，“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为之改变，田多的地主不能再幸脱于丁税，丁税即寓于其地税之中，而无地少地的贫苦人民则可以免去丁税及减轻丁税负担。从此之后，人民不必再有添丁纳税之虑，不必再为躲避丁税而逃匿。因而，这就有利于人口统计和人口增长。我国自汉代始以迄于清初，人口数字一直停留在五、六千万之间，这显然是人口不实及人口增长缓慢的缘故。而在地丁合一实施之后，人口数字则急剧增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为一亿七千万，嘉庆十七年（1812年）为三亿六千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四亿一千万，这显然是人口得实及人口增长加快的结果。‎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 ‎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增长起来。‎ ‎　　在清代，江南丝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较明代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这时江宁（今南京）、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机户，经营着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如江宁机户在道光年间“有开五、六百张机者”，苏州机户多半“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宁、镇江、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大的包买商，他们开设“帐房”或“行号”，以从事资本主义的经营。这种“帐房”或“行号”拥有大量的织机和原料，或自行设机督织，或将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为其生产。在这种帐房的周围有众多的小机户及织工受其支配，从帐房到小机户到织工，结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在棉织业中也有不少的作坊和雇佣工人，资本主义萌芽甚为明显。如在苏州有许多踹坊出现，这种踹坊是为棉布染后的整理加工而设。踹坊的经营者称为包头，苏州共有包头三百四十余人，开设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纳踹匠数十人。包头提供踹石、场房，招集踹匠居住，向布商（客店）领布发给踹匠，布商付给踹布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全为踹匠所得，踹匠则每人每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其房租家伙之费。在这里，踹匠和布商经由踹坊发生关系，布商是雇工的资本家，踹匠是受雇的工人，包头则绍介其间，从中谋利。此外，在广东的冶铁业、铸铁业中，在云南的采铜业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在四川的制盐业中，在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 ‎　　尽管明中后期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遭遇到强大的封建经济和专制统治的压抑摧残，未能迅速成长；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仍在规模、数量、分布领域和范围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在棉纺织业领域，1833年佛山“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康熙年间布商开办的益美号染坊生产青蓝布匹，年售“百万匹”，遍行天下，“滇南漠北，天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而康熙初年曾饬谕徽商、布商、踹布工匠“嗣后一切踹工人等，应听作头稽查，作头应听店家约束”，雍正元年何天培的一份奏疏中亦称“染、踹二匠，俱系店家雇佣之人”。江宁织造曹寅奏免额税之后，民间丝织业也迅速发展，“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这些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性质。清前期矿冶业已绝大多数由商人经营，云南铜矿“从前大厂动辄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投资开办者“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其中一部分常年受雇的劳动者“按月支给工价，去留随其自便”。其余采铁、冶铁、采煤、造纸、烧瓷等部门也都较明代有显著发展。其中虽然保留着不少封建干预束缚的色彩，但大体上实行的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的雇佣劳动制。‎ ‎　　明中后期太湖流域农业生产中已经零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据明末湖州涟川沈氏所作《沈氏农书》记载，当地农村已较多使用“长年”、“忙月工”、“月工”、“短工”、“工人”等雇佣劳动者，“长工每一名工银五两”，并提及在提供酿酒用米时采用“顿发（一次总发）于领袖做工之人”的办法。对那些短雇月日的凡人，“供给之法，亦宜优厚……与热酒，饱其饮食，然后责其工程。彼既无词谢我，我亦有颜诘之”。经营地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大体上已是一种货币雇佣关系。清前期随着经济作物继续发展，以及一些手工业、经济作物发达地区粮食“不能不仰给于邻封”导致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货币地租发展到一定比例。各地农业雇工也明显增多，相当普遍。在乾嘉两朝刑科题本中有关的1153件档案资料中，反映货币地租形态的计253件，接近25%。而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刑部案件中涉及农业雇工的案件共708件，其中雍正朝12件，乾隆朝259件，嘉庆朝437件，显示了农业雇工日益增加的趋势。当时的农业经营也具备了一定规模，如道光《内江县志要》所载，“沿江左右，自西徂车，以艺蔗为务。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货币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农业愈是带有商业性质，它的资本主义组织就愈发展”。在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又较前更为松驰的背景下，清前期农业生产中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已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有关棉纺织业中 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 棉纺织 业供应全国数亿人民的衣着，有广大的市场，在手工业生产中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机具革新较简便，所需资金也不多。在世界经济史上，棉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最早也最快，但中国的棉纺织业却只是作为农村的家庭副业而存在，如“上海一县，民间于秋成之后，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纺织和农业强固地结合在一起，“即耕即织”、“以织助耕”，明显地表现出自给自足的生产特色。在这种经济结构中，生产成本极低，所需工具简单，农民不仅不会去购买自己在农闲时可以生产的布匹，并且还能以少量的产品供应市场需要。资本无法与它竞争，难以取得稳定的产业利润。如同马克思所说：“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此，鸦片战争以前，很少看到棉织业手工工场，仅有的一例是1833年佛山的情形：“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这种把织布工人集中在工场里的大规模生产，大概是十九世纪前期布匹大量出口所刺激起来的。‎ ‎　　大量的棉纺织业属于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商业资本极其活跃，首先在流通领域打开了缺口，出现了一批控制生产的包买商。这些商人拥有大量资本，他们可以沟通棉花原料的产地，棉布小生产者以及远方市场三者之间的联系。起初，他们只是为赚取商业利润而活动，买进是为了卖出，逐渐地垄断了棉花的供应和棉布的收购，从经济上控制了小生产者，开始把织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纳入自己的腰包。织工仍按照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实际上受包买商的统治和剥削，只为包买商劳动。‎ ‎　　……‎ ‎　　商人垄断棉花供应和棉布收购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事实上，棉纺织业在某些地区已形成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它就离不开起中介作用的商业资本。如在上海附近，商人大量收购棉花，“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即使在山西也有商人囤积棉花，使织工缺乏原料而不能工作。“富商六、七人，故以高价尽数买积（棉花），以专其利，每驼非六、七十千不售。夫有六、七、八人之专利致使一邑停机住纺，衣着无物”。商人垄断棉花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把棉花或棉纱分配给纺织工人，以换取纱布产品，在棉纺织业繁盛的江苏松江府、浙江南浔镇以及广州，正是出现了这种商业资本支配手工业生产的例证，如松江早在明代就有这种情形，“纺织不止乡落，虽城市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南浔，“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随有西之人赍钱来计布值，合则书剂与之去，而钱存焉。姻家盛氏业此者久”。广州“织造棉布匹头的老板和纺工之间，通常总是由老板供给纺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棉花和棉纱的售价极其低廉”。这样，商人拿原料来换取制成品，既切断了织工与制成品市场的联系，又切断了职工与原料市场的联系，使他们完全屈服于商业资本的权威，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一步”，“在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下，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就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 ‎　　‎ ‎　　（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封建制度阻碍的论述 ‎　　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所发展，但依旧是非常微弱的。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遇到重重障碍。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小农经济的顽强存在，使得新的生产力很难抬头，其次是历来封建政府一直对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及内外贸易的发展。再次是商业资本多半用于购置土地、经营高利贷等，很少投之于手工业生产。所有这些都是影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 封建制度阻碍的论述 ‎　　明清时期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主义萌芽，还只是在局部发达地区的少数生产部门中稀疏出现，总体上看还很微弱，具有很大局限性，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当时的封建制度还十分强固。封建自然经济在全国范围仍居主导地位，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乡村尚未卷入商品经济潮流之中，仍处于“不轻去其乡，以耕种为生，不习工商”、“市无商贾，耕读之外无余事”、“民鲜商贩，惟务农力产，以田多寡为优劣”的状况。一些大官僚地主亦反复垂训族人“非力耕不得食”，“子侄不可不力农作”，“累世乡居，悉有定业，子孙不许移往省城，三年后不知有农业”，甚至每年定量分配女子吉贝和麻供其纺织，规定“凡丈夫衣服妇自供，儿女衣服母自供”，“俱令亲自纺织，不许雇人”。这种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加上残酷的封建剥削导致农民极端贫困、购买力极其低下，限制了手工业产品的销路，从根本上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育成长。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生产手段落后、分散、保守，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积累、提高，使旧生产方式保持得最为牢固、长久，最为僵硬。‎ ‎　　“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力”。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非但未能取得国家政权的保护支持，反而遭到封建专集权统治的严重压抑摧残。统治阶级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其赖以建立的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基础。即使在推行摊丁入亩、豁贱为良等改革方面颇有建树的雍正帝也反复重申“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要求各级官员“留心劝导”，以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重税盘剥、强制低价收购、任意派索，是封建府对工商者实行经济掠夺、摧残民间工商业的重要手段。明代“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清朝更“处处皆关，则关关有税”。钞关税吏往往“以增课为能事”，“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诛求”，“商客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者。少有不从，轻则痛行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狼藉，号哭水次”，遂致“客商畏惮征求，多致卖船弃业”。明嘉靖至清前期实行“官搭民烧”制，将一部分烧造瓷器任务派交民窑承担，强制低价收购，致使民窑“历年赔貱，习以为常”，“贫苦难以赔造”。或以借办为名强迫铺行供应物品，“一经借办，而票取之时，衙役有费用矣，”几经扣除之后，“其与白取也无异”。统治阶级为防“开矿必当聚众，众聚必当妨乱”，经常颁令实行矿禁，至乾隆年间，“议开议停，已非一次”。对民间商办经营的矿冶业或大量投资、低价收购、严加控制，或高额征税、无偿摊派。明清时期盛行的行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封建官府的干预、保护，成为官府间接管理作坊主、控制手工业工人的工具，显示了资产阶级前身对封建官府的依附和软弱。这些行会又往往和宗族关系、同乡关系结合，带有浓厚迷信色彩，严重地排外、保密。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余如闭关自守、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严密控制百姓的关津、里甲制度，以及再度强化家族血缘纽带等举措，都束缚、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发展。在封建官府的控制、摧残下，经营资本主义性质扩大再生产要冒较大风险，骤起骤落，缺乏活力，难以从生产领域稳定地扩大利润；而中国土地可以买卖，封建地租又重，远不如土地剥削可靠，一些商业资本往往转而与土地结合，投入寄生性更强的“食租衣税”土地剥削。明清时期的捐官买职制度，也促使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主互相勾结融合，从而凝聚、巩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之具有更大韧性，不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　　总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能是在强大封建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地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运动；但它毕竟在漫漫封建长夜里露出了一线曙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的论述 ‎　　清政府在和西方各国交往中基本上采取了闭关政策 ‎。所谓闭关并非完全断绝往来，而主要表现在对贸易的严格限制。清前期自统一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但针对西方殖民势力的非分之举，在开展外贸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防范限制措施。除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外，还对进出口货物加以限制，军火、大米、豆麦、杂粮、铁器、生丝、绸缎、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出口之列。此外还实行行商制度，即由政府批准的行商垄断外贸事宜，外商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举凡进出口买卖货物、规定价格、外商纳税、乃至政府宣示通告、外商上书陈情，均由行商居间办理。行商还受政府委托管束稽查外商的居住行止，如外商偷税漏税，则由行商负责赔偿。官府还先后颁行《防夷五事》、《交易章程》，严格约束外商活动，诸如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须派兵稽查；外商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在广州过冬，居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商每月只准三次到附近花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10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等等。与此相应，对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有诸多限制，如装载货物不得超过500石，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船上所有人员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预先规定往返日期，每人每日只准带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等等。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受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的限制。如乾隆帝致英王书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霑余润”。害怕引发沿海人民扫清斗争、防止他们出海集聚力量抗清，也是实行闭关政策的一个因素。此外也还有抵御、防范西方殖民势力颠覆、侵犯，保卫国家主权和统一的一面。‎ ‎　　……‎ ‎　　实行闭关政策的结果，确实延缓了西方殖民势力侵占、瓜分中国的进程。殖民势力在清前期一二百年的时间里多方尝试而未能深入得逞，多少与此有关。但总的来看，这一政策的影响还是消极有害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恶果。首先，对内作茧自缚，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并因此而影响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其次，闭关政策限制中外文化交流，妨碍了中国学习、掌握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对外来说，这种政策只是一种消极防御，并不能扭转中外力量对比，从根本上抵挡住殖民势力侵略。相反，由于清皇朝脱离世界潮流，闭关自守，愚昧自大，严重阻碍中国发展，进一步导致闭塞、停滞、倒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 ‎　　英国输华的商品，除了受到经济上的抗拒之外，还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这就是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清政府为什么采取闭关政策呢？归根到底，这还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不需要外来商品而可以自给自足。如乾隆帝给英王的敕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嘉庆帝的上谕中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封建的自然经济是使统治者形成固步自封、虚矫自大、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 ‎　　马克思在论述东方封建国家的特点时指出：“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看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　　应该指出：“闭关自守”不但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长特，而且由于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因此清政府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以玄奘、鉴真为代表的许多僧人往印度、日本求经传法，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也前来长安学习。在明初，郑和率领下的庞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并远达非洲海岸。‎鲁迅 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退缩，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十八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朝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和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自然也不会对付资本主义的正确策略，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将会加强反对政府的力量，引发起新的骚动。因此，它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厉，各种清规戒律、繁文缛礼，把中外交往限制在非常狭小的渠道里。清朝政府精心构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作自己的皇帝，对外可以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实践粉碎了这一反动幻想，事实上，他们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 ‎　　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措施，是在中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措施有：‎ 一、限定一口通商。‎ ‎　　当康熙朝开放海禁之初，并未限制通商口岸。外国商船虽然大多集中在广州，但也有驶往厦门、宁波进行贸易的，十八世纪中叶，英人洪任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此处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引起清政府的疑虑。乾隆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谕令禁止外国商船再到宁波，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英人不服，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向清廷要求开放宁波，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清政府派人调查属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但仍不准宁波开港，洪任辉亦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以后，通商口岸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 ‎　　外国商人对一口通商的限制极为不满。因为外商需要的生丝、茶叶大量产于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在广州采购，要经过长途运输，加重了成本。而且，广州已形成了行商制度，垄断对外贸易，弊端重重。外国商人急思摆脱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的束缚。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都把开放通商口岸和自由贸易作为主要的要求，但清政府坚持不准。‎ 二、对进出口贷物的限制。‎ ‎　　开放海禁之初，只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但以后范围扩大，禁止出口货物的单子越来越长。大米、豆麦、杂粮、铁器、废铁、生丝、绸缎、马匹、书籍都在禁止之列，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外对贸易的发展。例如：由于禁止铁器和粮食出口，凡出洋贸易的中国商船，每只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柄，不但煮饭烧水生活上很不方便，而且在海盗猖獗的洋面航行，丧失了自卫手段。又出海商船预先规定了往返日期，船上每人每日只许带食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由于风涛难测，航行日期有时大大超过规定的日期，时有发生断粮的威胁。这种烦琐不合理的规定大大限了中国商船的出海。还有生丝、绸缎禁止出口，更严重地影响国内的生产发展，丝绸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产品，是对外出口的大宗货物。由于出口增多，丝价上涨，这本来是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并不是坏事情。但是，封建官吏看到丝绸涨价，就神经紧张起来，下令禁止丝绸出口。结果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封建官吏后来也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不得不改变办法，放宽禁令。以后规定：装载生丝出口，外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一万斤，中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三千斤。‎ 三、对外国商人的防范。‎ ‎　　自从发生洪任辉至天津控诉的事件后，清政府把中国人和外商的接触视为隐患，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类事件，于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规定《防夷五事》：第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第二，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第三，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第四，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第五，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所谓“防夷”，着重点是防止外商和中国人发生接触。一八○九年（嘉庆十四年），两广总督百龄又规定《交易章》六条；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规定八条章程；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两广总督卢坤又续定八条章程。规定越来越烦琐，限制越来越严格。如规定：外国商人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向官府直接投送文书，居住在广州商馆中的外国人只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到附近的花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十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以及外国妇女不准前来广州等等。‎ 四、行商制度。‎ ‎　　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洋商”，他们之间有类似行会的组织，称“洋行”，俗称“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上，常有旧行倒歇，新行增添，不一定是十三家。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洋行的商人们为避免相互竞争，订立规条，组织了垄断性的“公行”，“公行”一度因外国商人的反对而取消，后来，为了便于管理，又在行商中指定一人为总商。行商制度屡经变迁，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对外贸易完全由行商把持，充当行商须清政府批准，要由其他行商举，尤其重要的是向官吏纳贿；行商也不能自由辞退。如行商潘致祥于一八○八年（嘉庆十三年）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潘致祥再当行商。蒋攸铦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任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 ‎　　行商制度在清朝政府闭关政策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的委托，执行政治上的职能，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行商转达。所以，行商实兼有商务和外交的两重性质。‎ ‎　　当时的外国人对行商作了如下的描述：‎ ‎　　“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 ‎　　“行商对‘户部’（实为粤海关）负责出入口关税，只有他们能与海关官员办事，因此，外人免了服关交税的麻烦。……‎ ‎　　“行商经管广州一埠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的全部对外贸易，获利固丰，责任亦重。洋船或其代理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 ‎　　“行商的地位，是由献给北京方面一大笔金钱而获得的，这笔钱听说甚至高达二十万两，即五万五千镑。‘执照’虽如此昂贵，但可保证长期的巨大利益。然而政府常常向他们勒索巨款，迫使捐献，例如，为了公共建筑、救灾、江河决口等等。……”。‎ ‎　　长期垄断着对外贸易的行商，一面搜刮了大量金银珍宝奉送给皇帝和各级官吏，去填塞无穷的欲壑；一面又父子相承，作为世业，积聚巨大财富，他们都是锦衣玉食，园宅华丽、生活奢侈。据外国人估计，著名行商伍敦元在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所拥有的田产、房屋、店铺与货物，共值二千六百万元。‎ ‎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措施，构成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主要内容。‎ ‎　　怎样来评价闭关政策呢？当然，这种政策是产生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清朝统治者幻想关上“天朝”的大门，以永保长久统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但是，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即不能阻挡住凶恶的欧美侵略者，也不能减轻侵略的祸患。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殖民地，“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可能存在与发展”。中国能否抵挡住外国的侵略，决定于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闭关政策既不能影响和改变外国资本主义本性，也不能妨碍它们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发展，反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窒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造成了沉闷、闭塞、停滞、倒退。它是徒劳无益而且十分有害的政策。‎ 闭关政策导致了中国航海业的衰落。在明代以前，中国的航海业居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到一五三七年（明嘉靖十六年），外国人还见到拥有四十艘大帆船的中国商船队航行于南中国海。此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到达远东，世界航海事业突飞猛进；而中国政府却闭关自守，千方百计限制航海事业，清政府规定：出海商船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乘船出海的水手、客商“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中国的航海业，受到种种束缚，无法赶上外国。昔日出没于东南亚海面上的大型中国船队遂告绝迹。‎ ‎　　闭关政策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商人和华侨。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在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和中国的经济交流作出了贡献。清政府不但不给以支持、鼓励，反而多方阻挠他们出国贸易。如雍正帝对出国的商人和华侨极为歧视，他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 ‎　　中国一直是对外贸易的出超国，有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贸易规模越来大。但由于清政府禁令森严，中国的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只有一些小商小贩零星地贩物出洋，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由外国商人所垄断。当时也有个别商人，积攒了资本，自造了船只，具有与外商竞争的雄心和一定实力，但在清政府的打击下不能开展业务，反而家破人亡。如康熙时上海的大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海上行走”，“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张元隆还想打造远洋帆船一百艘与外国商船竞胜。而当时的江苏巡抚、顽固的理学家张伯行把这样的大商人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竟制造冤狱，诬陷张元隆结交海盗，罗织株连，非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拖延五年不结案。在这样的封建统治下，中国商人的对外贸易根本无法开展。‎ 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危害极大。如中国出口货物的大宗是茶叶，产于福建、安徽。清政府规定：茶叶必须在内地陆路运输到广州，不准由海上就近运输。经过长途迂回，沿途关卡，层层勒索，不但成本增加，而且运输期长，茶叶易于变质。嘉庆年间，有人请求准许福建茶叶在厦门出口，清廷“传旨申饬”，说是明系由奸商怂恿，冒昧陈请，顽固地坚持长途运输茶叶的旧政策，说什么，“虔受约束，为法甚善，必应永远遵行”。类似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的官吏指出了闭关政策的危害性：“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 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和十八世纪，西欧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文化思想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放射出光辉异彩。而中国知识界闭目塞聪，沉溺于理学、八股、考据、词章之中，踏步不前。清政府十分害怕中外文化的交流，把外国的文化科学视为离经叛道的邪说，限制外国书籍、文字的流传。康熙时，北京和各地方有一批外国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知识，但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政府禁令，这点有限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得不到传播，推广，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康熙末，清朝和罗马教廷发生争执，限制了传教活动。雍正初，完全禁止了天主教，这就像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倾倒掉一样，掐断了中西文化仅的一点薄弱联系。中国被紧密地封闭着，知识界不但不可能向外国学习，也根本不了解中国以外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欧美诸国日新月异，而封建的中国停滞不前，依然故我，越来越落后下去。‎ ‎　　‎ ‎　　（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略论明清时期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柯建中 ‎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方面，自然经济在某些地区还居于统治地位，这是没有疑问的；另一方面，在另一些地区，“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龚自珍全集》第1辑《平均篇》），商业资本比较普遍的深入到了农村，这也是必须肯定的。由于南方的农产量和人口密度都比北方高，所以南方的商业也比北方繁荣。顺治时，姚延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作了一个对比：“西北地广人稀，镇店市会有常期，商贩歇宿有定所。……南方庐舍稠密，人烟辏集，贸易者趾接于途，往来者肩摩于道。”（《广责成以靖盗贼疏》，见《皇清奏议》卷10）商业活动的频繁，特别是商品经济向农村的渗透，这就迅速地改变着农村的经营方式和生产面貌。明人沈榜有一段宏观性的叙述：“即使国门之外，画地而畦，围堑而庄，疑于业农矣；而所植非珍果奇花，即兰蓼卉草，何者？彼一畦之入，货之固抵倍蓰也。山壑之民，岩居谷汲，披裘舐犊，疑于业农矣；而所治非薪厂煤窑，则公侯厮养，何者？彼丝毫之利，岁计固致倍蓰也。”（《宛署杂记》卷1‎ ‎）李日华还描绘其目睹之具体情状：“一过老竹，即为歙地。……土人工殖利，山下开塘蓄鱼，虑人窃取，则作砖墙围之，每垣数十百步。以杂树与柏子利薄，多改植桐子榨油转售，故无红叶点缀。凿石锻灰，多作窖穴，白垩淋漓可厌。”（《味水轩日记》卷2）实际上，封建的士大夫们不可能理解，以谋利为生产目的，那种旧有的自给自足的田园风光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刷之下是注定要遭到破坏的。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资本论》第3卷第1019页）‎ ‎　　如所周知，小农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不稳定就必然出现分化。但分化有两种含义：一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分化，二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分化。前者表现为个别人可能发财致富，上升为地主，多数人则贫无立锥，颠沛流离。但是，农业生产的破坏不可能导致生产结构的破坏，只有当自然经济小生产不断转化为小商品生产者的时候，贫富分化才会具有新的社会内容。两种小生产在经济条件上有优劣之分，在分化速度上也有明显的快慢之别。清代的材料指出，西乡人姚粹天，先世本无恒产，他的祖父买荒地垦田七八亩，到他的父亲时，“耕织交勤”，“置田至四百亩”，到姚本人，又以“耕织致饶”，“益家至八百亩。”（岳震川《赐葛堂文集》卷4《西乡黄池姚氏祭田记》）这个事例说明，从七八亩（小自耕农）到四百亩（小地主）和八百亩（中等地主）经历了两三代人的时间，小农用“耕织致饶”（在自然经济下的自然积累）的方法向上发展，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与此对照，钱泳记板村蔡翁仅有田一二亩，后因卖松花菌，十余年即积千金，田数百亩，“为小富翁”。（《履园丛话》卷5）又乾隆时孔坊人江上锦，“年十六即佣工以育二弟，后与其戚客信之焦坞，结茅种竹，……寻与友某开纸厂。”（道光《金谿县志》卷17）当时的记载还指出：“中人之家，有田百亩，……十余口之户，支给不易。”（汪辉祖《梦痕录余》）也与此对照：“家有十亩之地，以桑以蚕，亦可充八口之食矣。”（《广东新语》卷24）这种差异只能从农业和商业的交互关系中去理解，商业以农业商品化和农村经济的增长为基础，保证了商业不会是畸形状态，同样的，商业对农业的吸引和渗透也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湖南湘潭拟在南湖开港通商，知县唐源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本港开成，可容百船，每船可余十人，日用柴米蔬菜称是，则一日有千人之费也，小民贩鬻者，不日增千人之售乎？”“今此肩足之民，不过竹木砖瓦而已，虽有余力，无所用之，此港开而担负累累，是贫人衣食之薮也。”（唐源《湘潭开河通商议》，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215）由此可见，商品化的程度愈高，经济循环过程给社会人口提供的生活门路就愈广泛，愈多样，相对的说，也愈有保障。例如，乾嘉之际，洋县人岳震川记述：“村中乏食，人望麦秋，雨不上，麦不实。……凡农人皆因，惟兼商贾者无恙。”（《赐葛堂文集》卷1《雨中记墙阴草木》）再以广东蔗农的生活境况为证，“蔗产于荒区，闽人辟草莱而莳之。他流寓多为盗囮，种蔗者独安其业，食力而易赡也。”乾隆《博罗县志》卷9）其原因就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资本论》第3卷第369页），从而决定了商品经济小生产在经济能量和生存能力方面的优越性都使自然经济小生产望尘莫及，这对于那些力图进入商品经济这个“乐园”的个体小农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利的信息。‎ ‎　　从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的内部考察，有大量文献材料告诉我们，旱地高产作物（如红苕、玉米）和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不得高卑宜植粮种的矛盾和提高了小农自身的生存能力，并且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范围，还为农产品直接或间接的进入流通域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据记载，川陕楚交界的定远、洋县、略阳、商南地区，玉米杂粮称为“正庄稼”，因其产量在供生活消费之外还有剩余，农民用以养猪，然后运猪出售，“猪至市集，盈于累万，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亦山中一大贸易。”（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又如烟草，山东“滋阳，旧无其种，自皇清顺治四年间，城西三十里颜家店、史家庄创种，相沿渐广，至今遍地栽烟，每岁京客来贩，收卖者不绝，各处因添设烟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38）必须指出，象滋阳地区这样快速度和大面积推广经济作物的事例，在明清两代都不是个别的。而且，我们认为，经济作物的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主产的单一性，农业的多种经营从农村经济结构的内部为商人资本的渗透奠定了广阔的基础，而商人资本向农村的扩张，又促使农业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这一变革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　　事实表明，农业商品化使农村出现了市场。“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资本论》第1卷第 ‎131—132页）清代学者陆彦若已经注意到，经济作物的栽培，“有百尺之土，役于圃一人，役于市一人，为天下养二人，千尺者，役于圃三人，役于市三人，为天下养六人。以是为差。”（《龚自珍全集》第3辑《陆彦若所著书序》）不言而喻，个体小农的产品不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都无条件的成为商品，所以，有“役于圃”者，还不一定必然产生“役于市”者；但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要引起相应的加工工业的出现，棉花要纺织，布匹要印染，外销需要运输，而运输又需要包装，这一类农产品进入流通，又会刺激另一类农产品也相应的进入流通，而整个流通过程又都要需要商人的媒介，——只有在上述情况下，“役于圃”者和“役于市”者才可能相对应地发展起来。广东产香，“有香而地无余壤，人无徒手。种香之人一，而鬻香之人什，香之人且千百。”（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0）崇阳产茶，“四山俱种，山民藉以为业”，粗者名黑茶，由山西商人贩往西北各地，精者名红茶，道光末，由粤商运销外洋。“凡出茶者为园户，寓商者为茶行。……自海客入山，城乡茶市牙侩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木工、锡工、竹工、漆工（按：红茶出口，贮以不箱，外包锡皮，故需以上各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加以贩客搬运，茶来米去，以致市中百物，一切昂贵。”（同治《崇阳县志》卷4）明清社会农村的经济生活受到了农业商品化倾向的震动，从不同角度引起了回声，此呼彼应，其结果就是农业和市场的距离日益缩短，供求关系的层次日益复杂。在此过程中，不同部门和种类的生产国社会分工而各自独立，但又作为生产总过程的不同部分和不同环节而彼此联系。和封闭的、孤立的自给性农业不同，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的确是许多经济因素交织而成的一种共同活动方式。当个体农民把自己的部分或大部劳产品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商品市场的时候，他们自身也就随之进到了广泛的社会交往之中，从而实现了自然经济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小生产的转化。‎ ‎　　现在，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实现这一转化过程的具体途径作一些初步分析：‎ ‎　　第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不需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亦即产品不需要交换的中介就直接进入了消费，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就是指生产和消费的这种自然联系。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劳动的共性才“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94页），个体经济的私人劳动也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转化为整个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时候，个体农民生产和消费的自然联系就被切断了。明人丘浚有一段总括性的议论，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他写道：“后世田不井授（土地关系变化了），人不皆农（人口结构也改变了），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消费结构也和过去不同了）。农民无远虑（应该看作是农民要受到各种无法控制的天然联系的支配），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于是农民既是商品的出售者），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又成为商品的购买者）。”（《大学衍义补》卷25）很显然，这不是一般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生产和消费自然联系分离的结果，首先改变了生产目的——从为个人消费而生产转变到为市场出售而生产，同时也改变了小农的经济地位——从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他们的产品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商品。‎ ‎　　首先是自然经济的剩余产品。恩格斯指出，在小农的生产还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的的条件下，“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2页）所谓“输纳毕然后市其余，易布棉御冬，有婚丧亦藉此举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5），就属于这一类型。剩余产品的交换是有限度的，不经常的，应当看到它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经济体系；但是，我们也不能脱离整个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而看不到它的特殊意义。实际上，这些农产品并不是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生产的使用价值，因为它们并不完全是由于偶然的因素而进入流通的。在川陕楚交界的某些地区，“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亩收八九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三省边防备览》卷8）可见这些产品本来就是为出卖而生产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私人产品不是直接进入私人消费，而是“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5页），这就是它的特殊意义。‎ ‎　　其次是多种经营的产品。湖北崇阳，“国（清）初邑东南隅种姜芎地黄红花芥穗之属，延及平坂十之三四，南隅种兰蔗山药瓜子烟草之类，夺去五，十之七。”（同治崇明县志》卷4‎ ‎）又如苏州，“滨河近山，小民最力穑，耕渔之外，男妇并工，屦、麻、织布、采石、造器，梓人、瓷工，垩石工终年佣外境。”（《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76）农业、家庭副业和外出帮工等诸种形式都纳入了多种经营的范围，小农的生活就更加依赖于出售而不再是完全仰给于生产品的直接消费了。‎ ‎　　最后是专业化农业的产品。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态。“太仓、定、上海三地，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张大纯《姑熟采风类记》）又如，“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5）此外还有“桑田”、“香田”、“蔗田”之称。专业化经营是和传统的单一粮食生产相对立的，所以不少记载指出：“粤中诸茶，其在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而西樵号称茶山，……今山中人率种茶。”（同上，卷16）龙岩“出郭南五里，有乡曰塘北，居人不种五谷，种花为业。花之利视谷胜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01）于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地区出现了以某一类农产品为专门对象的生产集中点，仅以果树经营为例：广东顺德之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民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广东新语》卷2）番禺之李村，方园百里，皆种荔枝，“无一杂树掺其中。”（同上，卷25）苏州洞庭，“山地沃，一亩千缗。族植而颗者，曰涵村梅、后堡樱、东村桔、天王寺橙，其他杨梅、枇杷、林擒、鸭脚之属，弥野皆是。”（《袁宏道集笺校》卷4《锦帆集》之2《西洞庭》）此外浙闽交界处之梨岭，“民以种梨为业。”（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5）河北涿州之桃屯。“桃栽万万株，…秋碧饱京都。”（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5《桃屯》）又“崔庄乡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纪昀《槐西杂记》卷3）江西“临川惟柑桔最盛，自西津折而稍南，阮坊、龚渡、白虎、龙顿之间，青林绿荫，熟时弥望累累，青黄杂揉，文章灿然。惟阮坊为最。”（《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88）毫无疑问，这些果农的产品是要投入市场的，经营者的生活资料（服饰日用之需）和生产资料（种子、秧苗、工具）也要借助于流通，没有市场条件是不行的，象这样集中的大规模生产，光是依靠集市贸易和地方小市场，也是不行的。我们从“秋碧饱京都”的诗句得知，涿州的水果售于北京，另据汤显祖《送人去吴下卖桔》诗：“此地荣千桔，他乡富人蚕”（《问棘邮草》卷2），又可看出，江西临川的桔柑是要远销于江苏一带的，水果生产的季节性强，装运不易，尚且如此，其它农产品远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农业的专业化经营是农业生产内部的一种特殊分工，生产专业化的实质是劳动的社会化和农业的商品化，在这里，生产者基本上突破了自给自足（即生产和消费的自然联系）的自然经济外壳，使我们看到了个体小农向商品经济小生产转化的成熟形态。‎ ‎　　第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小农的劳动过程是“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列宁全集》第3卷第17页）为止，原料的生产和成品的生产是在同一个主产单位内完成的。这两种生产的结合——我们通常称之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同样是一种自给自足，而它们的分离，也就同样表现了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商品交换使“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资本论》第1卷第126页），从而在主产领域内出现了新格局：“地不宜桑而织紝工，不宜粟麦而秔稻足，不产漆而器用工致。”（光绪《永嘉县志》卷6引《永宁编》）‎ ‎　　上述状况，正好反映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不同之处。我们知道，在自给自足的范围内不可能存在发达的商品生产，而原料和成品在地域上被分离开来，各自成为单独的经济部门，这就意味着商品生产的基础——社会分工在不断扩大。所以，“不产漆而器用工致”，采掘原料、原料加工和制造成品等各个环节的劳动成果就都要突破地域的限制，取得商品的形态，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供求关系。景德镇“瓷器悉籍青料，采绍兴金华诸山”，所用陶土，购自祁门，而“釉贵纯粹，无灰不成，灰出平乐。”（李调元《童山文集》卷5《凫塘集序》）制墨用烟，“烟非桐油不黑，墨工在徽歙而烟则产于楚地，彼处产桐子故也。”（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3）江西造纸，“楮皮出自湖广，竹丝产于福建，竹帘产于徽州。”（雍正《江西通志》卷27）这些手工业部门的部分原料虽然要仰给于农业生产，但巳经不是就地取材了。与此相类，桑叶是养蚕的原料，从养蚕到缫丝还要经过很多手续，蚕丝才成为绫罗绸缎的原料，“地不宜桑而织紝工”，种桑者不必养蚕，养蚕者“则豫租别姓之桑”（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于是蚕桑就析为两途。李剑农先生认为，丝织业与个体农户的分离，其端倪已见于晚唐。（《宋元明经济史稿》第45页）到了明清，东南丝织业“取给于湖茧”，西北丝织业“取给于阆茧”（郭子章《蚕论》，见《农政全书》卷31）。漳泉生产的倭缎，原料“来自川蜀”（宋应星《天工开物》卷2‎ ‎）。“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王世懋《闽部疏》）。贵州遵义在乾隆七年从山东引进山蚕，次年，民间获茧至八百万，此后“遵绸之名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但遵义的织户并不皆是蚕农；即使是养蚕者，也不完全是自给自足。或“售卵于市”。“卵者，已布卵之筐也。”或“售蛾于烘户”。“烘户者，专烘种待售，凡村落皆有之，便人亦自便也。”蚕茧要用火炕，炕毕，“成于篼，售则肩诸市，非强有力者，不胜三万也。”（郑珍《樗茧谱》）于是，植桑、育种、养蚕、缫丝、染色、机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分离开来，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就不再是唯一的普遍形式了。“雪人善织葛”，但原料产于“高凉州而织于雷”，农业商品化使家庭副业转化为小商品生产；“为絺为綌者分村而居”（《南越笔记》卷5），社会分工又使小商品生产走上专业化经营的道路。在棉织业中，据王象晋《木棉谱序》：“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紝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见《元明事类钞》卷24）明代嘉兴，“地产木棉甚少，……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市中，而农民纺纱织布，“家户习为恒业”，每入市，皆以纱布“易棉花以归。”（《浙江通志》卷102）清代崇明棉农又只出售棉花，外来的闽广商人，也“只买花衣”，“盖彼中自能纺织也”（褚华《木棉谱》）所以，棉和布在商品形态上的分离，实际上反映了棉织业与个体农户的分离。丝棉纺织业都开始突破了男耕女织和自给自足的传统形式，就为商人资本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苏州商人胡友松，原为地主，后弃本逐末，“崇德业种蚕而长洲织工为盛，翁往来二邑间，贸丝织缯绮，通贾贩易，竞用是起其家。”（《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商人资本的活动从此超出了单纯的贩运贸易的范围，当崇德的蚕农和长洲的织工都接受同一个商人的支配的时候，资本和雇佣的关系也就从这里产生了。‎ ‎　　第三，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小农闭地自守，农恒为农，世不改业，农村人口的社会构成长期凝固。这种局面，既和小农生产的自然性分不开，又和封建国家推行“人户以籍为断”的政策有关。但由于阶级斗争的影响，使日益僵化的官僚机构和日趋变动的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加尖锐，从而也使有效的户口编审愈加难以实现。万历初，江西新建的鱼鳞册已无一字可考（张栋《因事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438），黄册不足为据，不少州县征收钱粮又另立“白册”（张萱《西园闻见录》卷32）。嘉靖时人朱衣还针对汉阳的情况写道：“三壤之则，负版之式，……藏以至密之地，示以至严之法，……于今日名存而实亡”，因为汉阳一百七十多年的户籍档案仅余九册，根据朱衣鉴定的结果，其中又只有一册还可资“凭信”（嘉靖《汉阳府志》卷5），明代户口国籍的混乱，于此就可见一斑了。有趣的是，刘邦到咸阳，肖何便首先收藏秦代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而清人入关，玄武湖所存明代户口田亩册，却在南京大街上论斤出卖，方文有《负版行》一诗：“官价每斤钱七十”，“十四万金可立得”（《山集》卷3）足证其数量之大。此后，脱漏户口之法废而不行，再加之农业商品化给农民开辟了广阔的生活门路，这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给农民外出谋生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可能，于是原来那种和自然经济相吻合的凝固的人口状况显然适应不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能不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产生新的变革。‎ ‎　　经济活动是通过人来实现的。自给自足导致小农安土重迁，各种经济联系的加强则使人们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而扩大的社会交往又必然导致小农突破闭地自守的藩篱。记载称湖广地区，“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14），这种五方杂处的状况和历史上常见的人口逃亡是不同的两回事情，为了和单纯的流民相区别，我们把这一新的社会动向称之为经济性的人口移徙。它的出现主要是商品经济对农村的渗透和城市工商业对农村人口吸引的结果。它的特点，从户口制度上看，表现为“客无定籍”（嘉靖《沔阳志·食货》）；从经济能量上看，表现为“客强于主”（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59）；从移徙数量上看，表现为“客处浮于土著”（代金《嘉靖汉阳府志序》）。‎ ‎　　这样讲并不是没有依据的。例如在襄阳谷城是“土四而客六”（同治《谷城县志》卷2引冯荐纪事）。在荆州远安是“主客相半”（《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93）。在处州云和是“流移侨居者什六”（同上，卷1029）。现在要问：大约十之五六的流移侨居人口究竟主要属于什么社会成份呢？许多材料告诉我们：在大同，“工匠半属外方流寓”（同上，卷346）。在安陆，“地多异省之民，商游工作者”（同上，卷1142）。在徐州，“凡百工技艺之徒，悉非土著”（同上，卷771）。在海州，“虽本土贸易之事，亦皆外来人为之”（隆庆《海州志》卷2）。在瑞金，“土著之人为士为民，而农者、商者、牙侩者、衙胥者，皆客籍也（杨兆年《上督抚田贼始末》，见同治《瑞金县志》卷16‎ ‎）。在香山，“织缝贩易，东莞之民也，耕获版筑，新会之民也，斧斤木石，顺德之民也，皆雇觅为之，无务工商者。”（康熙《香山县志》卷1）据此可见，这批移徙人口的基本成分是商游工作者，即商人、小商贩和各色手工业工人。这和普通流民显然是有区别的。‎ ‎　　应当研究一下这批移徙人口的社会意义。首先，他们向四方扩散，带来的是商品和工技。例如在河北宣化，“其土木工自山西来，巾帽工自江西来，及他匠出自外方者种种有之。”（《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55）松江本地，过去没有木器店，但“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中”，过去也没有蒲鞋店，而“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这就使一些地区旧的生产状况得到了调整和更新。其次，他们所到之处，促进了各地的物资交流，使商品市场不断扩大。湖北巴东，“治临大江，舟楫如织，上通川贵，下达吴越，四方之民，杂居萃处，负贩茶盐，而居民亦赖以贸易饶给。”（《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93）又如黄梅，“其工匠无土著，率四方来者，取相通而食，凡开张百货、通盐利者，又皆西吴徽歙之人。”（光绪《黄州府志》卷3《风俗》）恩格斯曾经说过：“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7—348页）但是，商游工作者的活动对这种直接的生产和直接的分配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他们的足迹愈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入，间接的社会交往的内容就愈丰富，就愈能刺激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因之，一旦某些地区生产者的生产与消费的自然联系在不同程度上被切断之后，这个作用也就会愈来愈显得重要。主客之间，“取相通而食”，乃至“百工末艺，尽出游民”（《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07），“器用货物，悉资他邑”（同上，卷1349），或“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同上；卷238），百工器用和日常生活资料的谋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依靠直接的自然交换，而是要通过间接的社会交往的方式来获得，这一事实的本身就证明，商游工作者的移徙活动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　　还必须指出，在这批移徙人口之中，一部分当为原有的城市商人，他们要跟随贩运贸易的路线而游食四方，但另外一大部分肯定是从农村家庭副业中分离出来的。由于小农生存能力的提高，农村人口密度增大，不少地区已不是土旷人稀，而是“尺寸无弃土”；但人口和土地比例关系的变化，又使很多小农难以在一小块土地上自给自足。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又如贵溪，“乡之民力田而外，籍资生理，工其一焉：或陶于饶，或楮于铅，或效技于本邑他郡。”（同治《贵溪县志》卷1之8引康熙志）所以，明清时期“客浮于主”的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这不是单纯的人口流动问题，而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体农民向商品经济小生产转化的一个特殊形式。‎ ‎　　还应当看到，一方面，随着商品生产门类的增多，流通渠道的顺畅，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必将促使商人资本进一步向农村深入，选择生产和转运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立新的经营场所；而另一方面，繁荣的商品经济作为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又必将促使农村家庭副业进一步与农业相分离，明清时期广大农村中出现的工商业市镇，就是上述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成果之一。当然，首先出现的还是一些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据点。例如安徽繁昌的红花山和高墈处就有“纸户造纸”（《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15），而广东“从化有流溪纸，纸出流溪一堡。有上流纸渡、下流纸渡二渡，专以运纸，故名。……男女终岁营营，取给篁菁，绝无外务。”（《广东新语》卷15）细审以上材料，这类纸户应该是属于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专营手工业者。同上引《职方典》还记载，繁昌的徐冲产蓆俗即称为徐冲蓆又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也说：“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上述产品都以其产地之名呼之，正好反映了这一地区已经成为生产这种产品的集中据点。人们熟知的枫泾、新泾、安亭、魏塘，都与棉织业有关，盛泽、双林、菱湖、南浔，都与丝织业有关，可以肯定，这些江南著名市镇都是由一些村落式的生产据点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农村家庭副业到比较集中的生产据点，再到人烟辐辏的手工业市镇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可以肯定，一大批个体农民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就是循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轨迹逐步实现的。‎ ‎　　此外，在仍然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广大农村中，人口的社会构成状况也不是没有变化的。江苏洞庭是一个小小的山水之区，其地“四民之业，商居强半。”（《归庄集》卷6《传砚斋记》）江西靖安的龙丘也是一个小山村，其地“男子半耕田半负贩。”（《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53）湖南龙阳，“耕织负贩相半。”（同上，卷1259）湖北黄冈，“其地以耕与他业半。”（同上，卷1183）山西泽州，“男多商贾，女多纺织。”（同上，卷361）这和农恒为农，世不徒业的状态也是大相径庭的。‎ ‎　　前已指出，封建经济的自然性表现在生产的单一性上，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粮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手工业是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出现的，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又决定了农民职业的单一性，所以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结合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生产形式。现在我们从上述材料中看到的却是另一景象：农村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增大了，外出谋生的农民更多了，副业生产的地位重要了，某些家庭副业还趋于逐步与农业分离而成为单独经营的手工业，一部分农民也相应成为农而兼工或农而兼商的小商品生产者，一部分人更脱离土地，直接转入城市成为小商贩和雇佣劳动者。明人丘浚正是在观察到“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地区的实际状况之后，主张把有田产的人称为“税户”，把佃农称为“承佃户”，而把“专于贩易佣作者”称为“营生户”（《大学衍义补》卷13）。这批“专于贩易佣作者”亦即在经济性人口移徙过程中形成的商游工作者，其数量和能量已经引起了时人的关切，所以，除营生户这个称呼之外，明代的著作中还一再出现过“市民无田，其乡民有田”（王琼《双溪杂记》）和“市民勤生业，乡民勤农业”（姜准《歧海琐谭》卷4）的说法。我并不认为这里的市民就完全等同于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市民；但是，无论如何，上述市民和营生户的概念都应当是部分农业人口与自然经济分离和某些家庭副业与农业分离这一客观现实在人们思想认识中的反映。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同样在农村人口社会构成的变革上得到了证实。‎ ‎　　列宁曾经说过：“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这两个转化过程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向商品经济小生产的转化直接为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提供物质基础，所以，在第一个转化过程开始以后，第二个转化过程就具备了产生的现实性。这就是明清小农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历史意义。‎ 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 ‎　　清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所发展，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这种生产关系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却看法不一，主要有三种意见：‎ ‎〔发展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说〕 此说以尚钺为代表。‎ ‎　　他认为：清初的中国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主要理由有二：第一、清初出现的租佃契约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和农奴与地主封建关系相对立的“新的关系”；当时农村中出现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当时社会的生产事业中“除了技术比较不发展的情况以外，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由工役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制的的物质条件，都具备着。不仅如此，而且就它们的规模和结构来说，如果没有强大政治上的压力和障碍，转化为巨大的机器工业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第二、清代前期，“由于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排除了满清统治者的阻挠和破坏，又使明末资本主义萌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不仅存在于沿海的城市工商业中，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城市工商业中，而且推动着中国从南到北的广大地区的土地上，不仅商品作物在排挤粮食生产，同时，商业资本还在组织着城市和农村的家庭手工制。特别是广大而赤贫化的农民，被排挤出农村流向城市。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中国社会，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 ‎〔发展到相当水平说〕 此说以李之勤为代表。‎ ‎　　他认为：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水平。主要理由有三：第一、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能抛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的具体指示，单纯从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的数量和它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萌芽发展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手工业时期，在数量上占多数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而仍然是千千万万的小手工业作坊”。第二、从事实上看，“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满清时代，官营手工业在整个手工业中，不论在工场数目和生产比重上都不占绝大多数或统治地位，而且正好相反，占绝大多数和统治地位的正是私营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第三、“当时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不仅生产规模、内部分工和市场各方面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在各行各业中，在各地区中，也都有了数量众多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出现”。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封建社会中不仅早已产生，而且已有相当的发展，虽然，它并没有得到能够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还遭受着满清封建政权的各种限制、剥削和压迫，但已经发展到的水平是不能因此而抹杀的”。‎ ‎〔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说〕 此说以吴大琨为代表。‎ ‎　　他不同意尚钺、李之勤的观点，他认为：清初，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在不断发展，但仍然还只是孕育于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的新的社会形态的萌芽，决未成为“大树”。如果说在乾隆朝，中国就已经有了可以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萌芽，或者说已经发展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 ‎　　（选自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摊丁入亩”与资本主义萌芽 孔定芳 ‎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赋役制度改革的“摊丁入亩”，是当前史学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问题。许多论者认为：“‘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解除了许多世纪以来加在农民身上的一条锁链；政权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削弱了；数千年的人头税至今基本废除”。言下之意是说：“推丁入亩”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　　笔者不敢苟同。试想，封建国家的赋税政策怎么会给自己制造威胁和危机呢？我们承认，“摊丁入亩”多少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势，但在实质上却大大弥补了封建制度的缺陷，疹治了它腐朽不堪的机体。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1因而可以说，“摊丁入亩”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　　本文试就几个根本性的问题谈些粗浅的认识。‎ ‎　‎ 一、土地兼并是实行“摊丁入亩”的催化剂 ‎　‎ ‎　　“摊丁入亩”是清统治者用以缓和土地兼并的一项政策。早在满清入关之初，他们的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时代，土地也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交易，地权转移因土地买卖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康熙四十三年的一封上奏中提到，大概有60%到70%的土地被毫强地主霸占。（钱泳《履园丛话》）“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十九”。2已是常见现象。于是农村里分化出大批无业光丁。‎ ‎　　针对这种情况，康熙时三河县的县令彭鹏曾叹息不已：“以田为经，以人为纬”的编审之法“不可行矣！”（《古愚心言》第八册《洵邑审丁示》）黄震孙在《限田论》中更是尖锐地指出：“非特夺富民之田以予贫民，而以为不可也，夫悯民之贫无立锥也，而欲夺富民之田以予之，则必人有以予之而后可也。”（《切问斋文钞》第十五卷《财赋》）可见，土地兼并已是当时统治者的切肤之病了。‎ ‎　　封建时代的土地兼并往往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人口大量流亡。早在康熙初年，人口流亡就十分严重，连素称富庶的山东黄县，因“丁累”，“逃亡过半”，其中有些村庄“逃者十之九”（李蕃《雪鸿堂文集》第一卷《编审均徭序》）朱泽云《养民编》中云：“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闲民十之三，窘荒州县之闲民十之六”3这方面的史料不胜枚举。‎ ‎　　其次，丁役负担的严重不均。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原则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的，人口大量流亡势必引起丁役负担不均。《湖北通志》第十八卷上记载，湖北在嘉庆时，“有地之家，田连阡陌，所输丁银无几；贫民粮仅升合，所输丁银独多。”同时土地高度集中必然使佃农人数增加，丁役负担就越来越集中在无田的农民身上。所谓“十九之丁，尽征无田之贫民。”4另外，毫强地主还以隐户减口、包揽丁税、穷丁包赔等手段，将丁役负担转嫁于农民。‎ ‎　　最后，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第一，“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赋役会影响政府收入。因为“丁额无定，丁银难征”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大多数省份，百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至儿百万。第二，丁役负担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时结成党类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 ‎　　以上的论述说明，“摊丁入亩”的推行最终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有的论者把丁役不均说成是“摊丁入亩”最主要的催化剂，恐怕失之偏颇。直隶巡抚李维钧的一封上奏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对九卿所奏关于“江浙地窄人稠，亩无足量，以九分作一亩，从无丈实分数之例”，以及关于“直隶以二三亩作一亩者，其他皆有余浮”的事实表示否定，他认为将“摊丁入亩”牵入江浙等省，甚不相涉”，“只因直隶无地穷丁起见，而北王府丁浮于地，尤为苦累，故条奏摊丁，未尝议请通行各省”。言中之意是说“摊丁入亩”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不然的话，农民流亡后除非进入工商界，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事实上在封建的天罗地网里是找不到一块真正“均田免粮”，赋役均衡的乐土的。同样地，雍正五年从湖广、江西等地移垦四川的数万农民，既然又要遭受繁重赋役的压榨，又何苦再一次依附于土地呢？实际上在“利不百，不易业”的农民看来，再沉重的赋役负担总比失去土地强。事实上，某些地区的赋役负担并不十分沉重。康熙帝曾说过：“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六、七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清圣祖实录》第二百四十九卷，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当然其中不免有吹嘘过誉之词。‎ ‎　　关键的是，这时的土地兼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土地集中，而是一种中国式的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说过，所谓原始积累是以“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5“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劳动者转化为雇用工人。”6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汉起就有过土地兼并，最迟在明朝以前，这期间的土地兼并只是地主阶级剥夺财富的形式而已。土地兼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出现是有历史前提的。恩格斯说：“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其中的雇佣劳动，是从古代就存在的。在偶发的分散的形式之下，雇佣劳动已经在好几个世纪内，与奴隶制度相并存，但是只在它所必须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之时，这一隐藏着的萌芽，方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7如果非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寻找这样一个雇佣劳动“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时代，那么就只能是明清时期。‎ ‎　　出现在清朝初年的土地兼并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积极作用。首先，导致小生产者农民没落分化的结果，造成农业中具有进步意义的较大规模的生产。剥夺了农民土地的地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就能够自行依照商业上的一些原则来经营农业，把以前使用的农民当作自己雇佣的工人，来进行剥削。显然，土地不能集中使用，就会使土地经营受到限制。‎ ‎　　其次，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了的“无业光丁”。这些无业光丁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产生的雇佣劳动的特点的，即具有“摆脱旧的被护民关系或农奴和封建义务关系的自由”，同时又“没有任何个人财产和存在的任何客观的一物的形态的自由，即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由。”8清代土地兼并造成的大批无业光丁，“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一般地，这些人既然“摆脱了被护民关系”和“没有任何财产的自由”，那么他们的出路就不外乎两条，或者沦为佃农和农婢，或者出卖劳动力——“拥耕”于南亩，“佣保”于都市。而后者的人数几乎占绝大多数。清代郧、襄一带聚集了很多无业光丁，“夏秋之时，田禾在野，农工正兴”，他们就充当雇工“觅食”以维持生活。到秋收以后，“农工完了，无工可佣，无食可觅，”就陷于失业的深渊。（俞森：《郧襄见长济事宜》）一般地，破产失业的农民总是流向资本主义关系较发达的农村和工商业城镇，尽管那里的封建压迫十分沉重。因为城市的确是一个失业人口比较易于糊口的场所，正象清人朱濡所说：“自井田毁，限由之制累朝不能行，非通都大邑财货聚积之所，则取财之途不广。”9此外，还有部分的破产农民流入矿山。总之，这些人一旦“佣耕”于南亩，“佣保”于都市，总是为那里的生产带去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和蓬勃向上的生机，真是“农民的破产引起农业的进步”和工商业的繁荣，最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 ‎　　第三，土地高度集中，一方面造成一大批“百万富翁”的地主集团；另一方面又造成小生产者经济严重破坏的农民阶层。这两个阶层的人都会病态地与市场发生更紧密的联系，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一时病态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输入新的活力。土地财富一旦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就使其“慷慨”起来，总会把一部分地租用来购置生活享乐品。同时，土地兼并时，农民的破产和分配的集中使地主阶级掌握了大量租谷和绢帛。地主阶级失去了自耕农这个主要税源以后，就得通过和籴、和市的办法从地主手中取得国家所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一般地，地主经济越膨胀，它同商品经济的联系也就越紧密，地租的商品化也越多，大量的和籴和市才有可能。另外，地租的商品化还能为“舍本逐末”的农民提供进入工商行业的途径。因为地主阶级既然“贱菽粟而贵珍错，贱布帛而贵文绣，于是百人致之以供一人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即其舍本逐末者也。”（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这种奢侈品的生产又会浪费大量劳动，使手工业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下大批“舍本逐末”的农民。‎ ‎　　作为破产的农民来讲，在经济异常困难时，为交纳赋税，也不得不出卖粮食，而当“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的时候，又不得不“日取于市”。（《李直讲文集》第十六卷，《富国策》）另外，农民破产时，必然要加强副业生产，尤其是手工业生产，以弥补农业上的亏损。‎ ‎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必然要有自由劳动力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发展。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大地兼并正好促进了这二个条件的形成。而“摊丁入亩”抓制了土地兼并，从而使土地兼并造成的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积极因素烟消云散。”‎ ‎　　“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乾隆时的《河内府志》第六卷上记载，直隶河间府，康熙二十四年人丁二十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三，征丁银四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两有奇，同时的田土总数是八万七千六百倾六十亩零，共征田赋银二十一万八千一百三两零，在二十万余两田赋中再摊入四万多两丁银，等于使田土负担陡增五分之一。“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了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10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作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　　‎ 二、“摊丁入亩”使人身控制进一步加强 ‎　　众多的论者认为“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人身控制削弱了”。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试想，农民的人身解放怎么会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而轻易获得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事实上，“摊丁入亩”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控制人口流动。王庆云在《熙朝纪政》书中谈到“摊丁入亩“的作用时说：“保甲无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摊丁入亩”作为一项政策，之所以能推行起来，也是以户籍的稳定为前提的。如：“奉天、贵州的户籍无定，仍旧分征”，特别是山西省，是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时间最晚的一个省份，原因就是人口流移不断。山西道监察御史戈涛说：“盖分征而不免逃亡”，“摊丁归地而使之不致逃亡”。（《熙朝纪政》第三卷，《记丁随地起》）为什么“摊丁入亩”以后，农民不逃亡了呢？原来“家有地亩始编其丁，使丁系于地，地出丁银，无逃亡代赔之累，亦免小民编累之苦，”如此丁从地起的结果，使“有地有丁，无地无丁，地多者丁多，地少者丁少，尽一均平”11这种有丁就有土，赋役均平的摊派原则大大诱惑和稳定了农民的情绪。于是“城中富户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八册，《上元县志》）‎ ‎　　中国的农民同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土地对地主来说，是其生存的物质基础，他们的土地拜物教是“有田方为福”，“与人争数尺地”而不惜“捐万金”。农民呢？只会固守土地，“利不百不易业”，“农恒为农，世不徙业”。那些“舍本逐末”的农民完全是在破产和失业的威迫下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动。按照生产和消费的原则，“四民之中”力农者居十之七，而土工商与庶人之在官者十之三，是以每岁天下之获，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尚有储积以备凶年。”因此“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方田之人而后可也。”（《生财裕饷第一疏》）在这种情况下，“政权通过赋役制度实行的人身控制”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 ‎　　其实，一种被强化了的人身控制政策实行起来了。保甲制度在许多方面比以前的禁令严格多了：凡天下之人“出注所往，入注所来”，“稽察盗贼、逃人、奸究、窃发事例。”12清人刘武仲形象地说出了郡县与乡里、保甲的关系：“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而制之，故易治也。”（《切问斋文钞》和《里甲论》）那么，“摊丁入亩”后的人身控制之严就略见一斑了。‎ ‎　　“摊丁入亩”使得农民更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也就稳定了地主经济，强化了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一道障碍。‎ ‎　　‎ 三、“摊丁入亩”以后的某些情况 ‎　　“摊丁入亩”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中自然有生产力发展的惯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飞跃。农业上只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正好说明农村控制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口。手工业上只是工艺和专业化方面的某些改进。作为生产力诸因素中较重要的一环——生产工具却没较大突破。可见这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 ‎　　道理很浅显，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否主要取决于商品生产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土地兼并的抑制，财富万千的地主不复出现，市场上对奢侈品的需求自然相应减少。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得大量自耕农得以保存，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因其家庭经济规模之小而受到限制。由于这样，甚至乾隆时期，还有“以货易货鲜见银钱”的现象。我们并不否定商人资本也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但不用货币的交换大都是集市贸易中小生产者间直接进行的，这象征着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状况。‎ ‎　　“摊丁入亩”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大量自耕农生存下来，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适应力，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的排斥性。首先，自耕农是封建政权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对封建国家政权起了稳固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设经济稳定程度的晴雨表。正因为这样，历代地主阶级改革者，总是主张用“均田”和“限田”一类办法来保护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摊丁入亩”的目的理应是有这层意思的，既然自耕农对封建经济有很大适应性，那么就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并存了。实际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需的条件不能在自耕农中形成。因为自耕农生产规模狭小，其手工业处于服从地位，社会分工极难发展。其土地只是零星小块，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有限条件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正象《宋文鉴》中说的：“瘠田十亩，自耕农尽可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 ‎　　“摊丁入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致普遍均衡起来，人为地阻碍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这些被置于相同处境上的农民，其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　　“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取消助长了人口的增殖。以湖北为例，这以前每年人口的增长数字极小，甚至逐年下降。《黄冈县志》第四卷载黄冈县从康熙十年至五十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一个半丁。这以后就绝然不同了，人口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指标。人口的急增不但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就必然造成大多数人口忙于生活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产品中的商品部分就必然降低。‎ ‎　　当然，“摊丁入亩”作为一项地主阶级的改良措施，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不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从康熙五十年到光绪九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摊丁入亩”在遇到各种非议和斗争之后，还是最终推行于天下，想必于统治阶级说来是得利无穷的。那么，“摊丁入亩”对资本主义萌芽有利无利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　　‎ 第十节 清朝前期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 列宁论反对殖民者侵略的民族战争 ‎　　被压迫者（例如殖民地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即压迫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才是真正的民族战争。‎ ‎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页。）‎ ‎　　‎ ‎　　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 ‎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页。）‎ ‎(2)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论述 ‎　　清初，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是叶尔羌汗国。这个汗国从顺治十二年（1650起，就派使者携带独峰驼、马、璞玉等方物到北京朝贡，清政府回赠缎、绢等物，建立了友好关系。由于崇信伊斯兰教的叶尔羌汗国出现了“白山”、“黑山”两个教派的激烈斗争，这就给准噶尔部提供了打垮叶尔羌汗国的机会，使维吾尔族聚居的地区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因此中断。‎ ‎　　康熙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 在昭莫多被请军打得大败，次年自杀，其侄策旺阿拉布坦继任准噶尔部汗位。策旺阿拉布坦继汗位后，对南疆的统治有些松弛。在这种条件下，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封建主集团利用宗教力量，支持“白山派”的“派罕巴尔”后裔玛罕木特称汗，管辖维吾尔地区。但不久准噶尔部又兴盛起来，加强对南疆维吾尔族的统治。玛罕木特企图摆脱其统治未成，反被准噶尔部囚禁伊犁。玛罕木特在伊犁的两个儿子，长名波罗尼都，次名霍集占，即后称的“大小和卓木”。玛罕木特被囚禁致死后，其二子仍然禁锢于伊犁。直到乾隆年间清军打败准噶尔后，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占才被释放。清政府利用他们兄弟在宗教方面的作用和对维吾尔族的影响，派大和卓波罗尼都帮助清朝政府管理南疆，小和卓霍集占掌管伊斯兰教。但是，霍集占认为这样的任用仍是对他们兄弟的禁锢，企图摆脱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建立伊斯兰汗国。于是，他们经过反复策划，纠集南疆各城头目，整备鞍马器械，由大小和卓指挥，发动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地的维吾尔族反清。‎ ‎　　乾隆二十二年(1757)，霍集占杀死清政府派去做“招抚”工作的副都统阿敏道及士兵百余人。宣布自己为“巴图尔汗”，公开反对清朝政府的管辖。霍集占建立的“巴图尔汗国”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一开始就遭到广大维吾尔群众包括中小封建地主的反对。这表明“巴图尔汗国”仅代表宗教上层和大封建主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也就注定了它的必然失败。‎ ‎　　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任雅尔哈善为将军，率领满汉官兵万余，由吐鲁番进攻库车。雅尔哈善初战告捷后，便有轻敌之心，“终日棋奕，亦不巡垒”。清政府又命将军兆惠由天山北路移军天山南路。大小和卓见大军到临，逃往阿克苏。阿克苏的维吾尔人“闭城不纳”。又逃奔乌什，也同样受到“闭城不纳”。于是，霍集占逃归叶尔羌，波罗尼都返回喀什噶尔。十月，兆惠率领清军至叶尔羌，其“城大十余里”，士兵众多，守备森严，清军人少，很难攻下，只好在城东的黑水河有水草之处“结营自固”。霍集占自恃人马多、地势险，四面合国清军。清军在困难情况下，坚持战斗长达数月之久。等到将军富德率领的援兵到来，内外夹攻，打败霍集占，解除了“黑水营之围”。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兆惠、富德分两路进军，一路攻克了叶尔羌，另一路收复了喀什噶尔。霍集占和波罗尼都领家属三四百人逃往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首领擒杀，献其首级于清军。“巴图尔汗国”如同海市蜃楼，瞬息覆灭。‎ ‎　　从康熙到乾隆，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清朝政府灭准噶尔、“巴图尔汗国”之后，完全建立了对天山南北路的统治权。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天山南北路始改称“新疆”。‎ ‎　　清政府为加强对新疆的统治，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新疆地区实行军府制度，建立军政机构。于伊犁设伊犁将军，总管新疆军政事务。在“回疆”设参赞大臣一员，驻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于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库车、和阗等11城，各设办事大臣或协办大臣一员。又依“回疆”原有的制度，各城设阿奇木伯克，但取消了伯克的世袭，并分散其权力，使之分受各大臣管理。伯克官阶自二品到四品。喀什噶尔等11城均派八旗军驻戍。清政府改定“回疆”的贡赋制度，比准噶尔部统治时期减少了很多。比如，喀什噶尔所属共10城和70个村庄，有16000余户，人口数十万，原来种地人年纳粮食4089帕特玛，现减为岁征4000帕特玛。叶尔羌所属72城、村，计3万户，10余万人口，过去每年贡赋交纳10万腾格（一腾格值银一两），另外还有“金税、贸易缎布、牲支等税”，现改为一年征粮1400帕特玛，约折钱15000腾格。清政府在伊犁兴办屯垦，并明确提出“招募回人，屯田贸易”，以期兵民两利。此后，又陆续采取措施开展垦务“因时制宜，尽地利而足兵食”。从事屯垦的人，不仅有清朝官兵，也调派维吾尔族人参加，并从内地送去“农具、籽种于回部屯垦”。所实行的这些经济措施，不仅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而且增进了满、蒙古、汉、锡伯等族和维吾尔族人民间的联系，促使他门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清代新疆的商业也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些商业中心。如乌鲁木齐就是市衢宽敞，繁华富庶的贸易中心。‎ ‎　　（选自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的论述 土尔扈特归国 土尔扈特原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其牧地在新疆雅尔（今新疆塔城西北至哈萨克斯坦塔尔巴哈台山以南）一带。明末，土尔扈特部因受准噶尔部压迫，西迁旧牧区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驻牧。但俄罗斯政府对他们欺压剥削严重，风俗又不同，始终怀念祖国。清初，土尔扈特不断造使入贡。后来贡道被准噶尔阻绝，土尔扈特便假道俄罗斯，与清朝相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遣使假道俄罗斯入贡。康熙帝嘉其诚心，当年即遣图理琛等人出使土尔扈特。图理琛等到达阿玉奇汗驻地，宜传朝廷慰问之意。阿玉奇汗大喜，留住使臣十数日，深切表达了故国之思。图理琛等此行，加深了祖国与土尔扈特的感情。‎ ‎　　土尔扈特受俄罗斯的压迫太甚，俄罗斯屡向土尔扈特征兵，用来与邻国作战，土尔扈特部众死者很多。后来俄罗斯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又征兵于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 众人人忧惧。因此，渥巴锡汗（阿玉奇汗之孙）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月率众回国，沿途遭到俄罗斯追兵袭击，又遭到哈萨克等邀击，历经千辛万苦，死伤极多。至次年六月，才到达伊犁。是年九月，乾隆帝便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等人，一一给予封爵。土尔扈特分为新旧两部，旧土尔扈特由乌巴锡率领，在伊犁以东地区游牧，归伊将军管辖；新土尔扈特由舍陵率领在阿尔泰山布尔干河游牧，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7册关于 清代疆域和民族的论述 ‎　　经过清前期几代约一个世纪之久的对边疆地区的用兵，到了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极盛时期的清皇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内地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包括台湾）、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8行省。边疆地区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的东北地区，25部59旗的内蒙古地区，4部82旗的外蒙古地区，以及青海蒙古29旗，唐努乌梁海地区、西藏、新疆。在这辽阔的版图之内，生活着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畲、纳西、侗、白、土家、黎、高山、哈尼、景颇、水、东乡、佤、拉枯、傈僳、土、柯尔克孜、仫佬、羌、布朗、瑶、傣、撤拉、仡佬、达斡尔、哈萨克、锡伯、毛难、阿昌、塔吉克、乌孜别克、怒、塔塔尔、鄂温克、保安、京、裕固、崩龙、独龙、鄂伦春、赫哲、朝鲜、基诺等50多个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统一。‎ ‎　　‎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清朝行政制度的论述 ‎　　在地方机构方面，分省、道、府、县四级。另外又有厅、州，或直属布政使司管辖，其地位如府；或属府管辖，其地位如县。‎ ‎　　行省制行省之名始于元代，明代改行省为布政司，清代又恢复行省之名。清前期共设置内地十八省，即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清朝末年，台湾、新疆也改为行省，又将东北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合旧日十八省，共有二十三行省。‎ ‎　　省的最高官员为总督和巡抚，这是因袭与发展明制而来。清初总督、巡抚之设变动无常，到乾隆时才固定下来，大致两省或三省设一总督，每省设一巡抚，其无巡抚省分，例由总督兼理。总督为正二品，综治军民，统辖文武，考覈官吏，修饬封疆。巡抚职务大致与总督同，惟权力略小，为从二品。乾隆时全国共没有八个总督，即直隶总督，管辖今河北省及内蒙古一部分地区，驻保定；两江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驻江宁（今南京）；闽浙总督，管辖福建、浙江二省，驻福州，两湖总督，管辖湖南、湖北二省，驻武昌；陕甘总督，管辖陕西、甘肃二省，驻兰州；四川总督，驻重庆，又驻成都；两广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二省及南海诸岛，驻广州；云贵总督，管辖云南、贵州二省，驻贵阳，又驻云南。八总督中，直隶、四川总督各兼其省之巡抚事，陕甘总督亦兼甘肃巡抚。以后到光绪末年，又增设东三省总督，合为九督。至于巡抚之设置，乾隆时期，除直隶、四川、甘肃三省外，他省皆置巡抚一人，因成定制。至光绪时期，诸新建省分，亦皆设置巡抚，后罢奉天巡抚，以东三省总督兼理。‎ ‎　　督抚以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人。布政使又称“藩司”，也称“方伯”，为从二品官，品级与巡抚同，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按察使又称“臬司”（司法之意），为正三品官，地位略逊于布政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纠察，并兼管驿传事务。‎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3)《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关于清朝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记述 ‎　　……‎ ‎　　东北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先世为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受明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割据辽东。皇太极继位后，改女真为满洲（满族），1636年改后金为清。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大批满族进入山海关，不少汉族迁居东北地区，形成满、汉杂居的局面。在长期相处、互相学习、共同斗争的过程中，满、汉两族人民的共同性愈来愈多。‎ ‎　　清朝建立以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北方和西北先后统一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在西域先设伊犁将军，至1884年建新疆行省。同时，维护和巩固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在台湾设台湾府，属福建省；1885年改为行省。清代奠定了现在中国各族人民所共有的疆土，中国各民族完全统一于祖国的版图之内。‎ ‎　　从元代至清代，中国少数民族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科学家。如蒙古族帖睦尔达世，西夏人斡玉伦徒，畏兀儿（维吾尔）人廉惠山海牙、偰哲笃和沙刺班等参加了《宋史》、《辽史》与《金史》的编撰。萨都刺、贯云石和纳兰性德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词乐府至今脍炙人口。札马鲁丁向元世祖忽必烈献万年历，并制造了7种天文仪器。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为元代三大农书之一。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7次“下西洋”，访问了亚、非两大洲30余国，为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他的随员回族马欢著《瀛涯胜览》，对于研究中外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明代回族李贽的《藏书》等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清代蒙古族明安图曾任钦天监监正，著《割圜密率捷法》，是中国运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这些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　　清代后期朝政极其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深受压迫、剥削的共同命运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共同斗争，激励各族广大人民比以往任何时侯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　　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表明，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祖国的统一大业是由各民族共同完成的。少数民族开发和保卫了祖国东北、北方、西北、西南和南方的广大边疆地区，建立了不朽的功业。综观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国家统一、各民族友好相处的时期约占以往整个历史时期的三分之二，并且统一越来越巩固，分裂越来越减少，因此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悠久的深厚情谊。许多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对促进祖国的畜牧业和多种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古代西域地区的一些农作物玉米、高粱、棉花和果、菜等相继传入内地。有些少数民族古代的手工业，如采矿、纺织、金玉器具的制作等对中原地区的汉族也有较大影响。许多少数民族灿烂的文学艺术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同时，汉族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具有广泛的影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各兄弟民族在缔造统一国家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推动了祖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从秦末到清朝，历代都有少数民族同汉族共同发动的农民起义，既反抗民族压迫又反抗阶级压迫，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各民族人民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表现出不甘屈服于内外压迫的坚强斗志。‎ ‎　　‎ ‎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7)《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 关于盟旗制度的记述 盟旗制度 清朝为分化蒙古族，控制其上层贵族而实行的政治制度。天命九年（1624）后金统治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八旗组织原则（见八旗制度 ‎），在其原有社会制度基础上编制旗分，后复以此办法陆续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蒙古返归中国后，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此制自初置至完备，历时一百四十多年。旗的划分大致以过去的封建领地鄂托克（otok，地域集团）、爱马克（aimak，血缘集团）等为基础，尽可能予以分割，划一部为多旗。只有少数部得就原部编为一旗。由于统治上的考虑和历史、地理的原因，旗分两类：①清中央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统称“内藩蒙古”，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新巴尔虎、陈巴尔虎以及分散于热河、新疆境内的蒙古诸旗属之，共六十一旗。②清中央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jasak）旗，统称”外藩蒙古”。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六盟二十四部五十一旗、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四盟四部八十六旗、漠西蒙古（即西套蒙古）八盟四部六十四旗属之，共十八盟、三十二部、二百零一旗。札萨克旗又有“内札萨克”、“外札萨克”之分，漠南蒙古诸札萨克旗属“内札萨克”，漠北、漠西蒙古诸札萨克旗属“外札萨克”。其区分同样出于统治上的考虑，两者的职权、体制也因之略有差异。‎ ‎　　旗为军事、行政合一单位，由清中央就旗内王公中任命札萨克为其长，可以世袭；其职权为战时动员本旗兵丁出战，平时总揽本旗行政、司法、税收等项事务；下设协理台吉（札萨克之副职）、管旗章京（次于台吉之管旗官）等僚属，协助札萨克治事。旗以下置佐（或称“箭”，蒙古语为“苏木”som），设佐领，佐原为基本军事单位，后逐渐成为旗以下的一级行政单位。佐领不仅领本佐兵丁，还办理清册、收税、征伕等事。佐的多少标志着一旗的兵力状况。原则上，佐由一百五十名壮丁组成，但实际上有增有减。凡年在十八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蒙古男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内札萨克建旗少而置佐多，外札萨克建旗多而置佐少，有的旗甚至只置一佐。‎ ‎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原由盟内各旗札萨克在会盟时推举，后改由理藩院就盟内各旗札萨克中签请皇帝派人兼摄。喀尔喀蒙古各盟是在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部长又是盟长。盟并非一级行政机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等职责，但无发兵权，不能直接干涉各旗内部事务，也无权向各旗发布命令，只是对盟内各旗札萨克实行监督，有责任随时告发札萨克的不法或叛逆行为。厄鲁特蒙古各盟则不设盟长，其盟务由该管地区将军或办事大臣直接掌管。‎ 盟旗制度使蒙古族人民不能越旗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内、外札萨克之间，特别是蒙、汉人民之间的接触更在禁止之列。此制除在明代封建主长期内讧之后，对稳定蒙古社会秩序起过一定作用外，基本上妨碍了蒙古族的进步和发展。1949年后，盟旗制度已彻底废除，仅保留盟旗称谓。盟相当于专区，旗相当于县。‎ 参考书目 ‎　　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　　（刘荣焌）‎ ‎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3)《辞海》关于办事大臣的记述 办事大臣 清代设于新疆天山南路的官员，驻叶尔羌、和阗(今和田)等地，掌理该地军政。又青海西宁及西藏亦没有办事大臣，职位略同。‎ ‎　　‎ ‎　　（选自《辞海》（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1)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论述 荷兰侵占台湾 十七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势力渐衰，荷兰殖民者的势力突起，掌握了东方海上的霸权，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及摩鹿加岛（今马鲁古岛）等，同时也把触角伸进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殖民者首次闯入广东沿海。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1624年（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兵收复澎湖，大败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败走台湾南部，明军未能穷追，从此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南部。在此之前，西班牙人已占据台湾北部，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击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直到郑成功时，始被驱逐。‎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论述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本名森，福建南安人，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与东林党复社人士钱谦益等结交为师友。其父郑芝龙与黄道周等在福州拥立朱聿键建唐王政权，郑森得到隆武帝赏识，赐姓朱，名成功，号称“国姓爷”。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表示“父教子忠，不闻以贰”，毅然打起“背父救国”旗帜，奉永历年号，誓师抗清。他以厦门、金门为据点，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多次与张煌言、大西军李定国以及李来亨夔东十三家军配合作战，互相声援。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亲任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率17‎ 万水陆大军大举北伐，攻克瓜洲、镇江、芜湖，收复长江南北4府3州24县，直抵南京城下。后因麻痹轻敌，中清军总督郎廷佐假装谈判投降的缓兵之计，久围不攻，放松警惕，致使征讨西南的清军得以回师救援，最终遭清兵偷袭损失惨重，败归厦门。经半年休整之后，郑成功于漳州海门港大败清军，稳定住金、厦局势。此时全国抗清斗争已转入低潮，清廷又于福建、浙江、广东、江南四省实施禁海迁界封锁政策，郑成功偏于东南金、厦门一隅孤军难守，遂决策战略转移，“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积蓄力量，“然后东征西讨”，坚持抗清大业。‎ ‎　　荷兰残暴的殖民统治激起台湾人民强烈反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郭怀一领导的抗荷起义失败后，义军派代表携台湾地图渡过海峡，请求郑成功收复台湾。当时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已达16年之久，在清兵基本统一大陆的情况下，以厦门为据点的郑成功孤军难守，于是决计伸张民族大义，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故土，并以台湾为根据地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顺治十八年四月，郑成功率军25000人，战船数百艘，从金门科罗湾出发渡海东征。五月四日攻克荷军重要战略据点赤嵌城。郑成功致书龟缩在台湾城（大员）的荷兰总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荷军拒降后，郑成功急攻不下，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陆续收复荷军在岛上的其他据点，屡败海上援军。在围困8个月之后，于康熙元年（1662年）一月二十五日重炮猛轰城外堡垒，逐步缩小包围圈，发起全面进攻。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被迫签字投降，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维护了领土主权，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　　‎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中有关 ‎“雅克萨之战”的论述 ‎　　沙俄侵占东北边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清朝的统治，而且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清王朝自然不能容忍俄军侵占这里，驱逐俄军，收复失地是清朝统治者的强烈愿望。康熙说：“朕十三岁亲政之后（康熙亲政在一六六七年，即康熙六年），即留意于此（指俄国侵占黑龙江流域），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可见康熙早已看出来自沙俄的侵略势力不可低估，即位后即密切注意着东北的边防，他的抵抗侵略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入关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清政府正集中全力，争夺对全国的统治，不可能用很多力量去顾及黑龙江的防务。直到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 ‎　　清政府奉行的方针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地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俄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商定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境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举行谈判，用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求得比较公正的和平。正象一个美国历史学家所说：“康熙不想征服俄国，而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解决”。‎ ‎　　康熙总结了我国军民三十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即平定三藩之乱的第二年，康熙在四月到盛京（沈阳）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今西丰），出柳条边，五月到船厂（或称吉林乌喇，即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亲自视察边防情况。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一六八三年一月，郎谈等回到北京报告，“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即瑗珲）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 ‎　　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夏天，第一批乌喇宁古塔官兵一千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下到达瑗珲。一六八四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一千人携带家属到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军队共两千人，是守卫边境、对俄作战的主力。一六八三年冬，为了协同作战，从北京派兵五、六百人往黑龙江。一六八五年初，为了对付俄国的火枪，又调安插在山东、山西、河南的福建藤牌兵四百二十人到前线。这两批军队共一千人，参加战斗后即撤回原地。‎ ‎　　清军到达瑗珲，即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城堡，城名黑龙江，设将军驻守，萨布素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又在当地屯田，“康熙二十四年，分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垦地一千五百余垧”，并派人教导不习农事的达斡尔、索伦族，得到了“课耕有法，禾稼大收”的成绩。为了保证驻守黑龙江的士兵的粮食供应，还从科尔沁十旂、锡伯、乌喇官屯征集粮食一万二千石，备三年之需，又派人在索伦族居住地区购买牛羊牲畜。‎ ‎　　要向雅克萨进军，需要大批战船和运输船。清政府积极准备木料，调集工匠，在吉林设厂，大规模造船。特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监督，造成各种类型的船只，征调士兵、奴仆和流放的罪犯充当水手。并从盛京（沈阳）到黑龙江（瑗珲）之间组织分段运输，这条运输线路长达五千里，经辽河、松花江、黑龙江，设防兵，招夫役，浚河道，设粮仓，派人在各段实地勘察道踟路远近和水流深浅，确定所造船只的大小和运载量。还在通州到瀛台之间，装米行船，作了试验性的航厅。此外，又从乌喇到瑗珲开辟了一千三百四十二的新驿路，中途设十九个驿站，以传递公文、军情。‎ ‎　　清军进驻黑龙江，首先着手清扫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置的侵略据点。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七月，萨布素部下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的前锋部队，进至精奇里江口，遇到了从雅克萨窜来的六十六名俄国侵略军，这批侵略军由梅利尼克率领，准备袭扰黑龙江下游。清军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包围了俄国侵略军，除少数人跳水逃命外，梅利尼克率大部分人交诫投降。驻在多伦禅和西里姆宾斯克据点中的俄军，得知清军出动后，撤出据点逃走了。在精奇里江上游新泽斯克据点中的俄军，没有得到清军出动的消息，被清军包围，很快也投降了。‎ ‎　　东北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展开斗争，狠狠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牛满河上的奇勒尔族奚鲁噶奴等打死俄军十余人；精奇里江上的鄂伦春族朱尔铿格等也击毙许多侵略军；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和奇勒尔族，与俄军展开激烈战斗，“击杀罗刹甚众”，俄军从鄂霍次克海赶来增援，费雅喀族人民也向清军求援，清将鄂罗舜率兵三百，冒着冰雪严寒赶去支援，与俄军战于恒滚河口，俄军战败，有的弃械投降，有的向鄂霍次克海逃走。清军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许多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中国领土。‎ ‎　　清政府并不是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斗都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俄军停止侵略，就愿意和俄国保持和平。并且，优待被俘的俄国官兵，要求“所司加意赡养，时其饮食，毋得缺乏，以示轸恤之意”。一六八四年，让俄俘宜番、米海罗莫罗对两人，携带中国政府咨文前往雅克萨，咨文内抄录康熙的谕旨，仍希望俄兵撤离中国的领土，免兴干戈。其中说：“今雅克萨、尼布潮（楚）罗刹等若改前过，急回本地，则两相无事，于彼为益不浅。倘犹执迷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但是，许多次劝说、警告并未生效，单方面的和平意愿并没有能使侵略者放下屠刀，清政府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一月，康熙派都统公瓦山等赴黑龙江和萨布素等会议，决定春暖后发兵收复雅克萨。康熙发布谕旨：“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不逞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爰发兵黑龙江，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同时，再次表示了中国方面的和乎意图：“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 ‎　　在大军向雅克萨进发以前，清政府又作了一次和平努力，由康熙皇帝直接给沙皇写信，希望沙皇“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地为界居住。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如此则边界地方可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这封书信由六个俄俘从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 ‎　　尽管清政府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但俄国方面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将黑龙江地区殖民占领的军事指挥机构作了全盘调整，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著称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军，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此外，俄国政府又委派一个普鲁士军官拜顿在托博尔斯克召募哥萨克，编组军队，开到中国来作战。‎ ‎　　一六八五年六月，清军进抵雅克萨，先遣返俄俘费咬多里等三人进雅克萨，带去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统帅彭春给雅克萨俄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对侵略者发出最后警告。六月二十三日清军统帅部移至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罗刹负固，出言不逊”，二十四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二十五日，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拦截，在江上展开激战，毙伤俄军四十多人。接着，清军架设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严重，心胆俱裂，走投无路。清军又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生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产。至此，俄军头子托尔布津竖起了降旗，清军准许七百多名俄国人撤出雅克萨，清军把他们送到额尔古纳河口。另有巴什里等四十五名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瑗珲。雅克萨据点内还有一百六十多名被俄军扣押作人质的中国索伦族、巴尔虎族人民，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以俄军的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告终。‎ ‎　　托尔布津率领俄军从雅克萨退到了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这时，由拜顿率领的六百名援军到达尼布楚，俄军的力量增加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瑗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和拜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城堡工事，妄图负隅顽抗。‎ ‎　　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出兵。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康熙下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船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瑗珲）。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七月，萨布素率清军二千余名进抵雅克萨，先释放俄俘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俄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你们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逐出，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 ‎　　在雅克萨据点里的俄国侵略军共有八百多人，已做好顽抗的准备。俄军火器较多，有充足的弹药、粮秣，还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他们频繁地从雅克萨出击，不让清军的炮位和攻城器械逼近城垣。清军除了一些大炮之外，只有火枪五十支，士兵们全用刀矛弓箭作战，杀伤力较小，不利于攻坚，因此未能迅速攻下雅克萨。但清军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各族居民助战，屡次挫败出城搦战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内，就打死了一百多个侵略军，俄军头子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 ‎　　清军和俄军在雅克萨相持，黑龙江上寒冷的季节很快就来到。清军由于缺少火器，为了避免太大牺牲，停止了强攻，在雅克萨周围筑垒挖濠，团团围困。经过长期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八百多俄军最后只剩下六十六人，粮食弹药亦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来援军，困守雅克萨的侵略军只有坐以待毙。‎ ‎　　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为了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清政府仍努力争取和俄国进行谈判。一六八六年九月，清政府委托从北京回国去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仍望察罕汗（沙皇）撤回其属下，以雅库某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互相和睦相处”。又把同样内容的信件，交葡萄牙传教士闵明我带往欧洲，设法转送沙皇。总之，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和俄国谈判解决边界的冲突。一个法国历史学家评论说：“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 ‎　　一六八六年十一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了北京，路上经历一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知道了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件也先后带到了莫斯科，俄国政府知道：中国的自卫反击，将会使自己多年侵略所得的成果化作乌有，因此十分焦急。可是，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姊姊索菲亚公主执政，贵族们争权夺利，绞治很不稳定，又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财尽，不可能再派大量军队到中国去，困守在雅克萨的俄军眼看有被歼灭的可能。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急局势，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奉俄国政府之命，先期赶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使团到达，进行谈判。‎ ‎　　清政府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以礼接待俄国信使。在雅克萨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撤军。康熙派人向前线将领宣谕：“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母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后使至定议”。雅克萨围城五个月，俄军死亡殆尽，城内缺少粮食木，清军送去了粮食，还准备派医生入城为俄军治病。一六八七年，清军单方面撤离雅克萨返回瑗珲，等待俄国使团到来。‎ ‎　　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才得以结束。此后，中俄关系的历史进入了谈判阶段。‎ ‎　　‎ ‎　　（选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关于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论述 ‎　　双方和议开始，康熙帝宣布撤围休战。俄罗斯派遣戈洛文，清廷派遣索额图、佟国纲等，于废熙二十八年（1689年）会于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用满、蒙、汉、俄、拉丁五种文字写成，其中最重要的是拉丁文本，因为双方署名盖章都在这一文本上。条约规定：两国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外兴安岭以北属俄罗斯，岭以南属中国，额尔古纳河以北属俄罗斯，河以南属中国。至于外兴安岭与流入鄂霍次克海的乌第河之间的地方暂行存放，留待以后定议。又规定毁雅克萨城，迁俄人出境，此后两国商旅凡持有文票（护照）者，听其往来贸易不禁。这是中俄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都是中国的内河。不过在这个平等条约中，贝加尔湖以东的中国领士割让给了俄国，这是清廷在边界谈判中的失策。‎ ‎　　‎ ‎　　（选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7)蔡美彪主编《中国通史》关于中俄 ‎《尼布楚条约》的论述 ‎　　（1689年）经过十六大的谈判交涉，七月二十四日（公历九月七日），中俄《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字，树立界碑。签约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此河发源处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 ‎　　一、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南岸之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迁移北岸。‎ ‎　　一、俄国在雅克萨城所建城障，应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　　一、两国猎户人等，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人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以法处罚。若十数人，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抢掠，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　　一、此约订立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　　一、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　　一、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　　一、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　　《尼布楚条约》是清朝与外国缔结的第一个正式条约。清朝收回了被俄国侵占的部分领土，阻止了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俄国由此合法占有中国的尼布楚地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继续划定了两国中段边界。一六九三年，俄国派遣义杰斯出使中国，谈判贸易问题。清朝准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来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免税贸易八十天。俄国政府的商队，由此得以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并采购茶叶、缎布等运回本国，获利很大。‎ ‎　　‎ ‎　　（选自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关于《中俄 尼布楚条约》的论述 ‎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双方于尼布楚正式谈判。鉴于当时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配合沙俄侵扰喀尔喀蒙古，割据叛乱势力十分猖獗，康熙帝指示谈判代表做出重大让步。而俄罗斯因军事上未能得逞，加上远征克里米亚失败，战线过长，竭力想保持既得侵略权益，也不得不做出相应妥协。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属子中国领土，拆除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修筑的据点，撤出侵入的军队。清政府则放弃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领土。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还规定两国商旅凡持有护照者可过界互市贸易，往来不禁。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境地区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交往，贸易得到较大发展。‎ ‎　　（选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节录)‎ ‎　　朱维幹 ‎　　‎ 一、台湾对我国的重要性 ‎　　‎ ‎　　台湾，吴志称为夷洲，隋书称为琉球。1台湾的名称，明中叶才有。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是我国的最大岛屿。气候和煦，土壤肥沃，比较福兴泉漳，有过而无不及。岛上土著，分为无数原始公社，以狩猎为生，亦有原始的农业。西海岸有狭长的平原。张燮《东西洋考》指出：“东蕃居民，最初群聚海滨。明嘉靖末，受倭寇焚掠，稍稍避居山后。”《明史》卷三二三《鸡笼传》亦有此说，因而称为高山民族。‎ ‎　　澎湖群岛，实为入台门户，共有六十四岛屿。妈宫澳，俗讹作马公，宽广深藏，可容二十只帆船，南北风均可停泊。‎ ‎　　当时航海情况，元史有这样记载：“自澎湖而东，水渐低，近琉球（即台湾）者曰落漈。漈者，水趋下不回也”。相传台湾海峡中，海流自南而北，水深色黑。船一入黑水沟，便不能回来。‎ ‎　　海是漳泉人民的出路。惊涛骇浪，起不了封锁的作用。台南平原，当时称为北港（今云林县）。由漳泉东渡的人民，大多数就由这里登陆，然后深入丰草茂林的原野，进行垦殖。所以台湾的历史，就首先在台南开幕。‎ ‎　　早期的拓荒者，多死于烟瘴，不得归葬家乡，故称新地为“埋冤”，闽南音讹为台湾。然而土壤膏腴，雨泽丰沛，植蔗也好，种稻也好，都适合土宜，无不丰收。糖和米又畅销外地。所以由内地东渡的，还是源源不绝。2‎ ‎　　万历末年，颜思齐率众入台，想建立海外扶余，壮志未酬，即已去世。郑芝龙受余众推戴，其人品不足论，但也做了一桩好事。在受编内渡以后，福建大旱。巡抚熊文灿和芝龙商量：用芝笼的船，运载一批饥民，每人给银三两，三人合领牛一头，渡海垦荒；俟垦荒有效，衣食有余，纳租给郑氏。台湾因此渐成邑聚。3‎ ‎　　‎ 二、荷兰向远东的侵略 ‎　　‎ ‎　　荷兰人脸白须红，《明史》称为红夷。面积仅等于葡萄牙三分之一。人浮于地，粮食不敷，要向波罗的海诸国采购。除供给本国外，以其余运销于地中海诸国，海运因而发展。在造船业享有威名，外国都有人向荷兰船厂定货。日益富强，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1581)，成为十七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语）。‎ ‎　　欧洲已进入大发现时代。哥伦布为西班牙发现了圣多明各岛；葡人达·伽马发现了好望角，荷兰继起。1596年（明万历廿四年），有四只荷船开到万隆，打通了驶往远东的航路。不久就囊括了爪哇群岛，在雅加达立商埠，在帝汶辟农场。‎ ‎　　荷船陆续到印尼，商人内部竞争剧烈。1602年（万历卅年），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筹集资金六百五十万盾。4贸易范围，西起好望角，东抵麦哲伦海峡。公司向国会（荷兰联省议会），缴一笔税金，取得若干特权：可以招募军队，在这一地区宣战；亦可以和土著君主，缔结条约。公司实权，属于十七人的董事会。董事皆荷兰富豪，握有大部分股票，成为殖民地的发号施令人，并能左右荷兰政府的诀策。‎ ‎　　荷人得陇望蜀，要在远东称霸。海澄人李锦，与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马来亚南），勾结荷人，怂恿他们取澎湖，以为根据地。万历卅三年(1605)‎ ‎，荷人驾两只大舰直抵澎湖。戍兵已撤，如入无人之境，伐木筑屋，为久居计。要求互市，被福建疆吏拒绝。十月末，把船开走。然而又进据台湾，久留不去。天启二年(1622)，荷将高文律，以船舰六，兵二千，再据澎湖。……‎ ‎　　荷人在侵略澎湖时，倒行逆施，令人发指。‎ ‎　　（一）1622年（天启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厦门附近，烧毁了大小六七十只的中国帆船。‎ ‎　　（二）同月廿九日，荷舰熊号，无缘无故焚毁了两座巨大的村落，把村落人全部杀光。‎ ‎　　（三）翌年五月，荷舰哈尔凌号，掳掠了一千四百左右的中国人民，载往澎湖，勒令运土石，筑碉堡。筑完以后，有一部分被载到巴达维亚（即雅加达，俗称咬巴），当做奴隶出卖。留在澎湖的一千一百五十人，不堪虐待，在准备再运往巴达维亚时，只剩下了五百七十一人；到了第二年一月，船入咬巴港，只剩着三十三人。5‎ ‎　　连横《台湾通史》说：“天启二年十月，荷将以船舰十七只，再踞澎湖。岛民数千谋拒守，荷人劫以兵，夺渔舟六百余，筑妈宫城，役死者一千三百人。”6闽南沈铁上巡抚南居益书，有“红夷肆掠，洋船不通”之语。足见荷兰海盗，在闽海上是多么横行无忌，经过了二十年之久，才有南巡抚的两次出兵。‎ ‎　　天启四年，擒斩荷将高文律。荷人才退出澎湖，但又踞台湾为巢穴，积极经营。‎ ‎　　（一）筑热兰遮城，俗呼红毛城。台南海里有七小岛，叫做七鲲身，自南而北，相距各里许，纚纚如贯珠，和对岸连成一港，锐长若鹿耳，故称为鹿耳门。港内水势浩瀚，不异大海。可容船只出入的港路，极其迂回曲折，非素习港道者，不敢深入。一鲲身面积较广，侵略者就在这里筑堡，以热兰遮命名。鹿耳门两岸，都建立炮台。‎ ‎　　（二）筑赤嵌城于赤嵌番社地。荷兰伪长官宋克，用十五匹粗麻布，就换得这块地，筑城以Provence命名。上设炮台，下临街市，与热兰遮互为犄角（延平光复台湾后，改为东都）。‎ ‎　　天启六年，西班牙人看见荷人据台，也想分尝一脔，就有一个发尔戴斯，统率帆船十二只，从吕宋北进，占领了鸡笼和淡水，建山嘉鲁及多岷古两城。7荷人要独占台湾，就不容西班牙染指。崇祯十三至十四年（1640—1641），荷人两次攻鸡笼、淡水。西人因无援力尽，占台北凡十六年而去。8‎ ‎　　西及荷都是一丘之貉。机易山一案，西人在吕宋，屠杀了华侨一万多。而在台湾岛上，华侨亦屡受荷夷的虐待。有一位郭怀一，本颜思齐旧部，犹留在台湾，永历六年（1652），密谋起义。不意机密漏泄，告密的就是他的兄弟。怀一就于九月一日，集合同志，激昂慷慨地鼓励全体侨胞：“我们受了红毛的多年欺负。束手待毙，何如一战！”荷方丹克队长（《台湾通史·开辟纪》作富尔马），率一百二十名荷兵，利用受基督教麻醉的高山族二千余人，为他们效死力。怀一和侨胞一千八百人战死。余众南退到欧汪，今高雄县湖内乡，继续作战，前后十五天。有四千男人，五千妇女，或被俘，或被害。9‎ ‎　　侵略者持有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树五桅。船尾建三层楼，开小窗，置钢炮。枪下置二丈长的铁炮，世称红夷炮，发弹能炸裂石城，声震数十里（《明史·和兰传》）。‎ ‎　　清康熙四年，高兆（别号固斋）有“红夷歌”，末段云：“明明簪笔边，半卷有文字。绘事江海迹，水道何太备！岛屿分微茫，山川入详委。观图见包藏，宁惟一骄恣？”高兆有下列自注：“是日于其贮笔处得一卷，长丈许，绘画山水，各有番字如蚁。考之皆五虎门内外沿海地图及水线深浅处。问译人，以识水停泊为对。”10荷人私自测绘闽江口港图，显系居心叵测。当其南筑鲲身、赤嵌，北踞鸡笼、淡水，对于我国的海上生命线，已成为附骨之疽。缩肭无能的明疆吏，视若无睹。若无延平郡王，台湾怎么能重归祖国？‎ ‎　　‎ 三、延平的渡海亲征 ‎　　‎ ‎　　何廷斌的献策。廷斌是荷人所用的通事，潜入厦门，向延平献策：“台湾膏腴沃壤，奖励垦荒，则兵食无虞。北则淡水、鸡笼，有硝磺之矿，置船兴贩，可以运通外国。桅舵铜铁，无缺用之虞。移诸镇眷属东渡，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可富，兵可强，进可攻而退可守了。”11延平凝神静听，细看廷斌所呈的地图，山海形势，了如指掌。延平喜出望外，恨相见之晚，很亲切地说：“天把你赐给我呢！”‎ ‎　　延平胸有成算，便召集文武僚佐，提出东征讨伐。延平说：“金厦附近，并无发展余地。我细阅台湾地图，田园万顷，饷税每年可收数十万（两）。侨民云集，若要造船制械，也不患无技术工人。其地被红夷占领，然而城中夷虏，不上千人，从金厦进兵，唾手可得。取台湾为根据地，以安置将土家属，然后南征北伐，无后顾之忧，才可以博得远大的发展呢！”‎ ‎　　当时一班将领，都有难色。直言无隐的，却有宣毅后镇吴豪。到过台湾，并不止一次。他的看法是：“荷人既占领台湾、鹿耳门两岸，炮台密布，水底有暗礁，荷人又毁坏了几只夹板船，增加航路的障碍，要进攻台湾，实在是十分冒险；要避险就夷，又别无路径啊！”光复台湾，实出于延平的独断。‎ ‎　　永历十五年(1661)二月，留洪旭（兵官）、黄廷（前提督）守思明州，郑泰守金门。延平统率十一镇亲征为首程，派镇守澎湖游击洪暄为引港官，接着就传令：舰队要在料罗澳（金门）集中。北贸易风快要停止，南贸易风快要刮起来。延平要趁这个季节征台，使荷方守将，无法派船南往巴达维亚乞援。三月廿三日，天晴，舰队自料罗澳放洋。第二天，鱼贯入澎湖，分在三十六屿停泊。延平座舰泊嵵内屿，留杨广、杨祖守澎湖。传令如下：“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欲辟不服之地，暂寄军旅，养晦待时。尔从征之提镇诸将，匆以红毛炮火起疑虑，应视本藩鹢首所向，衔尾而进。”‎ ‎　　在澎湖阻风，耽搁了六天之久（从澎湖往台湾，须乘北风）。就有缺粮问题发生，实误于何廷斌的一句话：“指日就到台湾，何怕没有米吃？”‎ ‎　　延平令户都事杨英同洪游击召集各澳长征粮。搜集了两天，各澳长汇报：“澎湖各屿，所收获者只有薯、麦、黍、稷，升斗凑解起来，仅有百余石，不足供大军一餐之用。”延平恐北风愆期，逼不得已，传令三月三十晚（即阳历四月廿八晚）开驾。当时风雨未停，满天浓雾，管中军船只蔡翼和陈广等，请暂候风停开驾。延平说：“天意若许我平定台湾，一定会风平浪静。否则数万大军，岂容坐困在断屿上面？”当开船时，风势已稍为缓和。到了三更以后，忽然雨散云收，一霎时现出满天星斗。便传令扯起满帆，不消一夜工夫，就望见台湾沙线。原来金、厦和台湾之间，每年立夏节前后各十天，海面经常是风平浪静。阳历四月廿八日，恰在立夏前八天，就无怪在一夜之间，忽然云收雨散了。‎ ‎　　四月初一日，延平座舰开到台湾外沙线。各舰络绎而来，展时天亮，就到了鹿耳门口。延平派员于斗头用竹篙探测海水深浅，回报：“这是藩主洪福，水比往日加涨。”“加涨了多少？”回报：“加涨了丈余。我们的最大船，也可以开进去了。”‎ ‎　　延平立刻下小哨船，由鹿耳门首先登岸，踏勘扎营地址。午后，大船只齐进鹿耳门。何廷斌请急占仓廒，以防敌人焚毁。《从征实录》说，赤嵌街一带，都是我们人民的草厝。延平立刻派杨都事持令箭，和杨戎政朝栋，带兵看守。第二天就令杨都事把街中积存粮，扫数分发给各镇做军粮，计匀足半月。‎ ‎　　四月初七日，延平督师移驻鲲身山，士兵又有第二次缺粮。廿二日，又令两杨限何通事，稽查红夷积存在乡社的谷物蔗糖数量，计有谷六千石，糖三千石。‎ ‎　　征台军的声势：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阳历），台湾港抛碇处，出现了四百只舰舶。一百只舰上，每只载兵二百名，在北线尾登陆；另有一部分较小的战舰，载兵在赤嵌登陆，向市区的背后挺进12。荷军驻台，仅有一千余，怎么能抵抗延平亲自统率的大军？何况继续开来的，还有二程的六镇呢（以阴历五月初到台湾）。‎ ‎　　四月初一日，宣毅前镇陈泽率部队，扎营北线尾。这是延平的一支亲军，兵数四千名，拥有精良的大饱。指挥作战的，是英勇的马提督。‎ ‎　　伪台湾长官揆一，急令贝德尔上尉，带二百四十名士兵出战，并有荷舰相助，以阻止征台军登陆。这一个“拔鬼仔”（台湾人民给他的浑名），大言不惭地对部下说：“中国人民受不了火药气味，我们只消放一阵排枪，把他们打死了几个，就会一哄而散了。”13两军接触，不到半小时，海上忽然冒起了一阵火花，最大的荷舰赫克托号被打沉了。船上有一百人，葬身鱼腹。14陆上有马提督的伏兵，从灌木丛中冲出。荷军腹背受敌，要退也来不及了，有一百一十八人，都被国姓爷的部队干掉。拔鬼仔一命，也是呜呼哀哉了！这就教训了侵略者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岂容你们长期欺负！‎ ‎　　五月一日（阳历），荷将描难实叮（赤嵌要塞司令），派人向揆一要求增援。由于缺乏兵员和运兵的浅水舰，揆一爱莫能助。围城之内，缺粮缺水，守兵们无法坚持。五月四日，描难实叮不得不率四百余人，献出赤嵌城和一切军用物资。这一座赤嵌城，费了三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延平在鹿耳门登岸后的第五天，就逼使城上插起降旗。15‎ ‎　　荷人以善于海战自负。揆一便想在海上一决雌雄。五月，红夷有水师甲板在港内。延平遣宣毅前镇陈泽、侍卫镇陈广、左虎卫友协陈冲等将水师，击沉其甲板一只，烧一只，走回一只。‎ ‎　　八月，又有甲板船来犯。延平令陈泽并戎旗左右协水师应战，夺甲板两只，小艇两只，自是甲板永不敢犯。《被忽视的福摩萨》说：“自赤嵌失后，在大员（热兰遮）的荷人，已没有充分的力量或其他方法来打击敌人，惟有守热兰遮堡，以待巴达维亚的支援。”巴达维亚亦确有一次派援军来了。延平东征的战讯，传到巴城，似空中霹雳。使侵略者们心惊胆战，赶紧派出十只战船，运载七百多士兵，以七月五日出发，延搁到九月八至十日，才驶入红毛城港内，引起荷人的欢欣鼓舞，恍似从天而降的救星。但是以七百夷兵，能否抵抗百战雄师，虽揆一亦岂能自信？‎ ‎　　因为新来的军官，跃跃欲试，红毛城的评议会，就定于闰七月十六日水陆并进。然而在港内海战仅一小时，运载士兵的荷舰，就有三只小艇被夺，大船被粉碎和烧毁了各一只。统率援军的考乌，成为惊弓之鸟。九月十八日，就向评议会表示，让他回巴城，亲向东印度公司总评议会要求，派劲旅东来，岂不胜过多少封的乞师信？考乌受了评议会中的大亨们唾骂，把他赶出会场。‎ ‎　　事有凑巧，在福州的耿继茂，听见延平远出，和红夷鹬蚌相持，就想收渔人之利。写信给揆一，提出荷满同盟，要求揆一派两只荷舰，联合攻金、厦，而由耿氏予以一切必需的协助。我们不胜感慨：三百余年前，就有这样的家伙，不惜向远西海盗乞援，宁使他们无限期地盘踞台澎，而不容延平郡王保有金、厦。和同光时期的李鸿章，岂不是一鼻子出气：宁可把台澎割给东夷，而不容李世贤（太平天国侍王）驻军九龙江畔？派舰助耿氏以夹攻金、厦，侵略者何乐而不为？也就令考乌准备三艘威力最猛、航速最快的战舰，挑选最顽强的夷兵，准备极充分的军火，急向闽海前进，使延平有后顾之忧，或不得不退兵；亦可向耿氏讨得必要的物资，以救济热兰遮的穷困。这个时候，狡猾的考乌亦满口允承，实则要乘此机会脱身，以免与揆一同归于尽。便于十二月三日离开台湾，故意逗留在澎湖附近，趁着三只大船被大风吹散的机会，就统率两只小船，下令点灯起碇，回巴达维亚去，让揆一在背后骂他好了。‎ ‎　　《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云：“既而爪哇援兵踵至，城兵亦乘势出击。郑师力战，荷军又败，失船五，乃调回鸡笼、淡水戍兵，潜会妇孺逃归。于是郑师暂息。会清使自福州来，约荷人先取金、厦。荷人从之，调舰队，遭风破没，余舰又归爪哇，而台湾之兵力愈薄。”‎ ‎　　延平以台湾只剩一座孤城，要猛攻亦难免互有死伤。士兵们劳苦多年，何妨让他们休息一下。四月廿四日，就令马提督驻兵台湾街，围而不攻。‎ ‎　　敌军方面，考乌逃之夭夭。揆一想在金、厦辟第二战场，已经绝望，就有人投奔于国姓爷旗下了。有一个拉迪斯军曹，在欧洲上过战场，以十二月十六日（阳历）来降，把围城内幕，一一透露：“考乌临去时，把一批优秀战士，和数量可观的物资带去。城内守军剩下不多，却已筋疲力尽，应该乘此时机，猛烈进攻，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把热兰遮攻破了。”拉迪斯又告诉延平，进攻焦点在乌特利支外堡。取得此堡，居高临下，对于热兰遮的工事网，就可以一望无遗。延平听了他的献策，就改变封锁为进攻，很容易就占领了乌堡。在堡东南，添建三座炮台，安置巨炮二十八门，又多开了几条战壕，藏伏着数千战士在内。‎ ‎　　红夷已成为瓮中之鳖了。虽然揆一还想坚守待援，但评议会的一致看法：“战士们筋疲力尽，敌方从小小的有利阵地进攻，荷人在攻守两方面都感困难。即使巴达维亚援军开来，航道已控制在敌人手里，不可能通过，而且援军也不会很多，在陆战上亦岂能取得胜利？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可伯的命运，将会临到每一个荷人头上来！”这是评议会中几乎一致的意见。揆一不得不接受，乃决定同国姓作最后谈判。‎ ‎　　实则是旧话重提。当延平刚占领赤嵌城时，评议会即决定：两害权取其轻，提出条件同延平谈判。荷方愿意付一笔赔款，要国姓离开赤嵌城。但如果不接受，还可以让出赤嵌，而允许荷人集中到大员，即保留热兰遮堡。代表荷方的是两个参议员，以五月三日到赤嵌城外的延平司令部。延平开门见山地说：“我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领土，自应物还旧主。”延平愿意让荷人用自己的船只，运载动产和货物。把枪炮和其他货物，全部运回巴达维亚，也无不可，但必须立刻进行。这是第一次谈判的内容。‎ ‎　　荷方代表说：“揆一只愿送犒师银十万两，年输定额的饷税。”揆一有一信给延平，表示极倔强的态度：“为了我国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的福利，即使危及我们的生命，也必须继续保卫本城（即热兰遮堡）！”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得不投降。双方实行停战。经过了五六天磋商，以一六六二年二月八日签订协约。内容一十八条，分为五点来说：‎ ‎　　（一）延平悠悠有容。协约的第一句话，就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从此不念前仇”。‎ ‎　　（二）重在收回失地。荷方必须交出城堡、大炮，以及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全部财产（商品、现金……）。至于城堡内及它处属于荷方官员的私人动产，经过国姓派人检查以后，都尽可运上公司船只。‎ ‎　　（三）释放荷方俘虏。凡公司雇员在福摩萨，未受拘禁者，亦发给通行证，以便安全到达船上，回巴达维亚。‎ ‎　　（四）生活照顾。衣服、食品等在归途中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航海所必需的绳、锚、帆布，得由荷方长官及评议会运到公司船上。‎ ‎　　（五）维持国际礼节。让荷兰士兵，在长官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 ‎　　《台湾通史》卷一《开辟纪》云：“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揆一率残兵千人而去。是役也，陷围七个月，荷兵死者千六百人。自天启四年至永历十五年，荷兰据有台湾，凡三十八年，而为延平郡王所逐。于是郑国姓之威名震寰宇！”‎ ‎　　总括上文，足见收复台湾，并不是易事。‎ ‎　　荷人东来，比较西、葡两国，实晚了一百多年；而能从葡人手里，一度攫取满剌加，又能强逼西人放弃鸡笼、淡水，实为中国的海上劲敌。‎ ‎　　欧洲在明季，虽汽机未用，而造船术已极精。荷兰船厂，至于引起沙皇彼得，化装前来考察。荷人在坚守热兰遮时，水陆两方面，都有火器。中国好在有延平，既善于将兵，又能航海经商，故能以蕞尔金、厦，给养七十二镇陆军、二十镇水师，而无竭蹶之患。知人善任，为之料理船务的有洪旭，为之指挥水战的有黄安，故能备有当时所能造的各式战船，使用当时所能有的各种武器，才会以九个半月时间，就把沦陷三十八年的台湾，收归祖国。‎ ‎　　然而收复之难，还不止于如上所述。杨英的《从征实录》，描述取台时的困苦艰难，皆他书所未见，非亲历其境者不能道。该书载水历十五年正月，延平召集诸将，密议征台。将士多不欲行。至三月十三日，候风开驾，而官兵则以过洋为难，思逃者众。‎ ‎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亦有足补此书缺乏者，例如：“永历十五年二月，改台湾名东宁，以各社土田分配给水陆各提督，令各搬家眷东渡，率士兵共同屯垦。初至水土不服，疫疠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十六年正月，严谕搬眷，而留守金厦之郑泰、洪旭、黄廷皆不欲行，至于封锁船只，截留监纪（延平差船来调监纪洪初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岛上信息隔绝。”延平之发愤致病，此亦其最大原因。‎ ‎　　该书又于永历十五年内，屡纪缺粮事故。三月在澎湖阻风缺粮。七月，户官运粮船不至，每公斗价至四五钱（银），令民间输纳“杂子”番薯，以发给兵粮。八月，运粮船犹不至，官兵至于食“木子”（木实）充饥，日只两餐，多有病没者。观上列三事，足见收复台湾之不易，其取红毛二城的困难，还不算在内。‎ ‎　　‎ 四、延平对台湾的建设 ‎　　‎ ‎　　台湾屹立海上，得之难，而守亦不易。延平有下列设施。‎ ‎　　（一）设府县。改赤嵌为东都，设一府二县，府名承天，县名天兴、万年。郑经嗣位，改承天为东宁，升天兴、万年为州（即后来的凤山、诸罗二县）。驻重兵以守热兰遮，改称安平镇。‎ ‎　　（二）施行屯垦。积极施行屯垦，以解决缺粮问题。延平对诸将说：“今台湾乃开创之地，虽僻处海滨，安敢忘战？暂尔息兵，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每天派兵十分之一轮流守望。”16诸将皆听命而行。永历十五年六月，延平驻承天府，当时战事方殷，就遣发各镇营归汛。‎ ‎　　《从征实录》说：命友先锋扎北路新港仔竹堑，继之以援剿后等五镇。命中卫、义武、左冲、游兵诸镇，扎南路凤山、观音山屯垦。颁发文武官，照原给额各六个月俸役银，付之屯垦。‎ ‎　　《台湾通史·建国纪》说：“于是五军、果毅各镇，赴曾文溪之北；前锋、后劲、左冲各镇，赴二层行溪之南；各择地屯兵，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野生），教之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17‎ ‎　　《台湾通史》卷十五《抚垦志》，列有各镇屯田表，共有三十三庄，并详列垦地所在及屯垦镇协的番号。‎ ‎　　（三）移民。《台湾通史》说：“台湾为海上荒地，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芝龙受抚内渡，漳泉人之留者尚有三千人。荷人占台湾，募民耕之而征其赋。土田初辟，一岁三熟。糖米之利，挹注外洋，故至者益盛。延平建宅，从者尤多。休兵息民，以事农亩。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者皆为农佃。至于明宗室、文武官员及台民自辟者，谓之私田。”清代施行迁界的暴政，其时航海入台者十数万人。连横说：“是皆效忠蹈义之徒，而不愿为满洲臣妾者也。”三藩变起，耿精忠（继茂子）一度抗清。嗣王经乃“招徕客民，泉、潮、惠之习水者，趋地利，泛海寄居。台湾益富庶，声势遥接金、厦门。”18永历卅四年（1680），嗣王弃金、厦，从来者尤众。华人在吕宋者，久遭西班牙虐待，前后迁入台湾者，皆给予田畴，使得安生乐业。19‎ ‎　　（四）民族政策。延平以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入台湾。赤嵌附近，新港、加留湾、萧垅、麻豆诸番社头目，俱来迎附。延军备厚宴招待，并赐正副土官袍帽靴带。由是南北路番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十二日，延平亲临蚊港，相度地势，土著界归，壶浆以迎者塞道。七月，援剿后镇及后冲镇激变。大肚土番叛，冲击左先锋镇营。镇将杨祖与战，被伤败回，至东宁病逝。延平差兵都事李胤监督各镇，不准骚扰土番。调后冲镇等部移扎南社。20高山民族，打伤了一员高级将领，至于不治。延平把激变的将士调开，续派都事往视，不许对高山民族有所骚扰。《三国志·蜀志》载诸葛亮南征，释放孟获，“夷汉相安，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延平对高山民族，豁达大度，可以上媲诸葛而无愧了。‎ ‎　　高山民族农作法的改良：永历十六年，户部事杨英上改革农业书云：“英随藩主十四年许，扈从遍各处，未有如此地之肥沃也。惜乎耕种未得其法，亦由于无人教之耳。去年四月，随驾至蚊港，路经四社，颇知其风俗。至八月，奉旨往南社，正值秋收，目睹当地人民，逐穗采拔，而不知有钩镰之便利；一甲（代注：等于十一亩三分一厘）之稻，采拔十数日才完。察其耕耘，而不知用犁耙与耰锄；耕种一甲之园，必一月而后毕事。至于近水湿田，尽弃而为荒地。英以为对于归附各社，宜每社派老农一名，发铁制犁耙与铁锄各一付，熟牛一头。教之以耕耘之法，授之以栽种收获之术，聚而习之。彼见其用力省而奏效速，耕种易而收获多，岂有不欣然仿效。而尽舍其笨拙之旧法乎！”‎ ‎　　杨英能关心农务，实不愧为户官。延平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起着促进高山民族农业的作用。郁永河《裨海纪游》，才有下列的记载：“丁丑（清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七日，过大洲溪，历新港社、目加溜湾社、麻豆社、萧垅社，虽皆番居，然嘉禾畅茂，屋宇完洁，不减于内地村落。四社皆知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又近都治，习见城市居处礼让，故其俗于诸社为优”。‎ ‎　　‎ 五、关于延平的评价 ‎　　‎ ‎　　延平以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光复台湾，翌年五月初八日（公元1662年六月廿二日）逝世。连横《台湾通史·建国纪》云：“延平病革之日，尚登台望海，乃冠带，请太祖训出，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折阅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哉！’遂薨于路寝，年三十有九。”‎ ‎　　延平以二十三岁的青年，大义灭亲，成为南明爱国人士的领袖，能以金、厦一隅，养九十二镇的海陆军，而绰有余裕；又能渡海，驱逐红夷，收复沦陷三十八年的台湾，可惜天不假年，赍志以殁。然其人其事，已足以永垂不朽了。‎ ‎　　延平度戎马生涯，至十六年之久，而对台湾用兵，仅费九个半月，延平一生，难道只有这九个半月的事迹，值得表扬，而其余都应削去么？那么一篇《郑成功传》，历载在《清史稿》里，全长二千五百余字，除了征台的二百余字外，其余都应该删去么？‎ ‎　　延平遗爱在人，台湾到处有开山王庙。连横的《台湾通史·宗教志》说：“唯台湾所祀之王爷，自都邑以至郊鄙，山陬海澨，庙宇巍峨，水旱必告，岁时必祷。……是果何神，而令台人之崇祀至于此极耶。顾吾闻之故老，延平郡王入台后，辟土田，兴教养，精忠大义，震耀古今；及亡，民间建届以祀，而时已归清，语多避忌，故闪铄其辞，而以王爷称。”连横说：“信哉！余尝游埔里社，途次内国姓庄。……庄人数十户，皆祀延平郡王。一言为蔽之，开山王庙所祀之神，就是明招讨大将军延平郡王，即我开台之烈祖也！”21‎ ‎　　《清史稿》载光绪初，清德宗（载湉）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疏请为延平立祀台湾。《台湾通史》说：“同治十三年冬十月（清德宗嗣位，尚未改元），福建将军文煜，总督李鹤年，巡抚王凯泰，船政大臣沈葆桢同奏：‘据台湾府进士杨士芳等禀称：明末赐姓延平郡王郑成功，感时仗义，移孝作忠，顾寰宇难容洛邑之顽民，向沧溟独辟田横之孤岛。……而民间私祭，仅附丛祠，乞予追谥建祠，列之祀典。’沈葆桢等据情转奏，又引康熙三十九年诏：‘朱成功系明室遗臣’，敕遣官护送其父子两棺，归葬南安，建祠祀奉。然而台湾未蒙敕建。恳于台湾郡邑建专祠，以慰民望，理合会同具奏。”此疏得到清廷的批准。按清代君臣，还不以延平抗清为讳。我们为什么却多所忌讳呢？抗清也是应当肯定的。‎ ‎　　（选自《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雅克萨之战与中俄《尼布楚条约》‎ ‎　　雅克萨之战 ‎　　‎ ‎　　雅克萨，满语为河湾之意。中俄关系史上提到的雅克萨城，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会流的弯曲之处。这里北逾外兴安岭可通雅库次克，东向通黑龙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远达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斯克，南向一可通额尔古纳河，一可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中俄为争夺雅克萨而战有深刻的领土要求背景，这座名城最早是中国所属达呼尔人的故乡，“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1。1665年，切尔尼戈夫强占之后，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利用雅克萨深入侵略，建立结雅斯克堡(1678)、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斯克堡(1679)、额尔古纳堡(1681)。康熙帝深刻指出，沙俄侵略者“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其、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处”2。为使这种侵略合法和持久，沙俄公然于1680年将尼布楚变为西伯利亚一个单独督军区，三年以后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加固其工事，召募哥萨克为军，设立农庄，“耕田自给”3。‎ ‎　　清朝决心以武力驱逐占据雅克萨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十三岁(1667)亲政时起就留心于此，研究边疆的山川形胜。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后，内地大局稳定，便派理藩院侍郎明爱等向占据雅克萨的俄国军官提出退还所侵多伦禅等地，并调查雅克萨的俄军防务。翌年二月至五月，康熙帝进行第二次东巡，“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直到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大乌喇（今吉林永吉），泛舟松花江，检阅驻军。秋天下令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兵往达呼尔地区，以捕鹿为名，“径迫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回程则详视黑龙江城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派人往视额苏里通宁古塔的陆路。郎谈等回京说，俄军在雅克萨仅恃木城，发兵三千即可攻取，康熙帝认为此议不妥，又继续调兵、运粮、设驿站等，尤为强调永戍黑龙江，建城驻扎。否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4。‎ ‎　　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军打响了雅克萨之战。先是清朝领兵大将都统公彭春向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宣布“谕旨”，提出：“今尔等若撤至雅库地方，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悉行送还我逃人，我亦将尔属降人送回。”继而警告：“若执迷不悟，仍行顽抗，则大军进剿，定将毁灭雅克萨城，尽除尔众，彼时追悔莫及矣。”5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彭春致书俄军，“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于是三千名清军于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夹营而立，二十四日将神威大将军炮等火器移入前沿阵地。二十五日黎明各路清军发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额里克舍·托尔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等并妻子及属于中国的逃人共百余人收回。这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告终。康熙帝在出巡古北口途中闻讯，不胜欣喜6。‎ ‎　　清军将雅克萨城付之一炬，然后撤到黑龙江城（瑷珲）。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布津率领下返回到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并获得足够两年用的粮食。萨布素正在墨尔根（嫩江）筑城，康熙帝命他停止筑城，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二月十三日，帝谕：“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固守，图之不易。”7为了取得新的胜利，康熙帝除让萨布素 带去二千四百余官兵外，又调熟悉地形的副都统郎谈、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康熙要求郎谈如前晓谕俄军：“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清军从黑龙江城出发，六月迫近雅克萨城，采取“凿壕筑垒，四面包围”的战略战术。城内八百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布尔巴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一百多人生存，城旦夕可下。这时沙皇派尼基弗尔·文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星驰来华，“乞撤雅克萨之围”，还说明将有后使来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传令前线萨布素等撤围雅克萨之兵，允许城内俄军任其出入。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解围而结束8。这次战争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　　‎ 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 ‎　　‎ ‎　　雅克萨之战以前，清朝多次提出逃人、边界和贸易问题一并解决，而俄国一直反应冷淡。文纽科夫率代表团来华后，清朝内阁大学士明珠等与其交涉，又提出解决边界等问题。他们虽故意回避，却已表示等后使来解决。‎ ‎　　1686年1月30日沙皇正式任命勃良斯克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边界谈判全权大使，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为副使，并派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的训令提出谈判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其次以牛满河、精奇里江为界；最低也要以雅克萨为界。2月5日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一度杳无音讯，至第二年7月25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向康熙帝奏报俄使一行始到其境。‎ ‎　　康熙二十七年3月3日，清朝组成谈判代表团，为首的是领侍卫内大臣素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成员有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及汉官张鹏翮、陈世安。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为译员。也调动了八旗前锋、护军、火器营兵等八百人随行。行前康熙发表“上谕”，首先回顾沙俄入侵，占地，收纳逃人，引起雅克萨之战；其次指出黑龙江之地扼要，不可不尽取之，逃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表示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可与之画定疆界，否则不便与彼议和9。‎ ‎　　清朝代表团遵旨于5月2日前往色楞格斯克就议，行至喀尔喀遇到噶尔丹叛乱，返回北京。经与俄方商议，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为此清朝第二次组成谈判代表团，成员为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及译员徐日升、张诚等。索额图向康熙帝请示：“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康熙帝认为可以通融：“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继之为他们调配了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同往。清朝这个谈判代表团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抵达尼布楚，俄使戈洛文因忙于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拖延至七月初四日才到。‎ ‎　　中俄代表团正式谈判是从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公历8月22日至9月7日）举行。十六天中，双方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只有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其余都是会下个别商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由于俄方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设置了一个个障碍，有时几乎陷入破裂。先是会谈一开始，戈洛文就指责清军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国界，既而宣称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所领有。索额图通过追溯沙皇对华挑衅与入侵，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无理指责，说明黑龙江一带，沙皇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蒙古喀尔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经过这番交锋都感到只谈过去无济于事，便转到划界标准上了。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龙江一直到海为界。索额图认为这把中国领土划了过去，加以拒绝，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戈洛文对此极力反对和诋毁。争来争去，戈洛文仅表示愿把边界划到牛满河，索额图就急于说出应以尼布楚为界，让一大步。而对方仍不接受，谈判陷入危机。为打破僵局，戈洛文以放弃雅克萨为诱饵，清朝谈判代表没有经验，便以最大限度的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这一方案为俄方接受，从而奠定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十五日，俄方就此拟定了一个七点条约草案，两天后清朝代表也抛出一个六点条约草案。两者虽大的方面一致，差异仍存在。清朝代表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国界”，俄方对诺斯山的存在和位置提出疑问，不予承认；俄方同意拆毁雅克萨城，却又要求在此地方不受干扰的进行渔猎，等等，又继续谈判和解决。终于在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一致同意签订第一个条约，即《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各种文本不完全相同。按正式签字的拉丁文本，主要部分有六条即：‎ ‎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 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 ‎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　　清朝首席谈判大使索额图在签约后很快就用满文给理藩院和康熙帝发了咨文和题本，报告了《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所述和满文本条约原文大致相同，而与俄文本出入多些。‎ ‎　　总之，《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尤其是对俄国更有利，不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当然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　　（选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1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十一节 明清文化 毛泽东论《水浒传》中的辩论法 ‎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　　‎ ‎　　（《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8页。）‎ 马克思关于科学推动生产发展的论述 ‎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　　‎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黄宗羲（1610—1695年），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他的父亲黄尊素被阉党所害，宗羲曾到北京伸冤报仇。清兵南下，他又组织义兵抗清，清政府屡次悬赏缉捕他，以后隐居著述。黄宗羲接受了王守仁心外无理的哲学，但又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在政治思想一方面，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封建皇帝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产业，“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任意“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指出臣对君的关系不是奴仆而应是师友，治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尽管黄宗羲还不是从根本反对专制的君主制度，而是企图通过法治、加强学校舆论和恢复丞相制等办法来限制君权，但他敢于痛快淋漓地揭发了专制皇帝的罪恶本质，并且从“万民之忧乐”来考虑改革，说明他在当时已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此外，反映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看法。‎ 顾炎武 ‎（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是与王黄同时的大学者。清兵下江南时，他也曾举兵抗清，以后往来南北，终身不仕，所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顾炎武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二程和朱熹，也宣扬了张载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反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在治学方面主张“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并强调民族的气节。‎ 王夫之（1619—1692年），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亡举兵抗清，后隐居湘西，所著有《噩梦》、《黄书》等。王船山从张载的学说出发，比过去更加深入系统地论证了理与气的关系，明确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主张。在认识论方面，他曾以浙江的山为例，认为人的认识是由对象客体引起的，而对象客体则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看见山就说没有山，也是客观存在着的。这对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给以有力的反击。王夫之更主张从进化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自然和社会都是变化不息的，所以他也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改革政治，他在《噩梦》中还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而应当归耕者所有的主张。‎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李时珍（1518—1593年），湖广蕲州人，“好读医书”，“三十年间阅书八百余家”，著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他在这本书里，对前人鉴定过的药物一千五百五十八种，重新作了一番精密的审查，又增添了新药三百七十四种。他对这些药物加以科学的分类，对它们的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制作方法都有详细的解释，并且绘制成图。这本书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关于明朝 学校和科举制度的论述 ‎　　明朝政府又施行了比唐、宋更为完备的学校制度和科举制度。学校分为国子学和府州县学两种，国子学的学生叫作监生，监生大多数都是官僚地主的子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土司的子弟。学校结业后可直接作官或通过科举作官。洪武时，很多监生经过短期的学习，即调往各地“历事”，有的被超擢为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吏。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政府设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年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提出的，“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明朝政府还不断扩充科举的名额，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次会试录取至四百七十二人，从此有更多的地主子弟通过考试参加到政府的机构中来。‎ ‎　　‎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论述 徐光启（1562—1633年）字玄扈，松江府上海县人，科学知识极为广博，举凡天文、历算、水利、测量、农桑、物理无不研究，他所写的《农政全书》保存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在这本书里，作者对于农耕工具、农业技术、土壤、水利、施肥、选种、播种、果木接嫁、植桑养蚕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记录，特别对于番薯和棉花的种植技术与经营方法，作了重点的介绍。这本书还反映了徐光启的一些开明的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表扬了“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认为只要钻研技术，北方也可以种稻，薄地也可以种棉。他又主张一切择种栽培都需要试验，并把试验的成效向农民推广。‎ ‎　　（选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明清文化的特点 冯天瑜 ‎　　明代和公元一八四○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虽然已经给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打上某些烙印，但建立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顽强结合基础上的“超稳定”的封建制度，尚未进入全面瓦解的阶段。而明清两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由于实行科举制度，朝廷可以通过吸收各阶层人士参与政权，从而扩大统治基础，以保持封建政权的稳定，用不着与市民结盟，王权也就无意促进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而且往往起着阻碍作用。这同西欧各国中世纪末期出现的统一的封建王权的历史作用大不相同。在西欧，王权为着打击封建诸侯的割据势力，必须赢得城市市民的支持，为此，王权采取了若干措施促进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总之，明清两代虽然有新的社会因素在萌动，但就全体而论，还是沿着秦汉以来封建帝国的故道缓慢运行。正由这种社会格局所决定，明清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 ‎　　与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的晚年阶段相适应的明清文化，其显著特征是，较先秦、汉唐儒学更富于思辨色彩的新儒学——宋明理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曾将中国封建时代（秦以后）的学术文化按时代进行分类排列：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这种分类虽不尽科学，未能区别同一时代的对立学术派别，但也大致勾勒了各个朝代文化的主潮。‎ ‎　　明清盛行的“理学”，又曰“道学”1，由唐代韩愈、李翱开启先河，胡瑗、孙复、石介等“宋初三先生”加以酝酿，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北宋五子”正式创立，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明代自太祖开始即尊崇程朱，成祖又命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编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用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作为钦定的教科书，科举考试也以此命题和作标准答案。天下士子欲求显达，无不追踪程朱足迹，熟记朱熹对四书的阐释，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中叶出现的河东派薛瑄、崇仁派吴与弼都以程朱为本，以躬行复性为主。直到王守仁倡导的姚江派（或称阳明学派）才有所变通。‎ ‎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代儒学，与汉儒古文经学不同。汉儒治经重在名物训诂，将经书作历史典籍看待，而宋儒、明儒则多借经书阐述义理，故称其学术为“理学”。但理学并非一个学派，它是十至十九世纪中叶思想史断代的总称，其内部派系丛生。如宋代理学即有以周敦颐为首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学”，以张载为首的“关学”，以朱熹为首的“闽学”。它们虽各有差异，但都力图将封建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本原化，都是从孔孟出发，围绕“现”、“气”，“道”“器”“心”、“物”等范畴，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封建秩序的永恒性，将纲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理”。这正是理学受到封建统治者青睐，成为封建社会晚期文化正宗的原因所在。‎ ‎　　程颐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学说相近，共称“程朱理学”。这个学派断言，“现”是离开事物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休，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2。这里的“理”，指的是封建伦理纲常，与人们的生活欲望是对立的。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3。二程则号召人们绝对遵守封建伦理教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这种思想显然是为封建统治者制造“顺民”服务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做些什么，个人则敬谨服从，因而失掉反省与自我。”（G·F．Hegel，Pnilosophie Geschichte第173页）明清统治阶级之所以借重程朱理学，将其确定为官方哲学和科举考试的范本，原因正在于这种学说大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清人戴震曾对此作了揭露：“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5‎ ‎　　与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相违，南宋还出现了另一理学派别，即以“心”为最高范畴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陆九渊的“心学”。这个学派提出“吾心即宇宙”，“心即理也”等命题。明代的王守仁不满于程朱理学的疏远人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阳明学派”，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旨，把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生而俱有的“良知”。阳明学派在明中叶以后风靡一时。《明史·儒林传》说，阳明学说“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阳明学的兴起，表明程朱理学出现危机；而中世纪哲学发展到阳明心学，已走到极端，一种具有新因素的思潮行将崛起。不过，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强固性、迂回性，清代前中期仍然呈现理学回光返照的局面。当时虽然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的对垒，但理学的统治地位并来发生根本动摇，广大士大夫的主要精力仍然投入钻研儒家经典和揣摸八股时文上，反对变革、轻视自然科学的风气遍及朝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非观念和价值标准并未超出封建主义的大圆圈，虽然这时已出现少数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在试图突破传统的某些桎梏，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 ‎　　理学作为近古文化的主体和官方哲学，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消极面而言，它所包含的僧侣主义、禁欲主义成分，以及相当精密的唯心论，特别是对封建纲常所进行的理论辩护，都为近代反动统治者所器重和利用。如曾国藩的以“诚”为中心范畴的思想体系，便与程朱一脉相承。曾国藩认为，“诚”是世界的主宰，源于“道”、“理”。他企图以“诚”“挽回厌乱之天心”，“塞绝横流之人欲”。6此后，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提倡“四维八德”，所依据的理论亦多采自程朱陆王。日本近代的法西斯主义，也从阳明学说中吸取了某些思想材料。‎ ‎　　当然，理学包容了近古大量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具有若干合理成分，颇具开发价值。同时，宋明理学还给明清之际诸大师提供了诱发因子，如李贽的思想脱胎于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的主将王艮又直接师事王守仁；王夫之则以宋代理学的一支——张载的以“气”为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的“关学”为前导，并吸取了朱熹的“闽学”，故有王夫之“归宿于闽”的说法；顾炎武脱颖于朱熹也为人所共知；黄宗羲就学于刘宗周，而刘宗周兼采了程朱和陆王，而又更倾向于陆王，这一点给刘宗周的及门弟子黄宗羲打上了深刻烙印。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强调了明清之际诸大师对理学的批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顾、黄、王等人与理学的继承关系。事实上，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程朱陆王，既有批判又有承袭。正如嵇文甫所指出的，王夫之对朱熹学说进行了“否定的修正”，对陆九渊、王阳明学说作了“肯定的杨弃”。其他早期启蒙大师也有“入宋明理学，出宋明理学”，来自理学营垒，又对理学营垒实行了“反戈一击”的类似情形。‎ 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 ‎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而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而，与资木主义萌芽相适应的，又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而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君王。‎ ‎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兴起（其理论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病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　　“启蒙思潮”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确定含义，是指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出现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思潮。与之比较，中国十七世纪前后最先进的社会学说还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差距。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封建专制制度；但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十六、七世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味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也抨击了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7，“私欲之中，天理所寓”8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味主义相对立。在论证方式上，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与文艺复兴巨匠们也有类似之处。前者常常搬出带有氏族民主制意味的“三代”理想，后者则请来古希腊文化。但这种请回往昔亡灵的作法都并非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借用古人的衣裳扮演新的戏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李贽 ‎、唐甄的著作命名为《焚书》、《藏书》、《续藏书》、《潜书》，黄宗羲将自已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作品称为《明夷待访录》，都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深受压抑的，不能公之于世，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早期启蒙思想在明清乏际处于非主流地位，正同当时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稀疏、微弱的萌芽相对应。‎ ‎　　就早期启蒙文化的内部结构而言，包蕴着两股力量的汇合。一为具有市民意识的宋代思想家陈亮、叶适的继承者泰州学派诸健将——王艮、颜山农、何心隐，以及李贽、公安三袁、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他们带有较明显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政治上激进、思想上较多地摆脱了儒学传统，李贽甚至直接对孔子的权威提出疑议，批评理学家“一步一趋，舍孔子无足法”9；黄宗羲则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10。这都是向封建主义的最高精神权成——圣人和天子提出的挑战。另一进步文化流派由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的继承者所组成，如明中叶的罗钦顺、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初的颜元。他们更多地承袭了儒学的思想材料，发扬了古典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较前者更富于哲理的深刻性；至于政治上，他们有进步倾向，但不及前者锐利、泼辣。顾炎武则介乎这二者之间，他的特点是通过深研经世致用的实学，矫正宋明以来空疏的学风和颓败的民气，以振兴民族精神。‎ ‎　　虽然上述两股力显存在差异，但在扬弃宋明理学、谴责封建专制弊政、阐发种种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命题方面，却大方向一致。此外，进步文学界也有类似倾向，如冯梦龙的通俗文学、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提出了抨击礼教、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 ‎　　由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遭到摧折，而封建专制政治在明清两朝进一步强化，并日益加剧对文化的干预，所以十七世纪前后一度颇有气势的早期启蒙文化中道受挫，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叶转入低潮，很少为人所论及。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人们才发现十七世纪诸大师思想的价值，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不约而同地向这些前哲寻求武器：维新派受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启迪，起而批评君主专制的弊端。梁启超说：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11谭嗣同是王夫之、黄宗羲的崇拜者。辛亥革命的宣传家们更一再阐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熏陶。五四运动中“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则利用了李贽批判封建独断论的思想材料。至于毛泽东、蔡和森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代也认真钻研过王夫之的著作，从中吸取了有益的哲学遗产。他们早年的革命团体还是以“船山学社”命名的。‎ ‎　　凡此种种都表明，十七世纪前后的早期启蒙思潮虽然走过了坎坷的道路，出现过中断和夭折，但它们所包蕴的富于近代色彩。的思想因子，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在当世受到冷遇，然而却在两个世纪以后为人们所欢迎。明清之际诸大师发挥了“破块启蒙”、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所鸣奏的乐曲虽然曾经嘎然中止，却如草蛇灰线，伏笔于千里之外。‎ 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 ‎　　明清两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便是官方调动巨大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了收集、钩沉、订正、考辨和编纂，许多私家文化人也为此付出毕生精力。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在整理古文化方而所做的工作确乎是空前的，显示了强盛、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博大气象。‎ ‎1、类书、丛书的编纂 ‎　　明代在成祖时期，由解缙、姚广孝主持编辑了一部庞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秩序编排，“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尔”12。这部类书的编辑意图，按永乐皇帝的说法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3。其结果，《永乐大典》确乎做到了“囊括百家，统驭万类，卷帙之富，为明以前官书所未有”14。明代私人所编类书也有多种。清代的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集经史子集之大成。‎ ‎　　明清除汇编、辑录各门类书籍，按一定方法编排成“类书”外，还编印各种单独著作而冠以总名，谓之“丛刻”、“丛刊”，也即“丛书”。明代丛书多为私人编辑，如《三代遗书》、《格致丛书》、《唐宋丛书》等等；清代则以官方力量，于乾隆年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九亿九年七百万字，分经、央、子、集四部。其搜罗之丰富是空前的，但“去取之间，卫道之气太重，俚辞杂作，多为屏斥”15‎ 尤其是凡属阐扬民族精神和具有反封建意味的“异端”著述，往往被删除或篡改。但明清类书、丛书、辞书的编纂，对保存、整理古籍的功绩毕竟是巨大的。其规模的宏富也可谓“震古铄今”，如《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以上几书均可称作中国以至世界中世纪文化典籍之“最”。‎ ‎2、古籍的训诂考订 ‎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以及胡渭、阎若琚等学者，厌倦于宋明学人那种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他们恢复汉学传统，注重对经书和其他历史典籍的考据工作，以此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乾隆、嘉庆时期，许多学者虽未能发扬顾炎武的民族精神和“明道救世”的雄心，却继承了他的严密的汉学功夫，立足于典籍，反对空谈，并藉助清中叶社会安定的时机，运用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开展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经过众多学者长时期潜心努力，形成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朴学高峰。清代的考据学，以乾隆、嘉庆间为大盛；故称“乾嘉学派”。而“乾嘉学派”其中又分为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和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戴震及戴门后学，如段玉裁、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贡献尤著。经过乾嘉学派的努力，中国古文化的整理工作，从校订经书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筠卓有成效。乾嘉学派对古籍和史料的考释尤其精密，由校勘而纠正古书传钞刊刻的伪谬，罗辑旧书以免名著失佚等等，这些都为中国古文化的总结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功不可没。但“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呈现一种“古典考证学独盛的局面”16，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现象，它与清代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实行高压与笼络相结合的文化政策存在着内在联系。乾嘉间学者除戴震等少数外，多埋头于古代史料的辨正，绝口不谈义理，更不涉及现实政治。这种整理古文化的工作，同欧洲文艺复兴大师借阐述古希腊文化以掀起人文主义狂飙的情形大相径庭，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文化工作比较，思想境界亦有所倒退。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乾嘉间学者将微观考察、枝节研究发挥到极致，取得了空前成就；但在宏观研究和历史理论的建造上却未曾涉猎或很少涉猎。乾隆年间的史学家章学诚便批评过此种流弊，他指出：“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7所以，就对中国文化作总体性的、探索规律的研究而言，乾嘉学派还未正式着手，只是做了资料准备工作。‎ ‎3、大型古典科学著作涌现 ‎　　随着封建经济达到高水平，明清两代亦进入古典科学技术的总结阶段，尤其是在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动植物分类学方而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对于筑堤护堤工程，修葺、防守等制度都有具体规定和说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又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我国最完备的一部古典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劳动人民的生产新技术。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知》等，都是封建社会末期科学成就的高峰。然而，由于明清两代自给自足的判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仅维持着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异常缓慢，对科技发展不可能提出紧迫要求。因此，上述科技成果大都流散于草野民间，若干发明创造，既未通过学校教育得到授受传播，也未被社会广泛利用，而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法国作家雨果讲过一段精辟的话：“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18诚然，中国科技成果的遭遇是颇为不妙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防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19；活字版印刷术发明于北宋，却基本无人知晓，更没有得到推广，明代中叶以前普遍使用的仍是木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工匠毕昇的这一成就加以记载，世人根本无法得知十一世纪的中国有这样惊人的创造。又如，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对一千多种植物、数百种动物进行了分类和性状描述，比西方“分类学之父”林奈的《白然系统》早二百年，内容也更为翔实。然而，这部空前的杰作献给朝廷却遭到冷落，明神宗只批了“书田览，礼胸知道”，便束之高阁。宋应星 所著工艺学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际遇更加悲凉。宋应星在序言中曾辛辣地指出：“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作者不幸而言中了，这部书因为“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果然被土人所弃掷，很快便绝版绝书。但此书流传到日本，却受到极大重视，并由此发展出一门“天工学”，在明治维新期问发挥了不小作用。至于我国，直到一九二六年方从日本传回一部翻印本（解放后国内发现原版书一部），使国人得睹《天工开物》这部科技奇书。‎ ‎　　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工艺技术成就，在国内明珠暗投，湮没无闻，传到国外却深受重视，然后又“逆输入”回来，此类荒诞绝伦的现象不在少数。这充分证明，并非中国人缺乏科技才能，乃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社会风俗所致。‎ ‎　　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里，曾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这种原因当然要归结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特别难以打破，归结于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强固有力，封建典章制度的完备严密，然而，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技采取贬斥态度的儒学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也是中国无法产生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的初级阶段 ‎　　中国文化线与外国文化线接融，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是唐宋明理学；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这次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水平已超过自己的外来文化。不过，由于耶稣会士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们未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所以当时中国士人从耶稣会士那里只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技知识和宗教思想，但这些科技知识，特别是近代的世界观念，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道路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了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这与中古学者思维方式的直观性、模糊性和思辨性相较，已大进了一步。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政治经济造成的桎梏，“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而到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遂出国门，更全然中断了。经过一个多世纪，直到鸦片战争后，“西学”才重新进入中国。不过，这时已不象明末清初那样，中欧之间进行平等的文化交往，而是在洋枪洋炮和鸦片烟的伴随下，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史随之转入一个更为复杂错综、动荡不定的时代。‎ ‎　　以上四点，是就明清两代文化的共通特色而论的，若就明清两朝之间言之，彼此又有明显的差异。明代文化的主潮，由程朱理学转为阳明心学，而程朱理学的特质是遵循传统，蹈常袭故；阳阴心学则富于反传统意味。就积极面而言，在心学影响下的明代文化具备创新精神，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就消极面而言，又有“空疏”之弊。清代文化则一反明代学风的空疏，走向实学。无征不信，注重考据，是清代学人的作风。所不足处在于，清代文化虽有包容前代学术的博大气象，却缺少创造，思想性亦不强。直到十九世纪后期，近代文化风起云涌，才打破这一固有格局，揭开中国文化史崭新的一页。‎ ‎　　‎ ‎　　（选自冯天瑜著：《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明末清初启蒙思潮的特点 ‎　　我们研究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社去的发展及其阶级关系，就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一不平凡的时代的思想潮流了。列宁说：“它（马克思主义。——引者）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认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阶级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组织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马克思非常重视人类发展中革命时期的态度是从他的全部历史观点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他认为由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无数矛盾只有在这样的时期才能得到解决。”（“反对抵制”，载“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版，一九九页。）‎ ‎　　十六世纪末以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观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它不完全等同于西欧以至俄国的“资产者—启蒙者”的观点，然而，在相类似的历史发展情况之下，启蒙运动的思潮具有一般相似的规律。‎ ‎　　列宁会分析俄国启蒙运动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恨”；第二，“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一般俄国全面欧化”；第三，“坚持人民群众底利益，主要是坚持农民底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人民出版社版，一八页。）自然，中国十七世纪的情况是不同于俄国的十九世纪的情况，但是启蒙思想的性质是共通的。‎ ‎　　第一，“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只是在萌芽状态中”（同上，一九——二○页）。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他们在所谓“封建”和“郡县”的各种历史问题争辩之中，反对封建国有土地制和大地产的占有制，反对一切政治法律上的束缚，反对特权和等级制度，反对科举制度（时文）。他们之中有的提出了“自由私产”的主张，有的传播土地平均的思想。以李贽为例，他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藏书”，卷二）以颜元为例，他说：“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存治编”“井田”）。类此主张的思想，是他们的共通特点。‎ ‎　　第二，中国的启蒙者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如东林党的自由结社讲学的主张，顾炎武等人的地方自治的主张，黄宗羲等人的教育主张，都是代表。以顾炎武为例，他敢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婉转地反对孔子“庶人不议”的教条，进而主张“天下之人……皆得举而荐之”（“顾亭林文集”“生员论”下），表现了他的初期民主思想。‎ ‎　　关于拥护西方的生活方式，当时虽然不同于十九世纪的向西方找寻真理的迫切，但他们已经普遍地有着这种要求。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是西洋的教徒，他们在输入中国的宗教中，带来了一种副产物，即儒家与基督教的新格义（或相互通释），利玛窦和汤若望实为代表。李贽就和一六○○年到北京的利玛窦相友善。传教士们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天文历算以至名理的西洋文明。到了明末，所谓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间时髦的学问。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方以智的“物理小志”，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梅定九的算学翻译以及李之藻的“名理探”的翻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初期的欧化思想。例如“名理探”序说：“日聆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求于穷理格致。”“几何原本”徐光启序说：“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不意二千年古学废绝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 ‎　　明清之际的学者们，在民族压迫之下，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和世界的进步思想相关联着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二七页）。因此，王夫之已经说到“中国之天下”，可见他的闻见已是世界的，才有此限定语，不能不对西洋科学称其“巧密”；颜元不能不呼唤科学的世界，他的弟子李塨更不能不言及仿效“西洋诸法”；顾炎武不能不说“外夷”有高于“中夏”的学问与制度；黄宗羲不能不脱出朝代更替的界限而理想和西洋制度相似的政治。李颙也说到“泰西水法”是“经济所关”的学问。这<一系列的思维运动，都是在中国和西洋文明交接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十七世纪的学者们已经逃出中古的思维樊篱，而作“经世致用”的横议，在某些论点上表现出一种打破民族片面性和偏狭性的新思潮。‎ ‎　　第三，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多数并不同情农民暴功。以黄宗羲为例，他敢于说工商“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敢于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利”，“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原君”），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同上“原臣”），特别是他的“平均授田”的主张，更坚持着农民的利益。以唐甄为例，他敢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君臣险交也”（同上“利才”），主张“平（等）则万物皆得其所”（同上“大命”）。他们程度不等地表现出初期民主思想。他们对于农民所受的中世纪压迫的痛苦，无例外地表示出控诉和抗议，王夫之的“黄书”、“噩梦”便是代表作。但是，他们都把他们的理想和万年乐土或所谓“天地之道”与“百王之法”等同起来。王夫之、颜元所强调的平等制度，黄宗羲、唐甄因反君主专制所憧憬的绝对的形式平等的社会制度，顾炎武 因大力宣传“经世”的理想所自夸的“三代不易”的制度，都是例子。他们对于未来的远景怀着无限的信念和幻想。他们的思想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幻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必然要跳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不仅超越现在，而且超越未来的境界，必定成为狂暴的空想。”（“德国农民战争”，三一页）特别在古旧制度束缚甚严而无自由的社会，幻想更易于发生。列宁说：“某一个国家内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表现得愈薄弱，……则政治的乌托邦，通常也容易发生。”在封建势力特别强固的条件之下，“幻想是弱者的命运”（见“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八一二、八一三页）。嘉靖以来出现的小说“西游记”以及后来<的“聊斋志异”等幻想作品，正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 ‎　　然而，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就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他们这种要求都是装璜在理论形式的还原（如人性论、泛神论、进化观点、劳动与财产观点等等）上面。而这不是如有些人说的“无中生有”。‎ ‎　　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不知道行将到来的社会矛盾，“他们看不见它（社会发展。——引者）所特有的矛盾”（“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页），只看到未来的美好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代表者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性，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乐园”（同上，二○页）。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反对派的特性，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叛徒。十七世纪的中国启蒙学者，还写出了将来社会全面图景的理想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潜书”等。然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真挚的理想背后，也包含着叛变的不彻底性。新生的东西既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是微弱的，所以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现实主张之间虽然隔着许多层环节，使人难以捉摸，但二者的联系是存在的。这即是：“正如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从那时起重新醒觉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因而，也是市民发展的产物。”（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版，六三页。）‎ ‎　　上面我们研究了十七世纪中国启蒙学者的基本特点，下面再就他们从各种思想角度所表现的特征来分析一下。‎ ‎　　历史的转变反映于思维活功，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直接的政治形态，因为社会矛盾是或明或暗地错综交织着，人类思想也就不<可能深入到社会的历史分析，通常是由自然史和自然人出发，采取抽象理论还原到古代的形式，例如复古改制的意识、人性倾向的认识、知行先后的思想等。并且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意识，也常是通过自然哲学与人性论的绝对概念体现出来。西洋的宗教改革便是这样的。明末清初的学者们，都以各种偏颇的观点，为历史的人类与人类的历史给出他们理想的美妙的图谱。我们应从他们的代数学似的绝对概念中来分析他们的抽象语句背后的实质，而不能直截了当地看出他们的语言与实质之间的统一。王夫之的“易传”哲学（如自然哲学），颜元的“三物三事”的哲学（如劳动生产的世界观），就是例子。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先进阶级的要求，但他们所强调的人性概念和世界观的要求，是用中古神学的方式来表现的。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上，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末止，才带有这一色彩。……这只有拿从前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来解释，因为中世纪除了宗教与神话而外，就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思想体系形式。”只有到了资产阶级已经长成，这才能产生出和本阶级相适应的思想体系（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三六页）。因此，十七世纪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在中世纪长期的冬眠中，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因素，又有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 ‎　　上面已经讲过，启蒙的历史必然使启蒙者的思想对过去作诅咒，并对将来作幻想，这样的思想是不调和的。不但如此，启蒙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爱好古代语言的形式，而想说的是近代的内容，表里又是极不一致的。正如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纪以前是语句形式重于内容的。一方面，他们过于重视古代形式，另一方面，他们的唯物论思想在观点上却否定历史，如恩格斯说的：“在历史领域内，也缺乏对事物的历史观点。……人们把中世纪看做是千年内普遍野蛮状态所招致的历史行程之简单的中断。对于中世纪所作的大成就，如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相邻地域上形成起来的生气勃勃的诸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巨大的技术进步等，没有任何人加以注意。因此，就不可能有对伟大历史联系的正确见解，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们来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二七——二八页。）‎ ‎　　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也类似这样。他们一方面几乎都善于运用经学和子学的古代语言，而推崇古代世界，但另一方面，又把过去历史和将来的历史割裂开来。例如颜元，一方面复古气味无以复加，另一方面，却把过去和将来用“文墨”世界和“实物”世界间隔起来，主观上要求“文衰而返于实”的世界。又如顾炎武，一方面高举着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他方面又提倡那断绝千古的“当世之务”。再如王夫之，虽然有进化观点，但一方面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他方面说“七尺从天乞活埋”，旧的和新的既和平共处，而又不共戴天。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观点的幼稚正反映着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矛盾。‎ ‎　　基础之反映于思想，是通过政治、法律等形式来间接进行的。因此，思想意识的面貌通过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漫长时期表面上好像是和经济发展不相关联的，然而“如果你在这曲线里描画出它的中心轴线，……那末，这条轴线就益会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地平行着。”（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人民出版社版，三一页。）启蒙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 ‎　　从另一角度来看，启蒙学者在自然哲学方面大多具有唯物论<的思想。当时的自然科学是幼稚的，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了解自然界，然而他们的眼界相当开扩，一般地具有天才的洞察，而且常会推察到有关唯物论的真理的粒子。例如王夫之的变革的人性论（“性日生”）和自然进化论（“絪缊生化”），又例如黄宗羲的“神灭”思想（推崇范缜的哲学），再如颜元的改造现实的世界观和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论，都是有价值的遗产。同时，他们是形而上学的旧唯物论者，因此，其进化观点是贫乏的，常陷入于循环论；其“实践”观点是个人的，缺乏历史的内容。他们想抓住自然界和自然人，而他们抓住的依然只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恩格斯说：“旧唯物论对于历史的见解……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是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事物，把历史人物分为正直君子和诡诈小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六页。）这里所说的旧唯物论的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美国“实用主义”唯心论完全是两回事。胡适派专门干混淆历史的把戏，常把中国的旧唯物论和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涂抹在一起，进行他的“媒婆”任务。我们须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十七世纪的中国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或实际实物实效之学，是中古绝欲思想的对立物，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先进思想，他们所提倡的个人实践实质上是进步的“市民”的世界观，而“实用主义”的唯心论所标榜的个人主义却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的世界观。‎ ‎　　中国的启蒙学者之所以把个人的实践规定于绝对的善恶标准之上，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不要说顾炎武和颜元的经世思想，即像王夫之的知行论，虽然它是超越古人的杰出思想，但其中实践概念的结论也归结到所谓“人性存存”的君子或圣人的观点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参加社会实践的人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伦理标准之下的形式的归纳。这就走入唯心论。‎ ‎　　为什么像欧洲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希腊，像中国的启蒙哲学要回到先秦呢？这自然是由于他们企图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不得不托古改制，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在古代哲人的思想体系里，会出现过后世的思想方法的胚胎形态，因而“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因此，如果理论的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命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这种见解愈来愈为自己开拓了道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二六页。）中国的先秦哲学也类似这样。中国的启蒙学者为了追寻自己当时的一般命题，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也就不自觉地回溯到古代中国的经学和子学，因为古代哲学“总的说来……比（中古）形而上学要正确些”（同上）。从反对中古的烦琐哲学方面来讲，回到古代一事，也包含着为了进行批判活动而选择武器的功用。然而钻在考据学的牛角尖里的所谓“汉学”自然不符合这种情况。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傅山的“五经皆王制”的命题，颜元的“性命之作用为诗书六艺”的命题，黄宗羲的“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等等，都回到所谓“三代”的黄金世界，追求自己的当时的一般命题。这是进步的思想，我们应当把它和乾嘉的“汉学”区别开来。同时，这种情形也证明了一个特点，即思想史的变化，不是依存于基础而创造意识形态，而是依存于基础而改变过去的传统意识。‎ ‎　　启蒙学者在追求一般命题的胚胎的时候，既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先辈而寻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同时也一般地寻到原始素朴的大同理想，或者说，他们在大同理想的外衣之下而表现自己阶级的要求。启蒙时代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历史矛盾，启蒙学者也就只“相信当代的社会发展”，“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底残余作斗<争”，他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乐观主义”，他们在“愿望底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底利益相适应的”，他们的纯真的理想和后来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样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说谎的谬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十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四八——四九页）。‎ ‎　　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的用语上也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一种居民，以王夫之为例，他既说到“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但也说到“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但对于“故家大族”和“彊豪猾吏”却攻击不遗余力。再以黄宗羲为例，他的工商“盖皆本也”的市民术语，也是并指着资本家与劳动者，但对于“罔民而收其利”的超经济剥削也攻击不遗余力。‎ ‎　　因此，他们的思想不一定是政治的表白，而多数是通过文艺、哲学以至宗教的形式，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意义。如恩格斯所说，这就是“那明白地或不明白地、直接地或以思想形式、也许甚至以幻想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和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头脑中而成为自觉的动机的动因”（“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七页）。‎ ‎　　上面所讲的是从启蒙学者主观理想所表现出的共同的纯真态度来分析的，然而这不等于说他们中间客观上就没有代表某些集团的阶级倾向。相反地，他们是有着派别的。“德国农民战争”就多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具体地区别十七世纪中国学者的派别，将在本书各章展开讨论，这里只举一二例子来比较说明：王夫之虽然在哲学体系上是更进步的，傅山革然敢在京师做平民运动，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不要误会为中小地主）；颜元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复古的，但他的思想倾向却接近于代表城市平民反对派。由此可见，他们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们分析某一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质。‎ ‎　　以上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关系和思想轮廓，是不够充分的，但写作的企图是依据这样的教训：“要批判它（全部思想内容。——引者），要从错误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形态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六三页）。我们就是要这样来继承前哲的遗产。‎ ‎　　‎ ‎　　（选自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明清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建主义 李鸿 ‎　　中国封建社会用于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确立于唐，直到清末废除，绵延一千三百年之久。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置进士科，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唐太宗时，于进士科之外，复置秀才、明经等科，分科取士，故称科举。科举制的特点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较之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多少要凭点才学，且能加强皇权以集中选士大权，有利于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士族垄断，满足一般中小地主参加政治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是起一定进步作用的。‎ ‎　　我国封建社会愈走向晚期，封建专制主义愈趋于强化，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科举制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措施，即使在隋唐初创期，就有许多流弊。明清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封建专制主义也强化到了顶点。与此相适应的科举取士制度也具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它已变成明清统治者维护腐朽专制统治的重要措施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主要起消极的、反动的历史作用。‎ 一 ‎　　文化专制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特点。明初，朱元璋废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以府、部、院等衙门分理全国事务，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朱棣时儒臣入直文渊阁，并加强了厂卫特务统治。清代再度强化专制，内阁六部之上又出现军机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得到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清的极端专制政体，必须用文化专制的措施加以维护，以此来欺骗愚弄人民群众，压制任何民主思想，鼓吹君主的绝对权威和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所以明清统治者实行了比以往历代思想控制更为严密、手段更加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措施。‎ ‎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正是适应统治者的专制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清沿明制，制度比明更完备，文化专制的手段更严厉。明清对科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历代。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用科举来控制读书人思想，使当时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获得一条最有效和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为专制统治服务。‎ ‎　　程朱理学是我国晚期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是明清统治者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明清统治者要把理学作为宗教教条强迫人们信奉，八股科举则把这一要求制度化了。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与刘基等人制定科举，“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1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还命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十五年（1417年），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谕主持科举考试之礼部曰：“此书，学者之根本。圣贤精蕴，悉具于是。”2从明开始，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就明确规定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同时特别规定，答卷必须以程朱理学对上述儒家经义的解释为准，主要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3为准。‎ ‎　　《四书集注》包含着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特别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4“天理”是什么？“三纲五常，礼之大体。”5朱熹所指“天理”的主要内容就是封建的“三纲五常”。“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三对主从关系；“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道德信条。“三纲五常”又主要宣扬“忠君”，而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提到“天理”的高度，无疑是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神圣化、绝对化。同时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和行为，都说成是与“天理”不能并存的“人欲”，即所谓“天理人欲，不容并立”。6还宣扬“天理”至善，“人欲”万恶，要存“天理”，必须去“人欲”。可见以《四书集注》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完全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镇压人民反抗的思想武器。所以《四书集注》不但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而且是封建伦理的是非准绳和法律裁判的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理学经典，也绝非偶然。它和明清科举考试把理学作为主要内容有直接关系。通过科举考试，明清统治者既可以获得传播理学的主要途经，又可以为其专制统治搜罗大批用理学思想充实头脑的奴才和爪牙。‎ ‎　　清朝统治者更极力提倡程朱理学，重视并积极推行科举。清兵一入关就宣布，明朝举人，生员都生效，都可继续参加科举。康熙十七年（1678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两开“博学鸿词科”，作为科举之“特科”笼络汉族高级士大夫。顺治二年（1645年）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清圣祖玄烨称孔子为“万世师表”，亲自主持辑刊《朱子全书》，编写《性理精义》，还把朱熹牌位摆到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7重用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理学名臣”；高宗弘历曾先后十次到曲阜朝孔；清代科举考试除袭明旧外，还规定作五言八韵诗一首；必须背诵康、雍时颁布的《圣谕广训》，主要内容是劝诱人们敦孝悌、笃宗族、黜异端、务本业、完钱粮等。‎ ‎　　在上述情形下，明清读书人愈是热衷于科举，受理学之荼毒就愈深。应该指出，通过科举取士做官乃是明清读书人的“正途”，特别是一般中小地主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读书做官”的思想对劳动人民子弟也有一定影响。因此，为了寻求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为了出人头地、做官显达，为获取封建特权，就必须走科举的路。明清绝大多数读书人，为功名利禄所牵，无不终生迷恋科场，趋之若鹜。他们必须把《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背得滚瓜烂熟，才能应付考试。而统治者正是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来达到禁锢进步思想，刺激读书人的贪欲，把知识分子头脑束缚在儒家经书和程朱理学范围内之目的的。其手法比秦之“焚书坑儒”，汉之“独尊儒术”更为高明，更符合专制统治之需。‎ ‎　　明清用科举考试来加强文化专制，不仅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而且还以八股文为主要形式。程朱理学的内容与八股程式的结合是明初统治者的一大发明。朱元璋在设立科举的同时就已确定了这种呆板形式，“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8‎ 明成化年间，用八股文试士的制度更臻于完备。八股文亦曰制义、八比文、时文、四书文。一篇八股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起、中、后、束四股中每股须有象长对联一样的对偶文字，共为八股，故称八股文。其句子的长短、字数的繁简和声调的缓急，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亦有定额。此外，八股文还有更严格的规定，即所谓“代圣贤立言”。从起讲开始“入口气”，作者得追模儒家祖宗语气，肖其口吻作文。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且必须以朱注为准绳，作者不能有任何个人见解和联系当时现实。这样知识分子头脑即被限制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范围内。‎ ‎　　八股文千篇一律、内容空洞、形式呆板，考生只好晕头转向地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一通，但求得格式不差、楷法工整，语句圆润，哪管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然而这种八股文字游戏竟然成为选才之标准而独擅明清科场五百余年，此种官僚式文体不知坑害了多少读书人。读书人再有聪明才智，也只能在“割裂搭截枯窘小不通”之八股文里兜圈子，“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9他们学识极度贫乏，精神无比空虚。八股与理学的结合，进一步牢固箝制了知识分子思想。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与科举制所宣扬的选拔人才看上去是不相符合的，矛盾的。特别是八股，与实际政冶毫无关系。就连统治者内部一些人都看出了八股的有害无用。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曾要求废八股取士，“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10但由于“时艺（八股文）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11八股制义不但没有废弃，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到清末。我们不否认科举也希望达到选贤任能，但明清统治者所需之贤能只是满脑子纲常名教，不会“犯上作乱”的读书人。因此，八股取士与统治者宣扬的选拔“人才”并不矛盾，科举考试不过是维系专制的手段。这样，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八股科举则成为施行文化专制和传播理学名教的主要场所。‎ ‎　　明清通过八股科举加强文化专制，还涉及当时的学校教育领域。明清学校，在中央的称“国子监”，凡在国子监肄业者均称监生；地方设府、州、县学，在学读书者都是生员。明初诸生须入国子监才可做官，监生结业可直接做官。但不久选拔官吏就主要侧重在科举上了。明“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12明清学校以后事实上变为八股科举的预备机关。在国子监有祭酒，司业、博士等执掌教务；府州县学，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为副。这些充任教职者，几乎全是科举出身。通过他们把八股文章和儒家经典授予儒生。儒生入学的目的是为科举做官，学校的主要任务也是培养科举人才。因而科举考试的内容就自然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了。唐代学校尚有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等科目，而明清诸生入学除必习《御制大诰》等封建法规及《圣谕广训》外，他们日习夜诵的就是以程朱理学为注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清乾隆帝还命方苞等选集明清科举时文，命名为《钦定四书文》，作为学校的必读教科书和儒生之“举业指南”。从封建政府、学校到学子们的父兄师长，都严令儒生不许与八股考试无关的书籍与事物接触。作为蒙童教育的读物，如《三字经》等，除启发儿童从小发奋读书走科举做官之道外，就是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 ‎　　书院，自北宋产生以来，一直是封建教育的重要部门。书院最初都是私人所办，比起国子监那样的官学，多少保存着讲学自由，受科举的影响也较小。明嘉靖以后，书院复兴，著名的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的书院。但由于“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13所以任何民主思想的萌芽和对封建专制的异议都难免遭受劫难。明政府曾四毁书院。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书院毁于太监魏忠贤之手。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书院由政府控制，“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金千两，为营建之费。”14清代书院发展近二千所，但绝大多数书院改为以考课为主，成了八股科举的附庸和补习场所。在书院念书的“其所日夕吚唔者，无过时文贴括。”15“每月月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16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数益众，学术益衰，学术衰而人才日敝”17的局面。‎ ‎　　明清两代控制知识分子的方法虽多，但最基本的手段则是八股科举。八股本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思想的僵硬模式，而知识分子对八股的顶礼膜拜最后又必然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正如鲁迅指出的：“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18明清统治者一面极力推行八股科举，一面又大兴文字之狱，与八股科举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用这样的两面手法，使明清封建文化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 ‎　　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表现为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等级特权等。一人独裁的君主专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明清皇帝为强化君主专制，垄断了全国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一面用严刑酷法挟制臣下，另一面更注重八股取士的实施，搜罗对皇帝绝对尽“忠”的地主知识分子以扩充官僚统治机构。八股科举对于明清统治者在政治上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起着重要作用。‎ ‎　　第一、八股科举是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 ‎　　明清把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除规定考试以理学为主要内容、八股为主要形式外，还在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制定了一套比以往历代更为严密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程序。唐宋科举考试程序为二级，明清则分为三级：（一）县试、府试、院试。这是州县级考试，中试的童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并取得进一步考试资格；（二）乡试。这是省级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中试者称为“举人”；（三）会试和殿试。这是中央级考试，由礼部主持会试，中试者称“贡生”。然后由皇帝主持殿试，“殿试不过名次升降，天有黜落。”19但殿试并非多此一举，它表明皇帝对选拔人才的重视并掌握读书人仕进的命运，目的是要读书做官的新贵们对皇帝感恩戴德、唯命是听。中殿试者通称“进士”。进士名第又分三甲，一甲三名即伏元、榜眼、探花，皆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明代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举行会试88科；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会试112科。每科殿试后取进士多少不一，最多者四百余人，最少者几十人，大致每科三百人左右。根据统治者的德才标准，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要经过多重选拔。为显示皇恩浩荡，专制君主还保留着其他亲自考试选士的“制举”方式，如清朝皇帝的“博学鸿词科”，巡幸某地也随时加赐一些通达儒术的知识分子以科举头衔。此外，还有荫补、捐纳等方式。‎ ‎　　任用政府各级官员，以是否出身科举为前提。明初就规定，要“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20对皇帝来说，八股科举能尽可能扩大其专制统冶的基础；对读书人来说，要当官就必须走科举仕进之路，八股科举是他们步入官场门经的敲门砖。凡五贡、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都谓之出身“正途”，得以重用。入官者“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21步入官场后要想升官，还须依靠科举头衔作为升迁之阶梯。举人经过“拣选”、“大挑”、“截取”，可充知县、州同、州县教职等。进士一般授以各部主事、中书、科道、知县等官。进士再经朝考而高选者，多授翰林院庶吉士，即点翰林。翰林院是明清封建政权的“储才重地”，有明一代宰辅共一百七十多人，经科举入翰林者就有十之九。22明自英宗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　　明清统治者如此重视科举，最终目的是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中国封建社会权力至上，有权就有一切，是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各种封建特权又都是为维护皇权而存在的。正如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为诱饵一样，皇帝为有效地进行专制统治，必须给官吏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以此为饵。通过科举选官，实质上就是把功名利禄和各种封建特权授予新贵们，它能更广泛地使整个地主阶级拥护封建专制政权。明清读书人正是为获取特权，才热衷于科举的。若有幸中举或中进士，就意味着有了“权”而步入官场。步入官场，就拥有许多法内特权和法外特权。在法律上，一般百姓对官僚缙绅有所侵犯，要加重处刑；官员们与百姓发生诉讼案件，也只罚俸或缴纳为数极少的赎金便可了事。在赋役上有优免丁徭杂役的特权。即使考取一般生员，也得到社会尊重，出入可乘肩舆，同样享有免役、使唤奴婢、法律优待等特权。生员一中举，称呼皆改为“老爷”。新贵们一旦获得一些特权，就尽可能扩大它的作用范围。明清时代一个小小县令，便是百姓的“父母官”。官吏乡绅相勾结，依恃皇帝荫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们对百姓生杀予夺并把持官府、包揽诉讼、占人出庐、转嫁赋役，对农民实行超经济剥削，攫取大量社会财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明清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 ‎　　总之，用八股取士选拔官吏，凡官员之晋升，黜免，最后又都取决于皇帝。各级官员所依恃的根本也是皇帝赐予的科举头衔。他们都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受益者，所以必然忠于皇帝。大大小小的封建特权确保了专制皇权，于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正是皇帝本身。同时，这也使明清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大大提高，君主专制制度从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　　第二、八股取士为封建官僚政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封建末世的官僚政治变得更加黑暗。‎ ‎　　官僚政治与封建君主专制紧密相连，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皇帝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推行自己意志，而明清整个官僚体系又是凭借科举制度来传宗接代的。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认为象两税制这样的土地赋税制度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科举制则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象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23说明了科举制与官僚政治的关系。‎ ‎　　封建官僚政治的形成和它的显著特点首先体现在等级制度上，封建君主专制也正是建立在尊卑贵贱的等级基础之上。明清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愈益森严，整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象一座大金字塔。皇帝高踞宝塔之巅，下面大致分正、从九品十八级；再往下还有未入流的小官吏；压在宝塔最低层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八股科举选拔进士、举人等任各级官吏，为这一塔型等级结构提供建筑材料，作了支撑与充实，专制统治的基础不断得以巩固。唐宋以后，以门阀士族为标志的身分性地主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废弃。明清以科举步入江宦的非身分性地主，又构成了新的、更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秀才、举人、进士等头衔是明清官僚机构等级构成的基础。没有八股科举，明清整个官僚系统就无法运转，就不能传宗接代。等级与特权亦关系甚密，等级愈高，特权愈大。各级官吏同皇帝是人身依附关系，皇帝的职位是终身世袭，官僚们也依其品级高下分享“恩荫”特权。所以，八股取士为封建官僚政治提供着制度上的保障。‎ ‎　　因循守旧、腐败无能也是官僚政治的显著特点，八股取士使明清本已腐朽的官僚政治变得更加黑暗。‎ ‎　　明清的官僚机构，臃肿膨脓，十分庞大；吏员冗滥，人浮于事。这与八股科举不无关系。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机构，都通过科举源源不断为其扩充力量。明中期以后，官僚机构人数总计不下四十余万人；清代一个官缺往往由几个人充任。官僚们任意因循、办事拖沓；坐吃山空，无所用心；尔虞我诈，朋党角逐；遇事互相推诿，奏章繁多，公文成灾。明清官僚政治的黑暗更表现在吏治腐败，政以贿成方面。在用人问题上，科举选拔的官僚往往无真才实学，只会空谈性理。凡中状元的在历史上多无重大影响，碌碌无为。他们视功名如性命，头脑被理学和八股禁锢，无任何思想创见。表面上强调“任人唯贤”，实则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科举制度本身也变得日益腐败，考试能否被取中，往往由权势大小、门第高下决定。诸如行贿、夹带、代考、换卷、顶替等科场舞弊现象，在明清如麻如粟。这些人的道德被腐蚀，他们的不学无术更可想而知。真是“欲求公卿大夫之材于其中，以立国而治民，是缘木而求鱼也。”24八股取士造就的腐败官僚，不仅不学无术，而且是社会黑暗的罪魁。谁中举了，马上有人攀附，各种裙带关系随之而来，其亲朋故旧均可变得有权有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官僚们还竞相兼并土地、结党营私，贪污舞弊；卖身求荣、趋炎附势；根本不去问津有关国计民生之事，只懂得升官发财，残害百姓。他们满嘴纲常伦理，实则都干着不仁不义之事，恶行多端。清朝乾、嘉、道三朝元老，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当其门生向他请教保住乌纱帽和升官的结窍时，他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统治者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忠顺奴才。明清之际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家顾炎武在《生员论》中以生员为例，指责科举所带来的政治黑暗：“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25‎ ‎　　总之，盛行五百多年的八股科举与明清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对于封建社会末世政治的黑暗和专制的强化起了十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八役取士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一方面加深了社会黑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清封建专制制度已日益腐朽，积弊难返。封建专制主义把封建社会历史上多少曾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也推向了毁灭的田地。‎ 三 ‎　　明清八股科举在政治上、文化上起着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　　首先是阻碍社会进步，使明清封建社会变得更加腐朽僵化、停滞不前。‎ ‎　　明清封建生产方式的进步性，已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消褪，封建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仍居绝对优势，脆弱、落后的小农经济，是封建专制国家得以长期延续的经济基础。不改变旧的经济结构，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出现根本变化。庞大的封建上层建筑，正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又势必反作用于它的经济基础并拼命维护之。虽然从明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封建专制主义利用政权的力量，顽固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同时对外实行闭关自守，百般压抑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明清科举制 度则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模式，官场积习为行为规范，造就了大批腐败官僚。这些人是社会的堕性力量，专制皇帝的上述反动政策，都是通过他们来推行的。同时，养活大批社会蠹虫组成的官僚机构，又要耗费大量社会财富。明清政府财政开支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于供给养活大小官僚的薪俸。清朝从乾隆中朝开始中衰，吏治的腐败和从上到下大批官吏的贪污是一重要原因。清代还实行所谓“养廉银”制度，大量资金合法流入各级官僚腰包。皇帝、官僚对直接生产者农民进行残酷剥削，横征暴敛，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一些有识之士的社会改革方案，如黄宗羲反对专制和“工商皆本”的思想，在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情况下，也根本无法实观。官僚政治的腐败，造成社会的黑暗和动乱，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所以，八股科举的施行，对于明清的社会生活及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深刻影响并起着严重阻碍作用。‎ ‎　　其次是严重摧残人才，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　　“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的阴霾之中，中国官员就已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有固体燃料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一千年之后，欧洲科学家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有的方步。”26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曾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直到明代中叶以前，在航海、军事、印刷、建筑等科技领域仍居世界领先地位。随着西欧文艺复兴和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十六世纪以后的世界局势有了巨大变化。在西欧中世纪的黑暗牢笼被冲破，在西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人才辈出之时，中国却仍然步履蹒跚在闭塞腐朽的封建社会，从世界先进行列中逐渐落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专制的高压下，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词章等传统知识领域泥坑中，死抱着旧有的教条，与世界潮流隔绝。为何在明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由先进变为落后？关于它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应从经济因素去深入探讨的。然而，八股科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由于它摧残了中国一代人才，扼杀了发展科学文化所需的社会思想条件和文化教育，从人才的意义讲，明清科举制度对中国科技的由盛转衰，也有过重大影响。联系当时的国际环境考察，八股科举的腐朽和反动就更加明显了。‎ ‎　　如前所述，明清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和对人才的虐杀，是把考试内容作为传播程朱理学的主要途径，并与僵死的八股形式结合起来箝制知识分子思想的；同时控制了学校教育；选拔人才是以科举出身为前提的。统治者用功名利禄吸引知识分子走向八股死胡同，读书人均为“举业”驱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耗费在场屋之内，概不过问国计民生之事。《儒林外史》第15回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劝匡超入：“人生世上，除了这事（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反映了明清知识分子普遍的思想倾向。科举使周进哭到吐血，范进喜到发疯，这种情形在明清是不乏其例的。能由科举阶梯爬入官场的，毕竟只占少数。社会上存在大量科场失意的读书人，有的穷困潦倒，有的甚至老死科场。清代竟有百岁老人参加北闱乡试之事。27功名利禄的诱惑和文化专制的大棒，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奔科举之歧途。‎ ‎　　明清的社会风尚是“八股以外无文章，进士以外无人才”，科学技术与经世致用之学遂为社会所鄙视。《五经》之一的《礼记·王制》中有：“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不与士齿。”我国南北朝伟大数学家祖冲之的《缀术》抄本被明朝儒生用于练习楷法以应八股考试，“数学又一次被幽禁在地方衙门的后院，当耶稣会教士走上历史舞台时，甚至没有人能够把中国过去在数学上的光辉成就告诉他们。”28明清几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如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梅文鼎等，都是在摆脱了科举仕途，冲破了八股的束缚以后才取得应有的成就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学者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也都不是科举出身。可惜人才太少了。一些接触社会实践而有真才实学者，多不被重用。非但如此，甚至横遭迫害。因为禁锢智慧和愚民是维护动摇中的专制统治所需的基本政策。例如清代著名水利专家陈潢，治河卓著功效，可是最后竟遭受封建官僚政治迫害，被瘐死狱中。统治者把科学技术视为与其愚民政策相对抗的“奇技淫巧”和洪水猛兽，读书人靠它找不到出路，甚至连身家性命也难保，还有谁去理睬它呢？‎ ‎　　人才的涌现及科学文化的发展，首先需要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需要人们广泛参加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可是明清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却窒息了人们的探索求新精神，知识分子被八股和理学愚弄、毒害，并且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养成了对专制君主盲从迷信的奴性，形成听天由命、墨守陈规的心理而缺乏进取性品质。学校教育也是科举之附庸，知识分子头脑中创造性想象的功能丧失殆尽。八股取士这一弊害无穷的制度，不仅使“一代文人有厄”29而且使整个社会蒙受毒害，它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这一切，都给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在发明纸和印刷术的国度，科技知识不能传播，而《四书》《五经》、八股程墨却不知印过多少。从明末开始，掌管中国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不得不用从西欧来华的天主教士。封建的愚昧和专制，是科学和民主的大敌，不扫除包括八股科举在内的封建专制主义，科学就不会发展，社会更无法前进。‎ ‎　　科举使明清知识分子成了八股的牺牲品，至于理学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损害更加严重，因为统治者用“理”杀人比用“法”杀人更毒辣。所以清代反理学的思想家、知识广博的学者戴震，大胆揭露理学家“以理杀人。”30顾炎武更尖锐地斥责道：“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31人才的缺乏和人才的销磨，已成为明清的社会危机，明清社会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领域逐步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从根本上说，封建末世本已腐朽的生产方式，早就决定了科学文化的停滞，而维护封建专制的八股科举，不能不是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同时也说明，在君主专制下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挨打，“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近代的落后挨打，明清封建专制主义不能辞其咎，八股科举不能辞其咎。无怪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变科举、废八股作为重要的维新变法内容。严复曾宣布八股科举的三大罪伏：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说八股“害在使天下无人才。”32康有为指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33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和外国列强的侵略，他们要变法图强，学习西方。认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急于改科举。”34抱残守阙的清朝统治者，顽固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不得不在各方面压力下“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但勾结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专制统治没有变，八股科举的影响还很大。曾激烈抨击过八股科举的严复，在辛亥革命后又赞同复辟帝制，倒向了尊孔读经。事实说明，封建专制主义给中国人民的危害有多么深！直到现在，封建主义流毒还远未肃清。因此，彻底铲除封建主义流毒，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综上所述，我们考察了明清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可以看出：明清科举制度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是随着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的空前强化而出现的，也是随着封建专制的腐朽没落而畸形发展、走上反动的。八股科举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明清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又通过科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如果说，明清封建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长期停滞和科学文化逐步落后的重要原因的话，那么，作为封建专制主义工具的八股科举也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也起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　　（选自《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二期。）‎ ‎ 二、中国近代史 ‎■ 一、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节 鸦片战争 毛泽东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 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 ‎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大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马克思论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 ‎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　　‎ ‎　　（选自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　　‎ ‎　　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无效的鸦片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鸦片年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印度的贸易开放了，只有茶叶贸易一项例外，仍由东印度公司继续垄断。印度贸易的开放又大大推动了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最终的结果，一如1794年所做的同样努力，只是把鸦片堆栈由一个不牢靠的地点驱赶到一个更便于经营的基地。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全副武装、人员众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暂时制止住了广州旧有窑口的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一切危险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由此产生的更有利的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　　‎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1839）9月30日，英国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的三十九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诬蔑中国禁烟是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并且“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要用侵略战争把中国变成英国资产阶级掠夺原料的基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接着，伦敦、利物浦、里兹等大城市的有关厂商也大叫大嚷，主张立即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　　10月1日，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根据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建议，主张立即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陆军大臣麦考莱也坚决主张对华采取敌对的军事行动。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场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1‎ ‎　　……‎ ‎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四十余艘及士兵四千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孙开秦主编《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　　鸦片贸易给英国等侵略者带来巨额利润，却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　　最初，鸦片只在我国沿海一带行销，吸食的人也只限贵族、官僚和纨袴子弟。后来，滋蔓全国十几个省，吸食的人也扩大到了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僧尼、道士、商贾、娼妓、优伶等。1831年刑部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林则徐也这样估计：当时衙门中“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甚至连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之风甚至波及到一般劳动者，如车夫、轿夫、水手、手工工人等。据估计，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已有200多万。这时，鸦片就象黑色的毒流，在中国泛滥起来。‎ ‎　　鸦片的大肆泛滥，不仅从精神上和肉体上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使清政府统治集团更加腐化，吏治愈加腐败。上自清廷权贵，地方督抚，下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相当一部分人直接间接从鸦片走私中得贿取利。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每年可得现银157万两。广东、福建水师官兵的收入，竟有9/10来自放私受贿的规银，大批“缉私船”变成了走私船，鸦片走私网遍布沿海地区。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　　鸦片泛滥，还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得大量白银外流，以致造成了银贵钱贱的严重后果。例如，1794年，一两白银可兑换铜钱1000文；而到了1838年，一两白银竟兑换铜钱1600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产品时所得的一般是铜钱，而按清政府规定，他们必须将铜钱换成白银交纳赋税。这样，银贵钱贱的结果，无形中增加了农民、手工业者纳税负担的60%。劳动人民陷入了更悲惨的境地。马克思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　　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迅速上升了。‎ ‎　　‎ ‎　　（选自孙开秦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 胡思庸 ‎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灌溉着辽阔的祖国大地，创造了先进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绵长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　　十七世纪西欧各国相继跨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一萌芽的生长倍加困难，中国仍然在封建的途程上蹒跚而行，开始落后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大步前进，中国更加明显地落后了。‎ ‎　　为什么先进的中国变成了落后的中国？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多少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找寻答案。例如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但事实上，矛盾运动是事物存在的普遍形式，中国的社会历史同西方一样充满了斗争和动荡。还有人说：中国好比一个农夫，一锄头一锄头种地，自然要慢，西方好比水手，远航千里，自然要快。但中国人不但长于种地，也长于航海和通商。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中国人最先运用到航海上的，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比西方先进。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横贯亚非航道，比达·加马绕道非洲通向印度要早几十年。所以上述那种肤浅的比喻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还有什么西洋人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理智运用直觉的”等等说法，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昏话。‎ ‎　　总之，一切唯心主义的或简单直观的方法，丝毫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阶级分析入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入手，才能够找到合理的答案。‎ ‎　　毛主席在论述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曾多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如果单就国内来看，中国的封建势力是异常强大的。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形成了一套强大而坚韧的体系。想打破它，就比较艰难。郭沫若同志曾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竞走，别人身上的负担轻些，包袱小些，我们身上却背了很大的包袱，如牛负重，怎能不迟到几步？所谓包袱，就是旧的传统势力。这个比喻是深刻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相对地说，都比中国容易，因为它们的封建包袱比较轻。犹如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倒是比较慢，而在后进的俄国和中国，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却首先突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包袱比我们重，是一样的道理。经济发展固然一定要替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恩格斯说：当着国家权力沿着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时候，“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 ‎　　本文试图在这一原理的指导下，探讨一下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以致形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探讨也许是一个不无裨益的侧面。‎ ‎　　‎ 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 ‎　　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的和外交的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但其中有一些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这里想着重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谈一点意见。‎ ‎　　第一，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而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是立足于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个体经济之上的。封建的国家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防止商品经济的瓦解作用，历代王朝无不厉行重农抑商政策。‎ ‎　　这种情况同西欧的封建社会恰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欧，王权曾经是进步的因素。国王在集中王权、打击封建领主分裂割据的斗争中，和新兴的市民阶级结成联盟。恩格斯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2国王不但需要市民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在经济上，市民所纳的捐税是国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接着“地理大发现”的热潮以后，西欧各国政府便相继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极力提倡对外贸易，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财富的源泉。这种政策大大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　　而中国的“皇权”却牢守重农抑商的信条，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贯地限制、摧残，至于海外贸易，更使他们觉得无足轻重。虽然在某些时候，少数封建帝王为了“宣扬国威”和解决财政困难而有限度地提倡一下对外贸易，但中国封建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田赋，对外贸易只能占很次要的地位。‎ ‎　　明成祖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曾经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但他压抑本国的工商业者，不在乎对外贸易的财政收入。他尚且这般见识，后期守成的君臣就更加等而下之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如果放在当时的西欧，就会成为举国若狂的崇拜对象；但明朝统治者对他评价不高，有些人还拼命反对，说：“三保下西洋，费钱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3连郑和肮行的纪录、档卷也要予以毁弃。所以尽管明朝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政府却长期实行海禁。‎ ‎　　清朝统治中国以后，特别注意继承封建主义的那一整套历史正统，其中包括重衣抑商政策。康熙曾亲绘“耕织图”，以示其钟爱男耕女织的小农自然经济。雍正一再颁布“劝农诏”，重申古代“重农抑末之意”，把“工商”视为下等之民（雍正二年诏），“农事者”，却是“久安长治之本也”（雍正五年诏）。有趣的是，从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来源看，也主要依靠农业税，如果再加上封建垄断性的盐课，就占了岁入的绝大部分；而真正的商业税，所占比重很小。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的岁入总额约为四千余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部关税（包括常关及海关）只收入四百三十二万四千○○五两4，占财政岁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左右。那时清朝对外是四口通商，该年江苏、福建、浙江、广东四个海关的税收加在一起只有九十九万四千八百两，还占不到财政岁入总额的四十分之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封闭了其他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据《粤海关志》的记录，粤海关的每年税收，长期停留在四、五十万两的水平。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不过一百五十万两上下。比起农业税来，仍然微不足道。所以清朝官员认为海关收入“自天朝视子，则无关于毫未。”5‎ ‎　　纵观封建政府对内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它们的财政收入状况，就会理解它们为什么实行闭关政策。因此可以说，闭关政策是重农抑商政策对外的自然延续。其目的是为着保护封建经济。‎ ‎　　政策属于上层建筑，它来源于经济基础。闭关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反映。不过，自明朝后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闭关政策就不再是合理的，它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政策，是旧的上层建筑惰性力量的表现。‎ ‎　　第二，它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封建大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养成一种虚骄夸诞的习性，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别人都是“夷狄蛮貊”。一直到明末，西方耶稣会利玛窦等来华，绘制一些“舆地全图”，图上的中国不在世界的中央，仍引起了许多封建宫绅的大哗。官绅们认为，中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县告成）位居天地的中心，古有定论。而“舆地全图”把中国画得“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这真是岂有此理。另外，从图上看来，中国显得不够大，难道中国就这么小吗（“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所以他们说：这全是“邪说惑众”，“肆谈无忌”6。清朝乾隆年间修的《皇朝文献通考》对世界的描述是：“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7足不出国门，还要坚持那种坐井观天的看法。‎ ‎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国与国的关系也是同家长制的等级观念相适应的。中国同周围国家商业上、文化上的交流，大多需要通过朝贡或“贡舶贸易”的方式进行。其实，南宋时的马端临就曾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8但积习相沿，外国使者到中国来，无非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到了清朝，西方侵略者来撞击中国的大门，在封建统治者眼里仍然是那么回事，不加区别，“一体被中国人（笔者按：指中国封建统治者）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睥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9在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所修的两部《大清会典》里，竟把西洋诸国（包括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算作自己的朝贡国10，把通使事件都算作朝贡事件。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观念开始改变。光绪年间修的《大清会典》，算是把荷、葡、意、英从朝贡国里删掉了；但该书的编撰工作做得很奇特，前面删掉，后面的《会典事例》却依旧保留上述几国某年来贡，贡品如何，等等的文字，造成该书体例上的明显矛盾。这说明“天朝上国”一类的传统陋见，对于统治中国的满族贵族来说，因有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是多么难割难舍。‎ ‎　　1793（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目的本是为了经济侵略和领土要求，而清朝君臣却自欺欺人地当作“朝贡”事件，吹嘘道：英国“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11觐见之前，清朝十分重视朝贡的礼节，坚持要马戛尔厄三跪九叩，马坚决拒绝，这使乾隆皇帝很诧异，认为“此等无知外夷”，居然“妄自骄矜”，都怪下面的地方官对该夷“过于优待”，把他惯坏了12。后来经过许多周折，达成协议，英国使臣“曲一膝以为礼13。总算完成了觐见仪式。乾隆皇帝帝又高兴起来，当天赋诗一首，口气很大，把自己比为功迈大禹、万方来朝的圣王。但是马戛尔尼递交的“表文”译出之后，才知道不那么简单，英国提出了增加通商口岸割让沿海岛屿等一大堆侵略要求。乾隆对这些要求逐条驳回，这是对的；不过，他还认为这是“外夷无知”，“越分妄请施恩”，并没有察觉问题的严重，也不懂得问题的性质。所以他给英国国王颁发的“敕谕”中，仍然对英国“倾心向化”、“恭顺之诚”，提出表扬。‎ ‎　　此后，英国越来越强横，经常践踏中国主权。1814（嘉庆十九）年，由于英美战争，英国兵船竟在中国海面任意拘捕美国商船，引起了中、英之间的纠纷，自然咎在英方。但英国乘机提出许多要求，其中有一条，对清朝地方官行用文书（照会）内称呼外国“蛮夷”等字样，表示反对，认为“有轻侮之意”。广东地方官答复：“蛮夷二字，系外国统称。在南曰蛮，在西曰夷……只系称呼，并无轻侮之意……岂可推敲字句？”14这种答复显然是一种搪塞。不去揭露英国的侵略本质，不坚持主权的尊严，却要坚持对人的“蛮夷”称呼，坚持在外事交往中“上对下”的口吻，这丝毫无补于实际，只能是口角取胜的阿Q精神。‎ ‎　　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是比古史上的“蛮夷”高强许多倍的侵略者，世界历史早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清朝统治者对此毫无认识，完全缺乏时代感。把西方简单地看作“蛮夷”，就可以对它们的侵略不去认真研究，认真对付。几千年来，儒家的“春秋大义”、“夷夏之辨”是非常严格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观念在封建士大夫里面更是沦肌浃髓。西方人既是夷狄，自然他们只应该向天朝看齐，而天朝绝不应该、也不屑于向别人（包括敌人）学习什么东西。以上种种妄。自尊大的偏见，就是闭关政策思思想基础。‎ ‎　　第三，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 ‎　　闭关自守状态本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清朝实行更严格的闭关政策，还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是由于：满族贵族统治大多数的汉族人民，除了阶级压迫以外，还有相当露骨的民族压迫。。‎ ‎　　清初，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及郑成功的抗清斗争，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对闽、广、苏、浙等省濒海居民，逼令内迁五十里；焚毁沿海城郭庐舍，有越界者立斩。沿海人民不但不准航海贸易，而且不准下海捕鱼，不准耕种濒海田地。1684（康熙二十三）年郑氏败亡后，清廷才开放海禁。次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后移定海）、江南之云台山”设立四关，进行对外贸易。1757（乾隆二十二）年又封闭其他三关，“归并粤东一港（广州）。”但这只是允许外国前来贸易，而对他们的行动，则规定一些过分的防范办法，以尽量隔断他们同国内人民的接触。至于对国内人民出海贸易，更是心怀戒俱，横加种种无理限制。‎ ‎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者，十居五六。”15明清以来，这一带的人民在沉重的封建压榨下无法生活，大批泛海赴南洋等地贸易，甚至“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16惨淡经营，至为劳苦。清廷认为这些人都有“海贼”的嫌疑，于1717（康熙五十六）年下令：“南洋、吕宋、噶喇巴（今雅加达）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严重治罪。并严令在南洋一带的华侨，限三年回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171727（雍正五）年，虽然废除了南洋贸易的禁令，但仍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18一直到1754（乾隆十九）年，才取消了这条规定19；但清朝对海外谋生的商民和华侨，始终没有改变歧视的态度。“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商人很可能被逮捕审讯，甚至说他私通外番而被判为汉奸，杀掉脑袋。”20对在国内居住的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则严厉防止与外国人有所接触，甚至对略通外语的人也要横加迫害。‎ ‎　　对资本主义侵略者应该加以戒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清政府的这种政策措施，却是反映了他们对广大人民的猜忌心理，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者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21‎ ‎　　以上我们从一些侧面探讨了闭关政策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此外，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见；闭关政策具有“更积极的自卫意义”，即防止资本主义侵略的意义。这里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　　十六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远来东方，就是为了掠夺。它们在中国沿海一带烧杀抢劫，侵犯领土和主权，犯下了大量的侵略罪行。此后，它们之间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又不断发生纠纷，对我国东南沿海的秩序也是一种扰害。这些，都迫使明末的、特别是清朝的政府不能不采取防卫措施。但是必须指出：防卫侵略绝不等于闭关。只是由于清朝政府把防卫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才使人容易产生误解，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当然，由于清朝政府把防卫侵略的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不否认闭关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间包涵有一定的防卫因素；但又认为，这决非一个主要的因素。闭关政策的产生，主要是由封建社会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闭关政策的内容及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防止侵略的范围。它不是为了保护人民，而是愚弄人民镇压人民。它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因此，就不是“正当”的。魏源说得好：“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上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22这是一位爱国者对闭关政策的很中肯的批判。闭关政策的特点是闭目塞听，孤立自己，落后挨打，祸国殃民，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 ‎　　‎ 对外贸易的管理和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 ‎　　提到清朝政府的闭关政策，一般总会联系到公行制度和一系列的管理外国商人的章程。‎ ‎　　在管理对外贸易上，清政府废止了唐宋以来的“市舶司”，而设立粤海关，由皇帝的亲信担任粤海关监督，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税饷；另外，粤海关监督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地方官一起，也负有对外贸易的管理职责。‎ ‎　　不过，清代与前代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及海关不直接与外商发生关系，一切有关外商的事务都要通过“洋货行”（简称洋行）的行商，居间经办。洋货行通称“十三行”——这是沿袭明朝的习惯称呼。以后各洋行之间为了避免过分的竞争，又共同成立一种行会性质的“公行”。公行的行商垄断进出口贸易。它所承担的任务主要为：承销外国商人的进口货，并为之代购出口货；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代外商缴纳海关税；照管外商的生活，并监督其行动；为清政府具体经办一切对外商的联系事宜。政府的命令、公文由公行转达；外商的意见、禀贴由公行转递。‎ ‎　　由此可见，公行既是中外商人的联系媒介，又是清政府与外商的联系媒介。它既具有商业垄断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前一种职能还是正常的，在欧洲中世纪，英、意、法、荷等国都存在过这一类的行会；而后一种职能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清朝官员，包括海关官员在内，是不同外商会见的，连外商的大班、二班（须事、副领事），原则上也不能会见清朝官员，一切由公行居间转达，否则就叫“有失国体”。这种制度，只能从清朝僵硬的封建官僚制度和闭关政策中得到解释。其实用这种办法，只能更便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不法商人和亡命徒的胡作非为，而许多管理外商的章程，大部分变成了具文。‎ ‎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与清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所以清政府的管理办法也多次调整，逐步趋于严密。其主要的规定如下：‎ ‎　　1．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通常须于阴历九、十月随洋船回国。如届期因货、款未清，不能回国，只能酌留一、二名司事者，到澳门去过冬。23‎ ‎　　2．外商到广州，必须住在行商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里面，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外商不得任意出外闲逛，不得乘舟游行江上；也不许民人出入夷馆，以免互相“结交引诱”。外商如有置买货物等事必须外出者，须由行商及通事（翻译）亲自伴随。后经英商提出异议，乾隆末年规定外商可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由行商派人带赴海幢寺陈家花园游散，但日落即须回馆24。1816（嘉庆二十一）年又改为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每次十人，前赴海幢寺花地游散，由通事陪同，日落回馆。25‎ ‎　　此条规定，对外商兼有保护其安全及监督其行为的双重用意。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外侨安全，这固为任一主权国家应有的职责；但规定如此过分的办法，则反映了清朝政府的专制和无知，缺乏有效的合理的手段。实际上上述两条规定只是具文，早被外商破坏，没有执行。‎ ‎　　3．外商雇用中国民人（看门、挑水、挑货等）加以限制, 不许雇用中国仆妇。‎ ‎　　4．外国妇女（外商或大班的眷属）不许居住在广州夷馆，只许停留船上或居住澳门。此条用意在于不使外商在广州享受家庭生活，以免其留恋不去。为此曾与英人发生剧烈纠纷，甚属无谓。‎ ‎　　5．禁止中国行商拖欠外商银两，违者“照结交外国、诓骗财物问拟。”一经查出行商拖欠外商巨款，即将其革职充军，并将其资财房屋田产等，全部折变抵债，如仍不足抵债，则勒令其他行商摊还，甚至先由粤海关垫付。‎ ‎　　此条用意有二：一为维护天朝尊严，免得“贻笑外夷”；一为防止行商受外商控制。而在客观上，对外国商人的财产也体现了保护的精神。不过，在商务交往上，欠债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外商对行商的高利盘剥（年利率高达20％，复利滚算），也由于清政府对行商的重重勒索，行商经常大量欠债破产。‎ ‎　　6．“夷船”停泊的地方，拨派兵丁加强巡查。‎ ‎　　7．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 ‎　　8．“夷船”到中国后，不入口纳税，而在外洋湾泊，走私漏税、贩卖鸦片者，立时予以驱逐（此条为1835年新增。）‎ ‎　　以上三条完全正当合理。新增的一条尤其体现了反对鸦片侵略的精神。但由于中国水师的落后及官兵的受贿，根本没有生效。‎ ‎　　综观以上对外商的主要管理办法，固然有一些过于苛刻专横的，体现了某些闭关政策的精神。但也有一些完全正当合理的防止侵略的办法，不能与闭关政策混为一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蓄意捣乱破坏，上述各条管理办法，无论正当与否并没有得到执行。‎ ‎　　多少年来，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严格限制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清朝基本上没有实行闭关政策，因为那些规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过苛的规定，也只是一些具文，基本上没有付诸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令实现了一小部分，那也只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而且并非主要的侧面。我们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极力宣传的那种观念改变过来。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不是对外国商人的“防范”条例，而应该是它对国内所实行的一些商业的文化的政策：‎ ‎　　1‎ ‎．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粮食（包括豆类）、铁及铁器（包括铁锅、铁钉及一切废铁）、硫磺、硝等物，均严禁出口。丝及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量严加限制。禁止茶船出洋贸易，闽、浙、皖等地茶叶，必须由内河过五岭运赴广州，通过行商卖给外国。如直接出洋贩运，则目为“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入官。‎ ‎　　这些规定，对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尤其茶、丝、丝织品，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王牌货，也是明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显著的行业，清政府恰恰从这里开刀，其作用之恶劣，不言而喻。‎ ‎　　2．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福建省可用双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二十人，捕鱼不许越过本省境界26。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水人等不得超过二十八名。27以上是对造船规模的限制。此外，又规定：严禁将所造商船租于他人，或租用他人之商船。更不许打造海船卖与外国人，“其打造海船卖与外国图利者，造船人与卖船之人，为首者立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28又严禁中国商人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29以上是对造船专业化的禁止。‎ ‎　　总之，上述规定对中国造船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明朝中叶以后，基本上停止进步。清朝又如此限制摧残，虽然其法律规定是专对商船的，但势必严重影响到官船和战船制造技术的发展。鸦片战争时中国水师的失败，早已注定了。‎ ‎　　3．长时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时期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以及种种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的刁难和迫害政策。仅以商民出海一事而论，其限制的苛刻，可以说古今中外找不到先例。每船的舵水人等有限制（二十八人，见前）；所带口粮有限制（按路程远近，每人每日准带食米一升，余米一升）；自卫防盗的武器有限制（每船限带两炮，火药三十斤）30；甚至对航海必不可少的用品如铁钉、油灰、棕、麻等物都有严格限制。这样，出洋的人一遇较大意外，就会饿死；一遇海盗，特别是英、荷等西方海盗，就只有引颈待戮；远海航行，如果船有破漏，连钉一钉、油一油、捆扎一下的东西也不够用。至于出海时那种极端烦琐难办的手续，申请、具结、取保、十艘船只连环保结、以及舵水人等的连环保结、大量的贿礼等等，简直难于上青天。‎ ‎　　4．除个别杰出人物（如康熙）以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都采取不加分析的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奇技淫巧”，予以排斥。这些我们在后面再来讨论。‎ ‎　　5．禁止中国史书出洋。外国人到中国，“不得收买史书”，中国人不得将史书卖给外人，“违者将买给之人，照代为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这充军。”31这是钦定的法规。但下边的官员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又将范围扩大，成了“内地书籍，不准出洋”32。又禁止中国民人教授外人以汉文，否则即目为“奸民”、“汉奸”，严拿治罪。以上各种规定大约意在“保密”，不使外人了解中国。而对国内人民学习外语，也严加限制和迫害。魏源指出：“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33总之，要隔断中外文化的交流。‎ ‎　　6．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这已经对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及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不利。而对那十来个行商，又要进行无情的勒索敲榨。行商每年须向皇帝交纳“常贡”；代粤抚及海关监督采办“贡品”，价值即由行商赔垫；对各级大员送礼；交纳皇帝万寿及其他大典的款项；为粤海关监督的寿辰及其太夫人、夫人的寿辰献款；临时捐纳大笔的军饷及河工费用，等等。因此，有些行商竟至用巨款贿赂官府，请求“告退”不干。‎ ‎　　上述那些工商业上、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　　‎ 闭关政策的后果 ‎　　长时期以来，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片面宣传，人们习惯于把闭关政策理解为对外国商人的刁难和压制，好象闭关政策就是把外国商人“关在门外”，好象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公行制度。但实际的后果却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这一观念。公行对外国商人很方便，一位美国商人（鸦片贩子）认为，“这使商业手续便捷。不用多说，商业的规模是巨大的。这种交易的进行是很愉快的，所有各种手续都十分便利。”34再看看当时英国商人的反映。1830‎ 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英国下院审查委员会与作证人的问答纪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35‎ ‎　　公行制度并没有起到对外“关紧大门”，从而使外国资本主义对华通商多么困难的作用。诚然，广州一口通商及公行制度毕竟限制了外商的活动范围，造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可是，假定鸦片战前清政府实行五口通商、十口通商，英国资产阶级难道会就此满意，鸦片战争难道会因此避免么？不会的。伴随着公行制度，诚然有一些“防范外夷”的规定显得苛刻而又愚蠢，这体现了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但正是在闭关政策下，鸦片从英美商船上汹涌而入，泛滥全国。“关”是闭不住的。“闭关”对外是不能抵制侵略的，它的矛头主要是对内，它的恶劣后果也主要是害了国内：首先，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已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时西欧最先进的国家，也还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这方面并不落人后。‎ ‎　　马克思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36又说：“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37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明，光有国内的商业市场还不行，还必须开拓国外的市场，才能大大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六、十七世纪，当葡、西、荷、英先后东来的时候，它们发现，中国商人和华侨早已大量涌入东南亚、南洋群岛各地，并且掌握了这一广大地区商业上和航海上的主导地位。十七世纪初，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最大的海上强国曾经在东南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人；从1620年起，荷、英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舰队统一指挥，对中国商船进行攻击。‎ ‎　　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奖励人民出海冒险，大力支持海外贸易，它们的商人有国家作为后盾，气焰很盛。而中国呢，自从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倭寇的侵扰，海禁就相当严厉，实际上也实行了闭关政策。清朝更加严厉苛刻，如前所述，它死死地卡住对外贸易，限制造船航海，打击迫害华侨。海外华商和侨民成了祖国所抛弃的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华商华侨腹背受敌，遭受的是内外夹攻。‎ ‎　　1603（万历三十一）年，曲班牙在吕宋屠杀华侨二万五千人，本来担心明朝兴师问罪，不料明廷漠然视之，未予深究38；于是以后又进行几次屠杀。‎ ‎　　1741（乾隆六）年，荷兰在噶喇巴（今爪哇）屠杀华侨万人，清朝统治者认为：被害华侨是“自弃王化（指不顾清朝禁令前往南洋贸易——笔者），按之国法，皆干严谴。今被其残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39“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40华侨与当地人民一起，世世代代用汗水灌溉了南洋的土地，也间接促进了国内闽、广、江、浙等地工商业的发展，到头来横遭西方殖民强盗掠夺杀戮，清朝政府还认为替自己除了一害。资本的原始积累，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在闭关政策下是何等艰难！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钦差使粤，奏云：“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薮转归外夷。”41这是得自亲见亲闻，很能反映实际的话。足证闭关政策使外国商人得利，本国人民受害，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 ‎　　其次，闭关政策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　　人类的科学文化，总是在互相渗透、互相交流中前进的。毛主席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2清朝政府对西方国家，却是闭目塞听，不屑于学习，不愿意了解；甚至舍其所长而取其所短。‎ ‎　　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初叶就已来到中国，未到中国之前，先攻灭了满喇加（马六甲）。明朝人管葡萄牙叫“佛郎机”，这大概是根据东方伊斯兰教徒的叫法来的（原为对基督教徒的统称）。葡萄牙和明朝发生过多次冲突，以后又租借了澳门，同中国的关系不算生疏。但明朝和清朝的人，长期不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在哪里。顾炎武是一位注重实际的学者，他“骑驴走天下”，43博闻强识；但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却把佛郎机列在“交阯西南夷”一类，认为其国“在爪哇南”。44 这里无意妄薄前贤，只想说明，在闭关自守的历史环境里面，求知识是多么困难！《明史》是清朝人根据明朝史料修的，《明史·外国传》45竟写着“佛郎机，近满刺加。”46这不是谬以万里吗？‎ ‎　　随后，西班牙人来了，杀了几万华侨。明朝人和清初人却不知道西班牙是哪个国家，把葡、西两国都叫沸郎机。《明史·外国传》就误认两国为一国，分不清谁是谁。又由于佛郎机与法兰西音近，清朝人把法国也称为佛郎机。‎ ‎　　荷兰曾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又在爪哇屠杀华侨；英国是后来侵华的最主要国家。明、清士人对这两国，很长时间分不清谁是谁，统呼之为“红毛番”。1637（崇祯十）年，英船四只初来广州，炮轰虎门，一度占领虎门炮台，抢走了炮台上的大炮，放火烧了衙门，掳掠江面上的船只，事情闹得不可谓不大。而“英吉利”一国，却不见于《明史》。原来，《明史》把这件事记在《和兰（荷兰）传》里面，而且避讳了英军的暴行，只以“（崇祯)十年，驾四舶，由虎跳门薄广州，声言求市”47等数语了之。挨了打，不知道谁打的，还要讳言挨打的事实，这都是无知而又虚荣的心理。‎ ‎　　从葡、西两国来华算起，到清朝中叶已有二百多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已有三百多年，英国来华较晚，到鸦片战前也有二百年了，而清朝统治者仍然不清楚这些国家的来历。魏源对此愤然写道：“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48这是对闭关政策的控诉。当然，魏源的《海国图志》对西方国家的叙述，也有不小的错乱，但他在努力了解世界，辛勤地搜集材料。长期的闭关政策给科学研究带来严重的困难，这不是他的过错。‎ ‎　　明末以来，西方耶稣会士已经开始把世界地理的新知识介绍到中国。利玛窦绘有“舆地全图”，艾儒略（意大利人）著有《职方外纪》，清初南怀仁（比利时人）又著《坤舆图说》。他们是传教士，他们的著作里自然少不了宣传宗教迷信、美化殖民主义的成分。魏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一方面批判上述的毒素，指出它是“夸诞无稽之说”49，而同时又努力吸收其科学内容。然而，鸦片战前的清朝士大夫却不屑于读“外夷”的书，就是读了，也只当作海外奇谈。《清朝文献通考》对于世界五大洲之说无条件地不相信，说是：“意达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裨海之说。……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50一代文宗的纪昀，对《职方外纪》的评论是：“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对《坤舆图说》，则认为它不过是摹仿道家的神话《神异经》，而全部予以否定，说：“疑其东来以后，得见中国古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51云云。‎ ‎　　封建统治者对西方最起码的情况，地理位置、国家概况都不屑一顾，至于其科学文化，自然要加以排斥。更糟的是，他们对外来的东西，不是择善而从，而偏要择其善者而排之，择其不善者而从之。耶稣会士带来一点西方的技艺之类，主要是为他们的宗教宣传服务的，其中夹杂有许多谬误的成分。例如，利玛窦、汤若望所介绍的西方天文历算之学，在理论上，仍然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日动地静那一套反科学的旧货色。汤若望的《历法西传》，就有意识地隐瞒了哥白尼地球绕日运行的伟大发现。这是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的。但是，清朝统治者却接受了这一套东西，原因是这样的“西历”能够为星象占验、吉凶休咎之类的封建迷信服务。乾隆年间，法国人蒋友仁将哥白尼的学说介绍进来（这时距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有二百多年），清朝统治者就坚决拒绝接受。甚至阮元那样的学者，也不遗余力地反对西学。他认为哥白尼的学说“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拿天象和人事相比附，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哲学。在阮元看来，如果地球绕日运行，那就意味着人间统治秩序的根本颠倒，是断然不能容许的。这样“离经畔道”的邪说如予接受，“自是而后必更有……逞其私知，创为悠谬之论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52所以阮元认为，中国的古法比近代的西法还要“精深微妙”，眼前采用一点西法，那不过由于古法失传，“此礼失求野之义也。”53这种自满和偏见是科学文化进步的极大障碍。‎ ‎　　不过，同一般封建官僚比较起来，阮元还算是开明的。有许多人，则公然宣扬蒙昧主义。杨光先著的《不得已》，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论点。这个论点听起来很“壮”，颇有类于“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那种逻辑。杨光先认为历法不好丝毫不妨碍封建统治，“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要是有了几个西洋人在中国主持“钦天监”’，那可不得了。因为西洋人“仪器精”、“兵械亦精”，可以使中国“祸至无日”；西洋人攻灭吕宋，侵略日本，不是前车之鉴吗？因此，他主张废除西历，将在钦天监里任职的西人全部赶尽杀绝。诚然，西方资本主义仪器精，兵械精，是当时最危险的侵略者，但如果将其仪器、兵械学过来，为我所用，抵抗侵略，岂不更好？以后的日木正是走的这条道路，而且很有成效。能够设想把西洋人赶尽杀绝，永远关紧大门吗？毛主席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54门是关不住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只能是一条自取败亡的道路。清朝统治者二百年间所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　　西方的造炮术从明末即已传入中国。清初康熙皇帝对造炮相当重视，而且在反对沙俄侵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此以后，无人讲求。乾隆时期，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种武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而清朝的军队，基本上仍在使用刀矛弓箭。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送来的礼物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炮、铜炮、各种自来火枪、西洋船样、望远镜等二十九种，55清朝君臣只当作“贡品”“玩好”加以收藏。马戛尔尼曾向大学土和珅谈到欧洲的新发明日多一日，并炫耀气球的发明，可载人升入天空；还表示愿意派人来北京表演气球升空。马以为和珅一定很高兴。但恰巧相反，和珅态度极为冷漠，对于那些科学技术进步的消息，一律傲然置之56，这使马很不理解。马戛尔尼还曾邀请清朝名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的卫队演习欧洲新式的火器操法，他以为福康安一定乐于观看。殊不料“福大人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57马戛尔尼谈发明，请观操，其动机如何，姑置不论。但不管怎样，清朝大员那种冷漠傲慢的态度，送上门来的东西也拒不接受，说明其头脑是何等的顽固和愚昧。‎ ‎　　嘉庆皇帝更是这种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的提倡者。他一生鼓吹“节欲”、“崇俭”，把钟表、玻璃等一切西方制造品都不加分析地当作奇技淫巧来反对。他曾向英王发出敕谕说：“天朝不宝运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58早在他即位不久，就曾向臣下作了如下的自白：“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乌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急，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汝等大吏共相劝勉，佐成朕治！”59“小民”没有钟表照样种地，要养成百姓的“淳朴之俗”等等，这段话所阐明的思想，从理论上讲，正是来自古老的蒙昧主义哲学。《老子》上不是说过吗，“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60，就是要尽量限制劳动人民的生活欲望，使之“返淳还朴”，以便统治者更多地掠夺剩余产品。《老子》上又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61《庄子》上更有一个“修浑沌氏之术者”的故事，宁愿抱着瓮浇水，而反对用简单的机械——桔槔，因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62使历史倒退到“结”绳”“抱瓮”之世，诚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清朝的封建顽固派总是尽量想使人民愚拙一些，抱残守阙，以利于他们的专制统治。‎ ‎　　然而，正当闭关政策雷厉风行的时候，鸦片输入年年增加，造成白银外流、公私交困的局面。有一些封建士人就笼统地把洋货输入当作白银外流的原因。一位桐城派的文人管同写道：“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其实，白银外流的根本原因是鸦片走私，而不是正当的中外贸易。如所周知，在正当贸易方面，中国商品年年有大量的顺差。管同完全判断错了。就在此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他写道：‎ ‎　　“天下之物，取其适用而已矣。……洋有刀镜之属，而中国未尝无以为器也；仪器、钟表，彼所制诚精于吾，而为揆日观星者之所必取矣；然而舜在璇玑，周有土圭之法，彼其时，安所得是物而用之？然则吾于洋货何所赖而不可绝焉？”‎ ‎　　是的，西洋有玻璃镜，古人不用玻璃，用铜鉴，用清水也可以照脸。西洋有仪器钟表，古人用土圭也可以测量日影。这和前述的杨光失、嘉庆皇帝是一个思想体系，姑且不予置辩。现在且看管同的结论，他说：‎ ‎　　“宜令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63‎ ‎　　这是要闭关绝市，连广州一口也予以关闭。这种主张是很彻底的。其实，管同倒底是一个书生，如果当真地彻底闭关绝市，那些当权的大官僚、大贵族、大地主就将起而反对了，皇帝将头一个反对。粤海关的报效从何而来？高级的奢侈品从何而来？鸦片烟、公班土从何而来？这就牵涉到对闭关政策的理解问题。原来，闭关政策所要排斥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船炮武器等真正有用的东西，而对西方的高级奢侈品（真正的“奇技淫巧”），如鸦片，乃至钟、表等样式奇巧的机器玩具各种“打簧货”，封建统治者不但不排斥，而且嗜之如命。‎ ‎　　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海外的奢侈品已经相当广泛地深入到东南沿海及京津一带官僚地主的生活之中。例如，在江浙等省的语汇里，“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64语汇的变化反映了洋货（奢侈品）的深入程度。发人深省的是，鸦片战争时期投降派琦善的家产被查抄，抄出家产仅“番银”一项即达一千万元65。可见其“洋化”程度又超过和珅；而琦善在鸦片战争前夕，却力主“大张晓谕，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66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闭关论者。这雄辩地说明了闭关政策的反动两面性。‎ ‎　　‎ ‎　　概括以上不成熟的论述，本文想着重指出：‎ ‎　　1．闭关政策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封建经济的解体，维护专制统治。在西方资本主义东侵的初期，明朝即开始实行闭关政策；清政府更是变本加厉。‎ ‎　　2．清朝的闭关政策，带有鲜明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特征。面临着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活动，清政府将某些防卫措施同闭关政策结合起来，但我们应予分析，将二者区别开来。闭关政策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 ‎　　3．清朝闭关政策主要内容，不是公行制度和“防范外夷”的章程；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内所实行的某些经济上、文化上的政策；它的主要作用，也在国内。‎ ‎　　4．闭关政策带有反动的两重性。它实行的结果证明：西方的科学技术被拒之门外，中国的商业、手工业被关在门内，而奢侈品和鸦片却从海外汹涌而入。它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从而使中国受害，西方得利。‎ ‎　　十六世纪，当葡萄牙、西班牙人东来的初期，中国还不算落后；从十七世纪算起，欧洲正式揭开了近代史的篇章，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共是二百年的时间。中国封建统治者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耽误了二百年的光阴，造成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67。鸦片战争及以后各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人民革命的奋起，终于促成了清朝覆亡，证明了马克思的光辉论断。‎ ‎　　‎ ‎　　作者附记：本文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完成初稿，先后在开封师院、山西大学、河北师院、北京师院及郑州大学作过报告。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修改定稿。‎ ‎　　‎ ‎　　（选自《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略论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在 近代史上的影响 林庆元 林则徐是我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不但以实际的斗争活动谱写了一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序曲，而且在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　　‎ 一、林则徐是近代捍卫我国主权和独立的先驱 ‎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我国的根本目的，在于变独立的中国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便从经济上控制中国，政治上支配中国。在这样背景下，英国商人于十八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对中国进行大量贩卖鸦片活动，不但危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践踏了我国国家主权，破坏了中国法律。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法律的尊严，坚持外国人来华必须服从中国法令的原则，与英国鸦片商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那些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鸦片商人都依法加以惩处，尽数没收销毁鸦片，外国不法商人“尽行驱逐”出境。在收缴鸦片之后，林则徐又进一步要求外国商人写保证书（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他坚决表示：“法在必行。”他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不但表示了彻底禁止鸦片流毒，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而且也表现了维护中国法律的坚定的意志。‎ ‎　　围绕具结和反具结的斗争，实际上也是维护中国主权的斗争。早在乾隆年间，广东英商洪任辉等人犯法，即按中国法律监禁三年，可见，我国当时主权是独立的。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野心日益发展，英国侵略者越来越迫切地企图使封建的中国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成为其附庸。而索取领事裁判权就是这种野心重要的表现。所以，英国领事义律坚决反对具结，且以商船开回本国相威胁。林则徐“并力坚持，总不受其恫吓”。义律还对遵法具结的外商入港贸易则横加阻挠。由于林则徐坚决斗争，一部分外商终于服从中国法令，按照要求具结。林则徐对此十分重视，即向清政府奏称：“所喜该国犹有良夷，如弯刺当郎二船，屡谕之余，颇知感悟，甫与他国夷商，一体遵式具结，臣等加意优奖，冀为众夷之倡。”2‎ 这不但坚持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而且对外商区别对待，有利于反鸦片走私的斗争。‎ ‎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发生了英国凶手在中国领土上杀害中国居民林维喜事件。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英国企图在中国实施邻事裁判权破坏我国主权的阴谋。事件发生后，林则徐“经委员谕令义律交出凶夷，听候审辩。”这时义律已得到英国政府指令，决心破坏中国主权，妄图在中国领土上施行领事裁判权，因此态度十分顽硬，迁延月余“抗不交凶，且不接谕。”3八月三日，义律竟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所谓“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权的法庭。”4演出所谓“审讯”的闹剧，并要求林则徐等官员参加会审。这实际就是“依本国的法律审判，由中国官吏参加旁听”的领事裁判权5。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步骤。义律还声称：“以后每遇似此之案，即可循照定例办理”，6但遭到林则徐的严正拒绝。八月十三日，他通知义律，要他将罪犯“送请天朝官宪代为审明”7，并还严正地指出：“查该国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况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8义律非但不遵命令，并且“不肯送出听审，日来并欲解回该国，照依夷例办理。”林则徐立即“饬委员等谕令；断不准行”9，并采取措施予以抵制。‎ ‎　　在此期间，为了防范我澳门成为英国的走私基地，林则徐还十分重视对澳门加强行政管辖。林维喜事件前，英国已对澳门虎视眈眈。“义律与各奸夷均住澳门，前以装货为词，显有占据之意”10，林则徐识破了英国侵略者的阴谋，谕令澳门葡萄牙人驱逐英国侵略者。“澳内西洋夷目亦即遵谕一同驱逐”11，要义律等在一旬之内，“悉行迁避出澳。”与此同时，林则徐即令佛山同知、澳门同知、香山知县，“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民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督同该夷目搜查夷楼，有无囤贮鸦片。”还决定，“查照现在编查之法，檄饬澳门同知督同香山驻澳县丞，编查一次，造册通详，再由督抚两司分年轮替前往抽查，”使之制度化。“如有澳夷囤贩禁烟及庇匿别国卖烟奸夷等弊，即行随时惩办。”林则徐加强对我领土澳门的管辖，不但是为了“请敝薮而靖夷情”，而且也是与他重视“边徼防维”12密切联系的，表现了林则徐维护我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的可贵精神。‎ 林则徐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斗争，还表现在他坚决揭露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的罪行。琦善到广州后，“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仗”，以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一八四○年正月初五日，琦善开始与义律秘密“和谈”。谈判中，琦善被敌人“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吓破了胆，与英国秘密签订善后章程四条，出卖香港。不久，英国侵略者公开了这一秘密的“割让”。消息传来，广州香港人民鼎沸，林则徐也“徬徨夙夜，心急如焚”。出自对维护领土完整的爱国热忱，他尽管已被削职，无权弹劾琦善卖国，但仍尽自己力之所能，力劝怡良出面向道光揭露琦善私割香港。林则徐严正地向怡良指出：“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13怡良了解到人民强烈反对琦善卖国的愤怒情绪，接受林则徐的严正主张，终于向道光揭露了这个罪行。虽然，当时由于投降派当道，香港终被英国占领。但是，林则徐出于维护祖国领土的爱国热情，挺身而出与投降派斗争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　　总之，我们把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销烟、具结、交凶这些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具体斗争放在英国企图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历史背景上，就可以更突出地理解林则徐进行的这些斗争的深远时代意义。这些斗争，实际上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序幕。林则徐则是这场斗争的揭幕者。林则徐的斗争与当时三元里平英团的人民反英斗争是互相辉映，互为表里，谱写了一支中国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序曲。‎ ‎　　‎ 二、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特色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方面来自我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另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是他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国所面临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反对这些敌人的斗争，面临着许多过去没有的新课题，从而使林则徐的爱国主义具有新的时代特色。‎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较为突出的民族意识和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其主要表现在：1．他注意了保护民族权利。当英国商人大量贩卖鸦片，直接损害人民利益时，引起了他严重的关切。他在向道光帝指出鸦片泛滥将使数十年后兵弱银涸的严重局面之后，又强调指出，“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14‎ 反对白银流向外国。他估计，“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不止于万万两”。他说：“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换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箱寇资盗。”15这里，林则徐清楚表明，中国的财富，宁可“损上益下”，也不可“漏向外洋”。这种初步的民族意识，是林则徐爱国上义思想的突出特点，也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鸦片泛滥之后，他曾亲自向苏州、湖北汉口一带“阛阓聚焦之地”的“行商铺户”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到民族经济遭受破坏和商人破产的现实。他指出：“行商铺户……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16他还指出：“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17这种认识，初步触及了中国近代的问题，即利权外流问题。这是后来一切爱国主义者所要寻求解决的重要课题。“挽回利权”的爱国口号即根据这个事实提出的。这说明，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初步触及保护民族利权的内容。同时，他反对鸦片泛滥较多地着眼于大多数百姓遭受毒害的后果，这些都是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　　2．林则徐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努力寻找祖国富强之路，使整个民族富强起来。近代的爱国主义，同过去比较起来，已不单纯地局限于武装反对民族压迫的行动，而且包括了如何使整个民族从贫穷落后转变为富强的重大课题。当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引起清政府财政严重困难时，林则徐极力主张在经济上实行“兴利除弊”的改革，如改革盐政；允许民间开矿，探求利源；推行新疆屯垦，发展边疆农业生产等。鸦片战争失败后，他除了力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之外，还希望“大有为者振作之”。林则徐这些言行，表明他已从单纯的军事上反侵略发展到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这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发展。‎ ‎　　3．林则徐为维护我国主权的爱国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执法、认真行法上。当然他执行的是封建大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与外国的关系而言，他行法于在华外商，就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意义。当鸦片泛滥时，林则徐坚持“大清律例”，不但适用于“华民”，而且同样适合在华“外夷”，“化外人有犯”，并依律科断之”，“与华民同照新例一体治罪。”18他还明确地向英国政府宣布：“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19林则徐反复强调“夷商至内地”，必须遵“天朝”法度，犹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一样。这反映了林则徐维护我国主权和法律的鲜明爱国的思想。‎ ‎　　值得指出的是，林则徐还企图吸收有利于反鸦片走私西方的法律的某些观点。林维喜事件发生后，他立即令人翻译了滑达尔的《各国律例》，即《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并且吸收了其中一些条例观点。如战争中对敌方实行封锁、禁运等，作为他反侵略的法律武器。他看了《各国律例》之后指出：“近日访问，乃知此等奸夷，并未领照经商，而敢偷渡越窜，若被该国查出，在夷亦必处以重刑。”20当然，林则徐并未认识到贩卖鸦片是英国政府允许的。但也使他了解了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走私活动也是禁止的。这就更坚定了林则徐打击在中国领土上违法的外国商人的决心。林则徐为了反侵略需要，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法的思想观点，更使他的主权观念增加更多的近代色彩。‎ ‎　　林则徐的爱国思想大大超出了狭隘的封建的忠君思想。他的爱，是对民族利益的关切，对国家主权的维护。这点远远超过过去的爱国英雄。林则徐也说过：“雷霆雨露总君恩。”但，这种忠君观念，不过是表现他个人对皇帝的感激之恩而已。他受宠则对君主感激涕零，失宠则甘忍辱负重，置个人祸福荣禄于度外。而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则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坚持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反侵略的正确道路。如，当道光皇帝以“误国病民，莫此为甚”莫须有罪名将他革职以后，林则徐一方面向朋友表明自己心迹，一方面委婉地向道光皇帝抗争。他宁可遭受罢官、流放、诽谤的折磨，也不愿意放弃反侵略的崇高信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21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这位民族英雄在民族危难时刻的民族责任感。他曾写道：“中原若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22把我林则徐流放，就能使夷人退兵吗？如果能，我老死边疆，也心甘情愿。爱国浩然正气充满于字里行间。这里流露了他对道光皇帝的内心不满，同时也表现了他关心全民族命运，把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的高尚情操。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他尽管受非议，受罢革，受流放，他还是在可能的范围内，筹议海防。他手无斧柯，仍尽力向道光皇帝建议，筹防，坚持反侵略到底。即使流放途中，他做梦也梦见江南烽火连天的反侵略斗争。直到逝世之前，他家居福州，仍领导福州人民群众起而驱逐英国侵略者。他的反侵略正义立场，是至老弥坚的。‎ ‎　　总之，林则徐的爱国思想，是以往民族主义思想的总结，又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开端，具有承先启后的历史意义。‎ 三、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史上的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的杰出代表者和爱国者，都把追求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做为自己的理想，当作外御强敌的根本道路，纷纷寻找独立富强的方案。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先驱冯桂芬认为，中国“屈于西国之下者”，是莫大的耻辱。但是，“耻之莫如自强”，而“自强之道”在他看来，应从林则徐实行的、魏源总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知”。他又指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同时，他又提出兴修水利，经营农田、种植桑麻，“宜以西人耕具济之”，以及西法开矿，做为“藏富之道”。23冯桂芬则是林则徐学生，“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24，他不仅受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发展了林则徐“藏富于民”和造船制炮的御侮思想，明确地提出求强求富的口号。当然，作为地主阶级的爱国志士如冯桂芬等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5，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实现的。‎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左宗棠也有很大的影响。林则徐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但震撼着左宗棠的心灵，而且也推动他去努力寻找反侵略的道路。一八四九年，林则徐回福州途中路过湖南。这两位神交已久的林、左终于在湘江一艘舟中见面。这时林则徐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左宗棠还是三十七岁的中年人。林则徐一见左宗棠，即“诧为绝世奇才，”深加赞许。“江中燕谈达曙，无所不及”，十分契合。林则徐在这次谈话中告诉他：“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展，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26言谈中，“颇以未竟其事为憾。”27这对于具有爱国思想的左宗棠当然深为感动。他后来为林则徐祠庙写的对联称：“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引盐，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邢水，今我重复来。”28不但歌颂他兴修水利，政盐政等政绩，怀念那一次的会面，而且也以林则徐爱国业绩后继者自许。后来他在福建创办船政局，制造了西方蒸汽船，在新疆行屯垦、引进江浙蚕桑栽种技术；在甘肃兰州设织呢厂，都可以说是左宗棠对林则徐、魏源生前遗愿的初步实践。‎ ‎　　林则徐开始的近代先进人士寻求富强之道，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那里又赋于新的内容。维新派马建忠继承了林则徐“藏富于民”和发展“正经贸易”的方针，提出“通商致富”，“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开矿取自然之利，并且“访求西法，师其所长，毋执成见，庶我国有之利不尽为洋产所夺。”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引进“长技”，不但为了“制夷”，同时也是为了寻求“致富之道”。29在他们看来，“求强以致富为先”，最后则“民富而国自强”30。‎ ‎　　此外，林则徐放弃封建统治阶级顽固自大的传统作风，努力了解西方情况，睁眼看世界的做法，对维新派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康有为说：“中国自古为大统国，”“其自大也久矣……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况之始”。31甲午战争惨败之后，“至此天下志士，乃知渐渐讲求，自强学会首倡之，遂有官书局、时务报之继起，于是海内滨纷，争言新法。”极力肯定了林则徐这一历史功绩。‎ ‎　　林则徐不仅成为我国人民求富求强理想的先驱，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气节，反对投降媚外思想的杰出代表。由于他在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中，能够正确估计敌人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所以他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趋避之，”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坚定的抗战派。林则徐在斗争中形成的对敌人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说：“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使于内港。”32他既不把洋人看成象魔鬼一样可怕，也没有看成是外夷小国而盲目轻敌。林则徐既看到西方侵略者的弱点，从而产生“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的必胜信念；同时又承认敌人的长技，主张习其长技，造船制炮，“以守为战”。33林则徐这种主张后来被魏源概括总结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当时并没有正面阐述人民与武器的关系，但是，从他反复强调，“民心可用”以及船炮为“海防必需之物”来看，他既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又没有忽视西方长技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意义。实践证明，林则徐这些主张，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魏源当时就指出：“夷变以来，惟林公之守粤，邓公之守闽，不调外省一兵一卒，而长城屹然。”而且定海失败后，“常陈以夷攻夷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制炮矣。”魏源指出：“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乎？”34林则徐这条反侵略路线被排斥后，魏源愤而著《海国图志》，希望后代人继承他们反侵略斗争事业。他在林则徐 ‎《四洲志》基础上做了更全面地总结。魏在《筹海篇》里，对林则徐上述的主张概括为“以守为战”“是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35与此相反，投降派和顽固派都不同程度敌视人民和鄙视学习西方长技。畸善等人一方面叫嚷：“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另一方面又敌视人民，“防民甚于防寇”，反动投降路线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而另一些高唱“攘夷”的顽固派，则宣扬船炮无用论。“闭关自守”是“防夷”老调，忠信礼义是“防夷”法宝。这就是后来所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防夷”武器。当时，林则徐反复向道光皇帝强调必须制船造炮，固守藩篱，却遭到拒绝。林则徐在《致叶申芗》信里称：“近日并将造船铸炮等事，皆以经费之难，一概不准。”在当时，这种自甘落后，因循守旧的顽固思想，与林则徐远见卓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也一个个变成妥协派。‎ ‎　　历史证明，林则徐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学习两方长技以制夷，是近代史上先进的反侵略忍想，因而受到爱国志士的重视和继承。这种先进思想也是抵抗派的思想基础，是区别投降派、顽固派与抵抗派的重要标志。左宗棠与李鸿章同样都是洋务派，同样提倡师夷长技。但是两者的道路是很不同的。前者是抵抗派，后者是投降派。重要原因在如何认识敌人力量，如何看待人民在反侵略中的作用。李鸿章夸大敌人的“船坚炮利”，患了“恐夷病”。虽然他也主张学习西方长技，建设海军。然而，他又片面夸大武器的作用，鄙视人民群众，所以，即使近代海军建立了，他仍然认为中国力量不足以敌外国，仍然幻想以出卖主权换取“和平”。左宗棠与此相反，他看到了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的潜在力量。看到外国侵略者以“众怒为畏”，主张“蓄其锋锐，修我戈矛，既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36他认为在反侵略斗争中，并非“战止在械”，武器只是“战之一端”，是决定战争胜负一种因素。因此，在中法战争后，左宗棠到福州巡察，他一方面购买鱼雷，加强海口防守，一方面则组织“渔团”数万以“御外侮”。这些都清楚证明左宗棠在反侵略斗争中，基本上是沿着林则徐的道路走的。‎ ‎　　林则徐和以后的多少志士仁人追求富国强兵的真诚愿望和可贵的努力虽然一一失败了，但他们的遗愿都为我们所继承。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富强蓝图，还须要我们继续发扬先辈们外抗强敌，维护独立，内求振兴中华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纪念林则徐的意义。‎ ‎　　‎ ‎　　（原载《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 ‎　　‎ 第二节 鸦片战争的影响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摘录）‎ ‎　　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产生了无数纺工和织工的手纺车和手织机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贵金属去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则是印度社会里的必要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最低阶级中的那些几乎是裸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坠，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臂镯和脚镯，而金银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内，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制造业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遭到这样的衰落决不是英国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 ‎　　……‎ ‎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　　‎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论鸦片战争的影响 ‎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竟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　　“……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 ‎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 ‎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论述 ‎　　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订立了《南京条约》以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和八月（1843年7月和10月）又成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综合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经过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是什么东西：‎ ‎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　　二、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六百万元是赔偿林则徐在广州没收的鸦片（战争中期，英国人已在广州向奕山勒索过鸦片费六百万元，现在是又付一次），三百万元是偿还过去广州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一千二百万元是赔偿英国这次出兵的军费。‎ ‎　　三、割让香港。南京条约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 ‎　　四、协定关税。南京条约中说：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根据这条规定，次年成立所谓通商章程时又同时议定了各项进出口税率。这样，就开创了关税税则中国不能自己作主的局面。‎ ‎　　五、南京条约中规定，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即只有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有权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制度），以后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就是，英国按照它的需要迫使中国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　　六、南京条约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这一个条文在当时中国官方很明确地认为就是说：“汉奸一概释放”。这就在实际上创造了外国侵略者有权保护他所收罗的和雇佣的间谍奸细的局面。‎ ‎　　七、五日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而“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局面，开创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制度。‎ ‎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这就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局面。‎ ‎　　九、南京条约 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五港口居住，虎门条约又补充说，“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清朝官员本以为这种规定可以避免口岸上的纠纷，但是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利用这个条文在通商口岸划定居住地区，造成了所谓“租界”的制度。‎ ‎　　十、虎门条约中有所谓“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一条，英国就得到所谓“最惠国待遇”（一种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别的侵略国家也援例得到这种特权，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中国勒索到什么好处，其他国家都可“合法”地“一体均沾”。‎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首先利用中英鸦片战争的机会跟着英国也来同中国订立类似的条约，攫取同样的权利的是美国和法国。‎ ‎　　得到南京条约的签字的消息后，美国总统泰禄立即派了一个特使加勒·顾盛到中国，这个加勒·顾盛是曾经长期在中国经营鸦片走私买卖的约翰·顾盛的本家弟兄。‎ ‎　　加勒·顾盛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同护理两广总督的程矞采交涉，他表示要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同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和顾盛同来的有三艘美国炮舰，他模仿英国的经验，以炮舰的威胁作为提出要求的后盾。在他致程矞采的一个照会上说: “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国官吏的权利所致。……如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前面，中国政府回复到已经招致灾祸的途径上去，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 ‎　　清朝政府只得专派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英国同样的一切特权。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耆英和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条约，所以称为望厦条约。‎ ‎　　望厦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而且有些项目，规定得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中国主权。‎ ‎　　关于协定关税，虽然南京条约已开其端，但用的还只是“秉公议定则例”这样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而望厦条约则更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所以后来人们说，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 ‎　　关于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中明确地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在内，地区上也不仅限于通商口岸。按照望厦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外国籍人）“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官处理。所以，半殖民地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 望厦条约又有“合众国……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的规定，这也比英国的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更扩大了。‎ ‎　　最后，望厦条约中同样规定了“倘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 ‎　　中美望厦条约成了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本。搞成这个条约的顾盛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望厦条约具有侵略性，“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 ‎　　在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年8月间），法国派遣的特使刺萼尼也带了兵船七只，轮船一只来到了澳门，要求与耆英会晤。耆英先派人向法国人探伺他们的来意，然后自己到澳门同刺萼尼进行谈判，终于在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双方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耆英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即美国——引者）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这就是说，凡是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法国人。清朝政府这时已经决心采取所谓“一视同仁”，随便那一国的“夷”都不得罪的态度，但是在与法国的谈判中仍然发生了困难，这是因为法国人还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天主教的“弛禁”的问题。‎ ‎　　天主教在明朝传入中国，并在有些地区吸引到了一些信徒。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明令加以禁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其“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直到鸦片战争时，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行活动。中国官方始终把中中国人信从“夷教”看做非法，这是西方国家所不甘心的。法国人和中国的贸易本来很少，他就抓住传教问题来做文章。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了一款：“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保护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按照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当然其他外国人的传教事业也同样受到了保护。）‎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徐继畲的书（《瀛环志略》）第一次提供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这些新书大体准确地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粗略地叙述了各国历史，还企图说明欧洲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说得很不清楚，也不免有不少误解。‎ ‎　　徐继畲的书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这当然还不能给人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明确概念。书上又说：“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按指议院——引者），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按指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照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这算是提供了关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模糊图画。关于英国，徐继畲说：“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这算是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扩张。他的书盛赞欧洲人的船坚炮利，但终究说不明白他们的本领从何而来。“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造舟尤极奥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作者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来说明问题，只能把欧洲人的“船坚炮利”归因于他们似乎具有“性情”和“运思”上的什么特殊才能。‎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　　牟安世 ‎　　‎ 鸦片战争的失败，决定了中国社会走上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而战后十八年间的五口通商时期，则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或发轫阶段。中国战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社会，在战后由于大量赔款的负担，鸦片走私的盛行，廉价商品的倾销，侵略者的私设工厂，就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产生以下三种结果：‎ ‎　　第一，中国五口附近城乡手工业逐步因机制棉纺织品的输入、倾销，而衰落破产。机制棉纺织品质美价廉，花样翻新，它一打进中国市场，中国原有的手工业棉纺织品就没有销路，由于无法竞争而纷纷破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方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由于城乡手工业的衰落和破产，一方面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中有一部分就得依靠工业品，从而也就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开辟了市场；另一方面，原来从事干这些手工业的人再也干不下去了，因而也可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自由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对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客观上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　　第二，白银外流、银贵钱贱。每两纹银按政府规定本来是换铜钱一千文，但战后因赔款、商品倾销，特别是因鸦片走私所造成的白银大量外溢现象日趋严重；由于银根日紧，银价日高，所以钱价越来越低，要两千多文铜钱才能换银一两。银贵钱贱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中国劳动人民的绝大灾难。他们终岁勤劳，反而不得温饱，饥寒交迫，只好逃亡、流浪，去参加各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最后，在一八五一年汇合成为太平天国 农民革命运动，给予中国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　　第三，近代产业工人和买办商人的出现，使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开始改变。由于外国资本非法地在中国五口经营近代工业，中国最初的产业工人就在这些工厂里诞生，“他们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广州在咸丰年间（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就有了打包工人联合会，而在一八五八年英法侵略者进攻广州时，广州、香港的工人曾举行罢工抗议，表现了顽强的反侵略斗争精神。另一方面，中国的买办商人也随着五口的开放而出现于各通商口岸。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今大皇帝准以嗣后……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即五口——引者）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因此，就废除了过去由政府特许成立并独占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商人可以在五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商业代理人。另一方面，在通商口岸也有自己开设洋货店，专门同外国商人作买卖的。这批在洋行服务的人、自开洋货店的人，就是近代中国买办商人的起源，其中既有原来广州公行中的人，也有各口岸的本地商人。如果说，中国工人在他们诞生的一天起就曾经进行积极斗争，来表现他们反侵略的高贵品质的话，那么这批买办商人就大部分都是勾结侵略势力，或串同走私，或镇压人民，原是无恶不作的。例如，吴健彰原来是广州十三行中同顺行的主人吴天垣，战后到上海充任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又作了上海道台。他同外国侵略者勾结妥协，共同镇压小刀会起义，并在一八五四年把中国海关行政权出卖给外国侵略者。后来的杨坊等人，都是买办出身，勾结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同吴健彰完全是一丘之貉。‎ ‎　　由此可见，不管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构遭到破坏也好，不管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开始变化也好，不是各地爆发农民革命运动也好，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解体，它已不可能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了。‎ ‎　　中国之所以没有从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他们“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开始沦为半殖民地，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　　第一，丧失了领土的完整。外国侵略者一方面占领中国地方，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来对此加以承认。香港和澳门的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又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定租界，进行直接统治，成为变相的殖民地或“国中之国”。这些都大大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加强了侵略者对华政治侵略的地位。所以丹涅特不得不承认说：假使鸦片战争“是以纯粹商业条约解决的，那么远东问题可能暂时还继续保持其为商业问题，但是英国在香港设置了一个印度帝国的前哨站。……英国的占领香港，迫使其它各国不得不从那个时候起，将亚洲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看待。认为美国无须承认亚洲有什么政治问题，认为美国在东方的利益是纯商业性的，这只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一些美国政治家的欺人之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顾到明明白白的事实”。资本主义侵略者所谓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要实现他们掠夺殖民地的政策，也就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之一，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占据中国一块地方作为殖民地、侵略据点，和便于就近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的前哨站。‎ ‎　　第二，主权遭到破坏。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其中所规定的许多事项，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例如，一个国家本来有权调整自己的关税税率，但中国却受到协定关税原则和值百抽五税率的限制；本来有权处理外国侨民的民刑案件，但中国却遭到领事裁判权的破坏；本来有权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或停泊在自己领海之内，但中国却又受到条约的束缚而办不到。条约本来是缔约国之间为履行义务而订立的一种契约，但它在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下，却成为对方和第三国享受权利的根据。诸如此类破坏中国主权的东西，不胜枚举，它们使中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不能完全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 ‎　　第三，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开始处处依赖于它国。正因为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和侵略者战后对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压迫手段的加强，加以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所以在鸦片战争 以后已经可以看出一些迹象，说明清政府在财政和外交方面已经开始处处依赖于资本主义列强。财政上，马克思在其一八五八年所写的《英中条约》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因为鸦片输入总额约达七百万英镑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指出鸦片输入一项，就已经足够使得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如果再加上战后巨额的赔款，加上战后英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和对中国农业原料的掠夺，以及它们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的控制，那么中国的财政势必从严重的破坏状态走向崩溃。实际上，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个别地区已经开始瓦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已经和中国的封建剥削结合在一起，使中国人民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陷于民不聊生的境地。此外，这时期关税在清政府的收入中，逐渐重要起来。这一事实，也可透露此中消息。所以，外国侵略者就可以借此进行威胁。例如，一八四八年三月上海三个英国传教士在青浦被殴，英领事阿礼国就通知道台：“在未得到完全满意之前，他将停止英国船只交纳所有的税款，漕船不许离开上海口岸，倘若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不能把十名主犯逮捕，他就要采取其它的手段”。一个外国领事公然对驻在国的地方政府借关税威胁讹诈，一方面说明清政府的软弱，要依靠这点税收；另一方面这种情况除了在半殖民地或殖民地以外，任何独立自主的国家里都是不能容许的。至于外交上，清政府的依赖性也开始表现出来。他们在鸦片战争进行过程中所提出的“以夷制夷”，不过是这种依赖性的代名词罢了。梁廷枬当时就批判过这种观点，说：“姑无论西夷同一气类，虽日为蛮触争，而万不肯为中国用也。就令乐为我用，而一舟之费，内地可调兵数千，败必索偿，胜更求无底止，终难以善其后”。但是，投降派官僚是不考虑这点的。他们总是对侵略者存有痴心妄想，如耆英等人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反映，即可为一证。‎ ‎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正在解体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正常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它只能形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虽然在极端困难和极端迟缓的情况下逐渐发生和发展，但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封建制度虽然逐步解体，但依赖外国侵略者的封建势力，反过头来又为外国侵略者所依赖，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　　‎ ‎　　（选自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三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马克思论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　　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欺骗，勋爵大人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它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致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在设法缉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要是我们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隐匿水贼和走私贩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我们了解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夏礼领事先生感到满意，他坚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海军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　　‎ ‎　　（选自《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 恩格斯论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 ‎　　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这一回俄国的处境可真是再顺利没有了。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而是把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英国人自己在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中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一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勘测了一条铁路线并拟定了修建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而法国也希望捞到一点好处而同英国联合起来的时候，俄国——尽管就在此时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分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 ‎　　‎ ‎　　（选自《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 ‎(1)刘培华等在《帝国主义侵华简史》对 ‎“马神甫事件”的论述 ‎“马神甫事件”‎ ‎　　所谓“马神甫案”（亦称“西林教案”），只不过是法国侵略者顺手捡起的一个侵略“口实”。原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利用《黄埔条约》上所规定的特权，派遣了大批传教士来华进行间谍活动。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除了在中国刺探和收集各种情报之外，还到处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地任意欺压各地人民群众。本来，按照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只限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不准私入内地活动。但是，他们凭借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无视条约规定，擅自潜入内地，进行各种罪恶勾当，其中有个名叫马赖的法国神甫，一直窜至广西西林县。他在那里贿赂当地县官，收买流氓林八、马子农等为教民，“妖言惑众，纠伙拜会，并且奸淫妇女，抢劫村寨。1856年2月，新任县官到任以后，见其罪行累累，民怨沸腾，而得不将马赖及为首教民二人依法判罪，名正典刑，以平民愤。这对马赖等几个怙恶不悛的坏蛋来说，实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　　可是，法国政府却竟抓住这一事件，大肆叫嚷什么“人命事大”，积极策动侵华战争。因为这时正是拿破仑第三当政，他在1852年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并自封为皇帝以后，建立了代表金融贵族及大工业家利益的反动统治，对外疯狂推行侵略政策，企图借以转移国内人民反对他的军事专制暴政的视线。这时克里米亚战争既已结束，他就想和英国一起发动侵华战争，以继续保持三年来英、法同盟关系，借以加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同时，他也想为天主教在中国取得更多的权刊，以便赢得国内天主教派对他的拥护。于是，他便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硬把马赖这个违反条约私自潜入内地的不法之徒，说成是“无辜的受害者”，并且借此大作文章，一意乘机挑起战端。为此，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于9月间，同英国驻法公使考莱举行了会谈。9月28日，考莱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说：“瓦尔斯基在昨天会谈的过程中，曾提起一个法国在华传教士被杀的事件。他说，法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从这次凶杀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补偿。如果法国代办（即顾随）谈判失败，而且他手头没有足够兵力的话，法国政府就打算从本土派一支远征军到中国去。瓦尔斯基表示深信，倘若一旦必须对华采取军事压迫手段时，英、美两国政府一定会和他们联合一致，为遭杀害的基督教徒复仇。”‎ ‎　　法国的这一侵华计划，得到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并且表示愿意“同法国政府一起，索取这种赔偿”。此外，英国政府还进一步提出具体建议说，“远征军可以在长江取得一个据点，以便形成一种对中国更直接、 更有效的压力。”由此可见，英、法侵略者在“马神甫案”之后，就已开始积极准备新的侵华战争。‎ ‎　　‎ ‎　　刘培华等著：《帝国主义侵华简史》等82—86页。‎ ‎　　‎ ‎　　（转引自左玉祥等《初中历史教学资料·近代部分》，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 ‎“亚罗号事件”的论述 ‎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突然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击，其借口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只名为“亚罗”的快艇上捕了十二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只快艇的主人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船主聘用一个英国人当船长，并曾向香港政府登记，但在出事时登记已经过期。英国方面竟认为，中国无权在英国船上抓人，还说，船上悬有英国国旗，被中国兵勇扯下了。因为是以这样的借口挑起的战争，西方的历史书上称为“亚罗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妥协态度，把被捕的水手都交给了英国人，并辩解说，当时船上根本没有英国旗。其实在这样一只暧昧的船上即使扯掉了一面英国旗又算得了什么事！‎ ‎　　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根据是如此薄弱，以至当时英国议会在应否为此而与中国作战问题上发生了激烈辩论。下议院通过了对于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解散议会，在新的议会中他得到了多数。帕麦斯顿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截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很明显的，并不是因为有了亚罗船事件才发生这一次战争，而是帕麦斯顿政府需要发动对华战争，才有了这个所谓亚罗船事件。‎ ‎　　‎ ‎　　（选自胡绳主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李侃主编《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　　英法联军根据其本国政府在出兵时的指示，要和北京直接打交道，以迫使清政府就范，决定北上，进攻大沽。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清政府派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到大沽谈判，英、法竟蛮横地限令六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诉诸武力。5月20日，英、法军舰闯入白河，炮轰大沽炮台。守台将士英勇还击，然而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西逃，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杨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 ‎　　6月初，谈判开始。英国代表骄横要挟，俄、美公使则扮演“调停人”角色，从中渔利。俄使普提雅廷施展奸诈手段，诱副清政府于6月13日首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沿海通商，内地传教、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并且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订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美使列卫廉于6月18日逼签了中美《天津条约》，也攫取了许多特权。‎ ‎　　6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 分别签字。主要内容有：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按价值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　　‎ ‎　　（选自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 试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矛盾的特殊性（节选）‎ ‎　　郑昌淦 ‎　　 ‎ ‎　　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科学真理，给我们以无比精锐的武器，来解决实际问题，对于指导我们进行革命斗争和科学研究（包括历史科学）工作，都有极其巨大的意义。‎ ‎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着重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他说：“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1“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木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杏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2。“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3。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用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4。他又特别教导我们说：“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休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5，认识了矛盾的特性，才能认识矛盾的性质，而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6。‎ ‎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各方面的矛盾关系颇为错综复杂。本文试图根据毛主席所揭示的原理，来分析这次战争中各方面的矛盾的特点，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清封建统治者和中国人民三方面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变化，从而较具体地了解战争的本贸和它对于中国社会所起的影响。‎ ‎　　 ‎ 一 战事发生的特殊背景 ‎　　 ‎ ‎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两次战争都是在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发生的，因而两次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从其本质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侵赂者在特殊的情况下发动的。‎ ‎　　战争在一八五六年十月十三日英国强盗炮击黄埔炮台时爆发，至一八六○年十月二四、二五日清政府和英法相继签订北京条约而宣告结束。直接出兵侵略中国的是英法两国，美国和沙俄则支持并参与了这次侵略行动。‎ ‎　　首先分析一下战争爆发时世界和中国的基本情况。‎ ‎　　十九世妃五十至六十年代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相继发现（一八四八和一八五一年），殖民地市场的扩大等等，促成欧洲的新的工业高涨。英国自一八三○年以来，工业获得空前的发展，从五十年代开始，重工业又得到特殊的发展，即不再用手工方法而是用机器来制造机器，它的工业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法国自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纺织业和五金业的发展。美国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纺织和机器制造等工业发展也很快，到一八六○年，纱锭已增到五百二十万锭，濒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南北美战事的前夕。俄国的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提出了废除农奴制（一八六一年）的要求。与工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商业也随着迅速扩张，从一八五○年到一八七○年，欧洲各国商业几乎扩充了两倍。‎ ‎　　然而，市场的扩大并不能满足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迅速发展的要求。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就巳指出：“我们经常提请读者注意一八五○年以来英国工业的空前增涨。就在最惊人的繁荣中间，也不难指出工业危机日益迫近的一些明显朕兆”，并肯定地预言：“必然会有这样的一天，那时市场的扩大赶不上英国制造品的扩大，这种不相称的情况必定会促成新的危机”7‎ ‎。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必然要发生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强烈的经济危机，终于在一八五七年，首先在美国爆发，并立即波及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列强就迫切要求扩大世界市场，追求更大的利润，并企图解决由于工业迅速发展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他们认为，中国地大人多，是货销过剩商品的理想市场。‎ ‎　　总之，战争爆发前世界基本情况的特点是：英、法、美各国工业迅速发展；而市场的扩大却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要求，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这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情况，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促使列强急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　　当时中国内部情况的变化尤为急剧。‎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巳经不是闭关自守的中国。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了几个缺口。虽然如此，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外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势力还只限于五个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并不能够伸入到中国内地。在广州，由于人民的坚决反对，英国侵略者闹了七八年之久的“进城”问题，始终没有达到目的，这表明英国的侵略势力还没能够直接侵入广州城。在长江流域，英、美、法侵略者虽已在上海建立起基地，但它们的势力还没能伸展到内地。在北方，它们还没有建立起侵略据点。而清政府在内地仍然采取闭门政策。外国人要想到内地旅行、传教（实即进行间谍活动）和通商都还有限制。‎ ‎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已不是被清王朝统治着的一个整体，而是分裂为：“有着满清和环绕其四周的地主阶级的中国；也有着经常爆发武装抗争的农民的中国8”。一八五一年一月，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广西金田村爆发，革命的太平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打败沿途的清官军，于一八五三年三月解放了南京。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等起义，攻占县城，响应太平军，虽在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镇压之下，仍坚持了十七个月之久。到一八五六年底，大平罩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分裂——杨韦内訌与石达开出走，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才由胜利进攻转入和敌人相持的局面。但在北方，捻军的力量却一天天地发展，而贵州的苗民和云南的回民又相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北方和西南地区的统治力量。这表明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到极点，两个敌对的阶级正进行着激烈的武装搏斗。中国已分裂为两个政权对峙着的中国：农民革命的英雄们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太平天国；以曾国藩为首的反动的汉族地主阶锻，尽管受尽满洲贵族的排挤和倾轧，却仍然奴颜婢膝，以全力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作垂死的挣扎。因为农民革命所要推翻的，不仅是清王朝和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是整个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封建特权和大地产。‎ ‎　　正在进行着的中国农民革命，不仅沉重地打击着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且也有效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的经济情况也起着深刻帕的影响。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指出：“市场的扩大赶不上英国制造品的扩大”，因而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经济危机之后，说道：“可是，如果巨大的市场中间有一个突然缩小了，那末由此必然会加速危机的到来。而现时中国的起义（按指太平天国革命—作者），对英国正有这样的影响”9。由于太平军攻克南京，上海恐慌达到了极点，金银都储存起来了，市面缺乏现货流通，外国商人要订购货物，非先付大批现金不可。伦敦最大的茶叶公司感到中国茶叶不易收赚。“结果，伦敦场上茶叶涨价，而上海市场上洋布跌价”。在广州，“各种布匹几乎一律都跌了价，而且有几种布匹，跌价跌得很厉害。存货很多并且已迅速增加着，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市况能够改善，大概是不可能的”。10在厦门，除了几箱鸦片以外，进口货的贸易似乎没有了。根据一八五三年在华英人的各种报告，都一致证明：在中国市场上，“中国人现在极愿出卖商品，但同时却极不愿意购买商品，因为金银都收藏起来了；在这个古怪帝国内的革命运动（按指太平天国革命——作者）尚未结束以前，就谈不到这种情况能有任何的改变”11。英国商人忧虑万状，认为大平天国起义逐渐普及全国，使商业有全部消灭的危险12”英国资产阶级办的“经济学家”杂志则大声疾呼：“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将遭遇到困难，中国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制造品的需要将减少”13。根据该杂志的统计，在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三年里，英国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量骤减到一半以上。列表如下：‎ ‎　　年代/英国对华输出额（单位英镑）‎ ‎　　1852 2,508,599‎ ‎　　1853 1,749,597‎ ‎　　1854 1,000,716‎ ‎　　1855 1,122,241‎ ‎　　1856 2,000,000以上。14‎ ‎　　综上所述，已可证明，太平天国革命对于英国（自然也有法美各国）商业的打击和影响是如何的深刻。‎ ‎　　外国侵略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　　 ‎ 二 西方列强发动战争的目的 ‎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英、美、法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却还没有完全满足它们的侵略要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贪欲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直到它们被打倒和消灭为止。正如上节所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虽已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它们的侵略势力被限制在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还不能伸入到中国的内地。随着市场扩充赶不上工业迅速增长这一矛盾的发展（特别在英国），随着经济危机的迫近和爆发，它们便急切地要发动第二次侵略中国的战第，扩大它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彻底破坏中国的门墙，以便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势力能伸入中国内地，摧毁内地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开辟更多的市场，倾销更多的商品，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婴，既企业借此来挽救经济危机，又追求更大的利润。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在一八五七年；商界曾驱使英国走向侵略战争（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作者），因为他们当时希望强迫开放中国市场以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15。当一八五七年英国国会对于“亚罗船事件”16的合法与否问题争吵不休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喉舌—伦敦泰晤士报却赤裸裸地供认它们要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目的说：“英国营业精神（按应读为殖民主义的侵略精神——作者）的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在世界正常的和必然的发展过程中，势必有这样的时候，就是，如英国人这样以航海为生的具有营业精神的民族，要用暴力手段同……如住在富足的、适宜于我们经商的国家内的中国人——发生来往关系”17。泰晤士报的话说得颇为“干脆”，即：闲话不必多讲，英国人为要赚钱，势必动武打中国，如此而已。其侵略目的岂不很露骨了。‎ ‎　　列强在经济侵略方面的具体要求，在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十八款中，即可看到。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开放内地，“准英人随意往内地各处并海滨各城邑”，自由贸易，“往来无碍”。二是进一步侵夺中国海关主权，减低税率，缴纳进口税后，“俱不得在内地津关，重行征税”，即洋货享有免纳内地厘金税18的特权，以打击已经无力竞争的中国手工业。三是鸦片公开贸易，即更便利于倾销19。一八五五年美、英、法再度会商向清政府提出第二次修订条约的要求时，着重在“内地完全开放”，英国则特别着重于开放长江流城20。这些侵略目的，在后来所签订的夭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更充分地暴露出来。‎ ‎　　…………‎ ‎　　 ‎ 五、战后矛盾关系的变化 ‎　　 ‎ ‎　　外国侵略者和清统治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过程，即毛主席所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1。这个过程开始萌芽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酝酿于战争期中，通过这次战争而逐渐形成。由此可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　　战争结束之日，即北京条约签订之日，法公使葛罗即“在宴会间自夸其船炮之坚利，谓大国如有所需，听从销售，若欲仿式制造，亦肯派匠役前来教习演试。又请于海口助中国剿贼 ，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国也有相同表示22。恭亲王奕、曾国藩和江苏巡抚薛焕等对“请夷助剿”都相继表示赞同。于是中外反革命势力便迅速地进一步勾结起来。西方列强也真“慷慨”，有的替清训练军队，有的赠送和售卖军火枪炮，有的派船运送清兵，有的派军舰助战，甚至直接参加对太平军作战，如英人戈登率领军队在上海和李鸿章合作，法国军队则在浙江和左宗棠合作。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之一，固由于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矛盾未能克服，但农民革命是在中外反动势力勾结以后被镇压下去的，捻军、回民起义军等等也是被它们联合镇压下去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23。‎ ‎　　在太平天国革命全过程中，插进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使中国情况——阶级关系和矛盾关系都复杂化了，也更加尖锐化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又一次侵赂中国的战争，但也可以说是外国反革命对中国革命的一次武装干涉。第二次鸦片战事桔束了，但当时中国国内的革命战争并没有告一段落，而列强和清统治者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于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战后矛盾关系变化的特点。因此，太平天国的革命英雄们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英雄们所进行的不仅是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帝反侵略的斗争。其实，上海小刀会义军早就担负起这种双重的斗争任务。‎ ‎　　自此之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就象两座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中国人民要翻身，首先要推倒这两座大山。它们也象两块大顽石一样，阻碍着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中国历史要前 进，就必须粉碎这两块绊脚石。‎ ‎　　 ‎ ‎　　（原载“历史教学”一九五四年六月号，此次收入本集，作者又略加修改。）‎ 二、 太平天国运动 第一节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 马克思、恩格斯论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之一 ‎　　后来英国人来了，夺得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但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述评（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 ‎(2)孙开秦主编《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使东南沿海一些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业。鸦片的源源输入，白银的滚滚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比战前更加严重。1840年白银每两换钱1600文，而1850年白银每两则换钱二千二三百文，上升了近40%。劳动人民日常所需，用钱购物，从而更加重了负担。清政府在战争中损耗军费就达7000万两，《南京条约》又规定了巨额赔款，为弥补政府财政亏空，于是便层层加税，加紧搜刮。战后的10年，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总之，外国侵略所造成的一切灾难，最终都落在劳动人民头上。‎ ‎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得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官僚和贵族集中了绝大部分土地；封建的地租剥削，一般高于全年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80%。在此同时，天灾人祸横行。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的水、旱、蝗灾更是连年不断。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已经到了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程度。‎ 鸦片战争后10年间，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风起云涌，规模较大的群众反抗斗争达100多次，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北方有白莲教、天理教的斗争，南方有天地会、斋教的反抗。在各地人民掀起的反抗斗争中，以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的声势最盛。这三省曾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广州一带人民坚持不懈的反侵略斗争，在本地和邻近各省散播了反抗的种子；广州原有的商业地位已为上海所代替，随着运输线的改变，大批运输工人和手工业者纷纷失业，加之战后许多被解散的壮勇，一起流落于广东和广西、湖南等地，因而这三省群众的反抗风潮不断高涨。‎ ‎　　广西地处边陲，是多民族集聚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这里有“天地会”多年的斗争传统，加之清政府的统治又比较薄弱，便于人民群众聚集力量。因此，广西便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祥地。‎ ‎　　‎ ‎　　（选自孙开秦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国内阶级矛盾的 激化与太平天国革命 ‎　　陈在正 ‎　　‎ ‎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宣告了鸦片战争的结束。过了八年四个多月，1851年1月11日，震憾全球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大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对革命的爆发起了什么作用？本文准备着重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国内阶级矛盾的迅速激化来回答这个问题。‎ ‎　　‎ 外国侵略促进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根本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由主要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而发生的革命运动，有时采取民族战争的形式，有时则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鸦片战争是在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则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短短十年中，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 ‎　　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英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基本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战后，外国资产阶级从战争压迫改为以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侵略的时候，矛盾的地位则起了变化，民族矛盾开始下降。不过，在被外国侵略者强占的香港、澳门，以及以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外国驻华官员、士兵、水手、商人、传教士等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不断扩大侵略，到处横行霸道，引起了以反对英国侵略者为主的多次反侵略斗争，则仍然是民族矛盾激化的表现。特别是1843年—1849年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参加者十几万人，坚持了近六年，出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与人民群众暂时联合行动的局面，说明了在这个地区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内阶级矛盾已经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正是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斗争及其局部激化，四十年代不断发生了人民的反抗斗争，最后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　　战后阶级矛盾虽显得特别尖锐，但民族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它对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起了催化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一、外国资本的侵略，开始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一批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和失业，激化了阶级矛盾。‎ ‎　　继《南京条约》之后，1843年10月中英又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10月又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为加紧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这一变化过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开始有所体现。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给予的居住权、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权等各种特权，陆续建立租界和居留地，把通商口岸变为扩大侵略的基地，并先后占领香港和澳门，把东南沿海这些地方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城市。西方资产阶级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开始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这个时期输入的商品以洋纱洋布占多数，以输入货物最多的英国为例，输华纱布1843年共871，939镑，占输华货物总值50%，1844年输入1，575，647镑，占总值68%，1845年输入1，735，141镑，占总值72%3。所以首先受冲击的是土纱土布，这在五口及其附近地区最早显露出来。1845年4月23‎ 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在向道光皇帝的奏报中说：“向来在厦商人将本省漳州府属及同安县之棉、布等物，由海道运至宁波、乍浦、上海、天津、锦州、盖平及台湾、鹿港一带销售，复在宁波等处贩买江浙之棉。布以及各种货布至厦门售卖。其各省商船之来厦者亦如此辗转行运”。自洋布洋棉入口后，“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于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同时“闽省向销江浙之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夷货所占，不克畅销”4。这直接影响了生产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手工业者的生计。台湾自“海通以后，洋布大销，呢羽之类，其来无穷，而花布尤盛，色样翻新，妇女多喜用之”，愿来行销的泉州白布、福州绿布、宁波紫花布，则被排挤到只能“销行于乡村”5。苏松原是棉布业中心，那里的情况也不例外。一向关心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包世臣在1845年的一封信中指出：“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荇，虽暴横尚可支持。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去年棉花客大都折本，则木棉亦不可恃”6。家庭手工业的破坏，直接影响农业的经营和赋税的交纳。“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7。1847年，一个英国人在报告中说，“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代替了他们[中国]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下降”8。这都说明东南沿海一带的家庭纺织业受外国商品的冲击而发生衰退，农业也受到影响。至于独立手工业也受到一定的破坏。如广东佛山镇的铁器手工业，战后铁钉业因“洋铁输入，……故制造日少”，土针业因“洋针输入，销路渐减”9。但这些变化还是局部的现象。由于外国商品输入，遭到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非常顽强的抵抗”10。1846年开始，外国输华货品即开始滞销而不断下降，延至四十年代末没有多大变化。所以，中国自然经济被瓦解的进程也是很缓慢的。四十年代，自然经济开始瓦解的过程，对中国社会最直接明显的影响，在于使一批农民和手工业者遭遇经济困难，以至于破产。加以五口通商结果，使商业中心从广州移到上海，原来依靠转贩洋货为生的广东湖南一带的交通运输工人，也很多失业。11闽浙沿海也不例外，据闽浙总督刘韵河报告：“再查福建之漳州、泉州、兴化、福宁与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从前海洋盗匪，尚不过失利穷渔。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而且数量颇为可观，“臣严饬水师竭力缉拿，闽省获盗五百余名，浙省亦获二百余名”，但“缉捕虽严，获犯虽众，率未能尽绝根株”12。五口通商制造了一批失业的手工业劳动者、交通运输工人及沿海渔民、船工水手，当时，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性还不具备，因而这些失业者没有出路，终于形成了一支威胁封建统治的流浪者队伍。这是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加紧经济侵略，直接加深了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表现。‎ ‎　　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这个最普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直接掠夺，勒索“赎城费”，加上赔款，总数在三千多万银元以上。1843—1848年间中国贸易逆差共约5，900—6，700多万银元，平均每年约一千万元左右。13造成中国金银财富的大量外流。战后的非法鸦片贸易公开化，输入继续增加。1842年输入33，508箱，1850年增至52，925箱，这是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引起了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盖通商五口，出入各货略相抵，独鸦片价皆以现银出洋，计每年漏钱二三千万两，故银骤贵”14。在鸦片战争刚结束的1842年，银一两可兑钱1572文，以后连年上涨，各省虽略有高低，但1845年后不少地方两银达2000文左右。1845年“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15。1846年“南方银一两以二千为准，北京闻更增于此，较之定例，常倍有差”16。到1849年，一两已兑2355文了17。‎ ‎　　银贵钱贱不仅影响到国家的收入，更严重的是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造成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包世臣指出：“方今要务，固亦纷歧，而至急至大者，莫如银价”。当时“连年丰稔，上米一石，价银七八钱，而民户折漕，重者至银六两，折条银，重者银每两至钱三千有奇。是米二石方能完条银一两，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田内所收，不敷两税，乐岁终身苦，斯之谓矣”18。这里说的是南方漕赋改收折色，因银贵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则说明了全国地丁因银贵而负担加重的情况，他写道：“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19‎ 不仅这样，银贵钱贱还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发生了严重影响。刘良驹指出：“若夫市肆贸迁，百物随银腾贵，尤为闾阎剥肤之病”。20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极其普遍的严重现象，其结果必然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这种情况在1845年以前即已十分严重。当时有人指出：“近日银价日昂，小民完粮愈不能支，卖十石谷，祗易二两银，谷每石六百，银每两值钱二千。佣一年工，祗易五两银，佣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21。“盖银价之于钱漕，如米之与饭。现在势如厝薪火上，故其毒必发，而发必烈”22。朱嶟也指出：“民之以钱输赋者，通天下无虑十之七八也。地方官收钱而令解银，……有司赔累不起，则必议加征，加征而民不堪命，则必至激变”23。事实也确如所指，1845年以前几次重大的反抗斗争，都与银贵加征直接有关。“如前此湖南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钱粮加重所致，而州县之议加重，又实因银价过昂，官赔无着所致。是则银价不平，官民通累，所关非细”24。‎ ‎　　三、外国资本的侵略，刺激了清朝各级官员的贪欲，他们大肆横征暴敛，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也使得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 ‎　　马克思指出：“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至了天朝”。“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25。战后被外国工业品和鸦片刺激了贪欲的庞大天朝各级官僚机构中，大批官吏及了胥差役，无不巧立名目，多方榨取搜括民脂民膏。封建皇帝为了捞钱，则不惜卖官鬻爵，1843年—1850年八年间，各省报捐人数计62，068人，收据纳银6，734，874两。26。使“捐班之道府州县，已居天下十分之半”，他们更是“以官阶为利薮”，“若辈既有求利之心，则当其候补之时，不免夤缘百出，其补官之日，又复削多方”27。‎ ‎　　封建社会主要收入的地丁漕粮，成为他们营私逐利的主要目标，封建社会占大多数的直接生产者劳动农民，成为直接的剥削对象。当时的钱漕积弊，“如楚北之折价完纳，蠹串合肥；江浙之捏报水旱，挪借库款办漕。无非以小民之脂膏，供长官之糜费”28。漕粮“自兑运以迄验收，百弊丛生，日甚一日”。1848年有人揭露，“包漕则有样米扣头等名目，又有茶饭串票各花费。良懦者额外浮科，刁健者包揽短绌。加以隐熟报灾，往往以彼处之饥馑，影射此地之灾荒。书役勾通，侵吞蒙蔽。又漕船每帮，均有了头剋克众丁钱粮，几及十分之七，又分扣各船漕粮变价，苦累众丁，甚或偷粮自结，种种弊端”29。钱漕的征收，一年比一年重，大都中饱私囊，国家的收入反而减少。因此最高统治者不断下催粮谕旨，声言“颗粒不容短少，亦不能暂缓时日”，甚至责骂“该督等既为大清之官，不顾大清之事，试问是何人耶”30。1846年6月发出“遍示各州县，剀谕各村庄”的“整顿漕务，严革浮费”的催粮谕旨指出：“漕粮为天庾正供，自应裁减浮费，杜绝弊端。庶小民乐于输将，州县易于交兑，源源转输，仓储日裕。乃近来自州县之征收，沿途之转运，以及各仓之出纳，节节视为利薮，……。总之，一气相通，其利全散之于乌合之众，而其害则滴滴归源，皆掊克于吾民也”。最后警告说：“倘有违者，迅即惩办”，“务使层层去削之害，小民有苏息之时”31。显然，所谓“务使层层去削之害，小民有苏息之时”只是骗人的鬼话，他们“裁减浮费，杜绝弊端”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源源转输，仓储日裕”，增加国库收入。因此清政府与各级官吏为了瓜分地租而公开争斗，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肥之争。所说“其利全散之于乌合之众，而其害则滴滴归源，皆掊克于吾民也”，则道出所有勒索榨取都最后落到人民头上这一实情，不过得补充一句，其利也有封建皇帝一份，而且是最大的一份，因为他是“乌合之众”的首脑。一次又一次的催粮谕旨，实际是驱使大小官吏向人民横征暴敛的动员令。‎ ‎　　钱粮按田亩分摊，按规定有田有赋，田多赋多，无田无赋。但实际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这从当时完漕的种种积弊中，普遍存在的“大户”、“小户”问题即可看出。如“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此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32。冯桂芬在《均赋议》中也指出：“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而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于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数十千者，不均孰甚焉”。甚至“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33。不但出现有田无赋，甚至出现有赋无田的种种怪象。据当时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出于富户的不过十之二三，短交的数目均由小户补偿。所谓小户，主要指只有小量土地的农民，但也包括一部份中小地主，苛重的赋税负担，不能不使大批劳动人民赤贫化，也使一部分地主濒于破产。这正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　　大地主把大部田赋转嫁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所有地主又把所承担的田赋，全部转嫁到佃农身上。而且同样受工业品和鸦片刺激了贪欲的这批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战后也大大加重了对佃农的地租剥削。洋布主要由“富裕阶级穿用”，吸大烟的多数也是地主阶级。他们为了购买奢侈品和鸦片，在在需要货币，“田主征租，只取折价”34的情形日益普遍。在银贵钱贱的影响下，农民的处境愈益贫困。道光末年，“农民田少，久已并入富家”35，土地集中的现象日益严重。据王瑛分析，战后全国土地百分之四十至八十是集中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十的少数人手里，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多数人没有土地36。大批劳动人民破产逃亡，如福建的延、建、邵三府，在1848年也出现了“外乡游民麇集，佣趁工作”的事实37。“民穷失业，去为盗贼”38成为普遍现象。1850年安徽巡抚王直估计，战后已较二十年前失业人口增加十倍以上。出现“今日盗贼之多，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劫案迭出，几乎无处不然。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粤”39。国内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一触即发的严重地步。‎ ‎　　‎ 遍及各地的抗租抗粮斗争 ‎　　‎ ‎　　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日益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实际上在部地区即已不断激化，出现了零星的连绵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有饥民的骚动或暴动，有捻党、幅党、白莲教、天地会等民间秘密组织的活动，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但在四十年代，尤其是前期，最集中最突出的是遍及东南各省的抗租抗粮斗争。这最能说明这个时期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仅见于《清实录》等书记载的就有下列多起：（有的事件按见于《清实录》的时间排列，比实际发生的时间要迟一些）‎ ‎1840年 江苏丹阳县“征收钱粮，因银贵加钱”，“乡民聚众殴伤知县吕湘，‎ ‎　　打毁署内房屋”，逼令该县将“因完粮折价与粮差争论”而被拿获的吴章行释放，“又打毁铺户数家”40。‎ ‎1841年 江西“新喻县革监万帼彩闹漕京控案”，“万帼彩主令胡尚友纠众抗官，……伙党在逃，人数众多”41。‎ ‎　　浙江“杭州、湖州等府奸民，籍灾逞刁，聚众抗租，讹诈抢夺。余杭县匪徒以呈请赈济为名，拥入仓内凶闹。归安县乡民，亦籍灾滋事，并致恃众拒伤兵役，……胁诱愚民，人数较多，自难悉加诛戮。……其在绍兴之山阴等县，亦有刁佃抗租抢夺之事”42。‎ ‎　　湖南郴州知州王景章“征收钱粮，亦因近年银贵，按照时价折算，……惟不循照历次折钱旧价，以致该士民借口滋讼”43。‎ ‎1842年一月，湖北崇阳县诸生锺人杰“抗粮不完，聚众二万人”。“连陷崇阳、通城，设立锺勤王伪号，并竖立都督大元帅红旗，分设知县、千总伪职，遣令匪党攻扑附近城邑，……攻犯通山、蒲圻”。“抢掠富户，开仓散谷，要结人心”。宣传“破通城，有钱粮；破通山，有硝磺；破蒲圻，有战场；破咸宁，下武昌，到了武昌做国王”。后经“绅民响导内应”，“立将首犯锺人杰及要犯陈宝铭、汪敦族一并生擒。甫及四旬，收复崇阳县城”44。‎ ‎　　江苏昭文“土棍徐二蛮等聚众抗租，焚烧运丁船只，并打毁业户多家”45。‎ ‎　　浙江“缙云县匪徒胡喜芹等乘该县考试文童之际，拥众入场，挟制官长勒索减价完粮告示，复求释监犯不遂，两次阻考，持械拒捕”46。‎ ‎　　浙江“桐乡因大雨经旬，田畴被淹，安吉县因粮食价昂贵，详请平粜。……桐乡县有乡民数千人，拥入县署，抛砖掷石，致伤该县头函，抢去库贮银钱。安吉县民童禹甸等，率领多人，直入县府吵闹，挤翻公案，……乡民纠众肆闹，毁署伤官，伙抢库项，实属目无法纪”47。‎ ‎　　浙江秀水县虞阿南“抗粮纠抢，毁房拒捕”。镇西乡民虞阿南“倡议抗租，胁众千余人”48。‎ ‎　　浙江归安县稽祖堂等“籍灾滋事”，“诱胁乡民哄堂抗粮，戕害兵役地保”，“阻止各村完食”。“因稽祖堂创议短纳，以致各粮户纷纷效尤”49。‎ ‎1843年归安稽祖堂案内逸犯，……踵行稽祖堂故智，……于该县未经开仓之先，陆续潜回向各粮户诱胁，各粮户因可以短纳，均各听信”，“恃众抗粮滋事，现饬暂行停征”50。‎ ‎　　江西安仁县棍徒高嫩等27人，“各有本户应完漕米自四五升至数斗不等”，“胆敢于该县开仓收漕时，倚众滋扰，该府营前往拿办，辄掷石拒伤官员兵役”。高嫩被拿后，余犯吴和良又主使胡老五等20‎ 人“一同拒捕”，“各用木担，石块拒殴，……掷伤该县林汉乔额颅，……掷伤外委虞起胜顶心”51。‎ ‎1844年 湖南耒阳西乡“段拔萃为钱粮积弊控案收监，……阳大鹏纠众滋事，夺犯攻城”，“哄堂塞署，挟制减粮，……拆毁城内外民房，凡充户书、粮差、里差者，抄抢一空”。“匪徒抗粮滋事，纠合至千人之多，并敢持械攻城，拒伤官兵，实属罪大恶极”。‎ ‎　　东乡文生蒋庆云、文昌兄弟谋响应，“私造军器，为抗拒官兵计，护道高……遣家丁带民壮……密拿庆云兄弟，东爪冲蒋姓鸣锣放炮，……顷刻聚众千余，民壮被伤，护道家丁被虏”，“巡抚陆费瑔移驻城中，督兵平之，良民受害者变复不少”52。‎ ‎　　福建台湾县额征正供“改谷折色”，官租以米贱，“亦命纳户缴银”，武生郭崇高所在的“保西里人不平”，“乡人不期而会者数百，……自辰至于日中，聚愈多，众且数千”，“洶洶欲变”。“嗣洪协竪旗滋事，旗内写列郭光侯（即崇高）姓名”，“所纠匪党约近二千余人”，“刧夺军装，反扑营盆，……屡次拒敌”。大吏以“嘉义县巨匪洪协等竪旗谋逆，并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伙起事”上奏，郭崇高走吁北京，经会审复奏“郭光侯仅止抗粮”。“郭光侯洪协因抗粮激成巨狱”53。‎ ‎1845年“广东邱、龙二姓，因讨租起衅互殴，互杀七命”54。‎ ‎　　浙江绍兴府属之余姚县东北乡佃户胡阿八、阿九、沈浩、周礼等，“抗租不还，业户催粗，佃户反持械向殷实富户掳掠，……将业户租船载住，掠夺棉花钱物”55。‎ ‎　　浙江“奉化匪徒张名渊等，于该县考试时聚众阻闹，挟制完粮减价，经该道等前往弹压，辄敢抗拒官兵，形同叛逆”。时“乡民负耒赴城者以数万计，……巡道陈之骥与提标参将百胜带兵前来。……比入城，金声大作，乡民突出击之，……而执其将兵数人”。“该匪徒出城以后，各乡附和之徒，渐次散去，惟唐汪家村等在尚聚多人，计图抗拒，……该匪徒等，事起仓猝，势颇猖獗”56。‎ ‎1846年 河南“新乡县民贾学彦等，因希图减少纳粮钱文，辄敢粘贴匿名揭帖，聚众哄堂，致伤官兵”57。‎ ‎　　江苏昭文县金德顺等63人抗漕，金德顺“并无粮产，余俱耕作度日”。金德顺与“因完纳漕粮与薛正安争吵有嫌”的季萃萃纠集乡民曹明等35人，先至已革漕书“薛正安家滋闹，薛正安赴县喊禀，金德顺等复至县喧嚷，……后复殴毙下乡访拿之眼线钱汶奎、陆大启二名，迨署县何士祁带役下乡搜捕，金德顺、季萃萃又复纠众抗拒”。在梅李镇“集数千人，皆执农器，……锋不可撄”58。‎ ‎　　江苏昭文县佃户张荣荣等“写贴揭帖，约会众佃挟制各业户减价收租”，后以“未见各业户知会减租”，遂鸣锣纠约佃户29人（一说“集众至百人”）先后打毁业户36家（一说“被毁抢焚掠者四十余家”）。“各业户报县勘验饬拿，张荣荣复纠同王四麻子等鸣锣聚众，欲图拒捕”59。‎ ‎1847年山东“堂邑令苛敛虐民，万余人围其城”，发生“闹漕”60。‎ ‎　　江西贵溪县粮差向生员侯邦理催追钱粮，引起口角揪扭，被详革管押。贡生“倪步詹起意罢考，希图挟制该署县将侯邦理衣顶开复，并图照旧包揽钱漕，遂令伊徒……分写换官再考揭贴，分布张贴”，纠约武举江廷杰、廪生李彬、生员彭飞共六十一人，欲赴考棚阻闹，迎拒伤毙往拿差役。“路过县役黄枚，胡祥、符节、邦元、汤清、胡松等门首，孔详俚忆及该役等平日催粮严紧，挟有嫌隙，起意将其房屋拆毁泄忿”61。‎ ‎　　江西“临川县棍徒周详彩等，始则设局敛钱，按粮私征，继因周详彩被绅士等作线拿获，其党周景幅等胆敢挟仇焚抢，……拒捕伤兵”，“扬言释放周详彩，重建公局，杀死许光缙等方肯解散，复迫胁附近良民出丁出钱，帮同抗官”62。‎ ‎　　湖南乾州厅石观保等“倡议抗租，聚千余人”，“痞苗多人，始则持械窜入永绥厅苗寨，挟制各里屯佃入伙议款，不许纳租。继又率领款众将排料、岩落两屯仓新收租谷挑去，并将仓廒烧毁，经该里苗守备带兵攻阻，复敢开枪拒敌，愈聚愈多”。永绥、凤凰厅苗民“纠众以应”，迫使封建政府将“新旧佃欠，分别豁免”63。‎ ‎　　浙江石门县“倪锡淋因秋收歉薄，起意借端约会抗粮渔利，……四处散贴传单，不许村民赴县完纳”，并打死查拿兵役二人，后又“潜赴都察院衙门呈控”64。‎ ‎1849年河南涉县已革武生李长青为首的“花户等延欠漕粮，辄敢抗拒伤官”。‎ ‎　　安徽青阳县章位南、王逵等“胆敢借口逃荒，抗不完纳”“本年新赋银米”，“恃众哄闹”65。‎ ‎　　江苏“句容县刁民于该县开仓征粮之际，胆敢纠众阻挠，抗拒伤官”66。‎ ‎1850年江西“庐陵县抗粮刁徒杨习堂聚众拆毁乡征粮局，吉水县知县杨昇带兵拿办，该匪徒辄敢持械抗敌，拒伤兵役”67。‎ ‎　　广东“东莞县因抗粮生员畏罪自杀一案，合邑士子辄印刷长红遍贴罢考”68。‎ ‎　　湖北“通城县刁徒王尚志等聚众抗粮，伤官殴差，经该督等派员往拿，犹敢负固不服，拒捕伤人”69。‎ ‎　　科尔沁蒙古王族“佃户捐纳遊击吴保泰等，抗欠地租，……自上年春季迄今一年之久，众佃延不交租”70。‎ ‎　　福建武平县“是年官征钱粮，民多怀疑不肯纳。盗贼乘之，煽动作乱”71。‎ ‎　　以上见于官方文献记载的抗租抗粮斗争资料远不完备，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抗租抗粮活动，就足以说明，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这个主要矛盾正在不断激化。即使在鸦片战争期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阶级矛盾局部激化的现象已经存在。如江浙个别地区的抗租抗粮，湖北崇阳的农民起义即发生在此时。到了战后，由于阶级矛盾的回升，抗租抗粮就更加普遍地发生了。‎ ‎　　抗租斗争的性质，是佃农直接反对地主剥削的斗争，这是地主与农民这个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在当时抗租斗争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爆发，酿成巨案的仅是少数，所以官方文书中有关抗租的记载反而较少，但这却是普遍的大量的现象，是这个时期阶级斗争的主力军。‎ ‎　　至于抗粮斗争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参加斗争的群众，主要是自耕农和有小量土地的贫苦农民。此外，也有小土地出租者和中小地主参加。在斗争扩大后，就有更多的贫民加入。所以，应当说群众性的抗粮斗争，主要是封建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激化的表现，基本性质是农民反封建剥削的斗争。至于一部分中小地主参加抗粮斗争，则体现了封建政府、大地主阶级与部分中小地主内部矛盾的暂时激化。中小地主所反对的是从事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以及包揽钱漕渔利自肥的大地主，这种斗争不是反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大、中、小地主都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政府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包括中小地主的根本利益。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出而反对本阶级的政治代表，这正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激化深度的一种标志。‎ ‎　　这里，有必要对中小地主参加抗粮斗争情况加以分析。‎ ‎　　首先，多数抗粮活动是由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并且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斗争。上述规模较大的事件，如崇阳、耒阳、奉化的抗粮斗争就是这样。其领导人锺人杰、阳大鹏、张名渊等都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抗粮斗争首先是在他们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当然，也有的抗根斗争是由农民自己发动而没有中小地主参加的，如1846年江苏昭文金德顺领导的斗争和1843年江西安仁高嫩等人领导的斗争等等、这是劳动农民反对封建政府剥削榨取的斗争。也有些纯属中小地主的抗粮活动，如1847年江西贵溪文童等61人为抗粮而“罢考”，这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范围。但大多数抗粮事件是中小地主与农民的联合斗争。中小地主由于苛重的漕粮负担以及农民的抗租，使他们中一部分人趋于破产，反对漕粮积弊是和他们本身的经济利益攸关的，所以他们可能参加抗粮斗争。这一部分中小地主由于与地方官吏、大地主之间矛盾的激化，暂时地分裂出来，暂时地联合农民开展抗粮抗潜斗争，从这一点来说，对于推动当时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其次，中小地主的剥削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有个别由于破产而分化出来，投入农民反抗斗争行列是另一回事）。中小地主与宫府间的矛盾是逐步激化的，往往经历了京控、阻考到被迫抗官的过程。他们以为从事勒索的只是个别贪官污吏，而皇帝始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因此，起初他们总是进行“京控”，用叩头的办法向皇帝请愿，叩头不成，继之以强求，发动“罢考”或“阻考”，“挟制完粮减价”，受到压制以后，才逐步走上抗官的道路。1844年轰动全国的湖南耒阳抗粮斗争就是典型的一例，“先是京控不服，因而阻考，阻考不成，因而劫狱”，最后采取“抗拒官兵”的暴力行动72。同年发生的台湾抗粮事件也不例外，被称为“股首”的郭崇高对“正供改征折色”，而“当事者又格外诛求”，始则“坚执不允”，并“出头议减”。后来乡人聚众很多，“淘淘欲变”，当地镇道以“民变”向督抚告急，并且悬捕崇高，这时有人“密晤光侯（即崇高），清起兵以抗”，他仍不赞成而且企图自首。他说：“吾之出首者，冀幸官之一悟，民之一散也。今事势夫可知，若稍有举动，则罪案成矣”。只是由于地方大吏奏告洪协“坚旗谋逆”，郭崇高“合伙起事”，皇帝谕令“着上紧严拿，务获惩办”，当时“侦骑四出，（郭）虑被害”，才决定“潜伏糖篓中，以牛车运至船，……至天津入京”去告御状73‎ ‎。已被“逼上梁山”，但却不上“梁山”。这些情况表明，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的抗粮本来是不敢对抗官府的。只有在官府的逼迫和群众的推动下，才不得不投入抗官的行列。‎ ‎　　再次，中小地主在抗粮活动中往往表现出犹豫、动摇，甚至自首叛变。他们与农民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例如耒阳抗粮开始是在比较贫困的西乡段、阳二姓中发动的，“四乡中最大，粮最多”的东乡在高潮时才起来响应，“有粮二十余石”的文生蒋庆云兄弟是在群众的推动下参加抗粮的74。到了统治阶级调兵遣将“声言进剿”时，参加抗粮的中小地主便“惶惧”起来，暂时联合的抗粮队伍很快就发生分化。1845年奉化的抗粮斗争中，就有赵舜年其人，“恐乡民无知，酿成戕官之祸”，他领了数十人去救镇压抗粮而被围困的提标参将百胜，“绅士会于城隍庙，均议投首”75。并“缚送滋事匪徒，吁求免剿”，“首犯张名渊，亦各赴案投首”76。在这种情况下，巡抚梁宝常亦以“访问祸端，知有增加税额之事，上控纷纷，不为审理，以致酿成大变，罪不专在愚民。……臣乃追问逆首，令其缚献，已陆续呈送六名，……毋庸大兵攻讨”奏报结案77。这说明当抗粮斗争进一步向农民起义的方向发展时，中小地主就发生动摇，俯首听从大地主的劝告，自愿投首。一塌轰轰烈烈的奉化抗粮斗争就是这样被出卖而断送了。中小地主与农民群众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农民群众带着本阶级的要求参加中小地主发动的抗粮斗争，因而运动的发展远远不是少数中小地主所能控制的，农民群众往往把抗粮斗争向反封建的农民起义方向推进。例如，1842年的崇阳县和1844年的嘉义县的抗粮群众最终都走上了“竖旗谋逆”“据城戕官”的起义道路。由此可见，尽管抗粮斗争的矛头都是指向封建官府，但是中小地主往往只是反抗官府勒征重赋，而不敢造反。所以有见识的官吏都知道“民闹漕非叛也”78。浙江巡抚刘韵珂奏报归安抗漕事件中也称：“该县各粮户现在聚众抗官，其意祗图短漕，不致另生他衅”79他们既看出了抗粮只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也看出了中小地主参加抗粮的真实意图。‎ ‎　　当然，抗租抗粮斗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抗租斗争可以推动抗粮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抗粮斗争也会影响抗租斗争。正是在1841年湖州府属各地普遍发生的抗租斗争的基础上，1842年、1843年归安二次发动了抗粮斗争；而1846年昭文佃户张荣荣等抗租斗争，则是明显地受到本县金德顺领导的抗粮斗争的影响。“张荣荣言及金德顺等聚众滋闹，人皆侧目，现在麦价甚贱，各业户收取租价，不肯减让，心怀不甘，起意效尤，写贴揭帖，约会众佃挟制各业户减价收租”80。抗租抗粮斗争不但互相促进，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则结合为一。1844年台湾保西里农民由于反对正供纳谷折银，先爆发抗粮，继因收官租“亦命纳户缴银”，“石征二元，引起广大佃户的反抗，终于爆发了由洪协领导的抗租、抗粮的农民起义。台湾的反对官租，湖南苗佃的抗租，对象都是官府，抗租抗粮斗争易于结合。由于广大佃农的参加，斗争的规模就扩大了。如崇阳“聚众二万人”，耒阳“奋臂一呼，万人毕集”，奉化“乡民负耒赴城者，以数万计”，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斗争，都是有广大贫苦农民参加的。仅有小量土地的贫苦农民，既要交租，也要交粮，他们参加抗粮斗争是很自然的。而对于没有土地的佃农来说，抗粮也和切身利益有关。因为赋从租出，租与粮关系十分密切。如江苏某些地区“官将开仓收漕，必先代业户催佃户交租。知县鸣锣赴乡传集佃户，谕以开仓在即，业户还漕，租米出自佃人，尔等不可违抗”81官府要征粮就先催租，所以农民要抗租也得抗粮。广大佃农参加抗粮的原因就在这里。‎ ‎　　这个时期抗租抗粮斗争的大量发生，主要由于地主阶级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封建政府加强粮赋的勒索引起的。不少由“还租争价”、“业户收取租价，不肯减让”直接触发了抗租斗争。抗漕粮也是加征勒索引起的。这是一般的原因。这里，必须强调，在当时银贵钱贱是引起抗租抗粮的一个突出问题。如耒阳抗粮是由于“完纳钱粮，向系以钱折银，……烦费滋多，……致启讼端”82；郴州抗粮是“因近年银贵，按照时价折算”引起；奉化纳粮原系两银连耗折制钱1880文，道光23年银贵加征钱2390文，25年又议亩增钱三十，因而引起抗粮；石门因“大户纳本色，其零星小户按照时价设柜折征”引起抗粮，台湾粮赋官租改纳银，乡人“感言纳银之苦”引起抗粮抗租。就是被官方污蔑为“设局敛钱，按粮私征”的临川周详彩，“平日互相包揽钱漕，把持渔利”的贵溪倪步蟾，实际上都是抗粮事件，而且也是由银贵引产的。据记载：“漕之讧也，起于银贵。道光丁未（1847年），临川民聚城下，讙呶。……明年，乐川等邑相继以漕事譁，贵溪尤甚”83。由此可见，许多抗租抗粮都由折征引起，银贵钱贱，负担倍加，收折时又任意诛求，因而触发了反抗斗争。至于银贵钱贱的原因，是直接同外国侵略有关的。有人指出，“今日银贵，……实缘五口通商贸易所致”84。特别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引起的。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抗粮抗租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又一次清楚地看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对激化国内阶级矛盾的特殊作用。鸦片曾经直接触发了 ‎1840年的民族战争，战后又间接触发了四十年代国内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如马克思指出的，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85的一个表现。‎ 湘粤连三省会党的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　　综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趋向，是从东南江浙等地区抗租抗粮斗争的发动，进入高潮，然后出现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会党反清起义的大爆发。这个过程，以1847年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起义为界限，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以江浙地区为中心的抗租抗粮斗争为主，并在1844年至1845年达到高潮。后一个阶段是以会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主，但抗租抗粮的斗争仍然经常发生。‎ ‎　　从1847年开始的会党大起义，以湘、粤、桂三省最为突出。在湖南，1847年阶级斗争已经十分激烈。这一年，湘西地区的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等地，苗佃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租暴动。同年10月，在抗租抗粮斗争的基础上，爆发了瑶民雷再浩、汉民李世得领导的会党起义。起义群众攻占全州、咸水口等处，数以千计的瑶汉两族人民纷纷加入。这次起义不仅把抗租抗粮的自发经济斗争与反清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而且把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结合起来。他们倡立棒棒会，聚众起义，攻袭郡城，从湘西南发展到桂东北，对广西的斗争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根据记载：“湖南雷再浩、李沉发在湘新宁、全州交界瑶山内，倡习邪说，惑众作乱，官兵勦捕，窜入广西，是为广西盗匪煽乱之始”86。尽管雷再浩领导的起义在当年十二月就被镇压，但却揭开了会党领导的湖南、两广地区大规模反清斗争的序幕。1849年11月，新宁又爆发了李沅发领导的会党起义，以“劫富济贫”为号召，反对富户“勒索重利”，团结各族人民，攻占县城，俘杀知县，转战湘、桂、黔三省边境的廿余州县，“楚、粤之交，所在响应”87。‎ ‎　　在广东，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也很尖锐。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执行“抑民抚夷”的妥协投降政策，使群众斗争锋芒同时也指向封建统治者，出现了“粤民与英夷为仇讎，即与地方官为仇雠”88的形势。在一定条件下，民族矛盾可以转化为阶级斗争，也可以使阶级斗争激化。战后，会党反清斗争日甚一日，反侵略的人民，遣散的壮勇，甚至部分烟贩也与会党结合，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而且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原来就是反清的会党分子，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改变了反对锋芒。鸦片战争时由反清走向反侵略，战后又由反侵略转向反清，不少人成为这个时期反清斗争的骨干。从广东湖西江而上，横行黔、浔两江地区，控制水上交通要道的所谓“艇匪”，就是天地会的水上武装。广东鹤山水手大头羊、大鲤鱼，以及嘉应州张嘉祥都和湘、桂两省交界的会党结合进行反清斗争，没有降清以前的张嘉祥部在旗帜上大书“夺官留民，劫富济贫”，“专向富户打单勒银，贫者并不扰正”，喊出“上等之人少我银，中家之人高枕睡，下等之人跟我去”89。旗帜比较鲜明，影响较大。广东会党的反抗活动，对广西的反清斗争起了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所以，《苍梧县志》指出：“盗起自道光二十年粤东禁烟洋务之乱，招募壮勇，散而为盗。始则沿江劫掠，继则横行乡间。至是年（1848年）而愈炽，陷邑破郡，蔓延两省”90。广西巡抚周天爵奏报广西人民反抗斗争形势时也说：“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加以广东高、廉、惠、潮、番禺遣散之乡勇，鹤山、清远、英德包送洋烟之悍棍，来而为之领袖”91。‎ ‎　　在广西，由于湖南、广东会党反清斗争的推动，引起了1848—1850年各种反抗斗争的总爆发。1850年7月27日上谕指出：“近日盗匪之多，莫如两广。……始则顺德、新会，渐及番禺、东莞、廉州之饮州、灵山、广西之横州等处，皆有著名巨盗，伙众抢掠”92。同年另一上谕也说：“广西会匪猖獗，……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溃、陈亚分、陈山猪羊，武宣则梁亚九、刘官生，象州则区振祖，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荆山一伙。皆分股肆扰，而陈亚溃一伙为尤甚”93。揣不完全统计，从1847年至1850年，见于文献记载的广西反清从伍达二、三十支。当时的广西，形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这是由于这里原来就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地区；各民族聚居，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连年灾荒，饥民、流民充斤；会党活动历来也很活跃；并受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加上统治力量相对来说，却比广东，湖南薄弱，山高林密，洞多谷深的地形条件也有利于坚持斗争。楚、粤二省的革命力量受到镇压以后，有一部分直接转入广西，因而加强了广西的革命力量。正因为广西具备上述种种条件，因而，在这里发生反清的大起义并不是偶然的。‎ ‎　　正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广东花县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洪秀全 ‎，受到这一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薰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从阶级斗争现实出发，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影响，形成了革命的理论。甚至吸取基督教教义中某些平等思想，借用基督教的外衣，创造了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上帝。他本人穿上外国古代耶苏的服装，出色地扮演了当代农民革命领袖的角色。洪秀全在广东形成的农民革命理论，正是首先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广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迅速传播开来，并在紫荆山开辟革命基地。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要求的。因为山堂林立的会党，虽然在当时的反清斗争中仍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可是由于它存在着种种弱点，已无力把各种反抗力量团结起来。只有具有明确纲领、严密组织、一致信仰的拜上帝会，才能把分散的农民自发的反封建剥削斗争，饥民、流民的反抗活动，以及会党的反清斗争团结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广州付都统乌兰泰已看出：广西会党虽多，“皆乌合之众”，“惟武宣东乡会匪，……实广西腹心患”94。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姚莹承认：“金田逆贼最为强黠，本习天主教，自广东而来，自称太平天国，以耶苏为皇兄，潜称王号，留发放服，党众心齐，拥众盈万，颇谙兵法，收卖人心，逈非寻常小寇之比”95。他认为“人心齐、地利熟、胆气壮，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96，正是在“民心思乱，亡命草泽者处处窃发”的广西，洪秀全“攘臂一呼，所在响应”97。终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 ‎　　由此可见，四十年代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包括抗租抗粮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前奏，也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雄厚的群众基础。这个基础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广西首义的太平军向阶级斗争较为激烈的湖南、湖北、江西、江苏进军，所以能够取得节节胜利，就是因为这些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1860年以后开辟的苏南、浙江根据地，对于支撑太平天国后期革命斗争起了重要作用，这也同这些地区在四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展了以抗租抗粮为主的阶级斗争有密切关系。‎ ‎　　四十年代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壮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武装队伍。太平天国的胜利发展，又大大推动了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包括遍及东南各地的抗租运动，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高潮。‎ ‎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太平天国革命蓬勃发展的1853年就指出：“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的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98。1862年在《中国记事》一文中又指出：“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这是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关系所作的十分科学的概括。在这里，的确“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引起了惊醒作用”。不过应当补充一句：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强迫输入中国的精神鸦片——天主教、基督教，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来说，也“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被利用来作为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工具。洪秀全、洪仁玕的行动就是显著的例子。‎ ‎　　总之，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基础上爆发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推动了这场大革命的爆发。国内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等其他民族的矛盾对阶级矛盾的激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个时期的国内外民族矛盾有的已经渗透到阶级矛盾之中，而以阶级矛盾的形式出现。所以，从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的性质来看，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反封建斗争，含有反侵略斗争的性质，并且刻上了反满斗争的烙印。从革命的任务来看，这次革命实践已经担负了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从其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来看，它与旧式的农民革命相同，从其所处的时代及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来看，它与过去的农民革命已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应当说太平天国革命是旧民主主义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　　‎ ‎　　1979年5月13日于厦门（选自《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略论《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 ‎　　蒋顺兴 ‎　　‎ ‎　　在研究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它的空想性问题。本文准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　　‎ ‎（一）‎ ‎　　‎ ‎　　《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表现在哪里？‎ ‎　　我翻看了一些研究《天朝田亩制度》的文章，一般都只是说《天朝田亩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或说存在着空想性，一笔带到，语焉不详，对它的空想性缺乏具体分析。‎ ‎　　我以为不能笼统地说《天朝田亩制度》是空想的。我们知道，《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建设理想社会而设计的兰图。它阐述了这个理想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的有关内容，不仅阐述了土地制度问题，而且牵涉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生活等许多方面的问题。在这些内容中，有许多是实在的，在现实社会中是可行的，并不具有空想性。例如，《天朝田亩制度》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规定实行封建君主独裁制、封建等级制和封建世袭制，这与清王朝是一致的，当然也是行得通的。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建设天京政权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干的。‎ ‎　　当然，有些内容是属空想性的，特别是在经济思想方面，这主要表现在：‎ ‎　　首先，《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突出地表现在它所提出的社会理想。文件说，“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广大农民所描绘的一幅美妙幸福的理想图。但是，这种理想只能写在纸上，不能行于现实生活。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理想社会的。在原始社会里，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不可能做到人人饱暖。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花天酒地，而决无贫民百姓的暖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有比较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在劳动产品的分配上，也只能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决无“无处不均匀”之理。从《天朝田亩制度》所设计的整个社会方案来看，也是不可能实现这种理想的。他们要建立的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社会，洪秀全是地上天国的封建皇帝，掌握着一切生、死、予、夺的大权；有着一套等级森严的统治机构，从上到下有一大批官吏，而广大农民则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样，就只能有洪秀全他们能享受“天福”。而这种“天福”是建立在劳动人民血汗之上的。在天国内部，我们不说洪秀全的封建荣华富贵的腐化生活，且看李秀成在常州的享受就知其一二。据有关史书记载，忠王衣绸缎之衣，食山珍海味、熊掌，住处更是彩灯、地毡字面、古玩，应有尽有。而广大战士则满身疥疮，随处席地而卧。两相对照，尊卑贵贱，泾渭分明。这怎能“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呢？！所以，《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对农民来说，最多也只是一句娓娓动听的空话。‎ ‎　　其次，《天朝田亩制度》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同样是空想。文件的主要精神是肯定封建经济基础的。它规定“物物归上主”。这里所说的“主”，毫无疑问是指洪秀全。而这个“物物”，当然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财物。这样，洪秀全自然也就成为一切财物的所有者，是太平天国最大的地主。正如《百姓条例》里所说的，“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这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洪秀全根据文件中关于“主有所运用”的规定，以“明主”的面目出现，将土地财产“恩赐”给臣民百姓。那么，农民的土地是怎样赐给的呢？《天朝田亩制度》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里面讲到，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田分九等，好丑各一半，天下田丰荒相通等等。但只是讲了分田的办法，而没有说到所分的田从哪里来。在封建社会里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首先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里所说的：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必须“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然而，《天朝田亩制度》没有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实际上是原封不动地赐给了土地所有者。我们考察太平天国赵义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天国始终是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执行的是“依古制”，“循旧章”，“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所以，不解决土地的来源问题，分田喊得最响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再说，那种分田的方法也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在当时社会是无法做得到的。可见，《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分土地的论述，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的愿望。‎ ‎　　其三，在分配制度方面，更具有空想性。《天朝田亩制度 ‎》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通天下皆一式”。这里要指出两点：一是农民虽是劳动者，但因为他们毕竟是私有者，故私有观念特别强，总希望自己发财致富，要他们把所有的剩余产品上交给太平天国的“国库”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通天下皆一式”的分配办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寸步难行的。因为世界上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所说的，“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 ‎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切合实际的社会理想；二是企图在不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三是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 ‎　　‎ ‎（二）‎ ‎　　‎ ‎　　《天朝田亩制度》里的这种空想属于什么性质的思想呢？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叫“农业社会主义”。我以为此说不当。‎ ‎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中生活，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天朝田亩制度》里所提出的具有空想性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太平天国领袖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思想，当然也同样刻有阶级的印记。《天朝田亩制度》是在中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洪秀全他们为代表的小农阶级提出来的。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里有一段精辟的分析：“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而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写的是一八四八年法国的农民，但他的基本观点是同样适合于我国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的。太平天国的农民们，虽然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虽然有共同的理想，但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他们只能由别的阶级来代表自己，他们的思想只能受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制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所以，在清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农民，他们的思想也不能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思想的支配和约束。这就是说，洪秀全他们的思想（连同空想）不能不打上封建的烙印。‎ ‎　　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内容时，这种封建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分配上有着明显的封建特权。太平天国规定，“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天命诏旨书》）。功勋以上的大大小小官员，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均“世食天禄”。这些官员，在经济生活上，都得到相应的封赏。他们在实际上是新兴的地主阶级。而农民，文件规定：“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尚（上）”者太平天国的官吏也。这就是说，这批官员由农民耕田来养活他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天朝田亩制度》要规定农民，凡当收成之际，除“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交国库”。当然，这种规定是非常苛刻的。可见，这种分配制度尽管是空想的，但它的封建等级和封建剥削性质表现得是何等的鲜明啊！‎ ‎　　另外，在平分土地的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 ‎》刻画的是封建小农经济。我们根据文件的描绘，可以想象到：农民耕种着分得的几亩或几十亩土地，“树墙下以桑”，“妇蚕绩缝衣裳”，“每家五母鸡，二母彘”，这无疑是一种个体的、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这种小农生产方式，在太平天国所设计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补充，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一文里所分析的那样：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　　总之，《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从生活资料的分配到土地的平分，尽管反映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但是，它始终没有突出地主阶级思想的框框，封建的色彩是很浓的。‎ ‎　　这里要讲清楚的是，把《天朝田亩制度》的这种空想性思想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它们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大家都知道，任何社会思想流派，都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物。空想社会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诞生的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帮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帮》），正是十六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的；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推进到最高阶段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思想，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进入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阶段形成的。而小农“均平富，等贵贱”之类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是随着小农经济的出现产生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虽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社会上萌发着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形成。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来看，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以，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还没有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只能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小农的空想。‎ ‎　　其次，这两种不同的空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内容和阶级属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那种空想，是封建时代小农们提出来的。他们不堪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从朴素的平等观念出发，而要求“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早期无产者提出来的。他们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观为武器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设计了他们各自理想的社会主义方案。这是无产者群众还没有形成一个自觉的阶级时所提出来的一种理想，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后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恩格斯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微光”，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社会主义创始人”。‎ ‎　　可见，这两种空想，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社会经济基础，到思想内容和阶级属性都是不一样的，决不能给《天朝田亩制度》贴上空想社会主义的标签。‎ ‎　　同样，把这种思想说成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不对的。我查了一下，关于农业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讲话中说的。他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接着，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新华社信箱解释毛主席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什么思想”的时候，把太平天国的这种空想作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从此，史学界在评述《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时，就一直沿用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是很不科学的。太平天国的空想与毛泽东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第一，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是在封建时代单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所提出的改造社会的一种方案；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一些代表小农落后思想的人提出的改造社会的一种思想。第二，思想内容不一样，《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是封建的小农为了摆脱封建的压迫和剥削，要求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做到人人饱暖。而“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见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　　总之，《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是封建时代小农的幻想，属封建范畴的思想。我们不能把这种思想拔高为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不能挂上农业社会主义的招牌。‎ ‎　　‎ ‎（三）‎ ‎　　‎ ‎　　这种空想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史学界曾有过讨论，意见也比较一致。但是，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 ‎　　我也认为，《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具有进步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斯大林同志说：“农民要土地，他们做梦也梦见土地。”（《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95页）农民为什么老是造反，就是因为没有土地，忍受不了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都曾为土地问题而斗争。当然，农民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北宋的李顺、王小波起义提出了“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这仅是一般的均贫富的思想；到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则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开始提出了均田的主张。但这种口号还是非常笼统的。太平天国不仅主张平分土地，而且提出了分田的具体方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太平天国把单纯农民起义推向最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天朝田亩制度》中关于分田的设想，尽管是不能实现的空想，但是它却反映了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 ‎　　另外，《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思想，对政治上人压迫人，经济上人剥削人，生活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等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辛辣的批判；对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农民来说，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幸福美好的理想社会。这种空想，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它象磁性一样，吸引着广大贫苦农民。‎ ‎　　所以，这种空想，有着强烈的反判建性，反映着人民的利益，有它的进步意义。这对当时沉闷黑暗的社会思想界来说，不能不说是突然升起的一团光彩夺目的思想火花。它表现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 ‎　　这里要指出的是，有的同志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说成是《天朝田亩制度》空想的进步性：“纲领提出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从而使得农民获得土地，解除封建压迫，这是完全合乎当时农民的要求的。因此，这种主张是革命的”。这是错误的。在封建时代，农民反对坏皇帝，而拥护好皇帝；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但不反对封建制度；要求得到土地，但不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也是如此。他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只是提出了平分土地的空想，并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却却相反，他们的言和行都是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所以，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来说明《天朝田亩制度》空想的进步性，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科学的。‎ ‎　　我们在肯定《天朝田亩制度》空想性思想的进步作用时，也必须看到它的落后性和反动性。首先，这种空想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因为这种分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实际上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无区别，农民当然不愿意多劳动，不愿意动脑子总结生产经验，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他们完全可以荒废一部分土地，而耕种一部分仅能维持全家生活的土地。这样必然引起生产的大倒退。因而这种做法必然会遭到广大小生产者的反对。事实也正是如此。《贼性汇篡》卷十记有：太平天国“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今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可见，靠绝对平均主义，剥夺农民的私有产品是不得人心的。‎ ‎　　其次，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是个严重的摧残。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走向资本主义。任何思想，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按照《天朝田亩制度 ‎》的那种空想，让农民过着通天下皆一式的最低的生活，把所有的剩余物都上交，这就使小生产者手上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这对当时正在发展着的商品经济是个致命的打击。这无疑是对历史的反动。当然，这种空想在农村中没有实行过。但是，在天京城内却曾按照这个精神，用军事和行政的手段，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立“诸匠营”和“百工衙”。在诸匠营和百工衙中也是实行的生活资料的绝对平均分配，主要是满足个人的糊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在《金陵葵甲新乐府》中有一首诗写道：“木工瓦工千万人，营营扰扰晨至昏。但有口无雇钱，妻拏冻馁空忧煎。”这虽是出于敌人的恶意宣传，但却反映了搞绝对平均主义的事实。这种“但有口粮无雇钱”的做法，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而产生的雇佣关系中的货币工资，是个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诸匠营和百工衙的生产，完全是按行政命令办事。上面要生产多少，就干多少，要多少人生产，就派多少人。它们的产品不投入市场的流通，内部没有由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所以，它们是永远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再说，生产的好坏与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是相脱离的，他们除了填饱肚皮以外，就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什么也没有。这当然不可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可见，这种诸匠营和百工衙都是束缚和摧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它们除了靠大刀，长矛的军事权威能暂时维持一下以外，终究是要垮台的。事实上，那些手工工匠一有机会就逃跑。据《金陵杂记》的记载，被编入土营的泥、木、油漆匠，未多久便“逃亡已过半矣”。甚至还有进行反抗的，如机匠衙几千人与清江南大营私通，谋里应外合。后遭镇压而失败。‎ ‎　　从以上两点的分析，这种空想的落后性、反动性是不难看出的。但是，因为这种空想还只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实施，它的反动性还不可能充分暴露出来。所以按照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条件，这种思想，进步的一面还是主要的。然而，这种主张，一旦用强权在社会上推行的话，反动性也就明显地占着主要地位。把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用于天京城内的诸匠营和百工衙所产生的反动后果，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　　‎ ‎　　（选自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史研究》（第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试论太平天国起义前洪秀全的政治思想渊源 ‎　　吴雁南 ‎　　‎ 一 ‎　　‎ ‎　　荣孟源同志认为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主要渊源于“天地会”，在“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一书中说：‎ ‎　　‘据“天地会”的说法，人人都是上帝——天的儿女，以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大家都是兄弟姊妹。“拜上帝会”把它略加改动，变为天父上帝，天兄耶稣，在上帝、耶酥之下，人人平等，这是很省事而且也是很自然的。’1‎ ‎　　“中国历史概要”一书也认为：‎ ‎　　洪秀全‘早就熟悉“天地会”所传播的反满思想，后来又从外国传教士接受了一些基督教义。他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借用“上帝”和“耶稣”两个名词作为号召民众革命的旗帜。在原始简单的教义里面，他灌输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理论。’2‎ ‎　　荣孟源同志等基本上认为洪秀全的革命思想渊源于‘天地会’，只是从基督教那里借来“上帝”和“耶稣”两个名词作为号召民众革命的旗帜而已3。‎ ‎　　诚然，洪秀全生长在当时“天地会”最活躍的雨广地区，在思想上受其个别影响是很自然的；但如果把“天地会”的思想作为洪秀全政治思想主要渊源，从而否认儒家大同思想和基督教原始教义对洪秀全的影响，就很难解释：‎ ‎　　1．“久受儒家思想薰陶”4的洪秀全为什么不吸取自已早年就十分熟悉的平等思想——“大同”思想，而吸取自己不太满意的“天地会”教义作为理论基礎呢5？‎ ‎　　2．为什么“太平天国”的政纲和制度更多和儒家大同思想和制度发生关系，而很难发现其内容和“天地会”有更深厚的联系呢？‎ ‎　　3．如果说洪秀全和基督教的关系仅限于借用“上帝”和“耶稣”两个名词，为什么有些基督教原始教义又为洪秀全所吸取呢？‎ ‎　　‎ 二 ‎　　‎ ‎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中分析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时说：“如任何其它新学说一样，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是根据它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出发的，虽然它的根据是深藏在物质经济实事中。”6‎ ‎　　以恩格斯所表述的这一基本原理来分析洪秀全政治思想渊源，不仅应当从当时社会经济、阶级斗争中去探求，而且也应当注意思想意识的联系性和继承性，从多方面考察对他发生过影响的前人已取得的思想资料。‎ 洪秀全 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内部充满着阶级矛质和民族矛盾；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尤其是当时两广地区不仅是社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地区，而且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较早，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最深、在经济上是最为发展的先进地区。‎ ‎　　而洪秀全则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即“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7作为他最亲密战友、首“谋创国者”8、太平天国运动“实际的开创者”的冯云山亦“学得了一套中国旧文化的知识”9。洪秀全、冯云山的阅历决定了他们熟悉儒家思想；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和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他们是同情人民并易于参加革命的。‎ ‎　　由此可见，洪秀全把儒家大同思想中所勾画出模糊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图案和原始基督教义中某些平等因素和当时人民革命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其政治思想是很自然的。但他的政治思想决不是前人已取得的思想资料的翻版，而他们在研究和吸取它时，“每时每刻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该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为出发点”10，“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1。“它的根源是深藏在物质经济事实中”。‎ ‎　　‎ 三 ‎　　‎ ‎　　从洪秀全的革命思想线索的发展上看，首先表现为反清思想12。两广是天地会最活躍的地区。自然他可能受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吾人同生同死，……结为一家”，“誓減清朝一扫空”13一定的影响。但如果强调为洪秀全的思想渊源于“天地会”则是不妥当的。‎ ‎　　在作为拜上帝会理论基础的几篇文章中，如“原道醒世训”的中心思想是：‎ ‎　　“遐想者、虞三代之世，有无相恤，息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塗，举选上德。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盖实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理化，远而番国亦然；远而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是故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4‎ ‎　　这篇文章虽重点在于阐明经济平等，但亦明确提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平等思想；“量宽异国皆同国”、“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的民族平等思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男女平等思想，足见它实是以经济平等思想为中心，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政治、民族、男女平等的宣言书。其重要性是远远超过“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的。‎ ‎　　诚然，这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是不可分割的的整体。但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其中受基督教原始教义强烈影响的内容摘出：‎ ‎　　“盖实天下凡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皇上帝主宰理化，远而番国亦然；远而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　　就可看出这篇极重要的文件不仅从内容上吸取儒家大同思想作为自已理论的重要依据，就是在文字上亦几乎沿熋儒经。‎ ‎　　在这里却很难看出与“天地会”在理论上更深厚的联系。‎ 洪秀全不仅从儒家思想中吸取其中积极因素——“大同”思想；而旦亦受中国儒家的天命思想等消极思想的影响。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死生災病皆天定”，“总之富贵天排定”15。但这种思想在革命大风暴中逐渐被淘汰了。‎ ‎　　不仅在思想方面，就是太平天国的制度亦多仿周礼。故封建统治者借此攻击“妄托法古”，“僭设大官军师之职”16。这些制度多多出于起义后，而在起义前势必有所筹划。故亦可借以考见其思想渊源。‎ ‎　　因此，我可以肯定，洪秀全的思想受到儒家思想多方面的影响，而给他形成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出发点。但只有洪秀全把它和当时人民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才可能产生其伟大的理想和建立太平天国的主张。在1844年前的洪秀全虽然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创立拜上帝会，但只能有“不拜偶像邪神，独拜真神上帝，信奉耶稣，可得天堂永久快乐”17‎ 的简单教义，只有在1844年和广大农民进一步接触，了解其要求时才能产生像“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那样向封建统治者和民族压迫者宣战的宣言书。但荣孟源同志说：“1845年前后，洪秀全和冯云山所作的原道救世歌、百正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宣传文件，主要是根据中国通常传说而写成的，和天地会自称继承中国古圣先贤的宣传，基本上是相同的。”18‎ ‎　　荣孟源同志这里说的‘通常传说”的内容是什么？荣先生谈得很笼统只是说“它和天地会自称继承中国古圣先贤的宣传，基本上是相同的。”陶成章说：“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欲借山寨以聚众，故又曰梁山泊巢穴，欲豫期圣天子出世而辅之以奏扩清之功，故曰瓦岗寨威风。盖组织此会者，缘迎合中国下等社会之人心，取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三书而贯通之也。”‎ ‎　　足见“天地会”自称继承古圣先贤表彰、宣传自己的原因，在于“迎合中国之下等社会之人心。”因此在“天地会”教义中目前还很难找到它从古代继承而来的思想资料。荣孟源同志说对：他们只是“自称继承中国古圣先贤”。由于荣孟源同志把“天地会”自称继承（或只从形式上继承）古圣先贤以宣传和表彰自己，和洪秀全吸取儒家“大同”思想作为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有益的出发点等同起来。故在其“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一书中丝毫没有提到儒家思想对洪秀全的影响。‎ ‎　　由此可见，荣孟源同志所指的“通常传说”是没有什么内容的，他只是承认洪秀全即使在初期的文件中一再提到尧、舜、禹、汤、文、周、孔、孟，只不过是从形式（或者是名词）上发生关系，而儒家思想并不曾对他发生什么影响。‎ ‎　　如果这个解释不错，就很难解释：‎ ‎　　1．为什么洪秀全所依据古代的儒家思想，仅仅是如“天地会”一样自称继承古圣先贤来宣传自己，竟会成为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更进而发展成为“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完整的政纲呢？！‎ ‎　　2．为什么天地会在当时也和基督教有过接触19并与拜上帝会同时活躍于两广地区的条件下，并不能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20呢？‎ ‎　　十分明显，从天地会的社会条件来看，从其成员是”居无恒产，出无执业”的平民的阶级地位21来看，他们都有可能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主张。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孟彩尔思想的产生“是平民集团生活条件之自然结果。”22但它们为什么没能够提出这种伟大的理想呢？这是与他们没有“根据在它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出发”分不开的。他们仅仅停留在“以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大家都是兄弟姊妹”的简单、模糊的平等思想中。‎ ‎　　因此，荣同志这个意见是不够妥当的。‎ ‎　　‎ 四 ‎　　‎ ‎　　洪秀全的思想和基督教原始教义中的平等思想有着深厚的关系。胡绳同志说得很对：“最引起他注意的大概是这两点思想：一、只有上帝是神，其它一切为所崇礼的对象都是妖魔；二、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23洪秀全之所以注意这两点思想：首先这种平等思想是合乎广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当时社会萌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列宁在“民粹派乌托邦和劳动派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它们是“站在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中间的小业妄想不必用阶级斗争而消减雇佣奴隶制”24，“把极彻底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提出来”，“这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25。因此，千载太平的幻萝和平等思想不仅是疑误大农民（因限于篇幅，农民欢迎平等思想的问题从略）的要求，而且为小业主、小所有者欢迎，适合中国萌芽的资本主义的需要。‎ ‎　　其次，洪秀全把人民的权力集中于皇上帝去和一切黑暗势力——“妖魔”作斗争，这是符合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因为洪秀全是主张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因此反对人压迫人，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的。‎ ‎　　荣孟源等同志认为：拜上帝会只“附会基督的一些言词创立了拜上帝会”，“借用‘上帝’和‘耶稣’两个名词作为号召民众革命的旗帜”而已，是值得商榷的。‎ ‎　　洪秀全不仅在“原道醒世训”中发表过明显受基督教七义的议论（见前第三节），在他对洪仁玕所发挥的这段议论，亦受基督教七义鲜明影响：“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业耶？””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26‎ ‎　　同时我们知道洪秀全所著天条书则是模仿“摩西十诫”作的。‎ ‎　　如果否认洪秀全在思想上受基督教某些平等思想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何以洪秀全及其信徒思想中充基督教原始教义的平等思想呢！显然是不妥当的。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27并取得一定成就的人！‎ ‎　　‎ 五 ‎　　‎ ‎　　在前面已提出几个问题和荣孟源同志商榷。在此想进一步研究一下荣同志关于拜上帝会渊源于天地会的几个主要论据。荣孟源同志认为：‎ ‎　　“洪秀全对三合会（天地会）发表议论云：‘我虽未曾加入三合会，但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洪秀全说明了上帝会与天地会的区别，同时也说明了他还是继承天地会‘反清’的宗旨的。”28‎ ‎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想继续把荣孟源同志引用洪秀全这段议论写在下面。洪秀全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民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恶的，例如新人会的必须拜魔鬼邪神和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颈而迫使他献财给会用，他们原有的宗旨已变为下流卑污没有价值了。如果我们讲真道理，而倚靠上帝强有力的助佑，我们几个人便可比他们多数，甚至孙膑、吴超、孔明等及其它古代历史中娴于鞱略战术者也值不得一赞，三合会更卑卑不足道了。”29‎ ‎　　在研究这段议论前，了解当时两广的时势，对明确他批评天地会的目的是很重要的。金田起义之始，太平军力尚很单薄，而天地会起义的声势却很浩大，他们不仅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而且有的天地会徒愿“献牛猪米粮等物来洪军”，并以“同拜上帝为条件”30加入太平军。这很可能在太平军中引起对联合天地会的许多幻想，或片面强调联合等思想；另方面加入太平军的起义军，在军中超了破坏作用。如“大头妖”“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拨虐，肆行无忌，……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着大头妖”31。‎ ‎　　所以洪秀圣为了使太平军进一步明确对天地会的态度。对它作了比较全面的论断，最后指出：“凡三合会人们，如不舍弃日习而皈依真教，则不容收纳”32。‎ ‎　　在当时，这却是一十分重要的指示，同时从这一议论里，可以看出久读诗书的洪秀全对天地会的恶习是憎恶的，他认为天地会“下流卑污”，“卑卑不足道”，这不能不说其中仍有几分成见；从这段议论里我们也看到了洪秀全不仅反清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在创立新朝，而不是复明。比天地会大大前进了一步。‎ ‎　　我们不可能因为：洪秀全知道天地会的反清主张并对他进行批判这一事实而得出结论说他的反满思想是从天地会继承而来。‎ ‎　　荣孟源同志又说：“杨秀清、萧朝贵联名颁发的奉天诛救世安民谕说：“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滅清，未闻结义拜盟友北面于仇敌者也。”在这里上帝会干脆自认是天地会了”33。‎ ‎　　但如果进一步研究广西革命斗争形势，则可得出另一结论。当时广西天地会徒一方面纷纷起义；另方面为清政府利用，募为壮勇进攻太平军34，因此被骗入清军者有的动摇甚至内应投奔革命的。如实尚阿说：“各处练勇招集乌合，有鼠首两端，居心叵测者”35。又如寺村之战张敬修部因壮勇内应而遭受失败等是36。‎ ‎　　因此，太平军一方面促使其回首歃血誓盟“反清复明”的宗旨，批评其“北面于仇敌”；另方面号召他们投奔革命“同心同力以滅清”。事实证明，这是正确和必要的。故当太平军克湖南道州时，“湖南天地会闻风附义”37，“凡入添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38‎ ‎　　可见：太平军颁发“奉天诛妖救妖世安民谕”其目的在于争取天地会众参加革命，至少是企图使其中立，勿入清军，这个告谕在对太平军的发展上起 ‎　　‎ ‎　　（选自《史学月刊》1957年第8期。）‎ ‎ 第二节 保卫太平天国的斗争 毛泽东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 ‎　　你（郭沫若—选者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　　（选自《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三版。）‎ 列宁论农民政权 ‎　　往往是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退回去。‎ ‎　　‎ ‎　　（选自《列宁全集》第4卷4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财富公有措施在当时 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 ‎　　这种超出不仅超出现在，甚至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谈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践试用之后，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405页）‎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开始的这一场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沦陷，共十四年，它的余波又继续了四年。这场大革命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的第一个革命高潮。‎ ‎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不可估计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在太平天国大革命和两次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性，也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动性。从西方国家来的资产阶级侵略者，在世界的东方充当了绞杀人民进步事业的主要角色，他们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开始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洒着千千万万农民革命的勇敢战士的鲜血的大地上，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大革命所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三、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一节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加剧和洋务运动 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 ‎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反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直接把持。前面已经说过，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在上海，英、美、法领事已经从买办官僚手里取得了当地的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朝官方任命为总税务司。李泰国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为清政府到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的事件而于同治二年（1863年）去职，继任者是英国人赫德（他担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1909年）。在赫德手里建成了在外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海关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在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沿海十二个商埠（包括台湾的两个在内）和沿长江的九江、汉口的海关的税务司都由总税务司委派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税务司以下的较高级职员也全是外国人。以后新增的海关都照此办理。税务司在名义上是清政府所派的海关监督的助理，实际上，各税务司都只向总税务司负责。总税务司设官署于北京，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授权总税务司管理全部的海关工作。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由关税收入中逐年扣交，所以这些洋税务司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英、法的赔款如期偿清的作用。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已经偿清了这些赔款后，这种殖民地管理性质的海关制度仍然保存着，并继续起着这种性质的监督的作用，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仍以各种名义向中国进行勒索，一般都由关税收入支付。清朝官方向外国借债（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债虽然还不大，但已有好几笔）也都以关税作担保，还有向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多半也是用关税收入支付。腐朽的清朝政府丝毫无意于改变这种海关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与其由自己的官僚机构管理本国的海关，宁可让洋人管理为好。‎ ‎　　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税率压在极低的水平上，航运由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再加上外国人，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或任何其他人可以在全中国到处乱跑，——这一切当然是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为自己创造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逐步增加。‎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六十年代以英国为首开始执行上述对华的“合作政策”的各侵略国家，曾经竭力“教导”清朝政府，使它懂得，要获得列强的支持，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资本——帝国主义支配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会遵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规矩。各国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外交代表们就自居于这种“教导者”的地位。一个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的美国历史学者马士这样说：“这些代表们并没有忽视他们的首要责任——要约束中国人适当地履行条约条款，并且要保护交托给他们的那些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还有责任去教导在崭新的国际关系中并无经验的那些中华帝国大臣，并且给以意思诚恳而且实际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所谓“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是些什么，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专门为清朝政府写的两个文件中看到，这两个文件都在同治五年（1866年）由总理衙门送呈皇帝，并发交各省督抚讨论。‎ ‎　　赫德写的一篇，题目叫《局外旁观论》。这个在中国创建了一套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几十年中间，利用他的职权积极干预中国内政、外交各方面的事务。他的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要清朝政府务必切实遵守条约，在对外事务中一切照“章程”办事，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外国侵略者所立的章程。他恐吓说：“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他还“劝告”清朝政府及早把外国可能提出的要求主动地先办。他说：“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他所提出应“早办”的事内包括“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各等事”。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开始提出了由外国资本在中国修铁路、办电报、开矿、内河通航等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在已有的条约中并无规定。赫德的文章最后说：“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这就是说，这对于清朝政府是最有利不过的了。‎ ‎　　威妥玛所写的题为《新议略论》的说帖是由英国公使阿利国送交总署的。这个说帖一方面恐吓说，如果不顺从外国的意志，就难免外国的“干预”；“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一方面又劝告清朝政府要“借法自强”，其实就是要清朝政府主动地把全中国向外国势力彻底开放。说帖中说：“类如各省开设铁道飞线（电报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为什么各国会欣悦呢？说帖中说，这除了因为要办这些新法，就会“约外国人相帮”并且要外国人投资以外，还因为“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此也”。‎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以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众而开始。“办洋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来了。‎ ‎　　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因此，外事交涉，订条约等固然是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学习外洋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也无不属于办洋务的范围。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从事洋务活动的封建官僚，可以称为洋务派。‎ ‎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是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林则徐的主张。但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做不到的事，因此林则徐只能受到排斥。洋务派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人学习，并且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只能容忍外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便依靠洋人的帮助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怀疑和反对这种主张，但是洋务派的命运同林则徐迥然不同，他们成为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　　何振东　‎ ‎　　194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中说：“你的《甲甲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1‎ 总结太平军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大家若能把它解决好，就能如《甲申三百年祭》一样，有益于整顿我们的党风，使我们的革命工作避免“一次又一次吃亏”。衡量中国农民战争的成败得失，既应该区别两个不同的时期，又应该区别两个不同的尺度。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次农民战争从曾否推翻封建旧王朝这个尺度来说，有的是成功的，如秦末的刘邦和元末的朱元璋等。其他大都可说是不同程度的失败了。若以曾否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来衡量，那末从陈胜、吴广一直到近代的义和团，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革命才在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的统治政权及其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获得了政治、经济上的解放。‎ ‎　　过去史学界在分析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时，虽说法不一，但可归纳为两个要点：探讨客观原因，认为太平天国后期，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地勾结起来，就大大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造成了敌强我弱的不利因素。究其主观原因，认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归根结蒂是由于得不到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须导。以上分析确有不妥之处，主要是未能把衡量旧式农民战争中成败的两种不同的尺度加以区别开来。若说太平天国失败是指未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历史证明农民起义只有在先进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出现之后，并在它们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而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社会上虽然具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未能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未曾出现的客观条件，当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来分析。若说太平天国失败是指未能推翻清王朝，并把主要原因同样归结为没有工人阶级领导。这种论点不仅违背了历史事实，并且会影响正确估计太平天国在前期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也会妨害我们去深入研究太平天国有关成败的具体经验和教训。这就“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类似，是我们历史工作者所不取的。‎ ‎　　有些论者为了证实中国农民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这个论断，就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根据。列宁的确说过：“恩格斯特别强调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和1848年德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的共同的经验，这个教训就是：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千百万分散的农村小业主只有在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有组织地行动，才能在政治上有意识地行动并且具有取得胜利而必须的集中性。”2关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斯大林说得更清楚：“为什么普加乔夫或拉辛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了呢？为什么当时农民没有能够把地主赶走呢？因为他们没有而且当时也不可能有象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为什么法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胜利和早先被赶走的地主的返回而结束呢？因为当时法国农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象工人阶级这样的革命领导者，——当时领导农民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3这里列宁与斯大林都强调了西欧的农民革命只有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些结论是说当西欧的资产价级和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农民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克服在运动中所暴露的种种弱点取得革命胜利。可是这些正确的论断并不能用来证明，太平天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的结论。因为中国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未曾出现。因此就不存在它们去领导农民起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套用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来论证自己那种脱离本国历史实际的观点。‎ 太平天国所以未能推翻清王朝而造成最后失败，其原因无论是客观的、主观的，主要的、次要的，都曾在斗争进程中不断地具体地表现出来。如以敌我双方阶级力量对比来说，在太平军方面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南京的三年时间中，力量是由弱变强、由小到大的；而清朝统治阶级是节节败退。可是从天京事变到天京陷落这八、九年间，太平天国却由强变弱、由大到小，而清王朝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变得强大了。产生这种倒退的变局，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又是和农民阶级的劣根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原因时就指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4“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5‎ ‎　　至于中国旧式农民起义为什么不能推翻封建剥削制度，使自己获得解放。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阶级本身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们虽反抗地主，却不能也不懂得怎样去消灭地主阶级。他们虽有强烈的推翻封建政权的要求，但却不懂得去推翻作为封建政权的基础——封建剥削制度。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即使经过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们虽然都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可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尤其太平天国起义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探讨它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不仅有它的历史意义，也有它的现实意义。现在，不妨略举一、二如下：‎ ‎　　‎ ‎（一）‎ ‎　　‎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光辉的文献，它把历代农民要求平均、平等的愿望具体化、制度化，充分表现了农民群众反封建的斗争精神。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第一是颁布了关于土地分配的法令，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第二是公有财富，即谓“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两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至于每家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以这几项主要措施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的理想社会。‎ ‎　　这个制度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因此它也起过动员和鼓舞农民群众去冲击封建势力的巨大作用。所以列宁说：“平等思想一般是反对旧专制制度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斗争中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持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着反封建反农奴制不平等关系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表现着一千万农民的要求。”6可是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甚至单是主张这种分配的思想，就能产生很多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7可见得平分土地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是有一定的局限的。‎ ‎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尚能反映贫苦农民的要求，但是财产公有却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己。”可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81854年，杨秀清也只得在浩谕中承认这种情况：“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来息。”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有鉴于此，只能联名上奏：“建都天京、兵士份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良民，照仍交粮纳税……。”当经洪秀全批准“即遣佐将施行。”9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历史是一个公正又无情的检验员，它不允许《天朝田亩制度》中某些措施施行，原因何在呢？它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　　一个“理想”的制度和措施，所以会在实际生活中碰壁，这主要不是人们的意识在作祟，而只能在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答案。《天朝田亩制度》中的主要措施：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为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的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为了均匀贫富，除了平分土地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若平分土地所打击的目标是封建地主的话，那么财富公有化的对象就临到农民自身了。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就谁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四起就在所不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若勉强实行它，那末就会连“无人不饱暖”的目标都达不到。历史证明，财富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种超出不仅超出现在，甚至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谈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践试用之后，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10‎ 历史的镜子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在社会上私有制的退出和公有制的到来，它们的脚步总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行走的。若离开主客观条件，在所有制的问题上片面地求“公”，在生产组织上片面地求“大”，这往往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和客观规律的报复。‎ ‎　　‎ ‎（二）‎ ‎　　‎ ‎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献出生命，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杀残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开始走下坡路。史学界一致认为，“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近年来史学界对“天京事变”的研究十分重视，为了弄清它的是非曲直，不仅在史料上详加考订，在评论中也力求客观公正。目前在讨论中虽还存在意见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大家能从中得出有益的历史教训。‎ ‎　　谁是“天京事变”的挑起者？谁是这次事变的罪魁祸首？史学界有二种说法：一是认为杨秀清飞扬跋扈，野心太大，逼封万岁意在篡位，被杀殉命，咎由自取。另外一种说法是认为洪秀全是事变的挑起者。这论点主要根据新本《石达开自述》中所载：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气愤把杨秀清杀了……”。再根据有关史料所载，自从冯云山、萧朝贵相继牺牲后，韦昌辉就成为洪秀全的“心腹盟弟”。这些史料都为“天京事变”揭出了历史真相，洪秀全加封杨秀清为“万岁”，表面上出于主动，而实际另有所谋，借此一面可以麻痹杨秀清；一面可以激怒韦昌辉，最后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若按前说杨秀清确是邀功逼封，挑起了事变，这足以说明“大胜更骄傲”的错误思想，也能掀起革命队伍分裂的险风恶浪。杨秀清的大骄傲驱使他去伸手要“万岁”，而洪秀全为了保全自己的“万岁”，不得不以杀戳回报杨秀清，从而演成了大惨剧。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说：“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的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的一念之错。”11可见得在农民革命领袖中，一旦发生争夺皇权的斗争，就会败坏整个农民战争的大局。若洪、韦联盟杀杨的说法能得到多种史料的证实，那洪秀全就成为天京事变通的罪魁了。洪秀全唯恐杨秀清“位高震主”，自己大权旁落，就不惜与一贯阳柔奸险、心怀叵测的韦昌辉结成联盟，把雄才大略、威名远震的杨秀清置于死地，使太平天国陷于混乱分裂，几濒崩溃。结果是这个“天国”的创造人，却成为“天国”悲剧的扮演者。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出于“一念之错”，而是农民起义领袖思想变化的集中表现。‎ ‎　　‎ ‎（三）‎ ‎　　‎ ‎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史学界的意见虽有分歧，但对于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大家的认识已接近一致了。旧式农民起义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他们“往往是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退回去。”12太平天国政权也没有离开这个进程，经过一个短时期劳动专政以后，它倒退了，开始封建化了。太平天国是以反封建为起点，却以封建化为终点的。‎ 太平天国起义从反封建开始，后来退回到封建性政权，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是受什么力量支配的。历史证明农民领袖们的思想蜕变，往往是政权封建化的起点。‎ ‎　　洪秀全的思想在金田起义前，是以“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的反清思想为主的。同时也能与将士共甘苦，过着那种“寝食必俱，情如骨肉，旦有事聚商于室，得准便行，机警迅速，……”13的战斗生涯。可是，与此同时，洪秀全的思想深处都已萌芽了封建帝王思想。如在金田起义前一年，他就曾表述了自己胸怀“……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当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14‎ 这里洪秀全显然是以刘邦和朱元璋为自况的。稍后在发动起义初期，经常用封官许愿等封建思想来鼓舞士气，他曾说：“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只要全体将士能“各做忠臣劳汗马”，就能保证大家“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15可见得，封建统治思想不仅已经占据了领袖们的头脑，并且已在毒化自己的部下。‎ ‎　　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制，无论在职官制度、等级制度上，还是在礼仪制度等方面，基本上都是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的，虽然这也是促使政权封建化的重要因素。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由于太平天国领袖们思想蜕变的程度。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他们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其事例是俯拾即是的：根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四十人，至江宁选百八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16“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17洪秀全在天京修建的天王府是：“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18洪秀全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之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一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如“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19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日”是“太阳”，要求后妃们“速照本心对太阳”，“各莫鬼迷过太阳”。20他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洪秀全未能在腥风血雨的，“天京事变”中总结有益的教训，相反，却从此不信外姓。他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联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第一重用他的外甥萧有和，第二重用是他的长兄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台朝诛之”的地步。后来，洪秀全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21的封建政权为归宿。愿望与归宿竟然会如此南辕北辙相背离，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呢？‎ ‎　　政治现象不管如何曲折与复杂，但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里，他们首先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当他们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无可忍受时，敢于挺身而出，组织起义，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甚至推翻封建王朝。可是农民又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集合成那样。”“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形成一种共同关系，形成一种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22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在农民的知识辞典里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的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　　既然，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会出现封建化的结局，那末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中国会不会出现封建化的现象呢？从局部来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前几年林彪、“四人帮”大搞社会封建主义就是明证，当然这两种历史现象有所区别：前者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后者只不过是历史发展潮流中一个旋涡而己。可是后者给我们的教训却又超出前者。‎ ‎　　中国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后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虽然彻底铲除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封建势力，可是依靠暴力革命和政治运动并不能彻底扫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传统。而“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封建残余的存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在今天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严重的历史任务。要铲除封建残余首先在经济领域里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的相应发展才能消除封建意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 ‎　　‎ ‎　　（选自《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资政新篇》新在哪里 ‎　　沈嘉荣 ‎　　‎ ‎　　在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之后，“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艰难年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于1859年来到天京。洪仁玕 在香港的七年流亡生活，学习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加入了伦敦布道会，担任过教会牧师和汉文教师。根据他在香港广泛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会，撰成《资政新篇》一书，作为治国安邦的纲领，呈献给洪秀全“以广圣闻，以备圣裁，以资国政”。‎ ‎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历史大转折时期，就世界说，西欧、北美等地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走到了尽头，殖民地的开发，国际市场的兴起，从商品输出发展为资本输出。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冲击着每一个角落。古老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终于被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轰开了。与侵略者的主观愿望相反，鸦片烟本是作为麻醉中国人的毒品，却起了刺激中国人觉醒的作用。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解救中国的苦难？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索并为之奋斗解决的课题。太平天国运动正是肩负着这一历史使命兴起的。在太平天国大量文献中，大放异彩的当推《资政新篇》。‎ ‎　　《资政新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来临的征候。它比《天朝田亩制度》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所提供的新东西，主要是：‎ ‎　　一、主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生产力；提倡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进口。“凡外帮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但严禁鸦片进口，“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早在建都天京之初，太平天国就反复向外人阐明这一严正立场，英国公使文翰感到日后如与太平军通商，“鸦片将被严历禁绝，非同现在只有禁烟之虚名，将必实行禁绝也。”1‎ ‎　　二、明确生产资料私有制，允许个人获利致富，实际上鼓励自由竞争。《资政新篇》鼓励富民投资工商业自由经营，国家在工商发达的水陆码头、交通枢纽之区设立税收机关加以管理，而不是象《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物物归上主”，“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出资兴办银行的“富民”，“准每两取息三厘”。国家和企业经纪人之间实行分成制，如开矿，凡有民探到矿藏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获者获十之六焉”。主张对外开放，与外商也实行自由竞争的办法：“与外人并雄之法，如开店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从《制度》取消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到《新篇》鼓励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甚至自由竞争，这个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是从先前行政干预经济（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教训中，也是从外帮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得出来的。‎ ‎　　三、奖励发明创造。在“兴车马之利”条中称：“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准其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在“兴舟楫之利”条中规定：“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之利，限满准他人仿做，若愿公于世，亦禀明发行。”在“兴器皿技艺”条中又规定：“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文。即有法人而生巧者，准前造者收为己有，或招为徒焉。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无益之物，有责无赏。限满他人仿做。”这些条款显然有利于科技进步、生产发展的。‎ ‎　　四、承认贫富差别，允许雇工剥削。《新篇》中多处出现“富者”、“富民”、“有财者”、“商贾士民”、“百万家财者”等字样，对于他们，不是限制，而是鼓励其投资于兴办实业，获利致富；对于“穷民”、“贫者”、“灾民”，不仅仅作一点施舍，而是“令其作工”，“自养其身”，“自食其力”。为了保证发展工商业所必需的自由劳动力，《新篇》提出了“禁溺子女”、“禁卖子为奴”等条款，内称：“家贫卖子，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后世或生贤智者不得为国之用，反为国之害矣。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生女难养，准为女侍，长则出嫁从良也。”‎ ‎　　五、提高商贾社会地位。封建社会中一般都以农为本，以商为末，所以四民的序列为“士农工商”。《新篇》一反传统，改为“商贾士民”，而且政府给以种种支持，如办“新闻馆以报时事常态，物价低昂”，“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办银行、发行纸币则“大利于商贾士民”；制造“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者，大商则搭客运货”。‎ ‎　　六、在农村建制上也有所改革。设丈量官，负责兴修水利，丈量田亩，规划建房；设乡官乡兵，负责农村社会治安、公共卫生。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对《制度》规定的把全体农民编制起来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一种否定。‎ ‎　　《资政新篇 ‎》的问世，说明了在农民起义领袖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顺应历史潮流，试图变贫困落后中国为繁荣富强的中国。李秀成进军苏常后，在其所辖地区内推行工商业自由经营的政策，但工商业户必须领凭交税，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哄抬物价或垄断渔利。如1861年发给金匮县荡口镇黄兴和头绳花布店的商凭说：“一切货物，务须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抬高市价，如敢垄断渔利有害民生者，准尔铺户指明禀究。”2太平军攻占浙江温岭，“交易甚公平，有取醋而不给钱者，店主诉诸头目，即斩以殉。”3太平军在宁波促进物资交流，米、糖价格都有所下跌。‎ ‎　　史实表明，太平天国后期所采取的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成效是显著的，“自江浙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4‎ ‎　　苏州：“百货云屯”，5“虎丘为甚，食物俱全”。6‎ ‎　　吴江：同里镇“市上热闹，生意繁盛，较平时数倍”；7夹浦关“停商船二百余条”，“日税数千两”。8‎ ‎　　常熟：“生意极盛，河海各船稠密”；9“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轻重”。10‎ ‎　　无锡：荡口镇“货财充斥，增设市廛”。11‎ ‎　　宜兴：大浦“左右设卡尤密，商贾云集，交易日数万金”。12‎ ‎　　常州：“市面经商亦得利”。13‎ ‎　　丹阳：“商不缀业”。14‎ 太平天国辖区，外贸也有所发展，丝茶出口增加了。‎ ‎　　建都前后 出口年份 生丝（包） 茶（磅）‎ ‎　　建都前 1849—1850 16134 53960000‎ ‎　　建都后 1859—1860 69137 85938493‎ ‎　　1860—1861 88754 87220754‎ ‎　　1861－1862 73322 10731649‎ ‎　　1862—1863 83264 118692138‎ ‎　　但是，必须指出：《资政新篇》并没有真正实行或全面贯彻。为什么？这里有主客观的多方面原因。战争环境，政局不稳，这是客观原因；就主观原因上看：‎ ‎　　一、洪仁玕总理朝政，由于前期没有战功，不孚众望，并未握有实权，指挥不灵，由他来推行新政是有闲难的。洪仁玕曾自我表白说：“本军自粤来京，诞膺王爵，天恩已重，众望焉孚。但例之以陈平进而绛、灌有言，诸葛尊而关张不悦，韩信拜将，一军皆惊，理所固然，夫何足怪！惟是丈夫是命，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况乎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惟有如诗所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而己’。”15‎ ‎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供词说：‎ ‎　　“那五主将看见伪天王未及一月，封了小的王爵，均有不服之色，伪天王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官，令小的登台受印。伪天王对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小的见众人不服，愿不肯受。伪天王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于是小的登台受印，对众说了些道理。”16‎ ‎　　连留美归来，访问天京的容闳都发现，洪仁玕虽有才干，但很孤立，没有人支持他推行新政。‎ 洪仁玕总理朝政不久，因西线战事失利，安庆失守，被革职除爵，朝政复归洪仁发、洪仁达，洪仁玕仅管外交事务。但“在1861年至1862年上半年，我掌处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发生令天王不悦，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17‎ ‎　　那末，依靠洪秀全来推行新政行不行？从洪秀全在《资政新篇》上的批示来看，有三点可以提出的：1．洪秀全对这个文件很重视，审阅是认真的，所加三十一条批示中，有两条表示缓行，两条表示反对，其余二十七条分别签署的是“饮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也”或“是”的字样，有所弃取，说明系认真思索所致。2．反映洪秀全后期思想也有所前进，看到了历史趋势，考虑调整太平天国内外政策，以适应时代潮流。3．所批“反对”和“缓行”的各二条，反映了洪秀全的敌情观念较强。洪仁玕在《资政新篇》“刑刑类”里依据“勿杀之圣诫”，提出“下有不法，上可无刑”或大罪“以吊死”的条款，洪秀全批示为：“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这二条批示的意思是说，凡邪恶、妖魔、有罪，该杀者仍然要杀。洪仁玕在《资政新篇 ‎》“法法类”里提出，为了实观“权归于一”、“上下情通”、“人心公议”，建议“准卖新闻篇或暗柜”、“兴各省新闻官”。洪秀全批示为：“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日月，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但洪仁玕却根本不准备对太平天国政权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革。当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运动，批判神权，君权，倡导科学、民主，强调人权、争取个性解放的时候，洪仁玕却喋喋不休地宣扬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宗教蒙昧主义，封建特权主义。‎ 洪仁玕怀着“报知遇之恩”、“竭力效忠”的赤诚之心，对其族兄洪秀全的美化神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回答天王不称皇，不称帝的原因时说：‎ ‎　　“盖谓系王于天，所以大一统也。此天王尊号前代无人敢僭者，实天父留以与吾真圣主也。……今吾真圣主天王于天酉年转天时，蒙天父暗置一朱书在燕寝门罅中，批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是君王父寻着的，邻县邻乡是人皆知。故吾主天王受天真命为‘天王大道君王全’非自称，非人称，又非古书所称，实天父真命封为天王也，而较诸古之僭称自称，为至正至顺焉。”19‎ ‎　　洪仁玕用神话加梦话论证天王是“太阳”，幼主亦是“太阳”。他把革故鼎新，开创新天地新世界新局面的重任，寄希望于真主、幼主：‎ ‎　　“所谓世之变革者，以真圣主天酉年转天时，受天新命，食天新果，饮天新汁，因有自新之学，用以新民新世。今又蒙天父、天兄下凡带真主、幼主作主，而天地更新也。”20‎ 洪仁玕起草，经洪秀全修定的《敬避字样》浸透了繁琐的封建等级制、特权制。其所谓“圣怀”、“圣虑”、“圣也”。这两条批示的意思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分内外，不别上下地使用新闻报导、检举箱来试图揭露奸谋，或者明赏罚、定褒贬，容易被敌人钻空子。笔者认为，上述四条批示基本正确，无可厚非。问题是，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元首是否能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资政新篇》以太平天国的官书正式颁布一年之后，《天朝田亩制度》又重新刊发，这两个文件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毕竟是对立的，两个文件的并举，反映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的思想反复性、摇摆性以及推行“新政”的艰巨性。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在宗教迷信化的泥坑里越陷越深，皇权主义，洪氏家天下思想恶性膨胀，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失去理智，很难在安邦治国上再有很大作为。李秀成对洪秀全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述，有褒有贬，较为公允。他认为洪秀全后期，在组织上，专任同姓，不信外臣，不用贤才，以致于“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在政治上，不问政事、国事、军情，不严章法，不修德政，一味蛮为；在思想上，言天说地，一味靠天，不听人言。18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推行新政？‎ ‎　　二、洪仁玕即使握有大权实权，由于他的严重封建主义意识，也不可能在发展资本主义上有多大建树。许多太平天国史的论者一谈洪仁玕，就是资本主义，甚至称之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笔者看来，这未免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溢美之词。且看下列史实：‎ ‎　　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资政新篇》中虽然介绍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政权模式：“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颜”、“圣德”、“圣恩”、“圣寿”，规定为洪天王和他的了孙们世袭的专用词汇，洪秀全的父亲的名字也列为“圣讳”，“不准用”。‎ ‎　　许多人过高地估价了洪仁玕的反迷信，其实他仅仅力图用皇上帝取代泥菩萨，“去偶象而拜上帝”，“拆妖庙而建礼拜堂”，即用一种迷信代替另一种迷信而已。‎ 洪仁玕确实主张“戒浮文巧言”，倡导“文以纪实，语语确凿”，无“半字虚浮”，实际上他是以“合天情”、“符真道”为前堤的。只要翻一翻洪仁玕竭力宣扬的天父天兄一套洋迷信的文字：“上帝创造天地人物，无一而非真也”，21“天王是太阳能照天下”，22“吾主亲承天父天命，亲觐天父天颜，字字句句，都是切近真实的”，23就可知其所谓“真实”、“确凿”也者，不过是宗教语言，并非以客观存在为依据的。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天国 避讳字就数以百计，如：爷改牙，火改伙或伙，华改花，耶改乎或也，稣改苏或甦，基改居，督政总或统，洪改鸿或宏，秀改绣，全改泉，皇改黄，上改尚，天改添，清改菁，朝改潮，贵改桂，福改复或馥等，云改芸，山改珊，昌改玱，辉改晖，正改政，圣改胜，神改辰，老改考，年改岁，月改期，丑改好，卯改荣，亥改开，等等。杨秀清的头衔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九千岁”，李秀成的爵职称谓拥有四十二字之多：“殿前支部又副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弘剿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王荣千岁”。这种繁琐的文字游戏，难道就不是“浮文巧言”么？问题还在于，人们透过“游戏”，看列的是封建主义的血污。‎ ‎　　由此可见，洪仁玕的思想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在香港的七年流亡生活，接触了资本主义，还不能说理解了资本主义，更不能说他已经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超越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固有局限，赫然已成为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　　三、《资政新篇》存在着使自身无法实施的种种弱点。《新篇》只是大讲了要发展资本主义，而很少甚至没有讲怎样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时两股势力进行坚决打击，那就根本不可能。这两股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 ‎　　《资政新篇》提出“与番人并雄之法”，洪仁玕天真地认为，由于我民族企业无租金，工人少，价格低，这样就能挤垮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洪仁玕不懂得，外国资本主义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搞的是大机器生产，它所生产的商品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大大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本低，价格低，物品美，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决不是当时我国手工业产品所能抗衡的。鸦片战争以后，首先在五口通商口岸，继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着一个由洋纱取代土纱、洋布取伐土布、机械汽船取代木质民船的过程，使广大小手工业农户频于破产的困境。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江南地区，由于“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消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24“惟近年中国通行汽船，操此业者为汽船所夺，故江苏一带河面上，民船已渐淘汰。”25这些史实，正如经典作家所指明的：“机器产品的便宜与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26“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27‎ ‎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介绍各国情况时提到与英吉利、米利坚、日耳曼等邦传教士有二十二人“与小弟相善”。这反映了他对外国侵略势力认识不足，警惕不高。“相善”者当然有，但为数不多，多数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怀有敌意，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或以“传教”为名，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奴役；或赤膊上阵，直接参与绞杀活动。如理雅各，洪仁玕于1855年至1858年期间在他主持的英国伦敦布道会里任传教士，曾一再阻挠洪仁玕去天京；如艾约瑟，他不仅抛出《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与太平天国挑起论战，而且阻挠太平军进攻上海；如罗孝（全），在天京呆了十六个月，因阴谋未得逞溜出天京，后大骂洪秀全“是一个狂人”，太平军“是一群强盗，必须受到外国人的剿杀”；28如卑治文，在1854年5月作为美国公使麦莲的译员到天京，搜集太平天国政治军事情报，分析太平天国的动向；至于高先生（高第丕）、晏先生（晏玛太）则是插手绞杀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刽子手。洪仁玕临终前认识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29但已悔之晚矣。‎ ‎　　《资政新篇》没有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偶然疏忽还是故意回避，姑且不作深究，但毕竟是阻碍新政实施的一个严重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树建经济制度的基础。因为：1．决定着封建社会中不同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土地是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谁拥有土地多，社会地位就高，谁拥有土地少，社会地位就低。所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2．决定着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分配关系，地主占有土地就意味着拥有无偿地占有农民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特权，所以恩格斯说：“在整个中世纪，大土地占有制是封建贵族借以获得代役租农民和摇役租农民的先决条件。”303．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性问题。马克思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31不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依旧束缚在土地上，那么，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工人，从何而来？‎ ‎　　《资政新篇》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新与旧的矛盾说明了，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驮平天国时期，商品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还没有强大到成为瓦解封建经济的物质基础。《资政新篇 ‎》中所称“富民”，不过是大土地所有者或高利贷者，而不是资产阶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经济上需要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并进行产业革命，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工业；在政治上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思想上要持续开展批判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大叫大喊。所谓反对封建，实质上就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土地占有，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32这一历史任务决不是单纯农民起义所能实现的，“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33洪仁玕当然不会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背景下，荣任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基于同样理由，《资政新篇》当然也不会是一个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微光终于为封建主义的乌云所遮盖。过去几十年，一些人总是把“反封建革命”的桂冠挂到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名下，从鼓动的意义上说，有其暂时存在的理由，但毕竟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论断，相距甚远吧。‎ ‎　　（选自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史研究》（第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三、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加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加剧和洋务运动 ‎ 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 ‎　　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反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直接把持。前面已经说过，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在上海，英、美、法领事已经从买办官僚手里取得了当地的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朝官方任命为总税务司。李泰国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为清政府到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的事件而于同治二年（1863年）去职，继任者是英国人赫德（他担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1909年）。在赫德手里建成了在外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海关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在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沿海十二个商埠（包括台湾的两个在内）和沿长江的九江、汉口的海关的税务司都由总税务司委派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税务司以下的较高级职员也全是外国人。以后新增的海关都照此办理。税务司在名义上是清政府所派的海关监督的助理，实际上，各税务司都只向总税务司负责。总税务司设官署于北京，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授权总税务司管理全部的海关工作。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由关税收入中逐年扣交，所以这些洋税务司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英、法的赔款如期偿清的作用。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已经偿清了这些赔款后，这种殖民地管理性质的海关制度仍然保存着，并继续起着这种性质的监督的作用，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仍以各种名义向中国进行勒索，一般都由关税收入支付。清朝官方向外国借债（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债虽然还不大，但已有好几笔）也都以关税作担保，还有向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多半也是用关税收入支付。腐朽的清朝政府丝毫无意于改变这种海关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与其由自己的官僚机构管理本国的海关，宁可让洋人管理为好。‎ ‎　　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税率压在极低的水平上，航运由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再加上外国人，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或任何其他人可以在全中国到处乱跑，——这一切当然是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为自己创造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逐步增加。‎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六十年代以英国为首开始执行上述对华的“合作政策”的各侵略国家，曾经竭力“教导”清朝政府，使它懂得，要获得列强的支持，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资本——帝国主义支配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会遵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规矩。各国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外交代表们就自居于这种“教导者”的地位。一个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的美国历史学者马士这样说：“这些代表们并没有忽视他们的首要责任——要约束中国人适当地履行条约条款，并且要保护交托给他们的那些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还有责任去教导在崭新的国际关系中并无经验的那些中华帝国大臣，并且给以意思诚恳而且实际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所谓“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是些什么，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专门为清朝政府写的两个文件中看到，这两个文件都在同治五年（1866年）由总理衙门送呈皇帝，并发交各省督抚讨论。‎ ‎　　赫德写的一篇，题目叫《局外旁观论》。这个在中国创建了一套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几十年中间，利用他的职权积极干预中国内政、外交各方面的事务。他的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要清朝政府务必切实遵守条约，在对外事务中一切照“章程”办事，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外国侵略者所立的章程。他恐吓说：“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他还“劝告”清朝政府及早把外国可能提出的要求主动地先办。他说：“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他所提出应“早办”的事内包括“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各等事”。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开始提出了由外国资本在中国修铁路、办电报、开矿、内河通航等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在已有的条约中并无规定。赫德的文章最后说：“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这就是说，这对于清朝政府是最有利不过的了。‎ ‎　　威妥玛所写的题为《新议略论》的说帖是由英国公使阿利国送交总署的。这个说帖一方面恐吓说，如果不顺从外国的意志，就难免外国的“干预”；“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一方面又劝告清朝政府要“借法自强”，其实就是要清朝政府主动地把全中国向外国势力彻底开放。说帖中说：“类如各省开设铁道飞线（电报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为什么各国会欣悦呢？说帖中说，这除了因为要办这些新法，就会“约外国人相帮”并且要外国人投资以外，还因为“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此也”。‎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以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众而开始。“办洋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来了。‎ ‎　　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因此，外事交涉，订条约等固然是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学习外洋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也无不属于办洋务的范围。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从事洋务活动的封建官僚，可以称为洋务派。‎ ‎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是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林则徐的主张。但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做不到的事，因此林则徐只能受到排斥。洋务派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人学习，并且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只能容忍外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便依靠洋人的帮助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怀疑和反对这种主张，但是洋务派的命运同林则徐迥然不同，他们成为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对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性质的再认识 ‎　　喻盘庚 ‎　　在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过去，人们在评价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时，往往强调洋务派与顽固派同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派别，它们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洋务派与顽固派虽然同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派别，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方面有一致的地方，但它们之间的斗争还具有革新与守旧斗争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下面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在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分辨一个派别是革新的还是守旧的，一个主要的标准是要看这个派别的主张、政策是有利于还是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分析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性质当然也不例外。‎ ‎　　为什么说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呢？主要在于：‎ ‎　　第一，洋务派要破成法，而顽固派要守成法。‎ 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洋务派办洋务一开始就懂得破除成法的重要。因而，他们一直以“破成法”相号召，大声疾呼：“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自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夷洋务置而不讲。”1李鸿章说：“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2“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济。”3郭嵩焘更明确表示，办洋务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4事实也是这样。洋务运动的兴起、深入和发展都是在破成法的过程中进行的。当然，所谓“破成法”有的是指改变具体的规章制度，有的是指改变某些固有的思想观念。例如，开展洋务运动，首先就碰到一个向外国学习的问题，而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却有很大的阻力。因为“严夷夏之防”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因而，要把洋务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破除这种陈腐的观念。又如，办洋务事业需要一批掌握西方近代科技的人才，而培养近代科技人才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诸方面不能延袭封建教育那一套，这就公然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即成法）进行一番改革。同时，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有个选拔、录用的问题，这又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挑战，产生了“另开洋务进取一格”的要求。5总之，洋务派每兴办一项洋务事业都必须冲破“成法”的牢笼。无论是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创建新式海陆军，还是设立新式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等等，不破成法就会寸步难行。‎ ‎　　从顽固派方面看，他们攻击洋务派最激烈的一点，就是认为洋务派破坏了祖宗成法。对洋务派办的洋务事业，他们“动云祖宗时所无”6，极力加以阻挠。叫喊“毋庸日思变法，失我故步也”7。“祖宗成法”简直成了顽固派手中的一根棍子，常常使洋务派陷于被动。譬如，顽固派攻击郭嵩焘、丁日昌等人是“创建邪议，专以用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8，使郭嵩焘、丁日昌不能为士林所容；攻击李鸿章、刘铭传倡议修建铁路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9，以致铁路建设延误了许多年。在顽固派看来，在祖宗成法面前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因此，他们总是百般加以维护。‎ ‎　　总之，破成法还是守成法，这是洋务派与顽固派长期论争的一个焦点。洋务派呼吁破成法，目的是为洋务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以便把洋务运动推向前进，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而顽固派守成法则是妄图把社会拉回到鸦片战争以前闭关自治的状态中去。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破成法还是守成法的斗争，其实是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　　第二，洋务派扶持新生事物，而顽固派要扼杀新生事物。‎ ‎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从外国学来的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对于这些新事物，顽固派开始是极力阻止它们出世，后来见阻止其发生不成，就企图将它们扼杀于摇篮之中。而洋务派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洋务事业有遭受夭折的危险，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加以维护。这样，就构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的又一个内容。‎ ‎　　譬如，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既不看仿制轮船的重要性，又无视仿造轮船已取得明显的实效这一事实，却抓住福州船政局开支的经费超过原定计划而发难，大肆攻击福州船政局 和江南制造局，要求清政府停止制造轮船。面对以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的攻击，洋务派也不示弱，他们纷纷上折清廷，对宋晋的迂阔之论进行了驳斥。他们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10并强调制造轮船是关系到“自固藩篱，为民御灾捍患”的大事。11论争的结果，洋务派取得了胜利，福州船政局这一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得以保护下来。‎ ‎　　又如，洋务派与顽固派就修铁路一事进行的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也表现为保护新生事物还是扼杀新生事物的斗争。早在1874年，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就提出过修铁路的主张。1880年12月，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又再次提出了修铁路的建议，并得到了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但却遭到顽固派的群起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首先发难，指斥铁路有“三大弊”。侍讲张楷也断言铁路有“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说铁路有“五害”。这样，刘铭传关于修建铁路的建议也被打入冷宫。后来，洋务派在创办开平煤矿时出于运煤的需要，冲破顽固派的重重阻力，修成了从唐山到胥各庄的一段铁道——唐胥路。这时，顽固派见阻止修铁路已不行了，于是又极力阻挠洋务派延伸铁路的计划。如内阁学士徐致祥曾四次上奏，要求清政府“宣示中外，已开之铁路姑旦存之，未办铁路立予罢之”12。特别是当津沽铁路建成，准备接造天津到通州的铁路时，遭到顽固派更为强烈的反对。一时间，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元、掌山西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等“或信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结撰，连章论列”13，坚决反对修建津通铁路，并将铁路之害概括为三条：一曰资敌，二曰扰民，三曰失业。力此，又把修建铁路的论争推向了新的高湖。对于顽固派的攻击，洋务派针锋相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提出修铁路有三大利：一是有利于陆战；二是有利于海防；三是有利于河运，“至于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14因而坚决不同意停建津通铁路。这时，两江总督曾国荃、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等人也为奕譞、李鸿章助威呐喊。总之，当时两派争论得相持不下。后来张之洞提出了暂停津通，改建芦汉铁路的折衷方案，被清政府采纳，这场争论才慢慢平息下来。由此可见，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铁路之争，从某个角度讲，是保护新生事物还是扼杀新生事物之争。‎ ‎　　有的论者或许会说，李鸿章等人所说的“变法”并不是要改变封建政治制度。这种意见无疑是对的。是不是只有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变法”，才具有革新意义呢？恐怕不能这么说。笔者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变法，只要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新东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具有革新的意义。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它虽然未触及到封建政治制度，但其范围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其革新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更是不应抹煞的。譬如一大批近代工业的兴办，新式海陆军的出现，新式学堂的兴起，铁路、轮船、电报等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建立等等，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近代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促进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 ‎（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反映 ‎　　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说到底是将西方近代文化引进到中国来。由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状态，因此，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引起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比较广泛，这里只择其要者来说明。‎ ‎　　首先，顽固派严华夷之辨，视华夏文化为普天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以师夷为耻；而洋务派却初步摒弃了华夏文化优越意识，不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主张奉夷为师。‎ ‎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出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是在没有广泛吸取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15。与此相联系的是，古代中国人不具有世界各种异质文化多元并存这样一种文化心理，而把自己的华夏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因而只能是四夷向慕和学习华夏文化，用夏变夷，而不能允许有中国向蛮夷学习之事。十六世纪，耶苏会传教士利玛窦曾对他所见到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进行过一番描述。他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16利氏这段描述虽有不确切之处，但对中国人这种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的议论却是深刻的。‎ ‎　　在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仍死抱住这种意识不放。他们仍然以以尊临卑的傲慢态度，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同中国历史上的周边一些国家同样看待，把那些挟带着商品和大炮到中国来的西洋人看作是“不谙礼义，不通文教，惟以力之强弱争为雄长”17，即不懂“礼乐教化”的野蛮人。譬如在同文馆 延聘西人教习正途的问题上，之所以遇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关键是顽固派固守着“华夏文化中心”这样一种观念，不愿意承认西方文化也有比华夏文化优越的地方这一事实。倭仁说：“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正途一事，上亏国体，下失人心。”18“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阿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19杨廷熙则认为，“延聘西人在馆教习，此尤大伤风教”，叫喊“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否则，“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20妄图在国人心目中保住华夏文化中心的地位。顽固派似乎也预感到，“奉夷为师”的风气一开，必然会危及到“华夏文化中心”的地位，“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对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21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表现出忡忡忧心。‎ ‎　　洋务派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比较客观地认识到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史上的“夷狄”“情形绝异”22，西方文化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譬如郭嵩焘等人就能比较正确地摆正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不将它看成普天之下文明的唯一形态。他说，“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又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23由于洋务派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能冲破陈腐观念，不但大胆主张奉夷为师，而且将其付诸实践。如在同文馆中聘请西人教习正途，在洋务企业中聘请洋匠，还派幼童出国留学等等。当然，当时洋务派因受历史的局限，接受西方文化主要在器物文化方面。‎ ‎　　事实也证明，随着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旋涡，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奉夷为师”，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无论顽固派怎样重弹“严华夷之辨”的老调，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华夷之防的堤坝无可奈何地崩溃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乃至文化心理都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 ‎　　第二，传统文化重义理，洋务派却重功利。‎ ‎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重义轻利的。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对梁惠王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话，则成为后世儒者的至理名言。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更是把义理之辨推到了极端，叫“存天理，灭人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功利主义的。‎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都讲“自强之道”。但是如何自强？两者的主张是不同的。洋务派认为，要自强，就要师夷之长技，设机器局，造船制炮，开矿，修铁路等奕譞说：“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24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5“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26。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造出第一艘轮船时则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27。从洋务派的这些言论中，我们闻不到重义轻利的气味。在他们看来，要抵抗外国侵略不能靠空谈性理，而要靠实力，“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实未敢信。”28这种观念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里是难以找到的。‎ ‎　　当时的顽固派攻击洋务派的大量言论则是基于传统文化重义轻利原则来立论的。譬如倭仁反对同文馆延聘西人教习正途时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29杨廷熙说“修德行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盛强之本。”30总之，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恃者民心也。”31要自强，只要“正人心”就可以了，因为“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32。这与孔孟以及宋明理学家的说教是一脉相承的。‎ ‎　　第三，传统文化重“亲亲”，洋务派却不重“孝”。‎ ‎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宗法制度的文化。中国伦理以家族为本位。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亦由家庭关系扩大而成。由中国传统家庭衍射出来的道德价值网络，首先是儒家所创造的亲亲原则和由此产生的孝的价值观念。因此，“亲亲”与“孝”是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有人干脆称中国传统文化为“孝的文化”。这种“孝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祖先的顶礼膜拜。洋务运动的开展也强烈地冲击着这种文化心理。譬如铁路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标志，被洋务派视为自强之一端。为此，洋务派在洋务运动 兴起之后不久就主张修铁路，但是一直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顽固派反对修铁路的理由很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修铁路毁坏坟墓。他们诰问洋务派：修铁路“沿途居民能不骚扰，坟墓田舍能不迁移？”这是“干天地之和，戚生灵之命”。坟墓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它是祖先崇拜的象征，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心理。洋务派虽然强调修铁路可以见坟墓绕道走，不会毁坏坟墓，但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铁路取径宜直，又宜平，势必铲墓拆庐，蹂田堙井”。这就说明，洋务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孝”文化，洋务派“孝”的观念在逐渐淡化。‎ ‎　　第四，传统文化以农为本，洋务派却重工商。‎ ‎　　中国素称以农业立国。历代王朝及其思想家们都非常重视农业，而认为工商业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害之原也”。33因而主张“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34‎ ‎　　洋务派的洋务实践是有悖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他们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提倡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挽回利权。譬如他们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从事开矿、修铁路、创办招商局、电报局以及机器织布局等，目的是为了“求利”，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兴中国永远之利”。35此外，他们还要求清政府“体恤商情，曲加调护，务使有利可获，官吏毋许需索，关津不得稽留”36，等等。还主张“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37这些都表现出一种重商的思想，它是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结果。顽固派也往往抓住洋务派重商这一点攻击洋务派。譬如洋务派认为修铁路可获大利，但顽固派反对说，这是与民争利。说什么“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38又说“铁路一开，大众失业，……朝廷矜恤为怀，常欲一夫不失其所，何忍令失业之民动逾数工乎？”39从顽固派这些言论中，既可以看到重农抑商的倾向，也可以看出“恤民”、“仁政”、“王道”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文化心理。‎ ‎　　‎ ‎　　（选自《求索》1989年第3期）‎ 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姜铎 ‎　　‎ ‎　　洋务企业的性质，牵涉到对整个洋务运动的评价，牵涉到旧中国是否存在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等等，是当前洋务运动论争中较为重大的问题，有提出讨论的必要。‎ 一 ‎　　洋务企业究竟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以下简称官僚资本）性质1，还是属于早期民族资本性质，是论争的焦点。我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洋务运动文章《论清朝官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中，即认为洋务企业的性质应属于早期官僚资本主义，迄今仍继续坚持这个看法。丁日初、沈祖炜同志发表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的《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以下简称丁文），明确主张“早期中国的资本主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并声明本文所说的“早期中国资本主义包括晚清洋务企业和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经办的企业”。我对丁文这一主张是不敢苟同的，曾于去年《文汇报》10月22日发表的《旧中国有没有官僚买办资本》一文中，提出过初步商榷意见，这里想再作些较详细的讨论。‎ ‎　　丁文是按垄断性、买办性和封建性加以论述的，我也按这个次序来谈。先谈垄断性。丁文认为洋务企业根本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言之有理的。中国官僚资本形成垄断，是四大家族时期的事，洋务企业确不够条件，因而垄断性不应成为洋务企业早期官僚资本性质的主要标志。但是，洋务企业的垄断排它倾向，抑制了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也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的。1882年，商人叶澄衷请求组织定名为“广运局”的轮船公司，李鸿章立即批驳，“不准独树一帜”2；同年又有李培松、郑观应等准备成立一个航行苏、杭、淮、扬一带的小型内河轮船公司，也未能获得招商局的允许。这是招商局凭借专利权抑制民族航运业兴起的实例。上海织布局和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局，同样凭借专利权，抑制民族纺织业的兴起。清政府给与这些新兴近代企业的专利权，本意是为了保护和鼓励，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变成妨碍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的封建垄断行为了。‎ ‎　　次谈买办性。丁文从购买外国机器和借用外资、雇用洋员、吸收买办参加经营、抵制外国资本等四个方面，论证洋务企业完全不存在买办性。买办性是洋务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性质的主要标志。过去有些论者，把一般的购买外国机器、借用外资、雇用洋员、同买办结合等等，都说成洋务企业的买办性，确有些简单化，不够实事求是。但丁文所说，又偏向另外一面。洋务企业果真完全没有买办性，那当然应属于民族资本，问题在于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仅就个别洋务企业来说，表现买办性的实例便不少。‎ ‎　　江南制造局在机器原材料供应和生产技术上即长期倚赖外国。从1867至1904年的38‎ 年间，该局逐年向外国添购机器设备的费用总数达规银2,077,356两，向外国购买原材料的费用总数达规银14，765，130两，两项支出共计规银16,842,486两，平均每年支出规银40万两以上，成为外国资本家的一个阔绰主顾。该局从创办开始，生产技术上一直由收买下来的旗记铁工厂美国老板科尔当家，后来换了一批英国技术人员，直到二十世纪初，生产技术上仍完全依赖国外技术人员。1903年该局总办赵滨彦在向上级报告中曾感慨地说：“江南制造局，军实所系，事至重大，举凡炼钢、制械、造药，在在需要专门良工。而中国向无制造学堂，欲求此项人才而不得。故局中除粗工外，一切精要，惟洋工师自恃。……中国目前只有工匠而无工师。……职局制造军械，即就军械论，欲求一深明此中理法而能与洋工师抗衡者，殆渺不可得，自总办以次，惟洋工师自恃，职道实深耻之。”3偌大一个办了近四十年之久的江南制造局，居然没有培养出一个本国工程师，一切仍惟洋工程师自恃，确属可耻。这个局在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供应以及生产技术上长期依赖外国的结果，就不能不形成一种很不正常的对外国依附关系。事实上，当时的外国侵略者，早已把这个局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和附属工厂。1905年该局局坞分家初期，清政府委任德国工程师巴斯管理江南船坞，英国人大为吃醋，代表英国利益的《字林西报》便大声疾呼：“德国势力进入江南船坞”、“克虏伯（德国军火厂）代替了阿姆士脱朗（英国军火厂）”4。这个局对外国依附如此严重，总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买办性吧！‎ 福州船政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供应，同样是长期依赖外国，而在培养本国工程技术人才方面的工作则做得较好。1873年后，该局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便陆续撤走，由新培养出来的本国技术人员主持全局生产技术工作，并选派一部分优秀人员赴欧洲各国留学深造。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已能胜任该局生产技术的领导。可是到了1897年，清政府竟将本国技术人员丢弃不用，而重新聘用法国人杜业尔为船局的监督，率领一批法国员匠，重新控制了该局的生产技术大权。这种现象，只能说是买办性在作怪。‎ ‎　　开平煤矿是经营得较好的洋务企业。张翼接任该矿督办以后，由于盲目扩充，资金不够，便大借外债。1897年通过德国人德璀琳介绍，先向德华银行借款60万两，以天津、上海等地的港口设备作抵。1899年，德璀琳又介绍英商墨林借给该矿20万英镑，竟以该矿全部产业作抵，并介绍胡华担任矿工程师。张翼对德璀琳、胡华、墨林等人十分信任，完全丧失警惕。结果是，这几个人串通在一起，凭着借款的特权，利用八国联军入侵的机会，对张翼威胁利诱，竟将开平矿权骗夺了去。这不又是买办性在作怪吗？‎ ‎　　就拿招商局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买办性的。该局对外国侵略资本确曾超过一定的抵制作用，彼此间存在矛盾的一面，但同时又存在依附的一面。在同太古、怡和订立几次齐价合同过程中，该局吃亏很大，连应有的份额都不敢占足。1883年盛宣怀自己便承认：“今商局于长江、福州、宁波（各航线）皆吃亏，……长江一口，怡和近年确占商局便宜十分之七。”5齐价合同条文竟载明，凡三家有争议相持不下时，“即交洋务公所董事决断，该董事决断之事，务须遵依。6由清政府实际控制的招商局，居然甘愿接受洋务公所董事的“决断”，主权何在？当时曾经参预订立齐价合同的郑观应便说：齐价合同不过是太古、怡和“志在挟制，欲多占便宜耳”7。可见该局只求“稍分洋商之利”，并不敢同洋商竞争到底。难怪一家代表英国资本的报纸在社论中满意地指出：“中国政府并没有扶持招商局来抵制外国商人在中国沿海贸易中获得厚利的意图。”8该局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的三次对外战争中，均将拥有的轮船售与洋商，卸龙旗，挂洋旗，寻求保护，虽然出于不得已的保产权宜之计，但毕竟表现了它所处的依附地位。这个局从1872年成立起到1903年，在长达近六十年的时间内，总船主和各船船主，一直全部由外籍人员担任，却很少有人考虑过选用本国人员去接替，好象中国人不够格担任船主。招商局这些情况，似乎也只有用买办性来解释。‎ ‎　　应该承认，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后进国家创建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开始阶段，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输入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聘用技术人员，借用资金等等，都是必需的和无可非议的，不可一概而论都当作买办性。但是，如洋务企业那样在这几方面长期依赖外国，缺乏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打算，甚至借用附有苛刻条件的外资，危害企业主权，那就只能归之于买办性在作怪了。在这方面，我们的东邻日本则不然。当时日本的新兴近代企业，也曾大量输入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便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自己制造机器设备，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接替外国技术人员，这并未影响近代企业的独立发展，那倒真是完全没有买办 性。例如与招商局同时大量聘用外国船主的日本邮船会社，便逐年以日人接替，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只剩下一个外国船主了。难怪当时一个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感慨地说：“惟是官商各局，仿效西法，而综理一切，全用西人，绝不思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夫日本东瀛小国耳，通商三十载，乃举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举华人所不能者而皆能之”9。需要补充的是，中国非不能也，而是洋务企业的买办性在作怪也。‎ ‎　　再谈封建性。丁文把洋务企业封建性的根源，归结到封建政权的统治和封建“社会土壤”的影响两点，我认为前者应该是主要的和根木的，是洋务企业从娘胎里带来的特有的顽症；而后者则是次要的和一般的，凡是从封建社会新生的近代企业都会受到影响的。民族资本所受的封建影响，是来自后者而不是前者，因而没有洋务企业那样严重。正是在这一点上，洋务企业的封建性，不能不成为它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它同民族资本存在根本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 二 买办性和封建性，是洋务企业应属于早期官僚资本性质的两个主要标志，但这两个标志并非每个洋务企业所固有，而是控制洋务企业的晚清政府带来的。就个别洋务企业来说，并不都是两性俱全。总的说来，洋务各企业封建性较为普遍，而买办性便程度不一，有的较重，有的较轻，有的根本没有。因此，研究洋务企业的性质，不能局限于各个企业，必须对控制洋务企业的晚清政府性质作全面的考察。在这一点上，我是赞同汪熙同志下述论点的：“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谁手里，往往是决定企业性质的重要因素。当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10洋务企业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全部由清政府所掌握；民用工矿交通等近代企业，名义上大部分属官督商办，实际上仍由清政府所控制，也就是说，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基本上是掌握在代表晚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手里。关于晚清政府的性质，当前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张海鹏和张耀美两同志的观点，便是明显对立的。前者认为清政府洋务派“从根本上要受制于帝国主义”11；后者则认为当时的“清政府还没有成为半殖民地政府。因此，洋务企业也还不是帝国主义通过半殖民地政府间接控制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种资本形态”12。‎ ‎　　我的看法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已逐步从一个封建政权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这一演变过程，大体上经过酝酿、形成和定型三个阶段。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二十年是酝酿阶段。在这一阶段，外国侵略势力虽已逐步渗入，冲破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但清政府仍维持着“天朝上国”的空架子。从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到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为止的三十余年间是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以洋务派为中心的清政府，对外国侵略势力采取“信义笼络”、“羁縻为上”和“委屈求全”的妥协求和政策，以致外国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升堂入室，清政府逐渐成为受外国侵略势力影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这时期的清政府，虽曾出兵台湾抵抗日本侵略，出兵新疆抵抗英俄侵略，在中法、中日战争中，敢于抵抗和宣战，并打了一些漂亮仗，存在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不占主要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独立政权陷入半独立的半殖民地政权应有的发展过程，其总的趋向是日益丧失独立地位和日益依附于外国侵略势力。1895年到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为止的十多年间是定型阶段。在这一阶段，清政府更是一蹶不振，一切听命于外国侵略势力，堕落成“洋人政府”。义和团入京后，清政府颁发的对外宣战诏书，既是慈禧玩弄“以毒攻毒”的阴谋，也是封建顽固派单纯排外心理的回光返照，根本谈不上抵抗外敌。总之，晚清政府已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　　张耀美同志说“清政府还没有成为半殖民地政府”，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她所列举的几条史实，只能说明清政府还存在半独立的一面，这正是半殖民地政府同殖民地政府的基本区别所在，不仅半殖民地的清政府是如此，后来的两届半殖民地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同样如此。所谓半殖民地政府者，是指表面上维持独立，实际上受外国侵略者影响和控制的半独立政府也。‎ ‎　　既然晚清政府已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便必然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而这一买办性和封建性，也必然带给它所控制的洋务企业。关于洋务企业封建性的根源来自清政府，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已无庸多说。洋务企业的买办 性是否也来自清政府，还需要说一说。前节列举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招商局种种买办性的表现，其总根源大都由于清政府缺乏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李鸿章们创办招商局，只求能“稍分洋商之利”，便于愿已足，并不敢同洋商认真展开竞争，更不敢向洋商收回内河航行权，也就是说，不敢谋求独立的发展。在这样条件下的招商局，也只能办成一个发展不大的半独立的近代航运企业。开平煤矿被张翼一手断送给英国人，完全是清政府官僚的买办性作怪，而不是开平本身有什么买办性。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为了插手开平煤矿，曾连续三次向清廷参奏张翼，迫使张翼收复开平未成，便要周学熙、孙多森等人在开平附近另建滦州煤矿，井提出“以滦收开”的响亮口号，同已被英国控制的开平煤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可是，在开平英商的威胁利诱之下，斗争的结局不是“以滦收开”，而是“以开并滦”。正当辛亥革命爆发政局变化的1912年元月，周学熙等人便急急忙忙地同开平英商签订了开平、滦州两矿的合并合同，合同内容不仅承认了英商骗夺开平煤矿的非法权利，还把已经办有初步规模的滦州煤矿交出，组成开滦矿务局，由英商控制经营，造成后来英商长期霸占开滦的局面。由此看来，袁世凯等人的买办性，并不亚于张翼，而这些官僚的买办性，又是由晚清政府日益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 ‎　　有些论者往往把洋务企业笼统地称作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比较科学，是因为它使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区别于……官僚买办资本”13。其实，我曾几次说过，当今世界上存在过和存在着各种不同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英国的国营企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苏联新政策时期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应属于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过渡性质；新中国在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过程中采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则应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而旧中国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办近代企业，笼统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显然不能说明它们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明确规定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根据国民党政府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性质而定下的。如前所说，晚清政府已从一个封建的独立政权，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因而它所控制的洋务企业，已不是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同样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应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的性质。笼统地把洋务企业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并不科学，因为“改变说法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张海鹏同志这句话是说对了。‎ 三 ‎　　为了弄清洋务企业性质究竟应属于早期官僚资本还是早期民族资本，有必要对两种资本究竟存在什么区别作些探索。关于这两种资本的区别，全慰天同志在他所著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中，提出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是否一致等八点区别；我在1983年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提出的《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14一文中，认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等五点区别。现在看来，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的区别，主要是全慰天同志所说的第一点和我所说的第一、二两点，也就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买办性的有无或多少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的问题。这些区别点，当然是就旧中国整个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而论，洋务企业作为早期官僚资本来说，有些条件如经济上的垄断等虽然尚未具备，但同民族资本的主要区别已明显存在，因而是不能称之为民族资本的。‎ ‎　　如果硬要把洋务企业和当时已经出现的进步的民族资本等同起来，那么，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似乎无法解释。譬如当时以洋务企业为中心的中国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发展得那样绥慢？据统计，至1894年为止，中国本国的近代工矿企业共只100家，资本总额3,032万银元15；而和中国几乎同时起步的日本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则发展十分迅速。1884年，日本全国登记的工厂、公司、银行等近代企业总数，已达2,529家，资本总额达11,522五日元，至1903年，工商企业总数和资本总额，更增至9,247家和88,760万日元16。又譬如当时对官督商办满怀希望并积极参与洋务企业活动的代表新兴民族资本的势力，为什么后来对洋务企业那样怨声载道，发出“官督商办猛如虎，名为保商实剥商”的诅咒；而同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则对新兴私人资本多方扶持，并将国营近代企业廉价转让给私人资本经营。中日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出现如此差别的基本因素就在于：晚清政府所走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则走着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果真洋务企业是属于进步的民族资本的话，那么，控制洋务企业的晚清政府，应该象日本明治维新政府一样，是基本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政权，而不应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政权。近代中国同样可以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避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几代中国人民也可以由此少受重重苦难。遗憾的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　　至于把北洋政府 所属近代企业，也一并称之为进步的民族资本，而否定它应属于中期官僚资本的性质，更是碍难苟同。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条件下，本国资本主义分化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样两种资本形态，既有理论根据，又有史实根据，不宜轻易推翻；而且，其中的官僚资本，是从清政府兴办的洋务企业开其端，再由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蝉联下去，经过了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各个阶段虽然有差异，但一脉相承，本质相同。三代政府的反动本质是共同的，都是不同程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三个阶段的官僚资本，都是这几个反动政府的经济基础；其买办性和封建性又是共同的。倘若把洋务企业和北洋企业都作为民族资本，那么，旧中国官僚资本就只剩下后期国民党四大家族了，何况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真正形成也只在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间。这就实际上否认了两种资本的客观存在，因为民族资本是同官僚资本相对称，而且两种资本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既然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都已成为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已不复存在，那么，民族资本也就失却存在的依据了。这样的估计，显然同历史事实符合不起来。请问：如果洋务企业和北洋企业都不是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岂不成了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了吗？又请问：刚刚庆祝建厂120周年的上海江南造船厂，它的前身是清政府于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中间历经旧中国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八十余年的经营和控制，是旧中国官僚资本的一个典型企业，如果洋务企业和北洋企业都不是官僚资本，难道这个厂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一夜之间，变魔术一样变成官僚资本的？再请问：经济上竭力支援四大家族上台并作为四大家族金融垄断两大台柱的中国、交通两银行，都是成立于晚清政府，发展子北洋政府，难道这两个银行在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手里都是民族资本，一旦到了四大家族手里，才变成官僚资本的？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是无法解释得通的。旧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分化成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资产阶级也相应分化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旧中国的特殊国情。‎ ‎　　不错，应该承认，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由于同是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同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一对孪生兄弟，分化过程又相当缓慢，因而关系密切，难分难解，特别在清政府洋务派通过官督商办方式兴办起来的一批民用工矿交通企业中，两种资本，相互夹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辨别。这就为判断洋务企业的性质增加了客观困难。这几年来，汪敬虞、夏东元等同志在深入研究上海织布局和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基础上，前者认为这些企业内部存在着官、商两种力量，因而也就存在转化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两种前途；后者认为这些企业既是官僚资本的胚胎，又是民族资本的胚胎，这种资本主义，可以发展为官僚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陆路同志更把这些企业说成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混合所有制”。这都是从这些企业两种资本相互夹杂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有启发性的意见，值得重视。我的看法是，尽管这些企业两种资本并存共处，没有完全定型，性质较难判断，但总的看来，还是官权占有上风，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主要是控制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僚手里，故其基本性质应属于早期官僚资本，而不属于民族资本。事实上，后来这些官督商办企业，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的几乎一个也没有。织布局被焚以后改组成的华盛纺织总局，由盛宣怀一手控制，并最后转化为盛的私产。招商局始终未能摆脱盛宣怀等清政府官僚的控制，后来也未能正式转化为民族资本，最终被四大家族攫夺了去。电报局被清政府收归国有。开平煤矿则更惨，干脆被张翼出卖给英国人，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官局，在停工关厂的情况下，出租给商人经营，转化为民族资本，后来并成为裕大华民族资本纺织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但这不是企业内部的转化。其实我们称洋务企业为早期官僚资本，或官僚资本的雏形和胚胎，便包含着承认这些企业尚未定型的因素在内。‎ ‎　　关于主办洋务企业的洋务派官僚的阶级属性问题，丁文批评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所说李鸿章和盛宣怀是开始向官僚买办资本家转化的代表人物的论点，认为是“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阶级属性”；接下来又引用了我在《略论洋务派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证明洋务派官僚“并不成其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我把两段原文翻阅了一下，“买办”一书只是说李、盛开始向官僚买办 资本家转化，并未认定他们巳经完成转化，而且同时强调他们依然是封建地主的一面，认为他们是“以封建地主兼具有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身份”。今天看来，这一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说不上“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阶级属性”。我的文章的原文，是把洋务派官僚分成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正式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以盛宣怀为代表；第二类是逐步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以聂缉椝、徐润等为代表；第三类是始终保持着封建官僚地主身份，以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总之，我们认为洋务派官僚已不是纯粹的封建地主，而是处在向官僚资本家、民族资本家的转化过程。至于究竟有没有一个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存在，丁文是否定的，我仍认为盛宣怀应该是早期官僚资本家的典型。‎ ‎　　‎ ‎　　（选自《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的论争 ‎　　姜铎 ‎　　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的问题，历来争议颇多。过去由于政治斗争需要和研究方法上有些简单化，因而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论点，在新中国史学界中一直占优势；通过六十年代论争，特别是通过近几年来的论争，不仅反对全面否定论，并且反对两点论，进而主张全面肯定论，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进步运动。在1980年12月的长春讨论会上，大家虽然基本同意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既不应全面否定，也不应全面肯定，而应当采用两点论，即承认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时存在进步与积极，反动与消极两方面的作用。但在探索它的重点究竟是什么，亦即上述两方面的作用究竟那一方面是主要的问题上，出现了根本的对立和分歧。这在吉林大学学报编辑出版的《洋务运动讨论专辑》（以下简称《专辑》）里，便有强烈的反映。去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时岳、胡滨的“论洋务运动”一文，又引起了新的论争高潮，陆续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发展了近十篇文章，进一步展开了讨论。‎ ‎　　综合起来，当前关于洋务运动总评价问题的论争，主要存在下列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原来对洋务运动持全面否定的论者，他们虽然也承认洋务运动客观上存在进步与积极作用的一面，但其基调仍倾向于全面否定论。‎ ‎　　例如《洋务运动》一书的作者牟安世，在他的“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学报》1981第3期）中提出：“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阶级基础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拙著《洋务运动》中曾说：所谓洋务运动，……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地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说法缺乏客观上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即清政府通过这一运动，建立了机器局，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并且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因而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尽管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弊病，但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崭新事物，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它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此，我在表述洋务运动的性质时也应把这一点集中地在这里提出。”这是牟安世对他过去全面否定论点所作的大幅度的修正和补充。但他接下去在论述到洋务运动的实际作用时，却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形成的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而是加速了它”；认为“就洋务运动本身的实践来看，它基本上是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它是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封建主义摧残下的一个受封建性和买办性控制的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婴儿。”也就是说，对洋务运动基本上仍是否定的。‎ 第二种意见是对洋务运动持全面肯定论者，他们尽管也承认洋务运动的各种弊端和缺陷，但仍然大声疾呼地理直气壮地把洋务运动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其基本倾向是全面肯定洋务运动。‎ ‎　　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　　（一）否定洋务运动反动论，肯定是进步运动。他们认为：“判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一切社会运动，只有一个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顺应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洋务运动的产生是当时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洋务思想的形成是资本主义优越于封建主义的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洋务运动的结果在中国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在封建中国的大地上移栽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方式，顺应着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向，判它是一个进步运动，理所当然，不容置疑。”（李舒瑾：《关于洋务运动性质的再探讨——兼与“反动论”商榷》，《洋务运动讨论专辑。》）。这篇文章的第四部分，还不同意“反动论”者的下列三条主要根据，即洋务运动的反动动机和目的，是阻碍和压抑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和把中国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认为：“洋务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是独立的封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历史的必然表现。它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正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他们还认为，洋务运动被贬为反动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应有肯定，是很不公正的；并指出造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存在着用政治斗争代替整个历史的偏向，强调政治斗争，而忽视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原因之二，是因为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偏向。……这种简单化的方法之糟塌历史科学，洋务运动的遭遇可算一例。”（张耀美，章呜九：《洋务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洋务运动讨论专辑》）。‎ ‎　　（二）否定洋务运动卖国论，肯它它有爱国倾向和抵制外敌的作用。他们认为：“洋务与卖国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但是，不少论者把洋务和卖国划了等号。一谈到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洋务运动时，很自然地就和卖国一词联系上了。因此，对这个近代史上曾经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的尝试一笔抹煞，这是极不公平的。”（膨英明：《“洋务与卖国”小论》，《光明日报》1979年8月12日）。他们不同意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的产物，认为：“基于中华民族与外敌的矛盾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洋务运动是以‘御外侮’为基点的。因此，我认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洋务运动不是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而是它们之间矛盾的产物。”（同上引徐泰来文）。他们也不同意洋务派近代企业具有买办性，认为“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工业的过程中，引进一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件事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不存在什么买办性的问题。”（李时岳等：《洋务派与近代工业》，《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这位论者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反对把洋务企业重用洋员，借洋债和依靠买办，说成是买办性的具体表现，认为洋务企业并不存在买办性，“如果承认洋务企业具有买办性，势必肯定洋务运动是依靠帝国主义并为它们服务的，从而是反动的，卖国的”（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的性质》，《洋务运动讨论专辑》）。他们还为洋务派举行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竭力辨解。认为是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下的不得已之举，“软弱必然产生妥协”；认为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　　（三）在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作用的问题上，他们认为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则是次要的，“洋务运动的发展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刺激、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历史说明，没有洋务运动，则没有当时中国社会的新式资本主义企业，这就是洋务运动提供给中国历史的前所未有的果实，它是崭新的东西，它不仅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方向，而且标志了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同上引李舒瑾文）。‎ ‎　　（四）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总评价很高，把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平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把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说成是远承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经世派大儒，近继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下传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其中还突出肯定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较为开明和进步的。他们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同上引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他们认为：“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施。”（同上引）。他们认为：“在洋务派出现以前，出现了以林，魏为代表的改革派；在洋务派之后，九十年代出现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这前后出现的三个派别，都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他们学习西方、革新内政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同。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洋务派把林魏的思想付诸实行，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改革，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光绪为首的帝党则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方案，……”（上引张耀美、章呜九文）。他们在论述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时认为：李鸿章认识当时是数千年来的“大变局”和“奇局”所以能“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从这里出发，李鸿章 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比之“为了保持自己的禄位，宁顾国家贫弱而不图富强者流，相形之下，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较为开明或进步的。”（胡滨、李时岳、《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　　上述论点是近几年来洋务运动论坛上的新兴学派和主流，比之六十年代的论争情况，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提出洋务运动存在进步与积极作用一面的论者，几乎陷入孤掌难呜、四面楚歌的苦境。今天的持洋务运动进步论者，只要言之成理，完全可以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所带来的新气象，也是党中央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的新成果，我们应该加以珍惜和保护。‎ 第三种意见是对洋务运动持两点论者，他们既不同意全面否定论，也不同意全面肯定论，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时存在反动与消极，进步与积极两方面的作用，应该兼顾，不可偏废，而前一作用又是基本的主要的一面。‎ ‎　　他们的主要论点是：‎ ‎　　（一）对洋务运动的总评价，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与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它是清政府一部分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它是外国侵略者与一手扶植起来并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它又是臭名昭彰的大刽子手大汉奸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等发起和把持的罪恶产物。总之、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很不光彩的一页。这是评价任务运动基本的也是主要的一面。但是，评价洋务运动是否到此为了呢？显然不能。因为洋务运动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近代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兴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是评价洋务运动不能一笔抹煞的一面。”（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另两位论者的评价是：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对于顽固派来说是开明的；对于维新派来说是保守的；对于革命人民而言是刽子手，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障碍物。”（罗耀九、郑剑顺：《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光明日报》1981年4月13日）。‎ ‎　　（二）他们所以主张洋务运动应以反动为主而不同意进步为主的主要考虑有以下三点：第一，从洋务运动同外国侵略者、民族资本和封建势力三方面的关系来考虑。尽管洋务运动同外国侵略看存在不少矛盾，并起过一定的“御侮”作用，但毕竟依靠和勾结是主要的。洋务运动促进和扶持民族资本发展的作用，确实不小，但限制和压抑的作用仍不能不是主要的。洋务派和顽固派确实存在很大矛盾，但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观目的太强烈，无力跳出封建主义的圈子，只是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体制，不能估价过高。第二，从近代中国进步和反动两大阵营两条政治路线的角度来考虑，洋务派只能是属于旧中国的反动阵营，而且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建化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的始作俑者，如果要把它划入反帝反封建的进步阵营恐怕是难乎其难的。第三、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相互比较中来考虑。梁启超早在1901年评论李鸿章时即指出：“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此无他，日本之所以以洋务兴，是由于明治维新政府外而争取民族独立内而改革封建制度也；中国之所以以洋务衰，是由于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维护封建统治也。如果洋务运动的性质主要是进步的，这个问题便不好解释。‎ ‎　　（三）洋务运动所走的近代化道路，是把中国社会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道路，而不是反帝反封建建立独立的近代化国家的道路；它所兴办的近代企业，属于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性质，是依靠外国资本和结合本国封建势力的畸形资本主义，而不是要求独立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对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研究的着眼点，既不应一笔抹煞，又不宜过分夸大，只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　　（四）不同意“软弱产生妥协”，把李鸿章的甘心对外妥协投降，说成是“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的不得巳举动。“敌强我弱”，往往成为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借口，这一论点难以成立。李鸿章等所执行的对外妥协投降路线，是洋务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能说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内政，可以截然分开，更不能说外交是妥协投降，内政是图强御侮，两者不相排斥。‎ ‎　　（五）不同意把洋务运动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提并论，更不同意把曾、左、李等人，说成是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的经世改革派。‎ 第四种意见不同意对洋务运动作一概的肯定，或作一概的否定，主张具体分析，从洋务运动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去评定它的性质和作用。总的认为，“洋务运动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变革而不去采取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　　其主要论点是：‎ ‎　　（一）洋务运动是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运动。它是有制内和“御夷”两重目的的。它直接是作为太平天国对立面产生的，那种说洋务运动主要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面而产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它也包含有“御夷”，因此说洋务运动唯一的是勾结并依靠外国侵略者的长技和支援以镇压人民革命的活动，那也是不正确的。（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81年第2期）。‎ ‎　　（二）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运用。洋务派把地主阶级改革派字面上的议论付绪实践了。洋务运动以变革开始，适应了一八六○年前后的变革思潮，因而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到七十年代，它由对内变为对外，由办军用工业变为主要办民用企业，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学术界有些同志把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一笔抹煞的理由主要是两条，即除买办性之外，就是因为它是在政治上镇压太平天国而掀起的运动。老实说，洋务派不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还不会作那样适时的变革哩！不能完全用政治上的革命与反动来定论经济上的前进与倒退是显然的。（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 ‎　　（三）洋务运动顺应历史潮流，除了它在发生时就含有“御夷”这一面并在七十年代中期付诸实践外，主要表现在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引）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是有内在经济规律联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可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的胚胎。”这种“胚胎”型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国侵略者虽有适应它们需要的一面，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性是主要的；对民族资本主义虽有压制的一面，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是主要的。（夏东元：《关于洋务派的阶级属性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7月13日）。‎ ‎　　（四）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有两面性，“一个思想体系，两种政治表现”。（夏东元：《再论洋务派》，《文汇报》1979年2月9日）。“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有进步性的积极的一面，“师夷长技以制人民”则是反动的。这个口号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上，同样具有两面性。由于“西学为用”而变革，使中国发生、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顺乎潮流的。但当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改变封建的“体”为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民主的“体”的时候，洋务官僚却仍坚持“中学为体”，反对进一步作“体”的改变，那当然是反动的了。这是洋务运动的逻辑，也是洋务官僚不能超越的逻辑。（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 ‎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些论争，看来需要考虑下列四个问题。第一，评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现在已经出现了三个标准，一是是否向西方学习，二是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三是是否抵制外国侵略者。能否首先把标准统一一下呢？第二，有几个重点问题应先摸清楚。如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究竟是抵制为主还是勾结依靠为主呢？又如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的关系，究竟是压抑为主还是促进为主呢？再如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什么性质呢？第三，洋务运动范围，包括内涵和外延，口径应一致。洋务运动的内政和外交应否分开，说法不一。有人主张日本侵台、中法战争，都不属洋务运动范围，那就不仅把外交分出，连军事也分出去了，洋务运动岂不是只剩下经济活动，这种分法是否合理呢？第四，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应该力求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应就事论事，更不应各取所需。‎ ‎　　‎ ‎　　（选自《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5期）‎ 第二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毛泽东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 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　　‎ ‎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 ‎　　‎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　　‎ ‎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 ‎　　最早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外资工厂，主要是英国、美国资本的船厂，它们一般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各厂雇用的中国工人有几百至千余人。继之，外国资本又在各地开办了磨粉厂、制药厂、制酒厂、砖茶厂、肥皂厂、榨油厂、缫丝厂、造纸厂、香烟厂、铁锅厂等等，直至“把生鸦片制成烟膏”的鸦片制造厂。一般的都是些小厂，其中较大的是英国、美国、德国资本的几家缫丝厂，最大的有工人一千多人。‎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 ‎(1)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 编写组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述 ‎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近代工业的建立，也出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鸦片战争 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遭到了破产；同时农村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也迫使广大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这样就为发展近代工业提供了广大的劳动力市场。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这些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中的一部分，就被吸收到工业里来，成为近代工业的工人。毛主席说：“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1‎ ‎　　中国的无产阶级最初并不是产生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工业里，而是产生在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的企业里。这是因为外国资本的企业出现较早。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外国资本就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地经营起近代工业，在这些企业中就雇用了中国工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工人。毛主席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2‎ ‎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创办了军事工业，七直年代中叶起，又开始经营采矿、纺织等民用工业，在这些企业里也产生了一批工人。‎ ‎　　从1872年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创办近代工业，在这些企业里产生了另一批近代工业工人。‎ ‎　　‎ ‎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与组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2)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 编写组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述 ‎　　由于当时在中国出现的近代工业多半集中在一些大的通商口岸，所以从地区上看，中国无产阶级一产生就比较集中。这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产生时的一个特点。当时中国无产阶级主要是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据估计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其中上海一地即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此外从企业中雇用工人的人数看也比较集中。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在中国所办厂矿和清政府官办的一些厂矿，规模都比较大，在整个近代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近代工业中雇用五百工人以上的厂矿已经不少，最大的企业雇用工人达三、四千人。例如：英商香港黄浦船坞公司在九十年代时雇用工人约三千五百人左右，最多时达到四千五百人；上海英商祥生船厂同时期雇用工人也有二千二百人上下；清政府所办江南制造局到1894年时，拥有工人约二千八百人；同年福州船政局的工人也接近二千人；上海机器织布局1893年雇用工人达四千人之多。此外几个大的矿厂工人人数都有三、四千人之多。据初步统计，1894年雇用五百工人以上的厂矿企业有三十九家（其中外国资本经营的十一家，清政府经营的十三家，民族资本经营的十五家），在这三十九家企业中，工人人数总计约有五万七千到六万二千人左右。就是说，约占工人总数三分二的人是集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大的工矿企业中工作的。‎ ‎　　‎ ‎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的论述 ‎　　‎ ‎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1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也是从诞生之日起，就进行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斗争。1879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克扣工资而罢工，迫使外国资本家将应付的工资如数交付给了工人；同年9月，上海祥生船厂反对洋人无理殴辱工人，举行罢工。特别是1884年香港工人为反对法国侵华举行的一次大罢工，规模大，时间长，充分显示了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次罢工发生于9月10月间。当时，有一艘在中法战争中受伤的法舰开到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修理，中国工人要求港英当局拒收，当局不睬，船厂工人立即罢工，其他各业工人，包括码头工人、搬运工人以至车夫、轿夫、船户和旅馆服务人员等群起响应，使整个港口工作陷于停顿。罢工工人还在10月3日举行示威，用石头、木棍捣毁外国建筑物，围击外国警察。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才结束。‎ ‎　　以上这些斗争事例说明，中国产业工人从第一代起，就表现了反对外来压迫者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选自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节录)‎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汪敬虞 一、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这在中国学术界中，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里的讨论，只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和西方的封建社会中，有着共同的规律性。它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能简单归结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于说明“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作为一般命题的不正确性。‎ ‎　　还在四十四年以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名著中，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1这是一个全面而正确的命题。虽然“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没有成为现实的假设，但是，历史过程和逻辑过程的一致，在这里是完全可以加以论证的。‎ ‎　　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最本质的变化，是小生产者的被剥夺。‎ ‎　　历史的实际表明了：在封建社会后期无论是领主制经济还是地主制经济，都存在着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这种小生产者所有制的变化，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力商品形式的逐渐形成；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生产资料被集中起来，变成奴役生产劳动者的资本。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关系的创造过程，不外就是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他方就是把直接劳动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2。‎ ‎　　小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的被剥夺，是从产品所有权开始的。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展，小生产者的生产目的，日益从自给自足转向于出卖，从而他们的生产活动，也就日益依赖于市场，依赖于商人，以至有一天商人终于会剥夺他们自由处理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权利。这个时候，商人还没有替小生产者准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他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之内，使得他们依赖于出卖，依赖于买者，或者进一步通过放款预购，使他们用产品偿还债务。无论哪一种场合，小生产者都不再能独立支配自己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商人“最初剥夺他们对生产物的所有”3。‎ ‎　　但是到此为止，商人和小生产者作为两个对立的集团，还只是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剥削关系，还是在流通领域中实现的。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 ‎　　使小生产者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小生产者自有原料的被剥夺。当商人还只是控制产品市场的时候，小生产者还不一定是固定从属于一个商人。而当商人占有原料以后，小生产者就只能固定地同供给原料的商人发生关系。小生产者对商人的从属关系就更加明显。‎ ‎　　原料的剥夺，本身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商人还没有切断小生产者和原料市场的联系，小生产者还可以拿自己的产品和商人交换他所需要的原料。他和商人在外表上还是立于平等的地位。等到他固定地和一个商人发生联系，并且以固定的比例交换产品和原料时，事情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小生产者虽然仍在和商人进行“交换”，实际上他已被割断与市场的联系而开始从属于商人，受商人的支配。他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而是开始带有一点老板和工人的关系的色彩。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商人发放原料而以加工费的支付取代原料与产品的交换。到了这一步，小生产者的原料的被剥夺过程，才算全部完成。‎ ‎　　被剥夺了原料和产品的所有权以后，小生产者手中的生产工具，只不过是他的“外表上的财产”4。理由是小生产者不能仅凭工具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如果生产工具再由老板提供，那么，这个时候的小生产者，实际上就成为在家内工作而又领取工资的工资劳动者，虽然还不是纯粹的工资劳动者。这种由商人供给生产工具的办法，使劳动者在更大的程度上从属于资本。‎ ‎　　由此可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的过程中，小生产者被剥夺的过程，就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过程。从所有制形式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小生产所有制的逐步解体，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不完全形态向完全形态的转化。‎ ‎　　这个过程，出现在领主制的西欧封建社会中，也相当完整地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前的地主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例如，在传统的手工业——蚕丝缫制业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　　首先是商业资本在丝业中对小生产者产品的控制。如今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非常生动的。在江浙蚕丝区，“蚕毕时”，有“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5“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6。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业资本的活跃和小生产者对商人的依赖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收丝商人有可能把这些个体手工业者固定起来，专为自己而生产，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或者规定固定的交易场地，或者指定固定的代理人员，让蚕户按照他们的指示行事。记载鸦片战争前吴门风土的《清嘉录》中说：在江苏太湖产丝区蚕户，“茧丝既出，各负至城，卖与郡城隍庙前之收丝客。”“浮店收丝只趁新”7。在这里，郡城隍庙是固定的交易场地，浮店则是固定的代理人员，他在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使小生产者“专门为他生产”而广大个体缫丝业者原有的独立地位，则随之开始发生动摇。‎ ‎　　商人对小生产者的控制，决不到此为止。作为货币的所有者，他必然还要通过放款预购，也就是通过高利贷的关系，使小生产者进一步接受他的控制。江浙杭嘉一带蚕户，在蚕丝上市之时，“间遇丝客未至，需用孔亟”，往往乞援于典当8。这就间接表明高利贷资本非常容易楔入丝客和蚕户的交易之中。在贵州的蚕农中，流行所谓买柘树的办法，来自湖北、四川、福建、云南的茧客，“春时买其树，放蚕于上，茧成来收取之。”9这说明缫丝的第一步，已经纳入高利贷资本的控制之下。‎ ‎　　使小生产所有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原料的被剥夺，在蚕丝缫制业中，也若有轨迹可寻。最初是原来自有蚕茧的手工业者不再自有蚕茧而是依靠商人“载茧来鬻”，这时他虽然从自有蚕茧到依赖于市场供应，但还没有固定从属于一个商人，他虽然丧失原料的所有，但仍保持相对独立的手工业者的身份。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原料的供应，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之间，逐步形成了“代纺而受其值”的制度。到了这个时候，原来在市场上还能自由选购蚕茧的手工业者，只能固定于一个丝行，原来是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此时处于类似加工订货的地位。‎ ‎　　併原料和生产工具而俱失的手工业者，在江南的丝织业中，也可以找到完整的典型。现在还保存着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苏州碑刻，反映了既无原料又无织机的散处机匠在江南丝织业中的大量存在10。他们是在家内工作而又向机户领取工价的劳动者，而发放原料和机只，“计工授值”的机户，则实际上是商人而兼工场老板。他和机匠的关系，已经接近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 ‎　　存在于蚕丝缫制业中的情形，在许多手工业部门中，同样可以找到。但是，这里没有必要进行列举。因为我们不是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全面的研究。我们的目的，只是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同样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遵循着同样的历史规律11。论证这一点，上面这个例子，已经足够。‎ ‎　　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假定：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不会再向前发展，以至最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无条件地断言：“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 二、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　　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个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 ‎　　毫无疑问，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和代表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器大工业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前者无论是在培养雇佣劳动者方面，在积累生产经验方面，在开辟市场方面，都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割断历史。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分歧的出现，在于对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的估计，也就是，在中国机器大工业出现的时候，“原有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以及“原有商人支配生产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或近代企业”，究竟占有多大比重的问题。‎ ‎　　在中国跨入近代社会门槛的时刻，中国封建社会究竟遗留下来了有多少工场手工业，这已经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至于其中有多少“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则更是象瞎子摸象，人言言殊。因此，我们也不妨来试摸一下，错了也不过增加一个瞎子。‎ ‎　　我们选取了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根据当前已有的研究，作一点初步分析。因为这三个行业被公认为工场手工业最有可能出现的场所，从而也是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场所。‎ ‎　　结果怎样呢？‎ ‎　　首先我们看福建茶园。福建崇安和瓯宁的手工制茶，有很长的历史。大约在十八世纪以后，在产茶区中，开始出现由茶商建立的茶栈和茶厂，进行茶叶的收购和就地加工。据说，茶厂规模不小，厂数也相当多。“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而“瓯宁一邑，不下千厂。”12考虑到茶叶加工有炒火、筛分、过风、拣茶、补火、复风、拼堆、车色等多道工序。因此，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所进行的加工生产，具有手工业工场经营的特点13。‎ ‎　　如果这个论断有几分可靠，那么，这个仅瓯宁一邑就“不下千厂”的制茶手工工场，在中国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的阶段，它们中间扩大发展为近代企业的，应该不在少数。究竟有没有，或者有多少扩大发展为近代企业呢？这倒是可得而查考的。‎ ‎　　中国制茶之由手工向机器的过渡，最先出现在汉口的俄国砖茶厂中。它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还是设在内地茶区，用的还是手工工具。七十年代初期由产地迁到汉口，才开始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来使用的那种粗笨的压机”14。福建之有机器制茶厂，稍后于汉口，它们也不是开始于产茶区的崇安或瓯宁，而同样是在通商口岸的福州，首先出现。最初的经办者，也是外国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洋行买办15。真正是中国人发起自办的茶厂那是迟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初步发展之后才开始发动的16。而且这只是一个计划，成功与否，现在还不能肯定，而且即使实现，也肯定不是原有的手工业工场的扩大17。‎ ‎　　因此，制茶业中的工场手工业，有多少“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也没有，至少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生时期是这样。‎ ‎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铜矿的情况。铜矿也是一种可以大规模分工协作的生产企业，在清代的云南铜矿中，分工已经比较固定。这里开采矿石有“锤手”，运矿出硐有“砂丁”，推拉风柜鼓风，使用水龙排水以及选矿、洗矿、配矿等等，都各有专司。单从分工来看，可以说具备了手工工场的条件。当然，应该看到，在清代的云南铜矿中，生产关系比较复杂，这里既有“厚积资本”雇工开采的矿厂，又有小生产者合伙开办的火房。而在雇工经营之中，既有定时发放工资的“月活”，又有分割矿砂，类似工役制的“亲身”。不过无论如何，在发放工资的矿厂中，它们的内部生产关系接近于手工工场，这是比较说得过去的。这也是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看法。‎ ‎　　那么，云南铜矿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没有？有的。在一八八七年的云南巧家，就曾经出现过一家用“新法采矿”的公司。但是，这家新式企业，却不是由原有的工场手工业扩大或发展而来的。创办和主持这个企业的人，是“督办矿务、专理滇铜”的前任云南巡抚唐炯，资本则主要来自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票号商人18，至于机器和工程技术人员，都一概来自外国。它由筹办到结束，一共不到二十年，唐炯离开矿务局，公司也就不存在了19。‎ ‎　　能说这是由“原由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么？应该说，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　　最后是四川的井盐。井盐生产，也以分工细密著称。在四川的盐井中，“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等名目20。一个井灶工场，一般有二十人至四十人的规模21。盐场工人与场主之间，仅有雇佣关系而无人身依附关系22。这些都是多数研究者认为四川井盐业中存在手工工场的根据。‎ ‎　　和福建茶园、云南铜矿不同，四川盐井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但生产技术和规模，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而且在九十年代末期，的确在原来使用畜力汲卤的盐井中，出现了机器汲卤对畜力汲卤的取代23。基于这一点，人们认为“它同中国大多数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道路不同”，它“是在成熟的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道路。”24‎ ‎　　但是，在作出这个结论之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首先在盐井中投资和制作蒸气汲卤机的，不是盐井的工场老板，而是一个长期在内江重庆经营花纱布生意的商人。第二，这个商人之投资制作蒸汽汲卤机，甚至进行组织公司的活动，只是为了从事“包推”业务，亦即“包推盐井卤水，与井户实行利润分成。”25‎ ‎　　与此类似的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手工煤矿中，我们也曾碰到过。由洋务派官僚创办的山东淄川煤矿苏家隄官煤井和附近手工煤窑之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实。官煤井“旁有民井十余处，悉由官井代为汲水”，民井在用机器汲水以后，所得煤觔，“须以四成缴官，以资津贴”26。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比四川盐井出现的包推卤水，利润分成，时间要早十年以上。难道我们可以说山东淄川的手工煤窑用上了这种汲水机器，就断定它是反映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的成长道路吗？当然不能这样看。这不是土生土长的民族资本的成长，相反，这是官办煤井对手工煤窑的一种压榨。这是对民族资本的压榨，如果它可以称为民族资本的话。当然，四川盐井中出现的包推卤水，不能与此一例相看。但是，如果把它说成是反映了中国原有手工工场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那么，它和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同样是不能一例相看的。‎ ‎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四川井盐中对机器汲卤的采用，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原有的包推形式以外，有不少盐业资本家投资新式机车，为自己的盐井汲卤。由手工向机器的推移，至少在盐井中的汲卤部分，是相当明显的27。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初步的和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情形的出现，已经不限于井盐，而是普遍及于其他许多手工行业。例如，在手工棉纺织业中，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由手工向机器的过渡，就相当普遍。三十年代中，沿海和内地很多小型手工织布工场，都出现了同时使用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现象。一九三四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八个省市的四一五家小型染织厂中，有手工织机一一，八八六台，同时又有电力机一一，二○八台28。然而，这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纺织工厂，已经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中国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过渡，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后，如果这种过渡，也算作资本主义的萌芽向现代企业的转化，那么，资本主义萌芽就不能确认是封建社会独有的事物，而是什么社会中都可以出现的现象，这实际上就取消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有没有由手工向机器过渡的事例呢？当然也有，但是这里需要辨明两种情况。一是这种过渡大量出现在外国资本入侵中国的企业中，原来入侵中国的外国企业，并不都是一开始就采用机器生产，其中有许多也有一个由手工到机器的过程。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外国砖茶厂，就是一个例子。其他如缫丝、榨糖、轧花，乃至船舶修造以及许多日用品的制造，可以说都是由手工开始，尔后才转为机器生产。显然，这一类是不能归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范畴之内的。它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没有关系，这是不言自明的。中国人自办的企业，有没有由手工向机器的过渡呢？也有。例如，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缫丝厂——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就经历了一个由手工逐步改为机器生产的过程。但是，在这家丝厂出现以前，广东南海的手工缫丝，基本上还停留在家庭小手工业阶段。它的产生和由手工向机器的过渡，完全是丝厂的创办者从国外的引进。它不是由原有手工缫丝自身发展的结果，这是可以肯定的29。如果把上面这两类排除在外，那么，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究竟有多少企业体现了“手工工场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照我看来，那是微乎其微的。‎ ‎　　我们摸的，也许是一支象鼻子。可能我们把象鼻子当作大象了。但是，如果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幸而言中，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呢？照我看来，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仍然同样是符合事实和实事求是的。那就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30当然，这里的商人，范围是广泛的。它既包括和资本主义萌芽有联系的商人，也包括和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联系的商人。而在后者之中则既包括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旧式商人，也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出现的为外国势力服务的买办化商人和洋行买办。在所有这些商人当中，这最后的一种，照我看来，居于突出的地位31。‎ ‎　　强调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乃至唯一途径，这是与历史的实际不相符合的，即使把这种转变限制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范围以内，也是如此。‎ ‎　　需要再重复一遍：我们这个论断，并不是绝对排除这种转变的存在。我们只是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之所以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乃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这是一个一般的、正确的命题，包括由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在内，在这一点上，当然，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承认，“没有帝国主义，中国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 ‎　　‎ ‎　　（选自《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早期的状况 ‎　　郑学檬 ‎（一）‎ ‎　　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有了相当规模的增长。农村中出现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农，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的豪商巨贾，已开始控制着某些重要手工业行业，出现了包买主制度。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在丝棉织业、盐业、采矿业、陶瓷业、冶炼业等部门已存在着手工业工场，雇用的工人人数相当可观。据记载1730年苏州450家棉染织业瑞布坊，共雇用工人19，000余名；景德镇瓷业“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四川的盐厂每厂工人也以数十万计；18世纪云南各铜矿矿工共达七十万至数百万1。官手工业如江宁、苏州、杭州的织局、景德镇的官窑，以及军火、船舶制造等部门，有的规模很大，雇用大批工人，从事封建的奴役性的劳动。‎ ‎　　但是，这些手工工场的雇佣劳动者和雇农还只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前身。因为近代无产阶级是大工业，亦即机器工业的产物2。1840年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3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因此，在19世纪下半期，中国陆续出现了二、三百个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吸收了一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产生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据记载，江苏川沙的“女工本事纺织，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缩，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4。上海，“商市展拓所及，建筑盛，则农田少，耕夫识妇尽弁其业，而趋工场。”5其他江、浙、闽、粤等地区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逐批加入近代无产阶级的大军。所以，毛主席说：“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6‎ ‎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可分为三个时期。四五十年代在外国资本经营的船舶修造业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工人；六十年代在清政府官僚集团经营的军用工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工业工人；第三批近代工业工人则是在七、八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产生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7‎ ‎（二）‎ ‎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腐朽的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从此这个老大帝国的闭关自守政策破产了，反动的清统治者被迫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社会已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了。依据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进行掠夺性贸易的特权，建立了侵略的桥头堡，向中国沿海和内地大量销售机器工业品，搜刮廉价的工业原料。运送商品、农土特品的外国商船麇集于沿海各大商埠。仅上海一港，1847年进口的外国商船为102艘，26，735吨；而在1838年上半年，进口的外国商船就增至421艘，137，311吨。8‎ ‎　　随着航运的发展，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广州、香港、上海、厦门等地出现了一批外国资本经营的小型的船舶修造业，雇用了一批中国工人，这就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工人。他们都是本地的手工业工人或破产农民。如广州的柯拜船坞是收买中国旧式船坞加以改建的，其工人也来自这些旧式修造船业。上海修造船厂雇用宁波木工进行生产9。厦门的造船工人也是本地人。‎ ‎　　有关这一时期修造船业中工人生活状况的记载几乎没有。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侧面去了解一些这一时期工人受外国资本剥削的一般情况。当时经营船舶修造业的外国商人，都是大发其财的。最早在中国建立近代化船坞的英国人柯拜就因经营船舶修造业“非常赚钱”而致富。‎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柯拜船坞被毁。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柯拜的儿子获得了120，000元的赔偿费10。五十年代在上海经营修造船业的美国人包德也“大发横财”，“他把所赚的很多的钱，用来投资于美国西部的开发事业。”11这两个例子有力地说明四五十年代船舶修造业中的工人所受的剥削一定是十分苛重的，因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剥削阶级收入的泉源。”12在这些船舶修造业中也不例外，外国资本家只有依靠无情的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才有可能“大发横财”。‎ ‎（三）‎ ‎　　19世纪六十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对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随之加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被迫增开了长江流域、北方沿海、台湾等地的十个城市为商埠，减轻商税，修改税则。因此，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工业原料掠夺比四五十年代进一步加强了。在这种情况下，航运业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六十年代外国资本经营的修造船业的扩大。有名的上海耶松船厂、祥生船厂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都在这个时期内成立的。为掠夺工业原料服务的加工工业也出现了，俄商首先在汉口一带建立起三个规模很大的砖茶厂。小规模的打包厂、豆饼厂、自来火房也有所发展。因此六十年代外国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中雇用的工人人数大有增加。1863年广州黄埔诸船坞“设备在过去四五年内已增加，修理船舶的工匠技艺也大有进步。”“船舶制造业已吸引了很多的本地居民到黄埔沿岸来了。”13汉口俄经营的顺丰砖茶厂“雇用工人约八九百人，书夜开工。”141868年“厦门上海港口船厂一千余工人，学作兵械、兵船、水火机，亟其巧妙。”15‎ ‎　　六十年代也是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时期。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致命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同时，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影响下的各民族各人民起义，仍然如火如荼，遍及全国。为了镇压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起来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以洋务派为首的官僚集团在六十年代开始经营近代军事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因此，产生了第二批近代工业工人。1867年江南制造局有职工一千二百多人，分别在机器、轮船、枪炮厂等部门工作。161868年福州船政局工匠也达二、三千人17。据估计六十年代中外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中共雇用工人达一万名左右，比四五十年代大有增加。‎ ‎　　六十年代工人的集中性也是很明显的。在产业类别上，可分为船舶修造业、军用工业和砖茶工业三大类，其他部门工人人数很少。在地域上除了上海、广州、香港、厦门外，汉口和福州两地也逐渐成为近代工业工人的集中地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深入和军用工业的出现，工人集中性比六十年代以前更明显了。‎ ‎　　19世纪六十年代的近代工业工人的状况是十分悲惨的。因为他们受着比同时期欧州工人所受到的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首先是工资的低微。据记载：苏州洋炮局“所用中国匠人五六十名，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元，少者七八元不等。”18这里所指的每月领三十元的工资的工匠当是少数技工，而普通工人工资是每月七八元，或更低一些。又据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中记述，江南制造局机器厂“工匠幼童二百九十八人。每礼拜六工，共支洋四百五十七元”。19平均工资当为每人每日0.255元。小工工资更低，折合每人每日工资仅有0.14元。20而当时外国技师工头“每月工食，多者二百元，少者一百数十元”。21比中国工匠工资高出十倍乃至百倍。所以连在汉口经营砖茶业的俄国资本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工人工资低廉，有时手工业制造比使用机器还要低廉。”22‎ ‎　　其次，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劣，所受压迫异常残酷。他们“比街头乞丐好不了很多”。23如江南制造局“东南偶洋房两座为西匠所居。东北偶百楹错杂，则中匠所栖止也。”24在中外企业中的外国技师工头更加残忍。只要工人使他们稍不如意，即会遭到无理的毒打和开除。如英人马格里，在金陵制造局任职时，“他优待外国技师。他虐待中国工人，稍不从命即加鞭笞解雇。他非法组织一个卫队来保护自己。他一再写信给李鸿章……侮蔑中国工人。”25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工人所受到的压迫的典型事例。在清政府经营的军事工业中，还实行封建官手工业的统治方式。1868年福州船政局“……（工匠）共有二三千人。五方杂处，漫无统纪，易滋事端，栖息无穷，亦难号召。于是坞外复建二所居之，在左曰‘东考工所’，在右曰‘西考工所’，皆以绅员统之，早出暮旧，乃无紊乱。……丁杂作是有健丁，日每八九百人，非以兵法部勒，散而难稽，呼而不应，于是每十人以什长一人束之，每五什长以队长一人束之，特派勤能之武弁统焉，……是为‘健丁营’之论。”26‎ 这是残存的封建工役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工人所受到的另一残酷的压迫。‎ ‎　　六十年代的工业工人，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在船舶修造业中，加工工业中和军用工业的经过短期操作，都掌握了机器生产要领，生产出精巧的产品，使一向认为中国人民是“低能儿”的外国技师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是一个敏慧的民族。”“中国工人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工人。”27然而工人技术水平的提高，机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工人能获得某种好处，相反地使工人群众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给资本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四）‎ ‎　　19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各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时期。由于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和超额利润的结果，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的掠夺又进一步加强了。但是在这时期内，它的掠夺方式，仍然是以输出商品，掠夺工业原料为主，资本输出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代替商品输出，成为主要的掠夺方式。七十年代以降中国商埠进出口的外国船舶日益增加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1870年进出口的船舶为14，136艘，总吨数达6，917，823；1880年进出口船舶增至22，970艘，总吨数达15，874，352。到了1893年进出口船舶竟达37，902艘，总吨数为29，318，811。28随着航运业的迅速发展，船舶修造业也进一步扩大，雇用工人的人数大大增加。如1879年上海的祥生船厂“经常雇用着一千至一千四百立中国工人”29；19世纪末，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各船坞，在旺季时雇有工人4，500人，夏季少一些平均也有2，500人。30其次，外国资本经营的各类加工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主要是缫丝、制茶、制糖、蛋粉、轧花等，其中缫丝业是在八十年代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雇有大批女工和童工。属于单纯工业投资性质的轻工业，也在八十年代后出现了。据统计，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为止，外国在华工厂的工人已达34，000人。（附表1）31‎ ‎　　（表1）‎ ‎　　‎ ‎　　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国内阶级矛盾随着封建剥削的加强和边疆危机的发展而日益加剧起来。农民手工业者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遍及各地。因此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仍然继续加强其反动军队，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同时，为了适应军事工业的发展，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还在七十年代中叶起，开始经营采矿、炼铁与纺织业，以便为军事工业积累一些资金和提供廉价的原料。所以，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经营的近代工业有很大发展，有工人30，000多名。（附表2）32‎ ‎　　（表2）‎ ‎　　‎ ‎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这一时期内也产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33从此，产生了第三批近代工业工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也最后形成了。1872年，广东南海陈启源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雇用女工六七百人。34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历史。但是民族资本工业比较大规模地发展还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一时期内，仅上海一地的机器缫丝业就出现了公和永、源昌、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等七大厂，有工人4，100人。35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民族企业中共雇有工人27，000多名。（附表3）36‎ ‎　　（表3）‎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19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时期。1894年，中外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中的工人总数已达十万人左右，比六十年代末递增十倍。‎ ‎　　从近代工业工人产业别分配情况来看，六十年代以前，几乎就是船舶修造业一种；六十年代也只有船舶修造业、军用工业、砖茶业等三大类；而七十至九十年代除了上述产业类别以外，增加了缫丝、轧花、纺织、采煤、炼铁及其它轻工业。不同产业中的工人，共组成了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军。其中以机器缫丝业所拥有的工人最多，达19，600人，占工人总数19.98—21.34%；其次是：船舶修造业与机器铁工业占10—10.29%，军用工业占9.91—11.04%，轧花业与棉纺织业占9.75—9.85%；再次是煤矿开采业与制茶业，分别占8.60—9.78%和7.55—8.06%37‎ ‎。可见，半殖民半封建中国的近代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工业工人比重很小。外国资本控制着旨在加强商品输入和原料掠夺的缫丝、轧花、制茶、船舶修造等工业部门，直接剥削压迫着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以镇压人民为目的的封建性的军用工业占着重要地位，因而也使很大一部分工人直接受着残余的封建工役制的压迫，这就使得“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38从上述情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工业的绝对优势，有可能使资本家更加大量地雇用轻女工和童工，猎取超额的利润。1857年李鸿章在“致海军衙门书”中写道：“鸿章亵在上海亲见旅昌，怡和各洋行皆设有机器缫丝局，募千百华人妇女于其中，工贱而丝极美。”39规模较大的宁波通久源纱厂“共雇用女工一千二百人，……另有女工三百五十人，在清花部协助工作。”40据1893年北华捷报的估计：上海一地“有一万五千或两万妇女被雇用，从事清理禽毛以便载运出口，从事清拣棉花与丝，从事制造火柴与卷烟。”41童工的雇用也相当普遍。1882年至1883年上海英美三缫丝厂“雇用着数百工人，主要是女工和童工。”42张之洞所办的武昌织布官局，所雇的工人也是“多系幼童”43，就连开平矿务局，仍然有不少十三岁至十八岁幼童从事非人的重体力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性别与年龄的差别已没有任何社会的意义了。”因为机器生产使分工达到极细的地步，工人们“必须担任的已只是最简易、最单调的、极容易学会的动作。”44所以雇佣工资比男工低廉得多的女工和童工，对于资本家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 ‎　　从地域上看，近代工业工人的集中性也是很明显的。（附表4）45上海、汉口、广州三处集中了75%以上的工人。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决定的。这些区域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政治侵略的基地或清政府官僚集团的老巢。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于在技术、原料、资本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清政府有重要的依赖性，它不可能独立地在内地发展，也不得不集中在上海、广州、汉口等沿海沿江城市。这种畸形的集中，使工人阶级可能互相更好地通气，加强团结一致，便于经济上、政治上的斗争，大大发挥了工人阶级的反侵略反封建及争取本阶级权利的斗争的威力。‎ ‎　　‎ ‎　　19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工业工人的技术水平也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机器应用的广泛而比六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前的工人大有提高。上海、宁波、广州、厦门等地的工人就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熟练工人。“粤东取材宏富，其人士多与西人相习，其制器亦多与西人相似。至于工匠灵敏、制作坚固，即西人亦深许之。”46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显然是具有控制和使用机器工具的天赋能力。”47这些技术工人还是内地近代工业的技术骨干。左宗棠办的兰州制造局就是“选用宁波及粤闽工匠制造。”48吉林机器局“大半工匠来自宁波，来厂前都有实际经验。”49其他云南、山东、湖北、四川等省的军用工业，采矿业中的技术工人莫不来自江、浙、粤、闽四省。‎ ‎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到最残酷的剥削。我们从八九十年代工业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日的情况中可看得十分清楚。普通工人的日工资是0.15——0.20元，或更低一些，普通女工日工资比一般工人日工资要低一倍；技术工人日工资稍高，但比外国技师低一二十倍。（附表5）50。‎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工人工资一览表 ‎　　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是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根本无法养活妻室儿女；女工童工的工资的更低得可怜，差不多难以维持活命。而且，“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工人及其家庭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当工人的妻子和儿女被吸收到生产中时，工人的工资就会降低。这就进一步加重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攻。”‎ ‎　　但是，即使这样低微的工资也不是按时到达工人手里的，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工头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实际到工人手里的工资是微乎其微了。1890年英国领事在其商务报告中说，基隆煤矿“十分惨苦的挖煤手、木工、铁工与小工的工资已低到使（基隆煤矿）这些官员们没有多少中饱的余地。……他们还是想尽方法找机会搜刮，其结果是竟雇矿工发生了不可解决的困难。”521881年祥生船厂也因工头王长发无理克扣工人奚关春等人的工资而致“生衅”53。‎ ‎　　同时，“工资作为被剥削阶级的收入，只是与剥削阶级的收入，即利润和地租对立的，因之，只有通过与后者的对比才能充分地阐明工资的典型特征。”54‎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近代企业丰厚利润的事实，来证明当时工人工资的低微，说明工人所受残酷的资本奴隶制的剥削。据北华捷报所载的八九十年代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利润率最高达24.70%，一般也在15%以上。（附表6）55‎ ‎　　在“利润愈高，我们愈喜欢”的口号下，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残酷地一再地削减工人们赖以活命的工资。‎ ‎　　（表6）‎ ‎　　七十至九十年代的近代工业工人的工资低薄和生活状况的恶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家的无情剥削，因为“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总是力求把工资降低到生理的最低限度。”57但是，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城乡经济崩溃的结果，也促成了工人工资更加低薄，工人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据记载，七十至九十年代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加紧，由于天灾频繁，大量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背乡离井，流入城市。有牛庄，“山东避荒之人，至此者粉至沓来”，“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马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58江苏，“江北一带农村，每至荒年辄即扶老携幼，谋糊口于苏城，相沿成例。”59这些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城市，为了活命不得不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则趁机拼命压低工资加紧剥削。所以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象工人阶级那样残酷地遭受社会福利衰落的痛苦。”60‎ ‎　　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也是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手段之一。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工人劳动日之长可以说是近代工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历史上所罕见的。1893年湖北织布官局避英籍监工德金生在曼彻斯特一家报纸上写道：“这工厂（指湖北织布官局——作者）中的工人都是男工和幼童，没有女工。……工人们离开工厂出去散散步的机会很少，因为厂中作工是从早晨五点钟直至下午六点钟，每隔一个星期日才休息一天。这些工人很可怜，因为他们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健康的人。”61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也是“每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日工程，亦颇受累。”62宁波的通久源纱厂工人每日劳动时间竟达18小时！63以上海为例，一般每日劳动时间在11小时以上。（附表7）‎ ‎　　‎ ‎　　‎ ‎64工人们成年累月地象一架机器一样为资本家工作着，他们的全部生活都不得不适应工厂的秩序，“专制的钟经常把他们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65但是，就在这样残酷的资本奴隶制劳动中，工人们养成了铁一般的纪律，一旦他们觉悟起来，他们就象岩石般地团结起来，成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掘墓人了。‎ ‎　　‎ ‎　　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不但受着资本奴隶制的剥削，还直接受着封建工役制的剥削和压迫。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种封建势力的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引文同上）。表现在：(1)封建把头。这些“把头”、“工头”、“管工”的权力很大。据开平煤矿矿务局的“煤窑专条六十六则”和“煤井规条十二则”的记载：“窑里采煤、垒碱，工人、马夫、看门全归把头，管工约束。……如有不听指挥，或不依法开采，或作工大意，或工人短欠，准告知煤师查办。”“窑里作工之人，当作工时候，若无把头执照，不许出窑。”66把头虐待工人事件层出不穷，如1893年开平煤矿从汕头雇来100名工人，“这些工人很好，但他们的‘把头’极其残酷地掠夺他们。”671881年申报记载“耶松船厂工人顾阿三”无端被工头汤亚二欧伤右眼。”68以上数例足是以说明封建把头的罪恶。(2)封建行会度。1897生年，上海“有一个广东人名曾阿金，在虹口做木匠；若干时候以来，他和他的两兄弟都在浦东祥主船厂做工。按照广东木匠行会的行规，每个人应将其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交纳行会，并且所有广东籍木匠都须加入行会。”“行会主管人逼他和他的两兄弟每人交纳三十元。曾阿金兄弟拒纳行会费，结果发生诉讼事件。691880年耶松船厂也发生六名工人打伤一工头案件。因为他们是宁波木匠行会的成员，而“这个‘工头’雇用了几个行会以外的人。”70 (3)封建政府在厂矿中驻扎军队和设立刑庭，镇压工人的反抗。热河三山矿务局、漠河金矿、广西天平寨银矿等都“有勇有弁”“以资镇压”，使工人们“不致借故为非，滋扰地方（？）。”711882年，李鸿章批准在开平矿务局设立刑庭，“其有寻常酗酒斗殴、聚睹行窃等犯（？！）准暂由吴守炽昌就地督查审讯，量手枷责发落。”72封建统治者就这样直接镇压工人的反抗。‎ ‎　　19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工人阶级所受的外国资本家、监工、技师的压迫，也是十分骇人的。1873‎ 年金陵制造局工人沉筹福的儿子（也是该局工人）因装制一个铁锤子，被英人马格里痛打了五十大板，驱逐出厂。73八九十年代上海等地工人多次展开了反外人压迫的斗争。‎ ‎　　19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也是十分恶劣的，工矿企业的灾难简直多得鹜人。1882年天津火药局因研药器久未润油以致磨热生火，发生了爆炸事件，“药房轰去一层，一研药人轰至半空坠下；其右手及右足之半皆已失去，头亦击去其半，惨不尽睹。”741882年前四年中，开平矿务局的煤井连续发生了十二起伤亡事故，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三个凿井工人因炸药爆炸而死”；一次是“五个采煤工人因坑道崩塌而死”751893年开平煤矿还发生了一件更大的坑道崩塌事件，“坑道上的土石崩塌了，把矿井的东部堵住了。”“压在里面的五十个工人。……有十个尸体已被掘了出来，可能还有三十几个人被埋在里面，大约都已死掉。”76这些厂矿灾害的发生，完全是厂矿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只顾发财，不过问工人死活的残忍的行为。如1893年的开平矿大事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工程师在四年以前已经说过这部分不安全了。”77可是矿局一再置之不理，以致酿成惨祸。‎ ‎　　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工人的身心健康遭到严重的摧残，1884年，北华捷报记者在描述上海华章造纸厂拣破布车间的情形时写道：“一大群老幼不同的，褴褛贫苦的中国女工在拣选一捆一捆的肮脏的旧布。从这些旧布发出的一种臭气、使参观的人急于想走避。”78热河承德府所属的金银矿……小工挖水取砂，两在洞内上上下下，实不容易。每柳斗水三四十斤，每簸箩砂重四五十斤，顶载上行送出洞口，亦生涯之至苦者也。”79又如开平煤矿“因矿窑高深，上有细石如豆，坠及人身则瘦瘤立起，滴水打头，肤且红肿。”80纺织业方面，也好不了多少。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轧花车间“四十台踏板操纵手摇轧花机，排居四行，每行十台，一个工人操纵一台。这项工作吃重，工人时常得把全身力气都放在踏板上。”甚至“这些小的（踏板轧花）机器竟由一些年方八岁的童工操管。”‎ ‎　　以上劳动条件，也表明了这样一个特点：‎ ‎　　由于中国近代工矿企业资本少，所以有机购成低，资本家广泛采用手工劳动，使传统的手工劳动和先进的机器生产畸形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不受着手工劳动的折磨。‎ ‎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本身开始存在的那一天开始。”中国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还处在幼年时代，但是，由于他们不堪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与剥削，进行了多次的自发性的罢工和反压迫斗争。1879年“耶松洋行前雇铁匠头徐阿林，雇用散工四十名，至山东之郓城县境洋面拆卸遭风轮船，言明每人每日给工洋半元，当先给洋三百元。旋因散工人王金丁等以每人只收过洋五元，向头目徐阿林索取，无付，遂停工吵闹。”经过斗争，耶松船厂洋东被迫将应找之洋“按户发给”。同年九月，祥生船厂也发生铁工郑晋卿等反抗督工洋人无理殴打工人的斗争。郑等“皆在祥生厂作工有年，兹因修理三菱公司之轮船，机器甚重，工作细致，各工人皆留神工作，岂知督工洋人反称迟慢。”将其殴打。因此工人遂停工反抗。罢工发生后，洋东以“因彼等停工，致误修船日期”为借口企图强迫工人复工，扣除工人工资但是由于工人们的坚持斗争，洋东最后被迫如数照发工人工资。84‎ ‎　　在中国资本经营的厂矿中的罢工斗争，八九十年代也相当激烈，前后共达六次。1882年开平煤矿部分工人罢工，他们“要求给以和广东籍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罢工，使得清统治者的和矿局大受打击，“知县束手无策”，“矿厂大半已陷于停工状态。”851891年开平煤矿又发生矿工的反对外国技师压迫的斗争。100多个广东籍工人，拿起木棒石头痛打了无理欺压他们的外国技师。这次反压迫斗争震动了反动的清政府及英国领事官。结果在侵略者的压力下，低声下气的直隶总督下令逮捕了参加斗争的工人积极分子，镇了这次正义的反压迫斗争。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八十年代也发生了两次反对延长劳动日的斗争。其中以1890年的一次，最为激烈。当时江南制造局的新总办刘麟祥，无战决定延长工时，“到了新章实行那天，锅炉里烧起了蒸汽，汽笛发出了呼声，机器开动了，没有一个工人敢走进大门去工作。”871895年的汉阳铁厂工广东籍工人200多人发生了大罢工，声势十分浩大。88。1859年去南蒙自矿工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开矿工役一千二百人，纠众滋乱，状官却库，掠去银二万五千两。”89这两次罢工的影响一定很大，可惜记载不详，斗争的前因后果无法细述了。‎ ‎　　19‎ 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罢工和反压迫斗争主要内容是：反对克扣工资，反对延长劳动日和反对外国人的压迫。斗争方式是自发性的罢工，乃至武装暴动。但是由于工人阶级还处在幼年时期，力量薄弱，阶级觉悟还不高，没有自己的统一组织和明确的目标（如云南蒙自矿工暴动还带有旧式的农民手工业者反封建性质），结果多是被封建军队和资本家所镇压。但是，尽管这些罢工和压迫斗争是自发性的，经济性的而工人阶级在这一系列英勇斗争中，已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力量。历史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将逐渐由自在阶级变为自觉阶级一步步地走上政治斗争舞台，最后在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起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使命。‎ ‎　　1989．10—12．于集美 ‎　　厦大历史系 ‎　　（本文是学习中国近代史后的习作，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敬请同志批评指正。）‎ ‎　　（选自《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四、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 第一节 中法战争 毛泽东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再接 再厉的英勇斗争 ‎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　　‎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的论述 ‎　　中法之间的陆路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 ‎　　1884年年底，刘永福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踞守宣光城的法军达三个月之久，城中被困法军几乎弹尽粮绝。‎ ‎　　1885年2月，法国又一次增兵越南，在北越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 de I’Isie）指挥下，进攻谅山，直扑中、越边境。这时，东线清军由广西巡抚潘鼎新负责。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忠实执行李鸿章的妥协政策，身处前沿阵地，不作认真备战。法军还没有到达，潘鼎新便一把火烧掉谅山城，退至镇南关（今友谊关），还觉得不安全，又继续逃到离关一百四十里的龙州，沿途纵兵抢掠。‎ ‎　　2月23日，边境重镇镇南关陷落。法国侵略军在关前立柱，写下“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的狂言。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中国军民更加激烈的反抗。镇南关周围的民众，也在关前立柱，针锋相对地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推动和激励下，清军广大爱国官兵也挑起民族保卫战争的重担。老将冯子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　　冯子材（1818—1903年），字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原是行伍出身，能征善战，素有骁将之称，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和苗民起义。1882年前曾任广西提督。法国侵略者正在咄咄逼人地侵吞越南，冯子材“每日摩挲腰下刀”，渴望奔赴疆场，为国效命。他的报国壮志，引起了李鸿章一伙的猜忌。他一怒之下，愤然辞去广西提督职务，回到广东老家。随着法军攻占镇南关，祖国安危迫在眉睫，朝野上下援越抗法的正义呼声不断高涨。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推荐冯子材。这时，冯子材虽然病体未痊，当接到“率旧部援桂”的命令时，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保卫祖国边疆的重任，立即率领所部“萃军”（冯字萃亭，故所部称萃军）离粤赴桂，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奔赴广西前沿阵地，被推举为“前敌主帅”。‎ ‎　　冯子材团结各路将士，积极准备收复镇南关。当时，法军目睹中国军民的高昂斗志，便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三十里处的文渊州，伺机反扑。冯子材 驻师形势险要关内十里处的关前隘，在两旁的高山峻岭上赶修炮台，并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成为拱卫边防的屏障。接着，他部署各路部队：命令王孝祺驻扎在他后面半里远处，为后路；苏元春屯驻在关内二十里处的幕府，为西路；王德榜驻于关东面的油隘，为东路；冯子材本人，则率军当中路。从而形成犄角之势，互相策应。‎ ‎　　法军见到冯子材布下严密防守的阵势，不敢正面出击，狡猾地改由侧翼攻击，以求一逞。冯子材获知法军这一诡计，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面急派苏元春率军迎头堵击从侧翼来犯之敌，一面派出五营“萃军”，直捣法军另一据点扣波。‎ ‎　　1885年3月13日，从侧翼进攻的法军遭到苏元春部队的迎击。当他们逃往扣渡时，又受到捷足先登的“萃军”的狙截。进退失据的法军，只得弃甲曳兵，狼狈逃回文渊州。3月21日，冯子材亲率“萃军”和王孝祺部队，冒着法军的炮火，夜袭文渊州，捣毁两个堡垒，又一次打击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 ‎　　3月23日晨，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兵分三路，在开花大炮掩护下，扑向镇南关。冯子材立即部署各路人马，采取前后包抄的阵势，自己仍然当中路。法军集中兵力，以优势炮火猛扑中路，一举攻陷了五个堡垒中的三个。在此危急时刻，冯子材奋勇大呼：“如再让敌寇闯入关内，我们有何面目见两广父老！”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将士们奋不顾身，拚命杀敌，制遏了敌军的疯狂攻势。这场恶战结束后，冯子材估计敌军会重新反扑，就以“誓与此墙共存亡”的壮烈誓言，鼓励将士提高警惕，捍卫长墙。‎ ‎　　不出所料，次日黎明法军又杀气腾腾地分作几路猛扑过来，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山岳震动，风云变色，猛攻中国军队前沿阵地长墙。冯子材率领部众作好“近身搏战”的准备，誓与长墙共存亡。凭借凌厉炮火掩护的法军，越过战壕，有的已经跃上长墙，形势千钧一发。冯子材当机立断，手执长矛，率领自己的儿子相荣、相华，大吼一声跃出墙外，杀入敌阵。其他将士也一齐涌出，个个争先效死，与敌杀成一团，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使敌军的优势炮火失却了威力。在中国军队前后夹击下，侵略者死伤过半，溃不成军，向谅山方向逃窜。这场镇南关大捷，毙敌千余，擒斩数百，并夺取枪炮、弹药、干饼等不计其数，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　　法军在退守谅山后，一面积极布防，一面暂时休整，以便卷土重来。为了粉碎敌人的新阴谋，冯子材决心乘胜追击，于3月26日挥师南向，进取文渊州。该城法军倾巢而出，全力拒战，但冯子材四面环攻，挥刀直进，攻克文渊州，拔掉了法军又一重要据点。这时，法军在谅山坚筑营墙，准备固守。冯子材抓紧战机，同诸将商定“以正兵明攻驱骡，出奇兵暗袭谅山”的战略计划。3月28日，密派部队由小路埋伏到谅山周围，自己亲率主力向谅山正面进击。法军以密如飞蝗的炸炮，全力反扑。冯子材跃马入阵，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全军左右夹攻，当场击伤法军前线司令尼格里（F.0.Negrier），在越南爱国军民的有力配合下，乘势劈开谅山城门，迫使法军仓皇溃逃北宁，从而取得了谅山大捷。与此同时，西线清军、黑旗军和越南义军互相配合，也在临洮打败法军。‎ ‎　　镇南关—谅山大捷，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战局，大张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使法国侵略者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加剧了法国的国内矛盾。3月底，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人民立即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当天晚上，茹费理内阁在一片叫骂声中倒台。‎ ‎　　‎ ‎　　（选自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刘培华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中的论述 ‎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除了侵略我国东南邻国琉球和东北邻国朝鲜，借以乘机进一步入侵中国以外，还不断开辟侵略我国西南的路线。为了这一目的，法国对我国西南邻邦越南的侵略活动继续加强。‎ ‎　　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约十年，法国的经济状况已经逐渐恢复，因而又有能力来推行它的海外扩张政策。为了适应法国金融资本家的要求，法国政府在七十、八十年代之交，便又开始加紧对越南的进攻。当时，法国侵略越南的首要目标是越南北部，也就是中国当时所说的“北圻”和西方人所说的“东京”。‎ ‎　　在一八七八年七月柏林会议之后，法国即在德国的鼓励下，跃跃欲试。次年六月，法国驻越南海防的领事土尔克（Turgue）就对一些教士公开地大肆叫嚣说：“法国必须占领东京，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一八八○年，法国更正式决定要乘中国正在与沙俄、日本交涉处于紧张阶段的时机，在越南北部采取行动。它拟借口一八七四年的越、法《西贡条约》，消灭驻扎在红河两岸的黑旗军，开辟红河一带地区的贸易，并把其侵略触角伸入云南。于是，法国进一步地公开否认中国在越南的原有传统地位，要求清朝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以此作为它采取军事行动的前奏。‎ ‎　　越南同朝鲜一样，与中国也是千里接壤，唇齿相依，长期以来就和中国有着密切关系。也如同朝鲜一样，中国因受当时边境普遍危机震动的刺激，对越南被侵凌的严重局势表示十分关注。从一八八○年起，驻法公使曾纪泽便屡次向法国政府严正表示，中国不承认一八七四年的越法条约，并且指出中国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不能默视；但是为了中、法和好，中国愿意彼此进行和平谈判，尽量设法满足法国在北圻从事正当合法贸易的愿望。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曾在奏折中提醒清朝政府说：“近日法郎西狡焉思启，欲灭越南以自广，此震邻切肤之灾也，此唇亡齿寒之患也。”他从国防上着眼，建议清朝政府在两广、云南部署重兵，作为同法国强硬交涉的后盾。但据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A.Bourée）给巴黎外交部的报告说，总理衙门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则比较“恬静”，其议论也似较缓和。总理衙门希望用中国不否认一八七四年越法条约的条件，换取法国不进占越南北部的承诺。主持外交的李鸿章更是竭力主张对法国迁就。他的根据是：“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这些情况表明，在当时，清朝政府虽对中、越边境的严重局势异常关注，但对法国的政策，仍持妥协退让的基本方针。 ‎ ‎　　这种情况助长了法国的侵略气焰。一八八一年四月，法国海军部长悍然表示：“我以为（在越南）建立一个极确定的保护国，应该是我们冀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在这里，彻底暴露了法国吞并整个越南的侵略意图。经过一年时间的舆论准备之后，法国即于一八八二年四月底派李维业（H.L.Rivière）带兵攻占河内，并拟以此为据点，继续进行军事侵略活动，企图用武力强行开通红河。法国公然对北圻采取的军事行动，激起了越南北部人民的爱国义愤，他们积极奋起开展抗法武装斗争，到处袭击敌人。与此同时，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也复挥戈东指，再度配合北越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 ‎ ‎　　法国攻陷河内的消息在中国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清朝政府一方面应越南国王的要求，派遣广西防营出境，以增强原驻越北的桂军，并命云南地方当局同时出兵，借以与桂军互为声援，防范法军对北圻的进一步侵犯；但另一方面，又力谋遏制事态的继续扩大，故而复派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进行交涉，尽量设法争取同侵略者达成妥协，借以求得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 ‎　　这个时候，法国政府的目的已不在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越南问题，而是想强迫中国承认法国在东京的侵略地位，并且要求中国不再给予黑旗军以任何援助。脱利古的所谓“谈判”，只不过是进行恫吓而已。他用赤裸裸的强盗语言向李鸿章表示：“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并且公然进行威胁说，如果清朝政府不答应法国的要求，“即与中国失和”，武力进行解决。关于越南的局势，他只准讨论中、越“划界”和边境“通商”两事。他以极端骄横的态度，警告中国不得再“视越为属国”，要求今后“不管越事”；并且悍然宣称：“如欲视越为属国，无论明助暗助，势必失和。”尽管脱利古在谈判中表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无理态度，可是李鸿章还是一味迁就，力求避战求和。他在给清朝政府的奏折中说：“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皎然可覩”竭力劝诱清朝政府放弃越南。他认为可以用“华不必明认属国，法不必明认保护”的含浑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因为这种办法，既可以在实际上满足法国的要求，又能够在表面上顾全清朝政府的面子。但是，由于当时主战派的声势甚大，他的妥协外交已成众矢之的，故而对于脱利古所提的中国不再帮助越南和承认法国在北越的地位两项要求，始终未敢明允。因此，双方一直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　　但事实上，法国这时所重视的并非和中国的谈判，而是对越南的战争。一八八三年三月间，也就是在茹费理刚刚组阁之初，李维业所指挥的法国侵略军，即在红河三角洲一带重新展开了军事活动。这种新的侵略暴行，激怒了越南人民和黑旗军。五月十九日，在怀德府的纸桥战役，刘永福亲率黑旗军精锐，一举大败侵略者，击毙法军主将李维业。‎ ‎　　然在这时，清朝政府依然抱着骑墙的态度。它既害怕法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而无坚持抗法的决心，又迫于主战派的舆论压力，不得不作出欲与法国作战的姿态；因而，它一方面调派军队增防北圻，借以敷衍舆论，并备不测；而另一方面又严令前线将帅静守勿动，屡饬“衅端不可自我而开”。由于北越驻军奉有不得“轻启边衅”的谕旨，故当法军在一八八三年三月再次发动进攻时，他们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由黑旗军单独出击。虽然在主战派的坚持下，也曾给过刘永福一些武器，但是为数极微，共计“前后济刘（刘永福）洋枪不过五百杆”，并且“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这里还须特别指出，他们接济刘永福的目的，并非纯为进行反法战争，而更主要的是要假法国侵略者之手来消灭刘永福的黑旗军。清朝统治者这种卑鄙的恶毒用心，即使是他们自己也供认不讳。例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就说：“设此类（按指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云贵总督岑毓英更坦率地表示，他所以拨给刘永福军火，就是为了促使“鹬蚌相持”，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　　法国政府为了扩大侵略，遂以李维业被歼为借口，调兵遣将，积极从事部署。它除了增援陆军以外，还特地组成了北越舰队，决心发动全面的对越战争。同年八月，法军一面加强北越的陆上兵力，展开同黑旗军的作战，一面又派舰队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首都顺化。黑旗军的英勇抵抗，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在越南中部的法军，却取得了胜利。适因这时越南国王阮福时新丧，越南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位之争激烈，不能合力御侮，遂在强敌压境之下，屈膝求降。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即光绪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越、法签订了《顺化条约》。条约明确规定：“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法国管理越南政府对一切外国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在内。”‎ ‎　　越南政府的屈服，为法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于是，在《顺化条约》之后，法国就把它的下一步进攻目标，集中于守卫在中、越边界两侧的中国军队。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中、法直接对峙的形势。‎ ‎　　‎ ‎　　（选自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1884年6月，法军在谅山附近挑衅，被潘鼎新部击退。事后，法国加紧向中国海面调动军队，并向中国索偿兵费两万五千万法郎。奕（xuān）原来曾指责奕对列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其对外政策。这时，面对法国的咄咄相逼，他也同样希望尽快把大事化小，苟安目前，执行的仍然是奕xuān的对外妥协退让政策，而且走得更远。他先请英、美等国出面调停，遭到法国拒绝后，又令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上海谈判。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于僵局。奕完全寄希望于和谈，不顾法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局势，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 ‎　　慈禧等人的这种态度，使前敌将领们对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幻想，直接影响了沿江沿海的战守准备。曾经激烈主战的张佩纶，这时也盼望和谈成功。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海面移动，不仅不做战守准备，而且逐渐把往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7月15日，法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拥有八艘军舰，共一万四千余吨的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以后，一反前言，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福建水师在港内有十多艘小舰，总排水量六千五百吨，零乱地抛锚江心。广大官兵愤恨法舰持强相逼，他们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何如璋和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未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　　……‎ ‎　　8月16日，法国议会决定扩大侵华战争，通过了三千八百万法郎的侵华军费，叫嚣要进行“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征伐”。19日，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以基隆事件为借口，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碟，无理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21日，谢满禄又故意在清政府答复之前下旗离开北京。‎ ‎　　22日，孤拔即在马尾海港接到了发动进攻的命令。第二天上午，孤拔向何如璋和张佩纶投递了最后通碟，限福建水师于当天下午撤出马尾。何、张以昨得到李鸿章 电报告知议和已有进展，所以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仍继续听任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中午，何、张看到法舰已升火待发，才开始慌张起来，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派人前往法舰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何如璋和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尽管有部分官兵临危不惧，誓死抵抗，也没能挽回全军覆灭的厄运。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达七百余人，马尾造船厂也被炮击,一般正要完工的快船被破坏。事后，法国军舰又沿马江从上游炮击两岸炮台。两岸炮台都是把大炮建在坚固的石灰炮眼里，只能向面海的一方发炮，对来自上游的敌人无法攻击，结果全被法舰轰毁。‎ ‎　　马尾丧师三天之后，清政府在舆论的敦促下被迫对法宣战，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令沿海各地加强战备，严防法舰入侵。‎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面对法国的武力进逼，清军机处态度软弱，步调纷乱。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和他在军机处的支持者宝鋆，惧怕法国的武力优势，没有抵抗的决心。他授意驻法公使曾纪泽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清政府保护刘永福，增援抗法。李鸿章的政见和奕相同。他在和法国驻华代表的接触中，屈从于法国的愿望，建议政府召回中国驻军和刘永福，免去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他强调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李与曾的分歧，既有方针上的不同，又有派系间的鸿沟。奕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命曾纪泽专为驻英、俄公使，免去了他驻法公使的头衔。‎ ‎　　李鸿章抑曾求和及奕对他的支持，引起了湘系首领左宗棠、曾国荃等人的强烈不满。有些御史也上书弹劾李鸿章“张夷声势，恫喝朝廷”，“保位贪荣，因循畏葸”。他们极力主战。‎ ‎　　军机大臣李鸿藻及清流派也抨击李鸿章，要求增兵西南，对法作战，并举荐唐炯和徐延旭分别任云南、广西巡抚，指挥在越南的抗法战事。但唐、徐指挥无能，作战连遭失败，法军很快占山西，攻北宁，陷太原，于1884年3月逼近中越边界。‎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中法战争的结局与两广地区半殖民化 黄国安 ‎　　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战争的结果，对我国两广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　　‎ 法国的侵略魔爪伸入广西 ‎　　中法战争之后，法国吞并了越南，取得了侵略中国的根据地。嗣后，法国又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更多的特权，侵略魔爪伸入了广西。‎ ‎　　一、法国强迫开辟龙州为商埠。‎ ‎　　龙州居左江上游，位于中越边境，是广西西南边境的重镇，因此，法国处心积虑要把龙州开为商埠，以便法国商人运货从此地进入广西内地推销。1887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规定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为通商处所；法国商船可经松吉河及高平河从谅山和高平运载货物至龙州，并可使用谅山至龙州的官道。1‎ ‎　　当时，法国商人已经取得了从越南到龙州的航行权，所以法国要求开放龙州为通商口岸，作为法国商人推销商品的地方，并企图使它成为桂越边界的贸易中心。“改变商旅们原来经过北海往来南宁及滇东地区的商路，而使它转向龙州”2。这就是法国强迫清政府开辟龙州为商埠的目的。‎ ‎　　为了保护法国商人的特权,1889年，法国在龙州设立领事馆3。馆内设正副领事，还有文案和医师，他们都是法国人4。从此，龙州成为法国向广西内地进行侵略活动的基地。‎ ‎　　二、法国取得在广西修筑铁路的特权。‎ ‎　　1896年，清朝总理衙门总办章户部郎中舒文在北京与法国费务林公司监工葛理签订了《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合同规定由法国费务林公司包办修筑龙州至镇南关铁路，计划三年完成，以期与越南之镇南关至谅山等铁路相接5。嗣后，清政府派广西提督苏元春为铁路督办。康际清为帮办，与法国人会同勘测。铁路全长120里。沿路的地形、路基和桥梁都已勘测完毕。法商在龙州设立了铁路局。还建造了车站和码头。‎ ‎　　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费务林公司签订合同时，议定铁路宽度为一米。张之洞等人极力反对，他们从国防安全上考虑，坚持要修宽轨。因此，中法双方在路轨宽窄问题上长期争执不下。1898年，清政府应允法国自越南边界修筑铁路至云南昆明6。法国早已垂涎云南矿产，取得在云南修筑铁路权以后，便致力于滇越铁路的修筑，所以龙州铁路迟迟不动工。1897年，清政府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在北京议定：一俟同登至龙州铁路筑竣，中国即许法国费务林公司接造从龙州往南宁、百色的铁路7。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龙州铁路便停办，法国企图接造往南宁百色铁路的计划，因而也没有实现。‎ ‎　　三、法国传教士在广西南宁等地修建天主教堂，进行文化侵略。‎ ‎　　法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860年（咸丰十年），中法订立《北京条约》。当时替法军当翻译的天主教士孟振生采用卑劣手段在该条约中文本上私自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条文8。后来，法国便以此为根据，在我国各地霸占土地，修建教堂。对此，清朝官员早已存有戒心，1865年（同治四年），清政府规定法国传教士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须报地方官请示准办。中法战争后十年，即1895年、法国照会清廷；要求允许法国传教士入内地买地，卖业者毋庸先报地方官请示准办。昏庸的清朝政府，竟然答应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于是法国传教士便接踵而来，天主教徒的渗透活动有加无已。他们先后到广西上思、贵县、永安、南宁、田林等地传教，并修建天主教堂。其中以坐落南宁城内的天主教堂规模为最大9。‎ ‎　　1899年，法国传教士赖保理来到南宁，在中府街（后改名为明德街，今邕江饭店南楼附近一带地方）买到民房一间，修建天主教堂。其后，又买左右及对面的几间民房加以扩建；还在天主堂对面开办了医院，取名“玫瑰医院”10。此外，法国传教士还在南宁保爱路开办了拉丁书院。到了二十世纪初，南宁便成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中心，成为法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基地。‎ ‎　　四、中法划定桂越边界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边界和平状态从此结束。‎ ‎　　广西与越南村落毗连，鸡犬声闻。桂越边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和平状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往来无间。中法战争后，根据《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第三款规定，清政府派邓承修与法国外交部司长浦理燮会同勘定边界。双方议定桂越界限分为东西两路：东路边线自平而关起沿南关隘店至九特汛之吞仓山，共长604里；西路由平而关起至与云南交界的各达村；共长1297里。桂越界线划定后，于1894年6月19日在龙州签订《桂越界约》，并在分界线上立下界碑11。‎ ‎　　法国侵略者为了消灭中越边境的游勇，1896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边界会巡章程》，议定在桂越边界设立十处对汛12。法国根据这个章程，开始在各汛驻扎军队，阻止广西游勇进入越南参加抗法斗争。‎ ‎　　中、法两国勘界立约及开办对汛后，桂越边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和平状态从此结束。正如清朝政府外务大巨奕勒所说：“越南北圻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华离交错，未易分明。从前属在荒服，彼此居民，久安耕凿，自无越畔之虞。此次既与法国约明勘定中越边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13。‎ ‎　　五、法国开设银行，垄断广西的金融。‎ 中法战争后，法国在龙州开设东方汇理银行，抛出了大量的法纸及法光。法纸是法国在越南殖民地发行的纸币的俗称；法光是法国在越南殖民地铸造的银币的俗称。这两种货币，不仅在龙州及中越边境一带流通，而且深入到左右江及云贵边境。“在这些地方，法纸法光几乎代替了原来的银子和其它货币。凡是大宗交易，甚至通婚受聘，都是讲多少法光”14。民国以后，桂系广西银行曾发行毫银和桂钞；抗日战争以后，国民党中央的四行所发行的国币取代桂钞而在广西流通，但法纸、法光仍充斥市面，其面值且较前者更为坚挺。到解放前夕，广西地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猛烈贬值，法纸、法光成为市面流通的主要货币，垄断广西的金融。‎ ‎　　六、法国攫取在广西开矿的权利 ‎　　1895年，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九条。《附章》第五条议定，中国将来在广西开矿时，应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15。从此，法国人取得了在广西开矿的权利。‎ ‎　　上述仅就荦荦大者而言。但从此可知，中法战争对于广西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当时广西道监察御史张人骏说：“法人逼处越南，水陆均与我接；后患盖不待言”16。事实证明，这些话决非危言耸听。‎ ‎　　‎ 列强加紧侵略广东 ‎　　广东与越南隔海相望，一苇可航。法国吞并了越南，不仅直接威胁到广东的安全，而且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因而招致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广东地区的侵略。‎ ‎　　一、葡萄牙强占澳门。‎ ‎　　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原属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管辖。1533年（明嘉靖十二年），葡萄牙的商船开始进入澳门停泊。1535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曝晒水渍物为由，向明朝政府租借澳门，每年租金二万两。1582年（明万历十年），租金减为每年五百两17。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要求免交租金，但清政府不答允。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以后葡萄牙人不再交纳租金，且擅自扩大居住区，修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 ‎　　中法战争中，葡萄牙人看出清政府怯懦无能的本质。因而侵略胃口越来越大。1887年，萄葡牙政府乘清朝税务司金登干（英国人）前往里斯本交涉鸦片走私问题的机会，强迫他签订了《中葡草约》（又称《里斯本议定书》。从此，澳门就被葡萄牙强占。‎ ‎　　二、法帝国主义强租广州湾。‎ ‎　　广州湾位于广东雷州半岛之东，吴川县西南，包括吴川县南三都田头汛以南的一个村坊及其附近港叉海面18，这里原先是荒凉的地方。‎ ‎　　1898年，英、俄、德、日等国先后租借了中国的领土，并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法国以维待均势为理由，照会清朝政府，要求将广州湾作为停船屯煤的地方，租与法国九十九年。次年，清朝政府派广西提督苏元春，法国派水师提督克尔若尔，在广州湾签订了《租界条约》。规定于九十九年内所租之地全归法国一国管辖；在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并设保护武备各法；中国允许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通讯线路等19。‎ ‎　　法国“租借”广州湾后，把它划归印度支那联邦统辖。从此，广州湾便成为法国向广东地区进行侵略的基地。其后，法国即在广州湾建立海军根据地。这样，法国既可以控制越南，又可以扩展它在两广的经济利益；而且与香港对峙。可与英国在广东的势力保持平衡的局面。法国天主教主教百多禄所提出的削弱英国商业及以越南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等侵略计划，至此完全实现。‎ ‎　　三、英国为了抗衡法国的势力，强租九龙半岛新界。‎ 中法战争以前，英国虽然侵占了香港岛和九龙。但是当时英国人在九龙半岛的势力只能到达昂船洲对正的界限街20，界限街以北一带地方（即新界）均归我国管辖。1898年，英国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威胁香港安全，“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大鹏湾、深圳湾水面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期限为九十九年21。‎ ‎　　清朝政府对于英国提出的上述要求，先是严词拒绝。但英国态度强硬，媚外惧外的清政府乃以九龙山上不得筑炮台为条件，企图妥协。英国公使毫不退让，竟然说：“中国租广州湾与法国，以危香港，故英租九龙以为抵制，其为军事之设备固不待言。若中国能拒法不租广州湾，英亦不租九龙”22。当时清朝政府已经答应将广州湾租给法国，所以对于英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也就不能不答应。1899年，中英签订《香港新租界合同》，划定界线，“新界”均归英界23。至此。香港全被英国占领。‎ ‎　　四、法国把广东省、海南岛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　　1897年，法国公使照会清朝总理衙门：“中国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不论久暂，作为停船屯煤之所”24。次年，再次照会称：不将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地方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对此，清朝政府全都应允25。这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省就被法国划为势力范围。‎ ‎　　五、法国取得在广东设领事馆、开矿和修筑铁路的特权。‎ ‎　　1895年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议定：法国可任派领事官驻扎在与越南芒街相对之东兴街，以利边界捕务；中国将来在广东开矿时，应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26。‎ ‎　　1898年，法国传教士伯尔德尔在广西被杀，法国政府当即提出要求，以取得南宁至广东北海修筑铁路权利作为赔偿27，清朝政府被逼同意。‎ ‎　　上述仅为中法战争对广东影响的主要方向，于此便足见其后果何等严重。‎ ‎　　综上所述，中法战争 的结果是招致帝国主义列强对广西和广东的加紧侵略，从而加速了两广地区的半殖民地化。‎ ‎　　‎ ‎　　（选自《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 第二节 甲午中日战争 ‎(1)《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1870年，日本军阀就叫嚣“征韩”、“征台”。1871年11月，有琉球渔船因遇飓风飘流至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船员五十余人，活下来的十二人由中国政府送回国。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本毫不相干；日本却以此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1872年，日本要求琉球国王接受其藩王的封号。1873年，日本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清政府说明此事与日本无关。1874年5月，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余侵犯台湾。美国供给日本军火，派船为日本载运军队，前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充当侵台日军参谋，美国军官参与作战。日军在琅劫掠焚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守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踞。清政府一面和日本交涉,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10月,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波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兵费五十万两。日本利用《北京专约》上有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等字样，作为清政府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的依据。1879年，日本以武力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1894年7月24日前后，李鸿章在光绪和主战派的压力下，派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陞阿等四军，从辽东渡鸭绿江进军平壤，并雇英国商船“高升”号等运兵渡海，增援牙山港清军驻地。日本已获得这一重要情报，派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控制朝鲜西海岸，准备截击。‎ ‎　　7月25日凌晨，我国护送入朝清军的“济远”、“广乙”等三舰从牙山起碇返航，取道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奉命在牙山口外往返巡逻的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立即对“济远”、“广乙”拦截围攻，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　　正当日舰炮击“济远”、“广乙”时，“高升”号由天津驶至。日舰遂以“吉野”追击“济远”，以“浪速”逼迫“高升”号投降。“高升”号上千余名中国将士坚决予以拒绝。而“济远”管带方伯谦竟在舰上悬挂起白旗，爱国士兵愤怒抗命，连发数炮，“吉野”受伤驶遁。方伯谦仍没有乘势转舵回救“高升”号。“高升”号被日舰击沉，船上中国官兵大部分壮烈殉国。‎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日本舰队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上，又向中国北洋海军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海战。（1894年）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舰 艇十余艘护送援军至大东沟。17日十一时，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出现在西南海面上。丁汝昌发现这支舰队后，即命令各舰升火以待，并令“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居中，为人字雁行阵列迎战。十二时五十五分，日舰即向北洋舰队开炮，并凭借它的快速，横越“镇远”、“定远”两铁甲舰，绕攻右翼小舰。“超勇”、“扬威”相继中弹起火，前者旋即沉没，“致远”、“经远”、“济远”三舰被敌舰隔出圈外，中国舰队逐渐居于劣势。这时，丁汝昌虽在“定远”号飞侨上摔下受伤，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士气。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有的炮手身负重伤，仍裹伤再战。“致远”舰在激战中中弹最多，船身倾斜，弹药将尽，在此危急时刻，管带邓世昌 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向凭借快速极其猖狂的“吉野”舰撞去，拟同归于尽，不幸途中为鱼雷击中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五十人壮烈牺牲。“经远”中弹起火，又在追击敌舰时中了鱼雷。管带林永升和全舰官兵继续开炮击敌，直至沉没，舰上二百七十人除十六人获救生还外，都为国殉难。“镇远”管带林泰曾率部炮轰敌旗舰“松岛”，引起该舰弹药爆炸，导致大火，敌人“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松岛”几乎沉没。日舰“吉野”、“比叡”、“赤城”、“西京丸”等，也都受重伤。下午五时，“靖远”见“定远”桅楼折断，便主动升旗集队。除“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已经率舰逃跑外，其他各舰纷纷向“靖远”靠拢，与日舰继续血战，终于迫使日舰首先退出黄海。北洋舰队退返旅顺。‎ 黄海海战，中日参战的军舰数目相等，力量对比互有短长。中 ‎　　国方面，损失了“致远”、“经远”等五艘战舰，并牺牲了象邓世昌、林永升这样优秀的海军将领和许多爱国士兵。日本方面，“吉野”、“赤城”、“比叡”、“西京丸”和日本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所乘坐的“松岛”旗舰等均受重创，“赤城”舰长板本丧命。战斗结果，中国损失较大。但北洋舰队这时还拥有“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广丙”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李鸿章故意夸大损失，压制海军将士巡海迎敌的要求，以“保船制敌”为借口，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藏到威海卫军港，造成了坐守待毙的局面。‎ ‎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和旅顺隔海相对的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基地。它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东端，海港南北两岸如两臂突入海中，形成半圆形。刘公岛横置其前，日岛、黄岛又紧紧与刘公岛相连，形成海上的天然屏障，形势极为险要。威海卫南北两岸和刘公岛、日岛又都设有新式炮台，有大炮一百多门。当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九艘、炮艇六艘、鱼雷艇十余艘。当旅顺危急时，丁汝昌亲自到天津见李鸿章，要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与日军决一死战。但李鸿章严令丁汝昌“保 船避战”，并说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 ‎　　日军一直把藏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视为进犯京津地区的最大障碍，把能否消灭这支舰队看成是能否在华取胜的关键。1895年l月，日本决定进攻威海卫，消灭困守在港内的北洋舰队，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这月20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开始在山东荣城龙须岛成山头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30日，日本海军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随即封锁东、西港口。日军海陆一起发炮，集中火力对刘公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进行轰击。北洋舰队的广大将士奋力抵抗，曾在2月1日至6日连续击退敌舰。但敌人炮火愈来愈猛，北洋舰队的舰只多数被击沉。‎ ‎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写信给丁汝昌，劝其率舰队投降。丁复信说：“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随着威海形势日益险恶，舰队中的外国顾问和教官开始勾结一些无耻将领，逼迫丁汝昌投降。丁宁死不降，先命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一些将领拒绝执行命令。“定远”管带刘步蟾用炸药炸沉了搁浅的“定远”，并在这天夜里愤然自杀，实践了自己在开战初立下的“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2月11日，日军炮火更加猛烈，陆援和突围的希望完全断绝，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丁死后，英国顾问浩威假托他的名义起草降书，缴出残余舰艇十一艘和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向日军投降。17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港，并在刘公岛登岸。至此，威海卫基地完全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1894年）10月26日，日军轻易占领了盛京东部重镇、中朝交通孔道九连城，并接连占领安东（今丹东）、凤凰城。接着，又分东、西两路进犯，占领长甸、宽甸、岫岩、海城等战略要地，进逼辽阳，并声言“取奉天度岁”。辽阳一带的汉、满各族人民在谢永恩、徐珍、魁福、锡寿等人的领导下，组成团练，奋力迎击，部分八旗官兵也配合作战。守卫在虎耳山、摩天岭的聂士成部，这时冒寒苦战，奋力击敌，多次重创日军，并收复连山关，击毙日将富刚三造，打击了日军气焰。由于军民并肩作战，终于粉碎了日军占领辽阳并通过辽阳到省城过年的如意算盘。‎ ‎　　……‎ ‎　　（日军）于10月24日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共用了十二天时间，而清军竟未作任何抵抗。当地八百多户农民在高武的率领下奋起袭击日军军营，杀死日军多人。‎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1)《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了急先锋。它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工业比较落后，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同英、美等列强竞争，企图通过进一步扩大领土的办法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列宁指出：俄国“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垄断权”。九十年代初期，俄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将该路穿越中国东北北部，从而控制这一地区。1895年初，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竟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不久，日本战胜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财政大臣维特还强调说：“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偿。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夺取殖民地。尽管它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在远东却十分热衷和俄、法共同行动。其目的，一是借机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二是转移俄国视线，减轻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三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感激，实现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冒此风险，也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辽费”。‎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 ‎　　邓元时 ‎　　‎ ‎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不义之战，战争以日本胜利、中国惨败而告终。这次战争尽管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对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东方形势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对这次战争进行历史的估量，是很有意义的。‎ ‎　　‎ 一 战后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　　‎ ‎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和日本同样遭受欧美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清王朝毕竟是东方土地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尚未开化蕞尔岛国。它之“能够一反世界的预料”1，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把一个老大的封建大国打得一败涂地，的确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不赢得欧美各国的刮目相看，并且称之为“亚洲民族复兴的先驱国家”2，“已经同最先进的欧洲列强立于同等水平上，”3，正如日木当代著名史学家藤村道生所指出的，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日本由‘被压迫国’向‘压迫国’过渡的转折点”4，日本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在战争结束后深有感触地说：“去年以来的大规模战争，闪耀了国家的光辉，使大日本帝国受到了尊重”5，同时期的另一位日本政治家德富苏峰则把甲午战争作为日本“帝国的觉醒时期”。他认为，只有在取得这一场战争的胜利之后，日本才开始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进入世界性的生活”6，的确，甲午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它是日本国运的一个重大转机。‎ ‎　　对于中国来说，战争的惨败不仅增加了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这就不能不引发世界列强对中国扩大侵略的野心，它们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叫嚷瓜分中国。我们的民族被置于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的境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二 中日两国对战争结果的反应 ‎　　日本民众对战争胜利大喜过望。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般气象因雄心快意而狂喜，流于骄傲自满，国民到处沉醉于欢呼的凯歌声里，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7，全国上下产生了“完成了文明开化的自负和对朝鲜的独立与开化援助的领袖意识”8，增强了日本时民族自信心和进取精神，“明治维新以来受欧美列强压迫和官僚政府抑压的郁愤之情立即倒转过来，陶醉于对朝鲜和中国民族成了优越者和胜利者的夸耀之中”9，一言以蔽之。甲午战争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称霸和奴役亚洲的野心。‎ ‎　　在中国，甲午战争的惨败给予中国人的耻辱感是空前强烈的。这不仅因为败得太惨、和约太苛，而更大的愤慨还在于日本“乃一亚细亚之小国，偶一兴兵即割地偿款，几不能国，凡有心人，其何以堪”10！《马关条约》之不能接受，即使在统治阶级的某些上层人物中，也有同样的反映。封疆重臣张之洞在给朝廷的电报中指出：“倭约万分无理，地险、饷力、兵权，一朝尽夺，神人共愤，意在吞噬中国，非割占数地而已”11，帝党中坚文廷式认为，日本人在《马关条约》中“要挟奇横，事事出于情理之外，海内之人痛心疾首”12。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奏折中指出：历史上“中国之与外国议和者屡矣，或偿其兵费，或准其报商，固末偿以疆土与人也，今既赔巨款，又许以割地，瘠中华而奉岛夷，直纳款耳，无所谓和”13。侍读学士奎华等一百五十五人上书朝廷，以为条约的严厉性是“五大洲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尉”。“以中国之大，士民之众而制于区区岛夷，所谓冠履倒置也”14，如此等等时言论不胜枚举。这表明，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也已经有了一种“国难临头”的危机感。‎ ‎　　知识界的反应更为强烈。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发表演说，痛斥日本的侵略和李鸿章的卖国罪行，迅速形成了反对割地求和要求抵抗侵略的反抗运动。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沉痛地指出：“弃台民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15，割让辽东、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中国亡国的大祸迫在眉睫。一时朝野上下敌忾同仇，这就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 ‎　　甲午战争的结局，首先给予知识界以重大的思想启迪，被称为“晚清思想界的慧星”谭嗣同，在叙述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时候、特别强调甲午战败的影响，他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从此“并与旧学长辞矣”16“经此创巨痛，乃始屏弃一切，专致精思”17于救国之道了。‎ ‎　　广大知识分子在悲愤中沉思，反省、开始探索改变国家贫弱状态的途径。‎ ‎　　‎ 三 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　　‎ ‎　　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外战争的重大胜利，它“把整个国民的感情动员到战争上去”18。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诗人、小说家国木田独步在《酒中日记》里有如下的描述：“日清战争、连战皆捷，军人万岁……如果没有军人，简直连天都不会亮啦……凡是家里有女儿的父母，无论他们是华族、富豪、官吏或商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热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战争的胜利，神话般地扩大了日本军部的影响，提高了日木军人的社会地位，还特别拔高了日本天皇的形象，扩大了天皇制的社会基础，使它从一个深居宫廷的贵族，一跃而为“以冒险精神和动员国民青春活力为特征”19的、统率陆海军的大元帅，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在确立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军事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大大加速了走向军国主义的步伐，凭借战争得到的巨额赔款（收到的是英镑），日本军部立即提出了庞大的扩军计划，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早在1895年4月即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提议把师团编制扩大一点五倍。特别是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看到用武力夺来的东西又在武力的压迫下失去，更加感到了扩充军备的紧迫性，参谋本部以打败俄国在远东的军队为目标，要求“在现有的七个师团的基础上再增加七个师团”。平时兵力要达到六十万人。同时还积极扩大炮兵和骑兵，使之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海军部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 ‎　　当时的陆海军扩军经费，共约三亿日元。其中一八九七年的支出，竟达八千二百万日元，与甲午战争以前的国家年度总支出相差无几。日本政府声称：“没有时间去讨论什么费用大小和租税轻重的问题”20全国报纸也为此大事鼓吹，军国主义舆论甚嚣尘上。《报知新闻》强调：“即使把三餐节省为两餐，也要扩充海军”21‎ ‎，《国民新闻》认为：必须“在五年之内建成一支可以对付两个欧洲最强国家在远东之海军的海军力量”，“建成一倍于现在常备陆军的兵力”22《时事新报》指出：“在今日的实际情况中，天下之人断无心反对扩军备战的”“文明世界之五国，通常是以进行战争的决心开始的”23。上述事实表明，甲午战后的日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迅速军国主义化，这无疑是日木建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最初实践。‎ ‎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的失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也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补偿的”24。这个“补偿”，就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梁启超在追溯近代中国改革思潮兴起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者，实甲午一役”25，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有类似的看法：“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了富强之策”26。民族思潮的激荡终于把早期变法维新的伏流推向了高潮。中国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一场改良主义的斗争，虽然很快即被旧势力所扼杀，但它却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根本变革社会政治制度，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于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中华民族的命运之舟驶入了一个新的航道。‎ ‎　　通过对甲午战争后中日两国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场战争对中日两国都湛称划时代的大战，把它作为两国近代历史命运的重大转折点是并不过份的。战争的教训是：和则共荣，战则两伤。两国人民都应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 ‎　　‎ ‎　　（选自《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2期）‎ 第三节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列宁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　　……‎ ‎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资本输出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　　‎ ‎　　（选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的论述 ‎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输出资本。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贷款；二是开设或投资于厂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清政府由于战败，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本赔款和赎辽费共两亿三千万两，而且头六个月就要先付给八千万两。“括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八千余万两，战争的耗费已经使它国库空虚，即使加紧在全国搜括，一时也难于成数。俄、法、英、德等国乘中国危难之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争揽贷款权。还在1895年3月，沙俄酝酿对日本干涉之时，俄国大资产阶级就提出要以政府“担保”对华贷款，以便攫取“对华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护权”。但清政府按过去的习惯，先向英国汇丰银行商借。沙俄得知后，立即责备清政府不应向英国要求借款，因为英国不肯参加对日本的干涉。沙俄不仅要夺取英国这笔好买卖，而且还企图排斥法、德两国，单独贷款一亿两白银。法、德两国则竭力争夺。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的一段时间里，各国驻华使节不断到总理衙门吵闹，这个“咆哮恣肆”，那个“无耻无餍”，沙俄公使甚至威胁说：“不借饿而借英”，俄国“必问罪”。在列强的压迫下，甲午战后的三年中，清政府分别向俄、法和英、德借贷三次巨款。‎ ‎　　第一次是1895年7月5日，驻俄国公使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正式签订“俄、法洋款”合同。规定中国向俄、法银行团借款四亿法郎（约合银一亿两），年息四厘，按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二五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除了以海关税收作担保，还声明决不允许他国享有管理或监督中国税收等项权利。这就使俄国取得了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特权。‎ ‎　　第二次是1896年3月，英、德银行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英、德洋款”详细章程，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银九千七百多万两），年息五厘，按百分之九十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为了对抗沙俄控制中国海关管理的企图，英、德借款中特别规定，除了以海关关税为担保，三十六年内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依旧由英国人控制。‎ ‎　　第三次是1898年3月1日，在北京签订“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规定借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银一亿一千余万两），年息四厘半，按百分之八十三折扣付款，四十五年还清。清政府用海关收入和苏州、松沪等地的货物税和湖北、安徽等口岸的盐税作担保。四十五年内不改变中国海关事务。‎ ‎　　甲午战争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所借上述三笔外债共三亿多两，利息重，折扣大，债权国轻易地捞取了高额利润。仅折扣一项就十分惊人，如“续借英、德洋款”八三折扣，英、德两国本金还未付出，就先取得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盘剥也十分苛重，如“英、德洋款”，在三十六年中，英、德可得利息共计一亿四千一百多万两。更重要的是贷款合同所附加的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内地部分盐税、厘金、外贸和交通运输。这些部门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列强控制住它们，就可干预中国的财政大权，影响清政府的决策。‎ ‎　　‎ ‎　　（选自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内，向清朝政府贷款，成为侵略中国列强竞争的焦点之一。列强纷纷主动向清朝政府提出贷款，诱使或强迫它接受。为了争作中国的债主，它们互相排挤。它们的驻北京公使到总理衙门吵架，耍流氓手段，也往往用大量的钱财贿赂清朝官员，以达到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 ‎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十多年间，清朝政府向外国借过二十五次外债，大半是由地方政府出面，借自外国银行（绝大多数是英国的银行），每次款数不大，总额共为四千一百多万两（约合六百六十万英镑）。这些借款都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年息一般是百分之六、七。在中日甲午战争前，都已还清。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清朝政府放的债，不但数目之大为在这以前所不能比，而且显著地具有政治奴役的性质。‎ 马关条约规定的“赔款”达二万万两之巨，还规定，在条约批准后半年内要先付五千万两，余下的款项分期付清，还要负担百分之五的年息。后来又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三千万两，限在半年内付出。当时，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全年还不到九千万两。为了交付“赔款”，清朝政府的唯一办法是举借外债。帝国主义列强也就乘机争着向清朝政府提供带有政治条件的贷款，为此而在俄、法、英、德、美各国间，主要是英、俄二国间，引起了激烈的争夺。‎ ‎　　马关条约订立后四年间，清朝政府共举办了七次向外借款，其中三次数额最大，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俄法借款，二十二年（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二十四年（1898年）的英德续借款，每次都是一万万两白银。‎ ‎　　英国在马关条约刚订立时，就经过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赫德进行活动，要由英国的银行承揽一笔大借款。正在以清朝政府的朋友的姿态干涉辽东半岛问题的俄、法、德三国听到这个消息，都出来阻拦。特别是俄国，立即向清朝政府提出，由于它领先对日本进行干涉，这笔贷款必须由它承担，说是俄国银行可以贷款一万万两。俄国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所以它向法国联系，要求法国共同投资。法国决定把德国排斥在外而同俄国在这问题上合作。这时，英国固然仍不愿意放弃贷款，德国也很想参与。清朝政府感到与其只向一两个国家借款，不如让各国都参加一份，所以曾向俄国表示，只愿向俄国借五千万两。但是在俄国坚持下，终于在1895年7月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由俄国和法国的银行联合贷与清朝政府四万万法郎（合一万万两白银）的合同。‎ ‎　　俄法集团在第一次大借款中取得了胜利。被排斥在外的德国转过来同英国合作。在俄法借款合同签字前，清朝当局向英德表示，下次借款，将一定轮到它们。所以到了1896年1‎ 月，英德两国驻华公使就主动向总理衙门提出，要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也相当于白银一万万两），并且拿出合同底稿，限期签字。俄法两国不甘退让，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提议由俄、法、德、荷四国共同贷款，由于英国坚决反对，德国也不愿参加，没有成功。于是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单独活动。他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法商承担，并且说，折扣可以低于英德提出的九五扣。总理衙门虽然同他进行了谈判，但他终于没有能做成这笔买卖。为英德垄断组织奔走的赫德设法使总理衙门同意把这笔借款交给他办理。‎ ‎　　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下半年，清朝政府为了最后付清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又必须进行第三次大借款。李鸿章奉令办理这件事。他本想越过列强政府而在上海直接找外国商人进行借款。美国的一家德伦公司想揽这笔买卖，同李鸿章的代理人盛宣怀接洽，但没有能谈妥。李鸿章又同英国的哈利詹利士公司初步商订了借款合同草案。但英国政府出来阻难，这个草案被废弃了。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个公司所订的草案并没有能充分反映英国利用这次借款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取沿海港口，分割势力范围，互争在对中国侵略中的优先地位，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清朝政府的这次借款仍然不得不卷入以俄法为一方，和以英德为另一方的激烈争夺中。这两方面各自提出条件争着要承担这次借款。各国公使天天在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利诱，英国和俄国也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进行交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英德方面取得了胜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总理衙门同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签订了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的合同。这次借款被称为英德续借款。‎ ‎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如此热烈地争做中国的债主是很容易理解的。‎ ‎　　每一笔大借款都增强了贷款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贷款权，是同它们侵略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为自己争取奴役和宰割中国的优先地位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例如1895年俄法借款的成立，就为沙俄势力南下满洲，法国势力深入两广、云南诸省开辟了道路。1898年成立以英国为主的英德续借款时，英国迫使总理衙门用照会形式声明：长江沿岸地方，“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这是清朝政府第一次以正式文件承认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卖国的清朝政府就是这样地在列强的竞争中为得到一次次借款而出卖着中国的国土和主权。‎ ‎　　这三次大借款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列强争夺中国海关和中国财政的控制权。当时海关税收每年约二千多万两（例如1894年是22，523，605海关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这三次借款都以海关收入作抵押，英德续借款中并加上苏州等七处厘金收入五百万两作抵押。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十分之七）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外国债权人的收款机关”。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的可能性。控制海关的国家就得到了一个排斥其他国家垄断集团的竞争的手段。所以争做中国的债主的列强都想通过贷款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关，进而控制中国财政的目的。‎ ‎　　从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海关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在俄法借款谈判过程中，法国向俄国提出，作为借款条件，由俄法两国的银行团建立联合组织，对中国的国债实行管理。法国认为，海关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以海关收入作为抵押并不可靠，必须另外建立一个驾临于海关之上的组织，才能监督中国还债。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要垄断中国的包括海关税、地丁、厘金等在内的全部财政收入，排斥英国在华势力。在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邀请法国金融资本家共同组成“华俄道胜银行”，负责对中国的贷款。这个银行在当年十二月背着清朝政府拟订了一个章程，由沙皇批准。这个章程规定，华俄道胜银行的业务是：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等。这个章程显然是更发展了法国原提的方案，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全部实现，但这些打算是沙皇俄国始终没有放弃的。‎ ‎　　在1896年第二次大借款中，法国财政部长要求法国银行垄断组织承揽这次贷款，向它保证，法国人可以在中国海关内占优势。英国的赫德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焦急地说：“法使力促总理衙门接受法方借款，条件之一是法国管理海关。……如俄、法控制借款和海关，中国就须听命于他们，而不肯听任何人的话了。”英德终于争得了这次贷款权。章程签字的第二天，赫德发回伦敦的电报中说：“借款签字，海关终获保全。”‎ ‎　　第三次大借款中，海关仍然是争夺的主要目标。俄国向李鸿章提出三项借款条件，其中第一项是“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职位出缺时，应任命一个俄国人充任”。英国人听到了又非常紧张。英国的《环球晚报》说：“这简直荒谬极了，对英国是一种侮辱，英国政府应断然回击。”英国还经过它的驻华公使，通知总理衙门说：“不论借款与否”，英国“政府决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必须永远由一个英国人来担任。”英德续借款合同中特别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按照这个规定，英国人将霸占中国海关至少到1943年。‎ ‎　　三次贷款的还款年限，头二次为三十六年，第三次为四十五年，而且都明确规定，不许可提早还清。这种规定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新现象。可见这些贷款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的经济贷款，而是垄断组织的资本输出；它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更主要是追求政治特权，是要把借款作为勒索和长期霸占中国主权的一个手段。英德在两次贷款中，都规定在全部还清借款以前，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不能作任何改变。这就是说，在所规定的长时期内，海关必须由英国垄断。这类规定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防止中国“借债还债”，也就是：甲垄断组织防止乙垄断组织用资本输出的方法来夺取它在中国已经和准备占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 ‎　　国际垄断组织向中国的贷款，除了进行政治上的勒索以外，还获得巨额的垄断利润。研究了这三次大借款的人指出：在这三次大借款中，“俄法借款的利息率形式上是年息4％，打折扣后实交额的利息率就是4.25％，到1910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年息5.67％；从1895年至1934年偿清时止，所得的利息合计达库平银117，940，606.77两，比所付本金超过130.2％。英德借款的利息率形式上是年息5％，实交额的利息率是5.26％，到1910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6.88％，从1895年到1932年偿清时止，所得利息合计达库平银141，165，832.01两，比所付本金超过152.7％。英德续借款利息率是年息4.5％，实交额的利息率则达5.4％，到1910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7.05％，从1898年至1934年间所付利息达库平银133，123，843.06两，已超过本金164.8％（照借款合同，本息须至1943年始能偿清，尚有九年本息，因缺乏资料未列入）。”这就是说，仅就利息一项来说，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此外，还有操纵外汇兑价，在交款时少付银两，收取本息时多收银两所取得的差额利润，再有，发行公债所取得的差额利润，为数也很大。‎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有关列强争夺中国路权的论述 ‎　　列强在争夺三次大贷款的同时，又在中国进行争夺铁路建筑权的斗争。‎ ‎　　清朝政府曾竭力阻止外国人在中国修铁路。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擅自修筑了一条上海到吴淞十五公里长的轻便铁路，一年后，由清朝政府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的代价收回，但它从极端守旧的观点出发，把这条小铁路拆毁掉了。后来有些洋务派官僚主张办铁路。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办的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而在英国人帮助下修建了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以后陆续延展，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延到天津，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延到山海关和关外的绥中，这是在中日战争前北方的唯一的一条铁路，全长三百二十多公里。在南方则只有一条台湾的基隆到新竹之间的七十七公里的铁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路争夺战面前束手无策，先是无可奈何，然后是心甘情愿地把一条条铁路权拍卖了出去。‎ ‎　　列宁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帝国主义把铁路当成剥削和侵略落后国家的战略手段。帝国主义以贷款形式为清朝政府修筑铁路，附有种种条件。修筑某一条铁路就是控制了这条铁路以至控制了沿线地区。由于修筑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从我国沿海港口深入到广大内地。帝国主义从投资修筑铁路本身还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　　铁路修建权，有的是用强制手段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取得的，例如俄国修建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就是这样。而更多的则是采取贷款的形式。‎ ‎　　列强对中国的铁路贷款次数很多，数量也很大。在旧中国，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在1898年到1946年之间，铁路借款契约、垫款共达七十八次，其中仅1898年到1936年的借款总数就达七亿二千三百多万元。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1898年至1900年这三年内，有四次铁路借款，总额为一亿三千七百多万元。见下表：‎ ‎　　在这几年内，俄法垄断集团和英德垄断集团激烈争夺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到汉口）和津镇铁路（从天津到镇江）的修建权，英、美间则争夺粤汉铁路的修建权。这三条铁路都穿过中国的心脏地带。‎ ‎　　修筑卢汉铁路的问题在中日甲午战争 的前几年已经提出来了。那时法国人曾向总理衙门闹着要承揽修筑。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先想用官款修这条铁路，但由于国库空虚，官办行不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十二日的上谕主张官督商办：“提款官办，万不能行，唯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这个上谕很快又被否定了。张之洞认为：“华商本无远识，求利极奢，可与图成，难与谋始”。事实上，在已有的官督商办的企业中，腐败透顶，私商无利可图，而且官股利息总是照付，商股都被吃掉了事，所以商人早已望而生畏，不愿上钩。官督商办这条路既行不通，就只剩下由“洋商垫款包办”即借洋款由洋人包建一个办法了。清朝政府最后决定采用这个办法，派大买办盛宣怀来主持。‎ ‎　　借款筑路定议以后，列强蜂拥而上。英、美、法、德诸国争相提出条件，“各国洋人纷纷赴京向其公使处，营谋承办铁路，不下数十人”。英国人送了一个条陈，不但要求贷款造卢汉铁路及这条铁路的各个支线，还要求承担粤汉铁路的修建。美国人甚至一面谈判，一面就擅自派人勘查粤汉路的路线。比利时公使费葛也派人到湖北同张之洞联系。‎ 李鸿章主张向比利时借款。他在1896年去俄国和其他欧洲几国访问时，就同比利时国王谈过借款修建卢汉铁路的事。比利时是一个有殖民地的国家，它当时同俄、法关系密切，比、法两国的财团是联系在一起的。向比国借款，就是把卢汉铁路的建造权交给俄、法集团。这一点李鸿章懂得，张之洞也懂得。这是他们执行亲俄路线，向俄、法两国“进贡”的一项措施。可是他们还自欺欺人地说：“此事断不宜英法诸大国商人包办，恐获利以后，收回或费唇舌。惟小国远国商人，则无此患”，“比系小国，仅于购料催工斤斤较量，……别无他志。”‎ ‎　　比利时在俄、法支持下，大耍无赖手段，一再推翻协议和草签的合同，改变和增加借款的条件，以图攫取更多的权利，使得张之洞也觉得“比国反覆可恶，愤闷之至！”当比国推翻协议，无法签订合同时，法国公使毕盛出面干涉，威胁说：“比款有法国银行工厂所出资本”，强迫清朝政府接受比国无理要求。俄国的巴甫洛夫也出面质问总理衙门：“比公司承办铁路，何以日久未定？”并要求李鸿章通知盛宣怀：“速与定议，勿再耽延。”李鸿章立即电告盛宣怀：“费（比利时驻华公使费葛——引者）不来说，由俄转商协谋，彼此勾结一气，我当善为因应，宜速图之。”张之洞也告盛宣怀说：“鄙见可即画押，以免反复。”‎ ‎　　1898年6月，卢汉铁路的借款合同终于签订。借款总额为四百五十万英镑。原来合同（1897年5月27日签订）规定年息四厘，九扣，续订详细合同（1898年6月26日签订）改为年息五厘，九扣，自1909年起，分二十年偿还。合同第十款规定此项借款以“该条铁路及车辆、料件、行车进款”为担保，如果中国方面不能按照合同付利还本，这条铁路就要由比公司所“照顾”。这样，俄法集团不仅取得了这条铁路的建筑权，而且准备进一步夺取这条铁路。‎ ‎　　合同签订以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说：“法国与比利时、俄国协同一致，从1897年起，在借款形式下获得了（卢汉铁路）这个让与权以及经营中国这第一条铁路干线的权利，……在中国铁路上乃取得了真正突出的地位。这第一次的决定性战役，对我们来说，是以无可争辩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　　在英国看来，俄法集团得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就是伸了一只脚到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当合同尚未经清朝政府批准时，英国政府致电驻华公使窦纳乐说：“这种性质的让与，已不再是工商企业，而变成为一种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政治活动了。你应该通知总理衙门：满洲的优先权益已让给俄国，山东的已让给德国，而在长江流域又要对这些或其他强国特别开放或赋与特权，则英国政府不能再在有利于中国的事务中继续抱着友好的态度进行合作。如果中国政府想招集英国资本来开发这些省份，则我们会立刻提出令人满意的建议的。”窦纳乐到总理衙门恐吓说：“此路名为比商承办，而实系道胜银行之款，与俄商揽办无异，……英国必不甘服。”‎ ‎　　接着，英国的“令人满意的建议”就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来了。这个“建议”一下子就要求修五条铁路：一、天津至镇江的铁路；二、由山西经河南达于长江沿岸的铁路；三、九龙至广州的铁路；四、浦口至信阳的铁路；五、由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筑路条件必须同卢汉铁路完全相同。英国政府通知窦纳乐说：“如果你有任何理由担心他们（指清朝政府——引者）会迟不接受的话，兹授权给你告诉他们：除非他们立即同意，我们就将认为他们关于卢汉铁路事的背信是故意敌视我国的一种行动，而且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对津镇等五路要求的）答复的日子的通牒。耽搁的时期是不能太长的。”这份“建议”和“训令”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欺压中华民族的标本文件。它所表现的横蛮无理，无须再作任何说明。‎ ‎　　已经习惯于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投降的清朝政府只好表示，除津镇铁路“另议”外，几乎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和条件。津镇铁路可以“另议”，是因为德国表示，山东已经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条通过山东的津镇铁路应该由德国修筑。‎ ‎　　但是，有关津镇铁路的“另议”，清朝政府却没有资格参加，而由英、德两国在伦敦进行。1898年8月间，英国向德国提出共同分割葡属非洲殖民地，以换取德国同意修筑津镇铁路；德国欣然同意，但要求英、德共同投资修筑这条铁路，英国也同意了。两国在伦敦签署了谈判协定后就向总理衙门提出共同贷款修筑津镇铁路的要求，总理衙门立即同意，并派员同英、德商谈具体的借款条件。1899年5月18日，正式签订《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清朝政府只是在英、德两国议好以后，接到一个执行通知。但清朝官员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得计，认为“全路两银行合办之，均有牵制。”‎ ‎　　卢汉铁路借款订立以后，湘、鄂、粤三省的绅商上书要求自建粤汉铁路。书中说：“恐他人先我而办铁路，切肤之痛，患在心腹，皆愿合群力兴办，塞绝其觊觎。”“三省人士往返亟商，意见均合，亟为和众丰财，克期并举，拟呈请俯赐电奏，并咨明总署，先行立案。”但是，洋务派既不相信“绅商”有此力量，也不考虑“患在心腹”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向那一国拍卖路权较有利。张之洞等上奏主张让美国来承办粤汉铁路。其理由是：“各国铁路，惟美最新，距华最远，尚无利我土地之意。”对这点，洋务派大官僚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张之洞说：“粤汉自以美款为妥”，盛宣怀说：“粤路非美莫属”。张之洞主张：“国事日艰，速定为妙”，盛宣怀认为：“鄙见迅速定议为是”。他们快马加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初开始同美国谈判，三月二十九日就签订了借款草合同。他们既然认为美国这样好，似乎事情应该办得顺利一些，可是在签订草合同以后，美国同比利时一样，又推翻原定协议，提出许多增加条件，其中主要是不满足于草合同中“准在粤汉路附近采煤”的规定，而要求把湘、粤两省的煤矿开采权都拿去。这就使得昨天还在为美国唱赞歌的盛宣怀也觉得“美国骄狠更甚，现议续约，争论数月之久，辄致翻脸，将来驾驭更难于比。”张之洞则主张讨价还价：“美公司欲得矿，似不妨许以粤矿。”他们去请示李鸿章。李鸿章很干脆：“粤汉续约，可照伍使所请（伍廷芳转达的美国要求），会我衔办理。”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　　已经取得了广九铁路的修筑权的英国，也渴望取得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使香港同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连结起来。到了1899年，它向美国提议共同修筑粤汉铁路。这时美国才只在广东境内修筑了一小段。1899年2月1日，两国签署协定，规定广九铁路允许美国投资，粤汉铁路由英、美两国联合投资修筑。以后美国又把粤汉铁路的大量股票转卖给比利时垄断集团。‎ ‎　　这条铁路成了各国垄断资本集团做交易的筹码，引起了鄂、湘、粤三省绅商的愤慨，一致要求收回路权。1905年8月，清朝政府终于废除了同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合同。为了偿付废约的赔偿费六百七十五万美元，洋务派决定向英国借款。张之洞向英国声明：“将来粤汉铁路修造之款，除中国自行筹集外，如须向外洋借款，当先向贵国询商，开价如与他国所开息扣比较相同，先尽英国银行承办。”这些洋务派大臣始终认为，要修铁路就免不了要靠帝国主义。‎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开端 ‎　　王丹 ‎　　以往的研究认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德国强租胶州湾。我国几本近代史著作都持这样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了列强划办分势力范围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事件，而忽视了这个历史事实的整个演变过程。事实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特征实质内容，早在甲午战争前英法侵略云南的历史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也从即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并始，就揭开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历史过程的序幕。这个时期英法对云南的争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努力范围的明显例证，其特点在甲午战争后德俄日等列强划分无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再现。‎ ‎　　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在我国历史研究中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尚有一些问题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问题就是其中之—。以往的研究认为：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强租旅顺大连、德国强租胶州湾。我国几本近代史著作都持这样的观点。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就这样写道：《以马关条约》为契机，帝国主义的要求一齐发作起来。投资必须划分势力范围，更必须先夺取侵略基地……与还辽同时，列强夺取基地的竞争开始了。”1由北师大和山大等院校合编的《中国近代史》认为：“三国干涉日本退出辽东半岛的事件，是十几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2由丁名楠、赵明杰等人主编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也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定于甲午战争之后，“以德国帝国主义抢占胶州湾为前导，它们纷纷夺取海港，强索路矿特权，划分势力范围，展开了一幕惊心动魄的争夺战。”3胡绳的《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也持同样的观点。4以上例举各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基本上都以甲午战争为一个重要转拆点，以德俄强占胶州湾旅大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 ‎　　不可否认，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甲午战争后形成高潮。但是，划分势力范围这种活动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一种过程，一种从列强争夺到形成独占局面的过程。如果把德俄强占胶州旅大这个事件作为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实际上只是注意到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事件，而忽视了这个历史事实的整个演变过程，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身所提出来的要求。事实上，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特征，以及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在新的厉史时期的殖民要求，早在甲午战争前英法侵略云南的历史过程中就体现出来了。就是说，从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就揭开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历史过程的序幕。‎ ‎　　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为何由英法掀起这一恶浪，并最先从云南开始？我认为是英法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英法在东南亚争夺的历史渊源、英法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以及云南的自然地理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殖民地和在半独立国划分势力范围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追求垄断利润的必然结果。‎ ‎　　19世纪60—7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70年代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利过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自由竞争时期平均利润已不能满足于向垄断过渡的资本主义的欲望了。他们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即比平均利润更高的高额利润，为了“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不是随便什么利润，而正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5少数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国家如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国内“已经‘成熟过渡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6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必须向国外寻找出路。他们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能够取得高额利润，象列宁所说的，他们会将过剩的资本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将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7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要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攫取高额利润的对象，“正是这个时期以后（列宁指的是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8‎ ‎　　19世纪中叶，英国自由贸易处于鼎盛时期。但70年代后情况发生变化，比、美，德、法械业迅速发展，开始赶上英国。更主要的是，其后开始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生产力迅速发展，垄断开始形成，垄断资本开始向外输出资本，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斗争加剧，英国受到严重挑战。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的利益，英国必须巩固和扩大殖民地，在半独立国中进行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垄断。‎ ‎　　法国是老牌殖民主义国家。19世纪最后30年，它的工业总产量有一定增长。但是其工业发展的速度和集中的程度远远落后于德、美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从第二位退居第四位。普法战争后10年。法国的经济状况逐渐恢复，因而有能力来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以适应金融资本家的要求。列宁指出：“在法国恰好是财政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9‎ ‎　　其次，英法在中国贸易的困境，使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云南和四川。‎ ‎　　英国对华贸易出现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云南曾经引起了英国的普遍关注。他们把占领云南，打通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通道，作为摆脱困境的重要环节。‎ ‎　　在南京条约中，英国获得了五口通商和关税协定的特权。1843年又获得了值百抽五的优惠税率和洋货内地税的轻征权利，为洋货在中国广大内地市场倾销提供了有利条件。给英国商人展现了一个美好的关于中国梦想的远景。英国驻华公使兼驻华商务监督璞鼎查当时公开预言：“倾兰开厦纱厂之出口，以借中国一省制袜之需，犹恐不足。”10然而，情况并没有按乐观的预言发展。开埠不久，美梦便告破灭。从销售商品的情况来看，在1842年—1845年的短短3年中，英国运往中国的棉织品总值由70万镑升到170万镑。但在以后的10年里，英国输华的纺织品总值，很少超过1845年的水平。1854年甚至降到64万镑。11从市场情况来看，福州、广州市场几乎消失，新的贸易中心上海也出现停滞的状态。从1874年起，英国在华贸易出现的困境已经不是暂时现象。停滞状况一直持的90年代。‎ ‎　　对于这种贸易上的困境，英国商界主伙：“如影不能得到进入中国内地的允许，我们的对华贸易永远会受到阻遏而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因此，只要在亚洲停驻的舰队加上一倍阻碍梦想实现的障碍就会被消除。这里特别提到了修建铁路的问题。实现梦想的途径之一就是“借着通过缅甸的一扇后门而开始于中国西部各富庶省份通商”，于是，有数百份建议书送到英国政府“促请修建一条由仰光通往扬子江流域的铁路。”12在当时的英国，曾为支持通往云南的斯普莱路和葛洪路的计划出现过很高的呼声。商人们认为，云南、四川隐藏着很大的贾易机会，如果修筑一条通往云南的路，通过后门即可进入黄金之国，就可以改变在华贸易的困境。因此，云南成为英国侵略扩张的对象，必将成为现实。‎ ‎　　法国以云南为其侵略目标，最初是为了给法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寻找新的出路。鸦片战争后到中法战争前，中国的通商口岸集中于沿海城市，商品一般不能由外国商人直接销入内地，这对资本主义扩大商品输出的要求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70％都控制在英国手里，要扩大对华贸易，通过中国西南部省份进入中国内地实现陆路通商对法都控制在英国手里，要扩大对华贸易，通过中国西南部省份进入中国内地实现陆路通商对法国来说是一条极好的出路。参加过第一次湄公河探险的殖民主义分子安邺就曾经说过：“我们如果能从这里（越南）开辟一条又经济又迅速的路径，通往云南和四川，则我们在商务上所能取得的利益，将是不可估计的。”13‎ ‎　　其三，英法在东南亚争夺的历史渊源，为他们进入云南造就了条件。英法是争夺殖民地角逐中的老对手。18世纪中叶的七年战争，英国确立了在印度的殖民优势，法园的殖民势力则被排挤出印度。19世纪，法国的殖民势力卷土重来，在印度支那建立了他在亚洲最能与英国抗衡的的殖民基地。在争压东南亚殖民地的过程中，英法殖民地不断扩大，先后将其殖民地扩履到中国西南部边界，形成与云南接壤的状况。双方在东南张殖民地，形成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竞争。这种对立和竞争最终发展为向中国境内扩张和在云南进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列宁说：“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14英法在把东南亚殖民地基本瓜分完毕之后，就开始向云南进行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这个时期在中国的陆路边界地带，没有哪一个地区曾经产生过这样长期的激烈的争夺。如英俄在伊犁地区的争夺，日美对台湾的争夺，最后都是以其中一方即出而造结束，双方争夺都没达到这种程度。‎ ‎　　其四，云南本身的地理位置，为英法入侵中国内地提供了最方便和简捷的通道，云南的自然物产对英法具有很大吸引力。‎ ‎　　云南地外中国西南部，是英法两国殖民地的界领，也是他们从缅越进入中国内地的“后门”和通道。云南的地理条件较之新疆西藏更为方便。新疆西藏自然条件恶劣。沙漠横亘，高山阻隔，面积广大，众那里进入中国内地，将会困难重重。云南有萨尔温江、红河、湄公河与缅甸及越南相连，可以利用自然水路作为进入云南的通道。因此，相比之下，云南是进入中国内地的理想之地。加上英法在东南亚的扩张结果，最后与云南形成界邻状况，为英法从云面进入中国内部提供了殖民侵略基地这样一个有利条件。‎ ‎　　另外，云南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市场广大，一时间，云南的价值曾经盛传于巴黎街市，闻名于英国商人之中。因上，无论是对云南的市场还是物产，英法都早已垂涎了。‎ ‎　　其五，在长江流域发展贸易和扩张殖民侵略的势力是英国的既定目标。因而，云南是英国从印度殖民地到长江流域之间英国势力地带的一个关键锁链。云南的战略地位对英国的长远侵略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法国的长远目标则是从云南向中国内地四川等省发展，向北与俄国形成夹击英国之势。因而占领云南是它实现战略目标最基础的一步。就是说，云南对于英法来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　　基于以上五点原因，英法在云南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势将成为必然。‎ ‎　　既然本文讨论的问题要涉及到势力范围这一概念，在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再加以明确。《中国近代史词典》、《辞海》以及一些著作都对这个概念有专门定义。15‎ ‎　　按这些定义，可将其内容归纳为二点：（一）列强将某一区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在这个势力范围内，享有经济等优先权和独占收（实际上是垄断），别国不得插足。‎ ‎　　如果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法战争前后英法对云南的争夺过程，那么我们将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提前到中法战争前后一段时期内，我认为这是完全有理由的。‎ ‎　　首先，国际形势国内情况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英法在云南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历史背景。‎ ‎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英法在云南划分势力范围，从时间上完全与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这一时期相吻合，它是符合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勿需赘述。‎ ‎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国际环境的重大发展变化，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华列强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逐渐退居美德之后，被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赶上。资本主义各国的实力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半殖民地的中国，就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不满英国在华贸易的居先地位，他们不愿意再在60代的那种“合作政策”的原则下来继续向中国索取机益。他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彼此之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而对这种发展变化，为保证自己在华利益和进一步侵略中国，英法俄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向中国的邻国和边疆地区交相侵逼，由此而造成了7O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英法两国利用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基地与云南相邻这一优势，侵占了中国西南藩属，得以最先实现了自己独占云南的愿望。‎ ‎　　其次，从英法争夺云南的目的和手段来看，鲜明地显示出了与在此之前列强在沿海地区侵略的不同特点。‎ ‎　　英法争夺云南的目的，主要是在云南进行商品市场、路矿权和原料产地的经济独占和垄断，在云南排斥别国续力的插入，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最大企业家和垄断同盟的统治。”16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来源愈缺乏，愈需要更多的国外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并将这些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进行独占，这样才能保证在竞争中获胜。英法争夺云南，已经有了帝国主义的这些要求。这些要求通过英法侵略云南的手段得到充分的体现。‎ ‎　　英法侵略云南的手段，是以各自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为基础，以回避最惠国待遇的优惠税率及与云南接壤的优势来实现对云南市场的独占，掠夺路矿权来进行势力的渗透，蚕食领土以扩大他们的殖民领地，从而达到独占云南、划分势力范围的目的。‎ ‎　　从中法战争开始，英法在云南展开的各种权益的争夺，表现了帝国主义时代那种对市场，路矿权和原料进行垄断的强列要求。这种争夺的形式和内容，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所进行的最早争夺。‎ ‎　　1885年中法新约规定，法国存通商云南的权利。这种通商借助于法国殖民地与云南通商口岸相接，特别是借助于条约规定的回避最惠国待遇的优惠税率，带有强烈的排它性、独占性，具有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市场的特征。它是与划分势力范围紧密结合的。法国通过中法新约，同时还取得了中国的铁路让予权。取得此权，就象征着拟议的铁路所经之地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从而排斥他国在这个地区的渗透。条约虽没指明路权为哪一地区的路权，但实际上法国已早有所指。早在70年代，法国大探险家安邺就有过修铁路对云南进行控制的想法。他说除了通商之后，还可以在云南“沿红河修建铁路，把越南与云南连在一起。”17法国的路权要求，开创了列强掠夺中国路权并进行资本输出的先例。‎ ‎　　中法战争后，英国向云南索取的各项权利，也以排斥其他列强和对各项权利进行垄断为其最重要的特征。如1894年英国通过《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取得的英国商品进出云南的优惠税率，就是为了实现对云南西部贸易的独古；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也为英国掠夺云南西部铁路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甲午战争后，英国还先后通过照会，政治贷款等手段进一步掠夺云南的路权，其目的都是为了扼制法国势力向云南西北部的渗透。‎ ‎　　帝国主义掠夺矿权同掠夺路权有同样的功效，它是建立势力范围的标志。1895‎ 年，法国通过《续成商务专条附章》，第一次在中国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了云南等地的矿权。英国通过1894年的《中英续议滇缅条约》，也表露了对云南矿产进行掠夺的打算。1902年，英法《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府矿务章程》，实际上使英法获得了对云南全部矿产的垄断权利，排斥了其他列强对云南的觊觎，确保了英法对云南势力范围的控制权。‎ ‎　　英法这个时期对云南通商权利的争夺，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通商口岸时争夺。他们第一次通过回避最惠国待遇的条款来敢得在云南的优惠税率，达到独占通商口岸和商品市场的目的。他们通过条约夺取云南矿权的要求，也是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开口通商以来的第一资。到了这时，西方列强掠夺中国从方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通过独占市场、掠夺路矿等权利，进而达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直接经济控制的目的，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　　再者，从时间上来看，1898年，英法以照会形式，正式宣布云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早在中法战争中，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就已在进行了。这时，独占云南的市场和路权已是法国的主要目标。1895年，法国又取得了开矿权。独占市场、矿路权，这在中国是最早的。到德俄划分山东、东三省势力范围之前，英法已基本上将云南的市场、路矿等经济特权掠夺完毕。‎ ‎　　因而，英法对云南的争夺，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特定区域内掠夺各种经济特权并对这些特权进行垄断的先例，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明显例证。这个时期英法争夺云南的特点。在甲午战争后德俄日等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又得到了再现。‎ ‎　　然而，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著，对这个时期英法在云南争夺的特点，然然作过一些具体论述，但没有从宏观上来把握它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注意到这种争夺在列强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历史具体演变过程中的位置。由于忽视了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地位，没能引起研究者们对它的足够重视，这段史实就往往被作为历史演进的一般环节进行交待。‎ ‎　　如果将英法争夺云南的特点拿来与边疆危机时期到甲午战争前俄英日等入侵中国边疆的特点进行对照，可以看出，两者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如果再将英法70—90年代争夺云南的特点拿来与甲午战争后俄德等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则有许多共同之外。‎ ‎　　19世纪70年代，沙俄出兵强占伊犁地区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中国丧失了西境大片富饶地区，俄国取得了在蒙古新疆全境贸易概行免税的重大商业利益。1881年，曾经泽赴俄签订《伊犁条约》，收回了里约丧失的伊利九城及伊犁以南特克斯河一带领土，并将原议俄商在新疆等地“概不纳税”的规定改为“暂不纳税”。中国还丧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并赔款900万卢布。以后双方在1882—1884年间，又订了5个界约，割让中国西部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沙俄侵略的手段以及所订条约来看，还停留在蚕食领土、掠夺通商权利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初步阶段。并不具备帝国主义时期侵略的特点，还无独占中国西部地区的垄断性经济特权的活动。连与后来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有明显的区别。‎ ‎　　从英国侵略西藏的情况看，1888年底，英国2000余名士兵入侵隆吐山、纳汤、对邦等地，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在武力威胁下，中国与英国先后于1890年和1893年签订了《藏印条约》、《藏印条款》，清政府承认锡金为英保护国，划定藏锡边界，将藏锡的整个边界线向西藏内移，另外还开放了西藏的亚东通商，各种货物在五年内免纳进口税。这种情况大体上与俄国情况相同。‎ ‎　　1874年，日本出兵3000占领台湾东部地区后，与清政府所订的《北京专条》也没有涉及独占台湾经济等特权的内容。‎ ‎　　这个时期边疆危机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列强在蓄意分割中国边疆领土或中国藩属，在我国边疆陆路地区开口通商，以夺取更多的商品市场，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他们的侵略活动还不勇备后来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特点和实质内容，其侵略的程度，还没达到实质上是走向独占中国的殖民地的过渡形式——势力范围这一阶段。云南作为中国的西南大门，这个时期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但除此之外，还有了向帝国主义的垄断和独占过渡的一系列特点。‎ ‎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清楚地显示在各国列强努力在中国掠夺势力范围和在势力范围内建立垄断这一点上。边疆危机之后，列强争相向清政府进一步索取各种经济特权的时候已经到来。法国通过中法战争的机会，最先向清政府发难，进行独占市场的划分和垄断路权的争夺，以满足大金融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欲望。坚接着，英德等国也在竭力为自己谋取特权。18这正象英国商人盖西克所说的那样，法国在中法战争中对中国的要求，“说明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列强应要求修改与中国交往的条件并要求让与像法国那样有利的商业上的便利的时候，已经来到。”19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局面在中国必将被帝国主义垄断经济的要求和划分势力范围这一趋势所打破。‎ ‎　　申午战争后，德俄借干涉日本还辽之机，在中国进行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1896年，俄国向清政府索取干涉日本还辽的“报酬”，与中国签订《中俄密约》，规定俄国可以在黑龙江、吉林等地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1898年3月，又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约》，获得修筑南海铁路、采伐森林、开采煤矿等权，形成独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德国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于1898年3月与清政府签订。《胶州澳租界条约》，获得在山东修筑铁路，沿铁路线三十里内开采矿产等特权，山东遂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同年，日本迫使清政府作出口头承诺：日后如在福建省内修造铁路，应先向日本政府筹商，无疑又把福建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实质内容是掠夺势力范围内的市场、路矿权，并对这些权利实行优先和独占。这无疑也是研究者们确定势力范围的实质的标准。不难看出，英法侵略云南，实际上早已具备了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规模划分势力范围的这些内容和特点。‎ ‎　　从历史事件所发生的年代出发，简单地将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英法入侵云南归入边疆危机时期进行论述，将90年代英法进一步掠夺云南的路矿权归于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路矿狂潮进行论述，不仅忽视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和内容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割断了这一历史事实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整个过程的有机联系，因而，使得这一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变得简单化。‎ ‎　　‎ ‎　　（选自《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版第2期）‎ 五、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 康、梁的维新思想和活动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摘录)‎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使穿上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　　‎ ‎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毛泽东论康有为及维新运动 ‎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　　‎ ‎　　（选自《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的论述 反对投降、要求改革的公车上书　　‎ ‎　　1894到1895年，日本对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日本不但攫取到大量的赔款和特权，而且还要强占我国的台湾、澎湖、辽东等大片领土。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签订这个卖国条约，特别是不能容忍祖国的河山被敌人霸占，要求与侵略者斗争到底。在这种形势下，在北京发生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知识分子爱国救亡运动。‎ ‎　　1895年正逢会试，各省举人都聚集在北京，在听到和约条文后，感到无比愤怒，许多人纷纷结合起来，向清政府联名上书，反对签订卖国条约。4月22日，广东、湖南两省在京的举人首先到都察院上书。其他各省举人也接踵而起，从22日到30日，都察院门口经常挤满了悲愤激动的人群。接着，在北京的十八省举人决定联合上书，由康有为连夜起草了著名的“万言书”，痛斥当权派的投降主张，指出屈辱偷安只能招致列强的瓜分，要求迁都、变法、练兵并与日本决战到底。其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包括奖励和扶助农业和工商业，允许并保护私人资本经营铁路、轮船及各种近代工业；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民间设报馆等等。同时还提出由地方上举出“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准许其“随时请对”，其职权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实际上是一种初步的代议制度。“万言书”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救亡的要求，同时也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4月3O日和5月1日，各省举人聚集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三谏草堂讨论，在万言书上署名的达一千二百多人，决定在5月2日到都察院投递。‎ ‎　　当权的卖国集团在群众的爱国行动面前感到十分恐慌，他们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来破坏群众爱国运动。大官僚孙毓汶派出大批爪牙，在5月1日晚上到各省举人居住的会馆造谣恫吓，并在北京的街道上到处张贴传单，对爱国活动大肆污蔑、攻击，使一些不坚定的举人开始退缩。同时，以西太后为首的卖国集团又逼迫反对议和的光绪帝提前在和约上盖印。举人们听到后万分激愤，立刻赶到都察院，但都察院官员却声称和约已经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上书。‎ ‎　　‎ ‎　　（选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4)有关各地创办学会的简述 直隶 ‎　　‎ 强学会 一八九五年由康有为发起，在北京成立，次年一月被劾奏，遭封禁。详见上节。‎ ‎　　知耻学会 一八九七年在北京成立，由寿富等发起。‎ ‎　　闽学会 一八九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正月初十日），由林旭、张铁君等发起，结合旅京闽籍同乡在北京福建会馆开会组成，林旭为“倡始董事”①。四月，扩大为保国会。‎ ‎　　蜀学会 一八九八年三月，由杨锐等发起，结合旅京川籍同乡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刘光第也是会员。四月，扩大为保国会。又四川另有蜀学会，见下。‎ 保国会 一八九八年四月，由康有为等发起，在北京成立。详见下章。‎ ‎　　保浙会 一八九八年四月，保国会成立后，旅京浙籍人士在北京成立，御史黄桂鋆效上疏弹劾，未被查究。‎ ‎　　保滇会 一八九八年四月，保国会成立后，旅京滇籍人士在北京成立，御史黄桂鋆曾上疏弹劾，未被查究。‎ ‎　　保川会 一八九八年四月，保国会成立后，旅京川籍人士在北京成立，御史黄桂鋆曾上疏弹劾，但未被查究。‎ ‎　　立天足会 一八九七年在天津成立，见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二十一省新政表》。‎ ‎　　粤学会 一八九八年一月在北京南海馆创办，由康有为等旅京粤籍同乡发起。‎ 江苏 ‎　　上海强学会 一八九五年在上海成立 ‎　　上海农学会 又名务农会。一八九六年冬由罗振玉、蒋黼（伯斧）、徐树兰、朱祖荣等发起，在上海组织成立。创办《农学报》，“专译各国农务诸报，及本会开办后一切情形”④。‎ ‎　　不缠足会 一八九七年在上海成立，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麦孟华等创办。初由《时务报》发起，后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 ‎　　‎ 福建 ‎　　不缠足会 在福州成立，任务与上海不缠足会同，并将《戒缠足会约章》载于《时务报》第五○册中。‎ ‎　　算学会 在福州成立。‎ ‎　　‎ 广西 ‎　　圣学会 一八九七年春在桂林成立，康有为和唐景崧、岑春煊、蔡希邠等发起，“借广仁善堂供孔子”，故称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 ‎　　‎ 湖北 ‎　　中国公会 一八九五年在武昌筹组，汪康年发起，详见上节。‎ ‎　　质学会 一八九七年在武昌成立。‎ 陕西 ‎　　味经学会 在西安成立。‎ ‎　　励学斋 一八九七年在陕西西安三原成立。为“讲求实学”‎ ‎　　‎ ‎　　（选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有关各地办报情况的简述 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 ‎　　北京《万国公报》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创刊，双日刊，北京强学会机关报。‎ ‎　　《中外纪闻》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创刊，双日刊，北京强学会机关报。‎ ‎　　《强学报》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创刊，五日刊，上海强学会机关报。‎ ‎　　《时务报》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刊，旬刊。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主笔。‎ 一八九七年 ‎　　《利济学堂报》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二年大寒）在浙江温州创刊，半月刊。瑞安利济医院学堂主办。院长陈虬、院董陈黻辰、何迪启。‎ ‎　　《湘学报》（《湘学新报》）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创刊，旬刊。江标、徐仁铸任督办，唐才常、蔡锺濬等任撰述。‎ ‎　　《农学报》（亦称《农会报》）一八九七年五月（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在上海创刊。罗振玉、蒋黻等创设的农学会（务农会）主办。初为半月刊，次年改为旬刊。线装石印，出至一九○六年一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始停。‎ ‎　　《集成报》一八九七年五月六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在上海出版，旬刊，逢五出版。陈念蘐创设，连史纸石印每册约三十叶。‎ ‎　　《新学报》一八九七年八月（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半月刊。吴县叶耀元（子成）为总撰述，撰文亦以叶为最多。分算学、政学、医学、博物四种。‎ ‎　　《经世报》一八九七年八月二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上——初五日）在杭州创刊，旬刊。至同年十二月，共出十六册。馆设杭州，上海设分馆，北京、天津、山东、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均设售报处。连史纸线装，每册三、四十叶，分“皇言”、“庶政”、“学政”、“农政”、“工政”、“商政”、“兵政”、“交涉”、“中外近事”、“格致”、“通人著述”、“本馆论说”等十二栏。‎ ‎　　《国闻报》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在天津创刊，严复、夏曾佑、王修植主编。‎ 一八九八年 ‎　　《岭学报》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在广州创刊。旬刊。岭学报馆印行。总理黎国廉（季斐）、撰述南海朱淇（菉时）等。分国政篇，邦交篇，文教篇、武备篇、史学篇、民事篇、谕旨、奏疏、西文译篇等。‎ ‎　　《时务日报》一八九八年五月五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出版。时以《时务报》已盛行，而月止三册，又以提倡变法为主，经理汪康年乃别出此报，以纪载中外大事、评议时政得失为主。欲“转圜时务，广牗见闻”，并注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七月，《时务报》改为“官报”，次月，《时务日报》即改名《中外日报》。‎ ‎　　《蜀学报》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在成都创刊，蜀学会主办，馆设尊经书院。宋育仁任总理，杨道南为协理，吴之英为主笔，廖平为总纂。‎ ‎　　‎ ‎　　（选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甲午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节选)‎ ‎　　庄鸿铸 ‎　　如何评价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作用，历来是一个被忽视的难题1。而近几年国内外却有人有意无意地拾高这种作用，这对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和正确指导现实都是不利的。笔者以为，应当恰如其份地估计帝国主义在甲午战后的经济侵略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进一步瓦解、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确实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商品和劳动力两个市场，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还有和上述变化同时存在并阻碍这一变化的另一方面，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语）。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前途。‎ ‎　　‎ 一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　　从1895年到1913年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创办的工矿企业总计549家，资本总额达120，369，000元，2比甲午战前民族工业产生阶段的一百五十家增加三倍多，资本总额约增长五倍。‎ ‎　　民族工业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深侵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得到初步发展？答案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如同历史的发展有合力的作用那样（恩格斯称之为“很多意志”起作用）3。甲午战后民族工业之所以有初步发展，大体有四点原因：（一）“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而“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4。资本输出比商品输出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城乡手工业和小农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商品经济得到较多发展，从而为民族工业提供比战前较广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上海市人口为例，“甲午战前的1890年有168,129人，而到甲午战后的1910年时激增至1,185,859人，二十年中增加六倍”。5除自然增长外，大部分是江浙一带破产农民流入和破产手工业者增多所致。这就给民族工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另外，外资在华企业的优厚利润刺激了一部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士绅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二）清政府在甲午战后财源枯竭，洋务企业大都因办理不善而亏损，已无力继续垄断新式企业。同时，既然允许外人设厂，就不得不放宽民间办企业的禁令。1901年清政府搞“新政”时设立农工商部，颁布对民族工业的奖励条例，虽然旨在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缓和阶级矛盾，并含有搜括民间资本以缓解财政困难之意，而且首先促进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民族工业因此而得到某些发展条件和环境也是事实。（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争斗提供了民族工业发展的空隙。例如，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双方都急需就地购取军粮军服，这就使中国面粉业和纺织业得到发展的机会。且“获利至巨”6。（四）二十世纪初期收回利权，抵制外货等历次爱国运动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甲午战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震惊了中国社会各界，纷纷发出“设厂自救”、“抵制洋商洋厂”“不买外国货”的呼声。例如，1903年开始的收回路矿斗争，促使十五个省份出现商办铁路公司，到1911年为止，共铺设铁路422公里7。同时还收回了山东中兴煤矿、山西保晋煤矿、安徽铜官山煤矿和四川江北厅煤矿，出现了商办的工矿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等等。又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当时美国禁止华工入境，激起南北各省一致排斥美货振兴国货……于是天津创立北洋烟草公司，香港设有南洋烟草公司”8。使美国商品输华锐减，“从1905年的七千六百多万关两下降为1906年的四千四百余万关两和1910年的二千四百七十九万余关两”9。而民族工业产品“生意之佳，为往年所未有”，“纱厂获利之丰为历年之冠”10。‎ ‎　　民族工业虽有初步发展，但存在许多弱点：‎ ‎　　第一、与外资和官僚资本比，民族工业规模小，资金少。1895—1913年创办的549家厂矿中，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仅17家 11。资本在十万元以下的小厂却有303家，占总数的55.3％。而同期新增的136家外资在华厂矿资本都在十万元以上。即使以比较最有发展时民族棉纺业而论，1913年纱锭总数仅四十八万四千枚，只占世界纱锭总数145,483,000枚的0.3‎ ‎％，不仅远远落后于英国的57,000,000枚（占总数的39.2％）和美国的31,520,000枚（占总数的21.7%），而且还不及印度的6,465,000枚（占总数时4.4%）和日本的2,500,000枚（占总数的1.7%）12。再以比较有些发展的煤矿业为例，1913年英国劫夺的开滦煤矿资本达20,630,000元，而中国所有42家煤矿的资本总共才有14,508,000元。至于其他行业，就更难与外国资本比。‎ ‎　　第二、部门结构不合理。大都是投资少的轻工业。重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尤其是作为工业基础的机器制造业更难发展。民族资本所属机器厂中的大多数，资本都在万元以下。即使二家最大的机器厂扬子和求新，合起来的资本也才85万两，只及英商耶松机器厂的七分之一13。‎ ‎　　第三、设备差、技术落后。民族工业的机器厂实际上大都是不能制造机器的修配厂，而进口的机器也很少。1895年进口的机器价值只占全部入口货总值1.39％。即使以进口机器最多的1910年来说，也仅占该年全部入口赏总值的2.4％14。1912年全国使用动力机器的民族资本厂矿仅363家，全部动力不过24,544匹马力，平均每家只有67.6匹马力。而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工场却多达20.386家15。之所以不用或少用机器，一是怕担倒闭风险遭受损失，二是中国有的是便宜劳动力，资本家多用工人比使用机器更能赚线。但却因此而使民族工业的产品质量差、成本高，达不到“价廉物美”的市场要求。‎ ‎　　第四、市场狭小，利润不稳定。民族工业的产品一般质次价高，只能适应顺境，不能适应逆境，因而有时有利可图，更多的时候则是亏损蚀本。‎ ‎　　第五、基础脆弱的民族工业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结果往往被兼并或倒闭。‎ ‎　　外资在华企业凭借特权，一般获利较高，以此为诱饵，招华商入伙附股，以增殖其掠夺中国的资本。因而，“在外洋与在通商口岸之华民，依傍洋人……寄赖于外国洋行，或托洋商营运者，不知凡几”16。例如，英商怡和、老公茂、德商瑞记三家纱厂，分别有5—9家华商股东。美商鸿源纱厂的华商股东达十余个。1896—1910年间。共有朱葆三、唐杰臣、祝大椿、虞洽卿等数十个中国买办、商人在十七家外资在华企业中投资，以求得洋人庇护。17‎ ‎　　民族工业由于有上述五方面的弱点，因而即使在开展抵制外资、夺回部分国内市场的时候，仍有不少企业遭到破产倒闭或被外资兼并的命运。‎ ‎　　民族工业之所以具有诸多弱点，其内在根源在于中国民族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由土地、商业、高利贷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又由工业资本回到土地、商业、高利贷资本）所决定的民族工业资本不足以及遭受来自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但更主要的则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特别是大量资本输出给民族工业带来的严重压迫和破坏所致。‎ 二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及其对民族工业的危害 ‎　　帝国主义的入侵，固然有刺激民族工业发生、发展的客观作用，但更主要的作用是严重阻碍和扼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语）。‎ ‎　　帝国主义靠什么来达到变中国为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目的？靠特权，特权是帝国主义经济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保证。‎ ‎　　甲午战前，外国侵略者的主要侵华方式是贸易+特权，甲午战后，则变为投资+特权。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或投资，双方是平等互利的，是没有特权的。历史上，十七世纪的英国利用过荷兰资本，十八世纪的美国科用过英国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和日本利用过美国资本，一般说都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但近代中国与它们不同，中国是丧失独立和主权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各种特权。‎ ‎　　特权主要来自不平等条约，在甲午战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已攫取了开埠、轻税、割地、赔款、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特遇、沿海贸易、内地通商等特权，部分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甲午战后，外国帝国主义通过《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攫取了贷款权、设厂权、扩大通商权、筑路开矿权、广设银行权等特权。帝国主义凭借这些新老特权，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和扩大商品输出。其结果，就是牢牢地控制了中国工业品的市场，使民族工业在国内市场上遭受双重压力。到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扎下了根，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的民族工业。‎ ‎　　（一）借款权 ‎　　借款系简接投资，是资本输出方式之一的借贷资本。甲午战后，外国对华借款主要有二类，一是对清政府的政治借款，二是中国厂矿所借外债。从1894年到1913年，两类对华借款共计高达十亿○九千多万两。‎ ‎　　政治借款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新方式，其基本目的不仅是输出过剩资本以获取厚利，更在于借此获取特权，发展政治势力，操纵中国政府的财政命脉。近代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中国侵略性的政治借款实自1895年的俄法洋款开其端，继之以1896年和1898年的二次英德借款。这三次有名的借款是财政拮据的清政府为偿付对日赔款而借，本息合计达六亿两，都以关税收入作担保。这样，就使我国的税收机关完全成为对帝国主义还债的机构。从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期间清政府的全部外债中，涉及赔款的借款占58％以上18。清政府为偿付这类外债的本息（仅甲午战后三笔政治借款的利息就超过本金的150％），必然加紧搜括国内人民。而新旧捐税中的关税、厘金、商捐等主要使民族工业承受直接的负担。‎ ‎　　至于中国厂矿借外债，在资金上依赖帝国主义，其对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　　（二）设厂权 ‎　　设厂系直接投资，是资本输出方式之一的生产资本。‎ ‎　　甲午战前五十年间，外资在华工厂共191家19。其中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有23家，设立时资本共7,631,000元。甲午战后二十年间，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外资在华企业增加了136家，设立时资本共达103,53,000元，比战前的资本增长十三倍。这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包含着质的改变。战前，大部分外资工厂是为商品输出（如修理船舶）和榨取原料（如缫丝与砖茶加工）乃至为文化侵略（如印刷业）服务的，主要不是为了输出过剩资本。战后，外资企业则正式成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　　从投资范围看，外资主要在矿冶、机器制造、纺纱、烟草和城市公用事业五个部门。这五个部门的资本共计九千四百多万元，占全部外资的百分之九十一强20。它们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部门，其中的纺纱业和矿冶业也是民族工业的主要投资场所。正是在这五个部门中表现出甲午战后二十年间外资在华投资设厂的一般特点。‎ ‎　　首先，最大的特点是形成行业垄断力量，煤矿业中的开滦、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德华、井陉、临城七大外资煤矿，1913年的产量超过六百万吨，而该年全国煤产量总共不过七百六十多万吨，外资煤矿占80％。纺纱业方面，1897年成立的三国四厂（英商怡和、老公茂、美商鸿源、德商瑞记）加上后起的日本上海纺、九成、内外棉共七家外资纱厂，1914年共有纱锭383,975枚，再加其他外资纱厂的纱锭，总计464,976枚。而该年民族资本纱厂纱锭共544,780枚，外资纱厂占46％21。再加上入口的洋妙，使民族纺纱业面临双重压力而处于劣势。试看如下统计：‎ ‎　　1903年国产棉纱129,500包，占11.3％，外资在华纱厂产量103,000包，占9％，洋纱入口量高达912,400包，占79.69％；外纱合计占88.09％。‎ ‎　　1908年，国产棉纱223,500包，占23.93％，略有提高。外资在华纱厂产量103,000包，占11.03％；入口洋纱607,510包，占65.04％；外纱合计占76.07％。‎ ‎　　1913年，国产棉纱5,743,000包，占39.41％，续有增长；外资在华纱厂产量高达7,137,000包，占48.98％；入口洋纱1,691,000包，占11.61％；外纱合计仍占到60.50％22。从上述统计可见，甲午战后二十年间，外资在中国棉纱市场上始终占压倒优势，而外资在华纱厂产量呈直线上升之势，表明资本输出日益占据主要的地位。‎ ‎　　外资更有垄断许多部门的大托拉斯组织。最大的英商怡和洋行，投资范围包括保险、地产、轮船、码头、电车、电灯、铁路、纺纱、缫丝、打包、木材、制糖、制冰等部门，到1914年，怡和所属企业达30个，资本达四千万元。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06年成立时的资本即已高达一亿日元，也是一个拥有各部门工矿业的大型垄断组织23。这就更不是民族工业能望其项背的了。‎ ‎　　特点之二是外资企业集中于地理位置优越的东部沿海沿江省区。在136家外资在华企业中，江苏（包括上海）占44家，奉天（辽宁）38家，吉林15家，直隶（河北）13家，湖北10家，山东6家，其他省区10家。以资本多少而言，直隶第一(28,954,000元)，江苏第二 ‎(23,623,000元)，奉天第三(18,873,000元) 24。这就一方面有利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购销活动，另一方面使中国各通商口岸大都被帝国主义列强控制，极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　　特点之三，外资在华企业的利润很高。1895—1913年内，外资在华企业的年平均利润达14％左右，有的厂矿高达30—40%，而同期外人在本国的利润率，一般不超过10％25。这就充分证明列宁论断的正确：“在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26。‎ ‎　　（三）通商权的扩大 ‎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直接运用的武器除资本输出外，还有商品输出。‎ ‎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扩大了对华商品输出。1894—1912年，通商口岸从34处增至83处。经营对外贸易的外商家数，从1892年的579家“增至1901年的一千一百○二家，1913年更增至三千八百○五家”27。商品输入量，从战前1891年的二亿一千九百万元增至1901年的四亿七千多万元，1909年达到七亿元。‎ ‎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华商品输出也有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洋货以洋纱、洋布为大宗，进口机器极少。1894—1899年，洋纱（内含在华外资纱厂产品，但占少数）在华北、华中两大市场上分另占93.7％和86.4％，而国纱仅占6.3％和13.6％28。‎ ‎　　第二个特点是洋货（包括在华外资工厂产品）价廉物美，具有市场竞争力，对民族工业产品形成严重威胁。‎ ‎　　商品要有竞争能力，必须具备价廉（价值）和物美（使用价值）两个条件。洋货之所以能价廉物美，能在中国市场上排挤民族工业产品，除因使用机器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高带来的生产效率和低成本外，主要原因是洋货在中国享有轻税免厘、垄断市场、控制交通运输等特权。例如，洋酒洋烟只抽7.5%的税就通行无阻，而国产烟酒要纳75％的高税，超过洋货十倍。又如煤炭，华商煤炭除完出井税每吨一钱外，还要缴纳厘金每吨三钱七分银子，而外资煤矿无此税收负担29。‎ ‎　　（四）航运权的再失 ‎　　《马关条约》使日本取得了在吴淞江、南运河等内河航行权和从宜昌到重庆的长江航行权，其他列强照例一体均沾。到二十世纪初，外轮吨位已达十五万二千吨。其中，太古有47只轮船，共60,495吨；怡和有52只轮船，共58,847吨；日清有12只轮船，共25,807吨；三家总计145,149吨。而华轮总吨数仅五万四千余吨，其中官僚资本的招商局35只轮船共计34，683吨30。属于民族资本的只有二万吨左右。中国航运权的丧失造成了多方面的恶果：一是摧残了中国原有的民间航运业，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发展，使中国轮船陷入无货可运，无客可载的破产困境。二是洋货如潮水一般涌进内地边疆，而“本国之货，只居十之二、三”，“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31。是无限制地掠夺我原料、土产。可见，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航运是民族工业不能顺利发展的原因之一。‎ ‎　　（五）铁路权的丧失 ‎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对华铁路投资的狂潮。铁路投资分帝国主义直接投资筑路和间接投资即借款给清政府修路两类。到1911年，中国已筑铁路全长9618.1公里，其中由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有3759.7公里，借款给清政府修建的达5192.8公里，二者合计8952.5公里。占总数的93.1％。而民族资本仅有665.2公里，仅占总数的6.9％32。‎ ‎　　（六）扩建银行权 ‎　　银行历来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其职能还限于存款、放款和兑换。所以，甲午战前外国在华银行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银行的职能大为扩充，主要是直接进行资本输出。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在华增设银行的热潮，从1895—1913年，新增的外国银行达十三家之多。从此，外国银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扼住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咽喉。具体地说：(1)操纵中国外汇。到1914年为止，上海外汇的60—70%为汇丰银行所成交，从而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2)吸收中国存款。大量游资存入外国银行，而不能被民族工业科用。(3)通过低利贷款、信用投资，优惠押款和入股方式支持在华外资企业。例如怡和洋行的一大部分股份是汇丰银行的。而汇丰又以怡和为后台，形成财政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垄断结合，增强了排斥、打击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4)通过放款，从金融财政上扼杀民族工业。中国的钱庄是近代民族工业据以取得资金的重要来源，但钱庄本身资力也不雄厚，一般只有十万元资本。为了适应扩大了的业务要求（往往需要经手七、八十万元的交易），就不得不靠外国银行的短期信贷即折款33‎ ‎。一旦外国银行收缩信贷，中国钱庄往往因此而破产，从而直接危及有关的民族企业的生存。(5)外国银行直接吞并民族工业企业。(6)利用发行纸币的特权，操纵中国币政。造成币制紊乱，不利于民族市场的形成。(7)经手政治贷款，扶植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而封建势力乃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 ‎　　‎ ‎　　（《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学会组织与康梁维新派的西学传播 ‎　　肖承罡 ‎　　甲午战后至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主体是知识界，即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是新观念、新思想、新知识的倡导者。他们当时充分运用了报纸、学堂和学会等新型传播媒介，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观念在中国得到了传播。‎ ‎　　本文主要探讨学会组织与维新派传播西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会组织在西学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 ‎　　（一）‎ ‎　　甲午一役，清朝败北，泱泱大国见辱于扶桑三岛，割地赔款，可耻之极，屈辱之极。这一事实如雷霆旋顶，唤醒了中华“四千年大梦”。1在古代，中国那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处处成为日本效法的榜样，*'中国俨然成为日本的启蒙老师。现在中国居然被自已的“学生”击败，可见中国的积弱已到了不堪设想的境地。原来的“天朝中心”、“唯我独尊”的观念彻底破碎了，中国的社会心理结构正在发生着多向的变化。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意识到，中华民族将有亡国灭种之祸。他们首先振臂崛起，纷纷著书立说，以唤起人们奋起自强。‎ ‎　　1895年，维新派著名人士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4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闢韩》。在其中的《原强》一文中，他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并运用该理论，阐明了国家强弱盛衰的原理。不久，严复又在其译述的《天演论》中，系统地介绍了进化论原理，特别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经由此而传入中国。‎ ‎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早期的一种社会学理论。19世纪末，英国学者斯宾塞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有机体有许多相似之处，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有如生物个体与细胞之间的关系。他不仅把同质性走向异质性的进化原理应用于社会，把生物学中的变异、自然选择、遗传等概念引进社会学，而且用生存竟争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强存弱汰”。这种用生物学规律代替社会规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服务的理论。严复当时介绍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民族的觉醒，与斯宾塞的用意不同。在当时中国新败，面临被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理论有一定的进步作用。面对着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这种进化理论成为民族危亡的暮鼓晨钟，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作为一股强劲的、新锐的思潮，这种进化理论几乎充斥且支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界、言论界。戊戌维新派更是普遍受到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观点的影响。在近代思想史上，由于这种进化观点的刺激，导致了很多新观念的产生，如存亡观念、竞存观念、群体观念等。这些新的意识，直接或间接加速了传统观念与信仰的消逝。‎ 严复曾留学英国，博通中西学问。在融汇贯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他所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学，特别是《原强》、《天演论》中所译介的“群学”（即社会学），在以维新派为首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强》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强调群体意识。他依据西方的社会学理论，阐述了人类社会个人进化与社会进化的法则，重视人在竞争环境中的合群作用与价值。他指出：“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斯宾塞正是“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而创立群学的。2他之所以称社会学为群学，则是因为“群者，人之积也。”3他极力推崇群学，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4严复的这一观点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所接受，并且得到了更广泛的解释与发挥。康有为 当时就运用群学理论分析中日甲午战争，指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就是“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认为一个国家要自强，就必须大倡“群”与“学”。其主要观点是“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5梁启超在《说群自序》中，对群学则作了更深一层的阐发，指出：“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矛头直指封建专权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他还把“群”分为“国群”与“天下群”两类，认为那时西方所达到的则为“国群”，“天下群”只有到了大同世界才能实现。当时的中国正因为缺乏“群”的观念，所以“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在那弱肉强食的严峻现实面前，再不“合群”，大讲“群术”，“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在19世纪末的中国，维新派大力倡导“群”的意识，大讲“合群”，“包含着深刻地贬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价值的某些更广泛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民族的觉醒。在甲午战后的中国社会，这种民族觉醒、集体觉醒的现象，表现得最具体、最广泛、最突出的莫过于维新学会的建立和学会运动的蓬勃发展。‎ ‎　　（二）‎ ‎　　戊戌时期出现的学会组织，是一个新生的事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进，“群”的观念的提出，为这种学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维新派认为：“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他们指出“群”的方式有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土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在维新派看来，“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因此要开风气，团聚力量，只有“合群”，“合群”的最好方式便是建立学会。学会的建立不仅能开风气，而且还能广人才。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型人才，对于维新派的西学传播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　　维新派如此注重创办学会，还得力于他们对西方的观察与了解。当时西方各国学会盛行，“有一学即有一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西方各国正是由于建立了各种专业学会，才促进了科学研究，以致“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以为民用；人才日众，以为国干”，“富强甲于五洲”。相反，中国当时以其举国之大，人口之众，而尚无一学会。这种情形不能不使维新派感到忧虑。他们认为学会不立，正是中国长期以来衰弱不振的原因，只要设立学会，那么中国从此就能：“学兴”、“士联”、“民固”、“国强”。因而他们大声疾呼：“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未由哉？”‎ ‎　　甲午战后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外有列强环伺，内无民主主权，亡国灭种，朝夕可至。维新派以进化论为出发点来观察中国的处境，感到弱肉强食的事实有其必致的趋势，一种强烈的存亡意识与专存观念滋长起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维新派由竞存观念进而引导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民族意识，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此种思想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保国”、“保滇”、“保川”、“保浙”诸学会的建立。可以说，甲午战后出现的学会组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历史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　　1895年8月，康梁维新派在北京建立了第一个学会组织——强学会。参加成员，多为京中官员。同年9月，上海强学会接轨而起，其立会章程申言该会是：“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所谓“自强之学”含义就是“合群”与“专精”。具体来说，即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设博物馆。这表达了维新派学习西方的强烈愿望。不久，顽固派以“植党营私”为藉口，强行封禁了强学会。然而，“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虽僻小郡邑亦知自新”。在民族觉醒思潮的激荡下，学会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簇起。据初步统计，当时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大约75个学会组织。‎ ‎　　这些学会的设立是维新派“合群”思想的实践活动，是当时群体意识的充分表露。这些学会组织并非全都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它分散在10多个省份，其中以上海、北京、湖南等地最多，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等南方各省次之。这些学会组织虽然规模有大有小，甚至其性质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传播了西学。当时各学会组织都标示了一定的宗旨，无非是倡导合群，以讲新学，变法自强。其所拟办之事，不外强学会所标举的四大端：设博物院、译书、办报纸、藏书。‎ ‎　　根据各学会组织侧重点的不同及其性质的差异，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以下几类：‎ ‎　　第一，民族意识较强，以救亡图存相号召的学会。主要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保州会、保滇会、保浙会等。它们的宗旨不外乎：为了中国的自强，为了保全国地、国民、国教，或者是为了讲求爱国之理、救时之法。这些学会是维新派宣传他们政治主张，号召与组织人们奋起救亡的中坚。‎ ‎　　第二，研究各种专业学科的学会。如研究公法、章程、条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长沙公法学会；讲求自然科学的上海算学会、武昌质学会、郴州舆地学会；专以译书、广见闻为宗旨的上海译书公会；以研究医学、救民为旨意的上海医学善会；提倡科学实验、探讨测量学的江宁测量学会；以研讨农业科学为主的上海务农会……这些学会组织虽然以研讨方西方自然科学为重点，但是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富民，从不同的角度来挽救世变。‎ ‎　　第三，提倡妇女解放，妇女教育的学会。如，上海中国女学会，上海、湖北等地设立的戒缠足会或不缠足会。‎ ‎　　第四，革除陋习、移风易俗的学会。如，江苏、湖南、广东、广西等地设立的戒烟会、延年会等。这些学会的目的皆是为了传播新知，改变愚昧、荒唐的社会观念、风俗、习惯，以振刷民族精神。‎ ‎　　第五，以振兴地方为主旨的学会。如，浙江的兴浙会、江苏的苏学会、四川的蜀学会等。‎ ‎　　（三）‎ ‎　　这些各具特色学会，成为戊戌时期维新派传播西学重要媒介。当时维新派借助学会组织传播西学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集会讲演 ‎　　当时许多学会组织都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的集会讲演，向人们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等学说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南学会为例。它于1898年2月创办于长沙。该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演，每7天举行1次。每个学科都有专人负责，轮流演讲。具体分工是：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对于学术问题，该会提倡自由言论，这是当时维新人士提倡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表现。据史料记载，南学会共举行了13次讲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自然科学等。在讲演中，维新人士表露了他们的民治思想。黄遵宪在第一、二次讲演中就要求人们“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他指出只要人们自觉地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地方，就“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同时，维新派在讲演中还批判了封建专制，对于地方兴革事宜如学校、水利、商务、工业等，也每多商榷，力图改进。‎ ‎　　南学会的讲演不仅注重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而且也常常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如谭嗣同就曾多次主讲自然科学知识。天文学方面，他宣传过哥白尼的“日心说”；地理学方面，他宣传过“地圆说”；他还介绍过近代医学知识。南学会其他人士如邹代钧、杨葵园等也纷纷介绍了纬度、日蚀、行星、恒星等天文地理知识。‎ ‎(2)购置中西书籍供人借阅 ‎　　北京强学会开设后，最先着手的事情，就是办图书馆与报馆。开办不久，强学会即派人到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同时，一些外国人也多纷纷捐赠图书给强学会。强学会首开其端，其他学会均纷纷仿行，广购中西书籍，设立或准备设立图书馆。湖南常德的明达学会曾表示要采购江南制造局、同文馆所译西书。武昌的质学会在其章程中也宣称：“今拟广搜图书，以饷学友。中书而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用资他山。”南学会更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告诉读者该会现在各种中西书籍已购备齐全，欢迎人们前来阅读。当时各种介绍新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书籍绝大部分译自西方，所以各种学会组织所购置的图书以西学书籍为最。至于中文图书，除非是经世有用的，否则不储备。如苏学会就明文规定：“本会所购之书，分为六门：曰史学，曰掌故学，曰舆地学，曰算学，曰农商学，曰格致学。其余训诂词章概不备。”‎ ‎　　大量西书的购置，图书馆的设立，成为向社会公众普及、宣传西学的有效措施和可靠途径，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 ‎(3)创办报纸 ‎　　当时许多学会组织都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如，北京强学会的《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的《强学报》及后来的《时务报》、校经学会的《湘学报》、南学会的《湘报》、上海农学会的《农学报》、广西圣学会的《广仁报》、四川蜀学会的《蜀学报》等。这些报纸有的侧重“新政”、“新学”，有的致力于保国、保种、保教。它们非常注重西方舆论和情况的介绍，力图从不同层面来宣传“西学格致之精微”，“西政富强之本末”。这些报纸对于西学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启蒙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4)翻译西书 ‎　　翻译西书是学会组织的主要活动之一。当时许多学会组织在章程中都明文规定要译印图书，“以资讲求而广见闻”。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有上海译书公会、农学会、地图公会。1896年创办的农学会和地图公会先后译出各国农业科学著作及中外舆图数百种。1897年成立的译书公会也不甘示弱，该会在章程中直截了当地宣布：“本公会之设，以采译泰西切用书籍为宗旨。”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气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事等方面的书籍，都属于该会的翻译范围。同年，该会翻译出版了《五洲通志》、《欧洲今世史》、《俄帝王本纪》、《英政府议院制》、《舆地史大事记》、《英岁政比较》、《欧洲新政史》、《日新丛书》等大量的英、法、日文书籍。‎ ‎(5)组织会员研讨西学 ‎　　许多学会组织经常组织会员讨论、研究西学。郴州舆算学会就要求会员“略去虚文，专求实用，平居讲学，互相切磋，勿存门户之见。”长沙法律学会要求会员“择读古经古子、历代史、国朝掌故、东西史志、内外公法各书”，同时规定每个会员每天必须做札记两条，到假日或讨论的时候，“互相阅看，评论是非”。湖南衡州任学会还计划创办报纸，刊载讨论题，以与国内人士共同探讨西学。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那时有识之士对西学的追求已从原来单纯、盲目的接受阶段，进入到有目的、细致的研究和吸收、消化与融会阶段。科学研究的精神随着学会运动而贯注到各种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非科学的社会文化基础结构。‎ ‎　　（四）‎ ‎　　综上所述，维新派当时设立的学会组织起了两个重要作用。首先，它们促进了思想的一致和组织约团结，其次，动员和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壮大了西学传播的队伍。当时全国最富有朝气的湖南省，自南学会创立后，小学会遍地而起，广大有为青年纷纷加入学会组织，这些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弟，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从参加学会组织以后，他们“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学会组织成为维新派培养人才、广求同志的基地，成为维新派传播西学，演讲新知，推动资产阶级新文化兴起的大本营。‎ ‎　　禁鸦片烟会、不缠足会、延年会，女学会等学会组织的设立，则说明西学的影响已扩及到社会的道德行为、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根据自由、平等的原则，建立西方资产阶级式的道德行为准则及用新的生活方式去取代封建社会旧的生活方式的伟大理想。‎ ‎　　戊戌时期大批学会组织的出现，还打破了清朝的党禁，“为资产阶级民主生活迈开了第一步”。本来清政府鉴于明朝的党祸，禁止有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集会结社等活动。然而，学会组织的建立则“战胜数千年旧习惯，一新当时耳目”，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各种社团的历史，为以后资产阶级各种政治团体的创立及政党的建设铺平了道路。‎ ‎　　戊戌时期的学会组织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它们的发展初期总不免表现出种种的弱点与不足。第一，这些学会组织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坚强的领导与严格的组织纪律。第二，一些学会组织甚至与维新派的西学传播宗旨是相对立的。如，广西的圣学会、贵州的仁学会、浙江的兴儒会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这些学会的目的主要是“发明圣道”，虽然也讲求实学，但是，“皆以经学为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当时的学会组织走的是上层路线，缺乏群众基础。这些学会组织的目的均属为了争取和联络官僚士大夫，希望他们同情和支持当时的西学传播工作。它们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中间，而远远脱离人民群众。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在学会组织创立及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利用学会组织这一形式，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以推动当时的西学传播和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根本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结果在旧势力的大举反扑面前，维新派显得势薄力单，不几个回合，便偃旗息鼓，宣告退却。‎ ‎　　即令如此，我们也无可否认，戊戌时期的学会组织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不论其多么幼稚，它们的设立开创了新一代社会风气，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　　‎ ‎　　（《江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 心学”、今文经学与康有为的变法维新 ‎　　吴雁南 康有为 第一次上清帝书受阻后，于激愤之余，遂思从经籍中寻求变法根据，以便给维新运动披上古色古香的袍服，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于是，“心学”同今文经学被用来宣传改革与维新。‎ ‎　　一 ‎　　康有为所谓的“心学”，系孔学的一部分，而非专指陆王心学。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时的“口说”里明确指出：“子思能传心学”1，“庄子在孔子范围”，系“田方弟子，孔子三传”，“庄子心学，必孔子别有所传”2。强调说：“谓孔子不言心学，盖亦有激之言。”3宣称孔门弟子，此后分成孟、荀两大派，孟子承子思之后，把孔子学说的主观的方面加以发挥，从内出，言扩充，直指本心，尊德性，传心学；荀子沉潜，将孔子学说客观的方面加以阐扬，从外出，道问学，传经之功为多。他反复论证宋明理学家陆象山、王阳明同孟子相近，朱熹同荀子相近4。在儒学道统里，孔孟学说的传人，被视为嫡派，康有为在此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把陆、王作为孟子的传人，把朱熹说成是荀子的传人，如此则陆、王即成为孔孟的正宗。也就是康有为所谓的：“周、程、朱、张，……其学为孔子传人，然当非嫡派耳”5。‎ ‎　　在“口说”里，有110多处提到孟子，褒誉毕至。并宣称“陆子颇有孟子之学”，又谓“阳明之言心学，过于大程”6。‎ ‎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1836年撰著的《教学通义》，虽提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7，“不泥乎古，以可行于今者为用”8等主张，但是，他不仅不提“心学”，也未提及陆、王。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府学宫万木草堂，语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心学”为体，就“口说”提及的“心学”系统人物中，除了孟子有100多次，陆象山32次，王阳明17次。众所周知，《教学通义》为康有为1888年第一次上清帝书的前两年所撰，“口说”则为第一次上清帝书的后八年所著。这两部文献成书所相距的10年间，不仅中国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康有为本人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亦有极大的变化和发展。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清政府洋务活动的破产，促使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运动空前高涨，康有为成为站在这一历史潮流前列的举旗人。为了政治改革的需要，他借今文经学非常异议之论，推衍政事，重今文，诋古文，并对“心学”颇示青睐。“心学”、今文、维新以至大同有何关系，为什么他在呼唤改革中抑朱学扬陆王而对“心学”表现出兴趣与好感呢？‎ ‎　　（一）从康有为看来，“心学”微言大义、托古改制，是息息相通的。孟子既传孔门“心学”，又传《公羊》之学，讲微言大义。而今文经学的创始人董仲舒的微言大义则更超过孟子9。二人“皆传孔子口说”10。这样，“心学”与“微言大义”，即颇出一源而并行不悖，特别是“心学”，讲扩充，从内出，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到陆象山的“六经皆我注脚”，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陆象山把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结合起来，并承袭和发挥程颢天即理即心的观点，题出“心即理”的命题11。把“心”视作天地万物的本源，声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2。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去阐发孔学的微言大义，更富有随意性，便于将西方的种种事物、言论、制度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使崭新的维新运动带上“复古”的色调。梁启超说：“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13“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14 他协助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15康有为尊崇恩孟而好陆王，实以其学“直捷”、“活泼”，便于利用来作制造维新理论的工具罢了。‎ ‎　　（二）“心学”言扩充，而不倡言中庸，有利于维新派倡言变革。康有为说：“《孟子》一部书不道及‘中和’字，惟言其扩充，不防其过中也”。‎ ‎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非常大义，孟子传孔子之学，故论每如此”16。‎ ‎　　他认为、陆王与孟子相近。“故陆弟子今日闻道，明日便饮洒骂人，不讲变化气质之故。惟孔子则以中和耳”17。即所谓“陆、王近于高明而不中庸”18“陆子静不怕天、不怕地”19。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要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实质上是一场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要完成如此重大的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大刀阔斧、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克服中庸思想的束缚，敢于想人之不敢想，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赴汤蹈火，死而不辞。他疾呼变法图强，救亡图存，召唤亿万同胞积极投入振兴华夏的伟大事业。康有为把孟子所谓的“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子思所谓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孔子所谓的“天有道，某不与易”，分别解释成罗汉境界、菩萨境界、佛境界，强调说：“正佛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当入地狱’也”20‎ ‎。这正是他处心积虑地呼唤人们献身祖国和进步事业的精神。他进一步指出“心学”与名节的关系：“明人讲心学，故多气节，与后汉、南宋相埒。本朝气节扫地，不讲心学也”21。他认为，“养心如枯木死灰，又使槁木如明芽”，将使人具有“确乎不拨，独立不惧”的精神，做到死到临头“不动心”，不后迟。他说：“孔融守青海，贼围城，而在楼上读书。……宋明帝赐王昙首死，遍与客棋终局，然后就死。……垂在外桃山临刑，尚能作千余学家书，此心学也。朱子言：‘读《通鉴》，至事关吃紧者，未尝不惊动毛发。’读书尚尔，况处事耶？”22‎ ‎　　（三）“心学”言良心、侧隐之心，不忍之心，倡言仁义23。康有为利用这些思想资料，阐扬扩充，铸造其维新、大同学说的哲学基础。他在早年即著有《不忍篇》一文：写道：‎ ‎　　“予非不乐生也，予出而偶有见焉，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动而无以为衣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糖核也。彼岂非与我为天生之人哉，而观其生平，曾牛马之不若。予哀其同为人而至斯极也，以为天之故厄斯人耶！”24‎ ‎　　到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进一步加以发挥宣称：‎ ‎　　“孔、孟及佛、墨、宋钘，皆以救人为主，故能不朽，耶氏亦然。”25‎ ‎　　推而广之，“不忍之心”成为康有为的一部大著作《大同书》的重要理论基础。他在该书《绪言》里反复阐发“人有不忍之心”，指出：“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殆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26他把“不忍之心”同“大同”、“救人生之苦”、“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孟子论理以仁为主”27。有为亦然。梁启超声言：“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之心，人人有不忍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己，……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28‎ ‎　　（四）在康有为看来，孔门两大派：荀子传经之功为多，孟子“多言经世”。“孟子言仁制，经天下者也，荀子言礼[制]，正一身者也。”29孟子是一个政治家，也毋宁可以说是一个政论家。30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带有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主张，尤为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所赞赏，并比附提高，赋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色彩，成为托古改制的重要内容。他说：‎ ‎　　“孔子制度本诸身，各教皆如是。而征诸庶民，则不能。孟子专言与民同之，最得孔子大义。”31‎ ‎　　他强调说：“孟子言治天下，皆曰‘与民同之’。此真非常异义，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32“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本此是意]。”33他还称赞孟传《公羊》，讲微言，传心学，言大同，“最恶乡人（恐系乡愿之误——笔者）最有理”，“能扫除积习”34。他引用皮日休的话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35‎ ‎　　二 康有为“独好陆王”36似成定案。无论是他1886年写的《教学通义》，还是1896年和1897年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口说”和《万木草堂讲义纲要》，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甚尊朱学。以“口说”而论，提及朱子的达103次，仅次于孟子，相当于陆象山的3倍强、王阳明的6倍强，比荀子的75次还多28次。以《万木草堂讲义》而论，提及朱子的达28次，远远超过孟、荀、陆、王（孟子12次、荀子8次、陆象山2次、王阳明8次）。赞誉之辞，无以乎加。如所谓：“孔子以后，所谓博大精深者，朱子近之。”37“朱子，孔子后学——小教王。”38“朱子专发挥《四书》、《系辞》、《中庸》，其道最大。”39“周、程、朱、张，二千年莫之能及也。”40这些评价，几出于孟子之上。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康有为排斥朱学。由于康有为早年饱读宋儒书，对他所熟悉的朱学有一定联系和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　　但是，要维新，要变法，又须得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网罗，从程朱理学的箝制下解放出来。因此，康有为又对朱学有碍革新的一而进行批驳。概言之，有以下数端：‎ ‎　　（一）对朱嘉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在思维同存在的关系上，朱熹认为“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而“气”只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在“理”同“气”的关系上，朱熹明确指出“理生气也”41。这就是说“理”是第一性的，而“气”是派生的。康有为批评说：“凡物皆始于气，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人日在气中而不知，犹鱼日在水中而不知也。朱子谓理在气之先（一作前），其说非。”42‎ 这就是从根本的哲学观点上予以否定。‎ ‎　　（二）对朱熹“性即理”的命题进行批判，阐发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朱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所谓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而言，又称为义理之性或道心，所谓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又称为人欲或人心。他认为前者纯善，后者有善有恶，因此要用道心来主宰人心，即以天理制约人欲。声言天理存，则人欲亡43。康有为批评说：“‘性即理也’，程子之说，朱熹采之，非是。”44为什么说这一命题“非是”？‎ ‎　　第一，康有为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性不是什么神秘的超物质的东西，而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本能。他说：“性乃是生之质也，方为确诂45”。人欲乃是人之天性。“朱子以为有（生）[气]质之性，有义理之性，非也。”46‎ ‎　　第二，“性即理”的命题，并非孔学，系“以佛释儒书”47，不合乎人道。康有为指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道也。”即所谓“道不远人”48。“故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也。是‘天理’二字，非全美者。”49宋儒专以理言性，“则入于佛，绝欲远人也”50，与人道背离。他强调“性尊已而卑人”51，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所畏惧。声言：“自汉二千年来，全是狂狷人始有成就，人当从狂狷起脚”52。对于冲破封建主义教条的束缚，无疑起着积极的影响。‎ ‎　　（三）批评朱熹之学难以培养出有用之才。他说：“朱学以 ‎　　之检点言行，甚好，而流弊多为乡愿。”因此，号称盛世的康熙朝习朱学的大学士，“而气节不光53”。‎ ‎　　此外，康有为还对朱熹在哲学等方面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批评。‎ ‎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方面巧妙地对朱学进行了批评，同时又保持了许多今文经学家不薄宋儒的传统。实际上，朱熹所阐发的义理，亦不能不对康有为产生某些影响。‎ ‎　　三 ‎　　康有为治学是同他经世的活动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他早年即好“心学”，但在变法维新活动的高潮中对“心学”的兴趣更为浓厚。在1890年同廖平会晤之前就曾顾及今文经学，在此之后他综合包括廖平在内的今文学家的成果，严定今古文学的区分，声言凡西汉晚出的经传，均系刘歆所伪造，对古文经学进行总攻击。康有为利用“心学”、今文经学铸造其变法维新理论，有一个适应改革潮流的发展过程。在一些著述中过分夸大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割断了康有为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周予同说：“康初从同县朱次琦学。朱治经，杂揉汉、宋、古、今，不讲家法”。54康有为“日读宋懦书及经说、小学、史学、掌故词章、兼综而并鹜，日读书以寸记。”55这就是说，康有为早年治学，大体上是按照朱次琦学术门径的：随着时势的演变，康氏益致力于经世之学，除大购西书、讲求西学外，对中国传统学术，亦逐渐纳入他经世和变法维新的轨道。他“翻然于记诵之学，近于谀闻，乃齐考据、诗词、骈体不为”56；对“心学”、今文经学日益爱好。康有为说他在1888年即“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57。而梁启超则谓“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教学通义》，后见廖平书，乃尽弃其旧说。”58孰是孰非，颇值很探讨。‎ ‎　　第一，康有为以经世救时为志，对古文经学的繁琐考据，多有烦言。他在《与沈刑部子培书》里说他二十四五岁乃弃小学、考据、诗词、骈体不为，声言“为考据，则琐碎而破道”59。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亦言他在光绪五年（22岁）“舍弃考据帖括之学”60。综观他的治学门径，总的说来，对汉学（即古文经学）是没有多少兴趣的。‎ ‎　　第二，康氏早年从朱次琦学，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后有为在广东讲学，“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其学术与朱次琦“根抵于宋明”大体一致。他虽曾攻读《周礼》，至多只能说明他尚保存乃师朱次琦“汉宋兼采”的学风，而非一古文经学家。他早年所著《教学通义》，亦非古文经学作品，至多属于杂揉汉、宋、古、今之作。该书在序言里明白提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61，以“古为今用”相标榜62，而主经世致用，与古文经学学风大相迳庭。尤其使人注意的，该书竟列专章“尊朱”，宣称：“惟朱子学识万博，独能穷极其力，遍蹑山碳，虽未遽造其极，亦庶几登峰而见天地之全，气力富健而又足以佐之，盖孔子之后一人而已。”63该书亦言义理，亦颇有今文经学观点，或谓此书乃康有为从杂揉汉、宋、古、今过渡到今文经学之力作，似非牵强。‎ ‎　　第三，此书所阐明的某些论点表明，康氏的今文经学观已在形成中，或者说大体形成。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一文里，对今古文学的同异，列表做了比较64:‎ ‎　　以上述粗略标准衡量康有为的学术观点：‎ ‎　　（一）持古文为周公之制、今文为孔子之学之说，尊奉周公、孔子。该书《失官》章谓“道法备于周公”65：《六经》章称孔子为圣人，并以“周、孔之道复明于天下”为目标66，表明有为并尊周公。《六艺》章宣称：“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67不失为今文经学家的话。68‎ ‎　　（二）尊《周礼》、《戴礼》，而更重后者。论者多以《教学通义》为康氏崇尚《周礼》之作。但在《教学通义》，《六艺》章有一段话却很值得深思：‎ ‎　　“学《礼》莫要于《戴记》矣。《仪礼》虽为古经，而琐碎不见先王制度之大。《周礼》制度精密，朱子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而不能知礼之本原，且于家礼乡礼无所考，修身善世之义未及著。大哉《戴记》，天道人事，圣德王道，无不备矣。……学者通制度，识义理，未有过于此书者矣。”69‎ ‎　　这就把《戴礼》置于比《周礼》更为重要的地位。按周予同的意见，“大小戴礼记”属于今文经，康有为则以为是“今古杂出”。不管怎样，均表现出他的《教学通义》不是崇尚《周礼》之作。‎ ‎　　（三）孔子为托古改制的先王（素王）、政治家，以《公》、《谷》为主。该书《春秋》章谓：‎ ‎　　“《公羊》、《穀梁》，子夏所传，实为孔子微言，质之经传皆合。……今欲见孔子之新制，非《公》、《穀》不可得也。……孟子述舜、禹、汤、文、周公而及孔子，则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其辟许行，亦以孔子作《春秋》，继尧、禹、周公之事业，以为天子之事。……良以匹夫改制，无征不信，故托之行事，而后深切著明。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且尊孔子为先王。《淮南子》：‘殷继夏，周继殷，《春秋》继周，三代之礼不同。’直以孔子为一代矣。故周、汉之间，无不以《春秋》为改制之书（《王制》者，素王之制也。其说与《孟子》、《公》、《穀》及汉前传记皆合，吾有《王制集证》）。……《春秋》既改制度，戳当世大人，自不能容于世，故以微文见义，别详口说，而竹帛不著焉，亦势也”。70‎ ‎　　《六艺》章说：‎ ‎　　“孔子改制之作，《春秋》、《王制》为宗，而《公》、《穀》守之。孟子、荀不及战国诸子多今学，盖皆从七十子出也。”71‎ ‎　　《尊朱》章更反复指斥朱熹对“孔子改制之学，未之深思”，“孔子改制之意隐而不明”72。‎ ‎　　以上材料不仅可以看出，康有为力言孔子改制是实，而且将孔子说成是以匹夫行“天子之事”的“先王（素王）。”在他的笔下，孔子不仅是教育家、哲人，而且是一位政治家。‎ ‎　　（四）以“《六经》出于孔子”73。康有为旁征博引，说明《诗》、《书》、《礼》、《乐》“皆先王之典章，孔子修之以教学者。”“…《易》亦为先王之典，惟《春秋》……则为孔子自著之书。”“周公避位，孔子独尊，以《六经》出于孔子也。”74又谓：“孔子不幸生失官之后，挫拾文武周公之道，以六者传其徒，其徒尊之，因奉为《六经》。”75这一切说明，《六经》是经过孔子加工整理编辑而成，也可以说是孔子所修所编。‎ ‎　　《六经》排列顺序，康有为亦按今文经学家的传统。(1)《诗》，(2)《书》，(3)《礼》，(4)《乐》，(5)《易》、(6)《春秋》76；而与古文经学(1)《易》(2)《书》、(3)《诗》、(4)《礼》、(5)《乐》、(6)《春秋》的顺序有着明显不同。周予同说：“《六经》的次序，对于经学没有兴趣的人，总以为是无大关系的；其实这在今古文学家却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除了为行文便利偶然颠倒外，决不随便乱写。”77‎ ‎　　（五）对古文经学及刘歆表示不满。康有为以经世济民为心，对古文经学斤斤于繁琐考证、脱离实际、“好古贱今”的学风极为反感。强调讲求“从今之学”，“以可行于今者为用”78。严厉批评了古文经学违背了圣人作经“以便民”的主旨，“烦琐经学，相习成风，非此不尊，其不以之亡国之教也几希！”79‎ ‎　　值得注意的是，他此时已对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刘歆已略有微言，以为经亦“变乱汉歆”80。虽然康氏还未如日后所著的《新学伪经考》那样，对古文经学发动全面的攻击，上述种种可否视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和起点，应当是肯定的。‎ ‎　　由是观之，康有为在1888年前后，已基本上接受了今文经学的观点。按周予同所列今文经学的13‎ 条特点，属于个人主观认识的有九条，即：崇奉孔子，尊孔子为素王，托古改制，六经为孔子所作，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孔子为经学派，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古文经为刘歆伪作，信纬书。其中以孔子改制为其主眼。康有为1894年《祭朱蓉生侍御文 》中即称“吾所发明，孔子改制……今学口说，三统大义。囊括四海，可扫霾曀。”81即突出其“改制”。在《教学通义》一书中，不仅“孔子改制”的观点很鲜明，而且其他观点如尊崇孔子，尊孔子为“先王”（素王）、政治家、哲人、教育家，《六经》为孔子所作，重视《公》、《穀》，声斥古文经学与刘歆等大体具备；有的观点虽不完备，如周、孔并尊，《周礼》、《戴礼》并尊等，这正说明康氏的今文经学的观点正在形成或大体形成之中。‎ ‎　　他在1889年《与沈刑部子培书》中斥考据词章之学为痈疽痔赘，说朱学流为记诵，指王学流于独狂，惟独对今文经学无一违言。这种不言立场的立场，显而易见。康有为说他1888年即发古文经学之伪，现尚无充分材料以为根据，但说他在1888年前后已接受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即“明今学之正”，则是事实。‎ ‎　　在1888年前后，康氏努力学习西方，融合中西学理，寻求变法图强救世之方。他“定大同之制”、撰《人类公理》、著《康子内外篇》，撰第一次上书清帝书，等等，表明他变法维新和大同思想大体形成。其今文经学观的初步形成，是同变法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1888年前后从今文经学中吸取了哪些思想资料呢？‎ ‎　　（一）今文经学主张“交易”。今文经学学者常常以《易经》所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来倡言变革。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即说：“今论治者，皆知其弊，然以祖宗之法，莫之敢言变，岂不诚恭顺哉？然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董子曰：‘为政不和解而更张之，乃可以理。’吕览曰：‘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故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82‎ ‎　　尤其是今文经学中的“三统”、“三世”说，更成为康有为铸造变法维新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料。1884年他即“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83其后编《人类公理》又复“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以为合地球之计”。84‎ ‎　　（二）今文经学倡言从《春秋公羊传》中寻求“微言大义”，便于穿凿附会，以便利用孔学和孔圣人的招牌，服务于变法维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只不过是借托经学以为倡言改革的护身符。‎ ‎　　（三）今文经学借天变灾异附会经义，反对暴政，要求德治，讲天人之际利用天变灾异进行谏诤。康有为沿袭这一传统，在上皇帝书中屡言灾异，他代御史屠仁守撰《门灾告警请行实政而答戒折》85，都是典型的例子。‎ ‎　　凡此种种，都说明变法维新图强，迫切需要理论；理论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才具有活力。康有为在变法维新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19世纪90年代，又进一步探索变法维新理论，先后写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86。‎ ‎　　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虽说是学习西方的运动，然而却又是紧紧地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同发掘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精华联系在一起的。‎ ‎　　（作者吴雁南，1929年生，贵州师大校长、教授）‎ ‎　　‎ ‎　　（《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 亦称“有限君主制”。资本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任命内阁，内阁对君主负责，君主直接掌握行政权，而议会则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如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和明治维新后一段时间的日本。在现代，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只有个别国家实行。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则仍为现代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如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泰国、日本等。是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随着近代政党的形成和议会作用的加强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议会掌握立法权，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君主的实际权力减弱，其职责大多是礼仪性的。‎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民权 民权 ‎ 亦称“四权”。“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的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 ‎　　‎ ‎　　（选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 隋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斡）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宋神宗熙宁时，王安石改用经义。元、明、清均用其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度改变科举办法，废止八股。变法失败后复旧。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即废除。‎ ‎　　‎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节 戊戌变法 毛泽东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　　‎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卷二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由于都察院的一个官员高燮曾推荐，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受到了恭亲王奕的阻拦。恭亲王说，按照老例，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能接见。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大臣接见康有为问话。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邀到总理衙门，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几个大臣进行了一次关于变法问题的辩论。康有为向他们申述了他的主张，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决不能一成不变地照行“祖宗成法”，必须酌情改变，实行“新政”。李鸿章、荣禄反对他的主张。只有同光绪皇帝比较亲近的翁同龢采取同情态度，他向皇帝报告了谈话情形。这时皇帝已经读到了前一年十一月康有为的第五次上书。据梁启超说，这个上书中所说的一旦亡国，皇帝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甚至可能象明朝末代皇帝那样吊死在煤山上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皇帝。但是光绪皇帝仍然不敢违反老例召见康有为，更不敢破格擢用他，只是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搁，并且要康有为呈送他所著书。‎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中的论述 ‎　　在新旧势力的残酷冲突中，一些激进的维新派志士表现了不畏强暴、为国献身的英勇精神，如杨深秀在守旧派大抓维新派的情况下，仍然大胆坚持变法主张，上疏反对太后“训政”。谭嗣同在被捕前，梁启超和一些日本人曾再三劝他逃跑，他却决心以一死来表示最后的反抗，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人起来斗争，因而就坚决不离开北京。在狱中，他写了很多诗，其中有“我自横刀向天笑”这样豪放的诗句。‎ ‎　　9月28日，清政府未经审讯就把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押到菜市口行刑，谭嗣同 临刑前神色慷慨，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场的一万多北京市民深受感动。 维新运动作为一次政治运动是失败了，但作为思想启蒙运动，它却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由于它对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斗争，因而客观上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开路的作用。但在革命运动逐渐兴起的新形势下，变法改良思想也就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是历史的主流，康、梁等成为保皇党。至于在北京牺牲的“六君子”，尽管也具有改良派的一切根本弱点，但他们为了爱国和追求进步，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成了推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力量。同时，这次血的教训也告诉了人民，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守旧势力如此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彻底改变国家的面貌，挽救民族的危亡，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不断进行革命斗争。‎ ‎　　（选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2)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的论述 ‎　　到了1898年9月，守旧派的政变阴谋已经准备成熟，北京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维新派自己没有力量抵抗，又不知从何处可以寻找到帮助他们解脱危局的政治力量，于是只有采取冒险的办法，企图利用曾与维新派有过一些关系，并且掌握着一定军队足以抗衡守旧派势力的袁世凯（当时袁世凯统率着“新建陆军”），想要先发制人地发动政变，包围颐和园，夺取太后的实权。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了袁世凯。提拔他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显然是要以拔擢袁世凯与荣禄抗衡。这一措施在维新派对守旧派的斗争中恰恰起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　　守旧派也在加紧调兵遣将，就在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的那一天，荣禄秘密地调董福祥的军队到北京，由北门入城。第二天又调聂士成的军队扼守天津。守旧派大官僚也纷纷到颐和园要求太后“训政”。北京城内空气十分紧张，大家都感到马上会发生变乱，一时米面价格飞涨，居民纷纷迁到城外去避乱。‎ ‎　　9月19日晚，西太后突然回到城里。荣禄在得到袁世凯9月18日晚与谭嗣同会见的告密后匆匆赶到北京。19日半夜，太后把光绪囚禁起来，接着就以刀斧来对付维新派。‎ ‎　　9月21日，步兵统领崇礼率领着三百名禁军到宣武门外包围了南海会馆，但却没有抓到康有为，因为他在前一天已经离开了北京。守旧派封锁了铁路交通，关闭了北京各城门，出动了三千军队大肆搜捕。留在北京的维新派重要人物陆续被捕入狱，光绪帝也被迁到南海中的瀛台上幽禁。北京城内禁军遍地，成为恐怖世界，凡与维新派有关的人都纷纷南下避祸，火车轮船拥挤不堪。‎ ‎　　（选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不久，就先后提出“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口号。到1899年底，在平原、茌平、高唐和直鲁交界一带又多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从袁世凯残酷镇压团民以后，“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在山东一度不如以前流行。到义和团在直隶、京津等地掀起斗争后，特别是清政府招抚政策日占上风的时候，“扶清灭洋”口号才更广泛地写在义和团的旗帜上，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然而，这一口号并不是义和团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提出来的。它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反对列强瓜分的爱国志愿出发，才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口号既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 ‎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继承了群众在“教会斗争中所逐渐形成的“灭洋保国”的朴素认识。它与余栋臣在四川提出的“顺清灭洋”、罩培章在湖北提出的“保清灭洋”等口号一样，都是在人们中早已流传的反对洋人“欺主谋国”的思想延续，没有超越当时反教会斗争的思想水平。这个口号也反映了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大清来激发民族义愤，又用扶大清、打洋人来反映和归纳当时反侵略竞争的内容，停留在将封建国家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思想认识阶段。‎ ‎　　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的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义和团提出“扶清”，虽然同样具有爱国和保国的含义，却又将“中国”、“朝廷”、“大清”等观念互相混同。这表明当时义和团在主观上不反对清政府，也没有表示要反对封建制度。但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打击帝国主义不可能不连带打击封建统治和媚外官吏。特别是当团民灭洋反教遭到官府镇压的时候，出于自卫的需要，也不全受“扶清”的束缚。‎ ‎　　“扶清灭洋”的提出，最初曾吸引了广泛的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使中小地主、封建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官员也卷了进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起了发展队伍和壮大声势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也使义和团在斗争中放松了对清朝统治阶级的警觉，不能识破清政府的阴谋诡计，以至后来受骗上当。‎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的论述 ‎　　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发展 1900年春，山东和直隶南部的义和团分两路向北发展，一路沿运河开赴天津，另一路沿芦保铁路（芦沟桥至保定一段）向北京进军。‎ ‎　　义和团在涿州、涞水一带大败清军，很快控制了京津地区。1900年6月初，义和团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后，大量涌入北京。“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或四、五十人一群”。来自京东的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的称固安团、永清团等。他们中多数是农民和水陆运输工人，生活艰苦朴素，有着良好的纪律。义和团进入北京后，一些城市游民、宫廷中的内监和清军爱国兵士也纷纷加入和支撑义和团的活动。清朝的一些王公贵族如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也在王府自立坛口，乘机活动，发展势力。‎ ‎　　义和团在北京遍设坛场。据调查，内城第一个坛口就设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的于谦祠堂内。一条街上有多至五、六个拳坛的，全城约有坛口一千个左右，团民约十万多人。他们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他们还散布大量的揭帖进行宣传。有的揭贴说：“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红灯下照，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有的揭帖提出：“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这些“灭洋”、“反帝”的号召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和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爱国激情。‎ ‎　　在义和团进入北京的同时，天津地区的义和团也发展起来。早在1900年2月，义和团就在天津公开出现，天津知县阮国祯曾出面禁止，并逮捕了义和团的教师刘得胜等五人。直隶总督裕禄也几次谕今义和团解散。但清政府的查禁并没有发生作用，不仅义和团继续发展，而且外地的义和团也一批批进入天津，并在三义庙建立总坛。义和团经常运用乩语、预言碑、歌谣等形式揭露帝国主义洋教士的罪行。如一条乩语说：“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义和团在天津还张贴了著名的《只因鬼子闹中原》的揭帖。“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这揭帖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的反帝决心。‎ ‎　　静海义和团著名首须曹福田率义和团乾宇团数千人来津，在吕祖堂设总坛口。接着，王德成率数百名乾字团在大佛寺建立总坛口，张德成也率七千团民在小宜门设立总坛口，义和团在天津的声势日益壮大。到了1900年6月下旬，天津约有坛口三百个，人数约四万多。义和团打开军械所把洋枪弹药搬运一空，打开天津县监狱释放全部犯人。裕禄奏报说，天津义和团民不仅“焚教堂”，“杀洋人”，痛打帝国主义分子，而且也打击了清朝官吏的反动气焰。义和团在街前行走时“若遇官弁坐轿者，必喝令下轿，骑马者必喝令下马，且必脱帽旁立”。‎ ‎　　‎ ‎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中国近代史》编写组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论述 ‎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4月，当义和团运动刚在北京近郊发展的时候，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就向清政府提出，要趁义和团“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也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后，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4月12日，俄、英、美、法等国舰队聚集大沽口，再次照会清政府，“若于两月以内不能镇抚，则各国联合以兵力伐之。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激于民族大义开始同情并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部已占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再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历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并在5月28日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议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5月30日至6月2‎ 日，各国侵略军四百多人，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集结在大沽口外的俄、英、日、美、法、意等国的军舰有二十四艘，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也有二千多人。‎ ‎　　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二千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局1983年版。）‎ ‎(2)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在 ‎《北京史》中的论述 ‎　　慈禧与人民群众之间是存在着根本矛盾的，一向对人民力量十分敌视。她曾企图以镇压义和团换取侵略者的支持，求得外国军队不进入北京，以维持她在国内的统治地位，然而无效。慈禧与帝国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废黜光绪皇帝的计划不能顺利推行，列强的干预也是因素之一。因此从另一方面，慈禧对于义和团反洋教、反洋人的斗争，又给予一定的纵容，以便略示薄惩于对她的绝对权势不够遵重的列强。有人说她是“佯为迷信”。然而玩火者每自焚。慈禧已深深感到义和团的发展已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了。“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列强也怀疑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诚意”，于是大沽失陷，联军开始咄咄逼人的大举进攻。虽然帝国主义者没有声称要与清政府为难，只提出要镇压“拳匪”，然而慈禧以及少数极端敌视外国人的亲贵大臣，却不能不考虑一旦洋兵进入首都后，自己个人的统治地位以至生命安全问题。因此在四天的御前会议上，慈禧与载漪不容置辩地让群臣同意对各国宣战的决策，并于6月21日通过驻外使节向各国政府发出宣战照会，表示了破釜沉舟不惜一战的决心，“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虽然许多大臣都恳切要求说，中国过去与一国单独开战尚不能取胜，如何能与各国同时开战？光绪也大胆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慈禧毫无改变成议之意。因此有的参加御前会议的大臣认为，宣战决策是“庙谟盖已预定”，不过借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 ‎　　所以，“宣战”后的清政府和“敌国”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表面上清政府对义和团备致嘉奖，说义和团与官兵助战，“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并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薄”。命令直隶总督裕禄在大沽失守后，“只有多集义和团”，“厚我兵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命令各省督抚召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清政府对于战争胜负毫无把握，这样作的目的实质上是害怕万一侵略军真的长驱直入，各地官兵不能抵抗，自己的统治就会土崩瓦解，失掉了和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条件。而在北京的情况就又有所不同，名义上派去与义和团配合进攻使馆的清军（特别是荣禄的武卫中军），实际上所执行的命令是如何保护使馆，牵制义和团的进攻。清封建统治者希望能保住使馆，为妥协求和留下余地。6月25日傍晚，荣禄往北御河桥头致慰问各国公使之意，并表示希望停战议和，清军又在侨头竖起“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虽然此后一段时间内并未完全停火，但使馆在被围的五十六天之中（6月20日至8月14日），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停火状态。慈禧还不断派人往使馆送白米、白面、蔬菜、西瓜、冰、酒等，并不断派人（包括庆王奕劻）去慰问致意。其实清政府对待外国的态度在6月29日致各驻外公使的电文中就表示得很明白了，电文命令各驻外公使向各所驻国政府解释清政府“宣战”完全出于被迫，乞求各国谅解，表示将继续尽力保护使馆，而且还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最后，清政府还向列强表示了对革命群众深恶痛绝的态度：“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并声明以后自己早晚一定要坚决镇压义和团，说要“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　　清政府在“宣战”的幌子下来实现控制和“相机”消灭义和团的阴谋是越来越明显的。“宣战”后第三天（6月23日）立即命令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制定企图完全控制义和团的团规，规定义和团必须服从“总团”的统率；擒住洋人和有官职的教民要交给官方办理；夺获敌人武器要呈缴给地方官；团众“应与官军联成一家”；官兵如欺压团众，只准禀告地方官吏转告军队官长处理，不准反抗等等。还提出来违背“团规”进行反抗斗争的，就是“假团”，照匪徒办理，格杀勿论。清政府自此以后，便在镇压“假团”的名义下，屠杀了很多义和团的革命群众。‎ ‎　　‎ ‎　　（选自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 ‎　　吴思鸥 ‎ ‎　　 ‎ ‎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运动中一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由于它集中而概括地反映了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及清王朝的态度，因此，如何评析这一口号，就必然成为探索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其历史意义的关键问题。它历来是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迄今为止，史学界在对这个口号的评析上，仍存在不少分歧。本文试就此略作探索，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教正。 ‎ 一 “扶清灭洋”的主旨是反侵略 ‎ ‎　　“扶清灭洋”虽然是义和团的主要政治口号，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在这次运动中才提出的。早在1898年7月间，与此相类似的口号就巳经出现于反洋教斗争之中，那就是四川大足县余栋臣所提出的“顺清灭洋”的口号。 ‎ ‎　　1898年10月，山东义和拳首领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冠县发动起义，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后，随着运动的迅速发展，这一口号也更为广泛地流传开来。当时，分散活动于各地的义和团，尽管其所属支派不同，在组织上也不互相统属，但都普遍采用了“扶清灭洋”或与此相类似的口号，如“保清灭洋”、“助清灭洋”、“辅清灭洋”等等。迄至1902年“扫清灭洋”口号提出之前，“扶清灭洋”口号一直是义和团的主要政治口号。 ‎ ‎　　那么，究竟“扶清灭洋”口号的主旨是什么？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实质呢？“灭洋”是这一口号的最本质的反映，它表达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者长期蹂躏中华民族的愤怒情绪，既反映了他们反洋教、反侵略、反瓜分和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他们保家卫国和拯救人民的满腔爱国热忱。 ‎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义和团的“灭洋”宗旨，虽然已经超出了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反洋教的范围，但在整个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它通常还是以“仇教灭洋”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应该看到，义和团这时的“仇教灭洋”活动，已不同于过去一般的“民教之争”，因为团众在运动中所进行的种种“仇教”斗争，无论是焚毁教堂、打击洋教士，或是“截杀教民”，都是和“扶保中华、逐去外洋”1这一斗争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情绪的总爆发，因而使这一斗争赋有极为鲜明的反抗侵略的色彩。“扶清灭洋”口号的反侵略主旨是非常明确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义和团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 二 “扶清”并非“反清” ‎ ‎　　“扶清”是“扶清灭洋”口号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它反映了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对清王朝所采取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过去经常引起争论的是：究竟“扶清”的含意是什么？是扶保清王朝？还是扶保中华？如说是扶保清王朝，那么，究竟是真扶，还是明扶实反？ ‎ ‎　　从义和团的文献中看，这个“清”字有时是明确地指“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如：“窃有天主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国不泰而民不安，……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2“只因邪教不敬神佛，……欺压我大清太甚，……佛门义和拳，上能保国，下能救民。”3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清”，是指洋人所“祸乱”的中华民族，是指因洋人入侵而不安泰的中国，也是指团众决心加以捍卫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在揭帖中经常将“保国”与“灭洋”并提，如“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4和“义和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5等等。可见“扶清”在很多场合实际上就是“扶保中华”、“扶保中原”和“扶保中国”的意思。 ‎ ‎　　但是，在义和团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中国、大清、天子、朝廷等概念又经常是相互混淆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团众往往将“清”视为以皇帝为首的大清国，在他们心目中，天子、清朝廷和中国等观念都是相同的，如：“天下奉教多，不把情理说，欺天子，灭神佛，……一班赃与污，竟把清朝弄坏。……吾等暗使文武材，……扶保大清不坏。……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6‎ 那么，从这里来看，“扶清”就是扶保以天子为首的清王朝。而且，在另外一些文献中也反映出不少义和团忠于清王朝和皇帝的内容，如：“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转回旧山林”。7“君非桀纣，奈佐非人”8和“毋犯朝廷法”9等等。不仅如此，义和团甚至还明确提出“灭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大清的“江山”，如“除灭鬼子保大清”，10“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11及“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12等等。 ‎ ‎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扶清”一词，实际上具有“扶保中华”和“扶保清王朝”的双重含意。其所以如此，这主要是由于义和团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所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因囿于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无法摆脱皇权主义传统思想的羁绊。在广大团众心目中，清王朝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代表，天子、皇上就是国家的化身。再加以义和团对清王朝的反动阶级实质缺乏认识，因此，在帝国主义入侵的情况下，势必会错将清王朝当作侵略者的对立面。在他们看来，保国和保清是一致的，扶保清王朝也就是扶保中华民族。但是，无论“扶清”是指“扶保中华”或指“扶保清王朝”，我们都未能从中看出它含有“反清”的含意。 ‎ ‎　　过去，不少论者往往引用义和团的一些乩语和碑文，如“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13“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14“西北出了真男子，只见男子不见猴”；15“若问真龙主，全在二八五”；16“神扶真主除灾难”；17“日月从头起，文武拜圣君”；18“一弋止在心，八牛不安忍”19等等来论证义和团明为“扶清”，实则反清。我们通过这些乩语和碑文的内容或形式，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明显的白莲教色彩，它们大多文字晦涩，语多隐讳，甚至荒诞无稽，令人殊难理解。即使从中曲折地反映出某种改朝换代的反清的意愿，那充其量也只能反映过时的“反清复明”的愿望，它并不能代表义和团最根本、最强烈的政治要求。况且，从义和团的实际斗争来看，这类宣传也并不起什么重要作用，足见它们并不代表这次运动的主流。诚然，这些乩语和碑文，对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义和团的源流问题，将仍具有一定的重要价值。但是，如果据此来论证义和团对清王朝的“明扶实反”，那恐怕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 ‎ ‎　　我们认为，通过义和团的文献，来考察“扶清”是否“反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具有说服力的还莫过于实践本身。下面试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考察一下义和团在实际斗争中对清王朝的态度。 ‎ ‎　　首先，从义和团在运动中的主要斗争内容来看，他们始终是“仇教灭洋”，即焚毁教堂、打击教士和教民等等，而对官军、官府一般都持保留态度，并不采取对抗立场。团众在反洋教过程中，通常是“兵来则散、兵行复聚”，20一般都避免和官军直接对抗。只有当官军直接破坏或镇压团众的反洋教斗争时，才被迫与官军发生武装对抗。如运动中的沙柳寨之战、平原之战、涞水之战以及其他无数次战斗，从性质上看，都属于这种被迫进行的自卫反抗斗争，而不是对官军的主动袭击。同时，义和团也从不主动袭击官府。 ‎ ‎　　另外，义和团在运动中既从不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且一般也不占地据城。1900年5月27日，团众万余人虽然进据了涿州城，但他们宣称那是由于“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21团众占据涿州之后，虽然把守城门，“稽查出入”，但“惟不驱逐官长”。22当时涿州知府龚荫培在义和团巨大声威震慑之下，已吓得“绝食以待自毙”，23但团众既没有对他采取敌对行动，也不夺取该城政权。这就说明，义和团占据涿州城，其斗争锋芒并非指向清廷，而只是指向“洋人”而已。 ‎ ‎　　下面，让我们通过义和团在涿州受抚的情况来考察其与清廷的关系。如上所述，尽管义和团宣称占据涿州的目的在于防御洋兵，但因琢州是京师门户和畿南重镇，且当时聚集在涿州城厢内外的团众“其数几二三万人”，24声势浩大，这不能不在客观上造成对清廷的严重威胁，使统治集团内部在对义和团的政策上意见更为分歧，“议抚议剿，皆不能决”，25连老奸巨猾的慈禧也一时陷于进退失据、举棋不定的窘境。为了寻求一条迅速摆脱危机的途径，她于6月初先后派刚毅和赵舒翘等前往良乡、涿川一带，对义和团进行“宣抚”，“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也”，26目的是借此去刺探一下义和团的虚实，以作为最后决策的依据。刚毅等为了能确实探明义和团的意向，在一路上反复向团众“详加询访”：“练拳意欲为何”？答道：“原为保护身家。”又问：“其聚众欲作何事？”答道：“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在对答之中，团众凡“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甘心”，27而对清廷官员却甚为恭顺。当赵舒翘一行“甫出彰义门，拳民即列队郊迎”。28且每值刚毅等的车马驰过时，沿途团众“即合掌跪迎”。29‎ 后来，涿州义和团首领在与刚毅等的谈判过程中，也并没有采取什么根本性的敌对立场。当时，他们提出接受“招抚”的唯一条件，是要求革斥聂士成并撤去驻扎在芦保铁路沿线的聂军。其实，团众提出这一条件，并非出于对清廷或所有官军的仇恨，而是“因聂军之装束，近似洋人，便呼曰二毛子。持刀相向，誓不两立”。30再加以曾有一、二百名团众在高碑店被聂军“出其不意”地轰毙，故“自此结仇甚深”。31刚毅等通过对义和团的多方“观察”之后，决计利用其进行“灭洋”。于是，他一面接受团众所提条件，一面赞许他们：“尔等皆义民，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团众听后，“皆抚掌大笑而散”。32于是涿州义和团首领即“具结允解散”，33“宣抚”就此结束。 ‎ ‎　　事后，刚毅等回京向慈禧禀报“宣抚”情况时指出两点：一，义和团“无处无之”，已属“诛不胜诛”；34二，“拳民志在拒敌，非叛逆可比，今已俯首受约，不如因而用之”。35他的结论是：“义民无他心，可恃”，36朝廷对其“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也”。37刚毅等的禀报对慈禧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从此，清廷决定对义和团采取“因势利导”、“徐图消灭”的正式招抚政策。于是义和团就被刚毅等“道（导）之入京师”，38此后，又有大批团众也随之“相继入城”。39 ‎ ‎　　从上述“涿州宣抚”的过程来看，义和团对清王朝并没有采取什么敌对的立场和行动，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实际上只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具体体现而已。既然团众的主旨在于“反教灭洋”，自然也就只能提出撤离“近似洋人”的聂军这类要求作为接受招抚的条件，既然团众的一贯立场是“但诛洋人，非反朝廷”，势必在撤调聂军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即可“俯首受约”和“具结解散”，更何况还被誉之为“义民”，允其在“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中充当“先驱”呢！事实证明，涿州义和团之所以终于接受清廷的招抚，被“导之入京师”，决不是怀着“明扶实反”的意图去推翻清王朝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其“扶保清王朝”的忠贞一再得到证实之后才被“导入”的。从刚毅等对团众的“赞誉”和“信赖”中，更足以说明义和团“扶清”的真心实意，在这里我们确实看不出义和团的“扶清”具有什么“明扶实反”的含意。 ‎ ‎　　当然，最能说明义和团“扶清”并非“明扶实反”的，恐怕还是他们被“导之入京师”后的种种实事。 ‎ ‎　　义和团进京之后，清廷立即指派载勋为“团练大臣”，对团众“严加约束”，并“严定条规，引之就范”。40在《义和团团规》中明文规定：团众“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帅王大臣”；“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41等等，以钳制团众的行动。当时在北京城内，“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42义和团在组织上“借姓名部署，比于官军”；43在行动上“听候转牌调遣”，44还经常被派“在九门及皇城三门把守，巡查往来教民”，45接受“团练大臣”的统率。后来据载勋上奏清廷说：“近来查看团民，尚能守法”，46这反映进入北京的义和团确实接受了团规对他们的约束，无论从思想上到组织上都承认了清王朝的正统地位，被纳入了“努力王家，同仇敌忾”47的轨道。如果说，义和团在进入北京之前，其“扶清”尚具有“扶保中华”这层含意的话，那么，在这时，由于顽固派的控制和利用，“扶清”实际上就只剩下“扶保清王朝”这层含意了。 ‎ ‎　　这里还需要顺便提及一点的是，过去曾有个经常被引用来证实义和团对清王朝“明扶实反”的论据，那就是据平原县官蒋楷说，他曾从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处，“起出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语”。48现在我们姑且不主考证这条史料本身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但即使确有其事，它实际上也并不足以说明义和团“反清”。因为“攻打北京”并不等于推翻清王朝，它也可以理解为去攻打那里的“洋人”。况且，更重要的是，上述事实已经证明，义和团进入北京的目的不但不是推翻清王朝，而且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扶保清王朝”。因此，我们如果还将这条所谓“攻打北京”的史料作为义和团“反清”的论据，看来似乎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 ‎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义和团拒绝资产阶级革命派向其建议改“扶清灭洋”口号一事，来看义和团对清王朝坚持“非叛朝廷”的“扶清”立场，自始至终都没有推翻清王朝的意图。 ‎ ‎　　通过上述对义和团文献和义和团斗争实践的初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扶清”，尽管具有“扶保中华”和“扶保清王朝”的双重含意，但在义和团被顽固派控制、利用之后，“扶清”实际上就是“扶保清王朝”，它既非“反清”，也不是“明扶实反”，因此，它并不具有任何策略意义，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简短结论。 ‎ 三 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 ‎ ‎　　如前所述，义和团“抉清灭洋”口号产生于甲午战后中华民族面临瓜分危机的严重时刻。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众，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挺身而出，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响亮地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将斗争锋芒明确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共同愿望。在实际斗争中，这一口号起了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和扩大义和团运动群众基础的积极作用。但是，义和团运动毕竟只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认识都还停留在自发的感性阶段上，因此，它所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也还只是一个笼统的、不科学的政治口号，这就不能不使它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在实际斗争中，这些缺陷也就不可避免地给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 ‎ ‎　　“扶清灭洋”口号的缺陷，首先表现在“灭洋”斗争往往和笼统排外行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评论“扶清灭洋”口号这一缺陷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应该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 ‎　　我们在承认事实的前提下，一方面必须明确指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行动是长期以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所激发的，它是对教会势力、教士和不法教民几十年来累累罪行的义愤和反击；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义和团这种行动本身正是小生产者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 ‎　　“扶保清王朝”，是“扶清灭洋”口号中存在的另一缺陷，它表现了义和团由于对清王朝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而产生的幻想。义和团由于对顽固派的“仇洋”本质缺乏认识，竟真心实意地幻想“扶保清王朝”去达到“灭洋”的目的，那么，结果不自觉地充当了慈禧玩弄政治阴谋的工具，甚至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就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义和团提出既反帝又反封的口号，但义和团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却具体而生动地表明：“扶清”和“灭洋”在本质上本是两个彼此矛盾、互相排斥的命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帝必须反封。义和团“扶清”是其对清王朝缺乏本质认识而产生的幻想，而并不是他们在民族斗争高潮中新形成的策略观念。 ‎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扶清灭洋”口号体现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种种瑕瑜互见的事实，既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也反映了这个阶级本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 ‎　　 ‎ ‎　　（原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 ‎　　 ‎ ‎　　（选自路遥主编：《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版。） ‎ 半殖民地的深化(节选)‎ ‎　　陈旭麓 ‎ ‎　　 ‎ ‎　　《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量变中有局部的质变，过程因此而显出了阶段性。庚于和辛丑之交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半殖民地的深化在这里表现为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它意味着旧式的民族反抗和斗争已经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这种变势，集中体现于《辛丑各国和约》的12款和19个附件之中。概而论之，大约有四个方面： ‎ ‎　　（一）武力震慑下的变化。辛丑以前，列强已经割去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但外国合法地驻兵于中国国土则自辛丑条约始：各国应分自主，当驻兵队护卫使馆，并各将使馆所在境界自行防守。”这是列强对上一年甘军与义和团围攻使馆的直接回报。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武装化的使馆区。它具有租界和附属地所具有的一切行政、警察、土地、司法权力，并以“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的规定显示了比租界和附属地更露骨的侵略性。在同一个理由（保护使馆）下，中国被迫撤除了大沽炮台以及从北京到海口之间的军事据点，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酌定数处留兵驻守”。这无疑是使馆区的一种遥遥延伸。对于列强来说，驻兵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数量，而是在于权利。在这种权利下，东交民巷的大炮注视和监督着紫禁城，象征着条约制度的权威和中国的国将不国，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说：到了这个时候，“它（中国——引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了。 ‎ ‎　　第二次鸦片战争 时期，公使驻京曾是英法联军北上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当时西方人的凶悍侵略中还不自觉地包含着近代外交观念与中国夷夏之见的历史对立，那么，辛丑以后产生的公使团（外交团）则已由外交代表而成为内政中的一种强力。它代表了列强的集体意志，并因此而左右中国社会的政潮起伏。1918年，陈独秀写过一则随感录，其中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利害吗？”这虽是辛丑之后十七年的事，但却是辛丑以来武力震慑下的变化之一。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班列六部之前”的外务部，是这个时候列入和约的中国政治机构嬗变。这种嬗变不无新旧代谢的意思，然而它的实现又是战败之后外力强逼的结果。因此，新旧代谢同时又表现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更深的沉沦，梁启超在几年前预言过：“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以辛丑而思戊戌，他的话不能不算是一种言中。 ‎ ‎　　（二）经济制裁。《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赔款多达白银4.5亿两，加上30年期限中应付的年息，总数在9.8223亿两以上（在时势变迁之后，因种种不同原因，中国对各国的赔款或减免、或停付。因此，庚赔的实际总额小于此数。）若再加地方赔款，则逾10亿。由于支付须用外国货币，又逢银价连年大跌，中国在折算中不得不承受数额之外更多的失损。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其一，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其二，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须1.1亿两。户部奏议说：“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而和议既成，陪款已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这是一种真实的两难之境。“竭力支持”不过是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了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以至“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正如英国驻汉口的代理总领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所说：“赂款须向全国征收，但由于祸乱所及各省已被联军洗劫一空，实际上这些省应出之款项仍须由那些忠诚的，并已付出自己份额的省份来额外负担，这样就使人们更加憎恶外国人”。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猛烈一击准备了某种现实的条件。这两种结果，都显示了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了社会，影响了历史。 ‎ ‎　　（三）严刑惩凶。庚子事变后，战胜的列强多次指名索取人头。于是而有惩治首祸诸臣的条约明文：“上谕内及日后各国驻京大臣指出之人等皆须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以蔽其辜。”这些人曾是西太后的同道者，但在外国人的意志面前却变成了刀俎上的鱼肉。……这些人是首祸之品位最高者。诏旨屡屡更改而处分逐渐加重，正说明了没有人能够抗拒外人的咄咄相逼而挽救他们的命运。顽固官僚代表了中国社会最落后和最腐朽的一面。他们在庚子年因顽固而杀人，以“乘机诬陷，交章参劾”致不同政见的袁昶、许景澄和联元、徐用仪、立山于大辟；在辛丑又因顽固而被杀被戍。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并不是值得惋惜的人物。但由列强指名惩处这些人，并通过惩处这些人以儆其他人，却是民族的耻辱。近代百年之中，成批成群的高官因外国人的勒逼而受“尽法严惩”，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 ‎　　（四）心理征服。心理征服的目的是摧毁民族精神。其一，按照条约规定，中国派亲王载澧赴德国，以谢公使克林德（Klemens August Katteler）被杀之罪；派亲贵那桐赴日本，以谢书记宫杉山彬被杀之罪。并在克林德“遇害处所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丁、德、汉各文列序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据一个西方人说，建造这座碑坊化费了白银36‎ 万两，其壮丽程度超过了皇宫牌楼。但对每个走过这座碑坊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壮丽并不是景观，而是沉重的压抑。其二，在“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旧式士类是传统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人物，并因此而常常成为反洋教潮流中的自觉者。停止文武考试五年，显示了熟知中国社会情状的外洋诸国对这部分人的精神压服。“彼以为中邦人士夙重科名，以此示惩，可为大戒”。士人以科举为生计。因此，这种压服以夺其出路而深中痛处。然而，时移势易，“停限未满，而停止科举之议，且由邦人倡之”。在庚子事变六年之后，由洋务派发议而实现了维新派的主张，旧式士类自此而趋解体。这种变化又是压服者始料所不及的。其三，朝廷“永禁军民人等入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作为政府禁令，它同庚子年间高谈“民气”的庙堂议论正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说明了以顽固抗外人者在顽固被压碎之后的完全屈服。 ‎ ‎　　随着庚子事变的过去，由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在震荡中的解体便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 ‎ ‎　　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旧的社会力量作为反帝斗争独立主体的时代已经过了。 ‎ 梁启超说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两异性之大劫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曾是一道抵抗异族入侵的长城。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之后，它又成为民族精神中陈旧的一面。庚子辛丑之间，陈旧一面的解体，同时又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于是，“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否定。但革命在20世纪开始之后成为时代的主流则又是救亡所唤起的新的民族觉醒的结果。 ‎ ‎　　 ‎ ‎　　（选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六、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建立 ‎ 列宁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　　‎ ‎　　（《列宁选集》第2卷）‎ 毛泽东论先进中国人不屈不挠追求真理 ‎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　　‎ ‎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2)有关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论述 ‎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炳麟也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那篇沁人肺腑的政论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批判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谬论，启发人们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　　章炳麟（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一名章绛，出身于浙江余杭县东乡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小受到外祖父海盐朱有虔的民族意识教育，仰慕明末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从十七、八岁起，开始研读四史、《文选》、《说文解字》、《九经义疏》、《尔雅义疏》等书，“一意治经，文必法古”。但由于从经史典籍中缅怀祖先业绩，更感到清朝的腐朽。到二十三岁那年，离乡到杭州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求学，前后达七年之久。因读《东华录》、《明季稗史》诸书，备悉清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残酷迫害，于是“绝意仕进”。从此涉猎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思想上渐次趋向革新。这几年，在俞樾的严格教导下，开始掌握踏踏实实的治学方法，信奉井钻研古文经传，为以后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　　但是，这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章太炎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崇仰康有为出言恣肆，当康发动“公车上书”陈请变法时，章太炎“诧为奇士”。1895年，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募人赞助，章即从杭州寄银16元作会费请求入会。1897年春，又应梁启超之聘，任《时务报 ‎》撰述，先后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后来又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过《客帝论》。这些文章虽然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有所揭露与批判，其着眼点则是“以革政挽革命”，为统治者设计种种救世“良方”。在此前后。他还不时在上海各报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1898年，他以“布衣”身份上书李鸿章，企求李能“转旋逆流”，振兴中国。随后又应聘充任张之洞幕僚，在武昌办《正学报》，鼓吹革新，幻想借助张之洞所撰鼓吹孔孟之道，效忠清室的《劝学篇》，和顶撞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被迫离开湖北。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因参与编辑《时务报》为清政府所通缉，避祸台湾。这说明，在1900年以前章太炎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超越改良主义的范围。……‎ ‎　　后来，他公开与改良主义诀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　　因为曾与唐才常往来的牵连，和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言论恣肆”，章太炎遭清廷和苏抚一再出示通缉。1902年春，他再次流亡日本。在横滨，经秦力山介绍与孙中山又一次会晤，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于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帮助下，章太炎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两人还就典章制度和土地赋税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章日本留居三个月，随即返日上海，与蔡元培等一起兴办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这期间，为纠正过去宣扬的改良主义观点，他写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两文，并重新刊行《訄书》。1903年5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大造革命舆论。‎ ‎　　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公开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君主立宪，恶意攻击和诋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康文发表后，保皇党大加吹捧，广为宣传，印成小册子，题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在华侨中大量散发，影响极坏。为了揭穿康有为的阴谋伎俩，打退保皇派的猖狂进攻，“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驳论文章，于1903年6月刊印为小册子发行，旋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同年6月29日（阴历闰五月初五日）《苏报》上发表，对康有为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驳。‎ ‎　　文章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有为保皇的卑鄙目的，指出康有为所以“舞词弄札，眩惑天下”，完全是为了自己“一时之富贵”。接着便就康提出的种族（实为民族，下同）问题，革命与立宪问题，外国干涉问题一一加以批驳。……‎ ‎　　关于革命与立宪问题，康有为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因为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同时，“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而且，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至于立宪，则可以避免流血，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因为“皇上圣明”，且“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所以，只等那拉氏一死，光绪复辟，一切都可解决。‎ ‎　　针对康有为“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厉声呵斥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试问，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为什么“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章太炎指出，现在皇帝已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康氏还谈什么立宪。至于所谓“天命”，那就更象西汉末年王莽渐台被围还在那里胡诌什么“天生德子予，汉兵其如予何”一样，无非是自己欺骗自己。‎ ‎　　从批判康有为的天命论出发，章太炎还正确地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并且进而论证了革命与立宪的难易问题，认为：二者相校，“革命犹易，立宪批准”。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上要有有才能的君主，下要有人民的拥护。现在人民普遍痛恨清政府，而光绪又是一个窝囊废，”天下信其最绌矣”。所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至于革命，人民是“合意”的，有才能的革命领袖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当华盛顿、拿破仑没没无闻的时候，天下有谁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两者比较，还是革命比立宪容易。‎ ‎　　章太炎又指出：所谓立宪政治的上、下议院之设立，根本不能解决人民的无权问题。因为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下议院的决议，上议院可以否决，而“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而广大人民都是无份的，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议权”呢？‎ ‎　　难道中国真的是“民智未开”，不可革命，只可立宪吗？章太炎 回答道：否。“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举例说，明末李自成起义，开始只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并没有明确的革命观念。但随着斗争的发展，“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从义和团到景廷宾起义也是这样，先是“扶清灭洋”，后来才提出“扫清灭洋”，也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自立军起事，“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现在广西的会党，接受前人的教训，“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这就说明，经过一次“竞争”，后者必胜过前者。可以肯定，将来必然还有超过广西会党的人民斗争。所以，他充满信心地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　　对于革命要流血的问题，章太炎认为：为革命流血是有价值的。事实上，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这就是必要的“流血”。近观日本立宪之始，也还是经过了这种“血战”的。既然立宪都是“流血成河，死人如麻”，那么，革命流血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　　至于革命会遭到外国干涉的问题，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问题是革命者敢于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在“献血举义”之时决不能因此而“少沮”。正当“新学发见”、“人心奋厉”、革命刚刚“萌芽”之际，康有为就急急忙忙跳出来，“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这是很有见地的。‎ ‎　　最后，对于反清与反帝的关系问题，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不打倒清朝反动统治，而想要中国“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因为，在他看来，“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如果不用“大彗”扫除了“故家污俗”，是不可能求得祖国的独立和自存的。‎ ‎　　就是这样，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挺身而出，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挑战，直斥皇帝为小丑，公开倡言反清革命，这自然要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并且使统治者感到极大的震恐。反动官员们一则说：“章炳麟等大逆不道，世所不容”。再则说：“至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充分表明了反动统治者愤恨而又惶惶不安的窘困情态，而且也反映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及其序文等作品在政治上的威力。……从1901年到1906年，这是章太炎一生中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时期，他以纸笔为武器，与专制帝王、传统思想进行了勇猛的斗争，留下了“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篇章，因而在国内外知识界赢得了广泛的推重和声誉。‎ ‎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勤奋的文字宣传工作，已经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扩大了革命舆论阵地，传播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各地革命小团体以至同盟会的先后成立，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　　（选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有关邹容与《革命军》的论述 邹容是20世纪初年涌现出来的、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之一。鲁迅对其所著的《革命军》一书高度赞扬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一个颇为富裕的大行商家庭。“幼颖敏”，六岁开始上私塾，几年之间。即已熟读九经以及司马迁、班固的史籍名著《史记》和《汉书》。但他自小就是一个勤于思考而不愿读死书的人，处处表现出可贵的反抗精神。十二岁时，他第一次参加县童子试，因对八股试题不满，当场与主考官顶撞，愤而退出考场。当他的父亲一再以科举、功名劝勉时，他却明确表示：“臭八股儿不愿读，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从此摒弃科场，并逐步认识到“科举为君主笼络英雄之具”。少年时代的邹容，目击科举制度的腐败，开始产生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思潮也在偏远的四川泛滥起伏。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早已传入，《渝报》、《蜀学报》等传播维新思想的进步报刊，也在当地相继创办，邹容因此得以接触新知识，在幼子的心灵中激起层层浪花。1898年，邹容为进一步追求新知识而离开家乡，来到四川的重要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心重庆，向日本人学习英语和日文，如饥似渴地“浏览种种新籍时报”，逐渐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日本明治维新史事。于是，在思想上开始萌发出革新要求，与同学诸子纵谈时事，“每发为奇僻可骇之论，闻者掩耳疾走”。由于思想新颖，言语精萃，因此在同学中被戏谑为“谣言局总办”。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遇害，邹容异常悲愤，不顾一切危险，把平日十分景仰、主张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像，公开悬挂座旁，并题悼诗以自勉，诗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决心继承维新志士的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奋斗。逾年，邹容在重庆就学于吕翼文为山长的经学书院。在书院里，这个思想活跃的青年，不为训诂词章所束缚，放言无羁，“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对封建统治思想大胆地进行抨击，结果被书院所开除。‎ 邹容愤世疾俗，决心与括帖、卷折、考据、词章彻底决绝，转而追求“崇实致用之学”。1901年夏，邹容冒盛暑步行上千里到达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由于邹容思想激进，为守旧者所不满，当道者竟以“不端谨”为理由，取消其官费留学资格。倔强刚劲的邹容，丝毫不为封建淫威所折服，决心自费去日本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　　1901年秋，邹容毅然离开四川，扬帆东下，到达上海，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学习日文，作好出洋的准备。在上海，他目睹祖国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更加激起对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奋笔书写他人所作的《有感》诗一首，惜以抒发长期积郁在心中的无限感慨，并表明自己献身救国的决心，诗曰：“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　　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为时，正是中国留日学界革命思潮渐次活跃的年代。邹容废寝忘食，精读了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有关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书籍，这些都曾在政治上、思想上使他受到极大的激励，进一步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意志。如果说，邹容在出国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崇拜谭嗣同，希望中国走明治维新道路，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上很不成熟的青年，那末，到达日本广泛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后，很快就为欧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所吸引，成为投奔到民主革命旗帜下的勇猛战士。……‎ 邹容和战友们的革命活动，一再遭到清政府驻日公使和留学生监督的非难和破坏。为了惩治这帮家伙，1903年3月31日，他约合一批战友，借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发生奸私事，闯进姚的住所，当场揭露其丑事，并且痛斥说：“纵饶尔头，不饶尔辫发”，随即剪下他的辫子，悬挂在留学上会馆示众，题曰；“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后来章太炎赠诗，盛赞邹容“快剪刀除辫”，指的就是这件事。邹容等人的正义行动，狠狠打击了清廷派驻日本官员的反动气焰，人心为之大快。‎ ‎　　在“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的思想指导下，邹容把主要精力用在鼓吹革命的宣传工作上。他勤奋地阅读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名著，“录达人名家言”多把他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愤懑，“及思想间所不平者，列为编次”，着手编撰《革命军》一书，力图以此唤醒同胞，达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目的。只是由于“除辫“事件而遭到迫害，邹容不得不暂时中止写作，被迫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　　1903年4月，春意盎然的上海，已经成为国内爱国知识分子反清斗争的重要战场，爱国学社的活动、学潮斗争、拒俄运动，如火如荼地竞相展开。邹容一回到上海，就加入爱国学社，并因此结识章炳麟，成为忘年莫逆之交。在爱国学社内，“奔走甚力”；张园集会，更是“慷慨陈词，旁若无人”，“渐为国人所注意”；他积极投身拒俄斗争，报名参加拒俄义勇队。5月，又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以图建立学界的统一大团体，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然而，邹容的最大功绩是在拒俄斗争中“复思召辱由于清廷，遂发愤著书”，继续完成反清革命的大作《革命军》。‎ ‎　　《革命军》在4月间全部脱稿，5月，由友人集资交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章炳麟为之作序。自此，这本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革命名著公开问世。‎ ‎　　《革命军》一书约二万余字，共分七章。它以火热的激情，犀利的笔调，通俗浅近的文字，从革命的正义性谈起，对革命的必要性，革命的方法和革命的前途，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　　在这个书的《绪论》里，邹容从哲理的高度，肯定和歌颂了革命事业的神圣伟大及其历史意义。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革命事业“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他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在邹容看来，革命无疑是天下最神圣的“宝物”，是“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因此，他向人们呼号：“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　　其次，邹容详尽论述了革命发生的原因。他问：“革命，革命，我四万万同胞今日何为而革命？吾先叫绝曰：不平哉！不平哉！”在这里，邹容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根据，对清王朝二百多年来残酷地压迫全国各族人民的情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　　接着，邹容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对清政府统治下的士、农、工、商各阶层备受压迫剥削的境况，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尤其是对农民的苦难生活给予了很大同情。他写道：“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垅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尽管如此勤劳，但仍不得温饱，即备遭豪绅地主的残酷盘剥，更迭受官府的无穷搜括：“以某官司括某地之皮，以某官司吸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犹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虽然邹容还没有涉及农民的土地要求，但他看到了农民所受的重重剥削，反映了农民的深沉苦情，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邹容对于富商大贾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为之大鸣不平，他写道：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已成为执掌政权的统治者，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而在中国，反动的清政府却“贬之日末务，卑之日市井，贱之日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毫无一点政治权利。在经济上，他们也受到重叠冗杂的盘剥，偿兵费、赔教案、供玩好、养国蠹，“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在这种苛捐重税的严重摧残下，中国资本主义濒临绝境，难以伸张和发展。‎ ‎　　对清王朝的投降媚外，邹容也进行了无情揭露，他指出：清政俯在对外关系中推行的是一条“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卖国政策。“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者也！”他特别指出：东三省是满洲贵族发祥之地，按理应极力保卫，但“今乃再拜顿首，奉献于俄罗斯”，连自己老祖宗的坟地都可以出卖，这样的政府，还能指望他保卫整个中国吗？……‎ ‎　　《革命军》在革命前途这一重要问题上，鲜明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邹容“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的图样，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二十五条纲领。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推翻清王朝的皇权统治，“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在新的政权下，全国人民不分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权利；同时，人人也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国家的义务。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明确宣布：“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把反对中国革命的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一律当作敌人对待。纲领还规定，政府的责任在于“保护人民权利”，如果失职，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更立新政府。二是实行议会制度，各府州县都选举议员，总统“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三是以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为蓝本，参照中国国情特点，制定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这个方案比兴中会宣言具有更为浓厚的民主色彩，并且大为具体化了。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无疑是起了更为有力的动员作用。‎ ‎　　最后，邹容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心，号召人们“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他最后高呼：‎ ‎　　“中华共和国万岁！”‎ ‎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邹容所著《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抒发出来，旗帜鲜明、生动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因而有如一声惊雷，炸开了万马齐暗的中国思想界，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欢迎。‎ ‎　　《革命军》刚在上海问世，立即“不胫而走”。为了躲避清政府的封禁，革命派巧妙地采取变换书名的办法，在国内外不断重版，如陈楚楠、张永福在新加坡更名为《图存篇》，香港《中国日报》社改名为《革命先锋》，上海重印时易名《救世真言》，冯自由在日本把它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刊，题称《章邹合刻》，此外，还有作为烈士遗著题为《铁券》的。《革命军》一版再版，其销行数量，占清末书刊的第一位。外国同情中国革命的进步人士，亦“争翻译为东西文，传布其国，并揭容像于诸新闻杂志以揄扬之，且谓支那亦未始无人也。”可见其流布之广。正如留日学生在《祭邹容文》中所赞颂的：“《革命军》山世兮，张我大武；奋三十管以哀吾同胞兮，应挽回我国步；不翼不胫而飞走海内兮，群捧读以当露布。”‎ ‎　　《革命军》在激发人们斗志、推动革命发展方面，影响极大。当时，它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一样，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志士的必读教科书。‎ 孙中山把《革命军》一书作为主要的革命宣传品，到处为之鼓吹。1904年，他在美国旧金山首先筹印一万一千册，寄赠全美华侨；1906年，他又写信给新加坡华侨张永福说：“海外各地日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就河内同志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张氏遵嘱刊印二万册，在南洋华侨中广为散发。海外华侨受到革命思潮的启导，“不及半载，观念大新，齐唱革命”，“知非追随中山先生，不足以救祖国之危亡。”‎ ‎　　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为了鼓动新军参加革命，专门派人到上海购买《革命军》数百册，在士兵中秘密散发。1906年，日知会又在黄州组织秘密书报社“鸠译书舍”，翻印《革命军》等革命书刊，大量输入武汉等地，“军学界凡属同情革命的人，几乎人手一册”，在灌输革命思想上，收效非常之大。……‎ ‎　　革命的发展归根到底当然要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取决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反抗要求，但革命理论与革命思想的宣传动员作用，也是决不可以低估的。《革命军》一书在反清革命这一点上，既然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心愿，因而它就能在广大群众的思想上，起着革命催化剂的作用。正如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所说：“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又指出，《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　　（选自章开沅、林增产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有关陈天华与《猛回头》、《警世钟》的论述 ‎　　“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 ‎　　这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在青年时代挥毫题壁所留传下来的一首自志诗，它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锋芒毕露地倾泄了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强烈不满，并且尽情抒发了决心在中国上演一出威武雄壮的史剧的豪迈情操。‎ ‎　　陈天华（1875—1905年），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人，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母亲在他约10岁时就已去世，哥哥又是个终身残废，因此，家境一直比较贫寒。幼年时代的陈天华，不得不过着无人抚育的半流浪生活，提着小篮，到处叫卖，借以糊口。直到15岁时才得以进入私塾就读。种种艰难的境遇，使得他自小就养成一种反抗性格……‎ ‎　　1896年，随着父亲来到新化县城，仍以做小贩维持个人生活，后经人帮助得以进入资工书院就学。戊戌变法期间，考入新式的新化求实学堂。维新运动的发展，给予陈天华很大的启迪，他入学后第一次作文，就以《述志》为题挥笔疾书：“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反）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述志》一文，博得教习先生高声叫绝，批语曰：“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把他取了一等第一句。在校期间，“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约，慨然欲任天下事”。陈天华 决心投身于挽救祖国危亡的革新实践，自矢即令不能如愿以偿，也要以笔为刃，“名山著述”，行文警世。‎ ‎　　1903年初，陈天华由求实学堂资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习师范。当时，正值沙皇俄国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其它帝国主义也蠢蠢欲动，而清政府则依然腐败如故，拱手投降。陈天华目睹这一切，非常愤慨，当即投入留日学界的爱国革命活动，啮指写血书数十封，“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国内各学堂，以唤起国人觉醒。他又与杨守仁等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书刊，积极鼓吹民族革命。在拒俄运动中，异常活跃，报名参加义勇队，在本部任办事员。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被推派为“运动员”，回国策动武装起义。华兴会策划起义失败，逃避日本，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建立，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等负责起草会章及文告。著名的《革命方略》也是由陈天华执笔。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后，他又参与编辑和撰稿，直到1905年12月愤世投海为止。‎ ‎　　在陈天华短暂的一生中，他曾以满腔激情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最近政见之评决》、《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等小册于和文章，其中尤以《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影响最大。‎ ‎　　《猛回头》和《警世钟》，约写作和出版于1903年下半年。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以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通俗流畅的文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悲愤、真切，扣人心弦。‎ ‎　　蕴蓄在这两书中的精髓，是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在《警世钟》一开头，陈天华就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提出了中国人民生死攸关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两书还详细地追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弄得中国民穷财尽”的历史过程，并且以唱词的形式，痛陈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他写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紧，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陈天华指出，帝国主义赤裸裸的瓜分狂潮固然令人痛恨，而列强利用清政府“代他管领”以求“暗行瓜分”，则更为阴狠可怕。他针对反动势力和某些糊涂人，“说瓜分是一句假话”的谬论，驳斥说：“不知各国不是不瓜分中国，因为国数多了，一时难得均分，并且中国地方宽得很，各国势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这满洲政府，代他管领，他再管领满洲政府，岂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吗？”这种宣传，浅显深刻，切中时弊，同时揭露了中外反动派之间的主权关系，给予帝国主义分子喧嚣一时的“保全主义”以针锋相对的痛击。‎ ‎　　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深仇大恨和对于祖国的无比热爱，陈天华主张坚决反抗帝国主义，表现了中国人民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庇的英雄气概。‎ 陈天华热情宣传敢于藐视敌人的思想。他在《猛回头》中写道：“其实洋人也不过是个人，非有三头六臂，怎么就说不能敌他？！”在《警世钟》中又再度写道：“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一十八省，四万万人，都舍得死，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了。……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他针对那种苟且等待和畏缩害怕的心理，劝告青年们不要空喊救国，不要推诿责任，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他向全国人民呼吁：“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　　《猛回头》和《警世钟》不仅提出了对帝国主义要敢于斗争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和方法。首先，他认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是全国四万万同胞的事，不能只靠少数人进行，必须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采取武装手段，才能取得胜利。他说：“只要我全国皆兵”，四万万人“合成一个”，就什么样的敌人也能战胜。他还专门列举了十个“奉劝”，要工、农、兵、学、商、青、妇各界都行动起来，敌人就会“四面受敌”，由“深入腹地变为死地”而惨败。其次，他认为，要战胜帝国主义，决不能夜郎自大，还要学习外人的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指出：“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指报仇），不学断不能报”，“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鸟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俗话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学，也很容易的。”这些认识也很有见地。‎ ‎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两本小册子中，陈天华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以爱国还是卖国为界标，试图明确敌我界线，组织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军。他认为那些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剥削压迫的工、农、兵、学、商，应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共同对敌，“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不使一个受外族欺凌”。与此相反，对于清政府及其他卖国贼，却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应该痛恨“拱手降洋”的清政府；痛恨厚颜媚外的清朝权贵；痛恨“见了洋人如鼠见了猫一样，骨头都软了，洋人说一句，他就依一句”的顽固党；痛恨“只晓得替满人（反动统治者）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的卖国贼；痛恨不敢“违拒朝廷”，反而帮着屠杀人民而又“到处讨功”的“勤王党”。陈天华把他们统统列为民族败类，并公开号召人们给以迎头痛击。‎ ‎　　此外，陈天华还十分可贵地提出了反清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指出，要抵抗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因为20世纪的清政府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满朝权贵全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成了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守土官司长”。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他说：“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在进一步揭露清政府“宁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隶”的卖国罪行时又说：“从前赔款数次，差不多上十万万了，此次（指《辛丑和约》赔各国的款，连本带息，又是十万万，我们就是卖儿卖女，也是出不起来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炮台削了，本国的军营请各国来练，本国的矿产让各国来开，本国的铁路听各国来修，还有那生杀用人的权柄都听各国指挥。列位，你看满洲的政府，只图苟全一己，……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们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违旨的罪，兴兵剿洗，比草芥也比不上。十八省中，愁云黯黯，怨气腾霄，赛过那十八层地狱。”因此，他满怀义愤的问道：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答案是斩钉截铁的：“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 ‎　　为了激励人们的革命意志，把反帝爱国和反清革命进行到底，陈天华还对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证。他在谈到“国”与“家”的关系时，说身家都在国家之内，“国家不保，身家怎么能保呢？”在谈到“生”与“死”的关系时，认为死不可怕，“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救同胞而死，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主张“牺牲个人，以为社会”；在谈到“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时，主张“牺牲现在，以为将来”。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认定革命实践是增长历练的过程，重视实践，不尚空谈。最后，他号召大家：“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纵不成，也落得，万古留芳。”在《警世钟》的结尾，陈天华以革命乐观主义展望祖国的美好远景；只要大家“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以自立于世界。‎ 陈天华的这种鲜明的爱憎观，完全是建立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的。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用阶级分析法区别真正的敌我友，但他运用提要钩玄，摘奸揭伏的手笔，使反动的清王朝的卖国真面目，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突出地强调爱国与革命、反帝与反封建紧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对于提高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觉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发表，有如霹雳阵起，震撼全国。城乡各地传遍了陈天华精心创作的血泪歌词：“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唱者怒发冲冠，听者热血沸腾。正如《民报》刊登的一篇悼念陈天华的祭文中所指出，“一字一泪，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爱国而声歔”。《猛回头》、《警世钟》的发行量也十分可观，重刊达十余次之多，散至全国各地。在湖北，革命派设局印刷，各军营流传着各种版本。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以此为政治教材，分别送给新招来的士兵传观，用以启发他们的觉悟。由于文字“动人听闻，便于唱口”，几乎为所有阅者熟记背诵，顺口唱出。起着“使动其愤怒复仇之心，而坚其反清革命之念”的重大作用。在湖南，各学堂亦集资翻印，“备作课本传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总之，自这两本革命读物发行后，军界学界首先为之轰动。学生读之“如同着迷”，兵士读之“即奉为至宝”，“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　　《猛回头》、《警世钟》还以无形的威力，给予中外反动派极大的冲击。当该书在租界 里广为流传的时候，侵略者无不“为之心悸”，于是“明访暗搜”，企图继《苏报》案再度兴起文字狱。清政府虽然一再明令示禁，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流传。1906年，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四出公开演说《猛回头》。金华知府惊恐万状，以极刑将曹惨杀，并出告示诬称《猛口头》为“逆书”，实行严禁，大肆恫吓说：“阅者杀无赦，以阿狗为例”。可是，禁者自禁，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反而使《猛回头》、《警世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索观此逆书之人益多，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陈天华投海牺牲以后，更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同盟会和留日学生举行公祭，沉痛悼念陈天华的一生；湖南革命党人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对中外反动派的迫害表示抗议。190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回湖南，在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鼎、宁调元的组织下，公葬岳麓山。当天，长沙全城学生不顾地方当局的阻挠，一致罢课。他们穿着洁白的素服，举着旗帜、挽联，高唱哀歌，举行葬礼。一万多人的送葬队伍，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横渡湘江，前后绵延十数里，“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莫敢谁何。”这是一次对清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政治示威，表明陈天华及其所鼓吹的反帝爱国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给以深远的影响。‎ ‎　　（选自章开沅、林增产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解放波澜 ‎　　罗耀九 ‎　　‎ ‎　　自清朝贵族奠定了在中国本部的统治权之后，二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士大夫们畏惧文网，只好在汉学中讨生活，抱残守缺，皓首穷经，为经典作繁琐的注释工作；明末的反清的民族思想只是在下层社会的会党群众中潜存，逐渐的趋于沉寂。从太平天国举起奉天讨胡的大旗之后，反清的民族思想一度抬头。随着封建经济的衰落、社会危机的增长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深，在人民中产生了反帝思想与要求适应新形势的其他思想。在十九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一反过去的平静状况，波涛起伏，激荡不宁。有以《经世文续编》为代表的洋务思想，有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改良思想，还有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思想，一浪超过一浪，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都是弥缝补苴，目的在于挽救衰败垂暮的封建清政府，并没有摧枯拉朽进行根本变革的意图。只有到了廿世纪将临之际，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才明确的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划时代的光芒。这种政治理想的出现，把戊戌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大的提高了一步。辛丑和约之后，慈禧太后为缓和人民的愤懑，重开新政，西学在中国再度受欢迎，并出现书局多、报馆多、留学生多的现象。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一、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 ‎　　清朝政府历来对于“邪说异端”是毫不宽容的。他们用处死、戳尸、毁版、烧书等残酷野蛮手段以钳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又以科举取士，八股试帖，使知识分子醉心于功名利禄，非圣贤之书不敢谈，非圣贤之语不敢言，精力时间耗于无用之学，思想处于僵化状态之中。对外则采取闭关政策，雍正皇帝把外国传教土全部赶出去，包括学有专长的科技人才，使中外文化交流长期断绝。人们很少了解世界形势。天朝上邦、文明古国的观念使人们妄自尊大，把域外都看作是蛮夷之国。但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毕竟震醒了一批人的头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恨事使得他们反复的考虑中国为什么会受欺凌？除了船坚炮利不如人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因素？不少知识分子苦心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之后，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中国的落后，关键在于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使学术风气衰落。窒息了思想自由，以思想愚昧之民与智识发达的碧眼儿相较，焉有不败之理！封建政府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所维护的封建传统习俗，都是压抑新思想新风俗的严重障碍物，是国家富强的大敌。要国家免于危亡，必须与这些大敌作斗争。‎ ‎　　第一，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 辛亥革命以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真命天子是一定要有的，“民不可一日无君”。其他的国体、政体可以没有，而且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君王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说没有父亲一样。无父无君的思想都没看成是大逆不道。皇帝就是国家，皇帝的话就是律令，“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1皇帝是金口，他与他的祖宗的话都是无可怀疑。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严复 发表过一篇《辟韩》，批判了君主的权威，但是不敢否定君主存在的必要。只有到了廿世纪，君权至上的观念才遭到否定，并且从根本上要求废除君主制度。柳亚子写了一篇《民权主义！民族主义！》，从国家的产生过程来破除君臣观念。他说：“讲起上古时侯，一个部落里面，没有什么皇帝，没有什么官长，人人都是百姓，后来因为事体很多，或者内部的争执，或者外部的劫掠，没有一个总机关，一定和乱丝一般，无从下手，所以从百姓中间，公举几个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出来，教他代全体办事。……谁知到了后来，那几个办事人弄起权来，……办事人也不要你们公举了，靠着拳头大，臂膊粗，强占了第一把交椅，就世世代代传下去，碰到子孙昏庸，又有人来抢劫，抢到手的就是帝王，抢不到手的就是盗贼。你想这帝王既不是大家公举的，他还肯来顾恋百姓么？自然作福作威，无所不为，摆出这豪奴欺主的样儿来。”2“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君王与盗贼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神圣可言。‎ ‎　　君主神圣观念完全是君主自己和依附他的人捏造出来的。“人类之初者，固众人平等者也，无尊卑上下之分。”但是文化极低的上古人类都相信在“人世之外，别有神袄，其识迥超乎人类，而操人世统治之权”，可以降福弭灾，于是有狡猾者“亦假神术以愚民”。“巫”这种人就是“以神术惑民之人也”。他们成为天神之化身，或为天神之代表。酋长即上古之巫，君主又是由酋长演变而来。中国的君主称为“天子”，足证君主即天神不是人类。君主假借了神的威力使人们“从其命令，畏其权力，而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又依附君主之权力，以居于齐民之上。此自古及今的社会，所以成为阶级社会也”。如果站在无神论者的立场“则昔日君主之缘饰神权者，均为诬民之说，而君主即天神之说破矣。……君主既为人类之一，则君主不可居民上，非惟君主不可居民上也，凡一切王族、贵族、官吏、资本家，其依附君主而起者，均当削夺其特权，而使人类复归于平等”。3‎ ‎　　褫夺了君主头上的灵光，认清了他的凡人面目，在破除其蒙蔽迷惑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君主存在的价值。‎ ‎　　“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之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日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圩，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圩……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因未有如民者也。”4应该受到尊敬的是人民。而不是君主。把数千年来颠倒了的君民关系再颠倒过来，恢复人民的崇高地位。国家不需要君主。无君的思想不能构成大逆不道的罪名了，从而为民主共和国思想的传播扫清道路。‎ ‎　　但是在革命派人士中还有人想建立一个新的汉族的帝国，庚子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使一些革命者如徐锡麟之辈滋长“取而代之”称王称侯的封建意识，针对这种思想状态，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侯，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的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 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不仅仅是自己摒弃了陈腐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家天下观念，而且能够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郑重劝导革命同志不应该存有为了坐天下而打天下的草莽英雄的思想。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是值得后人景仰的。‎ ‎　　第二、敝屣封建旧学 资产阶级的处世准则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名利思想为半径，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以这个准则来衡量。他们对待历史上的学术思想与圣哲言行也毫不例外，即使是温和的改良派也厌弃无用有害的儒学。《东方杂志》曾刊登一篇署名蛤笑的文章《论中国儒学之误点》，列举儒学的两大错误：‎ ‎　　“一曰不言利也……人之生也，与禽兽草木未有以大异，其所以克自存以渐进今日之文明者，皆恃此趋利避害之一念耳。”西方之富强，即由于有经济学家斯密亚丹及边沁等深刻研究了求利之道，以指导社会前进。而我国“儒者之视功利，如蛇蝎之不可手触，……今日贫瘠衰弱之极，乃君相师儒数千年来所竭力讲求以致亡者……”这种空谈义理，耻言功利的儒家腐朽思想，妨碍了国家生产事业的发展，压制了人们要求改善物质生活的正当欲望。是国弱民贫的一个因素。‎ ‎　　“一曰不好名也。……吾辈今日所坐享之文明，为问其何自来乎，皆古人好名之一念所留遗耳。文明无尽，故求名之心亦与之无尽”。可是中国的宋学家却倡导“尚知足而绝希望，重保身而戒冒险，主退让而恶进取，谬种流传，天下事乃尽坏于冥冥之中，千年以来，了无进步，而退化之征，不一而足者，此固其总因矣。”5‎ ‎　　我们姑且不论儒者能否言行一致，不求名不谋利；也姑且不谈中国的衰弱，儒学应负多大的责任；仅仅从作者理直气壮的谈名利，并且以名利观点批判儒家思想来看，足见他们巳破除了传统的是非观念，提出新的衡量人们言行价值的标准，不再为儒家的封建意识所束缚了。‎ 梁启超也提出不要做古人的奴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古代之大贤哲不过是“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是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6这种思想在当时甚为流行，有不少杂志发表反对受古人思想束缚的文章，把效法古人看成为“极谬之学说，足以致亡种之祸者”。批判“人心不古”的陈腔滥调，强调历史是不断进化；“由古世进化而有今世，由今世进化而有来世，今既胜于古矣，后又胜于今矣”，7先圣先哲的遗训不再象过去那样尊崇了，他们怀疑圣人的语录，“从前的圣贤的言行，都是后人记出，是真是假，也不晓得呢？怎么可以说他一点儿没有错，桩桩要依了他的呀！”8不仅是古人的话不可信，即使是自己老师的教导也要独立思考，是否有益于当前实际，“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是真理就听从，不是真理就反对。亚里斯多德与老师柏拉图研讨学问的千古佳话，他们并不陌生，《清议报》曾经刊登介绍过。9道貌岸然的儒学宗师已难以约束他们的弟子了，青年人对旧学弃如敝屣。“新学之士，五经埋尘，三史覆瓿，于国学一无所知，而施施然拾他人之皮毛，欲取所固有者一切摧烧之，亦真所谓背本诬祖矣。”10道学家们既詈骂又哀叹：“国粹主义亦几无人提论矣……今新学少年之诋国学，其瞎闹也……学风之坏至今日而已极，……文武之道，岂真今夜尽乎！”11‎ ‎　　新学少年们不承认任何古代的权威，无论是文、武之道或孔孟之言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时代不同，群事不一”，千百年后岂可死抱住四书五经“食古不化”。‎ ‎　　第三、向封建传统习性挑战 数千年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的精神力量是尊卑观念，其中尤其突出者是主奴观念。这种意识深入人心，日长月久，形成习性。梁启超曾经痛揭这种社会现象。他说，数千年来盘踞帝王宝座的独夫民贼都把人民看成奴隶。那些“拥高官，籍厚禄，盘踞要津者，皆禀奴性独优之人”。每个等级的官吏，各向他的上级稽首顶礼，又各以足踩踏他的下级。最下层的是乡曲小民。12‎ ‎　　奴性的养成是由于三纲之说毒入人心，“以君为臣纲，而奴隶箸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妻纲，而奴隶伏于床第”。13使人们即使备受痛苦，也隐忍安之。因此，“欲脱奴隶必先破三纲之说。”‎ ‎　　有的文章说，我国全数皆奴隶，只有强盗才不是奴隶。与奴隶主义绝对相反的是强盗主义，“是天下之能冲决奴隶之网罗者，惟强盗”，“故我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14‎ ‎　　号召以“强盗”精神取代顺从、服从的奴隶思想，这是骇人听闻的，是对传统的尊卑观念的大胆挑战。‎ ‎　　有的文章提出要破除对祖宗的迷信。以科学思想解释祖宗。“祖宗仅为传种之古生物耳，及其死则其功用巳尽，复何神灵之有”！他们列举迷信祖宗之罪恶，最大的是“反背真理，颠倒是非，阻数千年知识之改良，阻数千百兆人之进化。”号召青年们“实行祖宗革命”。15这样的批判，虽然是浅薄的。但却需要有与传统习俗决裂的勇敢精神。它对于封建家长制与封建宗法思想赖以立足的基础起了冲击作用。‎ 二、茁长民主思想 ‎　　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与分散的农业与小手工业者结合的自然经济，共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成长。因而长期以来毫无民主可言。虽然在历史上有过一些卓越的思想家发表过一些可称为民主的思想，但是影响不大，从来没有形成物质力量。只有在海禁大开之后，西方吹来的新鲜的欧风美雨，才使得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这具两千年的木乃伊发生变化。‎ ‎　　严峻的历史事实促使人们苦思焦虑，要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光是向西方搬一点物质文明是不够的，而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立国的精神。洋务派的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方针决不能救中国。‎ ‎　　甲午之战中国军队的惨败并非武器优劣的过于悬殊，而是另有重要原因。其中之一即是士兵没有人的尊严。梁启超 说，西方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人人欲自保其生命财产，则人人不可不自出其力以卫之。名为卫国，实则自卫也。故胃之人启为战，人自为战，天下之大勇莫过于是”。16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以国为一人之私产”，人民是这一个人的奴虏，“故彼其民为公益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也。驱奴虏以斗贵人，则安所往而不败也”。国家每年糜费巨饷练兵尚未临阵已不断的逃亡，虽养于千日，不能用于一朝。反之，乡民械斗，却摩顶放踵一往不顾。这说明在封建专制政府统治之下，国民只有卫家的思想而乏保国的观念。因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国民应有的权利，当然也就不知道自己该尽的义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他们从世界各国的强弱情况剀切阐述国家之盛衰与民权之存废的密切关系。“统计历史，纵览宇蛤，孰文明，孰野蛮，孰优胜，孰劣败，靡不视民之有权无权，国之有民权无民权为因果矣”。17“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国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无权恶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夺众人之权，然众权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则其权将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18剥夺人民的权利，集大权于一身，其结果必将走向反面，成为独夫寡人，为宵小所操纵而不自觉，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　　民权的意义虽然如此重大，然而任何独裁者都不肯真正兴民权。古今中外毫无例外，专制独裁制度与民主制度总是水火不相容的。孟德斯鸠说“凡专制王国，必禁遏一切新奇议论，以纳其民于溃然不动之域”。19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可以百家争鸣，人持一说，有言论的自由。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禁止人们议论朝权，焚书坑儒，“使之言莫予违，乃可逐其长据富贵之志”20以后历代的起义者只知“恶专制而不知重民权，故其起事之初，抱一帝制自为之志，其心以为我将以仁易暴也，不知其根本的思想，正与所欲扑灭之政府无殊，故结果亦祇以暴易暴”。21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有部分人未完全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宣传民权，使人民明瞭民权的重要性，便成为一个时代赋予的任务。‎ ‎　　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做了不少艰巨的工作。‎ ‎　　第一，宣传天赋人权的学说，使人民能理直气壮的争取民权。‎ ‎　　“天之生人也，与之脑气，即与以思想之权；与以口舌，即与以言论之权；与以聪明才力，即与以作为举动之权。之数权者，与生俱来……”。22‎ ‎　　他们热情介绍卢梭的学说，歌颂《民约论》。梁启超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23他说，《民约论》“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施之于日本而效”，“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在他们的心目中，《民约论》所设想的民主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等于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理想的大同世界。他们象小贩兜售商品似的推销《民约论》天赋人权思想。可贵的是他们的诚实态度，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民约论》确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妙药。热血人士因而在《民约论》思想的鼓动下投身于关心祖国命运的洪流中来。但同时有一些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官僚士绅，唯恐升斗小民们有朝一日完全掌握了民权，他们迫不及待的跳出来说，伸民权应先伸绅权，“绅权者民权之始，绅权进则民权亦进，其削也亦如之”。24此说一出，就使得香喷喷的刚出笼的包子过早的露馅了——原来使人不胜向往的民权不过是绅权的代名词而已。‎ ‎　　第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使人们了解“自由、平等”的涵义。‎ ‎　　在廿世纪头几年中，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有不少文章介绍西方有关自由平等的论述。在自由方面，谈得最多的是政治自由，特别是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意义。马君武曾有文章介绍弥勒约翰的《自由说》。弥勒约翰说，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是不能禁止的，人的思想没有表达之前，谁知道他想的是什么？所以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和著述自由。‎ ‎　　弥勒约翰说，一个人的言论固然“渺乎小哉”，然而舆论却可以以一人之力唤起之。“盖人间之事业，全由议论而来，苟其国之政府禁制一人之论，其效常至人皆莫敢发言。如是，则其国之事业不兴，政俗守旧，日趋败坏，是致弱之道也”。25任何一人之言论皆不可禁止。正确的言论固然不应禁止，即使是错误的言论“亦未尝不与世有益。盖世间之真理，每因有伪误者反映而后益明。谬误者，产出真理之母也”。‎ ‎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当时进步青年从西方学来的一句口头禅。然而对“自由”含义的理解，却并非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革命先烈陈天华 曾警告青年勿误解自由。他在《绝命书》中最后说：“近来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而先牺牲一切私德，此之结果，不言可想”。26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在他辞别人世的前夕犹念念不忘此事。可见当时青年误解自由之普遍性与严重性。‎ ‎　　“呜呼，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罗兰夫人临刑前的这句名言，在当时的报刊上也是经常见到的。不能把“自由”的含义与“放纵”等同起来。“人与人相处，必有法焉检束而整齐之，以维持其秩序，然后其群乃能成立。否则，人纵其私，荡然无纪，自由将为天下毒，而群且立焕而见隶于他群”。27‎ ‎　　自由而没有检束，其流弊甚大，必将危及集体的安全。因此，必须了解自由之公例。即“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谓真自由也”。“故真自由之国民，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28自由与服从是相反相成，不可须臾分离的。真爱自由者没有任何都不服从的。‎ ‎　　服从有原则，不服丛也有原则，即：“不可服从强权；不可服从私人之命；不可服从少数人之专制。如不能坚持这三项原则，服从不仅不能保卫自由，恰恰相反，是丧失了自由，成为奴隶了。这样的服从决不能有的，它是毁腐我民族之毒药，而割獮我国家之利刃也”。29‎ ‎　　真正的自由体现于六个方面，资产阶级学者是这样确定的：（一）四民（土、农、工、商）平等，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二）凡是公民都可参与政事；（三）殖民地能自建政府；（四）宗教信仰自由；（五）民族独立；（六）“凡劳动者自食其力，地主与资本家不得以奴隶畜之”。30‎ ‎　　他们把自由的涵义引伸为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民族压迫；他们希望劳动者摆脱人身依附状态，能完全自由的出卖劳动力。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表现。这样的言论不少出自于改良主义者之口，反映了改良派与革命派共同的阶级利益。‎ ‎　　关于平等的概念，他们也有些精辟的见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平等口号是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取消贵族的特权，通过政治斗争以达到目的。中国当时的平等口号意义似乎更广泛，有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如何才能平等呢？“能举世界之富贵而一一均分之乎？”即使能一时办到，“而今日平等，明日又不平等。何则？平等不可能之第一根原，即人类间智、愚、勤、情之先不平等也。……愚者惰者不能保其富贵，而又以自然之势至于不平等”。如果再来一次平均分配，其结果反而使人人安于愚惰，世界且因而退化”。31要解决智、愚、勤、惰不平等的问题只有靠教育发达，这不是短期内能奏效的事，既然人类有智、愚、勤、惰，就不可避免的有富、贵、贫、贱之分，“愚与惰故得贫贱，智与勤故得富贵是也。是道行则人人争为智者勤者，耻为愚者惰者；而人类间之能力，发挥无余，世界于是乎一大进步，是一暂定适宜之平等法。大抵国家之兴胜，必多少合乎是理，国家之乱亡，必多少反乎是理者也”。这是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理来解释平等的问题。‎ ‎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政治和经济地位，要求不分智、愚、勤、惰、贤、不肖，“人人出发点齐一”，共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机会均等。同时他们为了追求最多的财富，最高的地位，反对绝对平均，赞同将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来。为了促进社会繁荣维持社会秩序，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他们也主张以教育的手段帮助愚惰者转化。他们这种平等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剔除他们的利己主义，仍不失为一部分有用的思想遗产。‎ ‎　　第三，提倡法治以保障民权。‎ ‎　　在历尽艰辛，以巨大的代价争得了民主权利之后，应该如何保障它？巩固它？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曾经是资产阶级各派人土所思虑的一个中心问题。‎ ‎　　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在革命时期掌握兵权者抑制民权。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很复杂。孙中山说：“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如果抑制兵权，“则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32“然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彼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拿破仑称帝就是这种形势所造成的。君权民权的转捩点就在革命之际。因此孙中山 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在“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使不相侵，而务相维，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逮平事定，解兵权以授民权，天下晏如矣！定此关系，厥为约法”。约法规定军政府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与人民对军政府的权利义务。人民组织地方议会以监视政府是否遵循约法。各地方互相联合，共同遵守约法，孙中山认为，这样就可以限制军政府专权。‎ ‎　　这种设想虽然并不完善，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方向却是正确的，即确立法治的社会。‎ ‎　　法治的国家，“非法之所定者，不能有命令，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33‎ ‎　　法律虽然有保障民权的作用，但不是先有法律后有民权。恰恰相反，是先有民权，然后才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法律，然而“我中国之法律久为文明人所诟病，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政之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为所欲为，莫敢谁何”34‎ ‎　　所以人民要使法律能保障自己的权利，必须掌握立法权，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 孙中山还提出了五权分立学说，在三权之外，增加考选权与纠察权35，孙中山自认这是他破天荒的发明。在三权之中“立法权者为司法、行政之源”，“所谓司法者，皆实行立法者之法；行政者，皆遵守立法者之训，其权乃民权也，利民者也”36。掌握立法权的是国民、代表国民的为代议士。由代议士组成议会，制定法律。由此可以理解议会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重要性。‎ ‎　　议会是立宪国家的政治核，它的作用不仅仅是立法，它还可以决定中央大官的任免，可以使下情上达，及时了解地方的利弊，考核政教之得失；它可以审核政府财务的收支，与来年的经费预算……一切国家大事都经议会讨论，决定可否，然后施行。‎ ‎　　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许诺在他们执政后选举议员没有财产的限制，贫民同样有当选为议员的资格。他们这种言论固然是为了在革命中争取劳动人民更多的支持，然而也表明他们比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立宪派有较多的进步性。‎ ‎　　第四，倡导发挥新型政党的作用。‎ ‎　　中国古代的“黨”字是个贬义字。“黨”字是由尚字黑字组成的，所谓“党”者尚黑也，“君子不党”。与近代“党”字的意义完全不同。这种古义仍残余在人们的头脑中，影响所及“必使天下之人心冰消瓦解，绝无团体”37这是非常不利于资产阶级议会发挥它的职权作用。在立宪政体下，人民仍然不可能直接参预政事，全赖投票选举他们所信任的议员，以代表他们的意志。政党可以在普选时提出政纲参加竞选，以博取人民多数的信任，选入议会，参预政事。各个政党，宗旨不同，甚至互相攻击，互相排挤，以党的利益为重，是可谓天下之至私矣！然甲党怀私，则乙党攻之；乙党怀私，则甲党攻之。于是两党均无所容其私，“是非天下之至公者乎”！38‎ ‎　　在野的政党对政府有监督的作用，“政府苟有失策，政党必从而攻击之”，“政府以有反对者之故，必能加意戒慎，不敢冒昧开罪于人民”，“故无自由不能生政党，而无政党又无以保自由也”。39‎ ‎　　他们从西方近代的历史看到对立的政党在议会中能起相反相成的作用，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的。但是他们没有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各政党为了瓜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既会争吵也会妥协。他们强调政党是持有同一政治观点的人们在组织上的结合，标榜他们自己是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从而掩盖了政党所具有的强烈的阶级性。‎ 三、预防“社会革命”的思想 ‎　　正当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从西方学来了自由平等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在他们自己的阵营里却有人产生了怀疑。因为在民权最发达的美国、法国，有金钱有势力的人才能够掌握政权，大多数贫民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所谓民权者，实富权也。初以为民主最平等，共和最自由，殊不知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40流无数鲜血，仅为少数富民营一极乐园，尤属千古所最不平之事”。41‎ ‎　　在民主革命之后人民虽然普遍有选举权，然而“多数之贫民屈于地主一人之下，贫民衣食系于土田，而土田子夺之权，操于地主，及选举届期，贫民欲保其土田，势必曲意逢迎，咸以地主应其举，故富豪不啻世袭之议员，而多数之贫民，虽有选举之名，实则失选举自由之柄”。42‎ ‎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议会掌握了制定法律的权力，虽然比专制君主以圣旨为法律要公平，但是议员们多数是资本家，“所订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成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43‎ ‎　　如果在民主革命之后所建立的社会不过是以大资本家的压迫取代封建贵族地主压迫的社会，那末，势必要爆发第二次的革命，即他们所谓的“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孙中山在欧美考察时即觉察到了，他发现欧美各国虽然号称强盛，“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44。为了预防中国在文明发达之后，“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又成不平等的世界45，孙中山提出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46。‎ ‎　　这个法子就是“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这个法子并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祸害，这只是孙中山主观的善良愿望。平均地权实施的客观效果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列宁称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47这个问题前人已有不少文章论及，无庸赘述了。‎ ‎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解放，如果集中到一点，可以以孙中山所制定的同盟会纲领概括之。这个纲领要求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的国家，民主的“国民的国家”和幸福平等的“社会的国家”。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孙中山提出这个纲领证明了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不象欧美老牌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时代前进的阻挠者。正如列宁所说：“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伯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48。‎ ‎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种新的社会思想是在经济发展向社会提出了新任务的时候产生的。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资本显著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要求扫除阻挠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的障碍物，建立起能保障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权。在这个斗争中，他们需要思想武器以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机构和它的思想体系；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他们一方面继承历史上固有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从西方输入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这些外来思想的种子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土壤中发芽滋长了，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所努力追求的理想。虽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幻想，但是它包含着进步的内容，激发了群众摧毁衰朽的封建制度的热情和毅力。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思想批判，准备了对这个制度的武器批判，辛亥革命就是在新的社会思想与固有的反满意识相结合的推动之下爆发的。但是它没有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只是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民主共和国而已。以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封建结构和封建的思想体系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留给了后人。‎ ‎　　（选自《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 第二节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辛亥革命的爆发 恩格斯、斯大林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 ‎　　‎ ‎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648页）。‎ ‎　　‎ ‎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　　‎ ‎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 斯大林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　　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 ‎　　‎ ‎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1971年版第4页。）‎ 马克思论新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的矛盾 是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列宁论压迫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两种方法 ‎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38页。）‎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反动统治阶级 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 ‎　　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君主们不遭到外界的强大压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权和向人民的要求让步的例子，同样，也没有君主们每当可以不受制裁地违背自己的誓约和诺言的时候而仍然信守前言的例子。‎ ‎　　（马克思：《普鲁士备战》（1860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05页。）‎ ‎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 ‎　　‎ ‎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1855年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 ‎　　全部世界史、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拚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　　‎ ‎　　（列宁：《俄共（布）党纲草案》（发表于1919年2月25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743页。）‎ ‎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最后一个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相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　　‎ ‎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1962年版第12—13页。）‎ 列宁论阶级斗争 ‎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要打破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 ‎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列宁论革命形势 ‎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但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那我们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列宁论革命 ‎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 ‎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暴力 ‎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 ‎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当朝廷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唱起变法的调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上谕表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地要实行变法。上谕中说：“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这道上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各抒己见。二十七年三月初下令成立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人组成的“督办政务处”。说是为了实行“变通政治，力图自强”，所以要设立这样一个机关进行统筹考虑。七月里，下令从明年开始，在科举考试中，不再用八股文。八月初，又下令整顿京师大学堂（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在政变后继续存在），并把各地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接着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将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的头衔。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曾明令废除八股文而代之以所谓策论，把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这两件事在政变后立即被慈禧太后否定，而现在正式加以肯定了。要各省派遣留学生，这是在百日维新中还没有正式提出过的办法。‎ ‎　　朝廷在离开西安的前四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以慈禧太后 的名义发布一道文告中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又说：“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旦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这简直是发誓赌咒要实行变法了。‎ ‎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以要在这样的时刻高喊变法，首先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在看到了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变法上谕后，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样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指清朝朝廷和帝国主义列强——引者）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盛宣怀为朝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在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话明白地点出了所谓“变法自强”的新政的实质。‎ ‎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在二十七年六月间，原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为此事而发出的上谕说：“从来设官分职，惟在因时制宜。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这就是说，从此以后要一心一意以同帝国主义列强和好为最高宗旨了。十一月下旬，朝廷回到北京，它在快要返抵北京的时候，发布上谕说，一到北京后，“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除了由皇帝接见各国公使外，还要由皇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是否接受“觐见”，过去是长期引起争论的问题。‎ ‎　　总之，慈禧太后之所以要宣布实行新政，主要就是为了要在回到京城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帝国主义列强前面，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而是一个能够顺应帝国主义需要的政权。‎ ‎　　曾经作出对外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现在说是要“变法自强”，为什么不但不使帝国主义担忧，反而使他们放心呢？这是因为所谓变法自强不过是洋务派封建官僚的老调子。我们已经说过，慈禧太后虽然由于争夺权力的原故而打断百日维新，但她对洋务派的主张是并不反对的。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洋务派的封疆大吏显示出他们最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宠信。洋务派的纲领也就成为从西安回到北京的慈禧太后所遵循的纲领了。‎ ‎　　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宣布要变法的上谕重申了康有为一派的“罪行”：“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表示同康有为的变法划清界限。这个上谕中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这是说，封建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某些方法。显然，这完全是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　　响应朝廷的号召，刘坤一和张之洞这两个在长江流域首创“中外互保”的总督，在二十七年五、六月间联名发出三个奏折，当时被称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他们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育材兴学”做起，其办法就是开设“文武学堂”，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和旧式的武科考试制度，奖励到外国留学。他们又提出了“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的各项措施。他们所说的“采用西法”，无非是用洋法练兵，用开展览会等方法来鼓励工艺，以至铸用银元，行印花税票等。他们也声明，他们提出的办法和康有为的主张“判然不同”，而且“大率皆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者”。慈禧太后对他们的奏折表示欣赏，说要“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　　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也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死去。于是袁世凯与张之洞成为各省督抚中的主要人物。他们两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联名上奏，主张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们说：“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科举夙为外人垢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可见他们之所以主张废除科举考试，着眼点还是在于使封建主义的统治政权披上“维新”的外衣而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 ‎　　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前，慈禧太后是平衡地使用封建守旧派的官僚集团和更多带有买办性的洋务派官僚集团。自经此役以后，可以说，慈禧太后已经使朝廷成为洋务派的朝廷。从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这两个官僚集团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了。‎ ‎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又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机。辛丑条约的订立虽然使她逃避了从外国来的危机，但是国内的危机却显然是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商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地增长了。为了使这些阶级、阶层感到这个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弹起三年前光绪皇帝弹过的调子。‎ ‎　　‎ ‎　　（选自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间，在同立宪派进行论战的同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首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在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力量主要是当地的旧式会党（哥老会组织），但有同盟会会员在里面起了领导作用。‎ ‎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哥老会的有些头目原是已死的马福益的部下，马福益曾与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合作而被官方捕杀（第二十章第六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蔡绍南回到湖南。他们经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而同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建立了联系。魏宗铨家在江西萍乡的上栗市（在萍乡县城以北九十里，靠近湖南浏阳境），他是个富商的儿子，曾与当地哥老会交结，在明德学堂受到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刘道一和蔡绍南让他回家乡开设“全胜纸笔店”，作为联络哥老会的机关。他们把这一带的哥老会头目一百多人组织了起来，用旧式会党开山堂的方式成立了洪江会。‎ ‎　　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农民出身的龚春台，当过炮竹工人，当过兵，不识字，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头。蔡绍南和魏宗铨留在上栗市帮助龚春台主持会务。刘道一则在长沙从事对外联络的工作。洪江会的组织完全按照哥老会的传统，分设各路“码头官”。入会的人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入会的人还要宣读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又规定内口号是“同德”，外口号是“擒王”。对入会的人发给布票一张，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边写“忠孝仁义堂”，右边写“第几路第几号”，中间写上本人的姓名。票底还有四句话是：“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这一套全是哥老会的语言，但是加上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　　依靠哥老会原有的底子，又吸收了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洪江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几个月内，除醴陵、浏阳、萍乡外，其势力还发展到萍乡以东的宜春、万载、分宜。萍乡的安源有大煤矿，那里很早就有人士法采煤，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张之洞和盛宣怀向德国人借钱，进行洋法开采，还聘请了德国技师。安源煤矿的工人这时约有五千人。在工人群众中除了秘密的会党组织外，没有别的组织。有个矿工领班肖克昌是哥老会的一个头头，也是洪江会成立时的成员。在安源煤矿中有半数以上的工人渐次加入了洪江会。‎ ‎　　洪江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已有雄厚的基础，决定在当年阴历年底发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性，洪江会要造反的消息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在浏阳的麻石镇（这里正当浏、醴、萍三县交界，是洪江会的中心活动点之一），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官兵追捕时跳水溺毙。重阳节，洪江会众一千人在上栗市为李金奇设醮超度，官兵又来查拿，捉去了一个头目。那时，为运输安源的煤，已经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在铁路线所过的醴陵县，群众加紧铸造刀矛等武器的情形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十月中旬，醴陵县署派兵进行搜捕，发现了一个收藏大批武器的地窖，捕杀了洪江会众多人。洪江会在醴陵的领头人李香阁，感到形势紧迫，不能不赶紧动手。十月十九日，李香阁率领所部杀了一名俘获的县署侦探“祭旗”，仓卒地发动起义。醴陵先期发动，使总机关非常慌乱。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立即在浏阳高家台深山召集各路码头官会商对策。许多洪江会分子闻风而来，形成了一个群众大会。蔡绍南、魏宗铨因为同长沙的刘道一联系断绝，无法得到军械的供应，对于是否立即发动起义，还在踌躇不决。码头官们认为，洪江会能号召的群众为数已很多，再把当地哥老会系统的其他组织发动起来，是可以打开局面的。会议通宵进行，得不到一致决定。这时，有个洪江会头目廖叔保，集合了二三千人，举起“大汉”白旗，到麻石镇宣布造反，麻石镇农民踊跃参加。在这种情形下，洪江会的领导者不能不向全体会众发出起义的号召。‎ ‎　　起义群众迅速地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上栗市。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龚春台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和魏宗铨为左右卫统领。他们以都督的名义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 的事业。檄文历数清朝统治的“十大罪恶”，并且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这个檄文用的完全是孙中山的语言，使这次基本上依靠旧式会党的起义，取得了新的面貌。‎ ‎　　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也是大家所拥护的，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 ‎　　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枪，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两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授应长江”。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挥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虽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 ‎　　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十月底就被镇压了下去。‎ ‎　　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亲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义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败。‎ ‎　　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会匪”有“革命先锋军”的名目。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这些情形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会匪”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不少同盟会会员，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汶（指孙中山——引者）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 ‎　　在长沙的刘道一本想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但用密语写的电报都被扣发，他随即被官方捕获杀死。在湖南被杀的还有个有名的同盟会员禹之谟。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湖南办过毛巾织造厂和学校，由于积极参加1905年的抵制美货和争回铁路权的爱国运动而成为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他在这次起义前四个月已被官方借故加以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监禁在靖州。官方怀疑他是这次起义的策动者，加以种种酷刑，终于把他绞死。‎ ‎　　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出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企图组织力量，响应此次起义。但这些回国的人几乎都在各地被官方查出来了。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多数英勇牺牲，如杨卓林，他是小贩出身，又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这次回国后想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却在上海结识了两个由端方派出的冒充会党头目的密探，他被骗到扬州遭捕后，表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立场，因而被杀。‎ ‎　　这次短命的起义，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领导，或至少是与他们有联系的第一次起义。在这次失败的起义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虽然表现得很英勇，而且努力从下层群众中寻找可靠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是艰苦地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仍然只能依靠现成的旧式会党组织，在这点上，这次起义在以后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是有代表性的。‎ ‎　　‎ ‎　　（选自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关于《宪法大纲》的记述 宪法大纲 亦称《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保持封建专制制度而颁布。共二十三条。分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允诺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但又借“预备立宪”为名，在九年之内不予实行；另方面仍规定保留君主专制特权，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法律议案须经皇帝核准施行，人民自由可以诏令限制，宣战、媾和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 ‎　　‎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　　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十四镇，二十协（清朝新军的编制：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一镇含二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经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当过炮兵军官而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新军中的官兵参加革命。预定的计划是在宣统二年正月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还有东、西江和潮、汕方面的会党力量的配合。但是在起义日期还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有一部分新军在阴历新年时因细事和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不得不率领这部分大约一千多人的新军仓卒地宣布起义。他们进攻省城，对抗两广总督袁树勋调集起来的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有的已报名参加同盟会的军官却站到了清朝方面。经过两天的孤军作战，倪映典战死，参加起义的士兵死伤和被捕的共三百余人，其余的溃散，有些逃散到了香港。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九次之失败”。‎ ‎　　这时，孙中山在美国的旧金山，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就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他和黄兴等人相会。孙中山描述当时大家的情绪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振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为了使这次起义不致再遭失败，他们以为，最关紧要的问题就是筹足经费。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力量和最近一次依靠新军力量都不行，所以这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五百人——后又增加到八百人——作为“选锋”，也就是做起义的基本队伍。‎ ‎　　孙中山又到美国向华侨募款，结果从南洋各地和美国的华侨中为此次起义共募集了近二十万元的经费。黄兴等人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统筹部”，作为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被推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赵声（赵伯先）考中过秀才，又学过点军事，曾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团长），与同盟会有联系。前面说过1907年郭人漳同他都奉命率部到钦州、廉州压制当地的民变。孙中山在那时发动起义，曾指望他们响应，他们都没有遵守约言。在那一事件中，郭人漳固然是玩弄两面派手段，赵声的态度也不是坚决的。后来，由于受到郭人漳的排斥，赵声不能继续在广东军队中立足，离职流亡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他还有一些旧部下听从他指挥，所以他在1910到1911年间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组织的起义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他们的起义计划是由那八百名“选锋”在广州城内首先发动，占领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等重要衙门，取得城内的枪械，然后打开城门，引进驻扎城郊的新军。他们还设想，在占领了广州后，将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虽然为准备这次起义，也进行了在新军和巡防营中的联络工作，进行了广州外围各地的会党力量的联络工作，以至还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要那里的同盟会会员们准备接应，但是被视为成败关键的是那八百个“选锋”。黄兴、赵声和其他几个预定在行动中分别担任各路指挥的人，各自召集自己认为最可靠、最勇敢的人充当“选锋”，把他们临时从广东各地和从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从南洋各地召唤到香港。为了使他们能进入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许多机关。起义的经费，主要的是用来在国外各处购置枪械偷运来武装这八百个选锋。‎ ‎　　以一群外地来的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这本来已是军事冒险的性质，而事实上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实行了起义计划的又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人。整个起义工作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发难的时间既一再改变，临时担任各路指挥的有些人又主张延期，已经到了广州的几百个“选锋”中大部分退回香港。黄兴这时在广州城内，他认为在这紧要关头，敌方已经有所发觉，戒备越来越严，如再延期，无异解散，又重新决定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香港方面的人接到消息，再赶到广州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在这天下午五时半，就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六十多人突然发动，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袭攻两广总督署。‎ ‎　　起义部队攻进了只有少数卫队防守的督署，但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出了衙门，转入水师行台。他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这些起义的英雄。黄兴把他的部下分成三路，企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参加起义的力量相会合。他们在城内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被打散，成为人自为战的局面。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看到形势无望，化装逃走。黄兴本人就是当天晚上受了伤后躲藏起来，逃出广州的。有少数人，在起义的第二天还分别地和敌人进行巷战。‎ ‎　　另外有几支“选锋”，如陈炯明、姚雨平所率领的队伍，虽然已经到了广州，却袖手旁观，从黄兴事后所作的报告书来看，显然不仅是因为指挥联络不灵，而是因为这几个指挥者怯懦动摇的原故。赵声所部有一百五十人，起义时绝大部分还在香港，赵声在三十日才到广州，这时黄兴的起义已以失败而告终了。‎ ‎　　‎ ‎　　参加起义行动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很英勇。被俘的人，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喻培伦等，从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材料来看，是坚贞不屈的，他们都被杀害了。事后有人将死于此役的七十二人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但实际上，牺牲的人不止此数。‎ ‎　　‎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国内的有些地方，革命派进行着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武汉的情形就是这样。‎ ‎　　前面（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提到，武汉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过用科学补习所名义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因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没有发动起来的起义的牵连而停止活动。科学补习所的主要成员是当地新军中的士兵，也有一些学界的人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时在湖北省编成了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有些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投入新军，如张难先、胡瑛当了第八镇的工兵营士兵，刘静庵到黎元洪部下当文书。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 ‎　　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后来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日知会本来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教徒阅读报纸的机构。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1875－1911）在1905年当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和他的一些革命同志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传布革命书报，开会讲演。他们的秘密组织也用日知会的名义。他们仍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1906年孙中山派了几个同盟会会员和一个法国军官到武汉，日知会会员们集合欢迎，因此引起了官方的警觉。这年秋天，湘赣边境萍乡、浏阳的起义发生后，同盟会派到湖北策划响应的人同日知会联系。因此刘静庵被捕，死于狱中。还有几个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捕。日知会的活动就此中止了，但它在新军中散播的革命种子仍在暗暗地发芽成长。‎ ‎　　到了1908年夏天，一些有革命要求的兵士发起组织“军队同盟会”，虽然开了会，但没有正式成立。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整个局势发生动荡。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就在这时成立了一个名为群治学社的组织。1910年，这个组织又改组称为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只写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讲求武学”为宗旨，但实际上是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　　从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历时两年的活动中，可以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同盟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广东虽然也抓新军的力量，但一般只满足于把几个军官吸收到革命组织中来，以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能把士兵们带起来了。而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却是直接组织兵士。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被推为振武学社社长的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他是湖南人，先在湖南当兵，因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而被军队革除，1908年到了武汉，又在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中当兵。群治学社成立时特别做了一条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杨王鹏由士兵升任一营左队司书生，因而和队官潘康时接近，潘康时成为破例吸收入社的军官，而他不过是个排长。第二，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都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所以当时有人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群治学社在1910年曾作过发动起义的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这个消息在湖北被误传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长沙的原故。当他们发觉消息不确时，立即停止行动计划。虽然有几个领导人仍因此在部队中站不住脚，但整个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改组为振武学社后，他们更加强了组织的严密性。振武学社的主要人员是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黎元洪渐渐有所察觉。杨王鹏在1910年冬天被革除出军队，他离开了武汉。但整个组织也仍能保存着。第二年阴历的新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　　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蒋翊武（1885—1913年）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同他的同志刘尧澂一起到湖北，与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并一起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参加了振武学社的工作。王宪章（1885—1914年）是贵州人，初时曾想花钱捐个县官，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国家办好事，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听说武汉新军中颇有些志士，便投入张彪所属的第三十标当兵。文学社继承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传统，在军队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社员。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了它的成员。参加文学社的也有军队以外的人，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在争路风潮中被捕没有影响到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后他才得到自由。‎ 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1908年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停顿了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这时，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参加并在各地同会党联系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它把有些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至现在还参加文学社的人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新军各标营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为此它们之间虽然互通声气，但也发生了些磨擦和争吵。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觉得，要发动起义，还是需要同文学社合作。‎ ‎　　1911年初，同盟会在准备发动广州的起义时，派人到长江流域各省策动响应。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也跃跃欲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它派人到武汉，既同那里的共进会联系，也同文学社联系。但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提出一般号召，并没有比较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 ‎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下发动起来的。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为了发动起义而商谈合作，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他们“首先比力量，争领导”，很难谈得拢。共进会方面，打着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人的招牌，又有较多的经费，实际上是以合作为名想吃掉文学社。文学社方面，对此显然有许多顾虑，社长蒋翊武曾向同社的人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 ‎　　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这两个组织在宣统三年七月里（1911年8月）决定合并起来。八月初三日（9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一说其名义是临时总司令），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在共进会单独准备起义时，曾预定刘公担任湖北省都督。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家庭富有，共进会在武汉的活动经费就是靠他提供的五千两银子。孙武，湖北省武备学堂出身，当过军官，参加过1900年唐才常的起义，又到过日本。他原名葆仁，在湖北从事活动后，改名为武。‎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官方加强了戒备。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位于汉口俄国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起火。俄国巡捕闻声来搜查，炸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的人逃走了，机关内的文件都被巡捕搜去。同这个机关相邻的刘公住的房子也连带遭到搜查，刘公自己逃掉，他的妻子、弟弟和其他若干人被捕。俄租界捕房立即把搜查到的东西和被捕者送交清朝官方。在武昌的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负责军事的人当天知道了这个情形，十分紧张。他们感到如果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各标、各营的同志，在当天夜里十二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时发动起义。但是给中和门外炮队的命令没有传达到。炮声未响，起义也就没有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蒋翊武所在的机关遭到军警的袭击。蒋翊武和其他若干人逃脱，但又有多人被捕。‎ ‎　　在被捕者中间，刘尧澂（和蒋翊武一起投军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骨干，在这以前，他曾到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彭楚藩（也是知识青年，进过宪兵学校，因而当了宪兵，他先后参加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并为共进会吸收为会员）、杨宏胜（出身农民家庭，由绿营兵士而进入新军第三十标，是文学社社员）这三个人当夜受到审讯，坚贞不屈，在十九日早晨被杀。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澂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三十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澂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瑞澂在十九日向朝廷报告这次事件，说是“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即时扑灭”。他没有敢报告新军中的情况，他以为起义的行动及其领导机关已经粉碎，新军中的兵士们的问题不难逐步解决。‎ ‎　　清朝官方没有料到，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里，武昌城内外的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兵士们自己发动起来了。‎ ‎　　张彪统率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一万八千多人。这时已有一部分兵力被调到四川（为镇压四川的保路军起义，清廷派端方入川，第八镇所属的第十六协大半为端方带走），又有一部分兵力分驻在湖北省外县和汉口、汉阳等地。在武昌的兵力有十四个营，分驻城内外，约七千人。其中参加文学社等组织的约有三分之一；有的营，如第八镇所属的第三十标的两个营，多半是满洲兵，革命力量很小。十九日白天，各营中纷纷传说，瑞澂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张。就是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 ‎　　到了这天晚上，驻在中和门内的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首先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较多，他们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其他军官不敢拦阻。士兵们夺取了营房中的弹药，一哄而出，到了附近的楚望台，这里设有储藏枪炮子弹的军械库。驻防楚望台的本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逃走了，因此军械库轻易地为起义士兵所占领。起义的士兵有三百多人，其中多数本未参加革命组织，在占领楚望台后，他们议论纷纷，秩序很乱。熊秉坤虽然在革命组织中有营代表的名义，但是掌握不了局面。有人把事变发生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了出来。兵士们，特别是临时参加的兵士们要求吴兆麟当总指挥。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的干事，但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熊秉坤等人只得顺应多数兵士要求有一个军官来指挥的情绪。这样，吴兆麟就成了起义军的指挥。他命令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驻扎的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去同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联系。这时，在城外的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兵营和辎重兵营中也有一部分兵士发动起来，他们有七十多人设法进了城来到楚望台。接着，属于第八镇的城外的三个炮兵营的几乎全体兵士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各一百多个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近百人，知道了起义的消息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了楚望台。特别是炮兵营的兵士们拖了三门大炮进城，参加起义，更使军心大振。‎ ‎　　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在楚望台的炮声响起来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更多的士兵参加起义了。新军的营级以上的绝大部分军官都感到自己部队内部不稳，为保全性命，各自离营躲避。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开始时还企图组织镇压，并且亲手杀死了一个进行联系的革命士兵。到了楚望台炮声响起来时，他看到自己在武昌的部队有的已经起义，其余他也控制不了，就躲到一个参谋的家里去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军部队都参加了起义，有一部分仍在反动军官控制下，有一部分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直到天明时，参加起义的部队为数共约二千人。湖广总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制兼巡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等官员听到兵变后，立即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且组织可靠的兵力保卫督署，会剿造反的士兵。‎ ‎　　起义军队由于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吴兆麟实际上只能指挥工程兵第八营），进攻督署开始时遇到挫折。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炮击中督署。吓破了胆的瑞澂和铁忠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上了长江上的一只兵舰。张彪仍然在他的司令部里继续顽抗（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相邻）。起义士兵经过三次反复进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渡江逃到了汉口。藩台的衙门也差不多同时被士兵占领。‎ ‎　　这样，经过一夜，至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的士兵们掌握中了。‎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十二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起义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这些省分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朝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方面。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复杂情况将在下一章内叙述），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不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存在了。‎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三节 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和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马克思、恩格斯论法 ‎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8页。）‎ 毛泽东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 ‎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　　‎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7页。）‎ 列宁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　　‎ ‎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　　‎ ‎　　（列宁：《论两个政权》（发表于1917年4月9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　　‎ ‎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　　‎ ‎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 马克思主义革命必须摧毁旧的上层建筑 ‎　　‎ ‎　　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 ‎　　‎ ‎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58年10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8页。）‎ 毛泽东论辛亥革命的性质 ‎　　‎ ‎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 ‎　　‎ ‎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列宁论领袖 ‎　　‎ ‎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　　‎ ‎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毛泽东论帝国主义绞杀中国革命 ‎　　‎ ‎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革命的敌人和朋友 ‎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列宁论社会变革成功的条件 ‎　　‎ ‎　　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 ‎　　‎ ‎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354页。）‎ ‎(3)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虽然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却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 ‎　　通过辛亥革命这一场剧烈的阵痛，没有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是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地度过了的。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 ‎　　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1。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具有他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弱点的原故，是由于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和坚强的领导，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原故。人民，首先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失败中受到了教育。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讲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节选)‎ ‎　　——同盟会与辛亥革命 ‎ ‎　　在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建树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虽然没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直接参与，但无论是文学社还是共进会，都一直以孙中山为革命的领袖，在同盟会革命精神的指导下进行活动。湖北军政府建立后，即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发布过布告。1各省独立和起义的策动者多是同盟会 员或与同盟会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而且，各地的起义在宣言或文告中无不有“驱除鞑虏”和民主共和的词句或内容。这说明同盟会的纲领是整个辛亥革命的指导纲领。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其基本原则与政治制度均出自同盟会于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临时参议院中都占有优势，掌握了实际权力。在同盟会的主持下，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扫荡专制余毒，实行民主政治。这些法令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权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孙中山后来曾说：“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这是对辛亥革命中同盟会作用与地位的恰如其分的总结。 ‎ ‎　　但是，在这样一场革命风暴中，同盟会又表现出了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与辛亥革命的失败息息相关。在迅速到来的反清起义高潮面前，同盟会既缺少思想上的准备，也缺少组织上的准备，更缺少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取得彻底胜利的统一的战略方针及步骤。绝大多数同盟会员十分担心帝国主义的干涉，也惧怕下层群众自发的斗争引起“暴乱”，因而希望把革命压缩到尽量短的时间内，只要推翻了清王朝，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制度，就认为是大功告成。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武昌起义后附和革命的旧官僚和立宪党人缺乏应有的警惕与正确的政策，相反却被这种“咸与维新”的景象所迷惑，致使不少独立省份的政权落入了这些人手中。在那些由同盟会掌握政权的省份地区，一些同盟会员由于地位的变化，也迅速地右倾，甚至蜕变为新的权贵官僚。在封建统治的基础尚未被清除的时候，他门却开始镇压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这一切都为革命的结局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 武昌起义后不久，清王朝的政局有了重大的变化。在帝国主义的扶殖下，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控制了清政府的实际权力。他利用南北对峙的形势，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目的在于将革命果实窃为己有。帝国主义为袁世凯助威呐喊，向同盟会施加压力，革命阵营中的立宪党人则与袁世凯暗通声息，唱和呼应。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与立宪党人的影响下，同盟会中的妥协倾向占了上风。一些人惟恐袁世凯成为第二个曾国藩，认为只要他表示拥护共和，就可以将总统的职务让予。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于汉口召开的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上，就已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议。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以妥协为基调的南北议和也已经开始。同盟会中的妥协潮流并未因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受到遏制。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许多同盟会员“期期以为不可”，同盟会的“内外员主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议和”，就连黄兴这样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也认为：“假如若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主张让位于袁世凯，以换得共和制度的早日实现。2在妥协浪潮的压力下，孙中山对议和与让位虽心有不甘，但也无法坚持，只能步步退让。 ‎ ‎　　与此同时，同盟会组织上的分裂与思想上的涣散也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发展。同盟会虽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未能达到组织与思想上的真正统一。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权利观念、宗派主义在内部很快膨胀起来，思想上的分歧公开化，并迅速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与对立，形成“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的严重涣局面。以章炳麟为首的原光复会一些人公开从同盟会中分裂出去，而与立宪党名流合组了中华民国联合会。高唱“革命军兴、革命党销”，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孙武、刘成禹等人则拥戴黎元洪，与旧官僚、立宪党人一起组织了民社，公开对抗同盟会，为武昌起义后形成的湖北集团争权夺势。即是那些没有别立门户的同盟会员，也多是各行其是，“只求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精神，……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悉置诸脑后，视为理想难行”。3组织上的分裂与思想上的涣散，使同盟会的战斗力和革命精神迅速退化不可能将反清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 ‎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给袁世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4月2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同盟会政治上的软弱妥协和组织上的分裂涣散，使革命成果付诸东流。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孙中山后来对此也有评说：“……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扶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不致为其所乘”。这又是对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及其严重后果和深刻教训的切乎实际的总结。 　 ‎ ‎　　（选自朱建华主编：《中国党派百年风云录》，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 ‎ 简析南京临时政府 ‎ ‎　　唐宝林 郑师渠 ‎ ‎　　从临时政府部长的名单看，同盟会员出身的仅占其三（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或旧官僚。但是，孙中山根据“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更重视各部次长的人选。在他任命的9名次长中，除海军次长汤芗铭外，都是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同时，非同盟会出身的部长多不在南京供职，程称病居上海租界，从未到部；张、汤也仅一度就职，后即出走上海；伍兼议和全权代表，不能管部务，陈专管供款，也常居沪上。所以，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时人有“次长内阁”之称。部长主事者仅黄、王、蔡三人而已，而黄兴“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1‎ ‎　　同日，代表会还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月28日作为立法机构的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在40余名议员中，同盟会员占了3/4以上。 ‎ ‎　　由上可知，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吸收有立宪派、旧官僚参加但主要权力掌握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 ‎ ‎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曾宣告说：“临时之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吾人在政府建设中，当一以贯之，保持“革命之精神”。 ‎ ‎　　南京临时政府仅存3个月，但它所发布的政策、法令及其领导者自身的作风，业已说明这个政府确实体现了民主革命精神，是一个革命的政府。 ‎ ‎　　其一，政治方面。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宪法的性质，它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之别，一律平等；享有人身、居往、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力图清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和丑恶的社会现象，这包括：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赌博，严禁种、吸鸦片，禁止刑讯体罚，保护人权，禁止买卖人口，禁绝贩卖猪仔，保护华侨；改变官厅上下级之间、人民之间的称呼，以示平等；废止跪，改行鞠躬礼；文官考试，整顿吏治，选贤任能等等。 ‎ ‎　　《临时约法》主要是依据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定的，自有其局限性。上述具体的法令政策，有的实施了，有的也仅为具文；但重要在于，它们在明确否定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民主与进步提供了新的取向，令人耳目一新。 ‎ ‎　　其二，经济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就是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有经营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这项规定使生产力从清朝封建国家的专制桎梏下解放出来，有力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临时政府还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法令，以鼓励人们兴办实业。 ‎ ‎　　其三，教育方面。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规，积极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继续开学，奠定了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基础。例如，它规定，以前的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小学废除读经，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废止。同时重视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还探讨了教育方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他强调五种教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他的见解对其后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　　其四，新闻政策。最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了一个《暂行报律》，对报界约法三章，规定较严，结果受到新闻界强烈反对。孙中山知道后亲自过问，也以为上述报律违反了言论自由的原则，特饬令内务部宣布无效。他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折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复见于今，其无谓也。”2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言论自由”的原则，它打破了清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对于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营造民主氛围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 ‎　　其五，政府的作风。临时政府的新气象，尤其是大总统孙中山的民主风范，同样鲜明地突现出了其自身的革命性。 ‎ ‎　　当时由于财政困难，临时政府内部实际上是实行供给制。上自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未规定支付薪金，每人只发给军用券30元。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后，有人前往祝贺，正赶上这位总长自己在洗衣服，官员的简朴，由此可见一斑。旧官僚出身的财政总长陈锦涛不能适应，对秘书胡汉民说：’我虽然是部长，还不如前清的司员来的体面。”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曾在总统府住了两天，他也大惑不解地说：“连大总统都没有专用的洗手间，确是奇闻，而孙先生在海外生活了二十余年竟也能习惯，更县不可思义。”3‎ 加之规定上下平等，取消老爷、大人一类封建称呼，取消跪拜礼，改革服饰等，这些都使临时政府机关与封建旧衙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确实代表了一种新气象、新风尚。原为总统府秘书的李书城回忆说：“孙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时，扫除了中国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的恶习，也减除了一些官僚式的繁文褥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着同样制服，这种制服以后称为中山服，流行至今。孙先生的生活非常简单朴素，很平民化。他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的横幅赠给同志。孙先生以亲身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一种新时代的风气。”4 ‎ ‎　　作为大总统，孙中山的民主风范，尤令国人耳目一新。 ‎ 孙中山始终不忘自己是“国民的公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1月1日晚，大总统就职典礼结束后，继开夜宴。宴毕，夜已深。各代表辞归，总统亲送出大堂。代表请总统止步，孙中山说，“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人民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终在阶下握手而别。这不是客套，于些微处见精神。 ‎ ‎　　总统公务繁忙。一天，一位姓萧的老人特地从扬州来到南京，想瞻仰大总统的丰采，看看民主的气象。工作人员十分为难。但孙中山知道后说，“好，你请他进来，我很愿意接见他”。工作人员将老人领到了孙中山面前，对他说：“这就是大总统。”孙中山含笑起立，正准备和他握手，老人已放下手杖，跪下去对着大总统恭恭敬敬地行起从前见专制君主的三跪九叩首的旧礼节来。孙中山连忙拉他起来，请他坐下，亲切地和他谈话，最后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中山说：“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一样。”老人告辞，孙中山送到办公室门口，又吩咐身边的人叫部车子到总统府来，送他回旅馆。老人高兴极了，笑着说：“今天我总算是见到民主了。” ‎ 孙中山不仅谦逊，更可贵的是大公无私，所以能做到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章炳麟是著名的学者和革命党人，但是他对孙中山有偏见，辛亥革命前曾在东京一再掀起“倒孙”风潮，弄得满城风雨。这时对孙依然耿耿于怀。但孙中山不放在心里，仍提名他为教育总长，后因多数代表反对未获通过，又聘其为枢密顾问。不过对他的哥哥孙眉却不同。孙眉原为檀香山的资本家，为支援革命曾不惜倾家荡产。1907年迁居香港九龙后仍从事革命活动，是一个对革命有功的人。1912年2月，广东都督陈炯明辞职，广东党政军民各社会团体先后给孙中山发来百多封电报，要求任孙有为广东都督。但孙中山不赞成，以为其兄不足以胜任。孙眉本人对此想不通，去信质间，孙中山回答说：“你是我大哥，家里的事，我可以听你的，国家的事，可就不能随便。”5孙中山廉洁奉公在当时传为美谈。 ‎ ‎　　当然，南京临时政府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未能提出鲜明的反帝纲领，也忽略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未能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纲领，对旧封建官僚体制也缺乏认识，以至作了妥协。这可以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去说明。这不应当影响我们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府这一更为本质的所在。 ‎ ‎　　（选自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论辛亥革命的性质 ‎ ‎　　刘大年 　　 ‎ 一 ‎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60年，中国资本主义己经初步成长的社会条件下面。资产阶级尽管很幼弱，但它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成熟的力量，足以使自己扮演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脚色。 ‎ ‎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国内外学者一直在研究。但至今仍缺少全面讲这个题目的著作。我们只能举出部分或个别统计资料，从中看出一般趋势。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统计资料选辑》，从1872年到1911年间，中国资本（包括早期的官办、官督商办）设立的矿冶、机器、纺织、食品和其他工业、厂矿，共521家。1894年以前，即中日战争以前22年间设立的74家，1895年以后，即中日战争结束到辛亥革命的16年间设立的447家。后面16年达到了前面22年的6倍。1894年以前，各年设立的厂矿资本总数，只有1878、1889、1890、1891、1892、1894等年份在100万元以上，其他都只几万元，几十万元。1895年至1911年间，各年设立的厂矿的资本总数，只有1901、1903两年为几万元，其他都在百万元以上。1905至1908年，分别为1000万元至2000万元1。又如棉纺织这一个行业，1890年，中国资本第一家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办，1895年，投入生产的7个厂，纺锭174564枚，布机1800‎ 台；同时，正在筹建，定于1895年以后开车的3个厂，纺锭88614枚。1896年至1913年的17年中，开办华资厂16家，中外合资的3家，纺锭484192枚，织布机2016台，织机增加12％。资本数额，估计1895年以前，只有9862千两，1913年达到26232千两，即增加了166％2。从这些材料远不足以看出整个轮廓，但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不仅确实在进行中，而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也确实出现了一个初步的、小小的发展浪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虽然很幼小，但它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阶级。 ‎ ‎　　无须乎论证，与民族资本主义相比，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占绝对优势。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规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就包括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民族资本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初步发展的条件下，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那种单纯的农民反抗运动，就永远成为过去了，而无产阶级这时又处在自在的阶段。民族要求独立，资本主义要求发展。于是，发动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的任务，就不得不落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肩上。这就是辛亥革命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头一条恨据。 ‎ ‎　　西方一些著作在叙述辛亥革命时，极力避免谈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个崭新的事实。那些作者到处寻找辛亥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总没有发现它。有的怀着皮毛之见，搬出些最一般而理由，例如水旱灾荒，“盗匪活动”，人口膨胀等，来说明这场革命发生的背景。他们以为中国每一次革命背后都存在着人口问题。这次也不例外。太平天国革命、其他“叛乱”以及天灾流行，对人口的增长不过暂时阻止而已。人口密集省份向边疆地区移动，以及沿海人往海外谋生，也无济于事。据说1885年至1911年，中国人口总数自3.7亿多人增加到4.3亿多人。因此，到1911年的时候，人口对于食物供应的压力已十分沉重；同时，由于1910至1911年饥荒的情况，就为一个大规模的革命准备了条件3。有的作者承认西方与发生这场革命有关，说清朝正在接近它的末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则并不清楚。西方的“进入”影响革命，改变了历史上从秦汉、隋唐往下那种改朝换代的模式。至于西方“进入”的内容怎样，其中固然有外国在华传教、经营商业、银行贷款等等，而主要的是“新思想来了”，使人们要求用共和国代替帝制。他们的议论，集中起来，就是不承认辛亥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侵入，封建经济破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条件下发生的，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个根本矛盾。一望而知，这类说法有意无意起着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作用。 ‎ ‎　　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存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这是谈论近代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当然也是确定辛亥革命性质的出发点。或者有人怀疑，突出资本主义，难道不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吗？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讲，黑暗落后、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应当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使全民族的提高依赖于它的提高，使其他革命阶级的发展依赖于它的利益发展和演进。这个阶级的利益，在当时应该成为民族的利益，而这个阶级在当时则应该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距今70年以前，可以充当这个阶级、发生这种作用的，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其他阶级。问题在于中国资本主义太弱小，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强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两大敌人面前，表现虚弱无能。它没有等到克服面前的障碍，就设置了新的障碍，没有等到发挥自身的先进本质，就暴露了自身的狭隘本质；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形势给它提供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自己的所作所为很快葬送了这种可能性。它没有可观的力量去消灭现状，改变现状。最后是用庆祝胜利的词藻，来宣告了斗争的真正失败。但历史发展规律并不是不起作用的东西。实际的力量是一回事，资产阶级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必定要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又是一回事。辛亥革命无论如何是资产阶级为改变民族现状所发动的最重要的一次冲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既然是确定不移的，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就是确定不移的。 ‎ 二 ‎ ‎　　资本主义一出现，资产阶级内部就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分裂为不同利害关系的集团。它们各自按照自己利益的需要展开活动。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成员，完全不同于农民战争的领导人物，也有异于戊戌变法 那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与革命派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中国资产阶级中，有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一部分，有中小生产者、富有革命要求的一部分。辛亥革命运动主要地是代表中小生产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最善于反映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 ‎ ‎　　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谁来革命？1901年以后的革命书刊上，陆续讨论、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作者称统治阶级为“上等社会”，称劳动群众为“下等社会”，而把他们自己列为“中等社会”的代表者。例如《游学丛编》上说：“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杨笃生《新湖南》上说：“诸君（指中等社会）在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杜会之替人也。提絜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惟诸君之责。”陈天华说：“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那时就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大事可成4。那末，何谓“中等社会”呢？《新湖南》上说：“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鸠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唯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湖北学生界》上说：统治阶级顽钝腐败，“位置之上于学生者无望矣”；下等社会的人没有知识，“位置之下于学生者更无望矣”。“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只有他们能够肩负起挽救中国的伟大责任。《苏报案纪事》上说：“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章太炎对这个问题也集中讲过。他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强盗有力量，秀才没有力量；强盗仰攀不上官府，秀才仰攀的上官府。所以强盗起事没有依赖督抚的心，秀才就有依赖督抚的心。前此数年，遍地是借权的话。直到如今，讲革命的也想借到督抚的权，好谋大事。这真胡涂得搅。颇有人说，学界中人不如会党，会党中人不如强盗。依兄弟看来，知识高下且不说，但强盗从没有靠官造反的心，会党略有数分，学界中人更加数倍。论他志气的下劣与自信力的薄弱，较之会党强盗，不免有些惭愧。……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从今以后，我汉人兄弟，请把依赖督抚的一念早早打消。但想当兵，不要想当奸细；但想做将士，不要想做参谋；这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何必怀着那下劣心思，为会党强盗所笑呢？”5孙中山早在1904年发出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里，就对可能参加革命的人作过阶级分类。他说：“这种欢喜革命思想的中国人，可以粗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人数是在三个中最多，容着因官厅的压迫而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生活的。第二，就是一般用激进中伤手段，而打倒满人的。第三，那就是运用高尚的思想和超绝的理想，来从事鼓吹的人们。这三种重要分子，都以有力而爽快的方法，分头合作，所以最后必定能达到所希望的结果”6。孙中山无疑是把自己和他的许多同志列在这第三个“阶级”里面的。“自居于士类者”、“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学生”、“秀才”、“学界中人”、“平民”、“运用高尚的思想和超绝的理想”者等，说法不完全一样，基本意思是一个：革命领导者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 ‎　　事实也就是这样。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兴中会主要在华侨中活动。会员279人中在国外经商和从事其他职业的219人，占总数的78％多。在这些人中，商业和农业资本家133人，占48％。学生和小资产者58人，占21％，工人54人，占19％，会党活动分子34入，占12％7。知识分子不占主要地泣，资本家却引人注目。同盟会成立，革命知识分子显著增多。据极不完全的材料，1905、1906、1907年加入同盟会，现在可以查出本人成分的379人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为绝大多数。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帅、医生8人，各占2％多一些。资本家、商人6人，占1％多一些。贫农1人，占不到1％8。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66人（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末永节3名日本人除外）9，目前能查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十几人中，有华侨商人、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塾师、官僚等；他们本人的成分除商人1人，全都是知识分子、留学生10。组织、领导武昌起义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领导的基层组织的情况。文学社社员3000多人，现在知道的97人中，新军士兵80人，占81.6％，新军排长4人，新闻工作者5人，中学生4人，陆军学生2人，留学生1人，农民1人。共进会会员2000多人，现在知道的169人中，新军士兵87人，占51.4％，新军排长4人，陆军学堂学生27人，中学生22人，留学生8人，新闻工作者2人，中、小学教师3人，商人5人，资本家3人，会党5人（新军士兵和知识分子加入会党的在外），家庭妇女2人，铁路稽查1人。同盟会成员中的商人、资本家，知名的有钟明光、许雪秋、禹之漠、沈懋昭、梁钟汉、熊晋槐、周增、卞鼐、税联三、税钟麟、余照常等11。禹之谟做过长沙商会会长、教育会长，戊戌变法以后倾向革命。1903年在长沙开办毛巾工厂，一度留学日本。1906‎ 年夏天，陈天华遗榇归葬湖南，禹之谟发动长沙学生举行丧礼，上万人游行送葬。反动派寻找借口，逮捕他入狱。萍乡、浏阳起义后被杀害。许雪秋潮州人，经商南洋，富于资财。1904年回到潮州，捐道员头衔，又承办潮汕铁路部分工程，招收工人，准备起义。1905年以后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委任他为中华民国东路军都督。1907年他领导了潮州黄岗起义。沈懋昭经办上海信成银行，上海起义中起过作用。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协助孙中山联合华侨资本家，组建中华银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倾向革命的其他成员，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力量。列宁说，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是一个上山的阶级。列宁的话，对于说明这个力量，是很深刻，很形象的。 ‎ 三 ‎ ‎　　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为根据，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以号召群众。他们的纲领、口号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和利益。孙中山多次讲，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从欧美传进来的。但辛亥革命的发动者，与欧美革命的资产阶级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面。中国资产阶级带着先天的软弱性，所以革命派采用西方学说时又表现了自己的特点和弱点。下面着重分析其纲领的性质。 ‎ ‎　　同盟会总章第二条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军政府宣言》写着：今日革命与前代不同，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应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宣言》解释“平均地权”的含义说：“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同盟会纲领的内容是三件事：一，推翻清政府；二，建立共和国；三，平均地权。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里，把它们归纳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仅主义、民生主义。《民报》第三期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加入维持世界和平、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新事业，补充说明了革命派对外国和世界事务的态度。三大主义每一条都明确地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检阅一下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问题。 ‎ ‎　　关于民族主义。 ‎ ‎　　民族运动有各种各样。历史条件，阶级内容不同，民族运动的性质也因之不同。资本主义成长、对外扩张，世界上跟着形成两种国家，两类民族。一类，宗主国，压迫民族；一类，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扫清资本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时，领导过自己的民族运动。那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前，本地资产阶级要反对封建势力、外国侵略势力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也必定要从事自己的民族运动。这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又一种。同盟会纲领、孙中山的民族问题学说、民族主义，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同盟会纲领里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强调了国内民族矛盾、反封建的一面，没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民族矛盾的一面。但革命派的宣传、解释中对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民族矛盾的一面，有鲜明的阐述。孙中山、革命派的其他一些人，都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 ‎ ‎　　革命派并没有以反满为唯一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反满，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由此可以看出，同盟会纲领、孙中山的民族问题学说、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民族主义。它反映着全民族的要求，指出了历史前进的道路。 ‎ ‎　　对“驱除鞑虏”的强烈主张怎么着待？推翻清朝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只有一致，并无矛盾。1903年，孙中山在一篇《驳保皇报》的文章里，就集中讲过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清政府是外国鹰犬，中国“欲免瓜分，必先倒清政府”。著名的宣传家陈天华 在《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里也把为什么反满的道理讲得极为透辟。他反复申述：清朝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其实是外国人的政府。“朝廷固然是不可抗拒，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也就是说，人们反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人民打倒了清朝统治，就是打击了站在清朝统治者背后的帝国主义。革帝国主义的命，必须同时革封建主义的命。二者相联，不可分割。在这个意义上，反满斗争属于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一翼。当然，资产阶级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革命派中许多人抱着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观点，极力把从西方输入的民族主义，变为反满主义、种族主义，那除了表明中国革命中有满汉矛盾这个特殊问题，还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严重的落后性、软弱性。 ‎ ‎　　关于民权主义。 ‎ ‎　　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人权，与封建制度相比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权作为政治纲领首先来自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被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通过按照18世纪启蒙学者“天赋人权”思想制定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其中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因此把它当做普遍原则接受下来，写在自己的旗子上，一去进行反抗压迫，争取统治权的斗争。辛亥革命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它们采用这条原则作为自己的纲领，说明它们是以历史上同类进步事业的继承者自居的。客观上也应当给以这样的评价。 ‎ ‎　　民权或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我们说是资产阶级口号，是指它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过不少著作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详细分析了人权观念形成的过程以后，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12列宁反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说：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把集会自由叫做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13。平等问题也是一样。列宁尖锐地问道：“被剥削者能同剥削者平等吗？”他指出：“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民主共和国和现代的平等是谎言，是欺骗，因为在那里没有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14。因此，“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是而且从来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15。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不因为它与封建制度相比具有莫大的进步性，就足以掩盖、减少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表现的狭隘、残缺不全和对穷人、被压迫者的虚伪性，欺骗性。 ‎ ‎　　历史充满了这类事实。美国宪法最先承认人权，与此同时，又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法国革命中，1791年6月，制宪议会通过《霞不列法》，宣布一切工人罢工或集会结社都属非法，违者要受到严厉惩罚。《霞不列法》用国家警察权，把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限制在有利于资本的范围内，并且经过几次革命，几个朝代，一直保持了半个多世纪。8月，＿通过《人权宣言》。9月，通过新宪法。宪法规定两级选举制，复选人必须具备极高的财产资格。工人、雇工等无产的居民。被宣布为消极居民。根本不能参加选举。1848年，一法国工人阶级在六月革命中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无产阶级的巴黎呻吟、流血、燃烧，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这就是资产阶级昭示的博爱。16 ‎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采用民权、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作为斗争武器，也在实践中发挥了这个口号的一资产阶级特性。他们刚一上台，还没来得及张灯结彩，就立刻回过头来，反对、屠杀工农群众。武昌起义，鄂北江湖会首领张国荃、李季昂等在老河口响应，很快建立起光化、谷城、襄阳革命政权。江湖会武装自发打击反动官绅，向地主富豪派捐勒饷。革命党人季雨霖、刘公（襄阳大地主兼商业经营者）等，利用黎元洪封给的“招讨使”、“总指挥”等名义，前往改编、解散。李季昂、海凤山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屠杀。广东在武昌起义以后，各路民军同时并起。其中三合会首领王和顺，早在1907年奉孙中山命，发动钦州起义，就宣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据，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政体，行土地国土之制度，……”辛亥革命中，王和顺在惠州发动，檄文中又宣布：本军队宗旨，“专为驱除满奴，光复神州，实行平等自由博爱三大主义”17。陈炯明代理都督，下令裁撤民军。王和顺不服，陈炯明 武力解决，用炮火教训三合会首领，他应当如何了解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意。其他地区，群众自动组织的武装，革命派或指为“行动越轨”，或诬以“假革命”罪名，杀戮解散。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了辛亥革命的一番景象，若干人物。其中一个没有觉悟的贫苦农民阿Q；一个先跑到城里去进洋学堂，以后又到了东洋，半年之后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的“假洋鬼子”——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或“自由党”分子，形象特别生动、逼真。“假洋鬼子”对阿Q的态度是“不准革命”，最后并让他走上了“大团圆”的结局。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对劳动者自由平等博爱的。 ‎ ‎　　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决不是因为资产阶级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太多了，而是讲得太少，没有真正实行过。这里分析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是为了说明同盟会民权主义纲领的阶级属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缺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因之十分缺乏资本主义民主的洗礼。帝王思想，个人专制，宗法关系，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各种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相对立的封建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辛亥革命的失败，既是由于缺少一个农村大变动，也是由于在思想领域里缺少一个铲除封建传统的大变动。孙中山领导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创建共和制度，功勋不朽。但那对于卸下中国人身上沉重的封建传统枷锁，还只算得一种很初步的工夫。“五四”运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是辛亥革命的补课。中国历史随着出现了一个跃进。这说明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大力反对封建意识形态，普及民主思想，是何等的重要。 ‎ ‎　　关于民生主义。 ‎ ‎　　反对封建剥削压迫，发展资本主义，土地问题必然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法国大革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有典型性。雅各宾专政期间，国民公会颁布法令，使近二百年来封建主从村社会有地夺去的土地归还农民，按人口分配，不分性别、年龄。农民的各种义务，包括地租以及其他封建苛税均被豁免；封建文据契约，一律焚毁。农民土地问题解决，有利于革命的深入发展。法国封建的经济基础，也由此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代替封建的剥削关系，旧的生产方式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 ‎ 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与法国资产阶级采用革命手段没收封建主占有的村社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显然不同。《军政府宣言》和孙中山的解说，“平均地权”是要通过核定地价和向地主收买土地，使土地归国家控制；换一个说法，也叫单一税制。它来自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土地问题学说。据说国家有了这一项税收，就可以用之不竭，其他一概免税。孙中山强调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中国讲求民生主义的人，“睹其害之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8。又说：社会问题，在欧美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将来也会发生。到那时收拾不来，又要闹成大革命。欧美社会党所以创导民生主义，就是因为贫富不均，想设法挽救。其中流派极多，有主张废资本家为国有的，有主张均分于贫民的，议论纷纷。凡有识见的人，都知道社会革命是决不能免的。”中国革命及时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发生社会革命，这将为欧美各国所不及。“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19。在孙中山等人看来，实行这条纲领，就可以平均土地所有权，克服资本主义的贫富对立，避免社会主义革命到来。实则它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 ‎ ‎　　“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或“平分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马克思主义著作上有详尽的论述。马克思《反克利益的通告》20，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中论亨利·乔治的理论21，列宁《两种乌托邦》22，《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论土地平分、土地国有等，反复指出，那些土地问题的主张内容不尽相同，但实际都是一样；扫除封建土地制度，促进商品生产，扩大资本主义的基地。 ‎ ‎　　列宁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纲领是这样讲的：“先进的”中国人，竭力向欧洲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土地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孙中山 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他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结果，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他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改革”，决不会带来其他实际的东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在亚洲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封建主义23。 ‎ ‎　　列宁的分析告诉我们：“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它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摧毁封建制度，促进资本主义。革命派的这条纲领谈得如此漂亮，但没有，也无从付诸实行。它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表明资产阶级没有可能真正领导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从事反封建斗争。但提出这个纲领，本身就说明，一个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高潮的形势，正在中国地平线上兴起。‎ ‎　　孙中山以为一旦实行“平均地权”，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贫富对立，避免社会主义革命到来，那当然是一种空想。他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要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形态提早到来。所以列宁分析孙中山的土地问题纲领时又指出：从学理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反动的空想。但它的“纯粹资本主义的、实足资本主义”的性质，又是反封建的、战斗的、革命的。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 ‎　　历史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革命派的纲领内容，客观上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即使他们对于革命应当解决什么任务，和纲领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完全了解。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如此鲜明，以至谁也不怀疑，它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革命有何相似的地方。历来谈论辛亥革命的有反满论或其他什么论，从来没有农民革命论，就是证明。但是，由于第一，推翻清政府统治等三条，都着重讲的反封建，缺少明确反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第二，“平均地权”没有、也无从实行，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三，民族主义列于三大主义的首位，但它的实质是什么，从开始就解说不一，这都暴露了革命派的重大弱点：他们提出的是一个不彻底的、可以作不同解释的、妥协性很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何况革命派在制订纲领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意见分歧。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记载：同盟会成立时，有人主张称“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对满同盟会”，“平均地权”一条，怀疑的人更多。 ‎ 四 ‎　　农民仍是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农民阶级独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和震撼全球的义和团运动。现在他们的斗争，直接间接与资产阶级相联系。农民遍布各地的自发反压迫活动和直接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武装斗争，才使辛亥革命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后，掀起了又一个革命高潮。 ‎ 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六七年时间里，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反抗斗争汹涌澎湃。他们或者抗租、抗税、抗捐，反抗地主、官吏压迫；或者惩治外人为非作歹。参加的群众动辄数百数千，以至数万，并往往由一般骚动发展为武装反抗。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各种反抗斗争共90余次，1907年增到160余次，1908年又增加到190余次，1909年130余次，1910年骤增至290余次。革命派自1906年以后频繁暴动、武装起义有：1906年萍浏醴之役；1907年安庆之役，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1910年广州之役；1911年黄花岗之役等。这些暴动、起义，有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爆发，同盟会派人前往领导，用金钱军火予以援助的。潮州、惠州、防城各役都是这样。革命派受到农民和广大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推动，从中吸取力量，反过来，他们的革命宣传和起义又在群众中散播新的影响。风潮激荡，革命形势愈来愈高涨。单有资产阶级的活动，决不足以造成这种形势。 ‎ 武昌起义一个月多一点，即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同盟会发动的一部分新军和一部分会党在各省响应，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广大农村的农民和若干城市群众的反清斗争猛烈开展起来，这个力量是更加重要的。 ‎ ‎　　请看各地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斗争的事例：湖北江湖会起义，在光化、襄阳、谷城建立革命政权，表示愿意接受湖北军政府领导。江苏扬州手工业工人孙天生杀官起义，成立扬州军政府；无锡、常熟、江阴一带贫苦农民组织“千人会”，武装抗捐、抗租。广东顺德等县农民起义，组成几路农民军，共10‎ 余万人，进逼省城。湖南衡州、嘉禾、醴陵、澧县等州、县会党同时起义，杀逐官吏豪绅。陕西会党、刀客并起，各种名目的农民军林立；咸阳到凤翔、陇州数百里地区，一时成了“会党世界”；潼关革命军杀敌，乡民数万前往助战。四川许多州县农民武装与地主搏斗；大竹“孝义会”农民军攻占邻水、广安等十余州县，宣布独立；成都被各路同志军一二十万人所包围；川西藏族人民起义，攻下松番，懋功等地。云南腾越、永昌一带少数民族和会党起义。贵州贵阳等地会党开台口、立山堂，头打包巾，背插双刀的人群到处活动，并配合革命军作战。广西军阀搞假独立，柳、平、浔、郁等处会党奋起武装抵抗，其他地区也发生群众强迫官吏交印、缴枪、纳款和攻城据卡。福建清军对抗革命，福州船工、学生、哥老会群众组织义勇队、先锋队、洋枪队参加战斗。江西洪江会、哥老会、三点会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他们的力量把那些革命党人也吓坏了，掉转枪口，对他们残酷镇压。山西丰镇雇农张占魁等起义，攻克陶林、宁远；汾城哥老会组成“晋南民军”，攻下新绛、稷山、河津；浮山哥老会宣布成立革命军政府；黎城、辽县、武乡天龙会焚烧外国教堂，驱逐教士；高平、长治、沁县一带贫苦农民组织“干草会”反抗官绅；沁源“干草会”暴动，参加者达数万人。河南洛阳、伊川、孟津和京汉、道济、陇海铁路沿线大刀会数万，武装反抗官吏。奉天辽阳、辽中、凤凰、庄河、复州等地民军很快兴起。直隶丘县、雄县、滦州群众起义；雄县群众竖起“北洋革命军”大旗。山东、甘肃、新疆、内蒙等省区也发生民变或会党起义。上海工人、学生、妇女4万多人参加革命军。广潮帮100余人报名，愿充敢死队。龙华火药局归入革命军手以后，工匠、童工，一齐加夜班赶造军火。江南制造局工人莫宽、叶辛等配合起义军攻打清军，夺取火药库，占领制造局。京汉路武胜关内外铁路工人同农民群众一起破坏铁路，伏击清军。四川富顺煤矿工人，四川、福建、江苏的运输工人参加武装起义。秘密结社的会党在这些斗争中占着显著的地位。其中少数有同盟会员参加活动，大多数是听到革命风声，揭竿而起。那些秘密结社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他们袭用设立码头、台口、山堂的陈旧方式进行活动；喊着“救民伐暴”、“劫富济贫”、“灭旗兴汉”、“灭清复汉”等传统口号；不少地方，会党与“革党”碰在一起，两者就矛盾、对立，而且后者就镇压前者，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属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群众的特色。同盟会有的领导人原来设想，先在某地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然后传檄四方，把革命有秩序地推及全国。席卷全国辽阔地区的农民、人民群众的奋起斗争，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设想的那种“有秩序”的革命。他们表现出是左右局势的主力军的姿态。 ‎ ‎　　不用说，革命派发动的新军、会党、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武装，它的参加者除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也是农民群众。湖北军政府建立，预定扩充革命武装四协，每协3000人。城乡人民踊跃参加，5天即告足额，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不绝。安徽寿州革命党起义，建立“淮上革命军”，四乡农民2万多人，报名要求入伍。湖南革命军进入长沙，群众欢呼从军。3天之内，招兵达6万人。有一个记载说：“焦达峰原系会党出身，手下万余人，多市井。焦既就职，其党徒辄大呼曰：‘焦大哥作大都督，我们都做官去’。”那很象《史记》陈涉世家上讲的农民投奔陈胜的情景。大抵会党下层群众，在城市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在农村为贫苦农民。 ‎ ‎　　封建时代，历次农民战争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但它们不曾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是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何以就成为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据呢？关键在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与农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结合。农民深受封建剥削、压迫，又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没有新的领导力量以前，他们只能自发地去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出现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资产阶级是代表新生产方式的比农民先进的阶级，它有可能领导农民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但“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光有官，没有兵，就谈不上打仗。它们要靠农民的力量为自己夺取政权开辟道路。资产阶级离开了农民就不可能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因此，由农民充当、并且也只有农民能够充当革命的主力军，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例。 ‎ ‎　　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通例，第一次由德国所证明，第二次由英国所证明，第三次由法国所证明，如出一辙。 ‎ ‎　　德国农民大起义：1524—1525年全国约2/3的农民投入了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它发生在早期资产阶级诞生的时候，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首先，资产阶级是在农民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走向革命的。其次，农民运动还推动了革命战争。1642至1643年间，反圈地的农民运动遍及东部。1645‎ 年，西南诸郡爆发“棒民”的武装起义。革命军也主要是靠农民组成的。克伦威尔靠亨丁顿、剑桥等郡的自耕农组成了号称“铁军”的第一支骑兵队。1644年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大捷，就全凭这支骑兵队。克伦威尔接着建立的新军，成员也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的代表长老派、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贵族的代表独立派，都害怕民主运动的增长，先后谋求与王权妥协，使革命止步。平等派和掘地派的斗争，才使革命取得了一度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胜利。平等派、掘地派的社会基础，就是小资产阶级、贫农和其他贫苦群众。 ‎ ‎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狱，同年10月进军凡尔赛，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度，1793年山岳党的胜利，1794年罗伯斯庇尔失败等等，这一系列激烈斗争，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面貌和结局。关于谁是这些斗争的主力，资产阶级历史研究者，例如以宣传英雄史观著名的卡莱尔用许多空洞的词藻，把他们描绘为“激怒了的国民猛虎”，“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之类；另一些作者则断言他们是匪徒、盗贼等乌合之众。 ‎ ‎　　乔治·德鲁《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提供的丰富材料，使我们对参加历次斗争的群众有了确切的了解。那次革命的每一个重要篇章，都是由工场工人（当时巴黎60多万人口中，工人连同家属占近30万人）、小店主、小作坊老板、小商人、城市贫民和农民群众这些所谓无套裤党人写下来的。攻打巴士底狱的群众，包括“巴士底攻克者”，焚烧关卡等暴动的群众，是建筑工人、酿酒工人、刀匠帮工、鞋匠帮工、桶匠、油烛制造工人、公共工程雇用的工人、甲匠帮工等约30种手工业工人以及马车夫、搬运工、码头工人、水夫、街灯点火夫、厨师、失业工人、小作坊老板、酒商、小商贩、士兵、国民自卫军骠骑兵和城市贫民。向凡尔赛进军的群众，是市场卖鱼妇、女摊贩、洗衣妇、其他劳动妇女、面包师、假发匠、裁缝、裁缝帮工、鞋匠、药剂师、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印刷工人、磨粉工人、搬运夫、镀金匠、家具匠帮工、小商贩、小作坊主、家庭仆役等等。最后还有巴黎各区的革命自卫军。山岳党的胜利、罗伯斯庇尔失败，起重要作用的是“每天工作的公民”、“全体工人”、“贫穷的义勇军”、“不太宽裕的公民”，其中包括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官方包工工程的工人、印刷工人、烟草工人、面包工人、宰猪工人、码头工人、军火工人等等。他们的积极斗争，使山岳党战胜吉伦特党，建立起雅各宾专政。因为他们识破了吉伦特党的反人民面目。他们的离弃或冷眼旁观，又使罗伯斯庇尔遭受失败。因为他们被雅各宾的最高工资限额、禁止工人集会等激怒，不愿意给后者支持了。农民的斗争至少同样剧烈。革命的第一年，农民起义就遍及全国。正是农民的起义、农民的斗争，他们才实际上从封建主手中夺回以前的村社公有土地，焚毁文据契约，免除地租、苛税剥削；也正是农民的起义和斗争，资产阶级才在农村的广阔土地上得到了支持。照资产阶级观点看来，这些“贱民”、无套裤党人，在革命中似乎无足轻重。马迪厄的名著《法国革命史》也是把罗伯斯庇尔作为决定历史命运的主角。事实上，除开这些“贱民”、无套裤党人的斗争，徐开遍及全国的农民运动，也就没有了法国大革命全部雄壮的篇章。 ‎ ‎　　恩格斯总结德国、英国、法国的革命说：“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一七九三年在法国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24。又说：“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25 ‎ ‎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依靠广大农民参加，提供战斗部队，才掀起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次革命高潮，夺取了推翻帝制这种起码的结局。列宁说：“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又说：“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26。农民的斗争构成了革命高潮的主要部分。但是这次革命不但没有走得更远，而且应当得到的成熟果实也远未得到。这是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的地位，不同于英法等国资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就在这方面失去了效验。英国、法国资产阶级的成就尚且不是自己的争得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毋待论矣。 ‎ ‎　　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中占着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时指出：拉萨尔在剧本中没有把当时广泛兴起的农民战争作为骑士暴动的背景，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济金根的失败，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所属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不可能联合农民27，而农民恰恰是反封建斗争的基本力量。列宁也指出：正是城市平民（等于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有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骑士”，即自由派——地主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平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的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是社会民主党人绝对不能容许的2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评论对于认识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资产阶级即使在上升阶段、充当着革命领导者的时候，也因为它的剥削阶级的地位而胆小如鼠，蜘蹰不前。而且当它一旦取得权力，马上就翻过脸来，镇压农民和劳动群众。所以归根到底，人民，特别是只有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指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所起的作用，同样指明了这一点。 ‎ ‎　　以上四条根据，足以充分说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它不是任何其他革命，只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否认辛亥革命的这种性质，就要推倒上面那些根据。而那些客观事实是怎么也不会被驳倒的。 ‎ 毛泽东同志曾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9依照那个公式，对于辛亥革命，我们也可以说：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 ‎ ‎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有删节） ‎ ‎　　（选自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　　胡绳武 辛亥革命离开现在已七十周年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卓越贡献和光辉的业绩，这场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　　可是，长期以来，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议论。在国内，由于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人们往往易于强调“革命尚未成功”的一面，对它的巨大历史功绩估计不足。在国外，不仅有人贬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甚至有人荒谬地认为辛亥革命是巨大的历史过错，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让清朝政府推行它的“新政”，中国老早就现代化了！‎ ‎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我觉得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开始了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是它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如果从秦始皇算起，到辛亥革命也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三纲五常”被看成是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万万不可逾越，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可得而诛之”。诚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确实也有些人敢于起来造反。但是，到头来这些起来造反的英雄，在打倒了旧的皇帝之后，自己却又依样画葫芦地做起皇帝来。‎ ‎　　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但是，直到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登上历史舞台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农民运动，但它所建立起来的“天国”仍然是带有封建性的君主专制制度。义和团是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它只能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维新派鼓吹变法救国，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却不敢否定君主存在的必要性。康有为 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泽厚涵儒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正是当时万千士大夫的共同心声。总之，直到十九世纪末，“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在人们思想中仍然牢固地存在着。‎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并于一八九五年秋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作了用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理想的第一次尝试。‎ ‎　　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彻底否定君主制，确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不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期坚持保皇的立场，即使在反满革命的人士中，也还有人想在推翻清朝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汉族帝国。针对这种情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们不断地剥去君主头上的灵光，否定君主存在的价值，揭露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大力宣传以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共和的思想。例如一九○一年六月出版的《国民报》第二期上《说国民》一文，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接着就直截痛快地回答道：“可”。“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日不可”。“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天下民之国”。“故凡受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的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所为者，非国民也”。这里，作者已隐约地提出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国，以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很平常的话，在当时却是有石破天惊的意义的。‎ ‎　　在揭露批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共和思想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它系统、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邹容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热情地歌颂了革命、歌颂了共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以后在回忆中写道：“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上的东西，于后来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泼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孙中山从一九○三年开始也加强了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民主共和的宣传。他先后于《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敬告同乡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诸文中，在批判帝国主义列强所推行的瓜分中国或保全清朝政府的政策、驳斥保皇派的过程中，有力地宣传了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的必要性。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就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同盟会的奋斗目标之一，规定在推翻清朝后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民国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并庄严地宣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同盟会宣言》）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啊！‎ ‎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在民族危亡严重时刻的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提出被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就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提高了人们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觉悟 辛亥革命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它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帝国主义与清朝政府之间关系的认识，确立了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观点，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 ‎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世界形势和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缺乏认识的。甲午战争中国遭受到惨重的失败，这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纷纷奋起投身于救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的武装反清起义，都是在甲午战争刺激下开始的。甲午战后不久，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这个重大的历史变局，给帝国主义的侵华带来了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点，即资本输出代替了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手段。随着这一特征而来的是一八九七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出现了列强在华瓜分势力范围，和竞相加强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争夺霸权的斗争。这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空前尖锐、空前炽热。‎ ‎　　怎样将中国从极端危险的局势下挽救出来，已成为一切爱国者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他们探讨的一切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来求答案。人们在追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在孙中山周围渐渐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认识迅速提高了。‎ ‎　　第一，提高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甲午战前，绝大多数士大夫的头脑中占着统治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封建思想。维新变法运动在帮助众多的士大夫认识世界大势，看清中国所面临的危境，激发爱国热情，促进民族觉醒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形势认识得更加清楚了。这时留日学生中的刊物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历史等学说，并从各个方面探讨西方国家所以强盛、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亡图存的途径，大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当时世界形势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们已认识到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展而来的，说：“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风潮则其母也”（《浙江潮》第一期）。照他们看来，这种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既然以整个民族为基础，以整个经济实力为后盾，它的侵略性也就格外可怕。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成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观点固然是不对的，但他们能看到列强对外实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且看到在它们的背后是经济膨胀，有着“少数资本家，已万目齐注，务必扩充其财产”这个重要因素。他们还看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深刻的，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 ‎　　第二，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清朝的统治结合起来。为了反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坚持着斗争。但是直到辛亥革命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人们并没有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的所谓救亡，不过是希望清朝政府能够变法改革。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也是把二者分开的。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看到武装侵略将遭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于是采取利用清朝政府作为工具以达到它们侵略目的这一狡猾的手段。而清朝政府又公开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方针，它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再加上人们的一切爱国活动，都遭受到清朝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就促使人们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终于认识到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概念，这时已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使人们从十九世纪末年占统治地位的要救亡只有维新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得出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的结论，从而开创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新局面，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　　诚然，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凶狠及其侵略的必然性，但又对它们存有幻想。他们认识到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并高高举起了反满革命的旗帜，但他们的斗争仅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他们不知道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农民群众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他们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终于导致这场革命的失败。但是，近代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前进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虽然没有能够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在当时已达到空前的高度。他们的这种认识，也有助于后来革命的人们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埋葬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它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确是一种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决不能因为辛亥革命虽赶走了皇帝，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就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的变化，而低估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这段话，确是深有体会的中肯之言。‎ ‎　　从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来说，建立共和政体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个巨大的进步是经历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同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坚韧不拔地进行宣传鼓动，使民主共和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武昌起义 爆发后，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何任反动势力都无法再把它扭转过来了。‎ ‎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这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标志着中国历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几道改革法令，如改用阳历，限期剪辫子，废除跪拜，禁止缠足，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刑讯，销毁刑具，颁布一些关于“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等，无一不带有移风易俗，革故鼎新，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用孙中山名义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内各民族的民主权利，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毫无疑义是带有革命和民主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它的公布，为人民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法律的根据，大大有利于民主精神的发扬。‎ ‎　　南京临时政府给束以后，革命的果实虽为袁世凯所窃取，但在袁世凯完成他的专制独裁统治之前的民国元年、二年之间（二次革命前），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在城市中大体上能得到保障。民主空气高涨，政治党派、社会团体、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极一时之盛。民族资本主义在“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口号下，出现了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的热潮。这些显然都是与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分不开的。‎ ‎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的伟大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使民主共和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以后谁要是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再做皇帝，谁就会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袁世凯的皇帝寿命只不过八十三天，张勋的复辟则更加短命，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于试登这个宝座即可为证。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总头。砍掉了这个头，就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稳定的秩序来。这就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继续开展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其次，它使中国人民思想上得到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如今居然可以废除，还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不可以怀疑、打破？人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是不会再退回去的，思想一经解放就不可能阻挡。辛亥革命后不过八年的时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解放，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在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亡图存繁荣祖国方案的过程中，认识中的合理部分，无疑有助于提高当时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有助于后来人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科学的认识。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后来人们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石，他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纪念的。‎ ‎　　（1981年10月12日）‎ ‎　　（选自《<史学>论文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 共和制 共和制 “君主制”的对称。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权组织形式。在不同阶级属性的国家，共和制也具有不同的阶级性。古希腊有些国家（如雅典）和古罗马等奴隶制国家都曾实行共和制。在封建制度下，君主制占统治地位，但有个别城市国家，如意大利地区的威尼斯、热那亚，东欧的诺夫哥罗德等，曾采用共和制。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始于16世纪，普遍推行于18世纪。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42页）同时他又指出，这丝毫也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权操在资产阶级手里的实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民主共和制。　　‎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版。）‎ 弹劾 弹劾 国家对政府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检举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行动。中国自秦汉以后，设御史或监察御史等官，专司弹劾之职，如有官吏失职，得向帝王提出检举，请求惩办。国民党政府设监察院，对官吏进行监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弹劾案通常自下议院提出，上议院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权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版。）‎ 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提出。以私有则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反封建等级特权和君主专制制的纲领。如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美国南北战争中林肯提出“民治、民有、民享”的主张，在当时条件下有进步意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理沦。‎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版。）‎ ‎■七、北洋军阀的统治 第一节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和洪宪帝制梦的破产 ‎ ‎《新民主主义宪政》(节选)‎ 毛泽东 ‎ ‎　　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1？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2，第四个是冯国璋3，第五个是徐世昌4，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 ‎ 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5。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 ‎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 ‎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 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的论述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惊醒了革命党人。孙中山首先觉悟，力主武力讨袁。他在日本得悉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于3月26日返回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在会上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并反复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津解决”的错误主张。宋案发生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极大愤慨，“国贼国贼之声，震于寰宇”。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这也是对袁世凯的声讨。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发动“二次革命”，“作民国之砥柱，挽共和于既倒”。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发动武力讨袁。袁世凯则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帝国主义为了扶植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问》，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作为袁世凯发动内战的经费。4月7日，袁世凯电令山东北洋军进行军事动员，开始部署对南方的用兵。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确立“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一路为预备队，决心发动全面内战。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5月21日，袁世凯发出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上海时报》，1913年5月24日）6月9日，袁世凯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悍然剥夺国民党所掌握的几省军政大权。内战已迫于眉睫，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促应战。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表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二次革命”。但是，“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江西方面，在北洋军水陆夹击下，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瓦解，李烈钧败走云南。江苏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占南京，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持续两月之久的“二次革命”，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相率逃亡日本，和革命武装的全部解放，七省地盘的全部沦丧而宣告结束。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革命的武力“统一”。‎ ‎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的记述 ‎　　1913年3月，袁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又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袁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一方面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另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的主权，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复辟帝制积极作准备。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1913年10月6日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在会场外面捣乱。议员们从早上八时到晚间十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 ‎，于5月1日公布施行，以取代《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订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统治权，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袁世凯的头上除了剩下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他一切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为了去掉“民国”这一牌号，袁世凯对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凯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过一百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特别严重的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长期准备，袁世凯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即着手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8 月，首先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叫嚷让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又指使杨度（袁死后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纠合立宪党人和革命派的叛徒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为了盗用“民意”，袁世凯又授意梁士诒等于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表示推让，当天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高唱“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封蔡元洪等一百二十八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极。经过将近三年的精心策划，袁世凯终于抛掉“民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出版社1986年版。）‎ ‎(1)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的记述 护国运动 袁世凯破坏国会，毁弃约法，复辟帝制的罪恶活动，使全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反袁斗争，继“二次革命”后重新高涨起来。在这场讨袁斗争中，又是孙中山最先举起革命旗帜。孙中山逃亡日本后，不为失败所吓倒。他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失败的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同党人心之涣散”。于是，决心解散没有战斗力的国民党而重组新的革命党，以迎接反袁的第三次革命。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该党虽然只有五、六百党员，但都表示愿“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该党明确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并制定了一条“以积极武力”推翻袁氏政权的路线。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迅速将该党几百革命分子分别派往全国各地和华侨当中，策划反袁斗争。1915年夏，中华革命党开始组建“中华革命军”，先后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等地，建立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等四个总司令部。并派遣党人分赴各省运动军队和会党，发动武装起义。1915年10月，袁世凯举行所谓“国体投票”，公开复辟帝制。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中华革命党策动的武装起义进入高潮。12月5日，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发动肇和兵舰起义，炮击上海制造局并一度占领电话局。广东的革命党人再度在惠州、博罗、佛山等地起事。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零星起义遍布各省。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本是拥袁的，在国会解散以前，帮着袁世凯排挤国民党。但当袁世凯被拥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反被袁氏视为赘瘤，一脚踢开。到袁世凯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时候，全国反袁斗争迅速走向高潮，梁启超等人便也参加到反袁斗争中来。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是辛亥革命时云南起义的领导人，此时梁启超与蔡锷秘密策划，于1915年12月蔡锷辗转绕道日本抵昆明。云南的革命形势当时已基本成熟，蔡锷的到来，加速了起义的进程。12月22日，蔡锷在云南军事会议上主张即日兴师伐袁。23日，唐继尧以云南将军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织护国军政府。随即组织讨袁护国军，共三军。其中，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桂入粤。此外，另组挺进军，计划向武汉挺进。护国战争全面爆发。1916年1月至3月，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在沪、叙、纳溪一线，累败川军，但因后继无力，形成相持局面。李烈钧在广西生擒袁世凯派来的云南查办使龙觐光（原广惠镇守使）。挺进军也进入湘西。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独立。未独立各省的护国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怪物，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29日，宣布遵守临时约法，重开国会，恢复国务院，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参加讨袁战争的各派政治势力，以为民国复始，大功告成，于是唐继尧 在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7月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历时两年的护国运动，到此全部结束。袁世凯虽然倒台了，但是代之而起的仍然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从拥袁走向反袁，揭出“护国”旗帜，反映了革命人民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复辟的共同心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却极力排挤中华革命党，并与其他军阀相勾结。中国人民反对专制，维护民主共和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 ‎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教训 李新 ‎　　以云南起义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在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日益高涨的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推动下，联合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唐继尧等共同发动的，其中尤以梁启超、蔡锷起了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他们和唐继尧等人均曾比较长期地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各级官吏，且一度是拥袁派，因此，参加云南首义的云南籍中华革命党员马幼伯致函上海陈其美说：“此次滇南举义，首领多系官僚派”。1其实，岂止“滇南举义”，整个战争的始末又何尝不如此。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虽属反袁反帝制斗争的急先锋，然而由于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而且又一无根据地，二未掌握军事实力，因此始终也未能取得斗争的实际领导权，仅处于被排挤的配角地位。 ‎ ‎　　但是，这并不影响护国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革命战争的历史地位。首先，它宣誓“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要求恢复孙中山公布的《临时约法》和据此而成立的国会，并誓灭国贼袁世凯，说明它在政治上与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二次革命，宗旨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继承了孙中山开辟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其次，它的参加者不但有深受孙中山革命教育和思想熏陶与影响的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即孙中山本人也于南方军务院把反袁斗争由“护国”引向“护法”新阶段之后公开声明过“愿与国民共助之”。第三，它还认真地履行宣言，组织了切实有效的战斗，不仅实实在在地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 ‎ ‎　　护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对复辟封建帝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正义性质。正义的战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它的胜利和成功。其次，它得力于以“护国”相号召和策动西南各省宣布独立的正确决策。根据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新的历史条件，它提出了“护国”这个战斗口号，宣布“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2，有机地把反对封建帝制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与孙中山那种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只知照搬由二次革命到“三次革命”’之类的老口号相比，自然对国民更富于吸引力。而且它集中经营为袁世凯鞭长莫及的西南诸省，特别是注重于策动足以震动全国的云、贵两省的联合起义，而不象孙中山那样，一味采取“聚集散兵，结合土匪，以思一逞”3的策略，当然也为其胜利铺平了道路。第三，要归功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直接间接的团结合作。护国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各派虽因其固有的特性。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而且中华革命党自树中华革命军旗号，护国军内部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并非毫无芥蒂，但由于大目标一致，毕竟没有爆发公开的武装对立。中华革命军虽与护国军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联络，但客观上却仍起了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作用。至于护国军内部各派的统一性当然就更多了。早在云南起义之初，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三人就联合声明过：“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4这说明他们为了“倒袁救国”，是有合作诚意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盖此次各派……皆饱受数年来苦痛之教训，客气悉除，误解一扫，人人各自忏悔其前此之所为，温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5正因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在主客观上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与行动，这就为反袁反帝制斗争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而取得了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 ‎　　但是，对护国战争的胜利也不宜估价过高。诚然，袁世凯是打倒了，民国也算恢复了，可是胜利者却重蹈辛亥覆辙，把胜利的果实又拱手奉给了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所不同的只是辛亥时期的袁世凯以总统名义接管了政权，而段祺瑞这次是以内阁总理名义接管政权罢了。此其一。其次，它不但未打倒北洋旧军阀，反而实际上造就和扶植了以唐继尧为代表的一批大大小小的地方新军阀。这是护国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其三，它在声讨袁世凯 ‎“以国家为牺性，引虎狼以自卫”的同时，却又照会各国，宣布“帝制问题发生前，民国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与各国所定结之条约均继续有效，赔款及借债均仍旧担认”，也就是说，连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也在“担认”之列。这表明它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同样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谓“保全国权”，不过是一句空活。事实上，它时刻都在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同样不计利害。唐继尧就表示过：为了获得日本的军事“器械”，“必不获已，以相当抵押品抵借数十万暂付械价，亦必尽力为之”。6梁启超也曾动员蔡锷，查一查蜀中有何抵押品，以便举借外债。7尽管其性质与袁世凯借款不尽相同，个别领导人如蔡锷还能一再警惕日本的“野心”8，但若照此下去，前门拒虎、后门引狼的后果将仍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护国战争所争得的不过是一块“民国”的空招牌，如同当年辛亥革命一样，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最终还是失败了。 ‎ ‎　　在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护国战争时期的客观条件是较为有利的。一方面，经过辛亥革命，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随着袁世凯卖国称帝面目的彻底暴露，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还视国中，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倖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9的情况，已经改变，整个中国除极少数帝制死党外，“莫不以反袁为是”。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此外，由于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固然是不利的因素。但总的说来，列强可施加于中国的蛮横力量，不是增强而是相对地减弱了。所有这些，都是争取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可是，护国战争却未取得与此相应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这次战争的领导权主要落入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着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手中，而革命党人却无力扭转乾坤。 ‎ ‎　　固然，中国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妥协特性，即使革命派也在所不免，但是相对而言，在护国战争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毕竟还是坚定得多。他们不仅主张打倒袁世凯，而且坚决认为“袁世凯一人，并不难于推翻，而我们的目标尚在于同时清除其属下之全部官僚，以保证中国不再蒙受此辈邪恶影响”。10用谭人凤的话说，就是：“若农夫之务去草然，芟夷蕴崇，毋使潜滋焉。”。11为此，他们极力反对荐举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继任总统。谭人凤听说蔡锷也有“推荐黎、徐、段、冯继任总统之事”，就赶紧致函蔡说：“黎氏者，乘风云以博倖位而肇祸共和者也；徐氏者，亡国之大夫也：段与冯者，袁氏之爪牙。以宠禄生心者也。麾下荐而重之，谦之德，诚足多矣，仆窃为麾下耻之。”12直到袁世凯忧郁自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之后，他们仍坚持“护国诸军必须将背叛民国之逆贼及北京之龌龊政府灭而廓清之”，反对“轻率取消独立”。13此外，他们还反对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各省官僚宣言独立和在野名流的口舌文字之争上，主张直接依靠人民，进行武力征讨。5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官僚有转移时局之地位，而无转移时局之真意”。“名流有转移时局之苦心，而无转移时局之实力”。因此，“转移时局主力，还须问之于国民本身，而无侍乎他求耳”。14不过究应如何问之于国民，它也没有说出办法来。以上事实说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谭人凤等革命派人士对护国战争的指导，比梁启超等进步党人，还是要高明一些。可惜的是他们不掌握领导权，缺少推行贯彻的力量。 ‎ ‎　　具备这种实力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西南地方实力派。然而，他们的指导方针却与此截然相反。首先，他们所要打倒的只是袁世凯个人，并不是北洋军阀。梁启超说：“今日之事，惟袁氏一人实为戎首，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袁氏朝退，兵祸夕解。”15岑春煊也声明：“义军之起，职在讨袁，袁苟朝去，兵即夕解。”16他们虽然早在京津密谋时，就提出了打倒袁世凯后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主张，但却丝毫不意味着要杜绝北洋军阀觊觎大位。蔡锷就说过：“至于继任之人，以段芝老（段祺瑞）之资望、勋业、道德、经验，人无间言。惟移花接木，苦无善法。”并主动献计献策，允“与滇黔桂粤诸当道力为斡旋”，“务使芝老当选”17。至于梁启超，更是在袁世凯死后就一头扎进了段祺瑞的怀抱。其次，他们非但不依靠人民，反而对人民多所限制。云南首义后不久，蔡锷即传檄四川人民：“但有一层，凡举事须有个系统，有个秩序，才不致紊乱。即如云贵此次举义，是由两省长官决定，一纸风行，民间毫无扰乱。四川的长官，若能顾全大局，顾全地方，即由长官决定，也不过一纸风行，就算完事，民间不致丝毫受害，岂不甚善。18‎ 这表明他们所赞成的仅仅是各省军阀、官僚、政客自上而下的所谓“独立”。正因如此，所以只见他们今日动员冯国璋“响应”，明日劝说陈宦“独立”，独不见其鼓励自下而上的人民起义。岂止不鼓励，甚至还有被他们诬为“匪徒”，惨遭武力镇压的。5月中旬，入湘护国桂军就曾应地方绅商之请，分兵新宁，与湘南护国军总司令望云亭所部合力“弹压”过宝庆各属的所谓“土匪”19。第三，他们虽然倡议和坚持过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但纯属不得已的应付，并非出于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象征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真正重视。这是梁启超自己也坦率地承认过的。6月27日，他致电刘显世等人说：“约法复旧之议，导源于四省推黄陂（黎元洪）继任之宣言，元首地位既从旧法来，旧法安得不复？法复而国会自随之，此舆论所由共趋于此也。20蔡锷提议由议员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行国会职权议宪法，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恢复旧国会。梁启超于6月29日致电蔡说：“约法、国会复旧，已成舆论，不宜撄其锋。”并促其迅电各处取消前议，以免引起国人不满。21第四，他们虽然在护国倒袁的大目标下，表现了一定的团结合作精神，但对中华革命党却始终心怀敌意，连李根源都承认：“数月以来，力持稳健，不敢窃附于轻蹭一派者所为。”22所谓“轻躁一派”，指的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他们宣言拥护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的是“杀国人非分之心，而杜将来无穷之祸”23。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防止他人觊觎总统之位。24前面说过，对于北洋军阀，他们并无防备之心，那么，究竟要防备谁呢？其实就是防备孙中山。因为当时有总统声望而最为他们所不喜欢的，正是孙中山。他们还一个个地安排各省军阀、官僚为军务院抚军，却不给中华革命党一个席位。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袁世凯未死以前，他们的派别成见也是很深的，以致袁世凯一死，终于导致了护国阵营的大分裂。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尽管客观上具备一定的胜利条件，但由于它的主观领导者是本来就很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保守性和妥协性的进步党人及其追随者，因而它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　　护国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可以参加革命，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领导革命；不仅可以发动不流血的和平改革，而且还可以发动流血的革命战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独有的特点。但同时也证明：即使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战争期间，它也还是“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因为它所推行的，仍然是一向与革命相对立的、自上而下的、反对“破坏”的所谓“文明革命”的方针，其改良派的基本品格并没有丝毫改变。 ‎ ‎　　护国战争的历史又证明：在争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合作，是至关紧要的。护国战争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护国战争之所以未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直接的原因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的结果，是改良派占了上风，革命派无能为力。革命派为什么没有取得这次战争的领导权呢？那就不能不归结到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犯了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它不仅重复了辛亥革命时期不敢发动群众的错误，而且把国民党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排斥出去。要在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充当领导，不能单靠革命口号喊得多么高，也不能靠单纯的军事冒险多么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坚决地发动群众，正确地组成统一战线。中华革命党没有这样做，因而未能成为护国战争的领导者。护国战争的领导权既然主要地落到了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的手里，它的结果就只能是那样。这些都是由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 ‎　　但是，护国战争的历史也证明了：中国的封建帝制自辛亥革命后，已经是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谁要想再把它抬出来招摇过市，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即使如袁世凯这样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人物，也不能免。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人民意志不能违背，护国战争为人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 ‎ ‎　　（选自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 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袁世凯所解散的国会，是根据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在既已解散这个国会之后，袁世凯就来着手废除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原来被一些人认为具有“紧箍咒”的作用，是能够用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的。‎ ‎　　在解散国会以前，袁世凯已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谘询机关”。按照他的意旨，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法会议”来制定一个合于他需要的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成果的一个标志，为了把它废除，袁世凯采取了看起来似乎很郑重的手续。‎ 袁世凯在1914年3月召开了他的约法会议，并且为这个会议规定了“约法增修大纲”七条，这七条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大权绝对归于大总统”，“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也都属于大总统，都不需要经过议会，而且大总统有权不经过议会“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政令”，有权“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这就是取消了议会制；不设国务总理，而使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这就是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关于人民的权利，其褫夺恢复等，得由大总统自由行之”，这就是根本否定了民主的概念。按照这些原则制定的约法在1914年5月公布。这个约法赋予袁世凯的个人独裁以“合法性”，只不过还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名义罢了。‎ 袁世凯的约法规定要成立一个类似议会的“立法院”（但它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和一个叫做“参政院”的咨询机关。实际上他只成立了参政院，其组成人员是些原来清朝的官员和各地的地主绅士，也有一些进步党人和变节的国民党人。这个参政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制定了一个“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月1日公布）。按照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任。选举大总统是由参政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来进行，而且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再有一项奇特的规定是，继任大总统的候选名单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匮石室”中；到选举时，打开石室，取出金简，人们只能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就认为，袁世凯不但有了终身任总统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因而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　　到这时候，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和皇帝同样的权力，所差的只是个名义。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还伪造了全国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民意”。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象历代皇帝颁布年号一样，规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政权，在国内依靠的是封建主义的旧势力，加上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彰德一带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他手下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等人都是占地数万亩的大地主。他的官员的班底是原来清朝的官僚。其中主要又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老官僚派，他们在清朝做过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一类大官。徐世昌是这一派系的代表，此人曾当过军机大臣、协办总理大臣，在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朝，不做民国的官，但到了1914年临时约法被废除后，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另一派系被称为新官僚派，他们在清朝时的官职较低，入民国后渐据显要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梁士诒，清末是邮传部的官员，由袁世凯任为总统府秘书长，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参与铁道事务，因而同外国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他是称为“交通系”的财阀的头子。比起老官僚派，新官僚派更多带有买办性。‎ 袁世凯力求以武力实现全国的统一。以北洋六镇为基础，大肆扩充他的嫡系力量。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各省落到了北洋军人手里。对于南方的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袁世凯通过收买和武力威胁，使他们表示服从和效忠。这样，在形式上他好像已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不仅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而且他的嫡系将领们在各自占得一块地盘后，也互相倾轧，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袁世凯统治下，开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的统一。‎ ‎　　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设想，经过革命，建立民国后，资本主义就能发展起来，国家就能走上富裕的道路。事实恰恰相反，在袁世凯和其他大大小小军阀统治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显出了萎缩的趋势。1914年张謇任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提出“棉铁政策”，主张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袁世凯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主要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和清朝相比，有过之无不及。1912年4月参议院首次在北京开会，他发表宣言说：“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到了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向各国公使外交团致词说：“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唯一基础”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因此，不仅遵守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成例”，不仅已办的事全部承认，而且未办的事也要快办。‎ ‎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巨额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经过一些周折。日本、俄国参加了进来，美国则中途退出，所以达成借款时，四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这笔借款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规定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六千七百多万英镑。借款合同规定，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并监督贷款之使用。这完全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袁世凯实际得到的数目是借款总数的84％，即二千一百万镑，其中一半以上用以支付各国到期的借款、赔款，还要以二百万镑作为“各国国革命所受损失的赔偿”，剩下来的约八百万镑，袁政府用来做军费和行政费用。靠了这笔借款，袁世凯才能在1913年以压倒优势战胜国民党势力。‎ ‎　　1914年欧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了两个营垒，互相厮杀，这使袁世凯政府感到很为难。8月6日它宣告中立。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而同英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随时可能参加战争，乘机夺取胶州湾。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国内舆论界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协商，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以免为日本夺去。德国由于无力顾及远东，也曾表示可以这样做。但是日本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而站到德国一边。在这种威胁下，袁政府不敢采取任何行动。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日军从相距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以二万多人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把沿途的城镇和邮电机关全部占领，征发物资，役使人民，如同进人敌国一样。袁世凯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却自行宣布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把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地区”。日军行动甚至超过了这个所谓交战地区。11月7日，日军才打败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占领青岛；在这以前，日军已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等处，并沿铁路线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要从德国手里夺取胶州湾，而且是要控制胶济铁路全线以至整个山东省。‎ 袁世凯一向主要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密切。由于西方列强都卷入欧洲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好机会。它在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后，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这些要求当面交给袁世凯。这些要求列为二十一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四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部分七条，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部分两条，要把已有日本资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部分一条，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部分七条，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等等。‎ ‎　　对于日本方面无端提出的类似于对战败国的条件，袁世凯政府竟派出代表同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它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曹汝霖向参政院报告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惟苦请日使速行开议而已。”在谈判中，袁世凯方面做了许多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这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有第五部分中的有几条除外，但也承认“容日后协商”）。‎ 袁世凯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说明他的屈服是无可奈何的，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对于商、学、工各界中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袁世凯严令禁止。‎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使中国更加陷于贫弱和混乱。他在山东问题上，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他的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接受了二十一条后，他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而且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也不怕国内有人出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及其党羽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的潮流，也过低估计了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在中国人民中形成的爱国情绪和憎恶卖国贼的情绪。公然宣布实行帝制，不但不能增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　　（选自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袁世凯的覆灭 袁世凯虽然在1915年12月已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是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却没有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　　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袁世凯 及其党羽也知道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但他们的确以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能够博得众多“愚民”的膜拜，因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奇迹没有出现。‎ ‎　　利用社会各阶层中反对卖国独裁，憎恶帝制复活的情绪，西南几个省宣布独立，这对于袁世凯固然是严重打击，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袁世凯由于称帝而陷入困境，不愿意继续支持帝制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也表面化了，这就更是袁世凯所没有预料到的。‎ ‎　　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酝酿时，他所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象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美国博士的这种议论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个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限重信的亲信，也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在实行任何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时，总是要首先看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由于欧战尚在进行，日本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态度如何更是袁世凯所顾虑的。日本政府通过有贺长雄和其他渠道使袁世凯相信，他接受了“二十一条”就可以换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因此，袁世凯当时认为他实行帝制，在外交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赞助的。‎ ‎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袁世凯采取的是两面三刀的态度。由于袁世凯和英、美的关系较深，日本并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统治稳定。相反的，它宁愿由于实行帝制而在中国造成混乱的局面，以便于扩充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并且培植完全能为日本所用的代理人。梁启超的反袁活动之所以能得到日本的帮助就是这个原故。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以前，1915年12月15日，日本已经联合英、法、俄、意共五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表示担心实行帝制能否维持国内治安。到了1916年1月间，日本更明显地表示不信任袁政府能够平息云南、贵州的局面。此外，日本还资助一些清朝的贵族和遗老，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总之，袁世凯逐渐发现，日本是在捣他的乱，而不是为他撑台。‎ 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的分裂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身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在准备实行帝制时，1915年8月，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这个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感到段有自己的野心。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实行帝制，采取冷淡的态度，并且同反袁的立宪党人和西南军阀暗中来往。在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后，他愈来愈表现出反对帝制的态度。他是看到袁世凯的大厦有倒坍的危险，意图以自己为中心来维护北洋军的传统势力。他的这种意图特别得到江西、湖北等省的北洋军阀的声援。北洋军内部分裂的表面化使袁世凯更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长江流域这几个军阀的动向又是英国态度的反映。‎ 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撤销帝制的，他还企图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4月21日他向段祺瑞让步，请段出任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他想借段祺瑞的力量来渡过难关，而后者却企图利用这机会从袁世凯手里接管政权，如同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接管清朝政权一样。这时，不但西南独立各省认为袁世凯已无权继续担任大总统，而且冯国璋也电告袁世凯还是自动退位为好。4月、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原来效忠袁世凯的地方军阀也相继响应云南的护国运动，宣告独立。四川的陈宦在3月底和蔡锷商量停战，到了5月间，陈宦宣告四川独立。接着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告独立。陈宦和汤芗铭是袁世凯所信任的人，他们的倒戈使袁世凯特别感到众叛亲离，他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在云南护国运动以前已经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但在整个斗争中没有能起主导作用。‎ 中华革命党所能运用的力量主要还是旧式的帮会组织。陈其美是和上海的这种组织有很多联系的，他在1914年就企图以上海为中心，在江苏、浙江发动起义，但是没有成为事实。1915年11月（云南护国运动开始前一个月）陈其美派人暗杀了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为消灭了这个人就易于在上海起事。12月初，陈其美组织了停泊在上海的肇和军舰的起义。他的部下虽然得到舰上官兵的响应占领了这只兵舰，但是其他两只兵舰没有按预计配合，反而炮轰肇和舰。在陆上以手枪、炸弹武装起来的“决死队”也没有能占领警察局、电话局、电灯厂。这次起义只两天就失败了。在护国运动起来以后，中华革命党人在各处还发动了若干次勇敢的行动。1916年2月，杨王鹏（辛亥革命前在武昌担任过振武学社社长）等四十多人在长沙用手枪炸弹突袭湖南将军汤芗铭的衙门，全部牺牲，被捕的杨王鹏遭到剖腹挖心的惨刑。4、5月在江苏、山东、广东各地也有中华革命党 人的类似起义。比较有成绩的是在山东、以居正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组成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度占领潍县、高密等地。‎ 孙中山于1916年4月底从日本回上海，5月9日发表讨袁宣言。他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敕”。要为真正保持民国着想，而不能以去掉袁世凯一个人为满足，这是孙中山针对以梁启超为政治灵魂的护国运动说的话。但是他的呼声当时得不到反响。‎ 梁启超明确认定，斗争的目的只是在于推翻袁世凯一个人。按照他的设计，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个“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独立各省的军阀都取得军务院抚军的名义，他们推云南的唐继尧为抚军长，而以在肇庆的岑春煊为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任军务院的政务委员长。岑春煊是清朝的老官僚，他在1900年任甘肃省的布政司，因带兵护卫逃出北京的朝廷而为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因官场上的倾轧而与袁世凯不相容。人民国后，他参加过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欧事研究会的军人们曾想拥戴他为领袖。他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有联系，又和两广的军人有老关系，因此能成为军务院的头头。军务院表示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资格，而认为应该“依法”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岑春煊宣布北伐的《出师布告》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苟可以去袁氏而无借于用兵，其道何由，固无所择。”又说：“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任，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渝越”。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袁世凯退位，决不超越这个范围，为达此目的，采取军事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是可以的。岑春煊和梁启超一方面以出兵北伐造成声势，一方面和段祺瑞、冯国璋进行联络，希望他们劝说袁世凯自动退位。段、冯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只牺牲袁世凯一个人而保持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势力。可是，袁世凯仍然不愿意退位。‎ ‎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因病死去。手无兵权的黎元洪在段祺瑞同意下就大总统职，而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不久后，冯国璋任副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7月14日，广东的军务院自动宣布撤销，但北京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控制下，只是没有了袁世凯。‎ ‎　　中国虽然有二千年帝制传统，但辛亥革命打破了这种传统，从此民主共和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梁启超在发动护国运动后说得好：“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响共和乎为趋响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袁世凯违抗这种表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潮流，他的失败是不可免的。但是在护国运动结束时，梁启超实际上是以为，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由于保持共和的形式就能“安立”，那还是错误地估计了“民情”。‎ 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是为了进行一场反袁世凯的革命。袁世凯虽然失败了，但是预期的革命并没有出现。梁启超一派人之所以发动反袁是为了防止反袁斗争变成一场民主革命，他们之所以力求迅速结束这场斗争，为的是不致在继续动乱中出现革命的危机。‎ ‎　　孙中山虽然认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真正保持民国，他提出来的只是尊重民元约法一点。在北京政府已经算是恢复了民元约法的时候，中华革命党不能为自己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孙中山宣布仍恢复国民党的名义，和许多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重新合成一个党。‎ ‎　　（选自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总统制 总统制 通常指资本主义国家以总统为政府首脑的政权组织形式。十八世纪末始于美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政府各部部长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负责；总统向议会报告国务，对议会通过的法案可以行使否决权。在中国，1911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采用此制。‎ ‎　　（选自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都督 都督 官名，汉末以后，历代多有，性质不一。辛亥革命后，各省多置都督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袁世凯改为某某将军督理某省军务。袁世凯死后改称督军。‎ ‎　　（选自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军阀 中国军阀是封建性的事物 它只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军阀一般都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是它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同学、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其次是它总要占据一定的地盘。地盘可以有大有小，小的只占据几个县或稍多一些地方；大的可占据一省、数省乃至全中国。第三是军阀在它所占据的地盘上实行个人专制的直接军事统治，既不讲“文治”，更不讲“法治”。‎ ‎　　（选自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内阁制 内阁制 亦称责任内阁制。资本主义国家由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十八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内阁由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一个或几个政党组成，经国家元首任命。内阁以总理或首相为首脑，下设有阁员，称为部长或大臣。内阁通常只对议会负责，并受议会监督。1911年4月清廷以成立“责任内阁”欺骗群众。中国历史上正式决定采用此制，始见于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选自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复辟 复辟 失位的君主复位，泛指被推翻的反动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反动制度复活。‎ ‎　　（选自《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第二节 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和中国资本主义的短暂发展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节选)‎ 毛泽东 ‎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节选)‎ 毛泽东 ‎　　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 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战争和战略问题(节选)‎ 毛泽东 ‎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1，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2、段祺瑞3、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4）就成了它的靠山。‎ ‎　　（选自《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关于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以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称直系。主要头目为当时的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及曹锟等。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首领。主要头目还有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等。经1920年直皖战争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先后打败皖系和奉系，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北京政府，1923年10月，曹锟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吴佩孚从海路逃到武汉，又重整旗鼓，招兵买马。1925年10月，成立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部，吴为总司令。这时以吴佩孚、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着鄂、湘、苏、浙、皖、赣、闽等省。1926年和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逐步溃灭。‎ ‎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5)关于皖系军阀 皖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以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为首领的一派称皖系。主要头目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张敬尧、倪嗣冲、陈树藩等。皖系军阀在袁世凯死后控制北京政权，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出卖国家权利，大借外债，编练“参战军”（后改称“西北边防军”），企图以武力削平南方反对势力。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军阀联合奉系打败，1924年卢永祥又在江浙战争中被直系军阀齐燮元打败。皖系势力逐步消失。‎ ‎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6)关于奉系军阀 奉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张作霖为首领，故称奉系，主要头目有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等。受日本帝国主义支持长期盘踞东北。1920年直皖战争时，张作霖联合宜系，推翻段祺瑞政府，把持北京政权，并任东三省巡阅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撤回关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胜，掌握北京政权，并大举入关争夺地盘，除东北三省外，控制热河、直隶（今河北）、山东等省区，曾一度占领江苏、安徽。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车站，所部由其子张学良统率。同年，张学良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奉军改称东北边防军。‎ ‎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7)关于桂系军阀 桂系军阀 辛亥革命后统治西南地区的军阀集团之一。以陆荣廷为首，控制两广、湖南。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接近直系军阀。在1920年7月的第一次粤桂战争中，桂军战败被逐出广东。1923年6月，桂军将领沈鸿英进攻广东，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桂军又败，陆荣廷通电下野。1924年1月，陆荣廷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内部分裂加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势力，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于6月24日占领南京并于次年2月控制了广西全境。‎ ‎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8)关于滇系军阀 滇系军阀 辛亥革命后统治西南地区的军阀集团之一。以唐继尧为首，占有滇、黔两省。护国战争中以反袁世凯为名，向四川扩张，形成一派军阀势力。袁死后，接近直系军阀，依附于英、美势力。1927年2月，滇系实力派胡若愚、龙云、卢汉等发动政变，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军事独裁。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命滇军去越南受降，同时命令其嫡系杜聿明率军入滇，加强对云南的控制。1949年12月，当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滇军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 ‎　　（选自李盛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7年。）‎ ‎(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的记述 护法运动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的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力求专制统一。孙中山召号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 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22日，程壁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到广州，壮大了护法的声势。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纷纷南下。8月中旬，南下议员已达一百五十多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便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开始。当时两广和云南、贵州相继脱离北洋政府，西南四省连成一片，成为护法中心。护法军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湖南这个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连捷，攻占了长沙、岳阳等地，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四川、福建、湖北等战场，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北洋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各自从本系的利益出发，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直系为了牵制皖系的力量，增强与皖系争权的实力，所以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暂占上风，段祺瑞于11月16日被迫辞职。冯国璋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得到了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12月，陆荣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1918年1月，西南军阀于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协。孙中山坚决反对妥协。为了把孙中山排挤出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又进一步收买了非常国会。4月10日，非常国会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向国民沉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护法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控制。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特点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如下特点：‎ ‎　　（一）北洋军阀各派系都有一支军队，并视其为私产。他们靠着这支军队起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继而又靠扩充军队去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有兵则有权，兵多则权大”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政治特色。‎ ‎　　（二）北洋军阀各派系都各自占据着一块地盘。这期间虽然中央政权被袁世凯、皖、直、奉四派军阀轮番控制，但全国实际上始终都由若干个军阀分别占据着。大小军阀都在自己控制的地盘内自制法律，自定税收，任意搜刮和奴役人民，军阀割据地区形成“独立王国”，军阀则是这“王国”的“土皇帝”，它的存在是这一时期中国分裂的基础。‎ ‎　　（三）北洋军阀各派系都有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帝国主义为扩大对华侵略，竟相在中国扶植军阀势力。各派军阀为求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都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各种权益，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军阀之间的争斗往往反映出他们各自所依靠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的矛盾冲突。‎ ‎　　（四）北洋军阀各派系都是封建主义者。军阀们在政治上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上大搞封建复古主义，在思想上表现出浓厚的封建地方主义、宗族主义、皇权主义色彩。在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中，大小文武官员概由其同系、同僚、同学、同乡以及族人、亲戚、朋党来充任。靠这种封建裙带关系，他们图谋建立自己的“家天下”，想做“土皇帝”。‎ ‎　　（五）北洋军阀的统治方法都极端残暴而且愚昧。各派军阀依恃武力，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他们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穷兵黩武，争城夺地，罔闻国计民生，不顾人民死活。他们也曾借用“民意”喊过“民主”，但都是为专制之所用，实际上实行的是专制统治。‎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得人心，自始至终处于人民反抗怒潮的包围之中。正是人民的大革命，摧毁了北洋军阀在南方的统治，使它们在北中国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南方国民党政府顺适了历史潮流终于摧毁它的残余势力，把它赶下历史舞台。但不幸的是，由于产生军阀的社会基础并未改变，于是国民党新军阀便代之而起。‎ ‎　　（选自秦英君主编《中国现代史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孙中山谈护法战争的掀起 孙中山 ‎　　慨自国会非法解散，中更复辟之变，民国已无依法成立（之）政府。使冯（国璋）、段（祺瑞）两氏有悔祸之心，虽争个人权利，苟能撤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使国会继续开会，则与一言兴邦何异，夫谁得而议其后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国，遂致畔起川、湘，而全国之统一以破。其时滇、桂之师，皆由地方问题而起，而所谓宣告自主者，其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泯泯棼棼，莫知底止。文不忍坐视正义之弗伸，爱于沪上与民国诸老创设护法。海军将士亦有宣言，相率南来。粤省议会，乃有请国会议员来粤开会之决议。由是发生国会非常议会于广州，于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8月31日公布《军政府组织大纲》。文不才，被举为大元帅。虽自知弗能胜此重任，然国家多难，匹夫有责，文忝在手造民国之列，不能视大法之沦亡而不救，用是不避险艰，不辞劳瘁，以为护法讨逆倡，使吾国及友邦之人咸晓然于军政府之职志；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凡以存民国人民之正气于天壤间而已。自是厥后，粤、桂、滇、黔、湘、川莫不一致宣言护法，始以恢复非法解散之国会为共同之目的，于是地方之争，一变而为国会之争。军政府无尺地之凭藉，而此志已范围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思附义者，尚复所在多有，均在酝酿发难之中，不得不谓护法功矣告成之后。‎ ‎　　（选自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转引自翦伯赞等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护法运动历史地位和教训 ‎　　李新　　‎ 孙中山发起和领导的护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 ‎　　首先，“护法”口号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法治，反对封建主义人治的光辉思想，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中国是个延续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缺乏法治观念和民主传统。“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君命大于天”，“一正君而天下定”。孙中山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声疾呼“民主”、“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指出“国家治乱，一系于法”2，“共和国家，首当守法”，如果“约法毁灭，国会废弃”，势必恢复封建专制时代的“因人而治”，“燃人治已死之灰，播专制未尽之毒”，军阀武人借此“以天下私”，可以窃权盗国，残民以逞。但历史走向民主，法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国法不容妄干，而人治断无由再复也”3他宣称护法的使命，就是要“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4这种正义的呼喊，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　　其次，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共和精神，反对专制，反对复辟，反对一切黑暗势力。这对于抵制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粉碎复辟帝制的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诚然，孙中山 的“护法”口号，没有提出和涉及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没有反映广大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至于那个时候的旧国会，也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只不过作为革命胜利后的点缀品，甚至成为某些政治集团相互角逐的工具罢了。凡此种种，注定了护法运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但是，当时的中国，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在政治上又找不到新的出路。他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统治，坚持走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人民尚未找到新的政治思想武器的历史条件下，就不失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因而受到一切进步力量的拥护和支持。当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传来后，广东人民“于举国阴霾沉雾之中，忽睹霹雳青天之象，群情欢跃，莫可明言”。在广州长堤东园召开的广东各界欢迎海军南下大会上，到会者数万人，盛况空前。辕门以生花嵌成“扫除伪政府，拥护真共和”十字。爆竹声、万岁声、鼓掌者，“檐宇为震”5孙中山一声“护法”号召，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斗争的烽火遍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军政[府]为名。”6但是在当时军阀专权的条件下，孙中山毕竟失败了。‎ ‎　　护法斗争的失败，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 ‎　　第一，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辛亥革命后，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压迫的加剧，革命党人不断分化，中华革命党以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出现了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严重情况：“维时官僚之势力渐张，而党人之朝气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7辛亥革命胜利后许多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鱼目混珠”，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并造成了宗派林立，成份“过于复杂”，“总是想做大官”。8许多党员非但不支持孙中山，反面勾结军阀反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改组，就是原国民党中的政学会与西南军阀相勾结而实现的。像这样一个组织不纯、四分五裂的革命党，是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引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 ‎　　第二，缺乏可靠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但孙中山手中却没有掌握什么可靠的武装。这时候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争取、利用旧军阀武装的阶段，不懂得用革命军队代替或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用民主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组织严密的、训练有素的革命军。在护法战争中，程璧光以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身份，率领一支舰队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驻粤滇军张开儒、方声涛两个师以及广东省长朱庆澜交给大元帅直接指挥的二十营省防军，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当时也增加了军政府的威望。但也仅此而已，力量十分有限。北洋密探马凤池还在军政府成立以前，就断言护法运动的必然失败。他说：“查孙文定计在粤另立政府，所恃陆军势力，只有张开儒、方声涛及林虎一旅。林逆远驻雷州，形势隔禁，实仅张、方两师可资号召，他则魏邦平之警察兵可凑数耳。陆使（荣廷）、陈督（炳焜）均未附和。朱省长（庆澜）亦但利用彼党巩自己地位，决非乐从其诡谋。实力单薄，乌能成事。即幸而成焉，亦断断不能持久。”不仅如此，拥护孙中山的海、陆军还不断受到西南军阀的压制和排挤，以致程璧光遭暗杀，张开儒被囚禁，崔文藻（陆军次长）被枪杀，驻粤滇军和省防军被调离广州地区。这样，孙中山成了一名无兵可统、无将可依的名符其实的光杆司令。‎ ‎　　第三，西南军阀的破坏。早在孙中山宣布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时，陆荣廷就曾表示：“中山拟在粤召集国会，恐难办到，不敢有闻。”9孙中山当选大元帅的第二天，陆荣廷拒不接受元帅职，说什么“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当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义，尤滋疑议”，“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10他还致电唐继尧，密谋对军政府共同采取暂时虚与委蛇的骑墙态度，说：“粤另组军政府，殊难慊人意。此间事前已复电劝其审慎，未蒙采纳，刻已发生，亦且置之。”11唐继尧的主张同陆荣廷完全合拍，对军政府采取表面上敷衍，实际上不合作的态度，同样不接受元帅职务。唐的拒不受职，是因为一怕得罪桂系，二怕结怨北方。他曾经说过：“此间所谓组织军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愈失其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12由于陆、唐拒绝接受元帅职，以致军政府六个部的总长，除张开儒延至1918年2月宣布就职外，其余五位总长均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就职而由次长代理职务。朱镜宙在《梦痕记》一书中写道：“自大元帅成立后，号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厂，各部总长均未就职，元帅陈、唐二公亦在观望中。大家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奕棋自遣。”131918年10月初，章太炎征得孙中山的同意，赴云南劝说唐继尧同孙中山合作。据负责接待章太炎的李宗黄回忆，唐继尧仅在10月7日接受章太炎带来的元帅印，但不肯举行就职典礼，表示他的处境远较广州方面复杂，同时他既已接受孙 先生新颁发的印信，当然也就是承认军政府的设立，何必一定要举行典礼、授印、通电、开府？14章太炎的记载说：“余至云南，蓂赓犹豫不敢受元帅印证。余谓五议员曰：‘不受，诸君为无面目，宜速归。余名义亦属军府，随君等去矣。’蓂赓始具礼受印证。然其文移号令，终自称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未肯称元帅也。”15由此可见，唐继尧是在章太炎等中央代表半说服、半强迫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元帅印证的。当时的军政府，实际上是一座空架子，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影子政府”。“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16孙中山独力支撑军政府，内外遭受攻击，处境十分恶劣。他的护法主张，实际上一筹莫展。同时，军政府本身既无收入来源，仅靠海外华侨少数捐助，经济又十分困难。自部长、秘书、参军以至书记、事务员，每月均领零用钱二十元，有时还维持不下去，依靠廖仲恺多方筹款接济。如前所述，孙中山当时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莫荣新对大元帅府又处处刁难，以至发电不能用头等，不得挂帐，只能用现款发四等电。孙中山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和招到的新兵，也多为莫荣新的一伙所驱逐、逮捕或暗杀。当孙中山在忍无可忍，亲登军舰炮轰观音山督署时，唐继尧竟破口大骂是“胡闹已极”。17正如章太炎所说的：“孙公与荣廷恶，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18孙中山也自叹在粤“有同寄寓，军权吏治，失所挟持”，“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19他愤怒地指出：“护法军兴，战争连年，大功未竟，此中大梗，皆由桂贼缘敌为奸有以致之。”20为了孤立陆荣廷，孙中山一度在策略上提出“护法必联唐”的口号，曾致电唐继尧说：“民国前途，希望惟在执事一人，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目的，文无不可退让。”21但唐继尧不仅拒绝同孙中山合作，而且相反，与桂系军阀加紧勾结，策划西南各省联合会，排斥孙中山。1918年5月，莫新荣在唐继尧的纵容和支持下，强行夺了张开儒的兵权，并派兵逮捕了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唐继尧称赞莫此举“处理甚为适当”，还要将张开儒押解回滇“依法处办”22。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使孙中山失去了驻粤滇军的支持，完全暴露了唐继尧借护法之名，搞割据之实的军阀本质。‎ ‎　　第四，军事上的难以作为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孙中山身为海陆军大元帅，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作战的指挥权。各个战场多半是各自为战，很少请示军政府，甚至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因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法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作战计划。无论是桂系还是滇系军阀，他们参加护法，主要是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实行军阀割据，故对待和战的态度完全以本集团的私利为转移，根本不顾整个护法战争的全局。例如1917年11月20日南军占领长沙，北军处于前方崩溃，后援不继，直皖矛盾十分尖锐之际，孙中山坚决主张乘胜推进，攻克岳阳，进而夺取武汉，以造成逐鹿中原之势。但是，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认为联军占领长沙后，其主要任务是看守老家两广地盘，因而按兵不动，忙于争夺权位，鼓吹一切问题等待谈判中解决，甚至带头宣布停战。唐继尧也对孙中山采取敷衍的态度，同样按兵不动，以致失去了攻克岳阳、会师武汉、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陈荣廷、唐继尧之流，“其所以治兵西南者，迹彼用心，只欲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俾彼得专制于二、三行省”。章太炎也于事后评论说：“原群帅所以怯于规鄂者，非兵力不任也。……徒以部落主义蔽其远略，广西（陆荣廷）不过欲得湖南，云南（唐继尧）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湘、蜀既得，而彼已偿初志矣。……外人徒见其宣布明申，慷慨自矜，而密电私议，实多不可告人之语。言和不过希恩泽，言战不过谋吓诈。里巷讼棍之所为，而可以欺大敌欤？要之，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23这里，章太炎与孙中山一样，从各个军阀在和战问题上的尔诈我虞、巧取豪夺的恶劣表演中，看到了近代封建军阀的欺骗性和残暴性，从而也得出南与北“一丘之貉”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相当深刻的，很有政治眼光的。‎ ‎　　孙中山发起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找中华民族解放之路而不断探索、奋斗、前进。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当时也已经觉察到“护法断断不能解决问题”24，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25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指岑春煊、陆荣廷控制下的军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26他还说：“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免致他再出来捣乱，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27，并坚决表示：“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28‎ 不久，这个“开一新纪元”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 ‎　　（选自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护法战争的有关文电 南方各省护法有关文电 ‎　　旅沪国会议员对于外交团之宣言 ‎　　1917年7月14日 ‎　　吾人谨以至诚宣告于世界施行民治诸友邦之前，我中华民国之组织，根本于《临时约法》。我国会暨正式政府成立，承诸友邦先后承认，几经事变，仍以《约法》为依归。乃段祺瑞以把持政权之故，始则伪造公民围攻议院，及至罢官；复嗾使叛军入寇京师，胁制元首，迫散国会，酿成复辟；遂因利乘便，凭依武力，自称总理，既未有大总统合法之任命，又未经国会之同意。黎大总统前以张勋武力丧失自由，现应恢复；及又被胁于段氏，虽电称辞职，但未经《约法》上国会之许可，则大总统之资格当然存在。既有合法之大总统，则冯副总统断无继任之理。若谓黎大总统因辞职即失其资格，则冯副总统一月前亦电称辞职，则又何解。段祺瑞虽自称政府，于我立国之根本大法及诸友邦承认我国家之原则，全然违反。譬如盗贼之窃据堂奥，不过一时强力所侵夺。所有段祺瑞伪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行动，譬如强盗处分事主之财产，吾人誓死不能承认。吾人苟承认由破坏法律而成之伪政府，即无异于自背法律，躬行叛逆，陷国家于无法律之地位，扰乱社会和平。故吾人现方努力以维护神圣之法、建造合法之政府为迫切之急务，政府既立，然后徐图民治主义之施展，对内对外，始能本一贯之精神以企政策之实现。‎ ‎　　我国自革政以还，历承诸友邦好意之辅助，吾人铭感已久，但为力所能及，甚愿于精神上、物质上与我友邦以相当之援手，揆之人类报施之道，亦何容辞。但此类排除武力主义之责，断非崇信武力主义之伪政府所能尽，拥护民治主义之业，断非摧毁民治主义之伪政府所能举。吾人惟一之主旨，乃在欲得一真实民意为基础，忠于自由，忠于共和依法律而产生之政府，然后与施行民治诸友邦取提携之态度，外交内政，始可托之使行。彼伪政府者以强力窃夺政权，破坏法律，我国民无论如何绝不承认。我友邦素严法治，极重民权，我国民不得已之苦衷，望垂察焉。中华民国旅沪国会议员谨告。‎ ‎　　《申报》，1917年7月24日。　　‎ ‎　　海军护法宣言 ‎　　1917年7月22日 ‎　　‎ ‎　　北京黎大总统、段芝泉先生，南京冯副总统，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南宁陆巡阅使，承德、归化、张家口都统，龙华、宁夏护军使均鉴：壁光、葆怿今日谨率海军将士宣言。其文如下：‎ 中华民国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谨率各舰长暨各将士宣告天下曰：自倪嗣冲首揭叛旗，毁弃《约法》，蹂躏国会，而中华民国之实亡；自张勋拥兵入京，公然僭窃，而中华民国之名亦亡。今者张勋覆灭，中华民国之名已亡而复存矣。然《约法》毁弃，国会蹂躏，国家之纲纪，荡然以尽，岂中华民国仅以存其名而已足，而其实乃可置之不顾耶！夫纲纪陵夷，则奸宄横行，一切假托名义者，乃得悍然无所顾忌，虽至罪恶贯盈之倪嗣冲，亦得安徽督军之大任，益以南路总司令之特权，颐指气使，叱咤四省，天下皆指为祸首者，而顾以功首自居；天下皆指为元凶者，而顾以元勋自诩，循此以往，是中华民国不复为国民之公器，特为权奸之面具耳。长此隐忍，何以为国，鱼烂之兆已见，陆沉之祸安逃，璧光等所为中夜斫剑临流击楫者也。夫我海军将士，即以铁血构造共和，即以铁血保护之。当丙辰之际，帝制已销，国命未续，我海军将士以三事自矢：一曰拥护《约法》；二日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盖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虚名，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者以言《约法》，则已破裂矣；以言国会，则已解散矣；以言祸首，则鸱张者凌厉而无前，蛰伏者呼啸而竞起矣。国基颠簸，人心震撼，愕胎相顾，莫敢谁何。呜呼！我海军将士，岂惟初心之已背，抑亦责任之未尽也。是用援桴而起，仗义而言，必使已毁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状，元恶大憝，为国蝥贼者，无所逃罪，然后解甲。自《约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皆无根据，当然认为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云云。谨此电闻，佇候明教。程璧光、林葆怿。养。印。‎ ‎ ‎ ‎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　　‎ 孙中山致陆荣廷电 ‎　　1917年7月24日　　‎ ‎　　马电奉悉。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自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窳。民国之号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与公倡义护国之旨，相戾已甚。国会者民国命脉所存，托名民国，独去国会，则凡百措施皆为背法。彼叛人既不利有国会，我护法者必当拥护之。是以文到粤后，则电请国会议员来粤，自由集会，将来再由国会以决几百措施。布置既周，乃以海陆军护送国会至国都，然后可使基础不摇，成一劳永逸之计，不然，则今日外人已认民国为未有合法之政府，将来危险更不堪言。我公再造民国，勋在宇宙，救国之画，必能早定，既承勉以共济，尚乞协力主持。孙文。敬。‎ ‎　　《孙中山全集》，第4卷，1985年版。　　‎ 唐继尧护法通电 ‎　　1917年8月11日　　‎ ‎　　民主政治，其运用在总统、国会、内阁，其植基在法律。自段氏免职以来，疆吏称兵，国会解散，元首引退，清帝复辟。数月之间，迭遘奇变，法纪荡然，国已不国。顾念大局阽危，不忍操之过蹙，冀其后悔，犹可徐图补救。乃日复一日，祸首乘势弄权，行动自由，奸邪并进，主器虚悬，民意闭塞，律以共和原则，不惟精神全失，亦已形式都非。来日悠悠，易其有极。窃谓今后欲民国之不亡，宜亟阐明数义：一、总统有故不能执行职务时，当以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应仍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解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九条第二项办理。一、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国会。一、国务员非得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不能认为适法。一、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惩办，以彰国法。凡此四义，一以《约法》为依据，不能意为出入。继尧以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法，在宪法未成立以前，《约法》为民国惟一之根本法。本实先拨，则变本加厉，何所不至。自今以往，愿悉索敝赋，勉从诸公之后，以拥护《约法》者，保持民国之初基于不坠。有非法藐视，横来相干，道不相谋，惟力是视而已。忧危念乱，敢布区区，帮人诸友，实图利之。《东方杂志》，卷14第9号。　　‎ ‎　　国会议员在粤开非常会议电 ‎　　1917年8月25日 ‎　　民国不幸，祸乱频仍。倪逆称兵，国会被毁；张贼复辟，国体动摇。造乱之徒，乘机窃政，托名讨贼，推翻《约法》，擅立政府，易置总统，执法如绳，厥罪为均。又复叠逞狡谋，图湘窥蜀，输兵南下，其势骎骎，凭藉北洋，压制全国，充类至尽之义，吾民宁有噍类之存？所幸诸公犹持正义，兴师讨贼，信誓在人，救我黔黎，定兹国难，公等之责，吾民之望也。同人等昔受国民之托，职务未终，今被国贼之驱，责任难弃，用依《约法》，自集于粤，人数未满法定，本难遽行开会；唯念时局之危，间不容发，西南散处，意志辄殊，对外则冯贼宣战，我将何以处德奥？对内则黄陂孤陷，我将何以设政府？凡兹重要，亟待讨论，爰译主权在民之义，用师法人国变之例，特决定本月二十五日于广州开非常会议，以谋统一，以图应变。区区之意，如斯而已。夙稔公等护法心殷，尚望时赐名教，用匡不逮，果利于国，同人等靡不乐从之也。谨此奉闻。国会议员同人等。‎ ‎　　《1917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版。　　‎ 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　　‎ ‎　　民国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公布 ‎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　　第二条 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次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 ‎　　第三条 《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 ‎　　第四条 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　　第五条 大元帅有事故不能视事时，由首次选出之元帅代行其职权。‎ ‎　　第六条 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元帅得兼任其他职务。‎ ‎　　第七条 军政府设立各部如左：一、外交部；二、内政部；三、财政部；四、陆军部；五、海军部；六、交通部。‎ ‎　　第八条 各部设总长一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出，咨请大元帅特任之。前项选举，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但遇总长缺位，未经选举以前，大元帅得为署理之任令。‎ ‎　　第九条 各部总长辅助大元帅执行职务。‎ ‎　　第十条 元帅府及各部之组织以条例定之。‎ ‎　　第十一条 军政府设都督若干员，以各省督军赞助军政者任之。凡有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关系者，依前条之规定。‎ ‎　　第十二条 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止。‎ ‎　　第十三条 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　　《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 孙中山在大元帅授印仪式上之颂词 ‎　　1917年9月1日 ‎　　‎ ‎　　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叛换，频烦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义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惟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竟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惟国会诸君实匡救之。‎ ‎　　《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　　非常国会通告选举元帅电 ‎　　1917年9月2日　　‎ ‎　　南宁陆巡阅使、谭督军、云南转行营唐督军、江苏李督军、江西陈督军、贵阳刘督军、四川罗将军、重庆熊镇守使、湖南谭督军、各省师长旅长钧鉴：国会非常会议于八月三十一日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并同时宣布本月二日，依准大纲第二条之规定，开会投票，选举大元帅、元帅。孙中山先生当选为大元帅，陆幹卿、唐蓂赓二公当选为元帅。是日莅会参观者以万计，欢声雷动，益征真正民意之向背矣。今日政局鼎沸，国是蜩螗，戮力神州，人同此责，虽群情未审，似犹可忍慝于一时，苟公理自明，必不与乱徒以终古。所望群公念舟车之谊，凛袍泽之情，投袂奋兴，共伸正谊。本军政府护法之决心，而为一致行动，则指臂之效，足以收戡乱之功，援桴之声，足以壮讨逆之气。临电无任迫切待命之至。国会非常会议。冬。‎ ‎　　《1917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版。　　‎ 陆荣廷谭浩明支电 ‎　　1917年9月4日 ‎　　‎ ‎　　顷闻议员开非常会议，有组织临时政府，并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蓂赓及廷为元帅之事。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议，易淆观听。廷等庸愚，只知实事求是，不为权利竞争，标本张皇，又所不取。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深愿国会议员诸公，爱国以道，审慎出之。区区愚忱，尚希鉴纳。荣廷、浩明。叩。‎ ‎　　《1917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版。　　‎ ‎　　孙中山就职大元帅宣言 ‎　　1917年9月10日 ‎　　‎ ‎　　昔胡清失道，人心思汉，文与海内志士合谋征讨。武昌倡议，黄陂实为主帅。江南既定，共和初造，则南都武昌为中区焉。以虏运告终，授之袁氏，文虽自甘退让，而推荐非人，终于反噬。南方涂炭，元勋杀戮，国会解散，恣睢五稔。僭号称帝，实赖西南豪杰出师致讨，兵未渡江，元凶殂殒，黄陂以副贰之位，依法继任。然后知神器不可以力竞，民意不可以横诬也。徒以除恶未尽，权奸当道，帝孽纵而不治，元勋抑而不用，怏怏之威，上陵元首，诈取之谋，南暨吴蜀。侵《约法》宣战媾和之权，辱国会神圣立法之地。既被罢黜，嗾贼兴戎，以肇解散国会之祸。小腆乘之，应机复辟，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张绍曾、丁槐等实受黄陂密命，倡义讨逆，师期漏泄，为凶人所俺，乘间攘窃，饰功取威。既覆孱胡，亦以是黜黄陂之命，数遣狙击，逼迫卧寝，纠合无赖，劫夺印玺，以自成伪政府。譬尔朱荣、高欢辈互为首尾，盗取国柄，其罪均也。‎ ‎　　文于是时，身在海隅，兵符不属，乃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共商大计。既遣兵轮赴秦皇岛，奉迎黄陂，亦不能致。犹谓人心思顺，必有投袂而起者。迁延旬月，寂然无闻。用是崎岖奔走，躬赴广州，所赖海军守正，南纪扶义，知民权之不可泯没，元首之不可弃遗，奸回篡窃之不可无对抗，国际交涉之不可无代表也。于是申请国会，集于斯地，间关开议，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文忝为首建之人，谬膺澄清之责，敢谓神州之广，无有豪杰先我而起哉！徒以身与共和生死相系，黄陂为同建国之人，与义犹一体也，生命伤而手足折，何痛如之！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袍，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　　《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　　国会非常会议宣布段祺瑞罪状电 ‎　　1917年10月6日 ‎　　‎ ‎　　天津黎大总统，北京冯代理大总统，南宁陆元帅，云南转行营唐元帅，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黄埔程总长，上海伍秩庸、岑西林、孙伯兰先生，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镇守使、军师旅长，各都统、办事大员，各报馆钧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政府毋失其守法之信，国人克尽其护法之责，此今世立国之通义也。故国会代表人民多数之意思而立法，内阁代表国会多数之意思而行政，二者之职权，各有其范围不相侵越。凡以纳宪政之初轨而立专制之大防，苟任去其一而存其一，则其存者已非合法之政府，自失其统治之效力。今民国政府基于《约法》而成立，其权力所及，当然以信守《约法》为限度。‎ ‎　　曩者，袁氏专政，毁法弄权，举《约法》上之分权制度而破坏之。于是解散国会，召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代行立法院等非法机关，假代表民意之名，以行其同恶相济之实，卒至叛国称帝。赖护国军兴，悉仁人志士拨乱之功，而民国再造，《约法》恢复。顾至今吾国人犹有一共同之觉悟，则以为倒袁于帝制既成之后，无宁讨袁于破坏法治之始之为愈也。伪国务总理段祺瑞专恣成性，其不解共和政治，固无异于袁氏，而刚愎自用，倒行逆施，抑又过之。前任总理时，唆使乱民围攻议会，纵容军人干涉宪法，通国皆知。逮免职令下，煽动诸将，称兵京畿，胁迫总统解散国会，以酿复辟之变。乃国利乘便，窃柄尸位，肆其阴谋，垄断政权。今复师袁氏故智，悍然下令召集参议院。其所据理由，则谓专为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而设。试问国会之组织岂纯属于普通立法作用者，盖宪法内容之一部亦于焉寄托，决非可以行政部之意思而变更之。果其为法不良，亦雄国会始有修正之权。至观《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虽有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议决云云，实列于第七章附则之内。凡法所具之附则，绝对以适用于一时为限，与法之正文继续有效者迥别，尤不得妄为比附。况《约法》第二十八条固明白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云云。民国国会久已成立，人民与政府亦久已承认，今于国会非法解散后召集参议院，尚腼然依据《约法》自欺欺人，又将谁信。夫大总统在《约法》上仅有召集国会之权，绝无改造国会之权。谓国会非经改造不能召集，此端一开，后之执政尤而效之，则民国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无时不可以修正，且无时不可特设机关以修正之。所谓代表人民多数意思之立法机关，无时不在动摇之中。是共和政治之精神已根本破坏，后患又何堪设想。‎ ‎　　议员等窃念民国成立以来，改变相寻，民无宁岁，推原祸始，皆执政者藐法有以致之。洎今不图，噬脐何及。素仰执事明达，爱国护法岂在人后，当此国本颠覆之际，必有声罪致讨之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凡我方伯连帅有援桴而起者乎！议员等无似将执鞭从之。临电主臣，敬俟义旆。国会非常会议，鱼。‎ ‎　　《军政府公报》，第11号，1917年10月8日。‎ ‎　　（选自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1983年版。）‎ ‎■八、近代前期的文化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传入 ‎ 毛泽东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 初期中国人向外国学习 ‎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夏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实践活动 ‎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 ‎　　邓小平 ‎　　‎ 一 ‎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二 ‎　　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　　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1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　　当然，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　　*这是邓小平同志两次谈话的节录，分别摘自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和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 ‎　　（选自《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 ‎　　邓小平　　‎ ‎　　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 ‎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 ‎　　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　　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1？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的谈话。‎ ‎　　（选自《邓小平文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关于《天演论》的记述 ‎《天演论》 严译名著之一。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严复将英国赫胥黎所著《Evolution and Ethics》 （即《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中文，取名为《天演论》。“天演”即进化之意。该书1898年出版，分上下卷，共35篇。附有按语和序，阐述译者的见解。该书深寓自强保种的主旨，介绍“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指出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自然现律，发愤图强，变法维新，就能转弱变强，转危为安，否则将沦于亡国灭种的厄运。该书为中国近代较早的一本直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著作的书，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　　（选自夏东元主编：《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魏源的政治思想 魏源 （1794一1857） 字默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那时全国最为闭塞的地区之一。他早年在家乡，读书、教书，参加科举考试，走的是一般富庶家庭子弟惯走的道路。他十九岁赴北京，开始接触社会，1822年中举，后任内阁中书。他遍游中国各地，结交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之士，如林则徐、龚自珍、包世臣等。1825年，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代编《皇朝经世文编》。这是一项庞大的学术工程，全书120卷，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系统清理、总结了清代道光以前的经世学说。它加深了魏源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认识，强化了他的经世意识，对他日后编撰集大成性的世界地理巨著，不无启发意义。鸦片战争中，他参与了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对英国清况有一定了解，并据英国俘虏安突德口供，写了《英吉利小记》。鸦片战争的失败，对这位素抱经世之志的知识分子来说，刺激很大。1841‎ 年，当被贬黜的林则徐嘱他在所译《四洲志》基础上编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时，他欣然从命，并在翌年编定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以后，他不断修订、增补，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扩大为100卷，凡88万字。 ‎ ‎　　强烈的经世意识，是《海国图志》的鲜明特色。魏源在叙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除了介绍、考订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情况外，还特设《筹海篇》二卷、《筹海总论》四卷，这是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都没有的。鸦片战争的失败，给国人最直接的刺激是船炮不如人。魏源于此，非常留意。除了在述及各国情况时注意介绍军事情况外，从卷八十四至卷九十五，他以整整12卷的篇幅，介绍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原理、制法、用法。这在此前此后各种世界地理著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不合通常编书体例的作法，正是特别强烈的经世意识的体现。 ‎ 魏源本是有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人，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心。他在1845年才中了进士，年已五十有二，以后官位也不高，仅做过知府、知州等很难有太大作为的地方官。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痛切感到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端。他曾激烈攻击专制帝王是集天下之势、利、名于一身的最自私的人；上下隔阂的专制影响上情下传、下情上达，是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呼吸到西方吹来的新鲜空气，他以前郁积胸中的不满，便化作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称颂倾泻出来。 ‎ ‎　　他在介绍英国情况时，花了不少笔墨于议会制度，指出英国国家大事，均需经巴厘满即议会议允，不是国王独裁，“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凡条例更改，职官增设，税饷、货币增减等关涉国计民生之事，都是由国王颁行议会，有议会交各具体部门执行。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年都由议会在年终审查，然后决定各官黜陟。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实行“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的办法。百姓对于政府，享有监督权利，各种意见可刊于逐日印行的新闻纸上，各官宪政事有失，百姓可以议论批评。 ‎ ‎　　在19世纪中叶的世界上，与中国专制制度反差最大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魏源以整整五卷的篇幅介绍美国。1他在尚未专述美国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劈头就是一段美国赞歌： ‎ ‎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宫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 ‎ ‎　　他还称赞美国在处理与英、法关系方面的“智”，在经济方面的“富”，对华关系上的“谊”。 ‎ ‎　　武、智、公、周、富、谊，魏源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赞颂了美国，把中文里最美好的字眼，献给了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家。特别是政治方面，魏源致意再三。他认为，美国仅设统领、不设国王、事简政速、令行禁止的民主制度，具有永恒的价值，可以“垂奕世而无弊”。 ‎ ‎　　作为完整、系统的世界地理著作，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四五十年中，《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是最有影响的两部。二书相较，各有千秋，诚如王韬所评，徐著以简胜，魏书以博胜。 ‎ ‎　　博，是《海国图志》的一大待点。对此，我们只要耐心地梳理一下书中所征引的资料目录就清楚了。 ‎ ‎　　中国人著作：嵇璜等编的《清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谢清高的《海录》，张奕的《东西洋考》，黄衷的《海语》，刘健的《庭闻录》，颜斯综的《南洋蠡测》，黄可垂的《吕宋纪略》，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张汝楫的《澳门纪略》，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余文仪的《台湾志》，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姚莹的《英吉利地图说》、《康輶纪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马欢的《瀛涯胜览》，黄宗羲的《行朝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文秉的《烈皇小识》，赵翼的《檐曝杂记》，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范成大的《吴船录》，刘郁的《西使记》，邱长春的《西游记》，钱民的《景教考》，杭世骏的《景教续考》，钱大听的《潜研堂文集》，杨光先的《辟邪论》，魏源的《圣武记》、《英吉利小记》，《四库全书提要》，《元秘史》，《蒙古源流考》，《册府元龟》，《金石萃编》，《洛阳伽蓝记》，《西域图志》，《文献通考》，《广东通志》，《后汉书》，《新唐书》，《旧唐书》，《晋书》，《魏书》，《梁书》，《隋书》，《宋史》，《辽史》，《契丹国志》，《明史》，等等。 ‎ ‎　　西人著作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高一志的《空际格致》，傅泛际的《寰有诠》，蒋友仁的《地球全图》，培端的《平安通书》，袆理哲的《地球图说》，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玛吉士的《地球天文合论》、《地理备考》，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贸易通志》，《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另有新加坡人著的《英国论略》。 ‎ ‎　　此外，书中附有各种地图七十余幅，各种船炮器物图八十余幅，各类表如《中西历法异同表》、《各国教门表》等近十幅。 ‎ ‎　　真是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从书到图，应有尽有。3 ‎ ‎　　《海国图志》问世以后，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实倡日后洋务运动之先声。书中对英、美议会、民主制度的介绍与赞颂，对日后维新思想的产生，不无启发意义。当然，其影响最主要方面，还在于世界知识。在19世纪下半叶，《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被公认为中国人所编世界地理著作中最好的两部书。一大批从事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都受过此书的影响。左宗棠曾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对这位湖南同乡的名著推崇备至。康有为自称，他对西方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与《海国图志》的影响很有关系。 ‎ ‎　　《海国图志》出版不久便传到了日本。1850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传入日本，被明治维新以前保守的日本当局列为禁书，不准发售。1853年，又有《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基于同样原因，仍被禁止。其理由都是书中写有西国事情，“有违禁之词”。1854年，日本由锁国变为开放，《海国图志》适逢其时，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锁钥，大受欢迎。这年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其中7部被朝廷留用，另外8部被允许出售。从1854年到1858年间。形形色色的《海国图志》翻刻本竟达二十多种。正像在中国，《海国图志》等书，对以学西方、图自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有催生作用一样，《海国图志》之东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也有积极的影响。对此中日学者有一致的看法。中国学者说：魏源作《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日本学者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学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 ‎　　（选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及其发展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及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输入，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动向。其特点是希望清政府学习西方，在政治上实行某些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中国摆脱遭受奴役、掠夺的地位，走向富强的道路。这种思想动向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性质。进入八十年代后，维新改良思想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马建忠、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薛福成等。这些人的出身、生活道路、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有的早年出国留过学、有的办理过外交，有的参与过洋务派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活动，有的投身于外国人的报馆和洋行。共同之处是，他们大都由封建文人转化而来，都接触过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他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抵抗外国侵略、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学习西方的进步主张。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加重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要求一切近代工矿运输业都允许商人自由兴办，明确地主张实行“君民共治”、即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在探索救国的问题上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主张与洋务派的主张虽然存在分歧，并经常讥刺洋务派某些举措不当，但仍然支持洋务派的活动，不以为这有什么矛盾。经过中法战争，不少爱国人士对洋务运动能否使中国富强发生怀疑。到这时，改良主义思想家开始把顽固派、洋务派都看作是误国误民的罪人，对两者都展开批判。他们指出：顽固守旧派自命为“正人君子”，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新鲜事物一概坚决拒绝，不求自强，事变发生时则茫然无所措手足，使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又指出：洋务派只引进西方的船炮技艺，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是遗其大体，袭其皮毛结果是内治外交，两头都糟。他们深切感到守旧既不可，推行洋务运动也不行，必须另行寻求中国富强的道路。于是，宜传维新改良的著作和文章不断增加。相信维新改良可以救国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清政府的部分高级官员。湘军头目彭玉麟给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序，称该书“皆时务切要之言语”，非“徒尚皮毛购船炮而已”，“实获我心”。淮军的一个头目张树声，1884年在其遗言中要求清政府“采西人之体〔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以行其用〔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到八十年代下半期和九十年代上半期，改良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许多改良主义思想家看出：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不可分割，“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修改那些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阻挠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条款，如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和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等。他们认为这些条款使中国的利权尽为洋人所夺，给中国造成无穷的祸患。片面最惠国待遇使“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不啻驱西方各国“协以谋我”；领事裁判权使洋商得以借故盘剥华商，又可逍遥法外；协定关税使“外国税华货进口务从其重，中国税洋货进口务从其轻”；外国人执掌中国海关使洋商得利，华商受气，“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价”，洋商的货物得以畅销。凡此种种，严重影响人民生计，于国体大有关碍，必须设法改变。他们还揭露和谴责赫德长期把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干涉中国内政和外交，是英国灭亡印度的故技。此外，他们还批驳洋务派希图依靠国际公法来与外国维持和局的主张，指出：国际公法只能在国势强弱大致相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执行，对于弱小国家来说，如果不发愤自强，也就不能“得公法之益”，仍不免受欺凌以至被灭亡。对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国际公法欺压弱小国家的本质有了初步认识。‎ ‎　　第二，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良主义思想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扩张，都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经济掠夺与军事征服交相为用，相辅相成。军事征服是保护经济掠夺的手段，经济掠夺始终是目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洋货充斥，而中国不知振兴工商业与之竞争，所以人民日趋贫困，国势日趋衰败。因此，中国应当练兵，同外国进行兵战；发展民族工商业，同外国进行商战。郑观应甚至认为，商战比兵战更加重要。他说：“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相反，如果大力振兴工商业，“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欲邀彼一战，而彼族而怯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他们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经济竞争，看成是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的出路。‎ ‎　　为了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他们期望消政府适应新的形势，改变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传统方针，树立“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以重商政策代替重农政策为国策。所谓“重商”，就是要取消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一切新式企业都准许新兴的资产阶级自由兴办；扭转以往那种官不能护商，反而病商的局面。使上下通情，“官商合势”。办法有二：一是制定商律，自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都设置专门机构，保护民族工商业，研研全国各地的生产、贩运、销售和培养商学人才等事。二是允许工商业者组织起来，自行纠集股东，组成大公司，避免华商之间互相竞争，使洋商从中得利。此外，有人还建议改变“视商如土”的旧观念，由国家规定商人可以就近应试，会见官长，把商人提到与士大夫同等的地位。‎ ‎　　第三，要求改变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改良主义思想家们认为君主制“权偏于上”，民主制“权偏于下”，都有弊端，“君民共治”即君王立宪制“权得其平”，最为理想。他们对设立议院寄予很大的期望，把它看作是治国的本源，立国的根本。郑观应说：英国领土很小，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纵横四海，根源就在于“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中国如果不想安居卑弱，希望富国强兵为天下所重视，就必定要从设立议院开始。设立议院，“实合亿万人为一心”，既可以使朝野上下，同心同德，共同对外；又可以使“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面连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都会完全消散。有人还指出：洋务派谈洋务而不谈议院，那样学习西方，如同买椟还珠，自然毫无成效；所谓设议院，民权太重，不可为训，其实是那些人窃取权力、统治人民的借口。他们的共同结论是：“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也就是说，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一定要使人民，首先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有参政的权利。‎ ‎　　第四，要求废八股，兴学校，开报馆。改良主义思想家认为八股取士制度败坏人才，使天下没有真才，罪过极大。不废除这种制度，“人才不生”，“天下不治”。他们把学校看做“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国家强弱”之所由；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各级学校，学习中国故有的文化知识，也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分科进行学习和研究。此外，他们还建议由民间筹资开办报馆，准其议论时政，批评政府和官吏。‎ ‎　　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行君主立宪政体，兴学校，开报馆的主张，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整个民族摆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奴役和掠夺的要求，同洋务派的主张明显地划分了界线。这是他们那些主张独特的、有积极意义的地方。不过，对于如何实现那些主张，改良主义思想家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在外国侵略面前一味退让，但又不敢同外国侵略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为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使中国资本主义化，便可与外国“交涉”修改条约，轻而易举地取消侵略特权。他们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但又不敢触动封建政权和封建伦理道德，想依靠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步要求；而且他们只是发议论，至于改革还是不改革，则由封建统治阶级的当权人物去决定。他们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这种态度，表明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他们的主张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制造了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　　（选自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著：《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80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严复译著《天演论》及其影响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他的生平，他对中国海军的贡献，他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对变法救亡的呼吁，《辟韩》、《原强》对专制主义的抨击，上皇帝万言书对变法的设计，他与筹安会的关系，所有这些，几乎是每本中国近代史都要述及的，这里不必重复。我们所关注的，是他在传播西学方面的贡献。‎ 严复最著名的译作自然是《天演论》。《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严复留英期间，《物种起源》问世已近二十年，达尔文、赫胥黎都还健在，进化论盛行一时，留心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严复对这些自当耳熟。 ‎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案语，有些案语比原文还长。在这些案语中，严复简介了进化论学说的源流、达尔文和赫胥黎等人的简单生平及其学术概要，比较了一些西学与中国传统学问的异同，品评了赫胥黎学说与当时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学说的短长。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案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竟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美洲红人、澳洲黑种、堪察加半岛的土居人，都因外族侵入，岁有损耗，人数越来越少，有的甚至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 ‎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曾以《天演论悬疏》为题，在《国闻汇编》上连载过一部分，1898年4月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同年10月，又由侯官嗜奇精舍石印出版。应该指出的是，《天演论》正式出版以前，严复已在一些文章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他在1895年3月发表的《原强》中，就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等人的生平及其学说。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竞，一曰天择。此外，严复 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 ‎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三年时间。这三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三年，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三年。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人，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思想进步的孙宝瑄看到《天演论》后，喜不自胜，闭门不出，终日研读，有事外出，也把《天演沦》带在身边，有时间就打开阅读。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读书时，看新书的风气很流行，他知道有一部新书叫《天演论》，便在星期日跑到城南，花五百文钱买了一本，白纸石印的，“翻开一看，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他越读越有味，“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 ‎　　《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胡适回忆： ‎ ‎　　（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 ‎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做孙竞存，一个叫做杨天择。我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 ‎ ‎　　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 ‎　　严译《天演论》，态度极为严肃。他自立翻译三大标准：“信、达、雅”，信，内容准确；达，表达妥贴；雅，文字尔雅。他是留学英国的高材生，精通西学，对于理解英文原意不成问题，“信”字不难。至于“达”，障碍就不少了，不但中西文法有很多不同，而且由于中西语言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很多西方的用语，在中文原有词汇中找不到对应之词，加上他眼界很高，不大愿意沿用此前传教士的翻译用语。他不得不自造出一些新名词来。这使他的翻译特别费神，往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等都是他造出来的。至于“雅”，严译体现得很突出。他古文功底原本不错，留英回国后，又曾师从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因此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天演论》的译文就非常尔雅优美。对此，只要取严译《天演论》与其书的白话文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开头一段，即可看出。严译： ‎ ‎　　赫胥黎2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 ‎　　白话文译本： ‎ ‎　　可以有把握地想象，二千年前，在凯撒到达不列颠南部之前，从我正在写作的这间屋子的窗口，可以看到整个原野是处在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之中。也许除了就象现在还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着连绵的丘陵轮廓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垒起的坟堆以外，人的双手还没有在它上面打上烙印。笼罩着广阔高地和狭谷斜坡的薄薄的植被，还没有受到人的劳动的影响。3 ‎ ‎　　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原文的第一人称“我”，在严复的笔下变成了第三人称的“赫胥黎”，这么一变，使得译文颇有点象中国史书中“太史公曰”的风格。原文的长句复句，在严译中化成了短句，文词尔雅，明丽流畅。读了严译再读白话文译本，反觉冗长拖沓。 ‎ ‎　　对于严译《天演论》，鲁迅有过具体的评价。他说，严复为要译书，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译诸书，“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严复的这种翻译方法，在白话文尚未盛行的时代，正好适合一般知识分子的口味。内容警世，译笔优美，《天演论》自然风行一时。‎ ‎　　（选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教育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由长期的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为止的这段历史时期，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清政府继续推行以尊孔读经和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则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到的种种特权，在中国设教堂，办学校，开医院，发行书刊，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 ‎　　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加深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地主阶级内部开始了改革派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改革派是由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就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改革派的教育主张改革派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妥协投降，批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求改革现状，主张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洋的某些进步的技术，以达到强国御侮的目的。‎ ‎　　改革派对当时学术界、教育界盛行的空谈心性，崇尚空疏的“宋学”和专事考据、脱离现实的“汉学”提出批评，提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他们主张研究古代学术典籍，应该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提出要本着重视实际和“经世致用”的精神研究外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本国政治、经济情况。改革派极力反对顽固派那种对外国闭塞无知而盲目自大的保守主义立场。讥笑他们是“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主张必须研究和学习外国的长处，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改革派又对八股取士的制度进行了揭露。他们认为这种文体控制了科举考试500年，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它标志着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已经日趋腐朽和反动。‎ ‎　　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深和激化，1851年终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太平天国对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并进行了教育改革的尝试。但最后以革命失败而告终止。‎ 洋务派的教育清政府在经过长期的农民战争的打击后，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为了继续维持封建统治，它需要更多地依靠外国势力。因此，它们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坚持一心，曲全邻好”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至此，中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和外国的侵略势力结成了反革命同盟。并在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形成了两派——顽固派和洋务派。‎ ‎　　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推行了以拯救清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他的代表人物有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为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　　洋务派最早创办的一所“洋学堂”是京师同文馆。它是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后陆续开设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器学堂（1865）、福州船政学堂（1866）、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师学堂（1887）、湖北自强学堂（1893）、南京陆军学堂（1896）等学校。‎ ‎　　洋务派兴办的新式学校主要有三种类型：①同文馆或广方言馆（外国语学校）；②武备、水师学堂（军事学校）；③机器、电讯学堂（技术学校）。洋务派举办的“洋学堂”，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有形成学校系统，它的教学内容，除了四书、五经等封建主义的“旧学”外，主要是“西文”和“西艺”。‎ ‎　　洋务教育的政治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学校的教学大权又往往是掌握在外国传教士、军官和技师的手里，所以这些学校的实质既是封建性的又是半殖民地性质的。‎ ‎　　洋务派除举办“洋学堂”外，还办理留学教育，派遣学生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接受容闳的倡议联名奏请清朝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奏折说：“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曾、李的奏折被清朝廷批准后，由容闳带领幼童赴美，这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外国去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除了派学生留美外，洋务派还先后在1876年、1877年派遣学生到德、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陆军、海军和造船等科。‎ ‎　　洋务教育的举办历时30多年。它走的是一条“借材异域”的道路，不可能学到真正的科学技术，再加上学校管理腐败，洋务教育的命运正如其他的洋务事业一样，成效甚微。但是，由于它在近代中国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培育了一批科技人才，在客观上使封建主义的教育出现了缝隙，给教育领域里带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事物。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影响的。‎ ‎　　在洋务运动期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继续扩大他们的文化教育侵略的地盘，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外国传教士除了继续增设中小学校外，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以培植符合他们需要的所谓“有势力的人物”。其目的就是要豢养一批买办洋奴式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旧式大夫，便于他们对中国的侵略。‎ 戊戌维新变法的教育1898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次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领导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他们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为了传播他们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培养维新变法干部，他们用向皇帝上书，组织学会，兴办学校，设立报馆，著书，翻译等办法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和文化思想，企图以此向统治阶级上层和知识分子宣传维新富强的道理。但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与封建顽固势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通过报纸、奏折、书刊、学会和学堂的讲坛，维新派同顽固派、洋务派在政治、文化教育领域内展开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几年。而在教育战线上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变科举、废八股和提倡西学，举办学堂的问题上进行的。‎ ‎　　顽固派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维护中学，反对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派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维新派则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它是为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这种考试制度培养和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实际都是一些“谬妄胡涂”的废物，“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隳坏志节于冥昧之中”（严复：《救亡决论》）。这种封建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的贫乏到了惊人的程度；往往“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无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徐勤：《中国除害议》）。维新派对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十分痛恨，迫切要求废八股，并把它列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　　维新派认为要想使中国富强，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设立新式学堂，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政治学说。他们明确地宣称：“救亡之道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严复：《救亡决论》）。他们把提倡西学作为救国的药方。‎ ‎　　与此同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到谭嗣同，他们都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方案，把兴办新式学堂列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但是顽固派对此却是十分仇恨，他们攻击维新派兴办学校是散布“邪说”，“名为培才，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这场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斗争，实质上是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的斗争。这场论战，开始冲破了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头脑初步清醒过来，重新认识世界。这场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 ‎　　“百日维新 ‎”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高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积极“除旧布新”，推行新政，通过当时的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的诏令。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外，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①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凡国家的会试，省级的乡试及府县的生童岁科（考秀才），旧用的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各级考试仍定为三场，一试历史政治；二试时务，三试四书五经；以后一切考试，取士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写字）好坏为取舍标准。在规定的考试外，又开设考试经世致用学问的“经济特科”，选拔新政人才。②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将原设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大学堂在课程方面采取中西并重的方针，并把课程规定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京师大学堂的任务规定为：不仅是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③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习。奖励绅民兴学。中学应读之书由官书局颁发，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由地方官晓谕，一律改为学堂。④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专门学堂。⑤建立新的译书局，编译学堂，编译外国书籍。⑥改时务报为官办，鼓励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各省士民著作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合于实用的，均给奖赏，或量才授予实职。⑦派人出国游学。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深造者，派赴日本游学。‎ ‎　　从这些“诏书”、“上谕”中，可以看出在“百日维新”中无论是教育制度或是教育内容的改革，都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是适应当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对以后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变法失败后，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法被顽固派所推翻；但新旧两派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的思想影响却是深远的。‎ 清朝政府的“改革教育”至19世纪末，封建传统的教育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变化的要求，清政府也被迫进行了一些改良，陆续对当时的书院和科举制度采取了若干改变措施。其改变的方法不外三种：①把原有的书院加以整顿，增添新的课程。例如，加强对学生的考核、约束。除传统的中学外，增加格致、制造、算学、外国语等西学课程。②创设新式的书院。例如：1897年在杭州创设的求是中西书院，延请一西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教习二人副之，一授算学，一授西文。中西学兼习，学习期限为5年。③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即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 ‎　　清末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也可分为三个步骤：①对科举内容进行改革，例如：1901年第2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废除武试。②对科举中额的递减。③对科举制度全部废除。清政府在1905年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政府在1904年举行了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以后，就再没有举行过科举考试。从书馆的逐渐改为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明令废除，这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基本结束。以“癸卯学制”为标志的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教育制度正式形成和确立。‎ ‎　　清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从1901年起，开始实行一些所谓“新政”。“改革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清政府的《诏书》中说：“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一系列“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旧称“壬寅学制”）。但是，这个学制未及实行，清政府又在1903年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加拟定，并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旧称“癸卯学制”）。‎ ‎　　“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过的学校教育系统。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癸卯学制”的推行，清政府于1905～1906年间成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关，管辖全国教育。清末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系统如下：‎ ‎　　‎ ‎　　中央学部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部内的组织，分为五司十二科，分掌本部事务及全国各项教育。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 ‎　　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全省教育事务，主管长官为提学使。提学使司下分设六课，分掌本司事务及全省各项教育。此外，另设省视学，承提学使的命令，巡视本省各府厅州县的学务。‎ ‎　　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劝学所的职权不仅掌管本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并有诱劝地方人士建立学堂推广教育的责任。每所设总董一人。每府厅州县划分若干学区，每学区由总董选举本区“热心教育”的士绅充任劝学员，负责推行本区的一切学务。‎ ‎　　癸卯学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兴办学堂事业的发展。由此，在20世纪初期，不仅国内学堂纷纷成立，知识分子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出国留学也成为一种风气。当时不但清王朝中央政府派出留学生，地方官僚军阀也派出留学生，不但有官费留学生，也有自费留学生。特别是科举停止后，出国留学就成为知识分子寻找政治出路、职业出路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民族的危亡，愤恨清政府的腐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才离乡背井，飘洋过海。“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正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出洋留学心情的真实写照。据统计，当时留学生的人数约在2万人以上，仅日本一国，在1906年就有中国留学生1.3万余人。‎ ‎　　1905年学部成立后，就厘订了各项留学章程，规定了各项留学资格、管理、奖励等制度。此外还特别制定了《贵胄游学章程》，使清王朝的王公贵族及其子弟获得出国留学的特权。‎ ‎　　清政府无论是兴办学堂或是派遣留学生，学习的无论是政治、军事或工程技术，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政权。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着民族危难的刺激和群众斗争的影响，思想上有了变化。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这些年轻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少人都成了勇敢的革命闯将。‎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在辛亥革命准备期间，在思想、教育领域里，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政府推行的忠君、尊孔读经的反动教育进行了斗争，也对保皇派的保皇尊孔思想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革命派指斥孔学为“奴隶之学”，“伪学”，并严正宣称：“伪学不除，乾坤将无宁日”（《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他们又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清王朝利用孔学统治学术界、教育界的真相。呼吁知识分子赶快从清王朝所设置的“髫龄入学，皓首穷经”，“因之以八股，试帖、楷折，俾之穷年矻矻，不暇为经世之学”（邹容：《革命军》）的圈套中跳出来。‎ ‎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清政府及保皇派的尊孔读经逆流的痛击和批判，使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孔盂之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向前发展。但是，在民主革命未能取得胜利之前，教育权和学校仍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而封建主义的专制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对当时的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毒害是十分深重的。所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积极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一方面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消除封建主义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毒素，教育人们奋起革命；另一方面创办革命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和人才。‎ ‎　　1903年，孙中山亲自在日本东京练兵场附近创设革命军事学校，聘请日本军事学家及退役军人为留学生教授军事。入学者一律宣誓服从革命领袖，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许多革命分子积极入校学习。青山军事学校成了革命派鼓吹革命，培养军事干部的生气勃勃的场所。‎ ‎　　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中国教育会积极支持当时青年学生们反迫害的革命行动，还设立了爱国学社，接纳受迫害的学生入学。中国教育会还开设有爱国女学校，提倡男女教育平等，妇女独立。此外，为了组织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中国教育会还“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省组织支部，兴办教育”。于是中国东南各省教育界、知识界兴学之风，盛极一时，都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惟一途径”，“学生之趋向激烈论者，所在多有”。它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浪潮的发展。‎ ‎　　1905年，光复会成员徐锡麟、陶成章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邀请女革命家秋瑾主持校务，设置国语、教育、伦理、图画、音乐等文化和教育课程。但特别重视军事体育（包括器械体操，兵式体操，夜行军，爬山，泅水等）。学堂还利用取得官府公文护照的合法条件，买来枪枝子弹，聘请革命党人担任教官，对学生进行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有时则是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光复会。这些学生是徐锡麟、秋瑾准备武装起义计划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也很活跃。1904年革命党人成立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名为研究学术，实则预谋革命。1906年革命党人又成立日知会，日知会本来是公开的群众阅报机关，以刘静庵为首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利用这个机关宣传革命思想。湖北地区由于革命党人工作的努力和深入，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很快爆发了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胜利后，取消清政府规定的“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废除癸卯学制，并在教育内容、方法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和文化教育发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强烈愿望，这符合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　　‎ 参考书目 ‎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79。‎ ‎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近代学制 ‎ ‎　　高奇 ‎　　 ‎ ‎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酝酿形成的，是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先河。 ‎ ‎　　师夷——学制改革的先声。 ‎ ‎　　中国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逐渐建立并发展了自己的学校教育制度。公元前21世纪——前11世纪的夏朝、商朝已经有了庠、序、学等教育机构，并且有了大学和小学之分。到西周已经建立起了以“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宦结合”为特征的教育体制。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设立太学始，逐渐形成了由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包括经馆和蒙学）、书院、社学组成的学校体制。这些教育机构，除社学是对群众进行“教化”的之外，其余主要是培养各级行政官吏的。在清朝官学门前的卧碑1，就有关于设学目的是培养“忠臣”、“清官”的明文规定。当时的教学内容以人文学科、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除了蒙馆读《三字经》、《百家姓》一类的识字书，和少数培养职官的医学、算学等外，其他学校都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等教育机构与蒙学没有明确的教学程度上的衔接。学校教育与选官直接相联，至隋朝开科举，更将这种选官制度用国家考试的办法固定下来。士人追逐功名利禄，科考文章、八股、试帖等成了热门，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直至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 ‎　　十九世纪中叶，欧美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之后，都已相应地完成了近代教育改革，设立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各级学校，普及了义务教育，进入了以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为特征的新时代。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的清政府和学习儒学的士大夫几乎一无所知。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朝统治的全部腐朽性，也震惊了当时的爱国有识之士。他们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因而认为必须讲求富国强兵，才能维护国家独立；而要富国强兵，则必须向西方学习。著名思想家魏源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先后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办学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主张。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还首先建议在中国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学校教育制度。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在当时没有能够实现，都是近代中国要求改革封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先声。 ‎ ‎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 ‎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向外开放。随着炮舰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的输入，“师夷”从舆论要求变成实际的需要，因而又引起了教育是否需要改革的论争。 ‎ ‎　　在清廷统治阶级内部，顽固派死守传统的“义礼”之学的教育，鄙视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中国文物之邦，不宜以外洋为法”，“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改革旧儒学、举办新学堂是“务奇好异”、“变而从夷”。他们认为，不变“祖宗成法”，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闭目塞听，率由旧章，就可以保持和维护住清王朝的统治。而洋务派则认为中国已遭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忠信礼义之空言已无济于实事。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即主张在不改变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和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和某些具体措施，以增强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其统治的力量和同“夷人”周旋的资本。事实上当时中国想要闭关自守也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在洋务派的操持下，1862年设立了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后来为了训练新军，进行军工生产和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学馆（1865年）、马尾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广东水陆师学堂（1887年）和江南铁路学堂（1895年）、天津总医院附设的西医学堂（1893年）等。同时改变书院的课程设置，中西学兼授。这些书院后来成为近代学校的前身。还设立了中西头等、二等学堂和南洋公学等程度相衔接的学校。民间新式小学也纷纷出现。 ‎ ‎　　京师同文馆最早是培养翻译和外交人员的学校，学习外国文和万国公法（国际法）等课程。1866年增设算学馆，讲授天文算学等科目。星期日和休业日增添汉文功课。学习期限八年。学生最初选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以后扩大到满汉举人、贡生和由此出身的年龄在三十岁以内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开始只有学生十名，逐渐增加到百二十名。中西头、二等学堂系津海关道盛宣怀 仿照美国哈佛、耶鲁大学设立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和机械四科，四年毕业，是为我国分科大学之始。二等学堂为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也是四年毕业。南洋公学设上院、中院、外院，学习期限各四年，相当于大、中、小学部，并设师范院。九十年代出现了农业和商业学校，如1896年江西高安县的蚕桑学堂、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创设的蚕学馆、189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商务学堂、1901年山西设农林学堂等。 ‎ ‎　　这些新式学堂仍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性，其中一些还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操纵，如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相当于校长）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经费来源靠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掌管的海关捐款，教员大部分是外国人。军工学校则基本上购买某国机器、军火器械，就聘请某国的教习，学习某国的文字。在广东水陆师学堂，水陆师分别由英、德两国为主，分别学习英文和德文，每日清晨需读四书五经“以端其本”，每逢星期日、休业日读书、史，试以策论。但是，已经冲破了二千多年来传统的经学教育制度，传播了近代的自然科学和工艺学、农艺学，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为清末近代新教育制度特别是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的建立奠下了基础。 ‎ ‎　　从“百日维新”到“癸卯学制”。 ‎ ‎　　十九世纪末，维新运动在中国兴起。康梁指斥洋务派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只谈“增新”，未一言“变旧”。为了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学校体系，维新派强烈要求“废科举，兴学校”，主张“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百日维新期间，下令设立各种学校，筹办京师大学堂。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建立新学制的设想也破灭了。唯一得以保存下来的只有京师大学堂，就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 ‎ ‎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和缓和国内不满情绪，宣布实行“新政”。旧教育已是强弩之末，众矢之的，所以教育制度改革成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1905年谕令“立停料举以广学校”。1906年成立“学部”统辖全国教育。“学部”公布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癸卯学制”规定学习年限，小学为九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三年，大学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还规定了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的学习年限。学习课程，小学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等；中学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学部组织人员编写或翻译新教科书，采取班级授课制和赫尔巴特教学法。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学校教育制度于是宣告结束。 ‎ ‎　　“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它是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度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其直接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它虽然自日本移植，但仍是封建王朝的学制，因而仍然保有大量的封建成分，办学的主要目的仍为培养“通才”，即行政官吏。各级学校奖励毕业生出身“与科举无异”，并规定相应的授官品级。如高小毕业生为廪中等学校毕业生为贡生，可任州判、府经、主簿或教授、教谕等职；高等学堂毕业为举人，可授内阁中书、各部司务、知州、知县等官职；分科大学毕业为进士，可授编修、主事等官职。这个学制排斥女子在学校教育之外；为贵族单设贵胄学校；实业学堂在学校系统中单成体系，但仅限于传统分工的工、农、商三科，还不是现代职业教育。中小学的读经和温经钟点，约占全部教学时数的一半。大学设经学科。为了使学生于所受经书“得以从容讲习”，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特长，七岁入小学，二十岁中学毕业，读完通儒院已三十二岁了。这个学制的基本精神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制形似而神非。虽然它在使中国传统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化上，是关键性的一步，但仍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 ‎ ‎　　“六、三、三、四”新学制的建立。 ‎ ‎　　中国教育制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改革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后，政府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又明令废止小学读经、大学设经学科，废止奖励出身和贵胄学校等。在学校制度上，1912——1913年逐步形成了“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缩短了中小学的学习年限，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又规定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和高级师范学校都可设立女校，初小实行男女同学。设相当于高小和中学程度的乙种和甲种实业学校，取消清末之高等实业学堂等。壬子癸丑学制的基本模式仍沿袭清末移植的日本学制。1915‎ 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国民学校令》、《高等小学校令》、《预备学校令》，规定小学采取双轨制。一轨为实行义务教育的“国民学校”，学习四年，以劳动人民子女为对象；另一轨是专为升学而设的“预备学校”，学制七年，附设在中学内。不久，因北洋政府倒台，这个学制被取消。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急需人材，壬子癸丑学制的弱点也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当时认为各级学校程度不衔接，特别是小学最后一年与中学第一年级功课重复颇多；设立大学预科，阻碍学制的统一；中小学修业年限过长不利于教育普及；各级学校科目过于硬性，缺乏选择自由，尤以中学课程太杂，学生毕业后，升学就业均感困难。在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改革再次为人们所关心。1917年，蔡元培发起大学改制，并首先在北京大学进行。各地中学也开始加强职业教育，设立选科。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从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修改学制系统问题，以后由各省教育会提出学制草案，并多次集会讨论，其间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教育家盂禄来华，共同讨论学制问题。最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学制改革草案，经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学制会议讨论，于1922年11月公布施行，即一般称之为“六、三、三、四”新学制，亦称“壬戌学制”。 ‎ ‎　　“六、三、三、四”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学制的指导思想：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重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学制年限系统采用美国学制的一种：小学六年，四、二分段，中学六年，三、三分段。与中学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大学四至六年。在“总说明”中指出：学制大致以儿童身心发达时期为根据，采取纵横活动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顾及学生个性及智能，高等、中等教育的编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的升级采用弹性制。在“附则”中还规定：注重天才教育，得变通年限及教程，使优异的智能尽量发展；对于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者，应施以相当的特别教育。 ‎ ‎　　1922年颁布的学校制度较之以前的学制有以下几点重要的变化。首先，反映了教育重心的下移，从传统的以高等教育为中心转向重视基础教育，缩短了小学年限，可单设三年制的初中，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其次，建立了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用初级、和高级职业学校代替了清末民初的实业教育，取消专为升学而设的高等学校和大学预科，代之以按职业分科的高级中学。学校从小学开始，即得于较高年级斟酌地方情形，增置职业准备教育，初中亦得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等教育中得设专门学校和附设修业年限不等的专修科，建立了多层次的高等教育和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体系。第三、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程度，可设师范大学。公共幼儿教育受到重视，学制规定小学之下设收受六岁以下儿童的幼稚园。第四、女子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废除了男女受教育的差别。其他如注重个性发展，给各地以较大的伸缩余地；在课程中，小学国文改为国语、修身课改为公民，加强了手工劳动和图画课，中学加强人文科学和理科的课程等，这些都反映了“五四”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可以说这次学制改革，是从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它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 ‎ ‎　　“六、三、三、四”新学制基本上符合儿童和青少年的年龄特征，也较为适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得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教育，达到了新教育兴起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经过反复酝酿制定的新学制，除了后来取消了中学的学分制，文理分科和职业选科的部分外，没有多大变动，一直沿用到全国解放。至于这个学制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不适应国情的地方，例如在高中实行综合中学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缺乏实行的条件，这与学制的制定者对中国社会的状况还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清醒的估计，因而盲目地搬用外国的作法有关。 ‎ ‎　　百年来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和发展史实说明，学校教育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学制的基本模式，而一种具体学制的形成，则要复杂得多，牵涉到各种因素。研究教育制度问题，不可忽视这一基本之点。‎ ‎　　（选自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二节 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艺术和史学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1‎ ‎，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 ‎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个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九、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 ‎ 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革命化思想 与新社会因素的关系 ‎　　当人们谈到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恩格斯有关思想领域对物质条件 的反作用的论述 ‎　　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　　‎ ‎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 斯大林论社会思想、理论与社会 存在的相互关系 ‎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 ‎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　　‎ ‎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41—642页。）‎ 列宁论理论斗争 ‎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象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与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 ‎　　‎ ‎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242页。）‎ 恩格斯论道德的根源和作用 ‎　　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　　‎ ‎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毛泽东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帝国 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和新文化 ‎　　‎ ‎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　　‎ ‎　　（选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有关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 不同性质的论述 ‎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　　‎ ‎　　（选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五四运动 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　　‎ ‎　　（选自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6月第2版。）‎ 毛泽东论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 ‎　　（选自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2版。）‎ ‎(3)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以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投资于工业的热情受到很大刺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大规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1912年至1919年八年间，建成厂矿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以上，八年相当于过去全部投资总额。‎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发生了变化。1913年进口总额为五亿七千余万两，1915年减至四亿五千余万两，约减少了五分之一。在整个大战期间都未再达到1913年的水平。在出口方面，1913年为四亿零三百万两，除1914年略有下降外，以后逐年都有所增加，直到大战结束，每年都超过1913年的水平。进口下降，出口增加，而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未减少。国内市场及出口之需要，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追求利润的要求。1911至1913年注册设厂的有七十二个，平均每年二十四个；1914至1918年五年间注册设厂的就有一百八十三个，平均每年近三十七个。在此期间兴办的工厂，以纺织和面粉工业进展最大。纺织工业，1913年前，全国共有二百三十一个工厂，资本三千二百五十四万七千元，到1920年已增至四百七十五个工厂，资本八千二百七十五万元。纺纱业1913年共有纱锭六十五万枚，到1919年则为一百十七万枚。厂丝1913年出口额为七万担，1919年则为十一万八千担。面粉业，1896至1912年的十七年间，全国新设厂九十家，平均每年增设五家多。在这九十家中，民族资本开设的才四十七家，仅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二。就生产能力看，外资工厂占百分之六十点二。而1913至1921年的九年间，全国就设立了一百二十三家面粉厂，每年平均增加近十四家。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一百零五家，占全部新设厂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四；生产能力占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从面粉进出口来看，1912至1914年每年入超都在二百万担以上，从1915年起开始出超，这年出超一万九千余担，至1917年出超增至十万担以上，而1918年出超竟达二百万担，1920年出超达三百多万担。火柴业，1911年全国三十家左右。1914至1919年增加四十三家，1920年增加二十三家，成为民族火柴业发展最快的一年。在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资本家。此外，如罐头、蛋粉、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亦有相当发展。‎ ‎　　随着轻工业的发展，重工业虽然在半殖民地中国很难得到发展，但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增长。钢铁冶炼业，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立龙关（后改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成立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 ‎　　采煤业，全国华商机器采煤量，由1912年八十万吨，至1919年增到三百三十万吨。1913年使用动力机械工厂只有四百至六百个，到1921年约达二千个以上。这时各地还兴办了一些铁矿。‎ ‎　　电力、运输和金融业也得到了发展。据统计，1892至l918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八十一家，其中五十一家是在1914至1918年间建立注册的，也就是说占百分之六十二以上的电厂是在这五年内建立的。在运输业方面，以轮船为例，1913年为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吨，1919年增为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九十二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十五。金融业方面，以新式银行为例，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五家，资本一亿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四十二家，资本一亿零二百七十六万元。‎ ‎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也加快了，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有所增多。1912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企业约二十五个，1919年增加到四十三个。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元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　　除新设厂矿外，原有厂矿大部分积极扩充。不仅轻工业普遍增加投资，一批手工业作坊也迅速向近代化机器工业转化。如上海丝织业，“辛亥以前，厂户多用木机、铁机，以制造绸货。至民国四年，物华厂装置电力织机，出品精良，营业大振，于是继之者如雨后春笋”。‎ ‎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暂时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实力增长着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加深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　　‎ ‎　　（选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 ‎(4)有关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太平天国运动对清王朝的沉重打击，使反动统治者感到利用洋枪、洋炮镇压革命的重要。这样，就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们的洋务运动。他们陆续创办了机器制造局、新式造船厂、轮船局、矿务局、电报局等。既要兴办这些事业，便不能不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从一八六一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教习外文开始，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武昌、南京等地，都陆续设立了各种洋务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自然科学的一些知识在中国传播开来了。例如，福建船厂（一八六六年设立）附设的船政学堂，便设置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课程。‎ ‎　　许多学堂不仅设有自然科学课程，而且翻译这方面的著作。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一八六五年设立，后改为江南制造总局）还专门设立有翻译馆。‎ ‎　　为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清政府还派了许多留学生出国。‎ ‎　　这样，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翻译和编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便达一千种以上。‎ ‎　　洋务派不论办学堂，或者向外国派留学生，其目的都是为了“船坚炮利”、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是排斥的。所以国内洋务学堂的学习课目，仅限于自然科学；国外留学生的学习科目，也只是被规定的军政、船政、数算、制造诸学。一八八七年，清政府以西方新学开科取士，也只是添设了算学一科。‎ ‎　　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使洋务派的“新政”彻底破了产。事实告诉了人们，仅仅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而不改变政治制度，是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的。于是，在中日战争之后，主张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兴起了；“新学”的介绍，也不仅限于自然科学，而比较广泛地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行探讨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名著，就是在这时开始传到中国的。例如，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曾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等西方名著。除严复翻译的这几本主要著作外，还有许多西方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及各国历史的著作，也都逐渐翻译成中文。至一九○四年，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已达二百五十多种。‎ ‎　　资产阶级改良派介绍这些学说的目的，并不是想学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想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立宪改良运动。因此，他们在介绍书籍的品种上以及他们的解释中，都离不开他们的政治观点。例如：严复 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就是说，资产阶级这一套学说，中国早就有了。他认为《周易》就是以逻辑、数学为经，以物理、化学为纬的；牛顿关于机械力学的三大原理早就见于《周易》一书了。他在翻译《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又说：“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改良派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时，是夹杂了许多“封建余毒”在内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 ‎　　改良派的“封建余毒”很深，因此当革命力量兴起构成对他们的威胁时，他们就必然又堕落成复古主义者，并和封建势力结合起来对付革命。严复在一九一五年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不是偶然的。他在一九一四年《庸言》杂志第二卷第一、二号合刊上发表《民约平议》，攻击卢梭，由当年“天赋人权论”的宣传者，变为“天赋人权论”的反对者，也不是偶然的。‎ ‎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介绍过西学，作过一些启蒙工作。但是，不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很不够的。他们依据的思想资料，大都来源于维新运动时期的改良派。他们对西方思想的介绍，不仅零星片断，而且加上了一些主观的臆说。他们当时宣传和活动的中心是反满，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既缺乏创造性的研究，也缺乏系统的介绍。因此，辛亥革命就没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 ‎　　‎ ‎　　（选自彭明主编：《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中 有关复古逆流的论述 袁世凯不断破坏民主，镇压革命，大搞尊孔祭天活动，竭力提倡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伦理纲常。1912年9月20日，他下令“尊崇伦常”，捉倡“礼教”，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次年6月23日和9月26日，袁世凯又先后颁布《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说“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子之道是“放之四海而准”的“真理”。“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为此，他通令全国，必须“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1914年1月，他指使政治会议通过了祭天、祀孔的旧制。9月28日仲秋上丁和12月23日冬至令节，他亲自头戴平天冠，身着绣有四簇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主持了祀孔、祭天的大礼。1915年2月，袁世凯还进一步通令全国学校，一律恢复早被南京临时政府所废止了的“尊孔读经”，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把“尊孔尚孟”列为“教育要旨”。‎ ‎　　在袁世凯的倡导下，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封建文人立即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首先，由陈焕章、麦孟华等奉康有为为首，成立了孔教会，发行《孔教会杂志》，并上书参政两院，要求奉孔教为国教。接着，王锡蕃在济南成立了孔道会，赵戴文在山西组织了宗圣会，徐世昌在北京成立了孔社。此外还有性道学会、尊孔崇道会、环球尊孔总教会、孔道维持会、中国儒教会、圣进化会、经学会等等，不一而足。《孔教会杂志》、《国是杂志》、《宗圣学报》、《孔社杂志》、《不忍杂志》等各种尊孔刊物也充塞思想界，攻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把辛亥革命以后所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说成是“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隳斁，礼俗变易”，叫嚷着速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 ‎　　‎ ‎　　（选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唐宝林、郑师渠在《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中的论述 ‎　　与革命派欢迎新文化运动相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知识界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们与军阀势力相结合，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一场围剿战争。他们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当时很有影响的《东方杂志》连续以记者名义发表文章，宣称“非统整己国固有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文明，不足以救济国家之灭亡”，攻击新文化是“魔鬼”、“猩红热”、“梅毒”。他们甚至指望皖系铁腕人物徐树铮出来镇压新文化运动。顽固派文人林琴南（林纾）抛出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对着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胡适 ‎）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与此同时，种种压迫也向陈独秀、蔡元培等人袭来.‎ ‎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决不妥协。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公开为民主、科学辩护。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李大钊也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正告林琴南等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　　‎ ‎　　（选自唐宝林、郑师渠：《共和与专制的较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有关《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的论述 ‎　　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一号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 ‎　　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 ‎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　　‎ ‎　　（选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孔教 孔教 亦称“儒教”。将孔子学说视作宗教的称谓。历来封建统治者都试图把孔子神圣化，将儒、佛、道三教并列。儒家中的今文经学派，从董仲舒到康有为，都曾看待孔子如同宗教之教主。但“孔子创教”之说则始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　　‎ ‎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李鸿钧 ‎（一）‎ ‎　　‎ ‎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极力加强其反动统治，悍然解散国会，修改约法，下令尊孔读经，积极进行帝制活动。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不但没有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而且就连“民国”这块招牌也岌岌可危了。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陈独秀于1915年秋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办了《新青年》。他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开战，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开宗明义，打出了民主（即人权）和科学的旗帜。他历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并向青年提出六条希望：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他主张民主，在于维护共和，反对封建专制政治。他分析了民国建立“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之惰力，特别是由于存在守旧武人和守旧学者这两种人。他说：“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1另一方面，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觉醒。他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2然而“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3所以他认为，不使人民觉悟，而只是空喊宪法、国会，“张空拳绳民贼于法度”，是毫无用处的。因此他主张“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把启发提高人民的觉悟当作维护共和、反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前提条件。‎ 陈独秀的这种见解，直接影响着他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态度。在较长的时间内，他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提出的主张基本上是改良主义的。袁世凯失败后，他对文人出身的徐世昌总统，抱有幻想，“要让徐世昌来用文治主义调和南北，以谋统一”。他这种政治上软弱无力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种表现。和他在政治上的软弱态度相对照，他在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上，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方面，却是十分坚决勇猛的。他从现实生活中看到，那些阴谋复辟帝制的人，或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封建的伦理道德作为护身符，并用以奴役麻痹人民。袁世凯复辟帝制，康有为反对共和及其他封建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他认识到“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4他认为要维护共和制度，必须破除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民群众思想的重重束缚，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传统观念。他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有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5所以他认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更高深一层，更能触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因此，他把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文化革命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 ‎　　陈独秀以战斗的姿态，对长期奴役中国人民思想的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之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品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6他号召青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7‎ ‎　　1916年9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之精神。针对康有为的谬论，陈独秀连续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多篇文章，予以驳斥。他在称赞康有为“维新觉世之功”后，他指出康有为不识时务，开历史倒车。他明确宣布：“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8‎ ‎　　他提倡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他认为科学与民主同样重要，把科学和民主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两个法宝。他列举了不懂科学种种愚昧落后现象：“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乞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气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9他认为要使人们摆脱愚昧落后状态，都只能靠科学。他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10‎ 他深信科学的威力，指出：在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11他相信科学的发展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12勉励青年致力于科学事业。‎ ‎　　但是，当时陈独秀提倡科学，主要还不是提倡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着眼于发挥科学精神，破除封建迷信。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而反动统治者又利用人民的迷信心理愚弄人民，阻止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他反对迷信，以唯物主义观点批驳物灵二元论，他说“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他进而指出“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敬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孝节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最后，他概括地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13‎ ‎（二）‎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出到第二卷，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其声誉亦日增。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阵地，他于1916年8月底与上海亚东图书馆负责人到北京招股。适逢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需选聘文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各门）学长。经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蔡先让沈尹默向陈独秀转达此意，陈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没有答应。后蔡亲到陈的住处访谈，允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才接受聘请，于1917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后来在谈到聘陈的经过时说：“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册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陈仲甫一人，又支撑了好几个月，于是决意聘他。’”14‎ ‎　　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移到北京（设在北河沿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家里。当时在京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刘半农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先后被蔡元培聘请到北大任职、任教；先已在北大的新文化界人士钱玄同、沈尹默等，则继续留任。于是，从1917年起，北京大学就自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从1918年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都是编辑部成员，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每人编一期，轮流循环，文章也多由编辑部成员自行撰写。同年5月，鲁迅也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并参加编辑工作。这样，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文化阵营，就基本形成了。‎ ‎　　《新青年》从创办开始，就以它高举的“民主”与“科学”的鲜明旗帜，它所宣传的新思想和生动活泼的文字，在知识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迁到北京以前，每期发行不过一千份，全国许多偏僻地区还不知道《新青年》为何物。迁到北京后，与北京新文化人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采用白话文，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仅1917年，每期发行量就增加到一万五、六千份，随着发行量的剧增，其影响亦迅速扩大，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到北京后，之所以能把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前进，一是当时北京和北大新文化人士比较集中；二是蔡元培主张“学术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方针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三是他及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 ‎　　陈独秀在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前，即多次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在陈独秀的一再催促鼓励之下，胡适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寄来了《文学改良刍议》的稿件，于1917年1月初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5号上发表。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条意见：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这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八不主义”。他把这些改良文学的主张归结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5‎ 主要是文体改革和白话文。他们这些意见，作为反对腐朽反动、脱离社会生活的封建文学的主张，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胡适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一个前奏曲。‎ ‎　　在胡适这篇文章发表一个月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著名论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亲作前驱，正式向封建的旧文学宣战，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了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什么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是因为“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穹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公开声明：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二十四节的大炮为前驱？其革命战斗精神跃然纸上。‎ ‎　　陈独秀曾说，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是为声援胡适。其实，此文无论从内容或革命气势上都远远高出胡的《刍议》之上。胡适强调文体改革和提倡白话文；陈独秀着眼于文学内容的革命，并且把文学革命与革新政治密切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胡适对新文学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并使他赢得了很高声誉，但他的文学革命态度很不坚定，他一再至称：“吾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16陈独秀的态度与胡适迥然不同，他坚信“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天经地义”，指出“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他明确表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7当然，他所说的“不容讨论”，并不是禁止别人说话，事实上也做不到；而是“是非甚明”，不值得讨论，“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18，不同意在《新青年》上开展这种讨论。后来胡适在谈到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说陈独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从而使文学革命“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问题。”19“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至少还需要经十年的讨论和尝试”。20胡适承认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21‎ ‎　　陈独秀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主持了北京大学文科的整顿与改革，对改变北大的校风校貌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为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北大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改变其封建主义的性质。在文、理、法、工四科中。文科顽固守旧势力更大，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思想陈腐的守旧分子垄断着讲坛。他们讲课，往往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后来陈独秀谈到当时北大的情形时说：“当时的北大是很有趣的。辜鸿铭上课，带一仆童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吸水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他，他一点也不管。”22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决心把学风腐败、因循守旧的北大，改造成为研究学术的新型大学。为此，他决定在北大进行整顿与改革，积极支持陈独秀在文科的整顿、改革工作。作为当时北大文科的学生的许德珩在回忆蔡、陈在北大的改革时说：“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了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23‎ ‎　　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北大文科的整顿与改革工作，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有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小组，负责文科改革的事务。这个改革小组研究决定的改革措施，用《文科学长告白》的形式公布施行。从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几十份《文科学长告白》看出，北大文科在陈独秀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 ‎　　首先，整顿教学纪律，完备请假手续，制定考试规则。针对学生纪律松弛，不求上进，只求学期满后拿到毕业文凭，以作升官发财的阶梯等情况，规定学生凡因病，事不到校者，须有凭证，否则按旷课论；学生在教室违令无礼者，予以处分；规定学生的升级、留级、毕业，都以成绩为准，实行严格的考核。凡主要学科（如国文、外语）不及格者，均须留级。学生的毕业，须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发给毕业文凭。这些规则、制度的建立，使学生有章可循，提高了学习质量。‎ ‎　　其次，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功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文科各年级学生可以自由选修、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预科学生可选修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化学、哲学概论之一种。这个措施的实行，扩展了学生知识领域，活跃了学生思想，增强了学术研究的气氛。‎ ‎　　第三，对现行课程进行了调整与增设。针对学生外语程度相差较大的情况，对外语各门实行班次调整与增设新班，并在学期末根据考试成绩继续调整。为了扩大学生的视野，在史学门增设了“东洋通史”，在哲学门增设“化学发达史”和“地质学方法论”等24。‎ ‎　　此外，陈独秀十分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研究能力。他要求学生注重研究学理，具有独立研究学理的能力，为此，他要求学生“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他主张“废讲义”，理由是“讲义本不是以穷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隋于听讲也”；他还希望学生“多购参考书”，“节不急于费以购参考书”25。‎ ‎　　北大文科在陈独秀的主持下经过整顿与改革，学生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空气日趋浓厚，思想日益活跃，推进了各种新思想在北大的传播。从一九一七年暑假开始，北大校园就涌现出许多学会，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对全校师生思想启蒙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受到蔡元培的器重，兼任了学校的许多重要职务，如“本校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日刊》编辑、“本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蔡元培）、“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纂辑股主任、“法文协会”评议部成员等等。他曾与沈尹默、刘半农、程演生、钱玄同、王星拱共同提议：组织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区域，制定教员、学生制服。这些提议，均经学校评议会议决执行。他还积极支持由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的成立的“学余俱乐部”，并为其会员，捐款资助“成美学会”开展活动。26‎ ‎　　总之，陈独秀在北大上职期间，不仅以战斗的革命精神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而且在协助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大方面也出了不少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和“协约国”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李大钊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他把欧战结束同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浪潮联系起来考察，告诉人们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战胜”。27这时，陈独秀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但是，《新青年》是月刊，多登长而大论，而且有的同事不主张谈时政。于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和主编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它采用四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版一号。其内容计分十二类：一、国外大事述评；二、国内大事述评；三、社论；四、文艺时评；五、随感录；六、新文艺；七、国内劳动状况；八、通信；九、评论之评论；十、读者立论；十一、新刊批评；十二、选论。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社论每期都有，随感录谈政治方面的也相当多。‎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在同一期上，他还发表了题为《两团政治》的随感录。他说：“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厉害吗？这就叫做‘中国之两团政治’”！话虽不多，却道出了中国政治的实质，并生动地点明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之间的关系。他这种尖锐地抨击军阀和帝国主义国家驻华使节的文字，是前所少有的。‎ ‎　　《每周评论》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了，也标志着陈独秀最后彻底否定了他不批评时政的错误主张。从此以后，他和李大钊的思想逐渐合拍、而和胡适却距离渐远了。胡适后来回忆说：民国“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28胡适坚持不谈政治的态度，也影响了一部分跟随他的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的热潮过后，这些人钻进了“故纸堆”。‎ ‎　　《每周评论》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它又继承了《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优良传统，成为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 ‎　　由于《每周评论》对封建的旧思想、旧伦理、旧文艺进行了猛烈抨击，引起了顽固守旧派极端仇视，以辜鸿铭、刘师培等为首组织“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对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攻击。陈独秀于1919年1月15日，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义正严词地驳斥了他们的攻击，表明了一往无前的决心。他说：“他们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9‎ ‎　　自称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做小说《荆生》、《妖梦》，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肆意诋毁新文化运动，妄图借军阀头目（即其文中所说的“伟丈夫”荆生）来摧残新文化运动。他还给蔡元培写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林纾的言论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新旧思潮激战的一种反映，也是军阀、政客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直接干涉的信号。顽固派还扬言要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并四处传播谣言，说陈独秀等已被驱逐北京。‎ ‎　　顽固守旧派的进攻，遭到新文化界的反击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责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指出：“抱着腐败思想的顽旧鬼祟”，不敢“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30陈独秀也在《每周评论》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驳斥林纾的反动言论。指出国故党“倚靠权势”，“暗地造谣”。这时期，蔡元培也在《神州日报》上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纾琴南居函》对林纾的攻击予以驳斥，同时也为陈独秀被驱逐的谣言避谣。但是，由于反动当局把陈独秀视为眼中钉，1919年4月，蔡元培不得不废除学长制，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四）‎ ‎　　陈独秀自日本回国至离开北京大学，即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到创办《每周评论》期间，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予以重大影响。如当时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他在1919年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之中，……亟待是足明灯指明者，当下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多次谈到《新青年》和陈独秀对他们的重大影响。毛泽东1936年在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标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们模范。”31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也谈到《新青年》对自己的影响。据史沫特莱记述：他的朋友孙炳文曾介绍了一种杂志——《新青年》给他看，《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给予他的影响，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忘，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据新民学会会员张昆弟日记记载，当时新民学会的主要主持人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陈独秀都很崇敬，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以比拟。”32有的青年则把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与孙中山、黄兴开创民国的功绩并列：“后来者之视足下（指陈独秀——引者）亦将如今人之视孙、黄辈为政治革命之前驱也。”33‎ ‎　　为什么陈独秀发动的这场新文化运动，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历史发展了开展这一运动的迫切需要与实际的可能。其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民主革命阵营的壮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代表它们的要求与愿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成长，这就使这个新文化运动有了它的社会基础，陈独秀后来在谈到文学革命的社会背景时曾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其二，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陈独秀与一大批新文化人士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条件，从而很快集结于《新青年》‎ 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形成了一股力量和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其三，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虽已成了空招牌，但在民主共和思想逐步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政府，也想保留一点“民主”的影子（如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京政府曾宣布恢复“临时约法”），也不敢完全象清王朝统治时期那样，动辄大搞文字狱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其本人具备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才能。‎ ‎　　第一，他自从放弃科举转入新学堂并留学日本后，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积累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增长了才干，使他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声望。‎ ‎　　第二，他通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学到了进化论，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并且已初步具有唯物主义的观点。‎ ‎　　第三，他学识比较渊博，旧学、新学、中学、西学都有比较深厚的根底，对东西文化的比较颇有研究。虽然有些说法并不科学，但这正是激发他革新图强的思想动力。文学也可以说是他之所长，文笔犀利早已崭露头角。总之在当时历史时期，陈独秀具备了主客观的条件，故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 侯外庐 ‎　　‎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空前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戊戌时期变法维新思潮的特点是要求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民主思潮的特点是要求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那末，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就是揭橥民主和科学，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这个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有如狂飙巨澜，席卷了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它激励人们冲破旧的思想牢笼，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 一 ‎　　什么是民主和科学？‎ ‎　　“民主”一词，五四时期按照译音叫作“德莫克拉西”。民主这个概念如同人民这个概念一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历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如有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有古希腊城邦的奴隶主民主制，有中世纪城市市民自治的民主制，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也有当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　　民主属于政治范畴，它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以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卢梭还把自己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作为“理性”的王国。恩格斯说：“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民主。它建立在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是史无前例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民主派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们的民主观点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性质。‎ ‎　　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则表现出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民主这个口号，基本上还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后，民主这个口号就有了新的内容，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　　“科学”一词，五四时期按照译音叫作“赛因斯”。在欧洲，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自然科学的革命。这个革命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为开端。在此之前，科学只是充当中世纪神学的婢女。哥白尼这本不朽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此后，科学逐渐建立起不再仰赖于神学的独立体系。从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牛顿以至达尔文，自然科学的革命经历了整整三个世纪。由于自然科学本身是彻底革命的，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反对宗教神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反神学的斗争，不但为哲学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往往使它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在资产阶级成功地取得了政治统治权以后，自然科学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 ‎　　五四时期所讲的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它包括了古典力学和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等领域的新发现，而最主要的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当时也有不少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当作“科学”而加以拥护。其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　　在近代中国，民主是同封建专制主义对立的，科学是同封建偶像迷信和一切愚昧落后思想对立的。民主和科学不但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而且表达了要使人民政治生活和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要求和愿望。但是，由于中国又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包含了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富强的愿望，因而具有反帝爱国的意义。‎ 二 ‎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并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　　第一，在世界近代史上，民主和科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近代中国，民主和科学也是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结的。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得很晚。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才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时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先后出现了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它们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想——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治方案。‎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暂时地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也就比以往更加迫切。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也开始成长壮大。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更加需要新的民主和科学，于是民主和科学思潮的新高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　　第二，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十分微弱，不但无力掀起一场自然科学革命，而且连辛亥革命那样的民主革命也归于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性胜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政治上的软弱和妥协，结果使得这次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军阀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手里。封建军阀专制代替了封建君主专制，所谓“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人民没有声息，没有民主权利，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民国”2。五四时期的人们，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出一条教训，那就是“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3。他们还批评了辛亥革命过分强调“反满”的“种族思想”，忽视了“共和思想”的宣传，所以皇帝虽然退位了，而人们头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因此，在他们看来，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深入的思想文化革命。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 ‎　　第三，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中国在政治上又出现了一个黑暗反动时期。袁世凯亲自导演了洪宪帝制，后来再有张勋、康有为扶植清帝复辟的丑剧。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孔教会、灵学会等等名目繁多的反动社团，狂热地鼓吹封建复古主义，宣扬鬼神迷信，形成一股攻击革命，反对共和，否定科学的思想逆流。‎ ‎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恰恰就是在同这股反动逆流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九一五年，正当野心家、卖国贼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反动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了。它开宗明义，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主张4《新青年》拿起民主和科学的武器，勇猛地向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黑暗势力进击，成为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最有力的启蒙者。青年们欢欣鼓舞地说：“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5‎ ‎　　民主和科学思潮的发展，使反动派感到极大的恐惧。他们把这种新思潮视为洪水猛兽，进行种种诽谤、诬蔑和攻击，特别集中攻击《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宗教，破坏“特权人治”的旧政治等等。为了回击反动势力的挑衅，《新青年》更加坚定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鲜明旗帜。一九一九年初，《新青年 ‎》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义正词严地写道：“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又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年，流了多少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这是一篇拥护民主和科学的宣言，也是一篇讨伐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革命民主主义者敢于向旧势力旧思想旧文化斗争的勇猛无畏精神。正如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先生当时所说的：“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7从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名字脍炙人口，深得人心。‎ 三 ‎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在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象五四时期的文化新军这样高扬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因此，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也就具有前所未有的优点和新的历史特点。‎ ‎　　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空前猛烈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近代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时指出，包含一切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和以尊孔读经、旧礼教旧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半封建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8因此，“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既是近代思想文化战线上西学反对中学、新学反对旧学斗争的继续，更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政治斗争。‎ ‎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虽曾举起西学的旗帜批判旧学，如严复抨击宋学、汉学的“无实”和“无用”；谭嗣同鞭挞封建纲常，发出“冲决网罗”的呼喊，但他们都始终不敢触及孔子。而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还企图按照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方式，建立新孔教。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民主派抛掉了孔子的旗号，直接采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批判封建君权、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文化。他们从反君权的民主立场出发，开始否定“至圣”这个传统偶像，揭露孔子是“忠君”、“法古”的老祖宗，孔学是“君主愚民”的精神工具。这比维新派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革命民主派本身也还夹杂着许多封建余毒，他们往往为了“反满”而极力宣扬一种“国粹”精神，有人甚至认为“纲常名教”、“仁义礼智”亦是“吾族之灵魂”。可见，他们对于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这个任务不能不留待五四时期来解决。‎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反动势力的帝制复辟阴谋和尊孔活动是紧密相联的。复辟需要尊孔，尊孔旨在复辟；而复辟和尊孔则是为了反对民主革命。列宁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为了“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它们“与中国所有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实行联盟。9帝国主义不但在政治上支持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鼓吹“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政体”10,“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1；而且大肆吹捧孔学，支持封建余孽的尊孔活动。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机构“尚贤堂”与康有为的孔教会互相勾结。“尚贤堂”的头目李佳白（GilbertReid）宣称：“孔教亦以忠君爱国、敬上守法为本。……若近二年之革命（指辛亥革命），则纯为美雨欧风之渐被，而更非孔教之精意所制造。”12帝国主义利用孔教反对中国民主革命，因此，尊孔也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的一根重要纽带，甚至可以说，民国初年的“孔家店”就是由中外反动派合伙开设的。‎ ‎　　五四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现实斗争中敏锐地觉察到反动势力的复辟与尊孔之间的联系。李大到在《圣人与皇帝》一文中说：“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拚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13陈独秀认为孔子的尊君思想及其尊卑贵贱的伦理与近代民主共和理论是“绝对两不相容之物”，“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必排孔教”。原因就在于：“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这是“理之自然”，毫不奇怪。所以他们把孔教会一类尊孔团体目为“复辟党”14。这里，他们虽然还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阶级实质，但是他们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封建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对立的，信仰共和的人们必须排斥孔教，反对复辟。‎ ‎　　打倒孔子的偶像，是“打倒孔家店”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大钊从自由与专制不相容的观点出发，指出孔子是“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他们“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因而孔子“遂复非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捣毁孔子的偶像，也就是“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又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孔子之道”已经不适于今日，“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15。李大钊是“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勇士。‎ ‎　　五四时期的先进人们还从主张“思想自由”的观点，反对神化孔子，批判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说，中国几千年来，由于“孔子之道，定为一尊”，人们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孔子，否则，就是“叛经悖理”，“大逆不道”；“其实古代圣哲的议论，未必句句都是。就算句句都是，也还因为时代的变迁未必一成不变”。还说，“孔子的学说，只因禁止批评，所以变成一种锢蔽思想的枷锁”16。这种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中，人们对于“孔家店”的批判，正是为了打碎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 ‎　　批判封建礼教，是“打倒孔家店”的又一重要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反动势力为了尊孔复辟，乞灵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哲学，狂热地宣扬“治制虽变，纲纪则同”，竭力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五四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针对这股尊孔复古逆流，对封建礼教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一篇讨伐“孔家店”的战斗檄文。他在这篇作品中深刻揭示出中国二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在统治者虚伪宣扬“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充满着被统治者的鲜血。这篇开创中国革命文学的作品，是一支刺向旧社会的锐利投枪，产生了巨大的动员和战斗作用。在《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吴虞接着又发表了《吃人与礼教》一文，高喊“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17鲁迅和吴虞等人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把“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四 ‎　　五四时期的民主战士，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还进行了一场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民主和科学是互相联系的，专制和迷信也是难舍难分的。“孔家店”既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又是封建迷信思想的鼓吹者。孔教会公开宣传天命鬼神思想，说什么“幽无天鬼之畏，明无礼纪之防，则暴乱恣睢，何所不至”18。后来的灵学会更以宣传鬼神迷信，反对科学为职志，胡说“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19。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基督教，宣传敬畏“上帝”的奴化思想。他们企图通过鬼神迷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由此可见，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政治斗争。‎ ‎　　这场斗争，突出表现在《新青年》与灵学派的论战。灵学会与孔教会有所不同，他们除了设坛作法，宣传传统的鬼神迷信之外，还利用了近代“科学”，即西方盛行一时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20。陈独秀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中揭露说：“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毫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己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21。他严厉斥责这种反科学的欺骗宣传。‎ ‎　　陈独秀运用自然科学和形式逻辑的方法，对有鬼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而有鬼论者则用主观主义和诡辩论的方法认定鬼存在于一个“永非吾人生时所能见”的“幽界”（即超自然的、不可知的彼岸世界），并且搬用西方唯灵论哲学，鼓吹“超自然之理，终非科学所能解释”22。五四时期的无神论者运用自然科学理论揭露了有鬼论者“灵力”说的一系列谬误，认为“今日中国思想界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无论，别无对症良药。”23因此，他们翻译发表了赫克尔的《灵异论》，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一无论，驳斥灵学派和一切迷信思想的虚妄。值得注意的是，有鬼论者为了反对科学，宣扬迷信，还对东汉唯物主义者王充《论衡》中的无鬼论进行攻击。五四时期的无神论者则捍卫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哲学斗争的党派性。‎ ‎　　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缺乏自然科学革命，相应地，也就缺乏哲学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五四时期的无神论者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无神论者相比，虽然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素养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但缺乏高度的完整的理论概括则是他们相同的弱点。在民主和科学思潮中，革命民主主义者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中自发的唯物主义去反对鬼神迷信和宗教唯心主义，这就使得他们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往往给自己的思想敌人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 五 ‎　　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不仅反对了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革命，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种潮流，只能迎，不能拒。他满怀信心地宣告：“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24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同志在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中译本也开始出版。在这个学习和宣传运动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从而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总结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25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赋予民主和科学以新的内容。民主，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而是被归结为消灭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也就是李大钊同志所说的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科学，除了自然科学而外，主要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庸俗进化论，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出现了真正的社会科学。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6在谈到历史学时，他又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27民主和科学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李大钊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新探 宋德宣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先驱。他的转变，在“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中，具有代表性。探讨李大钊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特征，对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规律大有裨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概括中国现代思想史，“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借鉴，是我们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1‎ 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文化革命浪潮，出现了一批激进民主主义革命者。与李大钊同时登上新文化革命舞台的有蔡元培、陈独秀、吴虞、钱玄同、高一函等人。然而李大钊的这些同辈人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李大钊迅速地由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因此，李大钊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问题，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很大重视。但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李大钊是先从哲学思想开始转变的，甚至有人认为李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已经基本上是辩证唯物论者。并且，似乎李大钊的转变没有一个过程，十月革命后，他立即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与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他的自我表述是不一致的。因此，本文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 ‎　　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前，李大钊是否已经基本上是辩证唯物论者？不是。在此以前李大钊是进化唯物论者，他的社会史观是进化史观。李大钊的进化唯物论和进化史观，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基础。‎ ‎　　李大钊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物质，而物质则是自然存在，即“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2世界上一切物体，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不是“绝对理性、绝对思想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所造”3‎ ‎。他指出，过去中国、印度乃至欧洲，都以“天”、“神”、“绝对”、“宇宙本体”、“太极”……等等为宇宙本源，由二十世纪的学理观之，是毫不“足取”的。宇宙不但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而且，物质世界没有起迄，是无限的。他说：“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4这种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既不是神造的，又没有神主宰，乃是“自然之真实本体”。这样，李大钊就在自然观上，不但摆脱了中国旧唯物主义元气论的窠臼，而且，把中国传统的唯物论引渡到了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唯物论。‎ ‎　　他还认为，物质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而是不断运动的。他说：“宇宙大化，时刻流转，绝不停留。”5世界上一切物质时刻处在运动中，不断代谢，不断进化，向前发展，形成浩浩荡荡的演化洪流，这种“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流向无终的实在。”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物质因流转而连续，因进化而发展，因运动而生生不息。离开了运动就没有世界，没有生命，所以，李大钊说：“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6‎ ‎　　物质为什么会运动、进化和发展呢？他认为，物质之所以能够运动、进化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本身包含着新旧不可调和的矛盾。宇宙的一切事物都包含新生的和老死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对立，互相斗争，引起事物进化和发展。他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可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7，引起“冲突”，这种“冲突”使宇宙万物进化不已。这就是说，物质运动、进化的源泉在其内部，物质运动是自己运动，物质进化是自己进化。物质是客观的，物质的属性、运动和进化也是客观的。‎ ‎　　世界上一切物质不仅是运动、演化的，而且其运动和进化不是杂乱无章的，是有规律的。李大钊说：“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8宇宙万物按照自身的自然法则进化，即物质运动、进化的规律是物质自身固有的、客观的，不是超物质的什么力量赋予的。因此我们既不能消灭它，也不能创造它。‎ ‎　　李大创的历史观是进化史观。他的进化史观是由他的进化自然观发展来的。其进化史观认为，社会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既然宇宙是“自然存在”，那么社会当然也是“自然存在”。宇宙根据其自然法则，自己发生、发展和演化。这种自然进化法则，“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9社会的进化不是超社会的外力主宰的，而是按其自身的因果法则进化的。他还认为进化是社会发展的正道。社会进化则前进，不进化则倒退；民族进化则兴旺，不进化则衰落；国家进化则存，不进化则亡。在李大钊看来，社会进化就是社会进步。所以，他尖锐地批判那些认为过去才是“可歌可哭之节令”、古代才是“黄金时代”的复古主义者“忘却未来活跃精进之生涯”，而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进取心。‎ ‎　　人类社会的一切变革都是有意识的人所造成的。那么社会进化的历史由谁来写的呢？李大钊认为，社会进化的历史是民众创造的，不是“乡愿大盗”们创造的，“乡愿大盗”只是“污秽”了历史。民众不仅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而且未来的社会历史的无数空页，亦将由民众的辉煌创造去填写。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今后之历史，尽有无限光华洁白之空页，全俟吾民本其清新纯醇之资能，以晶映其异采。”10民众创造了历史，历史的主人是民众。民众创造历史的运动是不可阻遏的，其力量不可压抑。“乡愿大盗”们一定要反对民众创造历史的运动，压抑民众，阻碍其前进，其结果将是“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必激成绝大的社会革命。‎ ‎　　民众是通过什么手段创造历史的呢？李大钊认为，历史是由群众革命改造的。而且，因社会是进化的，所以革命也是发展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革命，不同的革命将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他说，十九世纪初期的革命，是革“君主政治”、“贵族政治”的命，而二十世纪的革命，则是革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的命。这里我们看出他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不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式的“官僚政治”，而是要建立真正权归民有的共和国。但是，这样的人民共和国如何建立呢？他当时对这个问题还是若明若暗的。‎ 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前的这些论述，是对其进化唯物论思想的典型表述。所谓进化唯物论，即在严复 所译《天演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发展观、以十九世纪西方自然科学成果为基础的一种独特的唯物主义形态。它不同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西方的机械唯物论。其主要不同点是：第一、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既不是运动的，也不是发展的。而李大钊的进化唯物论则不但认为“大实在的瀑流”奔腾不息，而且认为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第二、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即或是运动，那也只是在空间的位置移动，而且运动的原因乃是机械的外力。然而李大钊的进化唯物论则不仅认为物质运动是进化，是发展，而且认为物质运动进化的原因，在于物质内部新旧因素的“分立对抗”。同时还认为，物质运动是有客观规律的，物质世界按其自身的自然法则或因果法则运动；第三、机械唯物论在自然观点上是唯物的，在社会史观上则是唯心史观，至多是英雄史观，但归根到底仍然是唯心史观。而李大钊的进化史观则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社会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存在”，历史进步的成果全是民众创造的，“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11。由此可见，李大钊的进化唯物论打破了机械论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包含有若干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要素。但是，进化唯物论还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因为它尚认为事物发展是“机械的渐次发生渐次进化，”没有看到事物发展有突变，有质的飞跃。虽然他提出了旧矛盾斗争的“冲突”引起事物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以对立统一为宇宙根本规律的水平。同时他还没有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物质原因，甚至或多或少还带有进化论的痕迹。虽然如此，李大钊的进化唯物论仍然是高于机械唯物论的一种唯物主义形态，是机械唯物论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之间的过渡环节。他的进化史观是唯心史观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过渡的一种历史观。这就是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能够迅速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深刻的内在根源。‎ 二 ‎　　李大钊同志由民主革命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有没有一个过程呢？我们认为有。他经历了一个旧的社会革命论与政治理想破产的过程。一九一七年七月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既是他抛弃旧的政治理想和旧革命观的过程，也是他找寻革命新路和接受新的革命理论的过程。‎ ‎　　一九一八年前，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社会革命论是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因果法则渐次发展、逐渐进化的。社会经过封建社会之后，其必然归宿是进化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当时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还没有进化到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以进化论为认识社会的工具，解释社会革命，说明社会的进步，认为社会进化就是社会发展。然而使李大钊很意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竟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作为发动战争的理论根据。战争罪犯们用战争大杀无辜，但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这是“优胜劣败”，是“解决人口过庶”问题。一次大战击破了李大钊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使他认识到，进化论不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现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除了辩证法，“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12于是，李大钊同志由虔信达尔文的天演论转而批判进化论。他说：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理论根据，用“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是战争贩子用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达尔文的天演论作文饰侵略的材料，一次大战造成当时的人间“惨祸”，“全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达尔文的天演论。”13达尔文的天演论之所以能助长战争，乃是“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14李大钊同志认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性，也认识到进化论解决不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紧迫问题。于是他打破了进化论的束缚，走出了天演论的藩篱，寻找新的社会革命的理论。‎ ‎　　李大钊一九一八年以前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早在学生时代就曾为此而奔走呼号。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他便立即投入反对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斗争。即使是到日本留学他也没有停止斗争。一九一六年夏，他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及卒业提前回国，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覆灭后，李大钊到北京创办《晨钟报》，试图猛敲“晨钟”，唤醒国人，激烈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15建立真正予民以幸福的共和国。为此他在《晨钟报》上撰写了一些激进的反封建、反军阀的檄文。但是，他这些宣传、捍卫共和，反对专制的讨伐书却为研究系所不容，他不得不含泪告别他亲手创办的仅仅二十二天的《晨钟报》。这使他的政治理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第一次碰壁。然而，李大钊同志为了救国救民，并没有因此稍减反对帝制复辟、保卫民主共和的锐气。他敏锐地感到，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一九一六年秋，捧出孔子的亡灵，接着又拾来“贤人政治”的唾余，是妄图复辟帝制。他为了“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16‎ 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仅仅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至五月末，就先后发表了七十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了“道德”是宇宙万千现象之一，是随社会进化而变迁的，指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17，还警告封建余孽们：民众要“民主”，不要“专制”；要“共和”，不要“帝政”。如他们强迫民众接受“帝政”，压制民权，则“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必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事情恰如李大钊所料，封建余孽们终于演出了一幕复辟丑剧。‎ ‎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拥立傅仪在北京复辟。这次复辟虽然是短命的，但它给李大钊的打击是很沉重的。李大钊“复辟变后，仓皇南下，侨居沪上……”18心情沉重而愤懑。他痛恨那些吞食共和，削夺民权的军阀，对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安危无限忧虑。这时他给白惺亚的寄怀诗写道：‎ ‎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 ‎　　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 ‎　　竹帘半卷江天雨，焦扇初迎海外秋。‎ ‎　　忆到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　　李大钊同志这一段慷慨悲歌，道出了张勋复辟，击破了他要在中国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使他“淹滞沪滨”，“百感交集”。他眼前的六年民国，乃是“风尘澒洞，戎马仓皇”的民国。民国将人民致于“风声鹤唳”之中，新旧军阀拥兵争权，倏忽更迭，人民过着“喘息未安，惊魂又丧，流漓转徙”的生活。李大钊同志的予民“幸福”的共和国成了泡影。他顿时感到找不到实现他所理想的权归民有的共和国的途径，深感革命“前途茫茫。”19所以，他在一九一七年“双十节”时写的《此日》中沉痛地说：“大局至斯，平心论之，岂非一党一派之过”，他希望“各派人士”“痛自忏悔”，“猛省以图补救。”然而，要军阀及保皇派“洗心忏悔”，以实现予民以权的民主共和国，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李大钊同志痛感“新命诞生之难”。但是，张勋复辟也深刻地教训了李大钊同志，使他一方面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早已堕落成封建余孽的别动队，和张勋是一丘之貉。他们朝秦暮楚，依附于各派军阀，企图封妻荫子，所以他们大叫大喊，说什么“破坏旧势力无异破坏国家”20，极力维护专制主义。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因无坚实根基，无力打倒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张勋复辟的现实又一次告诉他，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堪寄予希望。那么使革命成功的途径是什么呢？实现救亡图存的力量又在何方呢？这时他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想到神州陆沉，民族危急，则无话可讲。但是李大钊同志是忠实的爱国者，是与时俱进的革命家，他没有停留在“唏嘘凭吊”已经破产的政治理想上，而是“正是暗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革命的挫折推动他倍加努力，“益不稍怠”，登高回顾，重新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三 李大钊同志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是从哲学思想开始转变的吗？不是，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是从政治思想开始的。尽管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关系密切，但是从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发展实际来看，仍有先后之分。当李大钊同志建立予民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破灭，感到革命“前途茫茫”的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他的旧的政治主张和社会革命论的破产，直接推动了他去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还在二月革命的时候，他就敏锐地认识到俄国正在发生的革命不同于以前的各种革命，它将给予世界以深远的影响。李大钊同志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中指出，俄国革命“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在辛亥革命六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又说：“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定自由民主之基。”从十月革命爆发到一九一八年六月这半年多的时间，是李大钊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时期。这时他多方搜集俄国政治经济变革的资料，广泛地研读了《隔周评论》、《泰晤士报》和《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等外国书刊，透过帝国主义者撒下的迷雾，研究列宁领导的新型革命，从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篇文章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分水岭，是他的政治思想根本转变的标志。《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表明李大钊 同志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他观察俄国革命，首先就是看政权的归属。《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第一句话就是“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又说：“俄国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和‘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并且特别指出这种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而且，他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实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要走的道路，当然也是中国要走的道路。他迅速地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人民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使李大钊看到了自己民族新生的道路。因此他说十月革命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带来了一线“曙光”，“照见了新人生的道路”21。李大钊同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最先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 ‎　　接着，李大钊同志考察了苏维埃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他说，布尔什维克的党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们用“阶级战争”消灭了统治者，使“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22。他从苏维埃政权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工农大众都有同等的劳动机会的变革中，认识到把全部产业归生产者所有，彻底改革生产制度，从经济上解放劳动阶级，才能使人间的各种灾难和罪孽彻底扫除。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工作，那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到那时“人生的悲惨”就会象春天的冰雪遇着烈日一样，“消灭渐净”。即使是妇女解放问题，也只有消灭了资产者“专断”的社会制度，才能彻底解决。李大钊多年来追求予民以权，解放妇女的政治理想，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的苏维埃的社会里才变成了现实。所以他说：“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进化。”24‎ ‎　　这时，李大钊同志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了，他的政治理想已不再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了。因为十月革命不但使李大钊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恒为战争之源”，社会主义“足为和平之曙光”，而且也使他认识到，以十月革命为先声的二十世纪的革命，将要造出一个“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新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不但不能要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且要打倒资产阶级。他说“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的全世界的同胞，……去打倒全世界的资本的阶级。”25到此，李大钊同志已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了。‎ 李大钊同志不仅认识到二十世纪的革命要打倒资本家，而且他从一次大战末俄、德、奥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中，找到了完成这种革命的力量。他说赤旗翻飞之处，工人组织起来，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特征。以工人为首的劳动大众组成浩大的革命队伍冲决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这是“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如皇帝、军阀、官僚、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一句话，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东西，工农群众革命“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着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于李大钊同志已经不仅为中国找到了新的救亡图存的革命道路，而且找到了实现这种革命的力量，因此他再不是“忆到江山无语句”了，而是科学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同志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为什么首先从政治思想开始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26，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寻找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政治途径。更因为李大钊同志首先是政治家和革命家，而不是袖手论道的哲学家，时势也不容许李大钊同志先研究和构思一个哲学体系，然后再根据其道学理论去说明与改造世界。因此他以一个敏感的革命者的姿态，紧跟着世界革命的潮流，与时俱进地走上了十月革命所指引的去路。‎ ‎　　政治上的进步推动了李大钊同志去研究指导十月革命的思想从而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是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掌握马克思的哲学又使他树立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真正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躯。今天，我们回顾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发展历程，学习他坚定的政治立场，爱国爱民、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的战斗精神，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所以，这个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第二节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毛泽东论五四运动 ‎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 ‎，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　　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 ‎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 ‎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70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 ‎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 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操纵下的巴黎和会。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老官僚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他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退出后，由以岑春煊为首的军阀官僚所把持。南北两个政府1918年底宣布停战，并且在1919年2月开始举行议和的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也有南方军政府的外交人员参加。‎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提出了“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并且表示，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利用这机会争得中国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反映人民的愿望，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界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　　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它们和战争期间得利最大的日本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尤其强烈地表现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中虽然有亲日派，但多数是亲美派。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特别对日本不利的要求，也同美国的怂恿有关系。但是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自动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有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方面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17年9月北京政府在同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中已对于日本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所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都只能转让给日本。和会终于按照日本的意志作出了决定。‎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关于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 （1919）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法、美、日、意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 ‎　　会议的筹备 为确立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霸权，早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T．W．威尔逊即授命其助理E．M．豪斯组成专门机构研究战后和会问题。英国外交部也组织一批专家探讨一旦大战结束英国对和会的对策。1918年1月，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后，豪斯啣命巴黎，与法、英、意等国政府首脑就召开战后和会问题进行磋商。1919年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玻利维亚等与德国断交的国家，只在五大国认为有必要时，才得以用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议事规则还限定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的名额，五大国各5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各3名，中国、波兰等国各2名，共计70名。‎ ‎　　会议的机构 巴黎和会自始至终在帝国主义战胜国的操纵下进行。①大国会议，凡和会一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大国会议讨论决定。先有“十人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和R．兰辛、英国D．劳合·乔治和A．J．贝尔福、法国G．克列蒙梭和S．J．M．毕盛、意大利V．E．奥兰多和G．桑尼诺、日本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十人会议”为五大国“经常的正式会议”，和会期间共举行60多次。1919年3月26日起，“十人会议”缩减为“四人会议”，即英、法、美、意四国首脑就和会中有关欧洲问题私下协商（4月23日意首相奥兰多一时离会，由英、法、美三国首脑以“三人会议”形式控制局面）。②和平预备会议，即27国全体会议，和会期间仅开过6次，止于形式。③和平正式会议，协约国代表与各前敌国代表分别相会，一次是递交和约最后草案，一次为签署和约。④委员会，和会附设有国际联盟、赔偿、领土问题、条约起草、战争责任、国际河港铁道等专门委员会52个。‎ ‎　　会议的经过 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市内法国外交部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1月25日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筹组国际联盟的决议。4月24日第5次全体会议通过《国联盟约》。1919年1—4月，英、法、美、日、意就制定对德和约问题进行讨论，大国间勾心斗角，争论激烈。战后德国的西部边界、萨尔归属、德国赔偿和德国前殖民地的处理等问题均因帝国主义战胜国在分赃中各有图谋而成为和会中的难题。后经妥协，于5月7日将对德和约最后草案文本交给德国政府代表U．von布罗克多夫·兰曹。德国曾几次对草案一些内容提出异议，但英、法等战胜国只对和约草案略做细微的改正。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德国外长 H·穆勒等代表德国签字。对德《凡尔赛和约》由是成立。对德国同盟国的和约在巴黎和会结束后另行签署。‎ ‎　　在中国人民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收回战前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日本竟然要求和会同意把德国的侵华权益转移给日本，并得到英、法的支持。由于美、日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矛盾，美国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起初持暧昧态度，后日本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退出和会相要挟，美国转向支持日本。在“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帝国主义列强还秘密拟定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计划。‎ ‎　　《凡尔赛和约》 凡15部分，440条。其主要内容：①领土条款，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对比利时放弃奥伊彭、马尔梅迪和毛来斯纳。萨尔区由国联管理15年，期满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萨尔区煤矿所有权归法国。石勒苏益格经公民投票确定其归属（1920年6月15日公民投票结果，北部归丹麦，南部仍属德国）。波兹南地区和西普鲁士大部分让与波兰。但泽（即格但斯克）成为国联管辖下的自由市，该地关税权、对外关系及保护侨民权属波兰。上西里西亚、阿伦施泰因（即奥尔什丁）和马里安维尔德尔经公民投票决定归属（上西里西亚归属问题造成20年代初德、波之间争端。据1922年5月德波条约规定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由德、波各占有一部分）。德国放弃默麦尔（——译梅梅尔，今克莱佩达），交予协约国主要国家处置（1923年3月国联将该地委任53立陶宛统治）。②军事条款，德国陆军限于10万人，须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士兵须12年，军官25年方能退役。取消参谋部，最高司令部职权限于行政事务。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舰队只有战舰和轻型巡洋舰各6艘，驱逐舰及鱼雷艇各12‎ 艘，禁止建造潜艇。还禁止拥有军用飞机、陆海军航空设备、坦克、重炮、化学及有毒武器。在莱茵河左岸和沿右岸宽50公里地域设立“莱茵非武装地区”。莱茵左岸由协约国军队占领，以15年为期。③赔偿条款，赔偿总额留待协约国赔偿委员会于1921年5月1日前确定，但德国在和约订立起两年内先交付200亿金马克赔款。④德国前殖民地的处置，德国放弃其海外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以“国联委任统治”名义瓜分。‎ ‎　　巴黎和会结束后，协约国同德国的盟国分别签订了和约，即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讷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 ‎　　凡尔赛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各国根据新的力量对比调整彼此关系。通过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国际盟约》以及会后对其他战败国的和约，以条约法律形式，确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般关系与制度，即所谓凡尔赛体系。该体系乃是几个帝国主义主要战胜国进行分赃、勾结和暂时妥协的结果。其使命是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完成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成果巩固下来，组织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颠覆破坏活动，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该体系包含着各种矛盾的因素，潜伏着冲突的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该体系危机四伏，至20世纪30年代终于彻底崩溃。‎ ‎　　‎ ‎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版。）‎ ‎(1)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事实教训了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人。例如1918年12月创刊的时事评论刊物《每周评论》（李大钊、陈独秀主编），在发刊词中说：大战结果是“公理战胜强权”。到了1919年5月初，它写道：“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并且说，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　　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派的北京政府的愤慨。为商量如何抗议巴黎和会，5月1日，北京各学校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开了一个小会，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开了一次会议。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大会。‎ ‎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在宣言中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游行队伍想进入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表示抗议，但受到使馆巡捕的阻拦。他们便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当时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1915年任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是签订二十一条的代表之一。他和章宗祥、陆宗舆又是段祺瑞对日本借款和签订军事协定的经手人，因而成为最受到舆论指责的三个卖国贼。学生群众包围和冲进了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找到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他刚从日本回国。学生们在曹宅放了火，并且痛殴了章宗祥。大批军警赶到曹宅，学生三十二人被逮捕。‎ ‎　　5月4日北京学生的行动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发出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全国。5月5日北京学生宣布罢课，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并进行爱国宣传。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 ‎　　……‎ ‎　　北京政府虽然在五四游行的两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下达了禁止学生干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学生们以“十人团”的组织在北京市内，并到北京附近铁路沿线演讲。几天后，由于北京政府的严厉禁止，学生改用贩卖国货的形式进行宣传。6月1日北京政府下了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表扬为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道命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加倍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们从6月3日起重新进行街头演讲。‎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北京政府出动军警进行镇压。6月3‎ 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学生被捕，第二天又有七百多学生被捕。但是第三天上街演讲的学生比前两天更多，有五千多人，北京政府已无法加以压制。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不仅各地学生罢课，而且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运动。‎ ‎　　各地民族资本的工商业这时正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在战后卷土重来的威胁。五四学生运动提出了抵制日本货，劝用国货的口号，这对于工商业者是有利的。北京的商会在五四后立即表示赞助学生的行动，接着，天津、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商会也纷纷响应。各地商会主张用有秩序的“文明”的方法进行爱国运动，其行动止于提倡国货。它们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6月3日的北京学生和反动政府形成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上海的商界受到学生的影响，在6月5日宣布罢市，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附近的城镇以至全国其他许多城市也跟着宣布罢市。‎ ‎　　工人群众的奋起更增添了运动的声势。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时约为五、六十万人，到了五四运动时已达二百万人，其中包括民族资本的工厂和外国设立的工厂中的工人。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各地工人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次数比辛亥革命前多，规模也比较大。有些地方的工厂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一般地是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但有时也越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例如1915年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日本资本的工厂中的工人举行罢工，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帝国主义强行扩大租界地区。这都是工人与其他各界人民相配合进行的爱国斗争。1919年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立即在工人群众中得到响应。特别在6月3日后，以上海为中心，工人群众走上了斗争的前列。在上海，日本资本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在6月5日首先罢工，接着，日本资本的其他工厂，英国资本的一些工厂，还有美商、法商、华商的电车公司的工人也宣告罢工。在上海以外，沪宁路和沪杭路铁路工人，京奉路唐山工人，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相继罢工。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地也都有工人罢工。‎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群众以罢工形式参加斗争，不但使北京政府，而且使帝国主义感到十分震惊。由于工人罢工，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有陷入瘫痪的危险，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解救危机。6月10日，北京政府宣布“批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辞职”，并且改组了内阁，不过改组后的内阁仍然为段祺瑞的势力所控制。至于巴黎和会，北京政府虽已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但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反对，也就不敢坚持这个决定。6月28日在巴黎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没有签字。‎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的论述 ‎　　通过五四群众运动，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激荡。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的人们在运动的高潮中渐渐地退出了斗争，在斗争中最坚决的，能够起领导作用的是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在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旗帜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经过五四运动，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新青年》杂志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标志。“五四”后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在仅仅一年间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之多。这些社团和刊物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除了明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外，也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议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议论马克思主义。‎ ‎　　在护法运动中遭到失败的孙中山，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20年1月致海内外国民党党员的信上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　　在五四运动 中学生群众起了先锋作用的占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卷入这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特出的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既从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走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 五四运动后二年，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　　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近代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 ‎　　‎ ‎　　（选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2。‎ ‎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群众，他们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3。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4。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原本是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这时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3、4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 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　　‎ ‎　　《人民日报》社论 ‎　　‎ ‎　　今天是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日。这是青年的节日，也是全国人民的节日。在这个重要节日到来之际，我们向全国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向80年来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振兴而奋勇献身的志士仁人和革命先驱致以崇高的敬意！‎ ‎　　20世纪是个伟大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序幕刚刚拉开，开创新纪元的历史事件接踵而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重要背景。五四运动不仅凝聚起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风云，而且酝酿着更大跨度的历史变革，是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里程碑。‎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它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觉醒；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迷信专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动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日久弥大。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传统，把五四精神注入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使之发扬光大，具有重要意义。‎ ‎　　弘扬五四传统，就是要更高地举起爱国和进步的旗帜。实现国家富强，摆脱愚昧贫穷，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理想。80年的经验证明，国家不强大，就没有尊严，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样对于未来和前途充满信心。这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书写的最壮丽的爱国主义篇章。我们今天讲爱国，讲进步，就是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集中智慧和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爱国和进步最深刻的内涵。‎ ‎　　弘扬五四传统，就是要发扬民主，崇尚科学。和80年前相比，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科学民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也应看到，要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可以说，没有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讲科学，就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坚决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以尽快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我们要站稳脚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加快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步伐。‎ ‎　　弘扬五四传统，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五四运动是冲破旧思想旧文化的牢笼，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探索，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取得巨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不断地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过程也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探索，不断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鼓起更大的勇气，付出更多的艰辛。只要突破这个难关，我们就会登上一个更新的台阶，赢得更大的发展。‎ 五四运动 是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五四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青年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前列，为国家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青春是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灿烂年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青春只有同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同爱国进步结合在一起，同先进的思想理论结合在一起，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建功立业，大有作为。我们深信，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一定能够高擎五四精神的火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老一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80年过去了，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已经汇成波澜壮阔的滚滚洪流，没有任何力量和困难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而努力奋斗！‎ ‎　　‎ ‎　　（选自《人民日报》，199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　　8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它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反帝彻底性，是以前历次爱国反帝运动所不具备的。在此以前，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但在发展过程中，这些革命斗争都存在着某种幼稚病，要么将主要目标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则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缺乏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坚决的反帝决心，如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要么缺乏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出现盲目排外倾向，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五四时期的人们，民族意识高涨。巴黎和会上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合理要求被否定，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有人在《每周评论》上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此前人们以为“公理战胜”，现在则看到，还是帝国主义的权力战胜了，一度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五四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口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中国的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首先体现在，它将斗争目标针对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指向那些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贼。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行动，不畏强权，不怕反动政府的威胁和镇压，不受反动政府的利诱，表现了一种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决心。这种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是近代以来反对封建统治者斗争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无耻勾结帝国主义的北洋军阀政府时，觉悟的人们提出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为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提出“根本改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性，还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以往的反封建斗争，多以当权的封建统治者为直接对象，虽也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但其深度和规模都无法与五四运动同日而语。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从思想文化领域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不妥协的斗争。所谓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是指它的坚决性而言的，即彻底与封建文化决裂，猛烈向中国封建主义进攻，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拖四十二生的大炮”，向之猛烈轰击。他公开声明：“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何等的勇猛与无畏！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许德珩回忆说：“同样是爱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五四运动却高于辛亥革命。高在哪里呢？高就高在它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进一步明确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死敌，为了救国救民必须与之作殊死的战斗。”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度里，能够以无畏的革命气概，大声呼喊“民主、自由、平等”的口号，真是破天荒的壮举。‎ 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 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追求进步和光明 ‎　　爱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面最具凝聚力的旗帜，也是五四运动最丰厚的精神底蕴之一。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前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江泽民总书记所说的这种“本质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和国家命运的思考，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投入反帝运动，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参与了革命斗争，将爱国主义感情转化为直接的爱国运动；更重要的是，爱国主义与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爱国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爱国主义深化为对民主科学精神的追求。要爱国，就要救亡；要救亡，就要“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就是说，在国内要反对卖国的、腐败的封建统治者，在国外要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怎么样来救亡？就要学习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救亡推动了启蒙，启蒙促进了救亡。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相互激荡，相得益彰，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给予后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并非仅仅指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而是泛指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是一种与封建伦理道德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精神。“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就是对五四时期民主涵意的概括。作为五四新文化旗帜的科学，并不是单指提倡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而是提倡科学精神或科学思想。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主张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民主精神与反对愚昧落后和迷信盲从的科学精神，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目标下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是一种革命的精神。‎ ‎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人们思想的空前解放。在“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引导下的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与戊戌和辛亥时期的反封建相比，更加旗帜鲜明，更加丰富多采，更加理直气壮。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如此宏大的群众爱国运动，更不会出现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高潮。毛泽东赞誉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资本主义衰败、社会主义兴盛的世界发展大趋势中，发生在辛亥革命失败、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之时，就必然为社会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道路。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勃兴，马克思主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下产生的，这是五四运动发展演化的内在逻辑，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五四运动将先进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接促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 ‎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先进分子学习西方、追求进步、不断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无论是康、梁的变法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毛泽东当年曾经生动地描述过这种情况：“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思想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　　奋斗，失败，救国理想的破灭，教育了奋进中的中国人民。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随着辛亥革命果实落入哀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华民族的危机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面对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现状，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求索。辛亥革命 以后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倒退、民主与专制、复辟与反复辟、新文化与旧文化、侵略与反侵略等一系列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上必然要发生的革命运动。它是当时的先进分子为摆脱严重的社会危机、获得新的革命真理而进行的一次改造社会的演习。它以辛亥革命所未曾有的姿态，力图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一次清理，用新的民主革命的风雨抗击专制主义的毒焰，呼唤古老中国的新生：“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们这种弃旧图新的努力，昭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的转机。五四运动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五四以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呼声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逐步被抛弃，社会主义受到普遍的关注，形成了一个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潮。先进的分子经过介绍、研究、比较、争论、实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 ‎　　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经过了长期的摸索和艰难的选择。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人面前只有两种思想武器可供选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宣布：“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陈独秀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也说：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是辛亥革命中所不曾有过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证明十月革命所提供的革命方法在中国的有效性。这样，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推动力量。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说：我们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另一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也回忆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但不知道这新办法应是怎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种思想“日益强烈、日益明确”起来。‎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率先在中国大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五四以后，被誉为这个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1919年6卷5期出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1920年9月起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主要阵地、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在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批爱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成了中国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骨干。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社团中的激进分子也先后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孙中山从五四运动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的思想转变也是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的。‎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正是它的参加，使五四运动跳出了单纯的学生运动的范围，促进了运动的扩大和深入，迫使北洋政府很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使运动取得了第一回合胜利；正是它的参加，作为运动先锋队的青年知识分子才有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才迫使北洋政府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才使五四运动取得直接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五四运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发起到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到法国去、到俄国去等各种活动，使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样，马克思上义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中间桥梁作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干部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物质载体，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　　总之，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上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掀开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斗争的序幕。五四运动昭示人们，反帝反封建是民族救亡的必由之路；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标志着国家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已经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那一代青年早已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新一代的青年朋友们，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吧！‎ ‎　　‎ ‎　　（选自《光明日报》，1999年4月26日）‎ 五四运动的光辉道路 戴逸 内容提要：‎ ‎　　●伟大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解放为之先行。思想战斗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社会变革就越益胜利开展，越益广泛深入。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投身于思想领域的战斗，民主和科学是他们战斗的旗帜和口号。‎ ‎　　●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面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庞然大物，不进行迅速而强有力的攻击，则新思想不能占领阵地，民主与科学也不能生根。我们不应苛求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都能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 ‎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中，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倡导民主、科学作了不懈的努力。全国解放后，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行民主、发展科学做了大量工作。‎ ‎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残余影响浓重而又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中，要实现民主，发展科学，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并不能招之即来，科学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拔高。民主需要有制度作保证，科学的提高更和教育相联系。‎ ‎　　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解放为之先行。当社会变革的各种因素迅速积聚，变革的形势逐渐形成，先进之士会敏锐地感觉到变革运动的即将来临，为之奔走，为之呼号，向着妨碍变革的旧思想、旧势力冲锋陷阵，摧毁廓清。这种思想战斗进行得越坚决、越彻底，社会变革就越益胜利开展，越益广泛深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获得横扫欧洲中世纪堡垒的伟大战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大革命到来以前，法国发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先进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等抨击专制制度，反对旧教会，反对封建压迫和迷信专断，在群众中散布了理性精神和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法国大革命因此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　　八十年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社会变革作思想准备 ‎　　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革命的兴起很迅猛短促，思想准备不充分，与帝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未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统治着中国，政治上的专制、腐败、黑暗依然如故，人民的贫困、落后、愚昧依然如故。故袁世凯得以称帝，张勋借以复辟，军阀连年混战，反动派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欲以腐朽的封建纲常伦理作为治国的根本。一时社会上黑云压城，乌烟瘴气。先进分子为之痛心疾首，他们关心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挽救被侵略、受压迫的中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民主革命派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就因为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决心投身于思想领域的战斗，呼唤新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到来。他们进行战斗的口号有两个，就是“民主”和“科学”，即“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陈独秀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见，陈独秀等进行这场思想革命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它对提倡三纲五常、尊孔读经的旧势力进行了猛烈抨击。五四时期的战士们指出：传统的伦理道德、儒家的纲常名教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合，此类封建教条形成于古代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已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必须粉碎。今天的人格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前期，陈独秀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信奉法兰西的模式，强调自由平等。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因而封建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冶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 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别尊卑、明贵贱”的“奴隶的道德”，只对少数君主、贵族、统治者有利，和民主、共和背道而驰。他热情歌颂“法兰西文明”，对民主和自由十分憧憬，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的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但是，儒家的伦理精神年深日久，积淀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立身处事之中，凝集成积久难化的国民性格。陈独秀、鲁迅等十分重视改造旧的国民性格。陈独秀说：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其他像李大钊、吴虞、鲁迅等都激烈反对封建礼教、儒家伦理。李大钊说：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吴虞指出“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笔触，借着“狂人”的口，愤怒地揭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真面目。‎ ‎　　这种描写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唤醒了千万青年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 ‎　　五四的战士们反对儒家学说，锋芒甚锐，凌厉无前，但他们并不是对孔子学说一概否定。被称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反孔者吴虞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当年的思想家们面对着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庞然大物，不进行迅速而强有力的攻击，则新思想不能占领阵地，民主与科学也不能生根。他们在抨击儒家思想时，有的话可能说过了头，在激烈的搏战中，一刀一枪并未都能击中要害，这是在总的正确方向下表现的某种片面性，这种缺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应苛求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丰富复杂的传统文化都能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评价，因为这是需要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做到的。‎ ‎　　和民主相伴随的是科学。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得不到发展，人民受不到教育，普遍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这是阻碍中国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种封建意识卷土重来，甚嚣尘上，社会上流行着祭天、请神、祀鬼、修仙、扶乩的风气。有人组织灵学会，出版《灵学》杂志，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还胡说什么“灵学者，即谓之圣学可也”，“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等等狂言。‎ ‎　　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对这种装神弄鬼的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揭露他们的骗局。陈大齐说，绝诗、律诗始于唐代，而乩坛上的先秦诸子居然能作七绝、七律；草书始于东晋，而乩坛上的孟子居然大写草书，这是乩坛上骗子们露出的马脚。易白沙举出历史上王充、范缜的无神论，驳斥灵魂之说。陈独秀撰写《有鬼论质疑》，提出许多有鬼论者无法回答的问题。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鬼论与科学的对立：“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　　什么是科学？当时的科学家任鸿隽回答：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他批评中国的文化“只在文字上做工夫”，不如西方科学“在事实上做工大”。五四时代的先进思想家提倡科学，赞美科学，认为科学能使社会进步。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当时的留美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胡适等在美国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1918年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至国内。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家团体。这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各地，中国科学社在短短几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22年社员发展到500余人，遍布国内十七省，都是“受专门高等教育，或在社会上办事著有成绩之人”。我国第一代科学人才在五四运动时期蔚然兴起。‎ ‎　　五四时期，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又掀起了白话文运动。1917年，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废弃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提出写文章应通顺流畅，不用典故，不用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话，讲究文法，不摹仿古人，言之有物。他说：“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文学革命的号召顺应时代的潮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新青年 ‎》从1918年1月改组以后，全部刊载白话文，不再刊载文言文。文体的改革实际上不仅是文体形式，也是文章内容的问题。文章的形式和它所反映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传统的文言文难以反映现代生活，难以准确表达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内容。因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渐深入，就不可避免地把文体改革提上了日程。白话文运动使文字和语言归于一致，改变了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字相脱离相割裂的现象，白话文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故五四以后，白话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逐步取代了文言文。当然中国的文言有几千年演变的历史，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均以文言为载体，学习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了解和精通文言。但现实生活中，以白话代替文言，以明白晓畅的大众化语言代替佶屈聱牙的古文，这是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进步。‎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慕 五四运动是一场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进行分赃，弱肉强食，中国名义上是战胜国，却受日本的欺压，丧失了在山东的许多权力。这一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群情激愤。北京的学生们首先在天安门集会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们纷纷响应。五四爱国运动规模浩大，影响深远，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先后发生，平行发展，并且相互交汇融合。由于两者的融合，使文化变革得以深入人心，也使爱国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形成持久而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使得正在探索拯救中国方案的先进分子翘首北方，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当时，李大钊写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讴歌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并指出：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应该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　　这样，中国人民企慕十月革命，选择了俄国的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恪信它是唯一的救国真理。五四运动向着纵深发展，从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人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领导了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把这场伟大斗争引向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从诞生之日起，长期处于白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中，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倡导民主、科学作了不懈的努力。党建立的初期，努力唤醒工农、组织工农，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各地设立工人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工农大众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启蒙。党一直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工作的指针，大力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在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实行土地革命、二五减租、民主建政，抵抗帝国主义，削弱和限制封建主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实行了旨在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改革，又颁布婚姻法，保障妇女的权利。1954年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行民主、发展科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极大成绩，但由于中国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又受帝国主义的多年统治，封建残余势力十分顽固。尤其是国家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封建残余的影响还不可能很快消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建主义一度沉渣乏起，林彪、“四人帮”宣扬封建迷信、个人崇拜。他们践踏民主，抛弃科学，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得人民和国家遭殃。这一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遗毒，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实行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伟大辉煌，有目共睹。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的时候，深深感到弘扬五四精神，发展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性。民主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人民当家做主，有参与政治、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协调进行。邓小平同志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至于科学技术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化建设能否搞得更好更快，要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教兴国是根本的国策。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 ‎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残余影响浓重而又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中，要实现民主，发展科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非常艰巨而长期耐心的工作。民主并不能招之即来，科学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拔高，实现民主和发展科学需要人民群众总体素质的提高。民主需要有制度作保证，需要有操作的程序和监督的机制，需要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和法制不可分。只有坚持民主精神才会有健全的法制，而日益完备的法制建设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这一切都需要长期努力和精心培育。在中国的土地上要广泛实行民主，必须与中国的传统和国情相适应。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和法制工作的进展，正是实现更广泛民主的途径。‎ ‎　　科学的提高更和教育相联系。中国近代科学的诞生比西欧晚了几百年。近代中国深受科学不发达之苦，文盲遍地，迷信流行，落后的风俗习惯统治着中国的许多地方。要克服愚昧迷信，发展科学技术，必须长远规划，普及教育，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破除落后的风俗习惯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重视高、精、尖科学技术。要破除非科学的思想，提高科技水平，只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的程度来解决。‎ ‎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就应当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学好邓小平理论、踏踏实实，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热爱祖国，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全体人民既富有当家做主的民主意识，又富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　　‎ ‎　　（选自《人民日报》，199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 ‎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 ‎　　‎ ‎　　彭明 ‎　　‎ ‎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距今整整80年了。‎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它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力量。它所昭示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代的号角 人民的胜利 ‎　　运动是从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开始逐步发展为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政治运动。它以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而成为时代的号角。各阶层人民在运动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五四运动以人民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　　20世纪初，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对象，处于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境地。由于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对中国的争夺，主要在日、美之间进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甚。这种形势至五四运动爆发前的几年变得愈加严峻。1914年，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侵占中国的大好时机，当时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日置益，还未上任，但得意洋洋地说：“战则大妙！”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腐败无能，完全任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1914年8月，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8日，日本军舰出现在我国青岛海面；15日，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胶州湾德国租界地无条件地交与日本接收；23日，日本对德宣战；派军在龙口登岸。以后，日本又不断增兵。至1915年，日本不仅拒绝从山东撤兵，反而进一步提出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各项秘密条约，据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大大超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并通过袁世凯、段祺瑞卖国政府取得了在中国政治、军事、财政等更多方面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因此，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 ‎　　面对国家主权丧失、民族危亡的形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寻求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的路上，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物。他们首先从文化心理层面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将救亡与启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1915年9月，以《青年》（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为标志，开始了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不过，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这场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反封的特点。陈独秀在《新青年 ‎》第2卷2号上发表的文章即名为《我之爱国主义》。李大钊为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大声疾呼：“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还阐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李大钊选集》，第85页）。‎ ‎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1469页）。从《新青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寻找的足迹。‎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青年》第一卷，第三号）李大钊也曾接受过进化论思想，并将其传递给更多的人。他号召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人亦人，我何弗若？”（《李大钊选集》，第31页）。在五四运动爆发前，进步思想家们曾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鼓舞人们为催青春中国之诞生而奋斗。‎ ‎　　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还没有民主政治、依然是专制统治中国、较多的人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新青年》还提出为民主和科学而战斗的口号。1916年至1918年间，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与孔子》，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我们怎样做父亲》等文章，以其鲜明的反封建特征影响于全社会。除《新青年》外，这一时期在思想启蒙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刊物还有《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新潮》、《湘江评论》等。可以说，“五四”前期的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从而引发了新旧文化的猛烈撞击。这一点，《新青年》说得很清楚：“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　　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两者相互促进。当五四爱国运动到来时，启蒙运动中的先进分子都成了爱国运动中的骨干。毛泽东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七大”工作方针》）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　　“五四”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的内涵和外延，无论是爱国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很丰富的，时间也是较长的。仅就爱国运动本身来说，它也包含着五个高潮。‎ ‎　　第一个高潮是5月4日天安门集会、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行动。‎ ‎　　第二个高潮是5月19日挽留蔡元培、反对安福系掌握教育权的行动。‎ ‎　　第三个高潮是6月5日开始的上海罢工、罢课、罢市运动。‎ ‎　　第四个高潮是6月10日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斗争。‎ ‎　　第五个高潮是6月28日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 ‎　　这五个高潮的出现，是五四高亢爱国诗篇的五个乐章，是人民群众的胜利，反动势力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的全过程，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仅就反对在巴黎和约签字来说，即能说明这一点。当时报载：“据说28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指工人、学生）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因此专使不敢出门。28日未曾列席，这与官电的报告都说28日专使没有出席，是很近似的。”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如何呢？《顾维钧回忆录》中说：“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顾维钧是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代表，看来，上述消息是可靠的。‎ ‎　　以上五个高潮，只反映了几个中心地区的情况，远远不是运动的全貌。事实上，在全国许多地区包括各省的中小城市，甚至一些村、镇（如山东），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爱国运动，成星火燎原之势。许多爱国华侨在不同地区，也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救亡运动。从参加的阶层看，也是十分广泛的。真正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工人、学生、商人，以及各行各业人士都投入到爱国运动中来。理发工人关门罢市，门首贴着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说书、唱戏的，各种游艺场一律罢唱。有的艺人还配合爱国运动，编写新的书词，以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在当时天津各界印发的许多传单中，有一张题名为《一得之愚》的传单，落款是：“李孟氏典衣刊布”。是说一位家庭妇女，依靠典当衣服换来的钱，印刷爱国传单。由此可见五四爱国运动的深人入心。‎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并在她的指导下，开始了伟大而又艰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 五四运动是人民的胜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 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系极为密切。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　　近代与现代，在西方是一个词：modern。不论怎样称谓，现代化大体上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封闭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在政治上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应该具有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概括起来，就是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现代，而统一使用现代化这一史学界大体认同的概念。‎ ‎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7页）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不能不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这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工商业政策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困境。历史的教训使一些志士仁人认识到：革命失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觉悟问题。他们通过办报刊，启发人们，唤醒人们。因此，陈独秀把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 ‎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大潮下，马克思主义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并迅速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给与他的影响，他在1919年6月18日《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版，第66页）。‎ ‎　　正因为孙中山给予五四运动如此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集合了运动中的大量先进分子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　　正因为这次国共合作，才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现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这场“大革命”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后(1914—1922)中国资本主义较迅速的发展。这次发展为“五四”和“大革命”准备了一个新兴的阶级阵营。‎ ‎　　回顾“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正是这场运动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进程。这已是中外不少关于五四运动研究者的共识。‎ ‎　　20世纪的中国有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五四运动 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而第二次巨变，又为第三次巨变开辟了道路。‎ ‎　　我国20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对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道路，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建设 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就不断地为人们争论着，仅在20世纪的上半叶，较大的争论就有这样三次：‎ ‎　　一、由《青年》创刊而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论争。《青年》派以陈独秀为代表，《东方》派以杜亚泉为代表。前者的代表作是《东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后者的代表作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　　二、“五四”后，在20年代继续着东西方文化的争论。前者以梁漱溟的专著《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8月出版）为代表。后者中，有自由派学者，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有系统的专著应属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出版，次年再版）。‎ ‎　　三、3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一场“本位”与“西化”的争论。前者以“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为代表，后者以胡适、陈序经等自由派学者为代表。陈提出“全盘西化”，胡提出“充分世界化（参见《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30日）。双方论战的文章主要发表在《文化建设》、《独立评论》，《大公报》、《晨报》等报刊上，影响较广。‎ ‎　　20世纪的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东西方文化的优劣短长，又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人更为广泛。这些讨论，对于克服新文化运动中的形式主义偏向，认识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都是有益的。但有一种极端化的论点，却是值得商榷的。这种论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掉文化、使中国陷于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已被全盘否定，如何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日而语？至于说“五四”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相背离。持此论者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二是把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 ‎　　第一，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统文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两家都曾被称为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他各家仍然在延续和发展着。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介绍了95部书，其中称得上儒家的书仅有20多一部，不足1/4。‎ ‎　　第二，必须把儒家学派的创立人孔夫子和以后的汉儒、宋儒相区别。后者虽然打着孔子的旗号，但其学说已被演绎和改造了，目的是为了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当着封建社会起走向下坡路的时候，孔教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进入民国，孔教仍然为封建军阀的帝制活动服务，其反动性就更为昭著了。‎ ‎　　如果以上两点看法可以成立的话，“五四”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就可以说清楚了：‎ ‎　　首先，它和儒家特别是宋明以来把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而且对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非常推崇。‎ ‎　　其次，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李大钊说孔子是“一代伟人”，但不是“万世师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陈独秀说：孔学“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巳。……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族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20世纪之世界乎？”（《答俞颂华》，《新青年》第3卷第1号）因此，把“五四”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 ‎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五四”精神也应该算作一种传统了，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也已不止一个世纪，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　　第一，在近现代的国际大环境中，一个国家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总是融合了国内外两种以上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毛泽东 的新民主主义也是如此。把一切外国的思想文化，不加区别地拒之门外，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都认为中国“古已有之”而漠然视之，也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闭关自守，颂古非今，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采取综合创新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早在80年前，李大钊就指出：东西方文明，必“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页。）‎ ‎　　第二，任何先进的思想、理论，必须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或曰具有中国特色。洋教条、党八股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因此，对待任何文化，都应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数典忘祖，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 ‎　　总之，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更加辉煌的成果。‎ ‎　　这就是五四运动给予我们的在文化建设上的最重要的启示。‎ ‎　　（选自《光明日报》，1999年4月30日）‎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彭明 ‎　　大家都是当教师的同行，我们的教学方法应当强调以自学为主，我们人大的老校长就非常强调要以自学为主。大家都是能够看书的，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我们资料室准备开辟一个阅览室，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那里，大家都去看，我们今天三四个小时不可能把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所有方面和细节都在这里讲。讲基本的观点和基本的方法，以及争论的问题和不同的意见，提出来，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因此，我在课堂上准备讲三个问题：‎ 一、从五四运动来认识人民群众 在历史上的作用 ‎1．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 ‎　　为什么首先要讲这个观点呢？因为多年以来，我们讲历史的，讲现代史的，讲革命史的，讲党史的，常常把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观点给丢掉了，那就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则是政治经济的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而我们多年以来把这个观点忘掉了。而在“四人帮”统治的时候，强调路线决定一切，那就离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十万八千里了。他们不讲路线是怎样产生出来的，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不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因此，在拨乱反正以后，经济学家在向我们挑战。去年历史学规划会议设想要搞这个史那个史，革命史、党史，大家也都在搞。但搞经济史的同志说，你们开了这么多史，就是没有经济史，不研究经济史，你们怎么来解释政治史。将了一军，将得很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话，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整个政治、经济的关系，了解革命历史发展很有启发。他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去年五四运动60周年，全国各个报纸都发表文章，但遗憾的是没有一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五四运动的。而在1959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时，《经济研究》1959年第四期还有一篇《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这篇文章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来说明五四运动发生的经济原因。以后还没有一篇写经济的文章能超过这篇文章。‎ ‎2．从五四运动直接目标的实现来看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　　五四爱国运动分两个阶段，有五个高潮。6月3日前是一个阶段，6月3日后是一个阶段。五个高潮，第一个阶段有三个高潮：5月4日是一个高潮，5月19日是一个高潮，6月3日又是一个高潮。第二阶段出现两个高潮：6月10日是一个高潮，6月28日又是一个高潮。每一个高潮都遭到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和镇压，而每一个高潮都是人民群众实现了自己的具体目标。第一个高潮—5月4日，具体过程我不讲了，有许多书。我建议外地来的同志，在学习之余，作一次五四运动的学术旅游，亲眼看一看，增加一些实地感受。5月4日32个学生被捕，在监狱中反动派追问学生的后台，学生很坚决，说：“没有，是我们自己出于爱国心来的。”第二天5月5日，十几个学校的学生总罢课。5月6日，中学以上的学生联合会成立，准备在5月7日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5月7日反动派不得不把被捕的32个学生全部释放，第一个高潮反动派失败了，学生胜利了。第二个高潮是5月19‎ 日，具体目标是挽留蔡元培，反对安福系掌握教育权，蔡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比较开明，主张“百家争鸣”，在校内不管哪家都可以谈，陈独秀可以谈，胡适可以谈，都可以谈。当时反动派方面传出谣言说北京大学的学生胡闹，主要是蔡元培的支持，因此传出安福系要惩办蔡元培。5月9日蔡元培跑了，先到天津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蔡是浙江人）。学生见校长不见了，只看到蔡元培留了个条子。这条子中引了这样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学生当时看不懂，以后找了个老先生解释，这个老先生说这是一个典故：以前有个官，他有一匹好马，不经常出来，有一天他牵出马到路上跑，路边一些小孩见到马跑得快就鼓掌，说“好马好马！”马就越跑越快，结果马给累死了。蔡的意思是说，学生不要再挽留他了，学生越留他，他就越被反动派嫉恨。后来，反动派不得不把蔡元培找回来，仍然当北大校长。所以，第二个高潮的直接目标还是实现了。（虽然当时没有马上实现，最后还是实现了。）第三个高潮是6月3日学生上街讲演，反对反动派为曹汝霖等辩护和污蔑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反动派的大逮捕。6月3日被捕170多人，6月4日被捕700多人，两天共被捕近1000人，6月5日学生呼吁全国支援。6月5日，上海的“三罢”实现。第三个高潮，也是反动派失败了。从此以后，国内国外，西到四川北到黑龙江，南到广东，海外的欧洲、日本、新加坡、美国，凡有华侨的地方都积极响应。就连当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打电报反对皖系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反动派不得不在6月10日罢免了曹、章、陆，所以第四个高潮的具体目标也实现了。当时，不仅上海工人的大罢工起了很大作用，就是北京、天津的劳动者也起了很大作用。长辛店当时是北京产业工人的集中地，长辛店的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会长盛成，9日到天津，想取得天津救国联合会的支持。盛从天津回来后，即准备长辛店的三罢，消息被长辛店机车厂副厂长刘家骥知道了，刘是曹汝霖的女婿，刘赶快报告了曹，说长辛店的工人要闹事，曹于是在当晚提出辞职。6月10日上午北洋军阀政府准许曹辞职的命令下达，但是天津不答应，天津几十万劳动群众还是要罢工，于是天津总商会6月10日拍急电给反动政府，说只是仅仅允许曹一人辞职还不行，天津还是要乱。这样北洋军阀政府才马上下令，允许曹、陆、章一起辞职，10日晚上派人把命令送到天津。这是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撤了曹、陆、章的职，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第四个高潮的具体目标也实现了，以后斗争的目标又转移到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是正式签字的日期。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签字，但是在要出门时，被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和工人把房子给围住了，学生们说，你们可以签，但是谁签了我们就打死谁，打死你们一个代表，我们工人学生三人抵命，我们的抵命名单已经编好了，三人一组。不管谁打死的我们按名单顺序抵命，打死你们一个，第一组抵命，打死你们两个，第二组抵命……。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不敢去了。所以，不是北洋军阀政府不签宇，而是中国人民不准签字。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个具体目标的实现，也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第五个高潮的具体斗争目标也实现了。从上面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一走上政治舞台时就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3．从五四运动看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　　有一个作家叫韩素音，她在香港出了一木书，叫《早晨的洪流——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她在这本书里写有前言，其中引用了邓颖超对她讲的一段话，她写道：“我也感谢周恩来总理阁下的妻子邓颖超女士，将近十六年前她讲的一句话，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从而播下了这本书的种子。1956年6月在同她的一次交谈中，她把中国人民比作大海，把领导人比作浪头上的白色泡沫，大海生下了这些白色的泡沫，负载着这些白色的泡沫，这些白色泡沫常常更生，但是如果没有大海，这些白色泡沫就不存在了。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比喻。”对这几句话，我也是很感动的。五四运动也是这样的，也负载着许多“白色的泡沫”，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也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还有张国焘、胡适。但是，有的白色泡沫随着大海一浪接着一浪不断前进，有的白色泡沫脱离了大海也就迅速消失了。所以，邓颖超把人民群众和领导人的关系讲得很清楚，很形象，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总之，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但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是认为：个人活动只有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时代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起到杰出的作用，如马克思所说：“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2‎ 二、通过五四运动来认识思想 解放的伟大意义 ‎1.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运动作为前提 ‎　　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思想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前提，那么这个社会变革就容易胜利，容易巩固，容易发展；没有一个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社会变革就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也不能巩固。历史证明就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都是属于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为什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统治，使中华民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政治变革的前提。‎ ‎2．五四启蒙运动的成就 ‎　　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功绩主要有四点：‎ ‎　　(1)提倡民主，用打倒孔家店的精神彻底反对封建主义。这个“彻底”并不是说它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说它与封建势力势不两立，是就这一点讲“彻底”的，……‎ ‎　　(2)提倡科学，宣传了科学精神。《新青年》展开了对有鬼论的批判，宣传了无神论。中国老一辈的自然科学家有许多就是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 ‎　　(3)提倡了新文学，反对了旧文学。文学革命，用白话文的形式写文章。中国老一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是在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如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团体，都是在“五四”后不久成立的。‎ ‎　　(4)教育制度的变革。蔡元培在北大主张“百家争鸣”，按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制度搞，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场所。1920年，他还主张收女大学生，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3．形式主义的偏向 ‎　　主要表现就是好是绝对的好，坏是绝对的坏，绝对化。只要一说到西方的，就是进步的、先进的、科学的，只要谈到中国的，就是落后的，应该打倒。所以当时最时髦的是穿西服，吃西餐，看西洋景，只要是中国的就不行。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中医是封建的、落后的。看戏是话剧最好，京剧不行。我们现在也不要有形式主义，什么都学资本主义国家，胡子、眉毛一把抓，好的坏的都盲目的学，现在有些年轻人还是有形式主义的偏向。‎ ‎4．五四提出的反封建的任务为什么今天还未完成 ‎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提出反封建残余？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民主革命我们主要的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把封建阶级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反，从经济战线上搞了土地改革，而从思想战线上看来未彻底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后，主要的斗争形式很快转为武装斗争，而反封建主义思想并未作为主要任务，虽然也有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以后主要又是反资本主义，主要的矛盾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封建主义思想、封建专制思想、小生产者思想这个问题未解决。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往往又用封建主义的东西来反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样，资产阶级的东西未反掉，封建主义的东西却发展了，“四人帮”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进行封建主义专制。所以继续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还很重很大。‎ 三、从五四运动看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能更改。命题不应当改变，改变了就改变了党的性质。有人问：一些落后国家，没有工人阶级，能不能成立共产党？我认为：那里可以成立这样或那样的革命党，但不能叫共产党。比如说蒙古1920年成立人民革命党，但它不是共产党。因为蒙古当时没有工人阶级，只有贫苦牧民，所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当时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也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和农民阶级相结合呢？也不能。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向两极分化的阶级，不同于无产阶级。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相结合呢？也不能，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和阶层，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起的只是桥梁作用。所以我们只能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命题，不管从事实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是站得住的，经得起检验的。‎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问题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但不是说，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前一点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说。‎ ‎　　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有人整理过一些资料，说明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了解到什么程度。但那时，只查到中国人谈到马克思的最早的文章年代是l902年，即梁启超 所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附带提到过马克思，译作“麦喀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2。上海中华书局版，文集第5册，第79页）。‎ ‎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则是朱执信。1905年，朱在《民报》上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译作“马尔克”、“嫣及尔”）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　　最近，这个问题有所前进，就是从现存的资料中发现，1899年中国就知道马克思了。‎ ‎　　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月刊《万国公报》上，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译为《大同学》的文章中，就提到过马克思，说马克思是著名的“百工领袖”。还有这样一段：“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辞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为德国之马客偲者，主于资本者也……”这样就比以前的说法（1902年）早了三年。文中“马客偲”即马克思的最早译名，“主于资本者也”即指著《资木论》而言。‎ ‎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应该理解为只有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 ‎　　以前，因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把民族殖民地问题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伯恩斯坦就支持德国人侵占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有它的国内外条件，原因不外这样三点：一是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十月革命，就是当时的一些书呆子也知道；二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需要马克思主义；三是要讲五四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 ‎　　以前讲李大钊的三篇文章，文化大革命中又只讲《湘江评论》。我的看法是，李的这三篇文章可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但这三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具体内容未讲，所以我们讲那三篇文章时要适当，要恰如其分，要讲它的针对性。如《庶民的胜利》是一篇演说。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了，当时北京的学生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天安门连续开了三天大会，欢呼是“公理战胜强权”，庆祝中国参战的胜利，当时中国是参战国，段祺瑞主张参战，许多学生晚上还提着灯笼到段祺瑞家游行欢呼“万岁”。所以当时李大钊就发表演说，说明这是“庶民的胜利”。我认为应该主要讲《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鲜明标志。‎ ‎5．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过程的问题 ‎　　主要讲如何区别三个概念：民主主义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 ‎　　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认为可以把标准降低，条件不要那么高，有两条就可以了，一条是拥护十月革命，第二条是“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朦胧”，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较多的恐怕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都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 ‎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李大钊。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毛泽东说过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毛泽东是在1920年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6．关于论战的问题 ‎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过去有些提法不适当，比如第一次大论战，大也不怎么大，而且不能把当时的胡适当作敌人，他当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当时还在统一战线之中。关于实用主义要不要批？有人说现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应该批实用主义，我认为还是要批实用主义。因为二者的真理观不同，我们讲的是客观真理，而实用主义认为符合我的利益的就是真理，有奶便是娘，没有客观标准。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提倡实用主义。这是从思想体系上来说的，至于一些具体方法，要做具体分析。要追本求源，看看杜威、罗素在中国的讲演记录。要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不能太简单化。‎ ‎7．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问题 ‎　　(l)马克思主义传播一开始在城市，工人运动也是在城市发展起来的，这是事实，不是革命一开始就乡村包围城市（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一开始以城市为中心，首先从事工人运动，这并没有什么错误。‎ ‎　　(2)两者结合的时间应是1920年5月以后，根据是什么呢？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陆续传到中国，二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运动中去。‎ ‎　　1980年10月 ‎　　（选自彭明著：《“五四”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问题与主义之争 彭明 ‎（三）胡适的挑战 胡适在一九一五年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那时开始，他便成了杜威的得意门生、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说：“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1‎ ‎　　后来，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谈到杜威对他的影响时又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2‎ 胡适把杜威看得至高无上，杜威也把胡适看作实用主义在中国最好的推广人。杜威还要求运用实用主义去了解国际形势，以便为美国的世界主义服务。胡适归国前，杜威曾就此和他进行过一番谈话。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胡适的日记这样记载着：“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3‎ 胡适回国以后，虽然没有立刻直接谈实用主义，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论搞哲学史也好，或者搞文学也好，都是在贯彻实用主义，“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4‎ ‎　　胡适回国没有立刻直接宣扬实用主义，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十月革命还没有爆发，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就是说，实用主义在中国还没有遇见它的直接对头。‎ ‎　　到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之际，情况不同了。十月革命在中国愈来愈广泛地显示了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了。这种情况，使实用主义的信徒们恐慌了。因此，这时一方面是杜威在华的到处讲演，另一方面是胡适亦步亦趋地替杜威到处吹嘘。‎ ‎　　杜威在中国开讲以前，先由胡适等人对实用主义进行介绍。例如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的《实验主义》一文，便是胡适的一篇讲演稿。5‎ ‎　　在《实验主义》这篇讲演里，胡适对实用主义形成的历史，对皮耳士、詹姆士，特别是对杜威的思想，作了详尽的介绍，声称实用主义是“现今欧美很有势力的一派哲学。”特别应指出的是，胡在这篇讲演里，对实用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论、方法论进行了一些发挥和“通俗”的解说。通过胡适的解释，使我们更好的认清了实用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　　第一，关于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胡适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又说：“一样的满天星斗，在诗人的眼里和在天文学者的眼里，便有种种不同的关系。一样的两件事，你只见得时间的先后，我却见得因果的关系。一样的一篇演说，你觉得这人声调高低得宜，我觉得这人论理完密。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6‎ ‎　　在这里，经过胡适的举例，已经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在”就是经验，利用这些经验，便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事物”和各种各样的“宇宙”。‎ ‎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在就是客观存在，就是物质。感觉和经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实用主义者却把经验和实在混为一谈，并认为经验可以任意创造“实在”，因此这是一种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　　第二，关于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7“世间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纯粹的知识思想。理性是离不了意志和兴趣的；知识思想是应用的，是用来满足人的意志兴趣的。”8‎ ‎　　否认客观真理，真理不过是应用的工具，胡适在这里讲得也很明白。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昨天下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会审查学生送来的哲学研究会讲演题目。内中有一个题目是：‘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这种问题，依实验主义看起来，简直是废话。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我们承认未有思想以前已有哲理或没有哲理，于人生实际上有何分别？”9‎ ‎　　“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它的实际意思是在说：除了人的主观世界外，有没有客观世界的存在？但胡适回答得也很干脆，认为这是废话，实际的意思是在说：没有人的主观世界，哪里来的客观世界。‎ ‎　　第三，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胡适介绍杜威分析思想的方法分为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谬误，使人不信用。”10‎ ‎　　胡适曾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并说：“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他还反复地解释这种方法说：“律例（指某种科学定理）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11又说：“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12‎ ‎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假设，问题在于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的科学假设，还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的主观臆造。实用主义者的假设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从外国实用主义者和胡适派后来研究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 ‎　　实用主义者的“求证”、“实验”，也不是科学的试验，而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想象，解释得使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满意的就是真理，反之就不是真理。‎ ‎　　所以，实用主义者的方法论是和它的实在论、真理论不可分割的。但是，胡适却大肆宣扬杜威哲学着重在方法论，并说什么这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还吹嘘这是哲学中的革命。事实上，他在向人们宣告：哲学领域中并不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而只是一个方法问题。‎ ‎　　杜威和胡适，师徒二人，一唱一和，在中国各地散播实用主义，影响很大，以至于被称为思想界先驱的陈独秀也认为实验主义是一种科学方法。‎ ‎　　但是，不管杜威和胡适怎样宣讲，但真理是愈辩愈明的。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日益被更多的先进分子所接受。‎ ‎　　就是在这个时候，胡适挑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进攻。这一点，胡适在后来也说得很清楚。他在一九二二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3一九三○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再一次供认：“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4‎ ‎　　胡适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政论导言”中，都讲了些什么呢？‎ ‎　　第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他具体地发挥了杜威的工具论，说“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要求“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15‎ ‎　　奇怪得很，胡适在这里反对谈主义，但他自己却大谈实验主义，他所说的“挂在嘴上做招牌”、“做口头禅”却正是他自己和他的老师杜威的写照。‎ ‎　　醉翁之意不在酒，胡适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谈主义，而只是反对谈马克思主义。‎ ‎　　为了这个目的，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16又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17‎ ‎　　当时安福系的政客王揖唐曾发表过一篇骗人的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都是安福系的报纸）和日文的《新支那报》都大为吹捧。于是，胡适抓住了这个例子，把马克思主义者和安福系政客相提并论，并恶毒地说：“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18‎ ‎　　第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 ‎　　根据以上的诬词，胡适向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奉劝”说：“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19‎ ‎　　应该研究些什么问题呢？胡适列举了一些，其中包括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卖淫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加入国际联盟问题，等等，他认为这都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　　他认为不去研究这些具体问题，而高谈社会主义，去求“根本解决”，这便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20‎ ‎　　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革命，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良，这就是胡适将实用主义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　　应该指出，胡适虽然列举了一些具体问题，但他自己也并没有去研究这些问题（研究了，他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胡适这样吵吵嚷嚷，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四）李大钊的反击 ‎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时写道：“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规定讲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在反对内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锺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21‎ ‎　　实用主义正是这种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而杜威和胡适正是宣扬这种“科学和哲学”的“官方教授”。杜威和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还未在中国生根的情况下，经过轻轻一击，就可以宣布它“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了。当然，事物的发展永远和主观唯心主义所想象的相反，马克思主义在战斗中成长，经过和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交锋，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是被“消灭”，“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一种极其轻妄的谬论，即使并非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能看出其立论的破绽，因此很快就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如当时属于研究系的蓝知非（即蓝公武）就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问题与主义》（胡适把这篇文章略加删节，登录在八月三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 ‎　　蓝文虽然一般地指出了胡文“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打中胡适的要害——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系所以反对胡文，只是在于谈不谈主义这一点上，因为研究系这时也正在“研究”各种主义。‎ ‎　　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准备出走，胡适控制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并使之变质。（《每周评论》从二十六期——六月十五日以后，大量刊载《杜威演讲录》和宣扬实用主义，虽然也介绍过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制度和在文章中运用一些新名词，但是反映政治斗争的文章和比较尖锐的政治评论被取消了，刊物已经失去了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22这种情况，是李大钊所不满的。当李出京的时候，他又读到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更为不满。因此他认为必须进行公开反击，作为“对社会的告白”。23‎ ‎　　一九一九年七、八月之际，李大钊在昌黎五峰24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寄交胡适，胡不得不把它登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号上（八月十七日）。这篇文章，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针锋相对，鲜明地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 ‎　　第一，关于“主义”和“问题”的关系。‎ ‎　　李大钊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它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　　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　　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指胡适）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它的人给它的。”‎ ‎　　第二，关于假冒牌号的危险。‎ ‎　　大凡一种学说流行的时候，必然有一些投机者、骗子手以及它的敌人进行伪装，鱼目混珠，混淆视听。李大钊以生动的事例说：“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 ‎　　但是，对待这种现象怎么办呢？胡适的目的是利用这种现象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谈社会主义。李大钊驳斥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江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抬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　　第三，所谓过激主义。‎ 李大钊公开表明自己是一个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他说：“仲甫先生（陈独秀）和先生（指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 ‎　　李大钊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　　关于“过激主义”一词，李大钊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对布尔什维克的诬蔑，他说：“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 ‎　　反动派不仅把布尔什维克叫做过激派，而且把一切谈新思想、谈社会改革的人，都加上“过激”的头衔。过激主义，是“邪说异端”、“洪水猛兽”的同义语。李大钊指出，一个真正的社会革新者要认定自己的主义，从事实际运动，根本不要去理会这些胡言乱语。‎ ‎　　第四，必须“根本解决”。‎ 李大钊指出：对于“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以俄国革命为例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 ‎　　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　　怎样使经济组织变动呢？李大钊指出必须展开阶级斗争，必须进行革命，他说：“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指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需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　　李大钊在这里不仅有力地回击了胡适的反对革命的谬论，而且也指斥了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学说，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五）意义和影响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八月二十四日）、《四论问题与主义》（八月三十一日），极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诬称李文中的一些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25还说一切主义“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26胡适在这些辩护的文章中，再一次宣扬阶级调和，直接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他说：“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27‎ ‎　　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正在进行的时候，《每周评论》在八月底被北洋政府封闭了。‎ ‎　　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它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锐不可当。‎ ‎　　这次论战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开始分化。‎ ‎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企图把新文化运动限制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范围内，继续宣扬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并再一次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诬蔑，他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28‎ ‎　　但是，所有这一切诬蔑都阻挡不住真理的传播。胡适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 ‎　　一九二○年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29他分析了孔子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对当前社会的危害之后，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他在结论中说：“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鲜明对立，实际上，它成为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继续。‎ ‎　　问题和主义之争，不仅表现在李大钊和胡适两人的论战上，而且影响到整个新文化界。继李、胡的论战之后，许多社团内部都在展开类似性质的讨论，并以这个讨论——即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为契机，而发生了新文化社团的大分化。‎ ‎　　一些社团的大部分成员坚决地向左转，在讨论中站在李大钊的一方。‎ ‎　　有的社团，如新潮社，它的大部分成员则明显地向右转。“五四”以前，新潮社就是受胡适影响较多的一个社团；“五四”以后，它几乎成了一个完全胡适派的团体，宣扬实用主义，大肆攻击学生运动，成员纷纷留学欧美。‎ ‎　　复杂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社。由于少年中国学会更有代表性（说明统一战线的分化），而且国民社的成员也有很多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所以这里我们以分析少年中国学会为主。‎ ‎　　《少年中国学会》自一九一八年筹备和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以来，会员有很大发展。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成立成都分会；十一月一日，成立南京分会。至一九二○年七月一日，会员已达七十余人30。‎ ‎　　少年中国学会在筹备期间，便包括着三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主要是国家主义者）知识分子。三类知识分子在创造“少年中国”这样一个抽象的宗旨下，处在一个学会中。因此，当着问题和主义之争展开之后，即牵扯到学会要不要主义和要什么主义的问题时，便引起明显的分化。这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各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通信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　　由于北京会员中有很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李大钊又是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和胡适展开论战的第一人，因此引起右翼分子的不满。上海会员（以左舜生为首）在给北京会员的通信中便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31的问题，并说“发表文字，宜取绝端慎重态度”，以免被“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还说什么“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32‎ ‎　　北京会员在复信中虽然同意《少年中国月刊》发表言论应该慎重的意见，但在实际上却否定了右翼分子以学会来限制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的企图，他们指出：“倘有会员对于政治兴味极浓，急欲登台一试；或对于社会组织有所不满，急欲从事社会革命。本会同人对于上述两种会员，无论其成功失败，均不过问。”33‎ ‎　　此外，有的地方的会员也指出了：“学理主义，并非截然两事。”“故主义但当问其是不是，不当限制其多少。学理之研究，亦当切实有用于人生，不当与主义悬绝。”34‎ ‎　　到了后来一九二一年七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大会，要不要主义的争论就更集中的表现出来35。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沈泽民等共产主义者坚持学会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右翼分子则在不谈主义、不从事政治活动的幌子下，反对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坚持了所谓国家主义的道路。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仍迷恋于所谓学术研究，认为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可以不确定主义，有的则认为可以不急于确定主义，慢慢研究后才说。‎ ‎　　这就是说，在问题和主义之争的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下，少年中国学会已由逐渐分化而走向正式分裂。（一九二五年底，学会停止活动。）‎ ‎　　除以上几个著名的社团外，其他一些社团和谈论新文化的刊物，在问题和主义之争后，也大都有过类似的讨论或者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因为杜威、胡适等周游全国、到处宣讲，而马克思主义也风靡各地势不可当，两种旗帜是如此鲜明，一切谈论新文化的人是不可能没有他们的倾向的。‎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第一，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和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这次论战的实质是：中国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 ‎　　第二，这次论战的范围和意义是深远的，绝不能只从胡适和李大钊两个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的狭窄角度上去理解。事实上，这个讨论，范围很广，延续很久。例如，方志敏、袁玉冰等于江西组织的改造社及其创办的《新江西》月刊，在一九二三年还有过问题和主义的讨论。‎ ‎　　第三，这次论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开展，是最有力的说明。‎ ‎　　第四，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胜利和反马克思主义在这次论战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解决。这次论战，事实上只回答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对实用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论、方法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进行批判，甚至是认识不清的。这一工作，只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可能比较有系统的进行。‎ ‎　　（选自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不朽的精神 伟大的起点 ‎　　──五四运动简介 中央党史研究室 ‎　　1919年5月4日，在古都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 ‎　　是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在广大学生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6月3、4、5日，更多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8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当局甚至用北大校舍作临时监狱来关押学生。‎ ‎　　骇人听闻的六三大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区，100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尤以上海爆发的六三运动规模最大。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以日商内外棉第三、四、五纱厂工人带头，全市六七万工人罢工。同时，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一些地方的工人、商人积极响应，推动了斗争的发展。迅猛扩大的斗争形势给反动当局以极大压力。6月7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又电令中国代表，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为此，又引发了新的一轮抗争，拒绝和约签字的呼声如潮，全国各地发往巴黎抗议签字的电报就达7000余份，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约签字仪式。‎ ‎　　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　　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1917年，陈独秀到北大任教，编辑部也迁往北京。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积极参与到运动之中来，特别是采用白话文后，每期杂志的发行量从1000余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影响迅速扩大。新文化运动其基本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股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冶地位，使大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为后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作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五四爱国运动，则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为其开拓了新的空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五四”之后一年内，全国各地新创办的鼓吹新思潮的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起点而载入史册。‎ ‎　　（选自《人民日报》，1999年5月4日）‎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和领导权 翟作君等 ‎　　一、运动的性质 ‎1．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 五四运动 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在“文革”前就已经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和理解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　　第一，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这种认识以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为标志，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因此，在斗争中，许多人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　　第二，革命人民同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作了坚决斗争，实现了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罢免三个卖国贼，拒签和约。‎ ‎　　第三，运动中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这是反帝反封建口号的具体化。这种纲领性口号的提出，反映了中国人民当时对革命主要对象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纲领。‎ ‎　　第四，在运动中形成了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群众参加斗争的广泛性以及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性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关于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　　第一，关于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的过程。一种观点认为，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前，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二阶段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同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中，锐不可挡，所向披靡。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由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等问题。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　　另一种观点认为，思想解放运动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二阶段，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到1919年6月，属于新文化运动转化的准备阶段。这是因为：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派别的姿态出现。②占主导地位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及改良主义。③文化统一战线尚未在思想上出现分化。④绝大多数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尚未向共产主义思想方面转化。⑤中国革命尚未进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第三阶段，从1919年7月到1921年，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因为：①许多报刊转向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为主要内容。②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进步团体和刊物迅速增多。③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有了完整的中译本。④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⑤经过与资产阶级的论战，坚持了思想解放的正确道路。‎ ‎　　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同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关系。过去很少有人论及。现在，许多文章不但肯定了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相对封建主义来讲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反封建启蒙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扩大影响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3．五四运动是否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　　有关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就展开过讨论，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种认为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近几年经过探讨，仍有分歧。‎ ‎　　第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①五四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引起的，又是在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因此成为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②五四运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命运的开始。③五四运动中，中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他们以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是运动的主力军。④五四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和组织的，他们本质上是正在转变中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初步的联系，它已不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已能取代资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和领导。‎ ‎　　第二，五四运动 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阶段。①从领导权来看，既不是属于过去的资产阶级，也不是属于后来的无产阶级，而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②从革命动力看，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但又非以领导阶级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③从革命对象和目标看，它仍是反帝反封建。但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指导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又增加了对未来社会的朦胧向往。‎ ‎　　二、运动的领导权 ‎1．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　　第一，从时代条件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从世界革命战线上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　　第二，从无产阶级自身状况来看。中国产业工人已发展到200万，具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成熟起来，能够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　　第三，从五四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来看。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五四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其次，在组织上，领导五四运动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集中体现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推动、指导和组织领导作用。最后，从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工人阶级起了决定作用，它支配着运动的发展方向。‎ ‎2．五四运动是革命知识分子担任了政治指导和具体领导 ‎　　这是一个新观点。研究者认为，革命知识分子中既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当时是极少数，他们不能包办运动。在规模如此大，发展如此迅速，爆发突然的情况下，新文化运动中有过影响或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威望的人物，运动需要他们，他们也能推动运动。‎ ‎3．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无所谓领导权 ‎　　黎澍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中根据五四运动参加者的回忆和事实来判断，五四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规模不大，缺乏严密的组织领导。‎ ‎　　（选自翟作君等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章：‎ ‎　　1．范忠程：《略论五四动动的历史意义——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 ‎　　2．金普森、邱钱木：《试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二期。‎ ‎　　3．石舜瑾：《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广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 ‎　　4．宋仲福：《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二期。‎ ‎　　5．汪士汉：《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二期。‎ ‎　　6．董令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样领导了五四运动》，《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三期。‎ ‎　　7．张圻福：《略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中学历史教学》（苏州）1980年第二期。‎ ‎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4月版。‎ ‎　　9．张仪芳：《‘五四’三疑》，《社联通讯》（上海）1981年第六期。‎ ‎　　10．杨先文：《试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转化的基本条件》，《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　　11．陈文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党史研究》1982年第六期。‎ ‎　　12．朱玉湘：《五四运动与爱国主义》，《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4年第一期。‎ ‎　　13．陈培均：《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 ‎　　14．夏宏根：《怎样理解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运动》，《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一期。‎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标准 ‎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标准问题，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提法。‎ ‎〔三条标准说〕持此说的有关志钢等人。‎ ‎　　关志钢认为：“确定一个人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以下三条“衡量的标准”：‎ ‎　　第一，“拥护和赞成十月革命，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标准”。“伟大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人以新的启示：同样是经济、政治极其落后的国家，既然社会主义理想在俄国成为现实，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呢？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俄国，对十月革命给予热情讴歌和称颂”，“从十月革命看到了世界发展趋势，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阔途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兴起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也正是从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拥护开始，迈出了他们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第一步”。‎ ‎　　第二，“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朦胧的向往。”“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真理，努力冲破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所设置的新闻封锁，对十月革命的真相逐渐有所了解，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同，‘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使他们受到极大鼓舞，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而得出正确结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样，他们就从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转而提倡走社会主义道路。”‎ ‎　　第三，“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封建势力的靠山，封建势力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基础。”“李大钊提出的‘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口号，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立场。随着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从而坚定了用‘社会革命’来挽救中国的信念。另外，只有把反帝与反封建紧密结合起来，在反封建的同时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也才能达到更彻底的程度”。“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是‘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独具的特征”。‎ ‎　　总之，“只要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以上三条，并在行动上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积极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就可以看作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1‎ ‎〔三种新质标准说〕持此说的有韩凌轩等人。‎ ‎　　韩凌轩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既不同于单纯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某些新质，这些新质就应该成为划分他们的标准”。具体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向往和赞成十月革命，但还没有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精神”。“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清楚地看到了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紧密联系，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深远影响，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新道路。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根本不同的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革命，但是，他们对十月革命的真精神，对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方式似乎并不真正了解”。“赞成十月革命的方向，却不赞成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方法，这种看来好象是十分矛盾的两种思想’却同时存在于‘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他们并不是一开始赞成十月革命，就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之后，才认识到这种真理。”‎ ‎　　第二，“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但还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虽然认识到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还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他们只是认识到如果不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发动起来，中国革命便没有成功的希望。”‎ ‎　　第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真正理解。”“十月革命用事实宣传了马列主义、显示了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先进的中国人当时也主要是从事实上开始模糊认识到马列主义的。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为劳农专政。这说明他们对马列主义只有某些表面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本质的理解”。2‎ ‎　　（选自《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事件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列宁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建立 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　　（选自《列宁全集》第39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　　（选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意义 ‎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51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少奇论中国共产党的特点 ‎　　第一、中国党的建设是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 ‎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　　第三、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 ‎　　第四、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分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分，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　　（选自刘少奇：《论党内斗争》，转选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辑277页。）‎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 ‎　　（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来推动建党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公开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广东的《群报》等。通过这些报刊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 ‎　　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中文全译本出版。第一版印千把册，还有很多地方翻印。同月，出版了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史》等也陆续翻译出版。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中，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一些共产主义小组还利用原有的或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党造就最初的骨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指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起了这种作用。国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中，不少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讯会员。‎ ‎　　 （三）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成立，便以相当大的力量直接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这在中国其他政党中是不曾有过的。‎ ‎　　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五四运动后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力量，但它还很年轻，很多人来自破产农民和城镇游民，缺乏阶级的自觉。原来在他们中间只有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后来又有让一些由流氓或雇主把持的只是挂了招牌的“工会”组织。‎ ‎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上海小组李启汉等在沪西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 ‎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最初会员有三百七十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一千三百余人。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有一千余工人参加庆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的部分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还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 ‎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引者注）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也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3）有关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中进行 宣传和组织的论述 ‎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主义小组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一九二○年八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它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实，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道理；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私有制必然为公有制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明打倒资本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是工人群众自己的责任，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效法俄国革命的榜样，打倒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由工农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劳动界》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工人称它是自己的“喉舌”。它是当时工人们学习社会主义基础知识的良好读本。‎ ‎　　一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它的中心内容是反映当时工人的悲惨生活，报道工人的罢工斗争。它特别强调要使刊物“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成为他们“阶级战争的工具”。‎ ‎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和《劳动与妇女》。‎ ‎　　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办工人补习学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把长辛店作为进行工人运动的重点。一九二一年一月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主持人是邓中夏。稍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上海第一劳动补习学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汉阳兵工厂等办了类似的识字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曾到济南机车修理厂进行工作。这种方式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联系了起来，一方面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得到进一步的改造，一方面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 ‎　　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之后，迫切要求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一九二○年十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他们把“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作为成立该工会的宗旨。上海机器工会于十一月正式成立，会员有三百七十多人，并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这是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第一个工会。同年十二月，在上海改组成立印刷工会，会员达到一千三百多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酝酿，长辛店工人一千余人在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不久，便正式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版了《工人周刊》。济南的理发工人、印刷工人，广州的理发工人和武汉的人力车工人，都在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领导了一九二一年三月汉口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罢工斗争。‎ ‎　　湖南的共产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中进行工作，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一九二一年五一劳动节时，长沙数千工人举行游行，提出“改善待遇”、“加强团结”的口号。当地各行业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 ‎　　由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做了有成效的工作，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这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 ‎　　（选自北京师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或稍后一点的时间，同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3年冬吴玉章、杨闇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它的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成立，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从前还是小生产者，但是它身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革命要求极其强烈；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缺乏改良主义的深厚的经济基础；中国也没有经过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所以，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以往其他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去做群众工作，所以，尽管最初人数很少，却立刻使旧社会一切腐朽势力深感恐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在萌芽状态时，就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1920年4月，北洋政府根据美国芝加哥宪报访员“关于防止过激主义说帖”致电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饬令他们对所谓“过激主义”严密防范。12月，北洋政府国务院根据步兵统领王怀庆呈文致函内务部，命令他们拟定惩治“过激党人”专条。王在呈文中惊呼共产主义的传播“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应“严加防范，以遏乱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不得不处于非法的秘密状态，长期受到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和血腥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 ‎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由于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需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安源路矿（江西省萍乡县的安源煤矿和由煤矿通到株洲的铁路）工人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南方工人举行的主要罢工之一。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余人。毛泽东曾来安源调查，随后由李立三来此开辟工作。192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宣告成立，9月初，毛泽东来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接着，刘少奇 也来此工作。为了要求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和增加工资，9月14日，罢工开始。罢工工人提出要求保障工人政治权利、改良工人待遇等十七项条件。路矿当局在收买工人领袖、刺杀李立三等阴谋遭到破产后，竟电请当地军阀在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当刘少奇前往谈判时，数千名工人为保护自己的代表，一度将戒严司令部包围。共产党在罢工中采取了恰当的斗争策略。刘少奇说过：“要事先告诉干部和党员：革命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工人是不能得到完全解放的。所以，罢工中所提出的条件，只能是有限的。谈判的结果，也一定是有限的。只要达到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人俱乐部，就宣布罢工胜利，结束罢工。”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所提的大部分条件，坚持了三天的安源罢工宣告胜利结束。工人俱乐部成员迅速由罢工前的七百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由于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各地的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 ‎　　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 起来的。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 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　　通过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加强。1922年6月，中共中央计划多收工人党员。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工人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他们先后参加了党的队伍。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如安源路矿在1922年2月建立了党支部，到1924年5月已有党员六十多人。‎ ‎　　这个时期的斗争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故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二七惨案以后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向青　　‎ ‎　　……‎ ‎　　二、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中俄交通打开，共产国际使者来华，并开始革命活动，接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始号召、组织、领导东方革命，这些就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历史条件。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自己支部的直接结果。‎ ‎　　第一、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的根本途径。‎ ‎　　中俄交通打开后，共产国际使者魏金斯基来华。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在鄂木斯克同高尔察克战斗中被俘，被投入海参威监狱。以后，他又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上。一九二○年一月，他在暴动中获得自由，参加了共产国际组织，一九二○年三月到达北京。随同魏金斯基到北京的有他的夫人和他的秘书马迈耶夫以及他的翻译、旅俄华人杨明斋，经过北京大学俄文系教授柏烈伟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魏金斯基在北京会见李大钊时，就已谈及建立中国共产党问题，李大钊认为此事必须要由陈独秀来领导，之后，经李大钊介绍，四月，魏金斯基又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布），并就中国革命状况交换了看法。魏金斯基在北京同李大钊会见和在上海同陈独秀会见，都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 ‎　　一九二○年四月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正式在中国报端上出现，其宣传内容对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魏金斯基在北京、上海都举行了座谈会，直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运动。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形势有着明显的表现。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字，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新青年》还发表了《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和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这时，陈独秀到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了《劳动者之觉悟》的演说，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一九二○年三月以后，真正开始了俄国革命直接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是经由共产国际组织实现的。共产国际使者魏金斯基不是一个理论家（他在三十年代以后才成为一个远东方面的历史学家），那时他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有帮助的，他坚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伪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活动，不仅通过共产国际使者，而且还受到了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的影响。优林是远东共和国的外交家，十月革命以前，他秘密地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托姆斯克会议以后，他离开军队随同克拉斯诺斯其科夫从事于远东共和国的创建。远东共和国成立前后，优林全力从事对华外交。当北京政府派张斯麐中将率领军事代表团于一九二○年六月到达远东共和国首都上乌丁斯克时，优林也于六月到达买卖城，准备经外蒙古来北京，但皖系军阀惧怕帝国主义，不敢给优林使团签证。优林使团到北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战胜皖系军阀段祺瑞后实现的。正在优林使团受阻于买卖城时，吴佩孚率兵北上，逼近北京，联合奉系军阀，大败皖系军队于涿县、杨村，推翻了亲日的段祺瑞政权。八月，优林使团得到北京政府的同意，抵达北京2。优林使团到北京后，便接近吴佩孚，支持北方工人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重要的影响。‎ ‎　　第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号召、组织、领导东方民族民主革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恰好是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创建时召开的，它的内容又是号召、组织、领导东方革命，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伟大指导力量。‎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七日召开的。会议反映了欧洲革命的退潮和注意力的转向东方。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列席代表，主要来自欧洲各国，但也有临近苏俄的许多亚洲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日本等）的代表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为加强民族和殖民地工作，大会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此外，列宁还亲自指定印度人罗易参加民族和殖民地提纲的制定工作。‎ ‎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上，还体现了列宁的民主作风和共产国际的团结精神。当时罗易不同意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3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能起重要作用的观点，而且几经讨论也未统一。最后，经过列宁的工作，罗易写了《补充提纲》，共产国际通过了列宁的提纲之外，又通过了罗易的《补充提纲》4，从而使得列宁的思想更加全面和完善。后来罗易回忆共产国际二大时说：“列宁的态度是异常和蔼和容忍的”，“这也许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宝贵的经历了”5。‎ ‎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方面还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去出席这次共产国际会议。因此，仍然是刘绍周列席了会议。刘绍周后来回忆说：“我这次没有发言，不过在《消息报》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6，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确实记录了他在七月二十八日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的发言。刘绍周的发言说明：他知道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建党活动。他对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曹、吴相提并论。他所指责的只限于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而对于直系军阀，则赞扬说“有了坚定的革命情绪”7。‎ ‎　　第三、在党的创建工作顺利发展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北京政府和苏俄政府间的关系正在有所改善。一九二○年八月，北京政府在接纳优林使团之后，撤消了它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反对苏俄的“联合防御协定”。九月八日，还通知沙俄使臣库达谢夫，请他结束原来的使命，并为此而拒绝了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抗议。同时，张斯麐于九月五日到达莫斯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时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 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欢迎张斯麐的到来，重申废除沙俄和中国签订的条约，但却要求取得在中东路的权益8。这时，中国还派记者赴苏俄采访，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的。他在《新俄国游记》一书中，记载了他的去北京饭店优林处联系，优林秘书要他同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同行，以及十二月十三日在满洲里同回国的张斯麐、刘绍周会面的情况等9。上述形势的出现，是同优林使团在北京的工作分不开的。‎ ‎　　这样，党的创建工作就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下，得到了迅速和顺利的发展。一九二○年八月上海党组织已经建立，而北京、广州、武汉、济南等地党支部也于一九二○年底以前先后建立。魏金斯基帮助中国建党，决不仅是帮助李大钊、陈独秀进行党的建立。北京、济南、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是魏金斯基夫妇、马迈耶夫夫妇、杨明斋等活动过的地方，他们直接参与了各地党支部的建立。‎ ‎　　党的创建工作重要的是干部的培养。为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一九二○年秋，魏金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文学社，以便前往共产国际主办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事实证明，这是对于中国革命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魏金斯基在上海开办外文学社的当时，还想在武汉开办外文学社，为此曾派他的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妻子去了武汉。包惠僧、陈潭秋接待了马迈耶夫夫妇，后来，董必武同志对此作了回忆10。‎ ‎　　魏金斯基在上海从事帮助建党期间，经陈独秀介绍，他于一九二○年秋同孙中山进行了会见，这是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魏金斯基后来回忆说：“孙中山在书房里接见了我们，一个宏大的房子摆满了书架。他给人的印象只有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他已超过五十四岁）。他看上去端正，态度和蔼，用非常独特的手势表示他的意思。朴素、整洁的衣着立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孙中山询问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情况，魏金斯基作了介绍。孙中山说：“广东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接触。”他问：是否可以在海参威或满州设置强有力的电台，从而使苏俄能够同广州通迅。孙中山说，他希望通地中国南部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各省发展革命运动11。事实说明，魏金斯基这次同孙中山会见，并没有使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建立起联系，也没有使共产国际、苏俄同国民党的关系密切起来。‎ ‎　　由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的顺利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进一步加强。一九二一年春天，魏金斯基离开中国返回伊尔库茨克，去共产国际远东局（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协助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施玛斯基进行工作。同时，张太雷从上海被派赴伊尔库茨克，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建立联系，他在施玛斯基领导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长等职务，以后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与此同时，在上海外文学社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卜士琦等也赴苏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是中共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江亢虎是中国社会党参加大会的列席代表。原来共产国际给了他正式代表的证件，因为他对会议有所保留，自愿作为列席代表，他认为这次会议“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多不重视”。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他是经由北京优林使团介绍来参加会议的12。瞿秋白是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的，他在《赤都心史》一书中作了记载13。张太雷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介绍了“中国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他说：“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要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14。‎ ‎　　在魏金斯基返回远东共和国以后，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直接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马林，荷兰人，青年时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后去爪哇工作。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会后，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动身，六月到达上海。共产国际直接派出代表到达上海，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林到上海后就着手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克洛斯基到达中国，北京、上海党支部同意马林计划，并把大会的召开通知了在广州的陈独秀15。‎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洛斯基参加了会议，作了发言，但没有参加后几天的会议，会议提出“加入第三国际”等。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和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西湖会议作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苏联同孙中山建立联盟后，中国共产党“三大”贯彻了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 ‎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无论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是远东共和国都曾经全力从事于对北京政府的外交，所实行的是接近吴佩孚的政策。据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中说：魏金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期间，主张联合吴佩孚以发动民主运动。马林回忆说远东共和国认为：“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16。当时苏俄政府远东问题专家威廉斯基曾经发表了盛赞吴佩孚的文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团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久，一九二○年十月九日，威廉斯基在苏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又说：苏俄期望中国出现“吴佩孚将军的俄国方针”17。直到一九二二年，威廉斯基还说吴佩孚是中国的“最好的军阀”18，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实际使苏俄在东方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政策、策略，是受上述方针影响的。在中国北方，李大钊曾以白坚武为中介，到洛阳见过吴佩孚，经过商谈，一九二一年吴佩孚曾通电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一九二二年党派了张昆弟、何孟雄等到交通部任职，发动了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正太五路工人，建立了工会组织。‎ ‎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在接近吴佩孚的同时，把孙中山搁置一边，而不同他建立联系。关于远东共和国对孙中山的疏远，可以从齐契林同孙中山的通信中明显地看出。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齐契林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但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才到孙中山手里。孙中山于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见到使者，所以写了《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介绍了他自辛亥革命以来的艰难遭遇，恳切地要求同齐契林或其他莫斯科友人“获得私人接触”，充分地表达了他愿同苏俄建立联系的迫切心境19。‎ ‎　　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便遭遇了困难。一方面，由于吴佩孚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是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是靠英美支持的，其接近苏俄的倾向是有限度的。北京政府决定参加华盛顿会议，从而使苏俄政府和吴佩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另一方面，优林使团坚持要从中国拿回沙俄时代所攫取的中东路特权，后来苏俄又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取得了对外蒙古的控制权。一九二○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策划“泛蒙古帝国”的侵略阴谋，谢美诺夫派他的部下温琴（布里亚特蒙古人）带兵进入外蒙古，赶走了北京政府的都护使陈毅，而内战中的北洋军阀无力对付白俄匪军的入侵。一九二一年七月，苏俄红军甚至不顾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同沙俄签订的三方协定（外蒙自治、宗主权属中国、中俄双方都不得派兵进入外蒙）开入外蒙，打败温琴，攻占库伦，并在战后继续驻兵，从而激起了中国北京政府和苏俄关系的恶化。所有这些，使得优林使团在北京步履艰难，一九二一年八月，优林返回远东共和国。‎ ‎　　一九二一年末，苏俄直接派出裴克斯使团到北京。裴克斯使团取代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实际表明远东共和国接近吴佩孚政策已告终结。因此，苏俄裴克斯使团便转变策略，以便打开苏俄和中国间的僵持局面。‎ ‎　　第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西湖会议作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　　马林来华带来了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转变。马林的战略是联合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他的战略所以取得成功，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联合孙中山符合于中国的革命实际（孙中山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适合于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需要（因为苏俄联合吴佩孚的政策陷入困难境地）。因此，马林的主张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完全支持。马林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先在上海同国民党总部建立了联系，使国民党派人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样，国民党便站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上。而后，他经张继介绍去桂林同孙中山会见，建立了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联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在孙中山的桂林总部度过了两周时间。他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军官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告，和孙中山讨论了群众运动和工人宣传工作。孙中山 表示他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他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20。桂林会见以后，马林又去广州。那时香港海员大罢工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到孙中山同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孙中山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马林结束中国南方之行，就前往北京同裴克斯会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两份报告，并请裴克斯把这两份报告转往莫斯科。一份是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谈国共合作问题：另一份是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主要是要苏俄政府派出使团前来孙中山的南方政府21。‎ ‎　　一九二二年一、二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共约三十余人。这次会议明确了远东民族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任务，会议期间，列宁直接支持国共合作的政策，他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涛、瞿秋白、邓培（工人代表），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他们向列宁作了满意的回答。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虽然参加了对抗华盛顿会议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但还没有放弃寻求西方援助的立场，所以会上也表现了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某些分歧。会上一个姓陶（译音）的国民党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他阐明了孙中山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华盛顿会议将会使中国南方有远见的领导人认识美国的伪善。他嘲笑了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说四强联盟就是四个吸血鬼联盟22。‎ ‎　　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加快了它同孙中山建立革命联盟的步伐。一九二二年三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四月，他准备动身前往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接到了北京苏俄使团裴克斯的通知，要他先去北京接受命令，到北京后，裴克斯向他传达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联系孙中山，了解孙中山的态度和国民党的一般情况，并发给他代表苏俄政府的证书。达林返回上海后，在瞿秋白、张太雷的随同下去了广州。他在广州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接触五、六次之多，直到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后，达林才离开广州23。‎ ‎　　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后，由于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接近，国共合作便成为共产国际同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孙中山结成联盟的决定性环节。没有国共合作，便不能打开苏俄对华外交关系的僵局。为此，共产国际便加紧指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 ‎　　一九二二年三月，共产国际发来英文电报，主张中国要干“国民革命”。当时的一些居于中央领导地位的党员还不知道什么是“国民革命”。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马林从北京到达上海，在了解到国民党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进行宣传的情况下，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第一次西湖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等。马林建议中共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以便于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他认为国民党缺乏组织，很容易进行群众工作。他说他在爪哇有过成功的经验。这时，陈独秀等与会者虽同意国共合作，但对加入国民党持反对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合在一起，模糊了阶级界限，妨碍了独立政策的执行。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陈独秀写信给魏金斯基，向共产国际申诉其反对共产党、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于是马林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经过新加坡、马赛、柏林，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便形成一个苏俄援助下的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 ‎　　一九二二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归来，又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文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从事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国家，于是七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纲领，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基本思想。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都说中央二大是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决议召开的。二大宣言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说：只有同民主主义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革命迅速成功。但这时陈独秀对党同孙中山的合作，并没有信心，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给魏金斯基的关于中国南北政局及同孙中山合作问题的信中，说：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宣布：“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24。‎ ‎　　马林是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的，七月十七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马林的报告在阐明孙中山 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人对目前形势缺乏认识等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他又对国民党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的评价。他说国民党是由辛亥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工人组成的“各阶级的联盟”。但他根本否认国民党内存在右翼势力、地主军阀的残余。他把国民党南方的革命运动看成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不了解以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近年来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他对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抨击。说他们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他报告了关于共产党人应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和第一次西湖会议的情况。马林把共产党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存亡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终止。‎ ‎　　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马林的汇报以后，第二天决定接受马林的建议并且指示中国共产党把总部迁到广州和在马林帮助下工作。这样，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准备同吴佩孚建立联盟的方针宣告彻底结束25。‎ ‎　　为了宣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马林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中国南方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文。在马林得知越飞已被任命为苏俄特使，即将使华，他们便一道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到达北京。越飞和马林虽然人分南北，但是异途同归，都是要打开僵局，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他们意料之中的是苏俄同北京政府间外交关系很难打开，迫切需要联合南方的孙中山以反对北京政府。实现这个战略的前提是中国国内实现国共合作，由于孙中山只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种形式，这就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人，克服意见分歧。于是继第一次西湖会议之后，又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第二次西湖会议是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语罕、张太雷等，这次会议经过了两天的辩论，才接受了马林的建议，据陈独秀后来说，他和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语罕等曾反对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时马林问道：你们是否遵守共产国际的决定。是由于党的纪律，使他们服从了26。‎ ‎　　西湖会议决定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为揭示国共合作、共产国际和孙中山国民党紧密联系，为苏俄和中国南方政府结成联盟开辟了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选自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历史意义 ‎　　梁国玮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后，随着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建党的条件成熟了。一九二一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洛夫斯基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商谈，建议上海共产党小组发起，与各地小组联系，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于是，由上海党小组发信给各地小组，要求各地小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 ‎　　关于“一大”召开的时间，目前仍有争议和不同的提法。有的笼统提“七月”或“七月下旬”；有的说是“七月二十三日”；最近，邵维正同志在他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考证中，根据对“一大”代表行踪的考察分析，对当时的文献和间接事件的对照研究，认为“一大”的开幕时间“是七月二十三日，闭幕是七月三十一日”，1会议的地点开始是在上海，三十一日转移到嘉兴。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和考证是比较全面周详的，理由比较充分，是可信的。‎ ‎　　“一大”的代表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湖南小组）、董必武（湖北小组）、陈潭秋（湖北小组）、何叔衡（湖南小组）、王尽美（山东小组）、邓恩铭（山东小组）、李达（上海小组）、陈公博和周佛海（分别代表广东小组和日本东京小组，1924年先后脱党，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汉奸）、张国焘（北京小组，1938年叛党）、刘仁静（北京小组，后成托派）、包惠僧（广东小组，后脱党）、李汉俊（上海小组，脱党后于1927年被军阀杀害），代表党员五十九人。‎ ‎　　十三个代表中，对于包惠僧是否具有代表资格，有争议。不过，第一、根据毛泽东口述（见斯德迦·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董必武口述（见尼姆·韦尔斯·斯诺写的《老赤卫队员的传记》），陈潭秋写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李达 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写的《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刘仁静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回忆，陈公博写的《我与共产党》，周佛海写的《扶桑籍影溯当年》、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包惠僧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等“一大”当事人的回忆材料，都一致承认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的事实。第二、在上述九个“一大”当事人的回忆中，李达、刘仁静坚持说包惠僧不是代表。毛泽东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的讲话中没有提到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但他口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认为包惠僧是代表。董必武的三次回忆中，前两次的回忆都说包惠僧是代表，只是一九七一年的回忆说包是以新闻记者身分参加会议。其他五人（即陈潭秋、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和包惠僧）都认为包是“一大”代表。第三、包惠僧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中写道：“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包在以后写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谈到对于召开“一大”，陈独秀提出“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说，包惠僧是作为广州小组的代表参加“一大”的。第四、鉴于“一大”召开时的环境，当时没有经验，更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的制度，考虑到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当时的威望和他意见的分量，以及包惠僧事实上也作为“代表”参加了整个会议的活动。因此，综观起来，包惠僧是“一大”代表的看法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领导机构等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根据董必武、李达等人的回忆，会上对于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可以不可以当官，以及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是有过争论的。但是，说“一大”会上开展了反对“左”右倾斗争问题，至今仍无资料佐证，而且建党之初就有反“左”右倾斗争的说法，也是比较牵强的。至于一些回忆材料，谈及当时李汉俊曾提出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一些合法斗争问题，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这种意见不无合理成分，但很难说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即党章）‎ ‎　　在党纲中明确规定了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 ‎　　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最高纲领）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　　规定了党的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规定党员和党的组织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 ‎　　规定党员“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 ‎　　恩格斯在谈到党的纲领时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中有关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纪律等规定，在人们的面前公开树立起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风格，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一切修正主义的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中国人民争取解放谋求幸福的唯一希望。‎ 第二、通过了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 ‎　　一是关于组织和发展产业工会。决议指出：“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的主要目标。”为此，“凡拥有一种以上工业的地方均组织产业工会；无大工业而仅有一、二家工厂的地方，可建立适合当地情况的工厂工会”；“作为组织产业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应在各种工业单位成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工补习学校应逐步成为劳工组织的核心”；为了更好地指导组织工会的工作，决议建立劳工组织讲习所，讲习所“应教授组织产业工人的正确方法”；此外，还决定大力改造现存的同业工会，“派党员参加作为加以改组的第一步”。‎ ‎　　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 ‎　　决议决定“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临时通用”，“杂志、月刊、百科全书，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把宣传工具掌握在党的手中，建立宣传阵地，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对于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决议强调“党应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以马列主义学说“唤醒劳工觉悟”，“明瞭组织工会的必要。”为了培养工人和干部，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决议要求“讲习所可以按以下科目划分为研究小组：劳工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各国劳工运动的现状等，研究成果可顺序连续发表（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要特别注意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　　三是加强党对劳工运动的领导。‎ ‎　　决议不仅贯串了集中精力从事劳工运动的精神，同时强调了党的领导作用。决议决定“党应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各工会所推动的政治斗争若不符合我们的纲领，党应避免成为其它党派的傀儡”，“应向每一新成立的工会至少派出两名党员，协助组织工作”；对于劳工补习学校“可由党根据情况决定停办和改组”，“教师由党聘请”；“讲习所应由各行业领导者、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党员同志组成”。在宣传工作上，“任何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物不得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这样，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避免和反对工会独立主义，促使工人运动健康、迅速地发展。‎ ‎　　四是决定我党对待现有政党的独立和批判态度，派驻代表以加强和第二国际的联系，加强和远东各国的联系与支持。‎ ‎　　党“一大”所通过的任务决议，是在马列主义政党学说指导下，在第三国际的具体帮助下，针对“现在我国劳工运动尚在幼稚时代，能力薄弱”，3“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4的情况，总结了上海、北京等小组创办机器工会、工人乐俱部、劳动补习学校、识字班等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对于壮大和强化党的阶级基础，提高党和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有着重大的意义。党成立后工人组织的纷纷建立，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宣告了党的成立 ‎　　党的“一大”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领导机关，即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管组织，李达管宣传。‎ ‎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他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绝不仅仅因为他是“教授”，而我们党又“幼稚”所能解释的。五四运动前，作为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与李大钊两人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领袖，有“南陈北李”之称，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又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他从一九二○年夏开始，是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论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被选为党中央的书记。诚然，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的理解，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也夹着许多错误的观点，甚至以后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给革命招致了极大的损失。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我们认为应该给予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如下的历史特点：‎ ‎　　“第一、中国党的建设是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 ‎　　第二、中国党从开始到现在，在思想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 ‎　　第三、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许工人阶级和平的议会斗争，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 ‎　　第四、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分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并有若干游民成分，这是中国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5‎ ‎　　由于这四个特点，就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的，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6“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7‎ 在此之前，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曾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敌人，但不论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有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之途。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紧紧依靠工农人民大众，经过二十八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获得了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又领导人民，进一步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并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　　选自《南宁师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探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开端 ‎　　——对党的二大纲领的认识　　‎ ‎　　冉启明　　‎ ‎　　中国革命有自己内在的规律，其历史进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混淆，又不能割裂。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正确地把握了这一规律，达到了胜利的彼岸。‎ ‎　　实际上，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就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化。‎ ‎　　一 ‎　　为了正确认识二大纲领，首先需要对一大纲领进行回顾。‎ ‎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1这个纲领的制定，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产物。‎ ‎　　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欲以此“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2因此，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以后，苦难的中国，如久旱降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饥似渴进行学习，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热情的宣传。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此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开始讨论建党问题。接着，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对党的奋斗目标等问题也进行研究和讨论。他们指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是“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3。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明显，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4”无产阶级要把政治权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5。李大钊也指出：“今日在中国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6。陈独秀还明确地提到了认为中国当时虽不能搞社会主义，但必须讲社会主义的观点，“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7。党的初期文献，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俄罗斯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这种政治在各国也是必然的。“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8。《共产党》月刊短言也指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9。‎ ‎　　从以上不难看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和党的早期的文献记载与一大纲领的内容是一致的。一大纲领的制定，正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经过较长时期的酝酿和探索的结果。‎ ‎　　一大纲领明确提出以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对于批判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也反映出幼年的党对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特点还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独立的判断，基本上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认为，中国应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其实，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政权。因此，提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虽然在宏观的角度看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在现阶段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却脱离了中国实际。这种超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是一大的不足之处。这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还只能照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来制定自己的纲领。一大的这一缺陷。到二大就得到了克服。‎ ‎　　二 ‎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即“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0。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制定，实质上就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的方针。‎ ‎　　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党就能够提出符合中国实际而又完备的纲领，作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划呢？大致有下列原因：‎ ‎　　1、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军阀混战的加剧，使中国共产党人提高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认识。‎ ‎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921年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召开华盛顿会议之前，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思想上是明确的，行动上是坚决的。但对英美帝国主义认识不足，抱有幻想。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认识到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是英美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华盛顿会议产生的《九国公约》，是对中国实行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侵略原则为基础的强盗协定，“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互竟侵略，变为协同侵略。这种协同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11。二大纲领明确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奋斗目标。‎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封建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也日甚一日。1920年直皖战争以后，1922年4月又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失败。退出关外。直系获胜后，便妄想“武力统一”全国。南方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鼓吹“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于6月发动了军事叛乱，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转赴上海。其他军阀也都依实力的大小，“不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同一军阀，进功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却时宣布联省自治”。“为帝者不愿众建为王，为王者不顾奉人为帝，完全为军阀间一种斗剧”12。“武力统一”也好，“联省自治”也好，均是军阀间争权夺利的伎俩，是内乱的祸根。“好人政府”不可能出现，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无济于事。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民主革命，打倒军阀。为此，二大纲领把“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当前的奋斗目标。‎ ‎　　2、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加速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 ‎　　早在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阐明了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思想。列宁指出：东方各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世纪的剥削制度。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第一步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将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开辟一条解放的道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的发展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由于当时中俄交通还未打开，列宁这一思想未能及时传入中国。‎ ‎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是一次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的会议。它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和侵略中国的阴谋，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目前中国及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敌人。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会后，我党参加大会的代表把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理论带回中国。‎ ‎　　此后，党的文献的提法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就明确提出要支持和援助民主革命。纲领指出：“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这种革命斗争。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不应该取旁观或反对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13。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更进一步明确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认为“无产阶级未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当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14。“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到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15这两个文献为二大纲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　　3、在党建立以后的实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　　在党的成立初期，党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许多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他们指出：共产主义虽然是国际的潮流，但“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认为“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16。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板板的模型，对它的研究，决不能“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并且还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目的”，“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而不是象无政府主义那样，除“最美妙的理想”以外，“却空空毫无所有了”17。1922年1月党的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8。‎ ‎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大以后，已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认为中国是产业幼稚的国家，不能马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要“摸索”，要有步骤，要“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求得“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可贵的是这些见解是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召开前或召开期间提出来的。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本理论传入中国后，之所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是和我党已经开始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探索分不开的。‎ ‎　　三 ‎　　党成立之后仅仅一年，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规划了革命分两步走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后，这两种革命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呢？党的二大并没有解决。实际上，大会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认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所以“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20。“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也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21。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无产阶级便可利用在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的“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22。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第二部奋斗”，即准备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只是参加民主革命，不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而是帮助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待资产阶级利用从封建势力手中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再实行对付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发展了这种理论，他在一九二三年发表文章指出：资产价级民主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统率”，革命的结果“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23，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木主义进一步发展之后，再去搞社会主义革令。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指导下，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放弃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放弃对农民同盟军的领导，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　　另一种方案是既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也看到两者的联系。大会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部”。24“民主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价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玫’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25。因此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26。所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里“不是降服资产阶级”27，不要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28，“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29。要“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30。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不但要参加民主革命，而且在民主革命中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使民主革命的胜利“即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里虽然讲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只是说无产阶级发展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31‎ ‎。尽管如此，在党的幼年时期能提出这种方案是可贵的，对后来中国革命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发展了这种理论。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便完整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理论。他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32”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好比“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33”又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34”中间不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清楚的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 ‎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遵循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规律，首先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又翻开新的革命篇章，实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伟大胜利。‎ ‎　　总上可见，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状况、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以及对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制定是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先导，是探索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开端，为中国革命的进程指明了方向。二大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选自《贵州师大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 十、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 ‎ 第一节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统一战线的论述 ‎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的自身团结及其与其他工人政党和各国民主政党之间的关系，作了原则性的阐述，号召共产党人要“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要“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1随后，他们又明确提出了有关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认为在一切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共产党人首先要争取农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农民的“合唱”，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变成“孤鸿哀鸣”。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有关统一战线理论的最早财富。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斗争背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是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以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纯洁性；他们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论述，相对说来只能是原则性的，其立足点是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哲学层面上来论述的。‎ ‎　　列宁在领导布尔塞维克党进行革命、建设以及指导共产国际开展斗争的具体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区分了必要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两种性质不同的妥协，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要同这些同盟者进行“通融和妥协”。2列宁1922年在《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极明确地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个概念，并精辟地论述了工人运动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清晰地从哲学的层面扩展到政治学领域，使之更为具体化、生动化和技术化了。然而，列宁在论述统一战线问题时，更多地是从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上着眼的。虽然列宁指出过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并与这些同盟者妥协是个长期的任务，“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但列宁多次强调，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列宁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对无产阶级说来“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3在列宁看来，统一战线是一种重要的“策略”。他使用“统一战线”这一概念时，往往与“策略”紧紧联系在一起。列宁说，为了帮助工人群众了解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两条战线的“妙诀”，“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4。‎ ‎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和运用统一战线理论指导斗争实践，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成功以及建立国内统一战线取得成效，显示了统一战线理论的巨大威力。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为丰富马克用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宝库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　　（选自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对新旧三民主义的论述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　　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 ‎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节选）‎ ‎　　(一九四三年春） 周恩来 ‎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湖南的何叔衡、夏曦同志，浙江的宣中华同志，江苏的侯绍裘同志，北方的李大钊 同志、于树德（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于方舟同志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宗旨表现为当时群众中普遍流传的一首歌曲中所说的“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列强，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当然中国革命无论怎样胜利都不可能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列强，这个口号的含义实际上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宰割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是通过中国的封建军用来间接地统治中国的。中国的军阀，当时以北洋军用为主，因此，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的大革命。‎ ‎　　这一场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长期以来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集中爆发。这场大革命所以会在二十年代中期爆发，是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原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还很小，但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并且为这目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 ‎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曾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燃起过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灭了。长夜漫漫，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已成为人们不能不苦心焦虑地寻求解决的问题。‎ ‎　　到二十年代初，两个突出的问题又摆在人们面前：第一，欧美列强在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严重危机以后，在远东又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它们在中国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较顺利发展的条件又完全丧失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直接感受到来自列强的巨大压力，激起了反帝情绪的普遍高涨。第二，在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那时，控制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主要是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它们处于分裂状态。1920年发生直皖战争，1922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又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各派都有帝国主义做后台，南方的一些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或有联系的地方军阀同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之间的战火也一直没有停息。卷入内战的军队，1917年约五万五千人，到1924年增加到四十五万人。军费的激增，使人民担负的各种苛捐杂税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连年处于战乱中的省份，人民连生命财产的起码保障也无法得到。‎ ‎　　一场变革现状的大革命，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阶层的强烈的共同需要。‎ ‎　　但是，要实现这种愿望是异常艰难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分散的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中国共产党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广大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参加这个统一战线，因为它们也深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痛苦。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特点。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那时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第一，这个党在中国社会上还是有威信的。因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创立了民国；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为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军阀势力奋斗。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第二，这个党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块可贵的革命根据地。1923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将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并且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尽管这些军队多半是地方军阀的力量，但在孙中山 的政府所控制的地区还是举着国民革命的大旗，允许各种革命力量公开地进行活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仅有的。第三，孙中山在几经挫折后，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考虑同国民党合作，是很自然的。‎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论述 ‎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次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规模之宏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　　这次大革命在20年代中期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加紧压迫中国人民激起的强烈反抗。中刚共产党在二七惨案后积极推进的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这次大革命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阀割据下的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由帝国主义列强策动的军阀之间的混战继续扩大。参加军阀混战的军队，1917年约为5.5万人，1922年增加到22.5万人，1924年更达到45万人。战火燃遍了全国大部分省区。随着军费的激增，大小军阀在他们的统治区域内巧立名目，增收捐税，滥发货币，肆意搜刮。在连年发生混战的省份，更是田园荒芜，经济萧条，地方糜烂，生民涂炭。‎ ‎　　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军阀势力。他们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中央政府，反动气焰很盛。1923年3月，他们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加紧推行所谓北洋正统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在四川、湖南、福建、广东等省挑起战争；6月，在北京发动驱逐总统黎元洪的政变；10月，通过贿选，将曹锟推上总统座位，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对于人民的反抗活动，他们严加防范和镇压，对工人运动的摧残尤其严酷。他们由此撕下了“反帝爱国、保护劳工”的伪装，完全暴露了他们与广大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 ‎　　“打倒列强，除军阀”，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强烈愿望，已成为最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口号。‎ ‎　　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 ‎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传到中国。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是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决议虽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但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　　（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中共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那时，把正在兴起的革命运动称为国民革命运动。‎ ‎　　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苏联政府还给予广州政府军事和物资援助。鲍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人。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不久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国民党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包括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 ‎　　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l/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 ‎　　中国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始终处于低潮，国民党几经努力也未能挽救它。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度出现过工人运动的高潮，也很快就低落下去。然而，国共合作一经建立，革命形势立即发生极大变化，工农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农运动的高潮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武装斗争同样进入了高潮时期，广东根据地巩固了，北伐战争长趋直入，打败了两个主力军阀，席卷了半个中国，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一革命局面的出现，与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坚持是分不开的。‎ ‎（一）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党组织上的发展 ‎　　国民党一大后，首先建立了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3名常委组成了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设立了由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农民、工人、青年、妇女、调查、军事八个部组成的中央党部。‎ ‎　　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重点是地方组织。鉴于国民党中央偏处广州，对内地鞭长莫及，一中全会决定建立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五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每个执行部管辖数省，上海执行部管长江下游各省；汉口执行部管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北京执行部管黄河流域各省；哈尔滨执行部管东北三省；四川执行部管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各省直属中央管理。中央党部还草成了《各省党务进行计划草案》，规定由中央及所在地的执行部派l—3名筹备员到各省执行计划。要求筹备员到达各省一个月内召集党员会议，筹备建立临时机构，5个月内正式选举省执行委员会，建立省党部，然后建立各级党部直至区分部。到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已建起北京、上海、汉口三个执行部（哈尔滨及四川执行部没有建立，汉口执行部只存在半年便无形取消，上海热行部部分成员参预了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二大”前中央已停止其职权）；广东、湖南、湖北、直隶、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江苏11个省党部，还有广西、福建、奉天、四川、浙江、甘肃、吉林、安徽8个省党部正在筹建中。此外，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还建立了4个特别市党部，以及军队等的特别党部。‎ ‎　　各地在筹建党组织的过程中，都对原有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并大力发展新党员，到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有表册可稽的国民党员已达20万。‎ ‎　　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的成绩，使国民党的组织基础由海外移到国内，在国内基本上形成了自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初步改变了人自为战的松散状况，增强了战斗力，为开展革命活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二）国共合作为工农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国民党“一大”宣言是这面旗帜的公开标志，它为发展工农运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广东这块根据地则是“工农群众比较能自由发展的唯一场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得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 ‎　　国民党“一大”后不久，国民党中央便根据“一大”宣言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使工农运动首先在广东恢复和发展起来。‎ ‎　　鉴于广东工人团体比较复杂，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发动了“劳工统一运动”。1924年5月1日以国民党名义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议决，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作为工人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会后不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所领导的工人就占到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的四分之三。与开展劳工统一运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又起草了《工会条例》，孙中山以广东军政府的名义将其发表，使工人的组织在统一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建立工团军，自此工人便有了武装。随着工会组织的统一和发展以及工人武装的建立，广州工人运动立即以1924年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为起点发动起来，全国工人运动也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五卅运动时已有了相当规模。五卅运动虽遭到挫折，但国民党直接支持的省港大罢工却在广东坚持了16个月之久。‎ ‎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成立后，立即制定了农民运动计划。1924年3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计划着重强调了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问题。计划被通过之后不久，孙中山便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了颁行农民协会章程的命令。5月广东革命政府发出的第一次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又宣布了有关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各项规定。广东省公署也发布训令要求各县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　　为了推动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议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提出了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农运骨干的意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了这个意见，1924年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便以国民党名义正式开办。农讲所学员毕业后，除一部分回原籍从事地方农运工作之外，其余的主要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第一届毕业33人，就有24人作了特派员。前五届共有毕业生454人，1/3作了特派员。农运特派员，被派往各地，便成了“农民运动推进机”，对推进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　　国民党的上述工作大大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国民党在扶助农民运动的同时，对农民运动也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主要是，“只想利用农民”，“要农民赞助自己”，“要求农民为民族解放运动而牺牲”，“并不强逼大地主对农民让步，而且不去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于军人或土豪鱼肉农民危害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国民党领袖们都不能帮助农民”。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于1925年3月发出的第二次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和广东国民政府于1926年9月发出的第三次对农民运动宣言，都针对上述情况进行了批评，并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第二次宣言指出：“依本党纪律，绝对不容许党员，或在党政府下服务之官吏，军人，有此违反‘主义’背叛‘党纲’之行动”。今后如“有事仇视及摧残者，政府必从严办，不稍轻贷”，“如有不遵奉党纲保卫农民利益者，政府即应褫夺官职，永不叙用”。第三次宣言首先肯定农民曾尽力给予国民政府以巨大的援助；同时指出农民目前所受之痛苦与艰难，一切如故，未偿稍减。根据上述状况，宣言再次表示，政府将自始至终实行以往的宣言，尽力保护农民之利益。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北伐后国民党继续制定出许多保护农民利益、推动农运发展的政策。1926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明确规定：减轻佃农田租25％，借贷利率不得超过20％。这两条规定正适应当时农民的要求，对推动减租减息运动有重大意义。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对农民宣言。宣言根据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程度，除了强调：“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解除“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护团团防局等”，使“农民得到武装”之外，还明确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会议又决定组织土地委员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三中全会的上述宣言及决定，使解决当时急待解决的农民武装、政权及土地问题有了依据。‎ ‎　　国民党的上述工作，对北伐后两湖等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国共合作使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　　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当时主要是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最后汇合为五卅反帝大风暴。‎ ‎　　召集国民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针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驱逐了傀儡总统黎元洪之后准备召集国会贿选总统，以及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之后，皖系军阀段棋瑞酝酿召开善后会议而提出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注意到，要使这个主张迅速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当时不依靠国民党这面旗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 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地提出了：“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的建议。‎ ‎　　虽然对于中共的上述主张和建议孙中山最初并未理解和接受，但是，经过说服和事实的教育，孙中山终于懂得了“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有了这种认识，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应冯玉祥邀请北上而发表的《北上宣言》里正式宣布：本党“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还提出“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以“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　　《北上宣言》宣布了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之后，孙中山不仅自己竭尽全力宣传这一主张，还要国民党中央派出特别宣传员30余人分赴各省，指导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中共则通告各地党组织支持特别宣传员的工作。‎ ‎　　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国共两党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国民会议运动迅速席卷全国20余个省的部分城市和乡镇。广大群众一致拥护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反对段棋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3月，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倡导，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这个大会共有200余名代表参加，他们代表了20余个省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几十万会员。大会开了一个多月，取得了重大成绩。‎ ‎　　在发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早已载入国民党“一大”宣言。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正式签订，中共借此时机便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行动口号再次提了出来。而且把它列为向国民会议及会议将成立之临时政府提出的最低限度具体要求的第一条。中共还明确指出：“拥护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责任，尤其是国民党之责任”1。孙中山显然负起了这个责任。他的《北上宣言》认为，国民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北上途中他也一路宣传了这个主张。‎ ‎　　国民会议运动及废约运动的开展，使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立即深入人心。这两个运动与五卅运动相汇合，便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高潮。‎ ‎（四）国共合作保证了武装斗争的胜利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斗争，必须一开始就拿起枪杆子，而长期的武装斗争要以根据地作依托，因此，建军、打仗、开辟和发展根据地，乃是中国革命者始终面临的重要任务。‎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国共合作建立的。在当时，没有国民党这面旗帜和广东这个地盘，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建立起黄埔军校这种大规模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并依靠它建立起成为国民革命军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样的革命军队；也不可能使大批与北洋军阀有矛盾的地方军阀的武装转向革命阵营，组成拥有八个军的国民革命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早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就是广东根据地。它的建立同样是国共合作的成果。广东虽然不是现成的革命根据地，国共合作初期，它内外受敌，岌岌可危，处境十分险恶，但是，这个地盘究竟在革命政府统治之下，而且依靠黄埔学生军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力的军队，进行了大约两年的广东战争，包括镇压商团，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东征陈炯明和南征邓本殷等役，终于使之转危为安，成为相对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　　北伐战争也是在国共合作下进行的，国民革命军各级将领是北伐战争的直接指挥者，他们对北伐的胜利进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没有这样一支军队，当时难以长驱直入地迅速战胜北洋军阀的主力，使两湖、江西广大地区也成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曾讲：“自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2。‎ ‎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只有依靠统一战线策略“招收广大的人马”，才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3。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便是依靠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反之，国共合作局部破裂，就伴随了革命的局部失败，国共合作完全破裂，革命立即出现全面失败的局面。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法宝。‎ ‎　　（选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 ‎“党内合作”是最好的形式 许多研究者认为，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的最好形成，党内合作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实行党内合作对革命有利。其理由综述为：‎ ‎　　(1)国民党这个组织的特殊性，决定它可以成为“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表明，敌人力量强大，革命力量涣散，急需造成一个国民革命的中心，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国民革命运动大本营。而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势单力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则颇有影响。三民主义虽然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经过改造，可以作为各革命阶级的政治思想；组织松懈的国民党经过改造也可以成为工农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的工具。其领袖孙中山是随着时代潮流前进的。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不仅符合革命的需要，也具备了可能性。‎ ‎　　(2)“党内合作”是孙中山唯一能接受的形式。孙中山欢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是拒绝中国共产党关于党外合作的建议。他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是建设中华民国的真正力量。共产党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即实行党内合作。孙中山是国民党内颇有影响、国际上享有崇高盛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只有得到他的赞许才能付诸实践。‎ ‎　　(3)“党内合作”是发挥共产党领导作用、改造国民党、推进中国革命的最好形式。改组和改造国民党是孙中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前提条件。孙中山虽然多次试图改造国民党，但既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又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终难见效。只有共产党加入进去，充实工农力量，施加革命影响，从中起主导作用，才能使之脱胎换骨，获得新生，从而推进其发展。‎ ‎　　(4)“党内合作”是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快发展自己，开展工农运动，开创革命工作新局面的较好形式。处于幼年尚不能进行公开活动的共产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而有几十年历史的国民党，则是一面通俗的旗子，易为群众所了解，便于团结各阶级的广大民众。同时，孙中山在广东还有一个革命政权作为根据地，允许共产党人去发动群众。这样，共产党人便可以利用有利条件，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工农运动的过程中，扩大革命影响，壮大自己的队伍，开创革命新局面。‎ ‎　　(5)“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极力主张的合作形式。共产国际和苏联为推进中国革命，联合中国的民主革命力量，以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真诚地希望国共两党合作。考虑两党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坚持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共产国际的决定必须执行。‎ ‎　　(6)“党内合作”也是符合马列主义策略原则的一种合作形式。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这是马克思首先提出而为列宁所肯定的一条策略原则。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合作形式也有过先例：共产国际“二大”时，曾根据列宁的提议，表决通过了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决议。1‎ ‎“党内合作”不一定正确 李淑在《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文中，对“党内合作”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是建立在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共产党的力量的思想基础之上的。1923年1月，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而‘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这种思想又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以致1923年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竟公开声称：‘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某种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在中国党内的反映。”2‎ ‎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事件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第二节 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7，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8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9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10，（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11‎ ‎，（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12、铁路罢工13、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14、沙面罢工15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16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7，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　　‎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 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　　‎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纪念孙中山先生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　　‎ ‎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写的文章。‎ ‎　　（选自《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关于“五卅”运动 ‎　　（一）“五卅”运动是谁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说 这是传统的说法，现在大多数研究者仍持这种观点。傅道彗在《“五卅”运动》一书前言中说：“一九二五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全国规模的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是在‘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又接受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具有它本身的特点。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提出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依靠工人阶级为主体，团结各阶级，以新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进行的一场气势磅礴的群众反帝运动。”“‘五卅’运动直接准备了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它丰富的革命经验教训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在运动中的表现，为中国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制定提供了理论的根据。”1‎ 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 持这种意见的同志指出，在肯定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肯定国民党组织的作用。理由是：“有些地方的‘五卅’运动就是国共合作反帝、共同领导的；有些地方名义上是国民党指挥，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 有些地方是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了运动，而国共合作，国民党省、市党部具体组织指挥；甚至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动反帝大示威的决定，是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等贯彻的”。2‎ ‎　　（二）上海总商会的阶级属性与活动立场 ‎　　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由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控制，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组织。在“五卅”运动开始时，就和帝国主义者秘密勾结在一起进行破坏。持这种观点的黄逸峰在《“五卅”运动中的大资产阶级》一文中首先指出，大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持反革命两面态度。其表现于：‎ ‎　　第一，大资产阶级插手“五卅”运动的目的是企图控制运动的发展，以实现其假支持真破坏的阴谋。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他们企图在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充当调停人。总会长虞洽卿明确表示要“处于调解地位”之地位。在总商会领导下，还单独成立了一个“五卅”事件委员会，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唱对台戏，并企图借这个组织，控制运动的发展，以达到破坏“五卅”运动的目的。‎ ‎　　第二，大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反帝，实际上要人民向帝国主义投降。首先他们把全国性的事件缩小为地方性事件，他们公然主张，“那里发生惨案那里解决”，并公开宣布“对英不对日”。其次，大资产阶级缩小范围的目的在于结束“五卅”运动。6月10日总商会全体会议上，多数人主张“缩小范围，以期速了，免再迁延”‎ ‎　　第三，大资产阶级另一个阴谋是假和谈真叛卖。这主要表现在篡改向帝国主义使团的交涉条件上。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向帝国主义斗争，提出了包括惩凶、赔款、谢罪、取消领事裁判权等17项条件，而总商会认为“17条有过火之处，不便照提”，擅自提出13条，作为同帝国主义谈判的条件，而取消了17条中“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最重要部分。‎ ‎　　其次，大资产阶级破坏“五卅”运动的手法是：‎ ‎　　①勾结军阀。上海总商会的一切破坏活动，都是与北洋政府取得默契的，是可以说基本上贯彻了北洋政府的意图。如篡改17条时，则由于“蔡曾许三君对于前日四团体提出之条件有过火处”的看法。‎ ‎　　②里通外国帝国主义。上海总商会一面通告罢市时，一面又派副会长奔告工部局请求谅解。会长虞洽卿不断同工部局总董事费信停等接触，“商量解决办法”。在13条遭到拒绝后，仍把希望寄托在通过买办请求资本家调停上面。7月13日，虞洽卿又提出：假若帝国主义能接受三个条件，总商会也即停止罢市，连13条也不谈了，表现了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　　③挟持中等资产阶级进行挑拨离间，破坏统一战线。他们一开始便把中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冯少山、霍守华、叶惠钧等网罗在“五卅”事件委员会中，使其听指挥，受约束。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又利用资产阶级的妥协心理，及时提出瓦解他们斗志的宣传，如“罢市于人无损，于己有害”，“罢市系自杀政策”，在这种恫吓下，中等资产阶级终于退出了统一战线。‎ ‎　　④在一切欺骗与出卖之后，公开破坏“五卅”运动。他们首先引诱中小资产阶级停止罢市，在13条提出不久，他们就说，在“少得面子”之后，便停止罢市，虽经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坚决斗争，他们还是一意孤行。在一切欺骗花招演完后，便现出了狰狞面目，他们一面大讲“中外友善”，一面公开指使军阀镇压学生，并封闭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及一切工人学生组织。当奉军封阀上海总工会时就公开宣布：“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到总商会同意的”。总之，大资产阶级是按帝国主义意旨行事的。3‎ ‎　　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团体，应包括在反帝联合阵线之内。罗苏文1985年5月在上海《解放日报》撰文指出：“上海总商会是上海工商界的最高政治代言人，通常由董事会主持会务。据初步调查：在当时担任会董的三十五人中，职业买办二人；兼有买办身份的民族工商业者十三人；截止一九二五年，未发现兼有买办身份的民族工商业者二十人。董事会内，买办是少数。以行业分布，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连续三届董事会，主要由银钱界、实业界（以棉纺、卷烟、面粉、航运为主）、进出口洋货业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维持着一个稳定的领导集团。因此，‘五卅’期间的上海总商会，应视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居支配地位的团体。这种阶级属性制约着总商会在反帝斗争中不乏一定的反帝愿望，但动摇妥协也势所难免”。因此，总商会应包括在反帝联合阵线之内，它具有爱国的一面，在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它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但不能说它是反革命性质的组织。4‎ ‎　　（三）武装民众和组织工团学生军的口号 ‎　　 这是“五卅”运动中普遍提出的口号。对它的评价争议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否定的。认为这是一种“左”的情绪，在当时群众手中一无权，二无武器，中国共产党力量极弱的情况下，那是办不到的。5‎ ‎　　一种观点是肯定的。认为提出组织学生军，这是中国学生反帝国主义从和平徒手的示威时期进入认识武装反抗时期，是中国学生在反帝斗争认识上的飞跃。6‎ ‎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当时不存在实行的可能性，但这个口号的宣传是有益的。张有年在《“五卅”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工人斗争的支援》一文中谈到：六月“十三日，上海学联代表在工商学联合会首先提出武装自卫方针，主张组织学生军、工团军、商团军等人民武装，与帝国主义奋战。此后，工商学联合会多次集会，协议组织军事委员会，进行具体筹划。在当时条件下，这些计划虽然役有实现，但是，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宣传和酝酿，对于迎接‘五卅’运动以后即将到来的武装大革命，起了有益的作用。”7‎ ‎　　‎ ‎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事件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孙中山继续为拯救而斗争及其转变 ‎　　黄修荣 ‎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但袁世凯很快就篡夺了革命果实，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镇压了“二次革命”，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辛亥革命后，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毫不气馁，继续为拯救中国而奋斗。‎ ‎　　1915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他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依靠武力，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实行独裁统治。辛亥革命产生的《临时约法》和根据这个约法于1913年在北京召集的国会，被看成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对它非常重视，认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1。因此，他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 ‎　　1917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发起第一次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7月，他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从上海去广州，树起了护法的旗帜。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也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因而附和护法。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150余名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建立了护法军政府。接着，孙中山下令讨段，第一次护法战争开始。‎ 孙中山原来打算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来从事革命斗争，保卫民主政治。但西南军阀表面上拥护孙中山护法，实际上只是借护法之名，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由于孙中山和西南军阀的护法目的根本不同，因而孙中山在军政府中受到排斥。1918年4月，他们不顾孙中山的反对，在广州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5月4日，孙中山愤而辞职，并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到了失败。‎ ‎　　第一次护法斗争的失败，是孙中山自辛亥革命失败以来遭到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他痛心地看到：辛亥革命虽然“去一满洲之专制”，却“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2。这时，他已认识到西南军阀和北方军阀一样，都是不可靠的。他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3同时，他对帝国主义也开始感到失望。‎ ‎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不屈不挠，继续奋斗，“救国之心，未尝少懈。”‎ ‎　　1918年6月，孙中山来到上海。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他对十月革命还缺乏本质的了解，但对南、北军阀是祸国殃民的罪魁有了新的认识。在上海暂居期间，他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得到启示和鼓舞，体会到“结合者即强”的道理，认识到只有挖掉旧官僚、武人和政客这三种“地底陈土”，才能“改造中国”。‎ ‎　　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事业，他在这个时期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在1919年10月10日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制定党纲，“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第二，先后创办《建设》杂志和民智书局，并发奋著书，以宣传党的主义，鼓吹建设思潮和革新思想。第三，在军事上扶植陈炯明，先后派朱执信，廖仲恺敦劝陈炯明回粤，驱逐桂系，夺回广东，并派朱执信策划广东民军起义。‎ ‎　　这时，岑春煊、陆荣廷控制的广州军政府已经四分五裂。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决定首先打垮桂系军阀，夺取广东，作为革命活动的立足点和根据地。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粤军首领陈炯明身上。‎ ‎　　陈炯明原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他曾参加过1911年的广州起义。1917年，孙中山将原广东省长公署的20营警卫军交给陈炯明，建立了粤军。孙中山全力支持这支部队，甚至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拿去抵押，把筹得的钱交给粤军使用。‎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操纵之下矛盾扩大了。这时直皖两大派系矛盾加深，陆荣廷和唐继尧之间的联合也破裂了。随着滇系军阀和佳系军阀之间矛盾的加深，唐继尧开始转向孙中山。1920年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与唐继尧联名发表反桂宣言。8月，孙中山利用各方反桂的有利形势，命令陈炯明率粤军打回广东。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分三路回粤讨伐桂系军阀。8月20日，粤军占领汕头。10月，在广东各界的支援下粤军占领广州，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东军阀势力。‎ ‎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同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28日，孙中山一行到达广州，开始了第二次护法运动。29日，孙中山重新组织军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政务会议，并推定了各部人选。孙中山兼任内政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陈炯明兼陆军部长，李烈钧任参谋长，汤廷光任海军部长，徐谦任司法部长，马君武任秘书长。‎ ‎　　这时，孙中山已初步认识到只举起护法的旗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说：“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4所以他决心“建立正式政府”，准备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因此，他回到广州后，就为建立正式政府而日夜操劳。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10日，非常国会发表宣言，指出成立正式政府的必要，说明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原委，并敦请孙中山就职，建立正式政府。5月4日，军政府撤销。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发表就职宣言和对外宣言。孙中山在宣言中对内提出“拨乱返治”、“发展实业”、“保护和平”，号召各界“协力合作”；对外“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尊重其“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希望各国承认广州政府“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孙中山组织正式政府后，采取了一些保障人民权利的措施，下令废止袁世凯颁布的镇压人民的《治安警察条例》，对工人运动采取优容赞助的态度。‎ 桂系军阀的失败和孙中山重返广州是英、美帝国主义所不欢迎的。为了扑灭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势力，英、美帝国主义除了帮助直系军阀从军事上进行威胁外，还直接从财政上打击孙中山。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帝国主义列强宣布取消原已拨给广东政府的关税余额。除此之外，它们还积极拉拢陈炯明，企图从内部来破坏广东革命政权。这时，桂系军阀也伺机配合，阴谋卷土重来。‎ ‎　　当时，孙中山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北伐，也就是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实现民主共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先巩固后方，消灭在广西的桂系军阀残余势力，以免它为患广东，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孙中山于1921年6月27日下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粤军先后仅用3个多月就打败了桂系军阀，占领了整个广西。‎ ‎　　孙中山平定广西，统一两广后，便于1921年12月4日在广西桂林设北伐大本营，准备乘胜出师北伐。当时准备参加北伐的军队，除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及福军李福林部之外，还有参加伐桂的滇军朱培德部、赣军彭程万部、黔军谷正伦部等，共13个旅，约3万多人。‎ ‎　　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里。孙中山积极筹划讨伐直系军阀，以“完护法之愿”。但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迫使他于1922年4月回师广东，改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准备由广东进攻江西。5月初，孙中山亲赴韶关督师，发布了总攻击令。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进入吉安，直逼南昌。‎ ‎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早已同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勾结的陈炯明，从暗中反对革命发展到公开叛变。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的孙中山。孙中山在反击叛军将近两个月之后，因孤军无援，只得于8月9日离开广州，14日到达上海。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　　孙中山的两次护法虽然都失败了，但他发起和领导的护法运动在广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到了广东人民的深切同情；同财，粉碎桂系军阀陆荣廷的统治，为后来在广东建立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基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孙中山两次护法的结局，特别是第二次护法时陈炯明的叛变，给孙中山一次沉痛的教训。它不但证明了健全国民党组织与纪律的重要性，而且也证明了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人民武装的重要性。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失败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他终于明白了过去的革命斗争之所以失败，在于缺乏真正的革命力量，他所建立的政党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逐渐懂得了要革命，必须依靠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联合社会主义的苏俄。在从广州赴香港的船上，孙中山对随行人员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5‎ 从此以后，他开始放弃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的旧办法，着手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下定了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决心。‎ ‎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是孙中山晚年实现历史性革命转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6‎ ‎　　早在陈炯明叛变以前，孙中山就同情十月革命，向往列宁领导下的苏俄。他曾多次同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到联俄问题。孙中山告诉马林：“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后，立即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7。孙中山对十月革命抱着欢迎的态度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这一伟大的理想而奋斗。起初，他怀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愿望，作过多次努力，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打破了他向西方学习的迷梦，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种种不会理现象也使他感到失望和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索一种在他看来比西方文明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因此，当他接触到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时，就表示了可贵的同情。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俄国革命成功，……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如何摆脱外国侵略者与不公正枷锁的榜样。8‎ 陈炯明叛变后，共产国际和苏俄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　　陈炯明叛乱一发生，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通过孙中山的代表陈友仁转告孙中山，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苏俄站在孙中山一边。同时，马林于1922年8月25日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商量了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领导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9。同时，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并建议孙中山“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10此外，马林还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 ‎　　这时，处境困难的孙中山感到有加快联俄步伐的必要。1922年9月30日，孙中山对香港《电信报》记者发表谈话，毫无讳言地表示赞成“中俄亲近”的外交政策，并理直气壮地阐述了自己主张联俄的原因。他说：在“俄国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之后”，这个国家“已成为站在‘不侵略’地位的国家了”11，“自苏维埃俄罗斯成立之后，过去对于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全最大危险之一，业已消除。在劳农政府继续和忠于他‘非帝国主义’政策的时候，俄罗斯并设有使‘一个民主的中国’生畏惧的地方”12。此外，孙中山还认为革命后的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他说：苏俄的“新政策，不但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而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不但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是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13。既然苏俄是反帝的，作为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就必须联俄反帝。因此，孙中山积极地推行联俄反帝政策。‎ ‎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在多次会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的发表，充分表明了孙中山开始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从此，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14。‎ ‎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签订后，随着对俄国革命了解的逐渐加深，孙中山开始认识到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更为“圆满”的一场新型的革命，它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他说：“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发起最后的是俄国，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15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新型的革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组织而成的。”16他确信俄国革命的成效比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更宏大，因此，当他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便不能不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究竟走哪一条道路。虽然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曾使孙中山为之倾倒。但是，它们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中国却始终没有走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证明了这条道路并不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虽然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但俄国革命毕竟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孙中山十分向往“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的俄国革命17‎ ‎，对苏俄的革命经验非常重视。他指出：“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18而俄国革命之所以有这样的“奇功伟绩”，“在于有一个坚强的党和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19。革命斗争的实践使孙中山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以俄为师”。他反复强调：“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20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21‎ ‎　　“以俄为师”是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形成联俄政策。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的破灭和认识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中国革命的真诚朋友。‎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幻想，以为它们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但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争取外国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无理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的领土竟成了强盗们进行无耻交易的牺牲品。帝国主义列强狰狞的嘴脸再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无情的现实终于使孙中山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逐渐破灭。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开始向社会主义苏俄靠拢。1920年11月，孙中山返回广东，组织了护法军政府。这时，他虽然努力加强同苏俄的联系，但还没有完全放弃争取西方国家对他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承认。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美国政府只对北洋军阀政府发出了邀请。南方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要求美国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结果仍遭到美国政府的冷遇。‎ ‎　　事实说明，“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22因此，在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艰苦奋斗的一生中，虽然“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遭到了无情的打击。”23于是，孙中山觉悟了，认识到必须抛弃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以俄为师”。‎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逐渐认识到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而军阀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是“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24与帝国主义相反，社会主义的苏联“主张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25孙中山从苏俄执行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看到，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就应该联合苏俄，共同反帝。‎ 孙中山从漫长的革命实践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26因此，孙中山勇敢地走上了联俄的道路。‎ ‎　　联共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重要环节。孙中山实行联共，是他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　　陈炯明叛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危难之际，给了他真诚的帮助。‎ ‎　　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不久，李大钊就赶到上海。1922年8月23日，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27，对孙中山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热情的声援。此后，他们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畅谈。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十分高兴，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28。‎ ‎　　1922年8月间，当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同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坚决斗争的具体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这时，共产党人还明确地提出“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的口号29。这些对于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是有力的帮助，使他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逐渐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幻想，开始对外联合社会主义的苏联，对内依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同意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2年8月，李大钊由孙中山 亲自主盟，率先加入国民党。由李大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时，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量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30从此以后，不但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相继加入国民党，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担任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领导。与此同时，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他邀请共产党人参加研究国民党的改组计划，草拟国民党的宣言和党纲、党章，帮助他建立组织，开展工作。这一切说明孙中山开始坚决实行联共政策。‎ ‎　　与联俄、联共政策相辅相成的扶助农工政策，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　　没有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逐渐改变了过去通过会党联系劳动群众的办法，开始注意直接发动工农群众。但是，这时的孙中山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工农群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此，蔡和森曾提出善意的批评，指出：“政治上的统一，显就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仍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 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31李大钊也指出：国民党过去“不太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32‎ 孙中山接受了这些善意的批评和劝告，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看到了民众的作用，开始认识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33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确认：“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34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35“在谈到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液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孙中山认为：“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六以做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36‎ ‎　　同时，孙中山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扶助农工的重要，而且也在行动上为扶助农工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步骤，制定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比如提出制订工人保护法，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设立领导工人、农民运动的机构等。孙中山从依靠地方军阀转到依靠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工人，这是他晚年革命思想的重大发展，标志着他对国民革命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孙中山心目中的国民革命，指的是在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国民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为拯救中国而继续奋斗。‎ ‎　　（选自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第三节 北伐战争胜利进军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节选）‎ ‎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 ‎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节选）‎ ‎　　（一九四三年春）‎ ‎　　周恩来 ‎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　　北伐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　　‎ ‎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周恩来 一 ‎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1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2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3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4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5，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敌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的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庚，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6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　　我们最后高呼：‎ ‎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　　‎ ‎　　* 一九二六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发表于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七期。‎ ‎　　（选自《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 ‎　　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 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有着比北伐军大得多的优势。他们十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七十万人，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时除）广东原有的六个军外，又加上新归附的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的第八军）只有十万人左右。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早日结束已经持续十多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渴望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民心的向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第二，北洋军阀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主要分为三支势力：已经大大衰落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还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二十万人，它的主力一时还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已退守西北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军队二十万人，形成一支独立势力，战斗力比吴佩孚部强；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三十万人。这三支势力间勾心斗角，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火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取得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当时，两湖地区因遭受灾荒而严重缺粮，粤汉铁路还没有完全修通，怎样保证军需运输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中共湖南区委的组织历来比较健全，据1926年8月统计，全区党员有2699人，仅次于粤区而居全国第二位。党领导F的湖南农民有四十万人，工人有十一万人。北伐军向氏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这种热烈的场面，在中国以往的战争中是罕见的。‎ 吴佩孚看到北伐军已直逼武汉，才匆忙地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回，在武汉外围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吴佩孚亲率卫队，并组织执法队，到前线督战。双方在这里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终于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9月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8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间，原来担负监视孙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猛烈反扑，重新夺回南昌，使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于是，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汇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江西战事的局面根本改观。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 ‎　　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到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 ‎　　这样，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以后，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全国大多数人都能看到：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最终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还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下的那些省份，人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到处兴高采烈地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　　在北伐的最初阶段，国共两党之间虽已存在矛盾，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活动暂时有所收敛，两党基本上仍能保持团结。北伐战争是在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战争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北伐战争取胜的原因 ‎　　‎ 北伐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拥有1.5亿人口、1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内开展起来的一场群众性的大革命。北伐军自广东出师以来，不到10个月就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锋芒所向，势如破竹，接连占长沙、克岳阳、下武昌、取九江、攻南昌、入福州，在短短的半年中就打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革命势力很快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取得了巨大胜利，自1912年以来统治中国10余年的北洋军阀遭到了致命打击。‎ ‎　　北伐军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 ‎　　第一，北伐战争是在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国共两党率领各革命阶级、阶层团结战斗，共同对敌。这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尤其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北伐战争中视死如归，奋勇杀敌，起了表率作用。北伐军广大将士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战斗中能英勇作战，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而所向披靡，屡建奇功。‎ ‎　　第二，北伐战争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并得到了各地群众运动的有力配合，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武力和民众相结合的巨大力量，因而能够迅速战胜数量上占优势的北洋军阀的军队。北伐军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运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曲江等地数万农民赶来协助北伐军运输，沿途群众送茶送饭，表示欢迎。北伐军进入湖南后，长沙、醴陵、湘潭、衡山、衡阳、宝庆等地群众纷纷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队、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前线的活动。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上的各次重大战役，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援助。北伐军进逼武汉时，武汉工人帮助北伐军搭桥，运送给养。当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发时，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使北伐军得以顺利进入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是北伐军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　　第三，苏联的援助，也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伐战争期间，不论是在国民政府中，还是在国民革命军中，都有大批苏联顾问。如葛尔培伯特任第一军顾问，杰卜罗斯基任第二军顾问，马赤利克任第三军顾问，帕罗任第四军顾问，华林任第五军顾问，波列盛科任第六军顾问，兹金任第七军顾问，粤尼依奇任第八军顾问。苏联顾问在北伐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正确的战略计划是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制订的，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也是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建立的。此外，苏联还在物质上大力支援了北伐战争。‎ ‎　　除了上述原因外，冯玉祥国民军的存在吸引了直系军阀的一部分力量；反动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张作霖和孙传芳对北伐军进攻吴佩孚一度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些也是北伐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　　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国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　（选自黄修荣著：《国民革命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第四节 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节选）‎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毛泽东 ‎　　‎ ‎　　（一六）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　　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选出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因此，这次大会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以党纪处分。这是国民党二大的积极方面。大会召开时，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者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在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右派却没有触动。这次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蒋介石原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国民党一大时还没有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内，他原来只是一个军的军长，这时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这样，他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地位都大大提高了。‎ 中国共产党的一再退让，丝毫没有使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缓和下来，相反却更壮了国民党新右派的胆。他们得寸进尺地步步进逼。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在3月20日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动：无中生有地说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原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　　对这种突然事变的到来，中共中央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其实，蒋介石那时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进行反击。由于在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由蒋介石指挥，而且这个军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同情革命的力量，蒋介石的地位并未完全巩固，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陈独秀和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却被蒋介石气势汹汹的行动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以为只有继续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结果，更加鼓励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活动。‎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　　一个多月后，在1926年5月15‎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借口避免“党内纠纷”，要找出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交出等。国民党左派柳亚子、何香凝等都投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等却认为国共关系之所以出现紧张，是因为共产党“包办”太多，继续主张退让，《整理党务决议案》又获得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只得辞职，共产党在国民党党务方面变得毫无地位。而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南方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四一二反共政变 ‎　　‎ 蒋介石反共的决心已经定了。为了采取反共的重大行动，除他自身的准备外，还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江浙财阀的资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势力充当打手。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他派员到同南京事件有关的五国驻沪领事馆道歉，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在上海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保证用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还把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离，而让由他支配的部队驻扎在上海、南京一带。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并表示可在会前由他通知陈独秀，让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　　几天后，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就作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声称进行调解，将武装流氓的枪械先行收缴。工人纠察队轻信他们的欺骗，打开了大门，结果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强迫缴械。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进行抵抗，但因众寡悬殊，遭到失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已在前一天被杜月笙骗去，遭到秘密杀害。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用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阎锡山在山西，刘湘在四川，也纷纷举行“清党”，并表示拥护南京政府。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表明，蒋介石已经成了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势力的中心，虽然他在表面上仍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品。‎ ‎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了愤怒的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指出：“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 ‎　　那时，在武汉还保持着国共合作，那里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不愿看到一切权力为蒋介石独吞。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　　这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论述 ‎　　‎ ‎　　第一次大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下进行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力量，比刚刚兴起的革命联合力量强大得多，它们的政治经验也丰富得多；在革命阵营内部掌握了相当一部分领导权（特别是军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革命的深入发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营垒；一般中小资产阶级也表现出很大的动摇；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群众虽然有比较广泛的发动，但是动员和组织的程度还很不充分，力量发展也很不平衡；在这次革命的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又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1。因此，最初具有很好发展势头的第一次大革命最后遭到严重的失败。‎ ‎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作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党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革命组织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革命领导艺术；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是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党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确的构想，但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妥善解决一系列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敌人，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虽然有许多正确的指导，但也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右倾错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在组织原则上有服从的义务，而且也缺少独立判断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在党中央负主要领导责任的陈独秀，也包括党中央集体，几乎是很难不犯错误的。‎ ‎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惨重的损失，但并没有停止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并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　　（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右倾机会主义 ‎　　‎ 右倾机会主义 ‎ 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和正确路线的思潮。其表现形式是思想落后于实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拘泥保守，停步不前，甚至企图开倒车。只顾眼前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他们或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甚至主张搞阶级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势，屈从反动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甚至出卖革命，投降敌人。其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分离。右倾机会主义是阻碍革命的绊脚石，对革命危害极大。‎ ‎　　（选自全国华等主编：《中学百科辞典》（文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 左倾机会主义 ‎　　“左”倾机会主义 ： 　　　1.机会主义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特征是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可能性，不注意斗争策略，堕入空想和盲动。 　　“左”倾的定义：从党性来讲，“左”倾是激进冒险和机会主义。但是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往往要努力摆脱帝国主义大国的控制与剥削，所以西方划分政党路线时常常将“左”定义为民族主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　　‎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提出，早年由《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立论，而在建国后为一些历史论著沿用的所谓虞洽卿“衔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使命”到南昌拉蒋“反共灭共”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根据是：‎ ‎　　1．尽管英美日帝国主义企图扼杀中国大革命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是，在政变前夕英美和日本曾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英美主张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日本则认为实行分化谋略比出兵更适宜。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他们对革命营垒内情（特别是蒋介石的政治面目）了解的深度和迟早不同。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已获得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确切情报，而英美当时并不深知蒋的底细。第二是由于列强在华的经济权益不一致。英企图保住在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则力图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而日本则为了进一步实施币原以经济扩张为主的独特方针，以谋求再次造成支配中国的有利形势。‎ ‎　　2．帝国主义对政变的影响，日本币原外交起了主导的作用。因为英美炮击南京给蒋介石以重大压力，加速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步伐。而蓄谋反共的蒋介石最先选中的是日本。敏感的币原一面利用南京事件，通过矢田——黄郛伸手把蒋介石紧紧拉住，促他向共产党开刀；另一面又力劝英美放弃高压政策。这才最终导致英美采纳币原外交的分化谋略，一致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 ‎　　《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兼与沈予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在整个北伐战争期间，英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在具体问题上有差异，但在基本方面则是相同的，即采取的都是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其根据是：‎ ‎　　1．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分裂的情况早已掌握。南京事件前夕，美国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如箭在弦。因此美国一直认为对中国革命实行分化政策比武装干涉更适宜、更明智。同时，蒋介石也暗中派亲信拜访美国驻广州领事詹金斯，试探美国对他同共产党、苏联顾问决裂的态度。‎ ‎　　2．南京事件至政变期间，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一致紧紧抓住“宁案交涉”，诱迫蒋介石迅速镇压革命。因而，美国的分化政策对于政变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　　3．从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看，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在华既得利益少，长远野心大，自然感到武力镇压弊多利少。所以积极分裂民主革命阵营，企图保持“门户开放”以逐步称霸中国。‎ 参考文章：‎ ‎　　1．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 ‎　　2．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兼与沈予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5年第四期。‎ ‎　　（选自翟作君等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 ‎　　‎ ‎　　1．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　　自5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 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说：“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是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应当予以纠正。‎ ‎　　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 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　　2．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 ‎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产国际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指示，认为“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陈独秀等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原则，同汪精卫集团只讲合作，不讲斗争。‎ ‎　　郑州会议后，新老军阀反共叫嚣甚嚣尘上。陈独秀连忙向汪精卫表白：“此时国民党群右（从蒋介石到阎锡山）纷起通电排共，其口实，除将民众对资产阶级及土豪劣绅地主所谓过火的行动归罪于共产党外，不能举出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阴谋破坏之一二事实”。他甚至重弹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老调，以赞许的口吻说：“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起了为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为打掩护，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　　3．放弃革命武装，对反动派实行全面退让 ‎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忽视和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1927年春，吴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但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引人注目”，极力进行阻止，结果使计划夭折。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等建议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给枪支和月费。汪精卫还允诺发枪2000支。湖北省委也计划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而陈独秀又持异议，认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执行这项指示，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有少量的军队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及武汉军校、武汉工人纠察队。可是陈独秀等不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拒绝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　　到6月下旬，武汉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周恩来、张太雷都报告了何键将起事的消息。他们认为何键等大造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是和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的借口一样的。谭平山报告说，邓演达在离开汉口时，也说过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接着，张太雷提出纠察队和童子团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于是，与会者就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还是准备抵抗？发表意见。鲍罗廷主张还是自动缴械为好。多数委员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解散童子团。‎ ‎　　同日，颁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该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即刻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并请该处派员于29日上午10时来敝会点收。‎ ‎　　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作出了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决定下达后，党中央机关和总工会机关呈现出一片惊慌失措的失败主义气氛。而反动派则得寸进尺。李品仙派了一个机枪连占领全国总工会会址。何键也派人来要房子。反动派甚至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各业工会，抢劫财物，殴辱工会负责人员。事态并没有按陈独秀、鲍罗廷的主观愿望发展，工人纠察队是自动解散了，然而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不仅未停止，反而加强了。这是大革命最后时刻，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妥协退让策略的典型事例。‎ ‎　　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该决议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重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要求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决议强调“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民众的要求，“应依照国民大会与中央会议之决议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决议指出：为了“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入军队”。根据上述决议精神，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谭平山、苏兆征辞去农政部长和劳工部长职务。谭平山在辞职书上，竟称自己“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向汪精卫“引咎辞职”。‎ ‎　　《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持同汪精卫集团的合作，不惜把党、政、军乃至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统统交给国民党，甘心充当国民党的附庸，这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式的让步”。它充分证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在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以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 ‎　　（选自王宗华等主编：《中国大革命史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　　‎ 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是主要原因 冯正钦在《试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文中指出：“近几年来，党史界有些同志认为，客观上敌强我弱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观上则是党的幼年；如果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说成是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就是太着重追究个人的错误责任。”这种对原因的分析，值得进一步研究。‎ ‎　　“事实上，在大革命时期存在着革命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和有利条件。”“在这次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结果，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只花了半年多时间就打垮了北洋军阀的两大主力，革命势力由广东一地迅猛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解放了几乎半个中国，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荣的一页。这说明，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只要主观正确，就能发展自己的长处，克服和弥补自己的短处，就能扩大敌人的短处，克服减弱敌人的长处，使革命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与此相反，在同一时期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我们有许多可以取得的胜利没有取得，可以避免的损失没有避免，给革命埋下了隐患”。‎ ‎　　而“在大革命的后期，虽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客观条件变得更加不利，但是革命只是局部的失败。如果主观指导正确，局部不是不可以挽救的。……正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没有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结果不仅没有挽救革命的失败，反而使汪精卫集团顺利地实现了叛变阴谋，革命就由局部失败很快地走向全面失败”。“因此，毋庸置疑，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 党处于幼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 一成立就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准备不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研究，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当时全党的认识水平来看，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认识还不够清楚，还不善于把新民主主义同旧民主主义区别开来。”虽然“在党的‘四大’之后约一年多的时间内，党在理论提高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许多同志曾提出过一些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然而，当时并未引起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视，也未为全党多数同志所掌握。”加之党的组织机构也不健全，尤其是不能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这就使党很难纠正错误。2‎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指导上的失误是重要原因 李文义在《共产国际和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一文中，对此观点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认为：‎ ‎　　第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这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表现了夸大国民党的作用，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共产党力量的倾向。”“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思想更加明显。斯大林说国民党的旗帜是‘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孚众望的’。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在蒋介石已经叛变，汪精卫也正准备叛变的时候，共产国际仍强调‘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要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苏联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无论是枪枝弹药，还是顾问、经费都源源不断地支援国民党”，而“对共产党则始终未采取具体措施给予有力支援。特别是没有帮助而且也不允许发展共产党独立的军事力量”。“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中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　　第二，大革命中期在领导权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是共产国际右倾思想的反映，它“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权力大为上升，这就使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革命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　　第三，“大革命紧急关头，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根本方针导致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终使大革命失败。（1）“对蒋介石、汪精卫等资产阶级右翼从盲目依靠到无原则退让”。“共产国际一直把蒋介石当作中派，认为他是代表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在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在江西举起屠刀开始公开反共之后，苏联《真理报》的社论还说蒋介石‘遵守国民党的纪律’。‘四·一二’前夕，蒋介石反动面目已经很明显，而在上海的维金斯基还在那里安慰蒋介石，表示相信支持他”。“蒋介石叛变后，又赶快捧出汪精卫、唐生智加以依靠，封之为‘左’派。……当汪精卫、唐生智同蒋介石同流合污，到处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员的时候，……又无原则无限度的退让，在最后紧急关头，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讨好汪精卫，甚至干出私自把共产国际的密电给汪精卫看并送其一副本的蠢事，为汪精卫公开反共提供了借口”。（2）“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共产国际一开始就采取从军事上援助国民党而不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力量的政策”。“当蒋介石原形毕露后，鲍罗廷等又玩弄依靠军阀反军阀的手段，大力扶植唐生智，让他掌握武汉军事大权。临到革命的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代表又把最后的希望押到冯玉祥身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虽然提出了建立工农武装问题，但仍然要求在不破裂联合战线的条件下执行。这在汪精卫、唐生智日趋反动的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实现的”。（3）“取消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政策是摇摆不定的。……1927年春天以前，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鲍罗廷基本上是赞成土地革命的。但是，到了1927年春天农民运动发展到新的高潮，并且成为时局发展中心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却表现出软弱的态度。特别是大革命后期，鲍罗廷已站在取消土地革命的立场上了。”“‘五月指示’尽管一方面指出从下面夺取土地，一方面又要求纠正农民运动中的所谓‘过火’行动，特别强调要依靠武汉政府来实行，”这实际上是取消土地革命。3‎ ‎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争鸣录》（事件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三、中国现代史 一、 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 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 毛泽东论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实质 ‎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 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毛泽东论四大家族 ‎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三版。）‎ 南京国民政府性质剖析 ‎　　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南京政府的性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跟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但“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经济上也日益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近年来，有人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南京政府各机构中的比重以及民族资本的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形成新的看法，认为九一八以前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1‎ ‎　　为了研究南京政府的性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政府中的比重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无疑是研究的深入和进步，但是根据民族资产阶级若干人士参加南京政府和民族资木曾在此阶段获得了发展，就得出南京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政权的结论，也是不科学的。要说明南京政府的政权性质，必须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根本政策，特别是这一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它的根木政策是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　　第一，残酷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南京政府是在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对工农革命运动进行了野蛮疯狂的镇压。首先是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南京政府一成立，即开始所谓的第二期“清党运动”，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2，“以至大至久之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3。其次，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工农群众，实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工人阶级在大革命时期所得到的政治经济利益全部被剥夺，浙沪卫戍司令部发布公告，严禁罢工，取缔群众运动，违者以军法论处。武汉卫戍司令亦于1928年1月发布公告，宣布工会、商协、妇协、学联等组织由共产党操纵，应予解散。农村地主加租加息，加重农民负担，许多省份的田赋附加税超过原税的10倍乃至几十倍，湖北就为80余倍，而四川有的县的田赋竟预征30年以上。据统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5.7万人，减少到1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280万人，下降到3万人，大革命高潮时期有915万会员的农民协会，也几乎全被摧残。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和其他进步人士，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3.7万多人，到1932年则达到100万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全国各地，囹圄为满，狱讼繁滋”，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第二，以“训政”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之修在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10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明确规定：“政治会议为全国实施训政的最高指导机关。”l929年3月21日，国民党三全大会又通过了《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以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而使之发展，以入宪政之域”，并规定：“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为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5‎ ‎“训政”的实质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不给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任何民主权利。‎ ‎　　南京政府建立后，民族资产阶级曾给它政治上和经经上的大力支执。政治上，支持南京政府的“清党”、“剿共”政策；“对当局清共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6，认为“剿匪为行政上绝对必要的问题”7，同时积极支持南京政权消灭异己的战争。经济上，积极为政府借款垫款、发售库券，对政府库券“纷纷认购，极为踊跃”8，“自民十六迄民十七，仅年余时间，上海三商会经募各种债券，以充北伐军军饷者，总计有16000万元之巨。”9从1927──1931年国民政府共发行内债24种，共计10亿余元，大多为民族资产阶级所认购。正是有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资助，才保证了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均衡，度过经济难关，从而在历次军事行动中获得最终胜利，使南京政权得以稳定和巩固。有充分历史资料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指望国民党能够扫除军阀，统一全国，解除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同时也希望取得政治上的发言权，使中国能顺利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第一，要求国民党政府收回巳失的各种主权，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第二，建立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保障“人权”，保护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予民族资产阶级以更多的参政权；第三，裁兵，消除内战。‎ ‎　　为了获得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扩大统治基础，南京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曾采取一定的拉拢政策，给于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首先，任用若干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担任政府职务。如蔡元培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长，钱新之任财部次长；穆藕初任工商部常务次长，工商部工商设计委员会、工商法规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组织中，也聘用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其次，制定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规条例。如公布《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人民投资建设事业保障奖励法》等。再次，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亦确曾起过一定的保护作用。如下令各地军政当局保护银行、钱庄，解散各地工会组织，代之以政府卵翼下的工统会，成立实际上由资本家和政府代表组成的劳资调节委员会，严禁工人罢工和要求增加工资，制定“于资本家之保护可谓周至”的《工会法》10，裁撤厘金，改定税率等等。但是，南京政府的反动性质，决定它不能真正满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因而，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却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南京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是拉扰利用和打击压迫并用，而以打击压迫为主。‎ ‎　　首先，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军政费用，南京政府不断地加重民族资产阶级的负担。利用政治、军事等力量，甚至是流氓手段，向民族资本企业强行摊派，如有不从，便采取高压手段，通缉、绑架富商业主和没收企业，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就范。如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次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时，就指定上海银行公会会员及闸北水电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工商企业 按数认购。”111927年5月，蒋介石借口中国银行汉口分行曾借款给武汉政府，胁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预垫库券1000万元12。上海著名纺织面粉资本家荣宗敬不愿出捐款50万元，遭到南京政府以奸商的罪名通缉，荣无奈捐款25万元，通缉令才撤销。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1927年曾“借款认购库券一百万”，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又令该公司助饷100万，“嗣因该公司筹款为难，未能如期照缴，竟至没收该矿，标卖标煤”，13以后经多主疏通，满足要求后，方才发还。许多富商，还经常受到绑架的威胁，上海“凡属局面宽绰家计富裕者，无一不受绑匪之光顾，较大厂主经理，出入俱有保镖者随护。”‎ ‎　　其次，改组各地商会组织，打击和削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力量。1928年10月，全国商联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立法院49名委员中，商会方面的代表应占5名，遭到拒绝。1928年底，国民政府以裁厘为名开办16种特种消费税，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福州各商帮为反对特种消费税曾停止货运。商会要求参政及反对特种消费税的行动，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严重不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领导者一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商联会尤其忌恨。1929年初，国民党在三全大会前后，发起了取消各地商会的运动，南京政府以“把持商运，破坏革命”的罪名，下令通缉上海总商会会长冯少山和常务委员石芝坤15。随后，国民党政府又以上海总商会与国民党御用的全国“救国会”之间的冲突为借口，趁机整理上海总商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商业组织也纷纷被改组。1929年，国民党政府又以“都市地方，警军较多，维持治安，责无旁贷，似无须商团之组织，”下令解散全国商团组织。16‎ ‎　　再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权”“法治”要求采取镇压手段。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排除其他阶层、团体参政之可能，必然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胡适、罗隆基等资产阶级代表，以《新月》为阵地，揭露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的罪行，发起“保障人权”、“确定法治”和实行“专家政治”的人权运动。国民党政府除了组织御用文人进行围攻外，还派军警搜查新月书店北平分店，没收《新月》月刊，逮捕罗隆基，镇压了人权运动。‎ ‎　　认为1927年以后至九一八事变前南京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的观点所以是不科学的：‎ ‎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人士虽然参加了政府，参加了各种财经组织，但是他们并未能真正掌握政权，他们没有力量迫使国民党政权执行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他们在政权中只不过是点缀、装饰。上海兼江苏财政委员会曾一度代司财政部之职，可以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权最能够产生影响的组织。该委员会一成立，蒋介石就“以革命底定江苏，战后财政亟须整理整理。而关于饷糈政费，尤须纯盘筹划，以应急需”17，电召该会委员赴宁，表示倚重。但在事实上，该组织成立后所能做的不过是为国民党筹备军政费用，成为“政府借款之枢纽”18。钱新之担任财政次长亦主要是整天为筹款奔命，“筹措款项，煞费苦心”，不久即托病去职。全国裁厘委员会曾“函请全国商联会京沪总商会摊派代表，列席讨论”，但“实则该会委员，官吏居多，会议规则，取决多数，彼众我寡，何益于事”20，且商会代表“虽被举办裁厘常务委员，奈久久未见召集开会，预筹救济方法更属未由表现，坚辞不获，虚名羁縻”21。国民党政府任用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家担任财政官吏，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利用他们获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化阻力为助力。‎ ‎　　第二，南京政府虽然公布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木发展的法规，但大多是一纸空文，口惠而实不至。可以说，除了镇压工人运动外，国民政府并未实现其有关法规和措施，这从民族企业屡遭勒索和没收的事实，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对于民族工商业发展，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政策，固然有其积极作用，但是1929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金贵银贱，中国是银本位国家，物价上涨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而全国人民的爱国抵货运动尤其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工商业的热情，这诸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才在1927年至1931年出现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又一高潮。‎ ‎　　因此，不能用民族资产阶级获得若干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作为联合政权的根据。国民党给予民族资产阶级若干好处，不过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敷衍和让步。在南京政府初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统治还很不稳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好济支持有着重大的意义，国民党政府不能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所表示。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让步和妥协，是要使这一阶级感到政治上有改良的迹象，经济上有发展的可能，从而给予南京政权全力支持，使它获得统治全国的更广泛的社会某础。所谓“联合政权”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　　人们所以能够得出国民党政权是联合政权这种结论，主要是对事物没有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只是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好处这一表面现象，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受压迫受损害的本质认识不够。对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好处的原内也缺乏仔细的分析，只是看到国民党政权颁布了一些对民族资本有保护作用的法令和政策，而没有弄清国民党政府公布这些法令和政策的背景，特别是这些法令和政策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否得到了实施或实施程度如何。‎ ‎　　（选自王金锫、陈瑞云主编：《中国现代政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坚持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科学认识 ‎　　清庆瑞 ‎　　‎ ‎　　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中国革命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对此仅从理论上给予一般性的说明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中国具体的经济事实多方面地、立体地加以考察和论证，才能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为此，我们将围绕本文提出的问题，组织一些文章，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作进一步的说明，一方面供中国革命史教学参考，另一方面也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做些促进工作。希望广大的作者、读者能给予支持。──编者 ‎　　国民党官僚资本，又叫“官僚买办资本”1，是一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地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2‎ 因此，宫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附庸而存在的，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我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31947年10月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的同时，宣布了“没收官僚资本”这一代表中国人民当时迫切要求的政策。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指出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意义说：“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但近年来却有人或否认官僚资本的存在，或对其性质加以曲解，甚至肯定它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予以颂扬。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官僚资本，关系到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清楚的。‎ 一 ‎　　‎ 毛泽东曾经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4。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个部分，是有着显著的区别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严洛地区别开来，并对它们分别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历来，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一些学者极力抹煞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郝延平的《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一书就认为，买办与非买办之间没有一条可以区别的界限，并由此得出买办即民族资本家的结论，把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归之于买办，从而把“中国工业化的先驱”的桂冠戴在买办的头上5。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吉尔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一书认为：“在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6。并在《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1911──1937》中认为，把两者分开注重的不是经济形态，而是政治态度，使得“用来区别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经济标准显得令人迷惑”7。日本国立东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也认为这种区分“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权力不同的资产阶级各阶层间的相互关系”8。在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经济问题时，“国外的动向主要是为国民党统治翻案”9。一些论著大肆宣传依靠蒋介石政府和宫僚买办资本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就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胡沸学社书局出版的阿瑟·恩·杨格的《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一书，颂扬蒋介石政府“在战前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进步，这使它成为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先行者”，“把国家导向强盛统一，而且向前发展的局面”等等10。又如鲍尔州立大学的郑竹园在其文章中说：“从1926年起到1936年，中国经济已萌‘起飞’的迹象……预兆工业化的蓬勃发展”11。近年来国内竟也有一些人追随上述论调，宣扬“一个资产阶级论”，说什么：区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妥当的”，“是按照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来划分的”，是“把‘根本无法分开的’、‘划一条严格的界线是很困难的’两种类型的资本家，硬划为两个对立的阶级。”甚至有人提出官僚资本是解放战争时期才形成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部分资本应称为国家资本，在抗日战争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扩展”“国家资本”“来统制经济，使它有利于发展大后方的生产和充实抗战实力，这是应当加以肯定的。”，并认为“国家资本”“在金融、工矿和贸易这三个主要领域”，“有利于抗战和国计民生，是主要的一面”。“国家资本”对金融的垄断，“对于后方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起了扶助作用”，等等。‎ ‎　　上述说法，向我们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一是中国资产阶级是否分为依附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分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两部分呢？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正确，也关系到党的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经济纲领的是非。科学地区分中国资本主义中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民主革命战略方针的重要根据之一。否认两者的区别，提出“一个资产阶级论”，就否定了中国革命中这一为实践所一再证明完全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再者，国民党官僚资本及为它服务的蒋介石政府，是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进步”，使中国工业起飞和工业化呢？还是“扼杀中国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痛苦，社会生产力更加衰落”呢？是“有利于抗战和国计民生”呢？还是“利用抗战发国难财”，“造成民主凋敝”呢？是“把国家导向强盛统一”，“向前发展”呢？还是使中国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路上，并竭力“把中国历史的车轮向后推转”呢？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民主革命中能否正确区分敌人和朋友，更重要的还关系到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革命，要革什么人的命，和应走什么革命道路的问题。前述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问题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既抹杀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绞杀中国革命，遏制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也抹杀了官僚资本和为它服务的蒋介石政权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把中国拖到绝路”的历史事实。从而无法解释中国人民为什么要推翻，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历史进程。‎ 二 ‎　　‎ ‎　　一些人否定中国存在官僚资本这一历史事实，首先是否定抗日战争胜利前官僚资本的存在。例如有人提出，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贴上官僚资本的标签是不正确的”，“是把国共分裂时期（按：指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概念，应用到国共合作时期上去”，“是不适当的”。有人还明确提出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不要使用官僚资本，“还是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为好”。‎ ‎　　但官僚资本是旧中国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许多学者对此作过长期的专门的研究。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把清政府洋务派企业、北洋政府官办企业和国民党官僚资本都称为官僚资本。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用官僚资本这一名称来概括从洋务派企业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这一经济体系”的12；在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工业中的官僚资本一节的说明中指出：“中国官僚资本到国民党时期发展到了极高峰”13；陈真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三辑的副标题就是《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官僚资本创办和垄断的工业》，并在按语中指出了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极力收罗清朝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余孽”14。这些看法是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　　国民党官僚资本是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1927年蒋介石窃取了国家政权以后，“中国人民的财宫通过各种各样的剥夺方法，逐渐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这是铁一般的事实”15。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四大家族，正是依靠国家政权，采取政治强制的办法，逐步发展成为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这个官僚资本，不仅疯狂地榨取人民的血汗，而且“集历代官办工业和当时的法西斯德、日、意垄断资本的大成，继承他们的黑暗面”16。它在抗战前就已形成，抗战期间它大发国难财，战后又大肆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从而膨胀到了顶点，集中了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的财富。他们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在国外。1947年“据远东经济委员会某秘书说，英国财政调查结果，（中国）豪门资本在美国共有20万万美金之数，其中80%属于四大家族”17。1949年美国“银行界人士向国会议员们提出关于宋家和孔家在曼哈顿实际上积蓄了20亿美元的指控”18。又如在南美洲，孔家和宋家“各处都有各自的财产，包括大家知道的在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保罗银行的巨额存款。据说他们的财产还包括范围广泛的企业，如石油、矿产、海运和其他运输业中的股票，而投资重点在铁路和航空公司”，两个“经济上的要害部门”19。除美国和南美洲外，四大家族在欧洲和东南亚也都有他们的财富。《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宋子文“是世界上最富的人”20，苏联的《新生活报》也说他是“世界最富者之一”21。而宋霭龄，美国记者赛利文幽默地称她为“中国人民的钱袋”。22‎ ‎　　官僚资本这个概念，也并不是解放战争时期才提出来的。早在1923年6月瞿秋白所写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文就已提出。同年陈独秀写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也都提到了官僚资产阶级。1925年1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运动之决议案》，又有“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和“大商买办资产阶级”的提法。‎ ‎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是1935年前后形成的，但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官僚资本这个词在报刊上是不准提的。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华日报》在谈到官僚资本时，也只好用“ ××资本”来代替。但是，中共中央在1943年7月2日发出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已公开明确提出全国应实行“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23等新的经济政策。同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241944年4月，任粥时也指出国民党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向着扶植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挤，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农业与工业生产发展的”25。同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美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中指出官僚资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危害说：“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其迁至大后方者，亦因受买办大资产阶级官僚资本的压迫而无法发展”26。在国民党统治区，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由于社会舆论的谴责，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斗争，也终于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27。这些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性质早在建党初期便已明确，并且由此确定的政策也是一贯的。‎ 三 ‎　　‎ ‎　　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不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反而成为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不但没有使中国得到独立和自由，反而使中国的殖民地化日益加深，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由于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集中了巨额财富，成为旧中国“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28。这样，国民党官僚资本就“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29。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30，通过革命，它就“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31。因此，民主革命一定要将官僚资本作为革命对象，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在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没收官僚资本是前提。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人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没收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干。但是作为帝国主义经济附庸的中国官僚资本留给新中国的遗产是十分可怜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近代化工业设备只值人民币128亿元。（其中还包括部分民族资本）。1988年3月2日，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全国所有制时业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达到5,854亿元”。这个数字，较旧中国从建立近代工业开始一百年企间积累下的128亿固定资产增加了近45倍。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中国根本没有工业化的可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　　这一切表明，正确认识国民党官僚资本不仅有助于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理解。〔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　　‎ ‎　　（选自《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6期）‎ 第二节 “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 毛泽东论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　　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　　（选自《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注：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 ‎　　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于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行动群众，只有用枪杆于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于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火战争，不要枪杆于必须拿起枪杆子。‎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论正确武装斗争问题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 ‎　　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论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仟何帝国卞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同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山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在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以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闭，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节录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的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同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同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用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半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劝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汗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具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耍点：‎ ‎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显然弱，但是顺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潮，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来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列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友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及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闰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木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悄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冈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 毛泽东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列。谷了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广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论“围剿”和反“围剿”‎ ‎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汉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皮“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在这以前，中共中央已在8月3日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省委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暴动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接着，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集中力量，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个县发动，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在这支军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计约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　　这次起义同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它最初仍以夺取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计划的要点是：由各团分路出发，同当地农民暴动结合，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一举夺取长沙。起义在9月9‎ 日发动，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反动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 ‎　　这时，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他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　　当这支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前委将已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纵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官兵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毛泽东还派人同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取得联系。10月7日，他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广州起义。‎ ‎　　那时，张发奎部已南下进驻广州。在他的部队中，保留有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广州和它周围地区的工农运动在大革命高潮时又有较好的基础。11月间，张发奎同李济深黄绍竑部为了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爆发了战争。张部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作战，广州市内兵力空虚。留驻广州的教导团等革命力量已引起敌人的怀疑，如不迅速采取行动就有被解散或消灭的危险。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12月11日发动了起义。‎ ‎　　这次起义，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参加起义的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东工人赤卫队七个联队，还有市郊的部分农民武装。经过十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成立以苏兆征为主席（由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苏维埃”这个名词是从苏联搬来的，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这时，张发奎部主力急忙回师广州。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叶挺主张趁张部主力尚未开到前把革命武装撤出广州。这个正确主张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结果，起义军失去及早避开优势敌人打击的时机，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战士英勇牺牲。‎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起义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内部发生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是成功的。但实践又一次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企图坚守大城市，结果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为什么在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井冈山的斗争不仅能坚持下来，并且能得到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　　‎ 井冈山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原在这里的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部队虽然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性质，但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 ‎　　当毛泽东率部到达这里肘，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在中国南部，李宗仁部同唐生智部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当地的军阀部队纷纷北调，湘赣边界空虚。毛泽东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他在1927年11月上旬主持召开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因为自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只剩下一些避难散居的党员，而没有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　　正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　　这次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参加这次会师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接着，又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反动统治在南方相对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兰前之敌，反对分散兵力，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　　由于这些策略适当，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尽管前来“进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达到十八个团，但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四个月的周旋，却接连击破敌军三次“进剿”。最大的一次胜利是6月23日的龙源口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这次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　　前敌委员会特别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红四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一是旧军队。为了把他们教育训练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军首先从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着手。党的组织分军委、团委、营委、连支部四级，班有小组，党员人数发展到约占全军的四分之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项常识，知道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献的，而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群众服务，因此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并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第三节 日本大举侵华和红军的战略转移 毛泽东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在一九三○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论红军长征 ‎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队，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五天，继续北上。这里已是四川境内。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使其他部落保待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十七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三百四十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二十二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　　过河后，他们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四方面军是在4月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的）。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都出席了大会。‎ ‎　　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通过这个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　　本来，在两大主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加，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人左左，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后却处处作梗，借以要挟，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职位，但暗中仍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3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一、三、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馁交加，体质已十分虚弱，很多人牺牲在草地中。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　　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　　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月17日，先锋部队攀登悬崖陡壁，袭击国民党守军侧背，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随即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月19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月初，他们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已不足三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他们在长征途中，还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 ‎　　林和生 ‎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在我国东北爆发的“柳条沟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公开走上发动侵略战争道路的标志。从此日本成为新的世界大战在远东的策源地。这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拟就这次事变爆发的原因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一九二七年金融危机和东方会议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奏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天佑”，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繁荣。但同时，产生各种危机的因素也在大战后期迅速成熟。1920年春，日本首先爆发了经济危机，随即美英等国也相继卷入，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日本来说，这次危机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三年，仍无好转。‎ ‎　　接着，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于是其经济又受到新的打击。这次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城市几乎化为焦土，京滨工业区毁于一旦。震灾波及一府八县，致使日本工业生产、商业、金融陷于严重紊乱。‎ ‎　　当时山本权兵卫内阁，为收拾经济残局，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给资本家发放救济贷款，支付损失赔偿费，对震灾票据予以再贴现。半年中，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银行共支出震灾支票贴现款4.3亿日元，贷款13亿日元。1另外，还向美国借款5.5亿日元，利息高达6厘5，时称“国耻公债”。由于实行这些措施，日本经济到1924年才趋于稳定。‎ ‎　　1920年经济危机是日本资本主义危机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大战中膨胀起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产物。由于历届政府采取膨胀政策，没有充分清理所造成的后果，使危机持续时间较长，这就为以后的经济危机进一步酝酿了条件。‎ ‎　　1927年3月，日本议会在讨论清理震灾票据时，披露了一些银行经营不善的情况。以此为开端，各银行相继发生挤兑，提存之风波及全国。东京、横滨的中心银行濒临破产。4月初，在台湾具有发行纸币权力的半官半民的特殊银行──台湾银行，因受到铃木商店破产的影响也濒于倒闭。一场空前深刻的金融危机又席卷了整个日本。‎ ‎　　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日本政府推行膨胀政策和救济政策的恶果。通货膨胀虽阻止了物价下跌，但不利于恢复经济，致使各种矛盾激化。特别是被称为“经济之癌”的震灾票据，成为日本经济界的负担，当时尚有二亿日元的震灾票据未整理，许多银行为此周转不灵，只是在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援助下才得以继续经营。当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政策时，物价低落，利润下降，银根紧张，促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　　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小银行破产，银行加速趋于集中。1925年银行数为1534个，1928年为1028个，1929年为878个。2财阀系银统治力量的增强尤为明显，1929年五大银行控制了全国普通银行存款的34%，贷款的27%，有价证券的40%。3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到工商业和农业，许多工业企业歇业，减产或限制生产，商业呆滞，资金周转困难，农村购买力减退，整个经济出现萧条、停滞景象。‎ ‎　　为了从危机中挣扎出来，统治者开始谋求新的出路，因此，确保及扩大中国市场，已成为当时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优先考虑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中，政友会和三井财阀、棉织业资本加紧勾结，伙同军部势力指责币原的“软弱外交”，认为若礼次郎干涉中国不力，于是以议会否决救济台湾银行法案，推翻了若内阁，抬出了以积极推行侵略中国政策而出名的政友会总裁、长州军阀田中义一出任首相，企图执行更富有侵略性、更专制的对内对外政策来摆脱日本的困境。‎ ‎　　田中内阁上台后，在全国普遍设立了以反对共产主义为主要任务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并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将原来最重的十年徒刑，改为死刑和无期徒刑。开始肆无忌惮地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迫害工人运动，甚至连民主主义者也不放过。白色恐怖猖獗一时。‎ ‎　　在对外政策上，田中义一把解决“中国问题”做为自己最重要的课题。田中内阁一成立，对中国采取的第个行动就是5月28日向山东出兵，其意图在于阻止北伐军进军山东，确保日本在山东的权益。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务省、陆海军首脑部及其侵华派出机关驻中国公使谊、奉天总领事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等主要负责官员森恪、芳泽谦吉、吉田茂等人。田中一手炮制的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总括了会议的主要精神。这个纲领一开头就声称，日本”对于中国本土和满蒙，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区别对待”，“日本在满蒙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利益。”4一言以蔽之，日本的“根本方针”就是要使东北和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纲领还确定了日本在中国怂恿军阀相互斗争，坐收渔翁之利，同时以军事干涉保护在华权益的方针。这次会议是一次策划侵略的会议。‎ ‎　　《田中奏折》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产物，虽然该文件的真伪尚未断定，但是该文件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即侵略并开发中国东北、蒙古的方法、步骤以及引言中所揭明的日本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亚洲及至染指世界的野心，则是与东方会议精神相一致，且与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相吻合。看来这决非偶然巧合。‎ ‎　　东方会议后，日本加速了其侵华步伐。田中内阁共三次出兵中国。1928年5月，日军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野蛮地杀害中国军民5000多人。此后，中国人民把自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由英国转向了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济南事件可以说是直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为止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 ‎　　192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指挥下，日本工兵炸毁了张作霖的专车。日军原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北，建立傀儡国，只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才中途止手。这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预演。‎ ‎　　田中内阁的黑暗统治在国内遭到非议和抨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对田中的专横表示不满，加之干涉中国革命失败，田中内阁动摇了，并终因炸死张作霖的拙劣手法而垮台。田中内阁的下台并没有终止日本走向发动战争的道路，相反，日本统治阶级在侵略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了。‎ 二、一九二九年经济危机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起因 ‎　　1929年10月，以纽约股票市场大暴落为开端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波及世界。这次延续四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一次工业、农业和银行信贷业的并发性危机，因此，危机涉及面极广，致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二千五百亿美元的损失，工业生产下降了40%，国际贸易减少了三分之一。资本主义各国共有四千多万工人失业和数千万农民破产，在危机的年代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　　1930年春，经济危机也波及到日本。比之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早一年便达到了危机的顶点。其危机的深化程度来得如此迅速，正如当时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吕荣太郎所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急速而高度地发展和农业方面受到局限而低速增长——这种发展速度不均衡的激化——在这里存在着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的致命的矛盾”所造成的。5而1929年底日本政府解除黄金出口的禁令和财政紧缩政策，更加快了危机发展的步伐。‎ ‎　　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打击所带来时厄运，除在国内采取一些直接时弥补措施外，极欲要求把主要的力量用于向海外掠夺资源，要向殖民地人民转嫁危机。以军事侵略手段谋取殖民地利益，是自日本资本主义确立以来就具有的显著特点。在经济危机中发展起来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政府和重要产业统制法的支持下，运用国家权力，尽力发展军事工业，使日本的产业经济已纳入到军事化的轨道。从1929年到1931年期间，陆海军的经费在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在输入贸易中有关军需费用所占的比率，从1928年的39%，增长到1929、1930年的41%。6重工业则侧重于战车、船舰、飞机、汽车等军事工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从而建立了“总体战”体制的基础。‎ ‎　　经济危机的巨大影响，使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反政府、反财阀，反寄生地主的斗争风起云涌。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次数，1929年为一千四百零八起，1930年为二千二百八十三起，1931年，则增加到二千四百一十五起。7‎ ‎　　在农村中租佃斗争此起彼伏，1929年共发生二千四百三十四起，1930年为二千四百七十八起，l931年则达到三千四百一十四起，8而且斗争的锋芒已扩大到以中小地主为对象的反撤佃斗争上。‎ ‎　　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中，也掀起了要求降低地租、水电费、房租、煤气费，确保土地房屋的租赁权等保卫生存的斗争。‎ ‎　　经济危机也影响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广大地区。中国东北、台湾和朝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的民族运动方兴未艾。特别是中国东北受农业危机对影响，农业生产濒于破产，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统治，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斗争。在蓬勃发展的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反日的民族情绪日渐增长，他对满铁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拒绝日本在东北修建新的铁路。同时又制定了一个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修建计划，即所谓“包围满铁线”，以打破日本经济上的垄断。‎ ‎　　在台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也日渐高涨。台湾高山族同胞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反动统治者残酷的压榨，于1930年11月举行了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雾社起义。起义虽然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镇压下去了，但台湾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洽，在中国人民近代反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1929年11月，朝鲜爆发了由全罗道光州学生事件引起而遍及全朝鲜的民族革命运动，动摇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显示了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决心。‎ ‎　　日本除向殖民地进行投资外，其余投资则大都集中在以“满铁”为中心的中国东北地区（约占总对外投资额的70%），这一地区既是日本轻工业和机械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重化学工业的原料基地，因此，日本统治阶级把中国东北视为日本经济的“生命线”。然而由于经济危机和中国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的高涨，使得以大豆为中心的“满铁”货物运输激减。1931年南满铁路的收支开始出现了很大的赤字，这就引起了日本对华利益对危机感。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转移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视线，在“满蒙危机”的声浪中，日本统治阶级向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欲望急剧膨胀。以武力侵略东北并以此来“改造国家”，已经不仅是军部和法西斯右翼势力的要求，也是政府、垄断资本及其政党和地主的要求了。‎ ‎　　这样政府便和一批靠着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军需生产发家的新兴财阀（日产、日氮、森、日曹、理研等），以及军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积极支持法西斯势力，主张革新国家、扩军备战，企图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摆脱危机，获取军需工业带来的高额利润。‎ ‎　　1930年9月，籍由伦敦条约问题而引起纠纷之机，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中的一批少壮校、尉级军官为核心，组成了法西斯阴谋团体——樱会。樱会的纲领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标”，为此，必要时“不借使用武力”。91931年3月，樱会核心人物桥本欣五郎中校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勾结，在陆军中枢部实权派的支持下，制定了一个政变计划，企图建立以宇垣一成陆相为首的军部政权，这就是所谓的“三月事件”。这次政变因受挫而未能实现，但其主谋者并未受到任何处罚，同时事件的真相也被掩盖起来，这样就使陆军内部的右翼势力受到鼓舞，加速了他们想用直接行动改造国家，向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　　正当日本国内秘密地处理“三月事件”的时候，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则在军部的指使下着手拟定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他们设法制造进行军事行动的机会，妄图把中国东北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　　为了给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提供“理论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者大造舆论，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宣称“满蒙”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甚至于不惜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 ‎　　在日本军部的直接示意下，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积极进行着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从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三年时间里，以板垣、石原为首的关东军参谋，组织了四次所谓“参谋旅行”，秘密地侦察了中国东北的各军事要地。制定了详尽的侵略计划。为了尽快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寻衅，不断制造事端。1931年4月的“万宝山事件”，6月发生的“中村事件”，都是由关东军一手挑起的。正如板垣、石原等人炮制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中所表白的那样，要“在东北四省内进行某种策动，并尽可能利用此种机”以武力达到占领“满蒙”的目的。10‎ ‎　　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遥相呼应，日本军部在国内进行了一次大的人事调动，以此配合关东军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1931年8月1日，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8月18日，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两个人都是日本陆军内部的所谓“中国通”，是侵略中国的老手。对他们的任命，意味着“某种策动”即将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已迫在眉睫。‎ ‎　　从1931年夏天起，日本国内就有这样的传言：“‘满州’最近将会发生事情”，“关东军一定要搞一下”。11果然，1931年9月18日夜十时二十分，在沈阳市北郊的柳条湖村附近，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事发生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进行突然袭击，迅速占领了沈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　　‎ ‎　　（选自《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　　（一九三一年八——十一月）‎ ‎　　南京政府对于日寇这个空前进攻的唯一办法，是不抵抗和依赖国联。在事变之前。政府已“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事变发生，“我军向政府请示办法，政府也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见南京出版的新亚细亚第三卷第一期记者自白）。在事变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说：‎ ‎　　“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见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演词）‎ ‎　　国民政府公开声明：“现在政府既以此案件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见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军民书）‎ 蒋介石更相信：“……国联这一次开会，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张，找得和平的路径，使东亚和平，以至世界和平，不致为日本一国所破坏。”‎ ‎　　又说：“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事，且在未至战争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气。”‎ ‎　　“我们在精神上已有最大的胜算，无论敌军怎样强大，怎样来威胁我们，我们只是处之坦然，……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横暴不足畏，威力不足屈，我们要和平奋斗，以捍御此次的国难，以拥护国际的公约。”（见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演词）‎ ‎　　这些都是不抵抗和依赖国联政策的铁证。这种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对外政策，在国民党的宣言中也明显的表现出来。它说：‎ ‎　　“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伸张正义与公理。……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除依据决议……外，并履行中国方面关于该决议之其他一切义务。……并望国联于此次开会时，执行盟约第十五及第十六条之规定，迅速予日本侵略行动以有效之制裁。更希望非战公约与华府九国条约签约之友邦，履行其各该公约上之义务。”（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 ‎　　南京政府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另一表现，是关于建立锦州中立区问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寇因为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已顺利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它又向锦州进攻，并收买流氓袭击天津。政府为着贯彻不抵抗和依赖国联到底，于是由当时的外长顾维钧电令日内瓦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军不要继续进迫，而以中国驻军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这个投降的计划，虽然为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失败了，但南京外交当局顾维钧却在致友人电文中，表示“不胜感慨”！‎ ‎　　（选自《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一四页）‎ 遵义会议研究述评 ‎　　冯建辉 ‎　　近年来，由于1935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手稿等重要历史文献的发现与公布，以及当年一些会议参加者所写“回忆录”的发表，为进一步了解遵义会议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契约基础上，党史工作者对遵义会议 及有关总是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年初在贵州召开的纪念遵义会议学术讨论会，交流了这些研究成果，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新的研究课题。‎ ‎（一）‎ ‎　　对遵义会议及有关总是的研究的新成果，除已为人们熟知的关于开会时间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两项外，仅就笔者见闻，分八个问题概述如下：‎ ‎1、关于长征是怎样开始的问题 ‎　　过去通常讲长征开始是党中央和红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现在看来，这样说不准确。十来万人不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齐出动。事实上，党中央是有关年左右时间作了准备的，而广大指战员确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　　陈云同志于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载：“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接着作者叙述了从5月开始扩军，8月兵工厂、被服厂日夜准备等情况。‎ ‎　　伍修权同志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讲：“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谈话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接着作者叙述了6、7月间派出红七军团与红十军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8月命令红六军团转移湘鄂西等军事行动，指出这“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大转移”。‎ ‎　　程子华同志回忆，1934年4、5月，中央就着手战略转移了。5月，周恩来同志派他到一个部队去工作时，告诉他准备离开中央苏区。‎ ‎2、关于通道转兵问题 ‎　　过去的习惯说法是，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到通道，党中央在那里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提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会议经过争论，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即所谓“通道转兵”。‎ ‎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单位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觉得上述说法缺乏根据。他们认为，中央在通道境内开过会，但并没有“转兵”。红军经过通道以后，进军路线有所变化，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基本目标并未放弃。1934年12月14日，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中央仍发出致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火急”电，命令他们“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即中央红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15日占黎平后，军委命令各军团继续突破敌固守清水江和沅江的第二道防线，仍然计划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这个计划一直到17日未变。‎ ‎　　17日中央到黎平，1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主张，决定不与二、六军团会合，转向黔北。黎平会议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定“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是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3、遵义会议后两次组织变动情况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然而这一新的领导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而是在遵义会议后经历了两次中央组织变动的过程才确立的。‎ ‎　　第一次，鸡鸣三省，博古交权。遵义会议后，红军西渡赤水（一渡赤水），2月5日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名曰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才交出领导权。伍修权同志1985年1月14日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答学者问时，详细讲了这段历史情况。他说，到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张闻天同志首先提出要改变博古同志的领导职务，认为博古不能再当党中央总负责人了。毛泽东同志听到张闻天同志的意见后找周恩来同志商量，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张闻天的意见，并提议由毛泽东同志来接替博古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表示不行，还是要张闻天负总责，说应该帮助张闻天。就这么商量商量定来来了，也没有经过什么会议。周恩来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一次讲话中也讲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　　第二次，再占遵义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1935年3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要不要向西南打打鼓新场的敌人？当时发生了争论。很多人要打，毛泽东同志主张不打。大家否定了毛泽东 的意见。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看，打打鼓新场的敌人是完全有胜利把握的。但是距此地区不远处三面有敌人重兵，我们打胜了也占不住，反而丧失了“走”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当晚打着灯笼去找周恩来同志，讲不能打的道理。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第二天开会，说服了大家，没有打打鼓新场。这一事实说明，在当时紧急的战争环境中，党中央在军事上作出正确的适时决断，对全局是至关重要的。‎ ‎　　当时领导上还存在个问题，过去博古当权，独断专行。张闻天同志负总责后，什么事情都要找许多人在一起开会，形成许多人“集体指挥”（《遵义会议文献》第69页），毛泽东同志说这样不行，还是要成立个几个小组。张闻天觉得自己军事上“外行”，表示“很赞成”。于是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上述情况，张闻天同志在1943年12月16日写的延安整风笔记和周恩来同志1972年5月10日的一次讲话中均有涉及。‎ ‎4、对遵义会议会议以后确定张闻天同志负总责一事怎么看 ‎　　过去讲到张闻天同志与遵义会议的关系时有一种说法：一是单纯强调张闻天是在长征路上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帮助才转变的；二是张闻天作党中央总负责人似乎是出于人为的策略性的安排。现在提出新的看法是：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后成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什么人为的策略性的安排。张闻天同志能够有那样大的思想转变并且在遵义会议上起到重要作用，不光是毛泽东同志帮助的结果，也是张闻天同志自身思想发展的结果。‎ ‎　　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等单位的同志指出，张闻天同志是六届四中全会回国的（过去说张参加了四中全会不确）。从张闻天回国后到长征前发表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看，他和博古是不一样的，主流虽“左”，但也有不少反“左”的意见，如1932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等文章，指出“左”的关门主义是革命文艺运动的“最大障碍”，尖锐地批评了“党八股”。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张闻天同志比较注意接触实际，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发生了分歧。如：他赞成富农分坏田，但反对给新富农分坏田和侵犯中农；他赞成肃反，但反对乱抓乱杀；在经济政策上，他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但又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利用等等。特别是在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张闻天同志反对博古对待中间势力的过左政策。‎ ‎　　正因为如此，在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同志就开始了和毛泽东同志的合作，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有张闻天、王稼祥参加的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所谓“中央队三人集团”。长征路上，张闻天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为“左”倾错误辩护，张闻天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反报告”，与毛泽东同志作了很好的配合，从而促使遵义会议圆满成功。遵义会议确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不是偶然的，“决议”能够系统地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有力的批判，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也决不只是客观的记录，而是包括了张闻天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在我党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转折时期，象张闻天同志这样一位从“左”倾错误中迅速分化出来并且和“左”倾错误作了积极斗争的中央领导人，被确定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是历史发展的合理结果。‎ ‎5、关于遵义会议有无“记录”问题 ‎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遵义会议根本没有记录。参加遵义会议学术讨论会的许多同志认为，这不是充足理由，还不能肯定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只能说“尚未发现”。军事博物馆和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等单位的同志提供了如下线：（1）杨尚昆同志在接待军事博物馆的同志访问时说到，建国初期他曾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有关人员提出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会议的问题，他当时不记得了。回北京后，曾问过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说邓小平同志参加了，他还作记录嘛。（2）南昌起义参加者黄霖，后来到延安曾负责整理保管文件，他说亲眼见过周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记录。（3）李卓然同志讲，他见到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作了记录。‎ ‎6、关于邓小平同志参加遵义会议的身分问题。‎ ‎　　过去说，邓小平同志是以《红星报》主编身分列席遵义会议，会上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现在经过有关部门对历史档案和有关人员的多方查证，确认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前就是党中央秘书长，他是以党中央秘书长身分参加遵义会议的。‎ ‎　　长征开始时，党中央秘书长是邓颖超同志。由于她身体不好（患肺结核病），1934年底党中央秘书长一职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又由刘英同志（‎张闻天 夫人）担任了这个职务。邓小平同志随后到一军团当宣传部长。‎ ‎7、关于四渡赤水战役问题 ‎　　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由被动变主动的关键性战役。在我军只有三万多人而敌军有一百六十八个团、四十余万人，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我军从1月下旬到5月上旬三个多月中，往返四次渡过赤水河，进行了大小四十多次战役战斗，歼敌一万八千多人，然后巧渡金沙江，胜利地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 ‎　　然而过去的四渡赤水战役的讲述和研究中，由于不适当地用文学性的形容语言代替历史分析，存在着不够科学之处。如说四渡赤水“用兵如神”，认为三渡赤水就是为了四渡赤水，好象一切都是为了调动敌人而事先安排好的。针对上述问题，有些同志指出，四渡赤水中也有些战役战斗失误，一渡赤水本来是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遭到敌人堵截过不去了才二渡赤水。再如四渡赤水与调出滇军、威逼贵阳的关系问题，从时间上看，四渡赤水是1935年3月21日至22日，而蒋介石是1935年3月24日才由重庆到贵阳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关于威逼贵阳的决策只能产生于四渡赤水之后，而不可能预测到蒋介石何时必然来到贵阳。‎ ‎　　不少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同志指挥四渡赤水战役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事先的庙堂算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在于作战过程中根据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临机处置，灵活用兵。在四渡赤水战役的进行中，具体选择的落脚点有所变化，但总的作战原则是为了完成战略转移。因此，作战基本方针是运动战。毛泽东同志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特别辩证地处理了“打”与“走”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走”是为了“打”。而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则“走”是主要的，“打”服从于和服务于“走”，“打”是为了“走”。‎ ‎8、“北上抗日”作为行动口号是何时确定的 ‎　　过去有些说法，如：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长征路上和张国焘的分歧是南下逃跑还是北上抗日等，看来是不准确的。在遵义会议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如下四点认识：（1）长征以前我党中央虽然提出“北上抗日”，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只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口号，长征开始并没有把“北上抗日”作为行动口号；（2）遵义会议上也没有提到“北上抗日”问题；（3）后来与张国焘的“北上”与“南下”之争，双方也还都是考虑如何保存革命力量，找个适合的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的主张是积极的，正确的，张国焘的主张是右倾逃跑。但直到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前，中央也还没有明确北上是为了走上抗日前线；（4）“北上抗日”的政治口号在长征中我们并未放弃，但作为行动口号是何时确定的，怎样确定的，有待进一步查证、研究。‎ ‎（二）‎ ‎　　纵观近年来遵义会议的研究情况，如果把遵义会议的史料发掘和细节的考释称为“微观”方面的研究，把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的总结称为“宏观”方面的研究，那么我认为，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遵义会议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总的感觉是微观方面研究下的功夫多，成果甚丰。相比之下，宏观方面的研究似嫌不够。‎ ‎　　史料工作很重要，占有一定的史料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基础。然而史料工作与历史细节的研究要紧紧围绕加深对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认识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中心。与这一中心有关系的史料和细节，要舍得花力量去研究；而与这一中心关系不大的史料和细节，则不一定要穷追不已。如鸡鸣三省究意是那个居民点这样的问题，能够搞清楚当然好，一时不清也无关大局。我甚至认为，对有些事物，在没有条件搞清楚以前，宁肯存疑，或让它们以模糊形式存在，可能比没有把握的明确表述更好些。‎ 遵义会议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宏观方面。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对历史上伟大事件的认识可以而且应该逐步深化，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科学。人们对于历史经验的汲取，也会随着时代要求的没而有所侧重。‎ ‎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介导下，党史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宏观方面研究遵义会议，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实现遵义会议的伟大转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既不象李德污蔑的那样，是什么“宗派主义的产物”；也不象某些人宣传的那样，仅仅由于领袖个人的“高明”。从根本上讲，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党在1935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找到了经验，提高觉悟的结果”。作为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主要代表的毛泽东同志，成为全党的实际领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党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　　又如在遵义会议处理常内矛盾的问题上，有些论者针对过去片面宣传“策略”、“机智”、“斗争艺术”的倾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毛泽东同志以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博古等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再现，指出这一批老革命家，尽管有的坚持正确主张而受打击，有的不同程度地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但是他们都能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以革命大乙为重，处处出以公心。笔者认为，这正是遵义会议处理党内矛盾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所在，也是我们党得以产生“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正确方针的基础。无视这个根据条件和基础去搞“党内斗争”，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从宏观方面研究遵义会议仅仅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努力。如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时认识状况是怎样的，就需要作更准确的具体的分析。这个总是涉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整个认识过程，前几年虽然有所讨论，但未能很好地展开。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过程搞清楚了，对遵义会议时的认识状况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从而对许多总是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 ‎　　再如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乃至博古等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遵义会议前后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两个认识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一是我们不应该回避有些老革命家与“左”倾错误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不是神，同样其他的老革命家也不是神。他们都是伟大的人，同时又都是普通的人，人年有的一切他们也都具有。由于历史条件、认识条件、思想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几十年的革命征途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二是原封不动地搬出这些老革命家在一家历史条件下自我批语的话，作为认识他们当时状况的主要根据，这也不行。老革命家们的自我批语当然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但也包含严于律己的万分。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的自我批语百分之百的科学准确，那也只是讲的问题一面，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全面情况。我想，我们只有把一批老革命家的思想发展过程搞清楚了，才能从多角度全面地反映我们党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 ‎　　还有，遵义会议是个伟大的历史转变，然而这一历史性却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存在着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复杂矛盾和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部署，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调动全党同志的积极性，团结战斗，胜利完成了万里长征的伟大战略转移。认真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生动学习，并对我们今天实现新的历史性转变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　　（选自《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第四节 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和高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节录）‎ ‎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　　‎ ‎　　……‎ ‎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 ‎，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放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件，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　　……‎ ‎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从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九一八”与“一二九”学生运动比较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孙思白 ‎　　‎ ‎　　我国青年学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发动过多次的革命斗争，写下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光辉篇章。但是，历次发生的学生运动在革命进程中的影响与作用，并不都是一样的。随其规模的大小、时间的久暂、指导策略的正确与否等等，其作用的广狭、深浅和强弱，各不相同。作为一项历史课题，我们可就某些斗争高潮进行些分析比较，从中得出些规律性的认识。也许不是全无意义的。本文拟仅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两次学生斗争高潮──“九一八”与“一二九”时代的学生动动，试作些比较性的探讨。‎ 一、学生运动与党的领导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曾涌现出两次学生运动的高潮：一次是1931年东北事变引起的“九一八”学生斗争高潮，一次是1935年华北危机引起的“一二九”学生斗争高潮。这两次高潮有共同之点，那就是：（一）都是在革命低潮期中由于民族危机刺激而爆发起来的。（二）都是全国范围的学生风暴。（三）都给于阻挠抗日的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四）斗争的精神都是英勇的、悲壮的。但是两次学生运动发展的情况及其结果和影响却并不相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革命作用和影响比“九一八”的那次大一些。刘少奇 同志评价一二九运动时曾说：“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结束了中国的反动时期，开始了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涨。”又说：“由‘一二九’到‘七七’中间有十九个月之久，保持新起的革命运动如此之久，也是由于执行了小心谨慎的正确策略的结果”。还说：“一二九运动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1少奇同志这些话的意思是：（一）一二九运动不仅是学生斗争的高潮，而且成为全国革命高涨的起点。（二）一二九运动不是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而是得到持久的发展。（三）“一二九”的知识青年找到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少奇同志概括出的一二九运动的这些特点和优点，九一八学生运运动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九一八学生运动，来势很猛，规模也很大，但是消失的也很快，没有能持久地发展，以带动起全国革命的高涨，而只成为革命低潮期中白区里的一道闪光。因此，九一八学生运动虽然短期内也曾轰轰烈烈，也是当时革命运动的一个方面军，但是它没能象“一二九”那样影响广阔。‎ ‎　　学生运动能不能持久与扩大，这取决于客观形势是否成熟和主观指导是否正确。所谓客观形势，概括地讲，就是指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效力是否照旧不变？反动统洽者之间，是否暴露出矛盾的缺口，出现了政治危机？被压迫人民革命的积极性是否大大提高？所谓主观条件，应当是指革命领导机关的策略是否正确，工作是否有错误而言。“九一八”的学生运动没有能促成全国革命的高涨的出现，而使学运自身得到持久的发展，是否它没有具备那样成熟的客观条件呢？当然不是。当九一八事变激发起全国学生怒潮的时候，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反动统治并不是巩固的，反革命营壘正演着宁粤对峙的重大分裂；国内的阶级关系开始起着变化；某些中间势力产生了一定的抗日要求。就革命的力量说，白区的党的地下组织有了某些恢复；中央红军已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攻，其他红色区域也取得了大小不同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正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着。这就是九一八学生运动所处的客观形势。它虽然还不及后来“一二九”时代那样更加成熟，但是就在这样客观形势造成的条件基础上发生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果得到正确的指导，不是不可能成为全国革命高涨的号角，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风暴掀动起来的。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统治。“左”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到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形势的分析作出错误的估计，他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保卫苏联”的口号，从而脱离了群众的抗日要求，把中间派别看成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讥笑当时出现的“组织国防政府一致对日”的呼声是资产阶级的欺骗。因此，他们就不能以灵活的策略，去联合一切抗日的社会力量。与上述错误路线相一致，“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白区的工作中醉心于“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展开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甚至要求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他们对当时兴起的学生运动不能给以应有的关怀和正确的指导，不是强调无条件的斗争，便是把他们只看作是工人罢工运动的配合，让他们自生自灭。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当时的学生运动遂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之下，迅速低落下去。所以，“九一八”的学生运动之所以没能发展壮大，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成熟程度的不足，而在于主观指导方面的错误。这是研究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极应注意的教训。‎ ‎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成为学生运动史上成功的运动，其客观条件固然已经比“九一八”时更加成熟，例如华北危机的严重已远远超过了东北事变时；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已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痛恨。同时，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也随着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八一宣言的发出而在要求抗日的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成动更重要的还在于具备了主观条件。自中国共产党奠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以后，党便逐步纠正了“左”倾领导者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分析，从而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白区党组织在刘少奇同志的具体领导下，按照“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进行工作。华北地下党在一二九运动之前，便进行了艰苦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当八一宣言 发出之后，华北地下党更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转变了自己的工作，力求肃清白区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残余。在一二九运动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春夏之间，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来到了华北，领导北方的工作。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少奇同志和华北局的具体领导之下，不断地纠正运动中的“左”右偏差，灵活地采取各种斗争形式；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打破汉奸亲日派的各种破坏活动，把学生群众的斗争和各界人民的抗日要求紧紧地配合起来，并为革命的学生指出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样，一二九学生运动便得到不断地扩大、提高，一浪接一浪地向前发展、壮大，并成为全国革命高涨的起点，使一二九运动具有了划时代的政治意义。由以上的对比可知，学生运动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这领导是对内外形势具有精密洞察、科学分析的正确领导。‎ ‎　　‎ 二、斗争形式的多样化 ‎　　‎ ‎　　少奇同志说，一二九运动保持“如此之久，也是由于执行了小心谨慎正确策略的结果。”从广义上理解，“正确策略”应是包含着对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及各种工作方法。这里首先研究一个学生斗争形式问题。‎ ‎　　学生运动中每一斗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应根据党在白区工作中的路线方针，学生群众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当前斗争的具体目标而加以审慎地抉择。学生运动有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不言而喻，这个“法”是那时统治阶级的法；反动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定群众行动是“合法”或非法。学生们游行请愿，不同于武装暴动，原本是“合法”的，但仍然有可能受到镇压。因此又可以作这样区分：学生在校园以内的活动，合法性多些，走到街头的行动，非法性多些；不超越学生一般生活常规，合法性多些，打破生活常规的活动，非法性多些。一般地说，合法性越多，遭到反动派镇压可能越小，否则就越大。‎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应遵循党在白区中的工作方针，做到持久发展，既能扩大政治影响，提高群众觉悟，又能锻炼提高学生干部，以达到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目的。因此，领导机关必须根据情况把学生斗争的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合法形式和非法形式灵活巧妙地结合起来。‎ ‎　　罢课和游行示威，是学生斗争的高级形式，反动统治者常常是把它作为“非法”的看待。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在采用这种形式时，有必要作周密的考虑。要考虑哪些呢？我认为应考虑：（一）多数学生群众的情绪是否高涨，或是否能在行动开始之后高涨起来。（二）学生的行动是否能争取到某些社会阶层的同情。（三）学生行动除提出第一个要求达到的目标外，还须准备一个次要目标（如一二九运动中提出的实行国难教育方案）。第一个目标如果不可能一时争取到，就要作达到次要目标的计划，以便乘胜收兵。（四）在乘胜收兵之后，应把学生的活动纳入其他的各种低级形式中来，以等待足以引起高级斗争的新课题出现，好使学生的情绪永远处于饱满的状态。为什么要考虑这些情况呢？这是因为，学生运动不是革命的主力军，不能期望单纯依靠学生的斗争就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在白色区域内，学生示威是以非武装的群众来向武装的反动统治者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所能起的作用，基本上不外几点：（一）它能给尚未觉醒的群众和正在觉醒的群众一种强烈的刺激，起到鼓动和宣传的带头作用。（二）学生群众通过艰苦斗争初步提高了目己的觉悟，锻炼了自己的革命意志，从中涌现和培养出大量革命干部。（三）给反动统洽秩序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对学生运动作用的要求就是这些。超出这个限度，便是不适宜的。这里我们要问，白区学生运动为什么能够给反动统治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呢？第一、学生运动的正义性，能够博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同情；第二、学生在社会上的纯洁地位，使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不能发生很大的效用；第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学生的出身关系，使他们与社会上层的联系较多。由于这些因素，反动统治者每每把学生运动当作比较不易处理的问题。一般说来，在一定的限度内，统治者为了掩盖其反动本质，对学生群众的大规模镇压，是多少有所顾虑的。这种顾虑，当然不是发自善心，而是反动统治者的反动本质中所固有的弱点。学生运动应该善于利用这一薄弱处，作为自己展开工作的有利条件，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反动统治者对学生运动的高级斗争形式，是害怕的，特别害怕学生到下层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因此，学生运动的高级斗争形式，如果不是在有利条件下发动，如其不会乘胜收兵，那这种斗争一方面往往会脱离中间群众，另方面遭到镇压和摧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当学生运动在具备了有利条件的时候，必须毅然地、毫不畏惧地采取高级斗争的形式，否则，学生的觉悟不可能提高，政治影响不可能扩大。自然，即使在有利条件之下的高级形式的斗争，也不能完全避免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但这种牺牲是完全必要的，它和不具备有利条件的冒险主义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反对前者，但却坚决地主张后者。‎ ‎　　1935‎ 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灵活的、多样形式的一个典范。在此以前，“九一八”时的学生运动，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游行请愿，特别是到南京去请愿。那时全国各地的学生，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奔向南京，在短短的三个多月内，汇集到南京来请愿的学生，有八九万人，大大小小的请愿活动，有一百余次，并有三次各地联合举行的大规模的请愿高潮。2在这种“请愿”之外，虽然也有检查日货、宣传团、义勇军等的组织形式，但是，与游行请愿的形式比较起来，显得很不重要。这种大游行，在反动派的第一次残暴的血腥镇压之下，戛然而止，九一八的学生运动，便结束了。“九一八”学生运动的斗争方式，看来是过于单调和板滞，而不够灵活。这是它没能持久发展的原因之一。一二九运动便不是这样。它采取了高级形式的罢课、游行示威和农村宣传，同时在高潮过后，还交替采取了非高级形式的读书会、座谈会、歌咏团、假期旅行、行军训练、露营、节日纪念、壁报、展览会、街头剧、民众夜校、清寒食堂等等斗争形式，从而使学生的斗争情绪，永远呈现着饱满的状态。‎ ‎　　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十九个月内，采取高级形式的斗争计有：1935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和总罢课，1936年的南下扩大宣传、三·三一抬棺游行、六·一三的示威、一一·三援绥罢课、一二·一二的大示威。除三·三一抬棺游行一次略出现了预料不及的疏失外，3其余各次的示威游行罢课基本上都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所出现的新课题而发动的，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的同情。例如为反对当时日寇增兵华北而进行的天津“五·二八”和北平“六·一三”游行，都是很成功的行动。它不仅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甚至撼动了当时宋哲元的态度。4‎ ‎　　“一二·一六”之后，北平的学联领导机关针对着南京政府要学生到南京“领训”的阴谋，把运动引导到转向农村宣传；“三·三一”之后，鉴于学生所遭受的挫折，把运动引向自我训练与自我教育；等到学生的元气有了恢复，又抓住了新的课题，举行了“六·一三”和“一二·一二”示威。客观形势不断地提出新的斗争主题，斗争形式也跟着改变，这是一二九运动能够持久发展的原因之一。‎ ‎　　‎ 三、利用对方的矛盾 ‎　　‎ ‎　　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利用对方营垒出现的矛盾裂口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以扩大自己的阵地。‎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洽营垒派系林立，相互对峙，其中有许许多多矛盾和裂口，可供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群众利用。历史证明，当革命的行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利用了这种条件的时候，便能取得局部的或全部的、一时的或长期的胜利。‎ ‎　　举例来说，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运动中，有一次轰动一时的胜利事件，那就是1931年12月9日，上海的国党特务殴打并绑架了北京大学示威团到沪的学生代表。上海各校学生立即汇集了八九千人包围了市政府，强迫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交出殴打学生的凶手和绑架学生的主犯。张群在群众威力面前交出凶手，听任学生组织民众法庭，对凶手进行审判，并当场交还被绑架的学生，还自动供出绑架学生的凶犯就是国民党上海市常委陶百川和上海市公安局长陈希曾，并听任民众法庭出拘票拘拿陶、陈两要犯。5这在学生运动中是非常罕见的事例。这里除了表明群众的威力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助成这一胜利的事件呢？我认为，这里有政学系的张群和CC系的陶百川、陈希曾之间存在着矛盾的这一因素在内。据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团报告中说：“张群市长自己承认，是他们两人（陶、陈）主使的，张市长亦受他们蒙蔽。”据此看来，当时的张群是有意让CC系丢丑，并有为自己洗刷的用意。这可能是不自觉地利用了国民党反动派矛盾而取得成功的一个事例。‎ ‎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在党的领导下，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自觉地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的事例就更多。举例来说：（一）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平津地区的开始阶段，是和当时的宋哲元集团及其二十九军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但从三·三一运动之后。平津地区的学生接受了党的统战政策的教育，开始了工作作风上的切实转变，机动地利用了宋哲元集团与日伪军的矛盾和宋哲元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提出拥护宋哲元、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对二十九军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进行了广泛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把二十九军争取到抗战方面来。6平津地区的学生运动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和这一利用矛盾、开展统战工作的策略是分不开的。（二）1936年2月以后全国的学生运动由于受到了反动派的高压摧残，而进入了暂时的低沉期。7独有广西省的学生运动，却得到蓬勃的开展。广西省的七十一个县，都成立了学生的组织，并联合而成立广西省学联。因而，5月29日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时，广西省的学联当选为五个省市的常委之一。8‎ 这是由于利用了当时广西地方军人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取得学运工作的开展。（三）1936年下半年山西的学生运动也开展得为较好，这是利用了当时晋绥军阀和日寇以及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取得的成果9。（四）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和裂口而取得斗争胜利的，还有争取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中国共产党利用了东北军和蒋介石的矛盾，对东北军进行了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共同抗日的宣传工作，这一工作到最后发展成为逮捕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学生运动在当时东北军统治下的西安，取得了较便利的活动条件，并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由以上可知，利用敌人的矛盾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得以持久发展的因素之一。‎ ‎　　‎ 四、扩大群众基础并争取各界配合 ‎　　‎ ‎　　学生运动中，有下层工作和上层工作。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往往需要大量的上层工作，如争取社会闻人、报馆编辑、大学教授、工商界领袖等等人物。上层人物中有当权派与不当权派。如大学教授、工商领袖等属于不当权派。这些人物和当权派又有区别，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比较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易于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一二九运动后，马相伯、章太炎立即发表了同情学生的谈话和通电，马相伯等二百八十多人还联合署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0。第二年，徐炳昶、顾颉刚等发起过十万人的签名运动。其他如妇女界、新闻界、工商界的若干人物，在一二九后的一年内，在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的影响下，也有许多被争取过来，同情和声援学生的行动。这种同情和声援，即使是一时一地的，也是可贵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仅可以影响到当权人物，而且还可以通过他们比较容易地争取到各界群众。这样，学生运动便不是孤立的。‎ ‎　　学生运动的下层工作，首先是提高多数学生的觉悟，团结学生群众；其次是带动其他各界的群众。做下层群众工作，需要细致的工夫，艰忍的毅力，耐心的等待。学生运动，总是首先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热情很高，进步很快，勇气极大，是革命事业中可贵的财产。但是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进行自我教育和熟悉地掌握政策的时候，往往以急躁情绪看待周围还没有觉醒的群众，把自己看得很进步，把别人看得不可救药，结果使自己陷入关门主义的泥坑，成为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这对学生运动的扩大很有害处。‎ ‎　　落后群众的觉醒，需要一定的客观与主观条件。善于等待群众，善于根据群众的觉悟水平，提出适当的口号，提出适当的活动要求，及时地把群众带动起来，这是一种领导艺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生中的领袖分子和骨干分子，在“三三一”游行之后，根据党的统战政策精神切实地转变了自己的工作作风，不仅重新检查了过去对待教授、师长、学校当局工作的态度，而且切实扭转了对中间的与落后的同学的态度。他们开始以平易近人的作风和满腔热情的态度去接近周围的同学，用座谈会、讨论会、歌咏团、壁报等等方式去影的周围的同学，从而使原属于中间和落后的学生在政治觉悟上有了提高。1936年5月北平学联发动纪念“五四”十七周年时，当时北京大学有某些同学便生怕又要罢课和游行了。后来，接到学生会的通知才了解到这次纪念活动“第一不罢课，第二不游行”，于是原来怀着观望迟疑心情的同学，便都纷纷参加了纪念会的活动。是这一纪念活动，又使中间性的同学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又如，清华大学一部分同学在一二九后成立的救亡团1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立于民先队和反动的护校团之间。清华的民先队对于救亡团采取了诚恳合作的方针，积极地去影响和团结他们。到“一二·一二”前夕，救亡团的团员，基本上都加入了民先队。‎ ‎　　1936年春夏之间，全国学生运动由于反动派的高压政策而处于低沉时期，但却有几个地区保持着学生的活动没有中断：除一个是基于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而得到便利的活动条件的广西学生之外，还有两个地区：一个是上海。上海学生之所以比各地学生活跃的原因，是由于除学生群众之外，还有各界人民救亡活动的配合。当时上海已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等等，因此，上海的学生不是孤立的。另一个是北平和天津。平津地区的学生运动自“一二九”之后一直建立了较稳固的群众基础，又有比较坚强的学生干部，所以尽管有反动派的压制和逮捕，平津学生仍然能经得住风吹雨打。1936年“一二·一二”之后，北平的学运中间，虽然出现了反动教授陶希圣、杨立奎等的挑拨活动，虽然有少数学生成立新学联进行分裂活动，但由于北平学生群众基础的坚实，这些反动派的破坏行动丝毫不能阻挡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开展。‎ ‎　　以上的情况，说明扩大群众基础和争取各界配合是使学生运动持久发展的重要条件，而扩大下层群众尤其应该作为首要任务看待。‎ ‎　　‎ 五、纠正“左”右偏向 ‎　　‎ ‎　　学生群众在运动中出现“左”和右的偏向是不可免的，关键就在于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及时地加以纠正。‎ ‎　　我国的学生运动大都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发生的，但是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行动却首先会受到国内反动统治集团的破坏与阻挠，于是学生的行动就不能不首先反对国内的统治者和由他们所组成的政府。由于痛恨国内反动政府，学生群众往往也连带地仇恨到与反动政府有关联的某些社会阶层或个人。但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并且为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集中力量首先打倒某一个对中国侵略最急和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就必须对国内外的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做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阶层和个人共同对敌，而不能光凭着爱国激情而行动。因此，学运领导机关，就必须善于把群众的行动，纳入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之下，并以此为标准来纠“左”或防右。学生群众从平时不认识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到随着行动的进行而认识它，并反对它，这是一个转变和进步，这是学生觉悟的第一个阶段。“九一八”时三个多月的学生运动都是处在第一阶段之中。大体说来，从事变的九月到十一月底之前，学生群众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的投降政策，是愤恨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一些人中间，却也包含着依赖国民党政府抗日的某些幻想——恨它又幻想依靠它的色彩交错在一起。因此各地到南京的学生，都是打着“请愿”的旗帜，其中有某些学生团体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些欺骗性言论还信以为真，而误认为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但从12月5日。北大示威团到了南京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各地学生便都抛弃了“请愿”的旗帜，一律改换成为示威的旗帜，把对南京政府还存在的某些幻想一扫而光了。从多少地信任它而到反对它——“九一八”的学生运动走完了这第一步。‎ ‎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1936年“三三一”示威之前，也是经历着学生觉悟的第一阶段，走的第一步——但是这个第一步和“九一八”的第一步不同，它迅速地完成了“反对它”的那个转变，几乎是一开始，便迅速地发展成为示威运动。12这可以看出“一二九”是直接继承了“九一八”的后期传统的。除此之外，一二九运动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导下，又从觉悟的第一步跨到第二步，那就不仅是对国内反动派单纯地怀着愤慨和反对，而且懂得了对反动集团中某些派系、某些个人作具体的分析，力求做到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过来，特别是对中间势力，端正了认识；认定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亡国的极端危险迫在眼前的时候，这些当权的反对派和这些中间社会势力，是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争取对象。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这种第二步的觉醒，是九一八学生运动所不曾有，是它杰出地超过九一八学生运动的地方。‎ ‎　　九一八学生运动前期对国民党反动派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幻想，如果说是一种稍稍偏右的情绪，那末在其后期，又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而在某些行动上又稍稍带上了偏“左”的激情。如12月15日，挟走蔡元培的事，便是缺乏正确策略的行动。12月17日，珍珠桥的大流血，从根本的方面说，是反动派凶狠的大暴露，是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但是，从学生运动的领导角度看，在这一惨案的前两天，即12月15日挟走蔡元培的行动中，学生已经遭到了反动派的镇压，发生了流血的事件。13因此，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应该预见到大流血的可能性已经迫在目前，必须考虑适当的对策，作好必要的思想上与组织上的准备，以便保待学生运动的继续发展。但看来，由于缺乏这种准备，结果便在遭到反动派又一次野蛮的血醒镇压之后，蓬勃一时的学生运动从此就戛然停止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某些学生群众的时“左”时右的偏向，自然也不可免，并且也有过流血和牺牲，但是学运领导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及时地作了防“左”反右的斗争，基本上保证了一二九学运的健康发展。“一二·一六”以后的第二年春，学运领导机关曾纠正了无限期罢课；“三·三一”以后，贯彻了统战教育，改变了过去对教师、对学校当局、对某些社会中上层人士不正确的态度；“双十二”以后正确地宣传了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这一系列纠“左”的措施，肃清了过去关门主义的危害，基本上保证了一二九运动的健康发展。另外，在一二九的统战工作中也产生过右倾的思想和行动。有少数的学生干部被资产阶级消极颓废的个人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所腐蚀，他们恋爱第一，生活散漫，重视拉拢上层，轻视下层群众，空谈理论，忽视实际工作，到西安事变 之后，他们甚至宣扬取消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方针，主张搞无条件的“统一”的救亡运动。14这股小小的右的思潮，有瓦解学生组织、涣散学生意志的危险。当时的学生领导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和这种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进攻，这就从另一方面保证了一二九运动的健康发展。由以上可以看出，及时地采取防“左”的措施，就能招收到大量的抗日兵马，扩大了统一战线；及时地进行了反右的斗争，就能把广大的群众紧紧地团结在一个目标下，以统一的步伐，共同对敌战斗。‎ ‎　　‎ 六、敢于和镇压、破坏学运的行为作斗争 ‎　　‎ ‎　　学生运动起来之后，一方面是它必然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和破坏，另方面是它必须是在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打击、破坏的斗争中，才能一步步地发展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动统治者的压迫，是学生群众觉悟提高不可缺少的酵素；学生群众经过这种斗争，能够锻炼得意志更加坚强。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种斗争，一方面是不可免的，一方面又是必要的。‎ ‎　　过去我国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破坏手段，不外下列几种：(1)镇压和屠杀；(2)诬蔑与逮捕；(3)欺骗、分化和收买；(4)指使“职业”学生进行捣乱，如成立反动学生组织，进行所谓“以组织对抗组织’”的活动。此外，还有指使学校当局开除学生或提前放假等等临时性的反动措施。‎ ‎　　在白区里的非武装的学生群众，怎样对付反动派这些活动──特别是象屠杀和逮捕这种行动呢？在不容许、也不可能采取武装反抗的情况下，最根本的办法，就在于依靠平时把群众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做得扎扎实实，打下坚强的群众基础，同时，如前所述，也要争取到其他社会各阶层的声援，学学生的正义行为压住反动派的不义行为，以广泛的正义舆论去击破反动派的造谣诬蔑，迫使反动统治者有所顾忌，而不敢肆意妄为。但是，反动派不顾一切地恣意屠杀的情况，也是有的。我们对于这种流血事件，从领导学生运动的角度看来，一方面要力求避免，一方面也要承认不可避免；一方面，我们反对冒险主义的领导，一方面，也要敢于作必要的牺牲，而不能在敌人的高压面前缩手缩脚。什么时候应该作必要的牺牲，什么时候应该尽量避免牺牲，这种决策需要把白区的学生斗争摆在全国战略的范围内，根据革命的最高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来作出决定。至于学生们会遭到反动派的逮捕更是无法避免。对付它的办法，在于：事前作好必要的防备，如隐蔽精干、分散目标等等；临时应进行必要的斗争──发动广大的同学进行斗争。1936年2月29日，清华大学的反搜捕斗争，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清华的同学们事前把全体同学都集中隐蔽在体育馆后厅里，以纠缠的战术来和反动军警对峙，使反动军警的逮捕，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般说来，反动派逮捕学生，利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进行，如果旷日持久，那就容易引起社会正当舆论的谴责，对他们是不利的。当然，即使进行了准备和作了必要的斗争，反动派也仍然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地逮捕若干学生。但是，只要学生群众的组织坚强，思想巩固，他们就阻挠不了学生运动的继续前进。同时，如果少数学生被捕，我们还可以从营救学生的斗争中传播政治影响，把它变成斗争的新课题。我们总是能够冲破障碍继续前进，这是由于学生运动本质是属于革命的正义的行动的缘故。‎ ‎　　欺骗、分化、收买——是反动统治者瓦解学生队伍惯用的阴谋伎俩。“九一八”时，北大的南下示威团到南京后，反动派曾企图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分化。15“一二九”以后，反动教授杨立奎曾代表蒋介石政府出面和北平市学联代表谈判，企图进行欺骗和分化；16蒋介石也发出过叫学生派代表到南京“聆训”的命令，其目的也是要对学生进行欺骗和分化。一般说来，反动派的这一手，并不容易生效，除极少数败类外，广大的学生青年，都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强烈的正义感。对付反动派这一手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地揭穿它。所谓针锋相对地揭穿它，应当是：当其阴谋比较显明的时候，就直接地揭穿它；当其阴谋暂时还不那末显明，就迂回地、有所等待地去揭穿它。这一切都要看具体的情况和以哪一种方法最符合革命的利益而定。至于对付少数“职业”学生破坏活动，也有迂回的和直接的不同的办法，也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西安事变之后，北大学生会班代表会就西安事变讨论发表宣言时，几个反动学生，抓住了相当多的中间同学对于国事的忧虑的心理，发动了对革命学生的政治攻势，诬蔑张、杨“叛国”、主张进行“讨伐”，反对多数班代表提出的“反对内战”。“和平解决西安家变”的方针。在这时，我们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形势，采取不失原则，又有所变通的方法来应付他们，以便争取到更多中间同学的支持。17当“职业”学生搞得无法无天，在群众中限于孤立的时候，革命的学生也可以用直接的行动对付他们。西安事变 之后，清华的护校团的“职业”学生竟然擅自搜查救国会的办公室和民先队员的寝室，并把搜查到的书报刊物搬到操场上焚烧，高呼反动口号，嚣张到极点。正在这时，革命的学生闻讯赶到，一场搏斗，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而去。这一行动，不但没有受到群众的非难，反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赞扬，认为这是给了这群法西斯暴徒以应有的惩罚。结果“职业”学生的凶焰很快地被压下去了。‎ ‎　　由以上可知，学生群众要有敢于和反动派的破坏作斗争的精神，学生运动是通过与反动派的层层破坏的斗争而发展起来的；经受不住这种破坏，学生运动就不能持久发展，学生也不能从锻炼中提高。要在与反动派的破坏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善于分析情况，并采取灵活的战略和策略。‎ ‎　　‎ 七、与斗争形式相应的组织工作 ‎　　‎ ‎　　学生运动起来之后，相应的组织工作，必须紧紧地跟上。健全的组织工作，也是保证学生运动持久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次学运高潮的情况表明，在白区里的学生，平时多不具备健全的组织，“九一八”时是这样，“一二九”时也是这样。“一二九”运动的前夕，好多学校没有学生会。当时革命的学生，只能在几个学校业已成立的“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推广改造而成立北平市学联。一二九运动就是由这个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当运动开始时，集合起来的小规模的游行队伍走到各个学校门口，临时呼喊，各校学生便一拥而出，参加了游行的行列。由此可以证明，当历史时机成熟了的时候。当民族危机严重到极点的时候，学生运动不一定要等到组织完备了再行动。恰恰相反，各地各校的学生组织，大多数是先有行动，而后才产生组织，或充实和健全组织。这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之一。‎ ‎　　为了保证运动的继续发展，组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在于：(1)各校必须有在全体学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生会，才可以代表一个学校对外表示政见，参加市、省学联；对内向学校当局进行各种接洽，并调动全体同学进行各种工作。(2)运动中必然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必须把他们安插到备种组织中去，形成领导运动的骨干和核心力量。(3)学生有了健全的严密的组织，特别是有了核心的组织，就可以防止反动派的破坏，杜塞敌人造谣构陷或冒充顶替。‎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情况表明：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只要有部分学校成立了学生的组织，就可以推动成立临时全市性的联合组织。有了市的临时的联合组织，就可以开始全市的行动。在行动中，各校普遍地建立起学生组织，然后再充实和健全市的学生组织，这是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通过市与市的学生组织的用合，成立一省或数省以至全国性的学生组织，这是组织发展的第二阶段。一二九时期的学生组织的发展，大体就是按照上述的程序而进行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情况还表明：学生运动只有以一个城市为一个战斗单位，才能发生较大的影响。仅以一两个学校为单位开展的斗争，常常陷于失败。‎ ‎　　学生运动开始之后，跟着而来的组织工作是很多的：有公开的组织，有秘密的组织，有全体学生的组织，有核心的组织，有长久的组织，有临时性的组织。这许多组织，首先应该抓住三个主要的环扣：一是各校学生会的组织，这是一个基层组织；二是市学联组织，这是一个战斗单位，也是指挥部的组织；三是核心的组织，这是骨干的组织。有了这三种组织，一切学生运动的斗争活动，就容易开展；有了这三种组织，再加上正确领导，学生运动就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有办法保持持久战斗了。一二九运动中，各市市学联──特别是北平市学联和各校学生会发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骨干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对于运动的持久发展，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　　学生运动中的经久性的组织，固然重要，学生运动中的临时性的组织也是要紧的。临时性的组织，要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运动进程中各种工作的开展而相应地建立。学运领导机关须善于把握时机，提出斗争的新课题和相应的斗争形式而进行若干组织工作，如组织某种性质的座谈会、读书会，某种性质的交通队、宣传队、纠察队、广播室、编辑部等等。举几个具体的事例来讲。（一）“一二·一六”大示威成功结束后的当晚，当时北平学联领导人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斗争主题是什么，应该引导到什么方向。组织工作应该怎样进行。不久，北平市学联核心组研究认为，一些人要求的夺取枪枝的急躁情绪是错误的，南下请愿的主张也不是好办法，决定把运动中的主力引导到农村去扩大宣传，结果就在华北的原野上出现了一二九运动中著名的南下扩大宣传团。这一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既把当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让她们的革命热情有正当的发挥途径，又把抗日救国的种子传播到广大的农村中去，完全符合当时运动形势发展的要求。（二）“三·三一”之后，适应着当时学运的发展形势和统战教育的开展，学运的领导机关，找到了“自我训练”这一主题，进行了各种组织工作，并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从1936年夏天起，组织了若干次露营和夏令营──这是一种包含军事、政治、文娱的综合性的活动，内容新鲜活泼，是革命学生自我教育的一项好办法，是组织工作中的一个新样本。（三）西安事变后，根据国内和平已经初步实现的新形势，适应着还需要团结广大同学的新要求，学生运动中涌现出“生活路线”这个词，学生组织及时加以领导，通过‘“生活”来开展群众工作。这样就出现了各种新型的活动形式，如“劳动周”、“卫生周”、“学术活动周”等等。1937年春假，北平市学联举办了几千人的各校学生的集体旅行，是“旅行周”中的一项，内容丰富多彩；18很多过去属于中间立场的学生，受到了影响，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这是学生运动史中一种新的创造。‎ ‎　　‎ 八、与工农结合的开端 ‎　　‎ ‎　　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后不久，就有了一个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确实是一二九运动在学生运动史上突出的标志。‎ ‎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学生目睹民族蒙受的耻辱，要求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则比较模糊；对其危害的感受，也不是那么痛切。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多半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不甚理解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感情，更不理解他们中间所蕴藏的伟大力量。青年学生可以是救国的先锋，但不是革命主力。单凭学生运动是完不成救国任务的，必须依靠工农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认识农民，把解放农民的问题与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联结起来，这对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有一个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身思想改造的过程。不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9“一二九”时代各地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自觉地走着这条路。‎ ‎　　一二九时代的平津学生，于1936年1月初，组成了四个农村宣传团。他们在满天风雪、严寒刺骨的北方原野上，突破了军警特务的百般阻挠，以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的方法，迈开大步，深入农村，向广大的农民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号。上海的学生于l月下旬组成了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沿着京沪路两侧，在江南的原野上，向广大的农民播下了救亡的种子。广州的学生也于这个期间下乡宣传。此外，徐州的学生，济南的学生，都利用寒假，深入民间，进行宣传工作。‎ ‎　　这些下乡的学生，一方面认识到劳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初步体验到劳动人民的切身痛苦。他们向农民传播了更多的抗日救国的道理，也从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血泪生活中接受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他们开始从单纯的民族立场进而认识到推翻封建剥削的重要性；他们从单纯的爱国热情，进而树立了为工农大众求解放的崇高信念。他们不仅热烈期待抗战的胜利，而且热烈地向往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他们开始把救中国的愿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甘心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表示愿意为党的事业而斗争到底。‎ ‎　　在这里，我来引证两位当年参加过农村宣传团的同志的回忆材料吧：‎ ‎　　“农民开始是不了解这些‘洋学生’的，以为是来传教的，因为他们和老百姓用的不是一样的语言。于是那些会说本地话的，有宣传才能的人被发现了，大家都跟他学习。从访问谈话里，他们了解了农村中生活情形和租佃关系，使许多生长在饱暖豪华家庭的少爷小姐们，惊讶得睁大了眼睛。他们开始在访问中注意调查，在会议上报告民间疾苦，人民的灾难，过去的反抗，渐渐地和民族危亡一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20‎ ‎　　“如果说，他们昨天在游行中因为冲破十年白色恐怖，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而感奋得热泪盈眶，那么，他们今天就在华北的原野上毫不顾虑地高唱起《时事打牙牌》小调和苏联《工人歌》，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战士而自豪了。《时事打牙牌》小调是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当唱出：‘中华民国 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的时候，就立刻浮现出一副山河破碎，国命如丝的惨痛景象，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唱《工人歌》‘生活象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的时候，又感到深沉的时代苦闷，人们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一定要反抗，要革命，而首先要打倒当前民族大敌日本帝国主义。而每唱到‘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的时候，又展开了一个使人向往的灿烂的前景，更坚定人们参加当前斗争的决心。21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冲出校园深入到农村去的学生们，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受到何等深刻的教育，思想起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其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走到这广阔的天地中来，接触到那许多活生生的现实，因而开拓了眼界，提高了认识。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斗志。‎ ‎　　‎ 九、结束语 ‎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两次学生斗争高潮（九一八与一二九），都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而发生的，都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两次斗争中的学生群众都继承了中国青年革命斗争的传统。他们的行动是气壮山河的，他们都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但是两次的结局不甚相同，一次是以反动派的屠杀而暂时趋于沉寂，一次是以持久健康的发展而汇入民族抗战的大海。这两种不同的结局虽在客观条件上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别，但主要的在于主观指导。这种不同的结局，过去文件指出过。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一二九”发生后的第十天，即1935年12月20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中说：‎ ‎　　“中国学生在抗日救国事业上是有极大光荣传统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伟大历史教训，照耀着我们今日救国的道路。壮烈的‘五卅’运动之成为中国民族革命中最光荣的伟绩，是由于当时学生表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唤起全国人民的同情，推进了工农兵商学各界同胞的大联合。‘九一八’事变后，英勇南下学生示威团之遭受失败，而不能达到其救国目的，就是由于学生组织的涣散，行动的不统一，更没有注意深入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中去，没有推动他们组织起来，以致不能把各界同胞的同情，变成一致的行动，使运动形成孤立所致。所以只有本着统一的目标，建立统一的组织，实行统一的行动，才能进行坚决的战斗；只有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的大团结才能胜利，这是每个爱国的学生、青年们所不应忘记的流血教训啊！”22‎ ‎　　这段话是把九一八学生运动与五卅运动作比较，指出九一八学生运动不如五卅运动的地方；当时是一二九运动刚刚发生，还不可能与“一二九”作比较。这段话可以说把九一八学生运动存在的缺点基本上都指出来了（如组织问题、行动问题、工农方向问题、各界配合问题）。五卅运动有其特点和优点；一二九运动则有更多的特点和优点。因此，拿“九一八”与“一二九”作比较研究，更容易吸取到经验教训。‎ ‎　　从上述的研究对比中得出的最重要、最现实的教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代学生运动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学生群众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对立物；他们具有自发的反帝要求，对民族危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们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家庭，对于社会危机的认识一般不象对民族危机那样敏锐，不过，只要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还存在，只要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就有由认识民族危机进而认识到社会危机，由民族民主立场进到阶级立场的可能，这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出身于剥削阶级的现代学生所接受的社会因素。‎ ‎　　但是这类国家的现代学生又多是具有小资产阶级特性的社会群众，他们有知识分子的各种特点和弱点。因此，他们从民族立场出发的革命要求能不能坚持到底，能不能锻炼成不折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就需要看各个人的主观努力如何。青年们从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到认真地实行马克思主义，从开始认识社会问题到成为与劳动群众血肉相联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这需要在艰苦的革命道路上经锻炼。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领导对他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那时代发生的这种青年爱国运动，是锻炼学生革命意志的初级学校。革命运动能否持久发展，关系到学生青年经过锻炼所达到的水平的高低，关系到革命果实能否丰收。如果一次革命运动过早地遭到摧残而夭折，那对培养出又多又好的革命干部是不利的。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政党正确领导不是抽象的，必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政策精神贯串渗透到运动的各个主要方面和各个主要环节中去，化为具体的行动。九一八学生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虽然都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都是民主革命业绩的一个方面，但是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成效更著，就在于后者的指导，其方针、政策、策略，更符合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和青年学生的实际。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才会取得预期的成效，这就是教训。‎ ‎　　　　（选自《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试评西安事变中几个人物的历史作用 ‎　　李淑 ‎　　‎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是靠张、杨两将军高瞻远瞩，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决策。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努力调解，蒋介石反共态度的转变，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逼迫下发动的，它完全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1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早有定论。本文仅就张、杨两将军同国民党方面某些政治人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　　‎ 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张学良系东北军的首领，杨虎城是西北军十七军军长，两人都是国民党军队地方势力的重要人物，其所率部队先后被调至陕北一带，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共”副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介石的本意是要利用他们打共产党，但事与愿违，他们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多次向蒋提出意见，恳切陈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　　张学良走上逼蒋抗日的道路有一个发展过程。他自东北易帜以来，一直追随蒋介石，对蒋是竭尽忠诚的。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通电支持蒋介石，促使冯、阎等反蒋势力迅速瓦解。“九一八”以后，又心甘情愿为蒋承受不抵抗的罪责，同意免去他的本兼各职，以维护蒋介石的声威，在一片唾骂声中赴欧考察。回国后表示信奉法西斯主义，组织“四维学会”，蒋介石为理事长，自任副理事长，宣传国家至上领袖第一，并积极参加蒋介石指挥的剿共战争。一直到1936年与我党两次谈判时，还一再强调拥戴蒋介石。长期拥蒋反共的张学良，为什么会作出逼蒋联共的决策？他当时的思想基础究竟怎样？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 ‎　　张学良的思想演变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反映。张学良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在青年时期就作为奉系首脑的继承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由于张学良早年接受欧美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协助其父治理东北的过程中，着力于发展实业，兴办学校，培养人才。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以后，激于家仇国难，张学良毅然决定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此举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国内舆论的好评。‎ ‎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一再电告国民党中央关于日军侵略的暴行，要求给予制裁。当东北三省沦陷、热河危急之时，张学良和宋子文前往热河，发表谈话，谴责国联，并准备组织军队进行抵抗。由于蒋介石的阻挠，不久热河又沦于敌手，张学良戴罪出国。对此，张学良引为教训，后来一再表示，决不再蹈“九一八”的覆辙，宁可斗争而死，决不束手待毙。2这不能不是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思想基础。‎ ‎　　张学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但他并不理解共产主义。发动西安事变，是出自他一片爱国救亡的赤诚之心，是同杨虎城联合采取的一次正义行动。对张学良来说，只是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曾反复表白，只要蒋改弦易辙，我们还是拥戴他，绝对拥护、服从他。至于联合共产党，是因为大敌当前，不应同室操戈，相互残杀，消耗抗日的力量。1935年2月，蒋介石 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后又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剿共军事，指挥的兵力约三十万。在这期间，他率领东北军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华中，再从华中到西北，转战各地，深感颠沛流离、失地亡家之苦，更看到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不愿再蒙同室操戈之罪。当时东北军广大官兵思乡厌战，“打回老家去”的情绪甚为高昂，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特别是在同红军较量的几个战役中，东北军的几个师被打败之后，他从南京赶回西安，一面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召集会议，训令部队继续与红军作战，一面为在内战中丧师失人感到痛苦，开始考虑能否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接触。‎ ‎　　1935年底，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清算了“左”倾错误，提出了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初，红军将领发表《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重申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对张学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张学良更加迫切希望与共产党代表共商抗日大计。1936年3、4月间，张学良与我党代表李克农、周恩来举行会谈，就东北军、西北东与红军停止敌对状态、建立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张学良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是使他改变“安内攘外”的政策，抗日阵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否则将是极大的损失。张学良对周恩来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3可见，张学良对蒋介石立足于劝谏的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多次向蒋进行诤谏遭到拒绝，也可说是在“舌敝唇焦”的苦谏、哭谏失败之后，不得已才乘蒋又一次赴陕之机将蒋扣留，实行兵谏的。‎ ‎　　毫无疑问，在西安事变发动和解决的过程中，张学良起了主要决策人的作用，但杨虎城同他密切配合、大力协助，也不容忽视。杨虎城与共产党的联系比张早。1935年12月，毛泽东写了亲笔信派汪锋去找杨虎城。1936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人到西安与杨虎城秘密会见，就双方停战、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4月，王炳南受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派遣，到西安杨虎城处进行工作。张、杨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相互协调，配合默契。在具体问题上，如对待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上，有过某些不同看法，张更侧重对蒋的说服、争取，力保蒋的安全；杨则更倾向逼蒋、惩蒋和防备蒋的阴谋诡计。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和对事变处理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这在事变发动前一天起草、于事变爆发的当天以张、杨等联合署名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可以看出。宣言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条件，并明确提出对蒋介石是“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这同他们多次发表的讲话、通电所强调的精神也是一致的。由于当时两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从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张超过杨，但从对形势发展和蒋介石本质的认识来看，杨虎城则更加清醒和深刻。‎ ‎　　张、杨为实现逼蒋抗日和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在扣蒋的当天，一方面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邀其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在12月12日致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电文中表示，这次事变是“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4并致电冯玉祥（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请其“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5于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决不是出于对蒋的个人恩怨，或争夺权力的需要，而是出于民族国家大义，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的赤诚之心是“可质之天日而无愧怍的”。6历史证明，张、杨发动的这次事变是成功的，对这次事变的处理是正确的。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张学良几乎终身被监禁，杨虎城惨遭杀身之祸，他们两人堪称“千古功臣”。‎ 二 ‎　　‎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南京政府内亲英美派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等的积极调解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按照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对事变的理解，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插手干预，日本外务省于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政府对事变的方针，“静观事态之演变”。日本外相有田于19日对南京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7国内亲日派势力也蠢蠢欲动，妄图利用事变扩大内战。当时正在国外的汪精卫在事变发生后，急忙离欧返国，动身前，在日内瓦召集中国驻法、英德、意四国大使开会，坚持继续剿共的主张。‎ ‎　　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对张、杨严厉谴责，为主讨伐；一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对张、杨的行为表示理解，主张通过调解和平解决。‎ ‎　　亲日派认为，张学良的行动得到中共或第三国际的支持，张、杨必然以蒋介石为人质，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南京政府决不能屈服于这种威胁，应采取强硬态度，武力解决，对西安进行讨伐，他们强调只有这样才可使蒋介石更加安全。国民党于事变发生当晚十一时半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对张学良 的处置办法，接着发布了国民党政府对张学良褫职严办令，指责张“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职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8中政委又决定何应钦任讨伐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当时形势颇为严竣，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宋子文、宋美龄等坚决反对讨伐，主张政治解决。他们认识到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抗战、相信张一再保证蒋的安全，也就有交涉的余地，可以通过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大，孔祥熙即以代理行政院长身份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巳之苦衷”。在他致各省市当局的电文中则称：“获读西安少数将领通电，对中央意旨，显有误会之处”，要求备安职守，稳定国内局势，孔祥熙同时致电阎锡山，请其从中调解，“尚希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10在孔的多方斡旋下，各地方势力政治人物也纷纷电文往来，进行调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立场和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在上海。当晚得悉事变消息，连夜赶回南京，她对何应钦等的态度以及中常委会议决议，甚为不满。据她后来回亿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11她与宋子文一起，一面说服讨伐派暂缓行动；一面派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往西安。端纳曾任张作霖、张学良的顾问，1935—1936年间又任蒋介石的顾问，与宋美龄私交甚好，是英美驻南京大使馆的实际联络人。他接受宋美龄的托付，充当调解人，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端纳到西安即向记者发表谈话，肯定“张、杨此次举措，纯为救国主张，绝无对人之意，余甚钦佩”。他规劝蒋介石“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并明确表示，对蒋宋集团最严重的威胁不是来自张、杨和中共，而是亲日派。端纳之行反映了亲英美派宋氏兄妹的观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接着，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抵西安。对于宋子文等的西安之行，共产党曾寄予很大的希望。当时西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正告宋子文》的评论中写道：“西北民众深刻的相信宋先生是中国的爱国分子，亦希望宋先生作一个全国民众崇拜的救亡领袖”，14宋子文行前接见新闻界并发表谈话，其要点为：一、公开宣传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二、明确表示西安事变将取有效之方法于最短期间妥为解决；三、宣布中、中、交三银行对于外汇照常无限制买卖。15此次谈话对当时动荡的局势起了稳定的作用，为和平调解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宋氏兄妹在西安期间活动的目的，就是促使蒋、张在联合政府与停止内战方面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关键是蒋介石在原则上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质问题是容纳共产党和把亲日派分子从南京政府中清除出去，这是日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当时的宋子文、宋美龄，不愧为识时务者。他们看到了当时中国国内形热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理解和同情张、杨的主张，立足于规劝蒋介石接受西安的正确建议。宋美龄说：“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16‎ ‎　　本着这样的精神，他们同张、杨和中共代表会谈，主要是说服蒋介石，他们的工作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不容低估的重大作用。据吴天伟引用宋美龄的回忆说：“西安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筑起墙，而我盖上了顶”，17从国民党政府方面来说，这个概括是恰当的。当然，从全局来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起作用、各方面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18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明智态度，绝不应单从他们同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中去理解。他们的态度，反映了英美集团在华的利益和要求，这在客观上对抑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是有积极作用的。宋子文长期接受美国的教育，一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民主政治，与蒋介石独裁和内战的政策早有分歧。他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反对蒋介石为了剿共战争把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的财政收入用来购买军火、发放军饷。他目睹上海战争造成的贸易停顿、关税收入下降、资本损失等现象，曾表示对蒋介石失望、认为蒋只把眼睛盯住共产党会忽视日本侵略带来的威胁。面对日本进攻造成的严重后果，他甚至说出了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看来是非常激进的话：“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19在热河战役发生后，他积极主张抗日。塘沽协定后，宋赴欧美考察，与美国达成麦棉借款协议。后又与国联商洽技术合作，为从经济上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10月，当宋子文 访美归国后，得知蒋介石由于内战向上海银行透支借债达六千万元之多，曾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不能不是宋子文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反对讨伐、主张和平解决的重要基础。‎ ‎　　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中的政治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和日本在中国的矛盾，但是，他们作为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能够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大业着想，规劝蒋介石联共抗日，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内和平统一。他们的行为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不会被埋没的。‎ 三 ‎　　当我们全面回顾西安事变的历史时，不能不涉及这次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蒋介石。他既是这次事变中所要争取的主要对象，也是这次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和平条件，也就谈不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张学良、杨虎城成为全世界舆论的风云人，蒋介石也是当时举世瞻目、各方注意的中心。在西安被扣留的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自1928年10月宣告完成北伐以来，他已在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党和国民政府的第一个政治代表，对于维系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稳定国内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西安事变之后致电张学良说：“须知中华民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则难于自存”，20当时苏联政府也认为，“蒋介石可能是足以领导对日抗战的唯一人物”。21可见，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其政见如何不同，都非常看重蒋介石，希望能保住蒋介石，并通过他起稳定局势的作用。所以，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也是能否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国内和平的关键。‎ ‎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比较顽固的。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就以剿灭共产党为主要任务，甚至当日本侵华活动猖獗、民族危机深重之际，还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兵力，加紧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围剿，致使大片国土沦丧，国内民情鼎沸，最后促使张、杨实行兵谏。蒋介石被扣西安以后，张、杨两将军和中共代表经过商谈很快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的关键是劝说蒋介石转变反共态度，接受和平条件。‎ 蒋介石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同共产党有矛盾。作为亲英美派的代表，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矛盾。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损害了英美集团的利益时，他有要求民族独立、摆脱日本侵略的趋向，这时就表现为既要反共，又要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幻想利用英美，甚至日本来对付共产党，同时又准备依靠各种国际力量，甚至苏联的力量来制约日本。“九一八”以来，按照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直在调兵遣将，不断向共产党进行围剿，同时，也始终没有同日本签订承认“满州国”的协定并宣称“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2这反映了蒋介石矛盾复杂的政治态度。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发展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蒋介石有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可能。‎ ‎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也反映了他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对张、杨始终持谴责、训斥的态度，对张、杨提出的条件也拒绝签字。他在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说，“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等等。23看来是何等的傲慢顽固，仔细分析，很多话只不过是一种官冕堂皇的搪塞掩饰之词。实际上他的态度还是有所转变的。蒋介石在12月25日下午离开西安前允诺了六点意见。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队，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并对杨虎城表示：“我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你们的错误，你们承认”。24对此，毛泽东曾给予肯定，“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与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25应该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实为一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久，召集了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发表了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宣称，为了抗日，要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等，表示将“集中全国之意志与力量，真诚坦白，做到团结一致，负责力行，以挽救国家目前之困难”。26‎ 三中全会还部分调整了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人员，削弱了亲日派的力量，不久又相继释放了上海被捕的七君子及其他政治犯。在这个基础上，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为实现第二次合作作了准备。‎ ‎　　遗憾的是，蒋介石未能完全实现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回到南京以后，立即监禁了张学良，迫使杨虎城出国，整编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竭力否定西安事变的积极作用。在五届三中全会上，不顾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反对，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叫嚷“军队统一”、“政权统一”、“停止赤化宣传”等等。27尽管如此，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在强敌压境、举国同仇敌忾的爱国气氛中，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宣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上抗战之责任”。28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共同抗战之必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能够审时度势，接受调解，转变态度，联共抗日，这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利国利民的明智之举，他这种积极的历史作用，人们也是不会忘记的。‎ ‎　　‎ ‎　　（选自《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演变 ‎　　王荣先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在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一策略的演示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1933年1月至1935年9月《八一宣言》发表前，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阶段。‎ ‎　　第二阶段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逼蒋抗日”前，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阶段。‎ ‎　　第三阶段从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阶段。‎ ‎　　‎ 酝酿阶段（1933年1月──1935年9月）‎ ‎　　‎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炮轰沈阳北大营，开始了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仅仅三个多月，东北三省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开始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各族各阶级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共中央是主张抗日的。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现在它更公开更强暴的占领中国土地，其明显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要求全党以极大的热情来进行广泛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要把全国人民发动起来以武装抵抗日本的侵略，并且要在东北组织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 ‎　　但总的看来，这时中共中央推行的是“左”倾错误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即提出了动员群众的三个基本口号：(1)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2)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3)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并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可以看出，这三个基本口号是在“打倒一切”、“唯我独革”思想的指导下提出的。首先，没有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其次，没有突出民族矛盾，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列，且强调解决国内阶级矛盾是胜利进行民族斗争的先决条件；第三，排斥中间力量，认为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才能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其他要求抗日的派别都是动摇妥协不可靠的力量。‎ ‎　　1933年初，中共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1月17‎ 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表示愿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和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同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在《致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中，针对国民党十九路军领导人的反日反蒋情绪，并“暂时不积极进攻”苏区的情况，指出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应“尽可能的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1933年10月27日王明、康生的来信，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提出的六条中不再坚持把推翻国民党当作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停止进攻苏区，停止军阀战争）以便集中全力共同武装抗日”，并提出了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的建议。同日，中共中央《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反映出中央开始重视中间势力，指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应当是“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 ‎　　这些文件提出的新思想新主张对“左”倾关门主义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具体表现在；第一，开始提出“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中心最主要的问题1，主张“利用帝国主义强盗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它有利于革命”2，改变了把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等同起来的思想。第二，在民族矛盾利阶级矛盾的关系方面，开始突出中日民族矛盾，主张“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即停止一切内战”3，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4，改变了过去强调以阶级矛盾为中心的思想。第三，开始承认“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自己剥削者的利益，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南京政府蒋介石投降出卖的不满”，他们可能采取“某些形式上的反日反蒋”，我党可以同这些中间势力建立“某些程度内的上层的统一战线”5总之，这些新的思想和主张冲击了过去推行的三个基本口号，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　　然而，这些进步还是有局限的。首先，上述文件所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只是停留在宣传上，并没有付诸实行。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为其对日妥协寻找借口，声言“红军捣乱后方”。中共中央为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表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抗日决心，提出了对日作战的三个条件6，影响并推动了冯玉祥、蔡廷锴等联共抗日，而中共临时中央对1933年5月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11月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仍然采取“左”倾关门政策，认为他们的抗日反蒋活动是“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7，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其次，1934年l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强调国内阶级斗争，强调革命政权与反革命政府的对立，认为五次反“围剿”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8。仍然贯彻“左”倾的三个基本口号。第三，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各省委、县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中，不但没有批评、否定三个基本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认为“将近三年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我们这个基本策略的正确”。第四，1934年7月18，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中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反帝运动的经验，仍然认为三个基本口号是“正确的”，应“使群众在自己的政治经验上相信党的口号，使党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口号”，并表示今后将继续“为着实现党的基本口号”而斗争。‎ ‎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采取的是“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但从1933年开始巳经提出利用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突出“抗日”，愿同各种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建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入酝酿阶段。‎ ‎　　‎ 确立阶段（1935年10月──1936年8月）‎ ‎　　‎ ‎　　在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左”倾关门主义是从1935年8‎ 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开始的。这和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　　自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共产国际逐步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1934年7月l日，季米特洛夫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出共产国际七大的议程之一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与此同时，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主张将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心。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为了让各国共产党作好准备，将召开七大的时间推迟到1935年上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4年11月14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要求中共中央在抗日反蒋口号下，“积极主动地联合统治阶级内部反日反蒋派别”。1935年6月3日，王明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东北地方组织负责人，指示他们要打破关门主义，“只要是抗日的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要利用各种形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936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六”倾关门主义具有决定意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为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作准备，先由王明负责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久又在代表团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初稿。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批准，1935年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即《八一宣言》）。‎ ‎　　《八一宣言》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开始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表现在：(1)宣言不再强调帝国主义各国瓜分中国的危机，没有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是突出了中日矛盾，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应当“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2)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团体和军队，关心祖国命运的侨胞和中国各少数民族，即使“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或处于“敌对行动”，为了救亡图存，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显然，抗日救国是高于一切的，国内阶级矛盾的解决已属次要地位。(3)宣言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担当抗日救国的重任。国防政府是“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可见《八一宣言》不再强调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力量了。(4)宣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力量联合的真诚心意，恳切希望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愿立刻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宣言已不再局限于宣传，而是急切地希望把停战议和、联合抗日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　　《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开始根本转变，但这个宣言没有全而系统地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其一，宣言发表前，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但主要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没有清算在政治方面的“左”倾错误。宣言发表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对此并不知道，因而中共中央还没有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地方各级党组织当时也不可能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实际斗争目标。其二，虽然宣言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和影响，但它对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未作具体分析，缺少对各阶级、阶层的明确政策，没有指明“左”倾关门主义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其三，在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方面，虽然突出了“抗日救国”，但却出现了抹煞阶级矛盾的倾向，把阶级矛盾说成是“兄弟阋墙”9，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应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更没有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着手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成为可能。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派张浩（林育英）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情况，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 瓦窑堡会议 全而系统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首先，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可能，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的局势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还指出，除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外，部分民旅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其次，“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会议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代替工农共和国。第三，正式确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提出十项行动纲领，并表示“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求得这纲领的实现”。第四，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指出在当时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同它作坚决的斗争，严肃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出必须警惕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复活，“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　　瓦窑堡会议虽然没有放弃反蒋口号，也没有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但已认识到“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10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就为后来改变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英美派的政治代表蒋介石集团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　　在瓦窑堡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的策略是抗日反蒋。1936年1月27日，《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指出，“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2月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回答》中说，“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汉奸蒋介石成为灭亡中国的主要敌人”。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指出，蒋介石的“一切投降卖国的行为是要使日本灭亡中国的事业不致遭到中国方面的严重反抗”。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反对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帮助日本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捣乱抗日后方讨论提纲》。5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阎锡山》的信中说：“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主力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6月19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可见，直到1936年6月，中共中央实行的是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 ‎　　‎ 发展阶段（1936年8月──1937年9月）‎ ‎　　‎ ‎　　1936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和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有了进一步发展，即逐步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这个转变发生在1936年8月。‎ ‎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进逼，企图并吞全中国，迫使蒋介石政府采取借助苏联以牵制日本侵华的策略，对苏联开展了外交活动。1935年底，蒋介石秘密指令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试探，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时，蒋介石把以单纯的军事行动消灭红军改为在不放弃军事“围剿”的前提下用“谈判”的方法“收编”红军，以实现“溶共”的目的。他们的方针是先解决红军武装，然后用政治的方法解决中共的组织。国民党在取得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中共上海党组织代表张子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的联系后，又派代表董健吾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进行接触。‎ 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地在全国建立起来，对国民党的和谈姿态表示欢迎。1936年1月，毛泽东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坦白，倘蒋能够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蒋介石若依然不肯下抗日决心，即使放出任何空气，中国苏维埃政府决不为之眩动。”112月2日，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东渡黄河，准备经山西到河北与日军直接作战。3月4‎ 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从东征前线电周恩来、秦邦宪并转南京代表周继吾（即董健吾），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主力红军集中河北对日作战、释放政治犯、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等要求。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不应发讨蒋令”，“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应当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就把抗日放在了首位，5月5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　　上述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没有排除蒋介石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国共双方正在接触，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由于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反蒋”口号。有人根据1936年9月8日中央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认为中央早在1936年2月就放弃了反蒋口号，这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电报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改变此口号”，这里指的是不分主次的把“抗日”和“反蒋”并提，并未涉及到把反蒋口号放弃的问题。如果2月份已经放弃了反蒋口号，对2月以后许多中央文件仍然把蒋介石看成主要敌人，仍提反蒋口号，就很难理解了。另外，还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5月5日的通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5月25日，毛泽东致函阎锡山，一方面说明5月5日的通电是为了促使蒋介石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另一方面又希望和阎锡山“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可见，5月5日通电发表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公开或秘密的文电中，仍有反蒋口号，不能认为5月5日的通电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 ‎　　1936年7月，发生了几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　　第一，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表明他对日的态度强硬起来。他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 ‎　　第二，7月15日，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其中写道：“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他们认为这样做了，“救亡联盟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为此，毛泽东于8月10日给章乃器等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的“善意的批评和希望”。13‎ ‎　　第三，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会议，强调民族战争，反对国内革命战争，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爆发任何内战都有助于日本强盗的黑暗勾当”，“现阶段一切都必须服从反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战争”。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说，“蒋介石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当“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联蒋抗日”政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即致电中共中央，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 ‎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对南京政府的方针。8月12日，张闻天、林育英、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何克全等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央“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与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我们的口号是“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目前的策略是，“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并明确指出，“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强调“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宋子文，指出当今寇深祸亟，“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方针”14毛泽东还写信给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告诉他“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共产党愿与国民党“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并说：“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从这几封信也可以看出，8月中旬中共中央采取“请蒋抗日”的政策了。‎ ‎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重申“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切都应服从抗日”，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 书》，义正词严地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卖国内战政策，坚决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转向日本侵略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重新与国民党合作的城意，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以代替“人民共和国”，动员和团结一切赞成民主拥护抗战的阶级、阶层参加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进攻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为实现这一方针，一方面必须继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行；另一方面向他们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订立抗日协定的要求。同时，在逼蒋抗日方针下，党仍应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逼蒋抗日方针就愈能实现。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指出，为了“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些书信、决议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发展到以实现“逼蒋抗日”为主的新阶段，开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 ‎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尔后又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终于在1937年9月建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选自王荣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 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一节 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联合抗日 毛泽东论国共合作 ‎　　（1937年9月）‎ ‎　　‎ ‎　　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著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 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同的统一战线。‎ ‎　　（选自《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国民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 ‎　　（1937年8月）‎ ‎　　‎ ‎　　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多年企望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然而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有些国民党人说：待抗战胜利后再实行政治改革吧。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　　‎ ‎　　（选自《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1939年11月）‎ ‎　　‎ ‎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　　‎ ‎　　（选自《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持久战》（节录）‎ ‎　　问题的根据 ‎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　　（一○）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一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　　……‎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已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沦，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有关台儿庄战役 ‎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三十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如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赵墩沿铁路西进，攻取徐州，又可北上策应板垣师团，断张自忠、庞炳勋各军的后路。‎ ‎　　在进攻滕县之时，日军濑谷支队主力已于十七日攻陷临城，十八日又分兵两路，直扑韩庄、峄县。此时，汤恩伯军团奉命从河南归德和安徽毫县驰援滕、临，由于路途遥远，仅有先头部队到达滕、临、峄地区。日军恃其炮、空和机械化部队协同的威力，很快攻陷枣庄、韩庄、峄县。守峄县的第二十军团王仲廉第八十五军一个团伤亡甚重，团长阵亡。敌攻下韩庄后，其步兵四、五百，坦克十余辆，企图渡过运河，直捣徐州，但因汤军团关麟征第五十二军郑洞国师已在韩庄附近运河南岸布防，同日军隔河激战，挡住了日军的攻势。日军主力乃东移，沿枣台支线进攻台儿庄。其时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主力已由郑州、洛阳赶赴台儿庄，池峰城第三十一师附炮兵一营先期到达台儿庄布防。汤军团主力也已渡过运河，在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准备于三月二十四日侧击枣、峄之日军，将其压迫至微山湖畔歼灭之。‎ ‎　　二十三日，峄县之敌千余人，在重炮十门、坦克八辆的掩护下，向台儿庄进攻，被第三十一师与第二十七师一部歼灭过半，残敌三百余人窜至北洛固守。翌日，日军二千余在飞机、重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又发动进攻，其一部突入庄内，池师以一旅在庄内展开巷战，另以一团由南洛袭敌侧背，终将日军击溃，并克复刘家湖。下午，日军再由北洛反攻，其炮火将台儿庄北门轰破，日军三百人冲入，被池师歼灭。二十五日黎明，汤军团以两个军向峄、枣之日军发动攻击。关军在枣庄东南之郭里集附近将日军派往临沂支援坂本旅团的沂州支队包围击破。同时，王军陈大庆第四师于二十四日午夜从三面围攻枣庄，并于次日攻入城西，焚烧敌战车八辆，日军约一个联队据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顽抗。同日，日军炮火轰毁台儿庄北门及西北门寨墙，敌二百余人突入庄内之碉楼固守。‎ ‎　　至二十六日，日军进攻台儿庄部队已达三千余人，并补充了重炮、坦克和弹药。同日，中国野战重炮团及战车防御炮营，铁甲车一个中队先后开到台儿庄，中国守军火力大大加强。二十七日，日军在九辆战车的掩护下，猛攻台儿庄，突破北门，占领东北角。中国战防炮神威大显，击毁敌战车六辆。从二十八日起，敌我在台儿庄、刘家湖附近激战。日军飞机、大炮昼夜轰炸，台儿庄车站、煤厂几成一片废墟。第二集团军与日军进行近战、肉搏战，使其战车、大炮失去威力，打退日军无数次进攻。当晚，日军三百余人由城西破口冲入西北角，联合该处顽抗之敌向中国军队突击，但遭到中国守军炮击，并经池师一部反击，战至深夜，将入侵之敌大部消灭，其一部退据大庙死守。池师亦死伤五百余人。‎ ‎　　鉴于台儿庄方面战况紧急，第五战区于二十七日命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即放弃峄县、枣庄之攻击计划，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主力向南转进，先歼灭台儿庄之敌”。由于汤军团未遵令行动，二十九日又命令“八五军三十日应对峄县之敌佯攻，以牵制该敌南下；五二军三十日应速向泥沟、北洛前进，……以一部向南洛协助第二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汤军团乃以关军由太平山、傅山、青山一带南进，协同孙连仲部夹击台儿庄附近之敌；王军主力则集结在神山一带，并留一部占领卓山、黄山、马山一带高地掩护关军侧背。‎ ‎　　台儿庄方面，二十九日战事最激烈。池师对庄内日军实行反攻，一支七十二人的突击队，在迫击炮掩护下，攻击文昌阁，将盘踞其内的日军悉数聚歼。黄师则对台儿庄北面之日军实施反击，攻克了邵庄、园上、孟庄，击毁敌坦克两辆。陈金照第三十师向南洛、三里庄挺进，截断日军后路，并给日军增援部队以重创。濑谷急令赤峰联从驰援台儿庄，并亲赴前线督战。敌在援军到达后，即行反攻，又夺取台儿庄东半部，在庄内与池师相持。三十日上午，第三十一师副师长康法如率军向西北角日军反攻，与敌肉搏数小时，三十一师阵亡三百余，敌仍据东南半部、西北角顽抗。同时，黄师亦被迫撤回运河南岸。日军企图从顿庄闸附近渡河，由西边包抄台儿庄，但被击退。同日晚，关麟征军占领台儿庄以北之林庄，猛攻日军侧背，日军腹背受敌，乃将正面兵力转至东侧，猛攻关军，激战一昼夜，至三十一日下午，关军已占领兰城店、小集等据点和獐山、天柱山，其主力迫近南洛、北洛，濑谷旅团已被包围。‎ ‎　　正当孙、汤两军要发动攻势围歼该股日军时，由临沂转来的坂本旅团主力，于四月一日从爱曲、向城方面进入兰陵镇，从东面侧击关军。关军乃以一部在作字沟阻敌，主力由作字沟迂回攻击坂本旅团侧背，坂本急于解濑谷之围，乃留千余人在洪山镇附近抵抗，主力向台儿庄右翼突进，复入中国军队包围圈。‎ ‎　　台儿庄方面，四月一日夜，黄樵松第二十七师八百余人攀登寨墙突入东北角，袭击日军，敌仓惶失措，被击毙甚众，中国军队占领东北隅及东门以北几座碉楼。二日夜，池师二百五十人组成奋勇队突入庄西北角进行夜袭，日军仓促应战，被毙斩甚多，中国军队夺回西北角。双方在庄内展开激烈争夺，但由于日军坂本支队加入战斗，第二集团军伤亡又重达七千余人，因而陷入苦战，台儿庄四分之三落入敌手。‎ ‎　　另外，第三集团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已渡过微山湖，由南阳桥一带越过运河，收复两下店、界河，将日军后援切断。‎ ‎　　为此，第五战区决定迅速围歼濑谷、坂本这两个旅团。四月二日下达总攻击令，其部署是：（1）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主力于三日向台儿庄附近之敌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2）第二集团军右翼与第二十军团连系，于三日全线反攻，消灭台儿庄附近之敌。（3）第三集团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为堵击兵团，迅速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 ‎　　三日，各兵团按作战命令发动总攻。关军于四日肃清兰陵、洪山镇日军残部，五日南下，抵达台儿庄东北二十里的底阁、腰裹徐一线，向日军发动猛攻。王仲廉军三日由大良壁东进，四日于陈瓦房附近重创坂本部队，五日追击该股日军至台儿庄东北十五公里之潭庄附近。周岩第七十五军三日由岔河镇击败肖庄之敌，五日向台儿庄东七公里之东庄攻击。日军为挽回败局，以大炮数十门，战车数十辆，向周、王两军阵地猛轰。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终突入台儿庄正面之张楼，从腹背击敌，日军阵脚大乱。在台儿庄，第三十一师官兵展开巷战，用大刀奋力砍杀敌军，逐段肃清庄内之敌。第三十、第二十七师又攻过运河，张轸第一一○师则渡河夺回黄村、赵村，一部由万里闸北进，向獐山出击，试图断敌退路。六日，第三十师攻下南洛，第二十七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反攻，日军伤亡惨重，向西北退去。第三十一师也向庄内日军大举反攻，濑谷部队力战不支，于是日夜首先脱离战场，向峄县溃逃。七日，坂本支队仍在寨内顽抗，但在中国军队夹击下，已伤亡惨重，加以后援被切断，乃于当夜烧毁弹药，突出台儿庄，也向北溃败。溃败的日军沿台枣支线退至峄县、郭里集、枣庄附近。因曹福林部已到达临、枣北侧地区，切断了津浦路，敌乃凭借峄、枣附近的有利地形，固守待援。‎ 台儿庄战役 前后近一个月，日军恃其兵器优越，炮火猛烈，不断向台儿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步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少量重武器，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五、第十师团对台儿庄的进攻，歼敌万余人，击毁战车十余辆，野重炮十余门，取得了抗战以来我国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　　‎ ‎　　（选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桧林 李隆基 ‎　　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国现代历史上经常遇到的一个名词。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还应该先说清楚。这个问题说清了才好说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通常说的抗日根据地即敌后解放区，它应该包含以下的内容：一定地域上的政权；抗日的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人民和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政权和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概括起来说，所谓抗日根据地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定地域上的，人民政权军队结合而成的抗日力量的整体。我们所说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指的这个整体。我们这里讨论抗日根据地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个抗日力量整体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谈。‎ ‎（一）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有两面性，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它一方面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自己的统治，和害怕坚持实行不抵抗政策会在全民愤恨的浪潮中淹没；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会在抗日浪潮中壮大起来，威胁自己的生存。前者决定了它抗日的一面，后者决定了它谋求同日本妥协的一面。这种两面态度决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基本政策。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就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条件下显现出来。‎ ‎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因此招来全国人民的猛烈攻击，蒋介石因此下台。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蒋介石重新上台，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是蒋介石处理对日外交和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在当时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 ‎　　一九三四年四月，蒋军“围剿”中国红军的内战正酣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旨在独占中国的谈话。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这年秋天，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表在《外交评论》上。该文是蒋介石对日基本政策和处理内外关系准则的全面阐述。蒋介石是站在国内政治这个基地上阐明对日关系的。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长。该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但是目前中日关系正在陷入“僵局”。为了“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以致弄得双方“同归于尽”，必须打开这个僵局。蒋介石反复说明，如果僵局恶化下去，双方就要“同归于绝灭”。我们认为这个“同归于尽”或“同归于绝灭”的问题，是了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关键所在。这里说的双方不是中日两个国家，而是指的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双方会“同归于尽”呢？他说：现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已绝不容当局不抵抗而屈服，国民党“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又说，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和平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如何”。这就是说，如果日本无休止地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国民党在抗日救亡运动压迫之下，不能不抵抗，相持下去，日本不能灭亡中国，反而会被拖垮，而国民党统治也会因为“内外交侵”而崩溃，这样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就会在相争中“同归于尽”，而得利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苦口婆心劝说日本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压迫太甚，对中国要以“道义”“相结合”。而他自己的对日方针则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这就是：在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的时候，中国也不绝交，不宣战，留有妥协的余地；但也不能正式订立卖国条约。这个方针成为国民党政府对日的基本方针。以后它长期坚持这个方针，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后还是如此。蒋介石又说：“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完全相应一贯”的。这就是在执行“四不”外交方针时，对日本的武力进攻，做某种消极的抵抗，以表示他的不屈服，以此做为贯彻“四不”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为了搪塞舆论的谴责，掩盖屈辱妥协的实际。这样他好腾出手来进攻主要敌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大地主大买办 的政治代表人物，从根本上说，是把本国的革命人民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把自己的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论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上看，还是从这个政府的实际活动上看，都没有动员全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的积极主动的政策。‎ ‎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十七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事扩大。次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个“自卫抗战”声明书，但不向日本宣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国民党政府投入大量精锐部队进行抵抗，并宣布要“持久抗战”。但是它的“持久抗战”是为了“促起国际共同制裁日本”。就是在战役上多支撑一段时间，等待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干预，以求得“光荣的和平”。所以它在上海抗战的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国际干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通过德国与日本进行妥协活动。蒋介石同意以日方的条件做为谈判的基础。只要求“恢复战前状态”。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然不对日本宣战。‎ ‎　　此后，国民党政府一直保持着多条渠道同日本联系和进行秘密谈判。宋子良和今井武夫的秘密谈判，蒋介石派唐生明到南京与敌伪联系，戴笠与周佛海之间的电台联络，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　　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取得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彻底解放，依靠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 ‎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相反，“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它既定的革命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国共产党一贯坚定地主张，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日本在华一切特权，收复一切失地。它不止嘴上说而且实际做。“九一八”以后，特别是“七七”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组织和领导下，中国亿万人民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特别是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都是离不开共产党的。‎ ‎　　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中国军民实行坚决抗战的基地。它是在长期抗战中逐步实现彻底胜利的基础。它是抵制妥协投降活动，维持全国抗战局面的有力因素。如果没有抗日根据地这个强有力的因素，中国的抗战就会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际国内条件对蒋介石集团实行抗战不利，而妥协投降对它有利时，它就会对日妥协投降（是否全国都跟着它投降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中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另一种是，在“拖”（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过程中，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侥幸取得了胜利，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仍然不会走上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 ‎　　这是从政治路线上对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的考察。‎ ‎（二）从军事战略上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当时的中国，掌握全国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被抗日的潮流拖着抗战，一方面随时准备着同日本妥协。坚决主张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不止领导着广大的群众，还有自己的地盘、政权和军队，即有抗日的根据地。这就不仅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政治状况，也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军事状况。抗日根据地就在这种战争形势中发挥着它特殊的作用。‎ ‎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所形成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大致如下：‎ ‎　　大而弱的中国，被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这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遇到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和武装抵抗。但是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却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但又缺乏控制的能力。在敌占区内敌人力量空虚的地方，就可以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做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这样的游击战争也就成为在敌人后方的有战略基地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进行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这种战争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它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这种广大的有根据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大因素。‎ ‎　　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打乱了敌人作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形成了敌我双方军事态势的多层的复杂的包围与反包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从整个战争来看，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是我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来看，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象下围棋一样，敌对我我对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根据地，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如果能在国际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和美英苏等国及其他可能的国家做为一个战略单位，就形成了又一种对敌人的包围。到这样一个反法西斯的天罗地网形成之日，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之时了。‎ ‎　　在以上的论述中，就我们中国的地位来说，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亚澳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二，“在这个‘做眼’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军事上说，同这种包围反包围的军事态势，同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分不开的。以中国、西太平洋、东南亚做为一个整体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几重包围中被打败的。就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失败来看，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中说，“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这是使日军许多次“肃正讨伐”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日军占领的只有点和线。这就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破坏了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使它把华北搞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不能完能。这对中国的大后方起了稳定作用。对美英军队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作战是巨大的支援。‎ ‎（三）从中日战争的实际进程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归结点之一，就是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起来。这种变化不论是从日本统治者的战略决策方面，还是从国民党的战略决策方面，都表现出来了。‎ ‎　　先说日本方面。‎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称重庆政权可以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这是日本放弃以武力摧毁国民党政权的公开表示。十二月六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重新研究了战争指导方针，做出如下的决定：日本“以攻占汉口、广东[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防止急躁”。“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做出《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的决定。其中提出的“完成持久战的方式”之要点，“一是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之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的建设，一是对占据地区所施加的军事压力，两者要互相结合。目前在重要的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进行建设尤为重要”。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有所减少，但对华北的作战却更加重视。《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着：“‘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按：引号中的话为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在当时的话）。这就是说，华北担负着建设和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它在形成东亚解放战争重要一环的使命中，其比重逐渐增大”。‎ ‎　　从以上日本的战争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说，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在华各部队转入持久战略态势”。此后日军“积极地在各地实施了治安肃正作战，特别是在华北，讨伐行动紧紧与推进治安工作相配合”。(2)一九三八年秋季以后，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虽然发动了对国民党的作战，但那或是政治谋略的配合（如施加压力迫蒋投降），或是为了巩固占领地区，或是为开辟中国以外的新战场作准备（如准备南进）等等。豫湘桂战役是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但在战役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是保守的。(3)‎ 所谓占领地区的建设，就是从政治上巩固日本在占领区的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即把占领区搞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为此，就要在占领区“确立治安”，就要进行“治安战”。总之，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进攻，把确保占领区的作战是到更重要的地位。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就随着整个战局的变化而更加重要起来。‎ ‎　　再从国民党方面来看。‎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在湖南召开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确定武汉广州失守后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而召开的。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多次讲话。他说，自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期。抗战的第二期是所谓“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但他不具体地谈如何转败为胜，如何积极对日作战，而是大谈国民党政府要整军建军加强战斗力。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比较清楚地说出了他的意图。它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更明确提出：“将作战行动推广至敌人全后方”。“应战略需要，决定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迫使敌人“分兵防御”，“无力西进”。这个方针规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要建立要整训，要加强战斗力。但是不要它积极对日作战。而以游击部队在敌后作战为主，化敌人后方为前方。正面战场只做“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敌后作战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由此看来，不管蒋介石意图的目的何在，他是把敌后战场推到了重要的地位上。‎ ‎　　从上面日本和国民党两个方面来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们从不同的目的出发，都把敌后战场看做非常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可以看出抗日根据地在中日战争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始终牵制着大量日本侵华兵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布的材料，抗日根据地军民抗击的日本兵力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比例为：一九三八年百分之五十八点八，一九四○年百分之五十八，一九四二年百分之六十三，一九四四年百分之六十四。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据一九四○年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统计室的报告，沦陷区共七九六个县，敌人完全控制的仅五十九个县，占百分之八弱，部分控制的二四八个县，占百分之三十一强。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说：“难道这不是一个事实？就是在敌后的华北，一共牵制了日本法西斯蒂在华兵力的五分之二，十九个半师团，而他们并不能‘确保占领地’，相反的是经常的为我军政民包围于点线之内！”“谁不正视这个事实，谁就不能面向着抗战，谁不理解这个事实，他就不能理解抗战”。这是当时一位非共产党人对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公正评价。‎ ‎　　当然，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在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结束，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有：苏联的出兵，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和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作战和牵制，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影响等等，但抗日根据地毕竟是长期抗击日军、消耗和牵制日军大量兵力、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力量。抗日根据地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个力量对中国人民的胜利来说，则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抗战胜利的果实是一个也不会落在人民手中的。‎ ‎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　　‎ ‎　　（选自《北京师大学报》（文科），1986年第4期）‎ 第二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反对投降活动 ‎　　（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 ‎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芦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芦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芦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 ‎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找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4─537页，人民出版社）‎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节选）‎ ‎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　　‎ 毛泽东 ‎　　‎ ‎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8—579页，人民出版社。）‎ 论联合政府（节选）‎ ‎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 毛泽东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经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　　共产党人应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9—991页，人民出版社）‎ 策划久远 用心险恶 ‎　　——论日本对东北、台湾的侵占及其推行的奴化、同化政策 ‎　　‎ ‎　　一 ‎　　‎ ‎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维新前十多年，被视为维新师表的吉田松阴就构划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蓝图：“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即今北海道），封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以及菲律宾群岛。”1维新政府成立后，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一方面致力于修改西方列强强加于己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脱亚入欧”，迅速摆脱自身日益沉重的半殖民地危机；另一方面，却又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奉行起“失之欧洲，取之亚洲”2的侵略政策，即如吉田松阴所构想的：“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3企图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弥补西方列强在幕末时代给日本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制定了“北进”、“南进”方针，首当其冲者北为朝鲜，南则台湾4，与当初吉田松阴的构想完全吻合。然而，明治政府的胃口更大，侵朝掠台仅是其扩张的前奏曲，侵华霸世方为其终极目的。明治年间制定的“大陆政策”全盘展示了新生的军国主义者这一勃勃野心。它共有5个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地区（即东北与内蒙古）；第四期，征服中国内陆；第五期，征服世界。51927年7月，日本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对满积极政策》奏章（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毫不掩饰地对上述“大陆政策”做了概括：“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在上必要之事也。”6由此可见，日本北进朝鲜，除了掠夺朝鲜的粮食、黄金及其它工业原料以充己用外，更主要的是要获取一座“波满桥梁”。7在其称霸世界的整体构想中，我国东北正处在一个关键位置上。据此，北上可以进击俄苏，西进可以占有蒙古及我国内蒙古地区，南下则可长入华北、华东，直捣中国腹地，再加之东北土地辽阔肥沃，矿产丰富，既可以成为日本的农产品供给地，又可以成为铁、煤、铝等重要战略物资的供给地。无怪乎政友会议员松冈洋石公然称之为日本的生命线，并且扬言：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8与1890年山县有朋（日本军阀巨头，所谓大日本皇军的创始人之一，当时的日本首相）所宣扬的“捍卫主权线”，“防护利益线”9相比较，松冈洋石的话更加狂妄和充满杀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则直截了当地宣称：“归根到底，也要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10‎ ‎　　为了攫取我国东北，实现“北进”方针，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做了长期而周密的准备。他们竭力排斥沙俄等国在东北的势力，加大对东北的投资，以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到“9．18”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已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和各国在东北投资的72.4％。11同时，大量向东北移民，不断加强在东北的军事存在，提高驻军规格，以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关东军司令，而关东军又直属天皇。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久远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所以，日本侵略者才能在“9.18”事变后仅用4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便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从19世纪中叶起开始酝酿的独占中国东北之梦，在几代军国主义者狂热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变成了令日人兴高采烈而令国人痛心疾首的现实。‎ ‎　　‎ ‎　　二 ‎　　‎ ‎　　然而，军事占领东北，仅仅是迈开了“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的第一步。工于算计的日本参谋本部在“9．18”事变前就已设计好了军事占领后进一步征服东北的方案（即《1931年形势判断》）：（一）扶植亲日政权；（二）“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三）吞并东北，使成为日本领土之一部分。12“9.18”枪声未息，日本占领军便先后拼凑出了“奉天自治维持委员会”及”奉天地方自治指导部”（即所谓“满州建国之母”）等汉奸组织，大肆鼓噪“独立运动”，渐次夺取县级政权，从舆论和政权基础两方面，促成所谓建国趋势；1932年3月，溥仪就任“执政”，伪满州国正式成立。至此，参谋本部旨在硬化占领形式，并将其转为所谓“合法化”的征服方案的前两点，已基本实现。‎ ‎　　伪满州国建立后，日本侵略者在这块并未得到国际普遍承认的招牌掩翼下，放开手脚，更加精心地组织实施了吞并东北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一）进一步增加在东北的兵员数额。“9.18”事变前，日本军在东北的正规兵力约为二万余人，到1936年，已增至10万余人。13井建立庞大的日伪宪兵队与警察机构，以强大的武力保障其对东北的占领；（二）发表《满州国经济建设纲要》（1933年3月），设立“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1935年7月），进一步加大在东北的投资，垄断或控制东北的铁路交通、矿产电力资源及海关、金融机构，把东北的经济纳入日本的经济体系中，买现所谓“日满合理的经济融合”14，实际上是使东北经济沏底沦为日本经济的附庸；（三）加紧推行奴化、同化教育政策，以图从根本上艰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彻底摧毁与消灭抗日行动。在以上这些征服措施中，推行奴化、同化教育，泯灭民族与本土意识，尤值一提。‎ ‎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全境之后，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便击溃和瓦解了东北抗日义勇军，使其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活动归于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击垮了东北人民的抗日之心，日本占领者对此亦了然于胸，故在增加兵员，加快经济控制与掠夺的同时，迅速从三个方面推开了奴化、同化教育的进程：‎ ‎　　在管理方面，禁止关内的书报在东北发行；禁止在关内读书的东北学生毕业回东北；亦不许东北学生再入关去读书。寻常百姓，不分男女，12岁以上都须持有居住证、通行许可证等，出入关亦严加控制，从而形成东北与祖国内陆的空间隔离，为推行奴化、同化教育创造社会环境。‎ ‎　　在文化方面，禁绝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以书籍为例，仅1932年3月—7月，就焚毁具有民族意识的书籍650多万册。与之同步相辅的，是大量输入各种日本文化作品。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58万余册，到1937年就猛增至380万册。15一消一长，显然是要在传播链上人为地造成中华文化的空档，以利于日本文化的填充，从而收到淡化和泯灭本上意识，认同日本文化的长远之效。‎ ‎　　在教育方面，日本占领者的用心更为险恶，手段更为毒辣。他们首先对在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中起重要作用的中小学教师大开杀戒。1932年，东北尚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经过不断地清洗、逮捕和屠杀，到1935年末，仅余9000余人16，而且，头上还高悬着“再有教授排日教材者，按拿武器反抗日本论处”17的达摩克利斯剑，民族教育的师资力量由此遭到严重摧残。其次，是缩短学制，改变教学方向。日伪统治之初，便提出了目的在于“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王道主义”教育方针（《对满蒙方案（第四次方案）》）18用“以道德仁义培养国民之高尚品格，以劳作勤苦训练国民之生活能力”19等华美词句，来掩盖他们为日本侵略扩张培养驯服人才，提供低级劳动力的事实。1937年5月，日伪当局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皇道教育”方计，更为露骨地推行“日满一德一心”、“养成忠良之国民”20的奴化教育。把“9.18”事变前东北的16年学制（小学到大学）缩短为13年，并且把中学都改为农、工、商、水产及商船等实科中学，大学教育亦向实科倾斜，理科和社会科学所占份量大为减少，从而把东北的教育畸变成了降低中华民族文化知识水平，专为日本侵略者培养造就“实用人才”的奴才教育。再次，不断抬升日语地位，挤压和排斥汉语，如把是否懂日语做为对中小学教师“检定”的标准之一，在教学过程中加大日语教学时数，1937年5月以后，日语教学时数已增至汉语教学时数的两倍21。语言是民族生存的重要条件与标志，不能设想，一个民族在失去了自己的母语之后，还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特色，最终保持在自己。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传承者加以肉体消灭，已是把毒剑刺进了民族的灵魂；缩短学制，改变教学方向，则是对中华民族素质的劣化和扭曲；而压抑、排斥母语，这就危及到了中华的民族生存的根本。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就不难看到，这一套极为阴险的奴化、同化措施，并非在东北首次推行。1895年，日本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取台湾后，即对其实行了以消灭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思想为目的的奴化、同化教育，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据统计，1896年日本开始在台湾开设日语传习所，到1935年，全台已有日语传习所（含简易传习所）4300多所，学员26万余人。而原本遍布台湾城乡，教识汉字、传播中华文化的书房义塾则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到1940年，全台仅存17处，为日据初期的1.5%，学员仅余932人，为原有学员的5.5％。1943年，为了配合所谓皇民化运动，书房义塾干脆被明令废止22，台胞则被迫改用日本姓氏，改穿日本服装，甚至风俗习惯也要改从日式23。在朝鲜，日本侵略者亦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如1938年以后，禁止在教学中使用朝鲜语，1940年，实施所谓“创氏改名”，有80％左右的人被迫改用了日式姓名。24‎ ‎　　奴化、同化教育与军事占领是互为表里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台湾与东北都采取了以武力占其地、攻其身为先，以奴化、同化教育攻其心、灭其本性为继，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侵略政策，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中华沃土渐次纳入日本版图，并将其由表及里，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心理意识都改造成日本之一部，铸造所谓“王道乐土”，实现永霸我国台湾与东北的战略构想。‎ ‎　　‎ ‎　　三 ‎　　‎ ‎　　综上所述，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占具有策划久远、准备周密；行动迅速，手段毒辣；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特点。纵观这一过程，有两个问题颇耐人寻味：‎ ‎　　第一，日本构划扩张蓝图，明确地把我国东北、台湾等地列为侵略目标之时，正值日本自身面临美国、沙俄以及英、法等列强以武力叩关，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于己之际，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迫在眉睫。这样一个受人欺凌的孱弱的小国，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居然把一个土地与人口皆数倍于己的大国做为打击目标，试图与正在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分一杯羹，其想象力之大胆狂妄，其欲望之贪婪凶残，不能不令人深感惊叹。同时，亦可由此反观出当时的中国政府是何等的软弱无能，中国社会是何等的腐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古如此，今亦如此。地大物博倘若不能转移成为强大的综合国力，那就只能是别人的盘中餐、口中肉，大复何益！‎ ‎　　第二，在侵占东北的诸环节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极为阴险、然而也是极有远见地紧紧抓住了实施奴化、同化教育的关键一环。古往今来，要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军事占领，并加以经济上的控制与掠夺，这对经济相对发达、军力相对强大的入侵者来说，并非难事。但是，要把占领地完全异变成为入侵者自己的领土，将其民众完全弱化成为只具备低级劳动技能、毫无民族本土意识、俯首贴耳、供入侵者驱使的奴仆，那就困难得多了。尤其是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文化积淀极为丰厚、民族传统与特色稳定浓烈、越数千年而未有质变的古老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可是，如果不能剥夺占领地人民的母语，改变其民族传统与文化心理，军事占领与经济掠夺就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入侵者将不得不耗费巨大的人力与财力去维持这种表面的占领，不得不心惊肉跳地去应付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所以，只有使占领地人民脱胎换骨地蜕变成为所谓“忠良之国民”，自动放弃反抗，才能使入侵者美梦成真，长治久安。由此亦可看出，维护民族母语的主体地位，保持民族文化与传统，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它是民族生命力延续不绝的遗传基因，是民族大树永葆青春的根系所在，因此，也就成为入侵者的心腹之患，使之食无味，寝无安。这一点对当今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具启发意义。‎ ‎　　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同化教育，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亦灰飞烟灭。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未收预期之效，现在则成为日本侵华罪恶的不可抹煞的罪证。然而，在日本对东北与台湾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的统治中，这一政策亦非绝然无功。它曾造就了一批亲日、媚日分子，尽管他们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他们当年为日本侵略者充当鹰犬，至今依然阴魂不散。在《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之际，台独分子公开打出“《马关条约》l00周年告别中国”的横幅。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认为《马关条约》使台湾人学习强权者的文化，培养弱势者求生存的活动力，所谓“日据时代的台湾，正提供了台湾人一个绝佳的历史情境。”25香港《快报》披露：李登辉小时候受到较纯粹的日本教育，读的是日本书，说的是日本语，日式情感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具有一种“恋日情结”，“从血缘层面上，他的确是个地道的中国人，然而在文化层面上，他的中国化显然远远低于日本化的程度。”因而他对抗战胜利50周年的纪念十分冷漠，令台湾公众大为失望”。26蒋纬国先生在今年3月份出版的《胜利、旧痛、新忧》一书中亦指出：日据时代日本人已培养了一批恋日者，当前的台独鼓吹者拟用八瓣菜花做为所谓“台湾共和国”的国旗，这是从日本皇家标志的十六瓣菜花演化而来，足见其恋日情结之严重。蒋纬国先生毫不含糊地将其称为汉奸行为27。五十年前就巳灰飞烟灭的日本奴化、同化教育，至今依然余韵绵绵，不断荡响历史的回音。再看看当今日本政要纷纷回避侵华事实，与之同时，却又凭借其经济实力，不遗余力地在境外普及日语，大搞日元攻势，这怎能不让曾深受其难的各国人民对汹涌而来的新一轮“虎！虎！虎！”感到忧虑和警惕呢？‎ ‎　　（选自《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毛泽东论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　　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劝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的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 ‎　　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皖南事变 ‎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一党专政 ‎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 ‎　　王秀鑫 ‎　　‎ ‎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时期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峰。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在事变中受到严重损失。这次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汲取哪些历史教训？本文谈些粗浅看法。‎ 抗日战争中，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顽固派，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十分恐慌和仇视，千方百计地企图加以限制和消灭。‎ ‎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以武力消灭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次反共高潮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粉碎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鉴于在华北敌后八路军的力量强大，用武力消灭八路军已不可能，因而不敢在华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活动。但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却认为，在华中消灭新四军还是有“条件”的：（一）华中地区处于江淮河汉之间，地跨苏浙皖鄂豫五省，是他们过去统治的基本地区，有着较大的影响。（二）抗战爆发后，虽然上海、杭州、南京、徐州、武汉相继失陷，但他们在这个地区仍拥有五十万左右的反共军队。其中，在淮北、豫东、鄂豫地区，汤恩伯部约有二十万人左右；在淮南、皖中等地区，李品仙部约十万人；在皖南、苏南、苏浙边地区，顾祝同部约十万人；在苏中、苏北地区，韩德勤部约十万人。（三）新四军力量比他们弱小，只有兵力九万人，分散在长江南北敌后广大地区，没有连成一片，且处于日伪军分割包围之中。基于这些条件，国民党顽固派便把反共的中心，从华北转向了华中的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打算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一举全部消灭新四军。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1940年6月下旬，盘据在苏北地区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纠集十一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驻扎在郭村的新四军管文蔚、叶飞同志领导的部队进攻。为了增援管部，陈毅同志率新四军江南部队渡江北上，取得郭村战斗的胜利。不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三个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苏北指挥部率军东进抗日，于7月25日进入黄桥，广泛开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 ‎　　在武力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来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当时，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于1940年6月在重庆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二）陕甘宁边区的承认问题；（三）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四）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而中心是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0－201页）。7月16日，国民党抛出所谓“中央提示案”，蛮横地作出了四大决定，其中主要的有六点：第一，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暂隶属行政院，归陕西省政府指导，辖十八个县；第二，八路军、新四军 全部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并须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第三，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等机关，不得留置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第四，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不得擅自越出规定地境线；第五，八路军编为三军六个师，新四军编为两个师，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他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第六，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绝对服从命令。这个所谓“中央提示案”的阴谋是：（一）把八路军、新四军的人数由五十万削减到十万人左右；（二）夺取黄河以南、长江南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三）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狭窄地区后，在日、伪、顽的夹攻中消灭之。7月25日，周恩来同志带着“提示案”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经过研究，提出了《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主要内容是：（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清作战线，分头击敌。8月25日，周恩来同志又去重庆，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共中央以上意见。由于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企图通过谈判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阴谋，宣告失败。‎ ‎　　国民党顽固派在抛出“中央提示案”之初，为诱使中国共产党接受该提示案，蒋介石曾于1940年7月30日电令驻扎在苏北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队的李明扬、李长江对新四军“暂缓”出击。而当“中央提示案”的阴谋被戳穿之后，他们便疯狂地进攻苏北新四军。9月上旬，韩德勤采用堡垒推进办法，封锁苏北抗日根据地粮源，企图把苏北新四军压缩到沿江狭小地带，勾结日伪进行合击。为了粉碎韩德勤的阴谋，苏北新四军于9月13日攻占姜堰。30日，为顾全大局，新四军撤出姜堰。同天，韩德勤纠集十九个团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黄桥进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集中力量打中路军，采取诱敌深入，断其退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10月5日，韩属第八十九军一部进至黄桥地区，苏北新四军奋起反击，6日，我军向韩顽发起总攻，7日基本结束战斗。是役共歼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以下一万余人，并乘胜攻占了海安、东台等地，此乃著名的黄桥战役。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先从苏北下手，企图消灭苏北新四军的计划完全破产。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甘心失败的。‎ ‎　　正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缔结了三国同盟，德意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指导地位”，日本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侵略，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打算急速结束中日战争。9月28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日本外交方针纲领”，规定“必须实现中日两国的全面和平。”因而大大减少了对蒋介石的压力，加紧了诱降活动。同时，三国同盟使英美和德意日的矛盾激化，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对蒋介石政府也尽力拉拢。美国从十月份起公布了给中国三次借款，共七千五百万美元。英国政府决定10月18日开放滇缅路。在日寇的诱降和英美的支持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气焰又嚣张起来，以为发动反共高潮的时机已到，胜券在握，便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即何、白“皓”电），诬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遵令”、“非法越轨”，限令在长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退到黄河以北；指责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延宕不遵”；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表示“决难照办”。国民党顽固派发出“皓”电，以下军令的方式，强迫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其反动命令，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　　1940年11月9日，针对“皓”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列举了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收复失地的事绩，据实驳斥了“皓”电的造谣诬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挑起磨擦的罪行，严正指出他们正在策动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同时，在“佳”电中，提出了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开赴江北。‎ ‎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第一，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情况下，我党和国民党斗争的任务是反对投降，制止内战。要完成这个任务，除了发展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当时，中间势力一方面赞同反投降反内战斗争，另一方面又害怕抗日统一战线破裂，建议中国共产党有所让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党提出新四军 皖南部队北移。这一让步，可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进攻时，我党给子反击就持之有理了，并可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第二，这一决策是我党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战略方针的需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中原局科学地分析了华中的全面情况，提出了发展苏北的战略思想。因为江苏北部地处敌后，我军进取苏北持之有理；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一贯暗中勾结日伪，人民切齿痛恨，且孤悬敌后，其他顽军增援困难；苏北地区辽阔，背靠山东，凭江据海，依托水网，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如果日寇继续大举西侵，新四军还可以由东而西，配合八路军发展中原根据地。为了集中力量发展苏北，中原局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积极东进，建议党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党中央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正是为了实现发展苏北的战略方针。第三，这一决策完全符合新四军发展的方向。对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中共中央早已指出应东进敌后，向北发展。1939年春，周恩来同志到新四军军部敦促项英同志贯彻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共同商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但是，当时项英同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坚持在皖南一隅闭关自守。1940年5月4日，党中央给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明确指出，不要坐失发展新四军的时机，并强调说：“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1页）陈毅、粟裕同志即遵照这个指示于6月渡江进入苏北，而项英同志却没有执行。‎ ‎　　在“佳”电提出皖南部队北移的意见以前，中共中央早已多次指示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必须迅速率部渡江北移。那时，新四军军部驻皖南泾县云岭，这个地区狭窄，横竖不到一百公里，北靠长江，东边是日本军占领区，西南两方有顽军十余万凭借黄山筑垒包围监视。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制造的磨擦事件不断发生，在反共风云日紧的情况下，9月19日，中共中央电促叶挺同志和项英同志迅速渡江北移，指出：综合各方面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望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但项英同志对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的指示仍思想不通，他于10月11日向中央表示“军部困难北移”，“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为此，中共中央对项英同志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多次讲明必须北移的理由。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发出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的可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11月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同志，明确指出：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项英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二者应择其一。但是，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这里，党中央把是否北移的利弊讲得很清楚。‎ ‎　　在“佳”电提出皖南部队北移的意见后，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对皖南新四军可能采取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保持着高度的警觉。1940年1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时局紧张关头我皖南部队应准备自卫的指示，说明蒋介石有可能投降日寇，他正在制造反共舆论，调兵遣将，因此，新四军皖南部队应当采取自卫原则，准备于某方攻击时，坚决还击之。11月21日，中共中央又指示项英同志，必须认真准备北移。‎ ‎　　到了1940年12月，形势日益险恶。8日，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宣称“调动”是“军令”，必须执行。9日，蒋介石发布了新四军限期北移的手令，叫嚷凡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称谓如果新四军江南部队于12月31日仍不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这个密令是进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动员令。12月下旬，顾祝同调集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一○八师、一四四师、七十九师、六十二师、新七师和一个旅，共八万余人，在径县茂林一带，对皖南部队形成大包围，封锁部队到苏南的去路。月底，顾祝同派第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赴岩寺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会上传达了顾祝同的“指示”，要求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宣布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作好了袭击皖南新四军的准备。在这些日子里，中共中央极为关怀皖南新四军的处境，不断电示东南局、新四军军部和项英同志，要求他们准备自卫行动并迅速渡江。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要求项英同志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二）党内干部是否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三）皖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部队和将领，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的可能？（四）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14‎ 日，党中央指示项英同志必须率部在12月份内尽可能北移完毕。16日，指示他们务须迅速渡江。20日，中共中央专电安排叶挺同志的渡江安全问题。一方面致电叶挺同志和项英同志，指出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得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军部要速与刘少奇、张云逸同志联系，在对岸作准备。另一方面，致电刘少奇、陈毅同志，要他们在江边作周密布置，接叶挺过江。24日，中共中央一天就给叶挺、项英同志发出两次指示，强调必须立即出发，分批移动，在12月底全部北移完毕。‎ ‎　　然而，党中央的这些极为紧要的指示，项英同志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他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顾祝同“不敢进攻军部”，在拖或走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迟迟不开始北移行动。12月26日，中共中央严厉批评项英等同志对北移方针的犹豫态度，指出：“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33页）在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下，项英同志才于1941年1月4日晚率部开始北移。这时，项英同志仍然信赖国民党不会进攻新四军，对突然事变的发生，缺乏自卫的准备与决心。‎ ‎　　皖南部队离开云岭后，1月5日下午即全部到达茂林村，因遇雨部队过份疲劳，决定原地休息一天。6日拂晓，在茂林东南遭国民党第四十师的袭击，发生战斗。叶挺同志率部英勇抗击顽军，但项英同志却役有反击和突围的决心，而是寄希望于顽军自动让路，他仅向国民党政府致电质问，要求蒋介石命令其部队撤除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7日，新四军军部在丕岭百户坑召开会议，叶挺同志提出坚决攻下星潭，冲出包围的正确主张，项英同志不赞成，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最后项英同志作出了撤回打星潭的部队的错误决定。后来，项英同志又致电蒋介石，乞求撤围，说什么此次事件，叶挺等应负其责，百死不足蔽辜，请网开一面。由于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给了国民党反共军队缩小包围圈的时间，12日顽军发动总攻，皖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因众寡悬殊，13日终于失败。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遇害。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暴行，并重行建立新四军军部。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国内各阶层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陷于空前的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今后“决无剿共的军事”。我党终于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　　从皖南事变发生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次事变发生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活动。但是，如果东南局、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同志及时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人民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对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有高度的警觉，并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那么，国民党顽固派要搞掉皖南新四军的任何阴谋，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四军皖南部队所以受到严重损失，是由于项英同志犯了错误。‎ ‎　　皖南事变证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顽固派，对于人民革命力量是极其仇视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但是，二者在合作抗日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共产党代表民族利益进行抗战。目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与国民党合作，是利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争取多数，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日寇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抗战，目的是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与共产党合作，是企图把共产党推到抗日前线，借刀杀人，利用日本的武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或者采用“溶化”政策瓦解共产党。基于这种情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每个党员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充分地认识国民党顽固派反人民的阶级本质，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才能应付极端复杂的局面，抵御各种炮弹的进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项英同志正是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阶级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丧失了革命警觉，缺乏自卫准备，因而导致了皖南新四军的失败。‎ 皖南事变 证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当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进攻时，我党必须敢于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决不能借口民族斗争而否认阶级斗争或放弃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抗日力量，争取中间派，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日寇和发动内战。开展这种阶级斗争，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民族斗争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敢斗争，一味无原则的退让，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就会愈加嚣张，人民革命力量也将受到损失。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乞求让路，贻误了战机，造成重大损失，这个血的教训，应该记取。‎ 皖南事变还证明，在革命斗争中，加强党的组织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是执行路线、完成党的战斗任会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环境复杂、斗争艰巨的情况下，坚决执行党的纪律，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统一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进行胜利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鉴于张国焘、王明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六大以来》（下）第204—209页）等重要文件，重申党的纪律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眼从中央；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决定凡党员对各级党委在政治问题与工作原则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得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申诉，在上级党委没有指令改变前，仍须服从原来的决定。但是，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没有坚决地执行党的纪律。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渡江北移的多次指示，项英同志都因思想不通而没有及时执行，后来不得已率部北移，但已延宕了渡江时间，使国民党顽固派得以充分地进行了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强调指出，对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全党应该引为深戒”。‎ ‎　　（选自《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 第四节 共产党坚持抗战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1940年3月　　‎ ‎　　（一）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　　（二）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　　（三）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谁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　　（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　　（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　　（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　　（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　　（八）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　　‎ ‎　　（选自《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生产和整风运动 ‎1945年4月 ‎　　‎ ‎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　　大家明白，我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恩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　　‎ ‎　　（选自《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在敌后战场上，随着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陆续参战的部队达到一百多个团，约二十余万人，被称为百团大战。‎ ‎　　为什么八路军总部要发动这次进攻战？主要是由于中国出现了“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难”。1939年9月，希特勒出兵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略者。他们一方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逼降和诱降：在1940年5、 6月间发动襄宜（湖北的襄阳、宜昌）战役，占领宜昌，控制入川门户；接着又封锁滇（云南）越（越南）国际交通线；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于1940年3月和6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秘密进行两次关于停战条件的谈判（日方称它为“桐工作”计划）。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军在1940年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把抗日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构成对根据地的网状包围圈，然后分别进行“扫荡”、“蚕食”和“清乡”。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认为，为着坚决反对投降，振奋抗战军民，锻炼自身的力量，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是“非常必要的”。‎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 8月20日至9月10‎ 日）是交通破袭战、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向日、伪军发起攻击，破坏正太、同蒲、平汉、石德、平绥、北宁、津浦、白晋等铁路交通线，歼灭了大量日、伪军，一度攻占了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严重。9月20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并致电八路军，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继续奋战”。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日、伪军，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并发动榆社、辽县、涞源和灵丘等地区的攻城战斗。由于日军已有准备、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除榆社一度攻占外，都未攻克，没有达到预期的拔除据点的目的。从10月上旬起，日军调集华北境内所有能够调遣的兵力二万余人加上大批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根据地军民展开英勇的反“扫荡”作战。‎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指战员英勇杀敌，到12月初，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多人、伪军一万八千人，缴获一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百团大战既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又在抗日局面比较低沉时振奋了全国民心。共产党坚持长期敌后抗战和进行百团大战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所谓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的谬论。‎ ‎　　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极端艰难的条件，不仅坚持了下来，并且吸引大量的日、伪军队在敌后战场。敌后战场上的军民进行了无数次规模较小的战斗，但也能在适当时机进行百团大战这样规模的战斗。百团大战中，蒋介石于1940年9月11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正式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战绩。‎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针对日军对敌后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这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各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有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的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主力兵团是骨干，地方兵团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兵团、民兵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兵团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2年春到1943年末，新四军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办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它安全回到原地。日、伪军集中在某一地区“清乡”时，各友邻区同时出击，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打破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　　日、伪就像被打瞎和打聋的野兽一样，虽然疯狂地乱扑，终究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民兵共作战四万二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三十三万一千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很大支持。‎ ‎　　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广大军民英勇顽强，作出了巨大的奉献，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许多人被严刑拷打，却没有人告密。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打杀，自己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1941年9月25日，在冀西昌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 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边续打退日军四次冲锋。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时，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坠落井底，壮烈牺牲，二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当时驻辽县）遭到敌人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两队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这样的民族英雄成千成万。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对侵略的革命精神，是反“扫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抗日英烈们的丰功伟绩。‎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中国抗日 根据地发展史》的论述 ‎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科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将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概括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提出要在华北、华中、西北各根据地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指出这种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这种政权中，要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抗日民主政权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凡是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月5日，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中，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二，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中国共产党把“三三制”完全公诸于全国人民。一是为了使国内外了解其政权政策；二是便于吸引广大爱国抗日人士、阶级、阶层、政党、社团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抗日和民主两个方面。抗日和民主是互为条件的，抗日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在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制度上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权，不能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行抗战，就不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　　从1940年下半年起，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体制，一直是各个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对在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时的抗日民主政权体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在政权系统中，下级政府和下级党委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和法令。共产党组织对同级政府的领导，只能通过在政府中的党员和党团来实现，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对政府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体制后，在政权工作上实行一元化体制，将过去各地政权工作中存在的政策、政令、制度不统一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实行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政策、统一政令、统一制度、统一政纪。为纠正各地在干部管理和培养上各自为政、各抓一把的现象，将干部管理统一于民政部门。为明确参议会与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参议会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至此，抗日民主政权体制趋于完善，成为成熟的政权体制。‎ ‎　　抗日民主政权体制，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体制基础上经过重大改革，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是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既有不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体制的特点，又有区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体制的特点。其主要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是以抗日民主为目的，对外驱逐日本侵略者，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其次表现在实行以“三三制”为形式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体，通过“三三制”，既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又保证把各个抗日的阶级、阶层联合起，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抗日阶级联合的专政。第三表现在这种体制是中华民国 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维护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表现在这一体制是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政体。其政权通过民主竞选、普选和限定实行“三三制”产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政权工作实行会议制和委员制，集体讨论重大问题，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问题。决定之后则要统一、集中和服从，不能各行其事，擅自变更，绝不允许另来一套，各自为政。第五表现为各个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相对独立性。在各个根据地内，抗日民主政权一般分为高、中、基层三级。在较大的根据地内高层行政机关为“边区政府”、“边区行政委员会”、“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等，其下有派出机关“行署”、“专署”。在较小的根据地内，高层行政机关为“行政主任公署”（行署），其下有派出机关“专署”。根据地（又叫战略区）无论大小，相互之间不发生领导关系，政权体系上各自独立自成体系。中层政权是县级政府，或相当于县的市政府。基层政权是乡村政权。在少数根据地内，“行署”、“专署”的职能也有不是派出机关的，而是一级行政机构。各个根据地有自己的施政纲领、制定自己的法令、法律、政策，发行自己的货币，独立立法执法。第六表现为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议会，同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执行机关是抗日民主政府，同级政权的最高司法机关是法院。参议会对同级或下级政府有监督弹劾权，是民主政治集中体现的权力机关。由抗日人民选举出的议员享有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弹劾、质问、建议、检查、列席政府委员会议等权，对社会有视察、征询、联系等权。‎ ‎　　抗日民主政权体制的形成和确立，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逐步完成的。在遍布全国的19块根据地中，由于各自情况不同，根据地建立的早晚不同，巩固程度不同，发展速度和发展大小不同，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但是，根据地内的抗日民主政权体制，大体上相似，没有根本上的差别。所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都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在努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把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这是各个抗日根据地最基本的共同点。‎ ‎　　根据地内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机构，是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组织机构包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构。在各个根据地内，普遍实行参议会制度，各级参议会是各地区的权力机关，一般分为边区、县（或市）、乡（或市、镇、村）三级。各级参议会议员大多数由人民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也聘请少量的有名望的抗日人士作为议员。选举出的议员和聘请的议员，都是在抗日民众中受到尊敬和拥护的人士，包括根据地内拥护抗日又拥护民主政治的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在其中占三分之一。例如1941年7目召开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时，在130余位参议员中，共产党员有46位，占到35％。在这些议员中，包括有国民党员、无党派士绅名流和学者，以及工人、农民、军人、商人、妇女、青年等各方面的代表。一般在边区一级，大多数都可实行“三三制”。在县一级，能够按“三三制”组成参议会则很少，县以下的区选、乡选、村选中，更难真正达到“三三制”的要求。例如民主选举参议员开展比较好的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13个县，1940年普选结果，只有2个县（完县、建平）基本实现“三三制”（按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议员比例，完县为34.09％∶34.09％∶31.82％；建平为34.72％∶34.72％∶30.56％），其余10个县都未实现“三三制”，差距最大的涞源、行唐的比例分别为：69.38％∶16.32％∶14.28％和74.5%∶7.84％∶17.65％。各个根据地在解决这种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时，普遍采取加大聘请议员中进步分子、中间分子的比例，当选的共产党员议员辞职等办法处理，使各级参议会都能大体上实现“三三制”，把各方面的代表吸收到权力机关中。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广大民众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实行“三三制”的意义，到1942年以后，在普选中县、乡两级权力机构的“三三制”能够比较好地实行，大部分都按“三三制”组成了县、乡议会。‎ ‎　　（选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党的“七大”的历史性选择 ‎──谈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必然性 ‎　　杨云芝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她产生、形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庄严地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她形成十几年以后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既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 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等各方面理论，则是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生、形成而逐步形成、展开并达到成熟的。‎ ‎　　毛泽东同志一惯重视、提倡和实行对让会客观情况作调查研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同时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产生了他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衣民运动》等，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把全党丰富的实践经验逐步上升为理论，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第一次提出要教育党员克服主观主义，注重调查研究，要使党员懂得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就要堕入空想和盲目的深坑，要求党员在对社会作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1930年5月《反对不本主义》的著名论文，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后来在我们党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但在当时却使人耳目一新的著名论断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命题，这就发展了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的思想，明确表达了要把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中，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这一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克服当时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时，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确立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时正确地解决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土地革命、衣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问题。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总结。它从哲学高度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及人的认识规律这样三个重要问题，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它的形成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同样，它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各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之下，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得心应手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所遇到的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问题。例如：党和毛泽东同志依据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此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重大变化这一历史状况，及时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在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总政策、独立自主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和同顽固派斗争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大而弱的中国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人民战争的作战方针；在抗日战争的最困难阶段，党和毛泽东同志抓住了大生产运动和整凤运动两个重要环节，其中整风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等等。这一系列英明决策的实施，不但使党赢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及党自身的发展壮大，而且大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各方面的内容，从而使毛泽东思想达到了成熟。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的核心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理解更加深刻化和完整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客观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系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重要领导人试图对党的指导思想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概括，于是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乃至党的“七大”确立她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　　因此，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在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成熟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必然结果。‎ 二 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十几年间，经历了无数次正反两方面的检验，特别是经过两次失败、两次胜利的检验，充分证明了她是中国革命的客观真理。‎ ‎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时，中国共产党 人几乎被打散，党员人数由革命高潮时的五万七干人减到一万人，党彼迫转入地下，中国革命几乎面临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及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创造性地把队伍开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使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革命高潮时，党员人数由大革命失败时的一万人发展到三十万，并开天辟地创建了党自己的武装──红军。到1933年，红军发展到三十万，创造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使微弱的革命之火又形成燎原之势。但自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统治全党之后，再次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和失败，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党和红军又都由三十万减少到三、四万人，十几块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块，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挫折和胜利的历史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理论，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是无数次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的必然结果。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带领红军脱离险境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为党保存了革命力量。此后，在政治上，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历史条件，抛弃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军事上，依据中日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游击战、人民战争的具体作战方针等，从而使党再一次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走上了篷勃发展之路。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员人数由三、四万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由三、四万发展到九十万，并建立了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的拥有九十五万平方公里上地和九千五百万人口的十九个解放区。同时，党自身的转变和发展带动和加速了。抗日民族战争的兴起和发展，从而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为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两次历史性转变，都是党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 ‎　　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曲折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客观真理。遵循着她，中国革命就胜利和发展；反之，就失败和遭受挫折。因此，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实践和历史的选择。‎ ‎　　‎ 三 ‎　　‎ 毛泽东思想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即已逐步形成，但是当时就全党范围而言，还没有认识到她的正确性。因此，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尚未被全党所接受。由此才出现了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排斥和撤销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对党和红军领导的情况，从而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我党达四年之久。‎ ‎　　全党认识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转折点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标志着党的重大进步与成熟。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规律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它平安无事地坐着，它的地位谁也不知道，它是无不在又是无所在的”。“一般说来，所有的规律都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而破环规律不能不遭秧”。中国共产党正是经历了“遭秧”这一过程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上任于危难之时，受命于败军之际，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全党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做出的英明的选择。继遵义会议之后，在1935年12目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党进一步肯定并接受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线。但是，由于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历次“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还未得到彻底清除，（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这不但严重阻碍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且也严重防碍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认识。因此这时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大多仅限于在实践上的直接感觉，尚未能从理论高度加以理解。后来相继出现的长征途中张国涛的分裂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从右的方面反对毛泽东政治、军事路线的情况，而且一度在党内有所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水平。‎ ‎　　全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认识毛泽东思想，开始于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于延安整风运动。‎ ‎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练出来的领袖，在复杂的环境中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支持毛泽东为党的领导人。这对于全党接受毛泽东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的整风运动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开始酝酿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陆续写了大量论著，为统一全党思想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完整阐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指出：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以民族的形式出现；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在于按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光辉论著，把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则确切地概括为一个公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着重详尽地阐明了这一原则的核心——实事求是。在讲到怎样结合的问题时，提出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指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些为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不但在实践上，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彻底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危害，认清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使全党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　　上述情况表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整风运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并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的必然结果。‎ ‎　　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合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党的“七大”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　　‎ ‎　　（选自《锦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3期）‎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 ‎　　郑德荣 吴敏先 ‎　　‎ ‎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中华民族受外敌侵略和奴役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在领导人民的抗日战斗中，人民民主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援，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的历史告诫我们，国家必须富强，落后就要挨打，而国家富强的出路在于各民族的大团结，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向上的基石。‎ ‎　　‎ ‎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同时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正确评价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充分估计它的历史作用，一是缅怀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广大爱国将士和革命前辈以及2100万死难同胞；二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激励人们为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　　‎ 一 ‎　　‎ ‎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屡遭挫败、倍受外敌凌辱的悲惨命运，洗雪了百年间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民族耻辱，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崛起的起点。‎ ‎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在人类文明史上曾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创造了足以使中华民族骄傲自豪的民族文化和历史遗产。然而，从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近一个世纪，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一步一步坠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痛苦深渊，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勾结，把中国变成了血泪斑斑的人间地狱。当清王朝沉溺于金迷纸醉，歌舞升平的幻梦中时，1840年英军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外国侵略者相继峰拥而至。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一连串的侵华战争，大大小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来向中国勒索。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伴随着军国主义势力勃兴，竭力谋当亚洲霸主，从而制定了先侵占朝鲜，继而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它把目光盯住中国，虎视眈眈，垂涎欲滴。1894年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1904年又在中国领土上展开了一场强盗厮杀战与俄国争夺我国东北。‎ ‎　　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华民族，在侵略者的暴行面前从不曾屈眼。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百余年里，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对外敌入侵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打击和阻滞了帝国主义妄图鲸吞中国的贪婪行径。从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严厉禁烟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壮烈殉国；从广东三元里自发奋起抗英到江南提督陈化成血洒疆场；从七旬老将冯子才大败法军获镇南关大捷到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驱舰直撞日舰与全体官兵一起壮烈牺牲；从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庄严宣告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到义和团高举反帝大旗锋芒直指侵略者，等等。这一切都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们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敌入侵的坚强意志和英勇奋战的牺牲精神。‎ ‎　　但是，由于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为了维护他们的宝座，或者屈服于外敌之压力，或者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历次战争都以战败、妥协、投降而告终，同外国侵略者先后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协定。诸如:中英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甲午中日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的《辛丑条约》、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等，仅主要的不平等条约也有百余件。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头上的枷锁。帝国主义依据这些条约，割去或租借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攫取大量战争赔款，掠夺大批资源，获得了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等等。从而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独立地位，经济上受掠夺陷于贫穷落后，军事上受制于人。国家主权领土遭到严重践踏，民族受到凌侮。中国的财富养肥了侵略者。‎ ‎　　历史是无情的。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毛泽东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与此相反，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定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遇到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抗日洪流势不可挡，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动员人力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威力之强都是空前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同舟共济，敌后根据地战场与国民党统治区正面战场遥相呼应，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国统区、解放区民众与海外爱国侨胞，汇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吼声，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援下，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百余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扭转了近代历史上抗击外侮屡遭失败的局面，雪洗了国耻。‎ ‎　　过去从鸦片战争到华北事变，几乎无一不是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定画押，而唯有抗日战争使猖狂一时的“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裕仁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不得不低头认罪，签署投降书。随后，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认罪。过去是中国割地赔款，任人摆布。而今，则迫使日本不仅交出“九一八”事变以后霸占的一切领土，而且废除了甲午战争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归还《马关条约》中豪夺去的宝岛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的领土主权。‎ ‎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得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再申明的政治主张。1924年月11月，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重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去世前还有遗嘱。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北上同时，在全国发动起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1928年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提出“改订新约运动”，借以显示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姿态，当然这只不过是软弱的外交而已。这一切主张和呼声直到抗战前并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因而也没见效。而到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中国政府一改被动局面。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引起美英极大的关注，改变了对华轻视的态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2年10月，美英分别发表声明，愿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于次年11月分别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此举促使在中国享有特权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仿效，挪威、巴西、荷兰、加拿大等国，也宣布放弃在华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驻军权与部分租界。尽管有些租界当时已被日军占领，英国还拒绝讨论九龙问题，但毕竟是基本上实现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夙愿和孙中山 的遗志，博得各界人民的热烈欢呼。中共中央为此发布《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号召全体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尽管新约有种种缺欠，但它奇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是一次重大事件，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新约与日本签订投降书一起构成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崛起的起点的一大象征。‎ ‎　　‎ 二 ‎　　‎ ‎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强大物质基础；中国人民普遍增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坚决主张武装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发表抗日救国《八一宣言》，强烈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久改变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方针。酉安事变爆发，中共为和平解决事变，逼蒋接受联共抗日作出重大贡献，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成为国共两党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转折点。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顺乎民意，形成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芦沟桥事变后，即刻掀起全民奋起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八年浴血奋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大局、识整体，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视抗日战争为神圣任务，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针对日本对国民党诱降和国民党反共逆流、中共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八年抗战历经大小战斗12.5万次，打击和牵制日本侵华军的70％，伪军的几乎全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深有感触地说，共军是日军的“致命之敌”，日军曾“煞费苦心的”、“不分昼夜誓死作战”，但却“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宛如坠人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费尽力气，毫无成效”。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决抗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侵略者，深得民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以惊人的数字得到迅速的空前大发展。人民军队由3万多人发展到120万人，民兵200万人，建立抗日根据地19个，人口达1.3亿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策划皖甫事变，不得人心，中间势力日益靠近共产党，朝着有利于抗日民主方向发展。这一切构成中华民族由衰败转向振兴的强大物质力量。它不仅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在战后国共两党、两种命运决战中，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打败美蒋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中流砥柱作用，就不会有抗战的胜利；没有抗战的胜利，就不会有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会在1949年诞生。如果说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那么转折的真正实现则是新中国的诞生。‎ ‎　　‎ 三 ‎　　‎ ‎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援，同时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抗战中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由一个长期被凌辱的“东亚病夫”一跃而为四大强之一，并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抗战沉重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使苏联避免两面夹击；中国抗战打破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表，减轻了英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的军事压力。‎ ‎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参战国最多，涉及地域最广，战争最残酷，带给人类灾难最重的一场战争。据统计，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交战双方动员兵力11000万人，军民伤亡总计9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约35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亿美元。日本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日本国策是吞并中国，以掠夺中国的丰富资源，补充其国小、资源贫乏的先天不足，“以战养战”，进而把中国作为它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兵战基地。它在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曾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然后南攻英美，北侵苏联，征服亚洲，称霸世界。不料，在中国战场上泥足深陷难以自拔。1938年底，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共31个师团，34个独立混成旅和3‎ 个独立守备队，还有相当数量的海军、空军。‎ ‎　　旷日持久，幅员辽阔的抗日战争，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牢牢地拖住了日本陆军主力，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难逃灭顶之灾。据统计，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损失639万余人，其中70％是在中国战场上。由于中国战场严重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使日本“北进”入侵苏联的计划破产，苏联避免了两面夹击和东西两线作战的威胁，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　　苏联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中。征服苏联，独霸欧洲，夺取世界霸权，是法西斯德国蓄谋已久的国策，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最终战略目标。而英法等国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始终竭力想“祸水东引”，怂恿德国转移矛头，发动侵苏战争。德、日法西斯东西遥相呼应。企图对苏联两面夹击。早在1936年1月，他们就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直指苏联。1938年日本军部制定了进攻苏联的“北进”计划。1940年9月，德国为加紧对苏作战的准备，又勾结日、意两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法西斯轴心国曾企图由中国北面经西伯利亚；由中国南面经印度洋，把欧洲战场同亚洲战场联系起来，以控制整个欧亚大陆。为此，希特勒强烈要求日本“从满洲进攻西伯利亚”，配合作战。但是，日本力不从心，始终无力也不敢分兵“北进”，而且不得不在苏德战争中保持“中立”，致使其“北进”战略落空，“南攻”战略阻滞。1938年、1939年日本曾在满洲中苏边境挑起张鼓峰事件，在西部中蒙边境挑起诺门坎事件，都被苏军粉碎，以失败告终。这一切，都与中国长期抗战、死死抗击和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分不开的。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称：“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恃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2。日本大本营认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在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联开战，“实际上办不到”3。日本政府只好决策：“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4。‎ ‎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参战国都面临一个如何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问题。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为其侵略本性所决定，都陷入两线作战而不能自拔，加速了覆灭的进程。英法也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唯独苏联始终避免了两线作战，而且得以把东部地区作为巩固的后方基地，集中兵力投入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猛烈地打击纳粹德国，并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能从远东抽兵，出敌不意地进行反攻，直至把德军赶出苏联领土，攻克纳粹老巢柏林，赢得反法西斯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 ‎　　中国抗日战争不仅遏制和迟缓了日本法西斯“南攻”的计划，打破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表，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力地配合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对日作战。1940年后，英法在欧洲溃败，日本想乘机向南扩张，攫取英法荷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但由于陷入中国战场而力不从心。日本当局深深感到已无法先结束中日战争，然后向南侵略，只好在有后顾之优的情况下，抽出部分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这样，中国抗战为盟军加强备战赢得了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51个师团只能有10个师团（占总数的20％）抽往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战场仍保持35个师团，相当于在太平洋战场兵力的3.5倍。中国抗战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减轻了盟军的压力。英国首相邱吉尔曾说，如果中国溃败，“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来”5加强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夺取了海军控制权之后，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狂呼东取夏威夷，南攻澳大利亚，西进印度洋与德军会师。但由于国小力薄，中国战场的牵制，兵力不足而不敢冒然行动。这样，盟国得以渡过暂时的危机，扭转战局，取得战争主动权，并免除了澳大利亚等国人民的战争之苦。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日本兵可以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实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6。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在战略上配合盟军，而且在一些战役上也协同作战。1941年应英国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解救了被日军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中国后方为盟军远在太平洋彼岸和欧洲西部的空军提供了近距离对敌作战和轰炸台湾沿海船只提供了重要条件。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争与英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作战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美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真正改变其绥靖政策，美国大力支持中国抗战，竭诚地敦促蒋介石联共抗日。‎ ‎　　由于中国抗日战争 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中国对于国际事务和关系战后人类命运的大事获得发言权。1942年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激烈的年代，中国同英苏等26个国家共同签订《联合国家宣言），中国成为反法西斯战线重要成员国之一。1943年10月，美国坚持把中国列为《普遍安全宣言》的发起国，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宣言。同年11月，中美英三国举行开罗会议，签订三国《开罗宣言》，规定归还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1944年，在美国敦巴顿橡胶园，中国与美英苏等国就联合国据以成立的一般原则达成协议，中国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公布《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榜样，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战后逐步形成第三世界势力和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人类赢得半个世纪基本上和平国际环境，使得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战后，亚非拉美一些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以中国抗战为榜样，学习中国抗战的宝贵经验，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越南、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人民都是以中国游击战争经验为借鉴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全民族参加，以弱胜强，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民族解放战争。支撑着这场战争和在战争中不断增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是战胜敌人入侵的无穷精神力量。它对于鼓舞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改变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 四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然而日本法西斯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永远不应忘记，对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爱国将士、革命前辈的历史功绩永远不能忘记。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方面的历史作用以及中国抗战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低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　　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华民族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得出的惨痛教训，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规律性结论。帝王专制的封建主义统治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帝国主义入侵并与封建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社会更加沦落，成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要民族振兴，必须首先获得民族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振兴中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　　第二，团结御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团结统一才有凝聚力，才能形成抵御外侮的强大合力。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的政局动荡的形势下，各帝国主义分别扶植一个军阀作为其侵略中国、互相角斗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已经号称统一全国，但由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视共军为心腹之患，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实行剿共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有机可乘，步步紧逼，由东北到华北；相反，抗日战争能够赢得胜利正是由于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结果。‎ ‎　　第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战胜外敌入侵，赢得民族解放与崛起的精神动力。外敌入侵激起极大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唤起极大的民族觉醒。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势不可挡。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时代特征。在当年民族危亡关头集中体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献身，当今集中体现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而贡献力量。早日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与目标，也是亿万中华儿女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夙愿，是当代中国青年继承与弘扬爱国主义传统的时代主题。‎ ‎　　‎ ‎　　（选自《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三、 人民解放战争 第一节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和内战的爆发 毛泽东论重庆谈判 ‎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 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全面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会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干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　　‎ ‎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　　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　　问：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　　答：一年以上。‎ ‎　　问：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 ‎　　答：可以的。‎ ‎　　问：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　　答：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　　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　　答：就我们自已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　　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　　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　　美国反动派要发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　　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撉看髷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协议，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同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援助有着直接关系。‎ ‎　　为了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首先要把他的精锐部队迅速抢运到华东和华北，控制全国最富饶的沪、宁、平、津各大城市。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以军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军共四十一个师、八个交通警察总队约五十四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各地。美国还出动海军陆战队九万多人，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地，直到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国民党军队在短时间内接受了一百多万日本军队和几十万伪军的武器装备，还收编了大量伪军，实力进一步膨胀。‎ ‎　　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城市后，国民党军队就把它的进攻重点指向东北。抗战胜利前，东北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只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击破日、伪军的抵抗，迅速收复山海关、锦州、承德等地。其他部队也陆续进入东北，收复了除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控制平津等地后，随即向东北发动进攻。11月间，先后攻占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驻守的山海关和锦州等地。1946年l月签订停战协定时，国民党政府以“尚未接收主权”为名把东北排除在外。2月间，美国第七舰队用运输舰将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等五个军运抵秦皇岛，转赴东北。这样，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猛增至二十八万五千人。3月初，苏军按照协议开始从东北的城市和铁路线撤退。国民党军队立刻进驻沈阳，向解放区分路进攻。4月18日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街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顽强的保卫战，在歼敌一万多人后撤离。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侵占长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 ‎　　……‎ ‎　　这时，美国也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1946年3月，先后组成美国陆军顾问团和海军顾问团。6月17日，签订《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给国民党政府。美国官方曾经承认：“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这样，事实就把美国政府伪善的调停面目撕破了。‎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蒋介石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还有顾忌。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才取得胜利，全国人民普遍期待能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动内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当时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蒋介石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又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华北和华东一时有不少困难，至于东北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明确警告，也使他不敢过于轻举妄动。他还需要有一段准备的时间。‎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他的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毛泽东不来，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诱使它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在当时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只要有可能，党就应当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由于蒋介石的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党和全国人民是有可能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这对于需要作应变准备的革命力量来说，也是有利的。第三，通过和平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独裁内战，这对于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有很大作用。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局面的同时，党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 ‎　　8月25日晚，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　　毛泽东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张治中也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蒋介石对待这次谈判的方针，在他的日记中说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而“政令军令之统一”则是一切问题之“中心”。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他是决不会有任何“迁就”的。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基本态度，中共中央事先是估计到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许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准备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作出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的让步。‎ ‎　　这次谈判前后历时四十三天。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　　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同意“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等。‎ ‎　　谈判中，国共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　　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中共代表主动提出，让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内的根据地，并将这些地区内的人民军队调往北方；同时还表示，在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可将自己领导的一百二十万军队缩编为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使它占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这样重大的让步，由于国民党当局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还是未能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 ‎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纪要》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经过谈判，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尽管这种承认只是口头上的，但这样一来它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国民党当局虽然同共产党谈判和平，但它的主要打算仍是通过战争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刚刚签订，蒋介石就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然后利用中苏条约中对它有利的条款出兵占领整个东北。自日本投降至当年10月17日两个月间，有三十座解放区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党坚定地认为，“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　　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成果，壮大人民革命力量，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 ‎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十一万人的军队和二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为了深入华北、打开进军东北的通道，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东犯，一路沿津浦路北犯，一路沿同蒲、正太和平汉路向北平推进。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进行反击。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人民军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三万五千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双十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中、下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又连续进行平绥、津浦、平汉（邯郸）三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十一万人，迟滞了它们深入华北、进兵东北的行动。在邯郸战役中，还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部万人起义。这件事说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动内战是何等不得人心，甚至在它的高级军官中也发生了分化。这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 ‎　　会议历时二十二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 ‎　　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作为结束国民党的撗嫡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中央政权的这种体制，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限制。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　　政协协议还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进行整编，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国民党军队。‎ ‎　　政协协议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激起了亿万善良的中国人对于实现全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协议较多地吸收了中间人士的意见，这使他们尤其感到振奋。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很多人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第二节 国统区危机四伏和解放军的土地改革 毛泽东论伪“国大”‎ ‎　　以孤立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及其所制造的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它们没有使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反而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闭自己孤立起来。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采取了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蒋介石 反动统治集团巳将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历来在社会上毫无威信的小党派和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拉拢到自己方面，并且中间派队伍中预计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人投到反动派方面去，这是因为中国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和反动势力日益孤立，所以敌我两条阵线不得不划分得这样清楚。一切隐藏在民主阵线中欺骗人民的分子，最后都将露出自己的原形而为人民所唾弃，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队伍则将因为同隐藏的反动分子分清了界限，而更加壮大起来。‎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第二条战线 ‎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毛泽东论国民党反动统治 ‎　　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屑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国统区的经济危机 ‎　　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蒋介石为了继续内战，恢复了抗日时期极端恶劣的征兵、征粮制度，这将迫使广大的乡村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不能生活，因而民变运动已经起来，并将继续发展。这样，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就将在广大人民面前日益丧失自己的威信，遭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这个形势，一方面推动蒋管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日益向前发展，另方面影响蒋军士气更加下降，增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的可能性。‎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论土地改革 ‎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价段。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在新区，必须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由于国民党政府纵容，并规定驻华美军肇事只由美国宪警处理、美军在中国到处横行不法。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 月，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发生的美军暴行至少有三千八百起，中国人民被害死伤者在三千三百人以上。这些暴行，不能不激起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的极大民族义愤。‎ ‎　　事实教育了许多中国人，使他们认识到，虽然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者，但战后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1946年12月24日发生的美国军人在北平东单操场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就成为导火线，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 ‎　　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学生五千余人在北平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等口号，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一些年轻的店员、公务员自动加入示威者的行列。这次示威不仅打破了回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古城的沉寂，而且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美斗争怒潮。‎ ‎　　12月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各地党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也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总数达五十万人。‎ ‎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指出美军的暴行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学生的行动”是替个人争人格、替国家争国格“上海民主建国会、工商界协进会、重庆市商会等也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这就形成了具有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性质的广泛的人民运动。‎ ‎　　抗暴运动表明中华民族不可侮。这场斗争，帮助人们认识了美国干涉中国的活动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1947年5月，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上一年底开始的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蒋介石发表讲活，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五千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同一天，在北平，七千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天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许多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都同情学生运动。中共中央上海局、晋察冀局以及南京、北平等地的地下党组织，是这些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这就是五二○运动。‎ ‎　　五二○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之前不久，1947年4月，国民党曾玩弄“改组政府”的骗局，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入阁”，并据此宣称南京政府已是“自由主义”的“多党”政府。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正准备于5月20日在南京开幕。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这一天举行，对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是一个打击。当天，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一百五十余名。反动政府的镇压没有收到它们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已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从这以后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三分之二的地方已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共有六十万农民参军，六千万人支援前线。但还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已进行改革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为了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47‎ 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第一，它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第二、它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也可以避免重复历史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但大纲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加以平均分配的办法，容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所以后来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就加以改变。第三，它还规定了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土改的合法执行机关，规定可以组织人民法庭来保证贯彻土改的政策法令，维护革命秩序。这样就把放手发动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同由政府颁布法令、支持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保证土改运动得以彻底地进行。……‎ ‎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着手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 ‎　　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如把他们的成分错定为富农或地主，办事不要中农参加，摊派给中农的公粮负担过重；侵犯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如没收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对工商业征税过高；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或者将地主“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对地主乱打乱杀等现象。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逐步引导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大众翻身作了主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　　经过土改运动，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正如毛泽东在当时所说：“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　　——兼论党的土地路线的成熟 ‎　　‎ ‎　　田玉洁 ‎　　‎ ‎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在进一步地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同时，又规定了土地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使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而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个时期，经过继续减租减息，执行《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几个阶段，于1947年底，以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为标志，党的土地路线和土地政策真正成熟了。认真研究这个时期党的土地路线和土地政策，对于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左”、右倾偏向，提高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 ‎　　‎ ‎　　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到1946年5‎ 月党的《五四指示》发表以前，在这个阶段，继续实行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减租减息政策。‎ ‎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各解放区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的运动。在新解放区，结合减租减息，还进行了反奸、复仇、清算等政治斗争，改造了农村政权。这样，就使广大农民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成为解放区的主人。‎ ‎　　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和“八七”会议上，党就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土地路线和土地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只是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暂时降为次要矛盾，由于提出並实行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地主阶级也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党的政策才从过去的没收土地改为减租减息。那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中日民族矛盾已经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党的政策为什么仍然是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呢？‎ ‎　　第一，减租减息政策，适合当时总的方针。依据对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分析，党制定的总的方针是：一方面，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力争在和平条件下进行中国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鉴于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又必须着重做好自卫战争的充分准备。正是根据这种方针，党确定当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仍然是减租减息。实行减租减息，既有利于争取和平，又能够有效地为自卫战争做好准备。‎ ‎　　第二，减租减息是党在农村的一个重要策略。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运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在任何新解放区农村都是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对此，毛泽东于1948年5月24日在给邓小平的《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的电报中，作了深刻的说明和阐述。他说：“新解放区的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的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並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的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　　‎ 二 ‎　　‎ ‎　　第三，减租减息是一面发动群众做解放区的主人，一面限制地主的剥削，削弱地主的力量，为消灭地主阶级创造条件。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减租减息已成为党解决土地问题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步骤。‎ ‎　　1946年5月间，蒋介石已违犯停战令调动百万大军布置内战，全面内战时刻都有爆发的可能，党只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发动农民夺取战争的胜利。同时，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继抗日战争期间三次要求耕者有其田，又一次要求消灭封建剥削，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东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已经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土地改革。据此，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决然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　　《五四指示》指出：党必须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为，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对于地主阶级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五四指示》还指出：“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　　为了正确领导这一运动，党中央在《五四指示》中规定了十八条原则，其中关于土地政策的规定主要有：一、采取没收、清算、献田等多种多样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二、决不可侵犯中农的土地，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並使其获得利益，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三、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如不能不有所变动时，应着重减租而保存自耕部分；四、对抗日军人和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地主成分者，对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应有适当照顾；五、对中小地主与地主豪绅恶霸应有所区别，要集中注意力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斗争；六、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应予保全，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有原则区别；七、杀人捉人要少，不得乱杀乱捉；八、对一切可以教育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和工作的机会。‎ ‎　　这些政策，一方面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例如，根据内战危机虽属极其严重，但毕竟尚未完全爆发，和平之门尚未最后关闭，群众还不觉得和平不可能的实际，规定了用一切有理合法的方式，使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规定了给几种人以必要的照顾等。另一方面，是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主要是从政策上纠正和防止了过去比较普遍存在的侵犯中农、侵犯工商业，对富农打击过重，对中小地主与地主豪绅恶霸不加区别，乱打乱杀以及排斥知识分子等“左”的倾向。《五四指示》坚持了从实际出发，记取了历史的经验，它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光辉典范。‎ ‎　　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发展生产，‎ ‎　　的地方也还存在不彻底的现象。为此，党中央在1947年2月1日发出的由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再一次强调了土地改革问题。指示要求各地“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的和少地的农民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受得惩罚”。指示强调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对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应有适当照顾，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这个指示与《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个指示，各解放区于1947年春夏继续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着重解决了有些地方未认真发动和依靠贫雇农，对地主的没收和斗争不彻底。贫雇农要求没有满足，以及果实分配中照顾过多和积极分子多占果实等问题。有的地方，如晋绥分局还在1947年6月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右的偏向。这样土地改革就进一步获得重大成果。此外，有些地方在纠正右的偏向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向，如提高了一部分农村阶级成分，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农村中的工商业，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不讲究方法等。　　‎ 三 ‎　　‎ ‎　　1947年7月至9月，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相适应，党召开了土地会议，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　　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房屋、农具、粮食等财产，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农民及其他贫农，並分给地主同样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纲领。‎ ‎　　在土地法大纲中，肯定了《五四指示》所提出的“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还根据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式和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新要求，用“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一切财产”代替了《五四指示》中以各种有理合法的方式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规定；用“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代替了“五四指示》中一般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规定；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代替了《五四指示》中给几种人以照顾的规定。‎ ‎　　如前所述，《五四指示》中的上述规定，是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因而是正确的。这时，又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的客观实际，在土地法大纲中予以改变，同样是正确的。‎ ‎　　土地会议的缺点，主要是：一、不是历史地评价《五四指示》，而是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把《五四指示》中按照实际情况决定的正确政策错误地认定为“不彻底性。”二、对《五四指示》所总结的联合中农，保护工商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对地主与富农、对中小地主与地主豪绅恶霸区别对待和防止乱打乱杀等一套十分正确的政策，在土地法大纲中都没有明确继承，而在全国土地会议的《结论》中，则往往以“左”的东西代替之。如对中农问题，会议结论中说：“对一部分中农，要抽出一部分土地，大部分中农不抽，他若与地主富农一起来反对，也还要斗争。”这就把政策和阶级阵线搞乱了。再如，会议结论中说：地主兼管铺子，铺子尽可能不动，”“工厂、商店，一般以不动为好”，“化形地主（不是正式作生意的）搞掉算了。”这都为侵犯工商业大开了方便之门。三、只强调反对已出现但已有所克服的右倾，根本无视已经出现的“左”倾。四、把平分土地绝对化，以致使平分土地与绝对平均主义相混淆。‎ ‎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党放手发动广大农民，通过阶级斗争，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但是，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存在上述缺点，在运动初期，即1947年底的一个短时期内，各地普遍出现了“左”的偏向。例如；在土地改革中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错划成分侵犯中农，侵犯中小工商业，对待地主和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並在斗争中出现了乱打乱杀等等。‎ ‎　　‎ 四 ‎　　‎ ‎　　1947年底，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为了加强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1947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並通过了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根据会议的讨论，1948年上半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集中全力，进一步解决了关于土地改革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1948年一、二月间，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1月12日任弼时作了《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4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些指示和报告，对党长期进行土地改革的丰富经验，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规定了正确进行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和方法，着重纠正了在许多地区发生的或多或少的“左”的偏向，使党的政策全部走上正轨。‎ ‎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还指出，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的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活》中进一步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就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正确对待开明绅士，以及讲究斗争方式，反对乱打乱杀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使党的土地政策更加完善。‎ ‎　　这样，便以1947年底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为标志，党的土地路线和土地政策真正成熟了。所谓成熟，就是经过实践检验，党关于土地改革的路线和为了实现这条路线所采取的各种具体政策，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正确的。这主要是：一、正确解决了土地改革满足谁和依靠谁的问题。贫雇农占中国农村人口的70％左右，土地改革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土地改革的依靠力量，也只能和必须是贫雇农。二、做到了团结中农。中农占农村人口20％左右，贫雇农只有和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土地改革才能胜利。为此，党批评了“贫雇农路线”和“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三、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1948年2月，党中央在《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改变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另行规定：“在一切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的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而只在必要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並允许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数量”；“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对一切中农的土地都不再抽动。”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尖锐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並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四、注意了在土地改革中团结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保证了90‎ ‎％以上的人口和我们党站在一起。五、明确了打击对象。土地改革要消灭的只是封建剥削制度，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不能侵犯，而且必须“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还规定土地改革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的8％和人数的10％左右；不消灭地主个人，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六、坚持了区别对待。在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过程中，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恶霸和非恶霸，並坚持少杀少捉，严禁乱打乱杀。七、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 ‎　　由于党的土地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的成熟，全党经过政策教育，“左”的倾向迅速得到了纠正。到1948年9月，大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有了住房，有了衣穿，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农会、民兵，许多先进分子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翻身果食，两年内，有160万翻身农民参加了解放军，大大地加强了部队战斗力。土地改革的胜利，从根本上巩固了工农联盟，壮大了人民力量，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 ‎　　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这显然是因为党的土地路线和土地政策早已成熟了。‎ ‎　　‎ ‎　　（选自《宁夏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第三节 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节录)‎ ‎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 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　　‎ ‎　　（选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这是因为：大别山区位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战略上十分敏感的部位。当时，国民党正集中兵力于东西两翼战场，中央部分的兵力很薄弱、只是凭借黄河天险，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大别山区曾经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利于解放军立足生根。解放军只要能占据大别山区，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解放军争夺这块战略要地。采取这样的行动虽将面对严重的困难，但一旦实现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达到将战争从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目的。中共中央还决定，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入的战略纵深地区，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 ‎ ‎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典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 ‎　　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毛泽东充分估计到这次进攻的严重困难。他指出，到外线作战，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他告诫部队首长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 ‎ ‎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十二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地区，经过二十八天的连续作战，歼敌五万六千人，打开了南下的通道。接着，部队迈开大步，长驱南征，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淤泥的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在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 ‎ ‎　　刘邓大军的进军，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很快增加到三十多个旅，约二十万人。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乏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大军以主力一部坚持在大别山北麓就地展开，另一部分主力向皖西、鄂尔地区展开。部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三万余人，建立三十三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 ‎　　在刘邓大军千里路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八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歼敌五万余人，建立三十九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 ‎ ‎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陈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二路大军的进攻“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1。‎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 ‎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其中野战军一百四十九万人；在装备上已有很大改善，新增的装备是从敌方缴获来的，可以说是由美国经过国民党军队供应的。人民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经过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进一步提高。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二百三十五万五千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一亿六千八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内已基本上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 ‎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六十五万人，由于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一百七十四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集团、白崇禧集团、刘峙集团、傅作义集团、卫立煌集团）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相互间难以取得配合，主要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的守备，能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不多。它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国民党的统治正面临濒于崩溃的局势。‎ ‎　　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还超过人民解放军。在此情况下，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占领的重要城市、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这时国民党当局又正准备实行战略部署的重大变动。1948年8月，他们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计划在东北“彻底集团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利巩固华北，达到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在西北，则力求确保关中、汉中，以掩护其对西南防线的经营。如果让国民党从容实施这种战略收缩的部署，必将增加解放军以后作战的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个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七十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　　当时对东北战场，中共中央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蒋介石对孤悬关外的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是守是撤，一时还举棋不定。如果让卫立煌指挥的这部分军队撤向关内，国民党就可以保住这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而且可以使它同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结合起来，对解放战争日后的发展带来困难。毛泽东指出，要预见到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为了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线，攻克锦州，以关死东北的大门。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片面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主张先打长春。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经过中共中央多次批评教育，他才决心南下。‎ ‎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指挥下开始攻锦作战。蒋介石急忙调集华北、山东的一部分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并以沈阳主要兵力组成西进兵团，两路增援锦州。解放军在塔山、虹螺岘一线对敌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敌西进兵团也被解放军顽强阻击于黑山、大虎山东北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全歼守敌近九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　　锦州的解放促使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东北国民党军队向关内的退路已被切断。蒋介石仍严令廖耀湘率领西进兵团夺回锦州。东北野战军在攻占锦州后，立即从南北两翼合围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内的廖兵团。10月26日完成对廖兵团的分割包围。经过两日一夜激战，全歼该敌十万人，生俘廖耀湘。东北野战军乘胜迫击，于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人民解放军从此在数量上也对国民党军队有了优势，使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近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六十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地区，发起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 ‎ ‎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将刘峙、杜聿明集团蜷缩于徐州地区，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向南撤过淮河，据守长江。这个部署，反映出国民党统帅部在撤守之间仍犹豫徘徊的心理状态。当时摆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相交的十字架上的国民党军队共约八十万人。 ‎ ‎　　还在9月间，粟裕就建设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鲁西南出苏北，组织淮海战役，以歼灭徐州集团右翼一部为目标。这一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同意。11月，中央军委根据战局发展，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把“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作为总方针。中央军委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 淮海战役中，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兵力上超过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在武器装备上更占有巨大的优势。因此，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军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 ‎　　11月6日至22日是第一阶段。这时，国民党军队的黄百韬兵团正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1。解放军决定以一半以上兵力用于阻断和打击前来援救黄兵团的敌军，以期使分散之敌不得靠拢，被围之敌无法漏网。11月6日，战斗打响。黄兵团企图夺路西逃。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二万三千人突然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各路增援的敌军都受到坚决阻击。黄兵团只得折回碾庄，被压缩在纵横不到十公里的包围圈内。到22日，全部被歼。 ‎ ‎　　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约十二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以，战斗力较强，其中的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采取“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打法，于25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浍河以南的双堆集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或者被歼，或者受阻。12月6日至1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该敌。在此期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离徐州，被华东野战军主力合围在陈官庄一带、孙元良兵团被歼灭。 ‎ ‎　　从12月15日至下一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部。在这个阶段的最初一段时间，为了配合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淮海前线解放军曾奉命在两星期内暂停对杜部的军事攻击，主要展开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到华北战场上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其中包括国民党军队精锐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生俘杜聿明。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压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洛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一百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 ‎　　当时，华北国民党傅作义集团除有五万余人分驻归绥和大同外，有兵力五十余万人，位于东起北宁路的山海关、西迄平绥路的张家口的约五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并以塘沽为海上通道口。在这部分军队中，属傅作义系统的为十七个师（旅），蒋介石系统的为二十五个师（旅）。在此之前，蒋介石已提出要博率部南撤，加强长江防线。博作义对蒋介石的排斥异已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这时，傅作义所部为解放军在东北的胜利所震慑，已成“惊弓之鸟”。但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傅作义根据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准备随时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如果博作义集团撤走，人民解放军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国民党长江防线得到加强或保存较多作战力量，这对今后作战是不利的，因此，稳住华北敌军，使它不迅速决策南逃或西窜，就成为能否实现就地歼敌的关键。‎ ‎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从11月23日起，就提前结束休整，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并调动原驻天津、塘沽的国民党军队第九十二、九十四、一○五军进到北平地区。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在12月下旬连克西头的新保安、张家口。在新保安歼灭傅作义嫡系主力第三十五军一万六千人，在张家口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一○五军五万四千余人。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当东头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二十九小时的激战，攻克这座坚固设防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南逃。‎ ‎　　为了使北平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免遭破坏，解放军在围城后，派出代表同傅作义接触。由于解放军力量的强大和作战部署的迅速完成，由于中共的耐心工作和各界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旨，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部移动完毕，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四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据统计，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五百四十三万人，向前线运送一千四百六十多万斤弹药、九亿六千万斤粮食等军需物资。陈毅曾深情地说过，准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战场的不同情况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的防御。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要求美国“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美国方面感到蒋介石 的败局难以挽回，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次年1月8日，蒋介石政府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调解”中国内战，四国政府也从各自的考虑出发，予以婉拒。这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桂系首领李宗仁准备乘机代替蒋介石，出面同中共方面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实行“隔江而治”。在这种背景下，1948年12月24日，桂系另一首领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抢先打出“和谈”的旗帜。在他的授意或影响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河南和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建议恢复和谈，并要求蒋介石“毅然下野”，以利和谈的进行。‎ ‎　　蒋介石由于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这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革要的意义。‎ ‎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即“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同时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他计划争取三至六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二百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同时还作了最后退保台湾的安排。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谋和。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承认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是虚伪的。‎ ‎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对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作了估计，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关于谈判问题，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全面谈判如能成功，有很大利益；如不成功，可待进军后分别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 ‎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4月1日，以周恩来 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黄绍竑将协定文本带回南京。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和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声明，拒不接受这个协定，并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电复北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经中共方面真诚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仍留下，多数随后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　　4月20日、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3艘英舰逃走。事后，英国政府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　　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它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　　当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原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慌忙逃往广州。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略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 刘广志 ‎ ‎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这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二天。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和指挥下，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三个战役的伟大胜利，总计歼灭（包括起义、改编、投诚和俘虏）国民党军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从而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和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座划时代的光辉里涅碑，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 ‎（一） ‎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人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2 ‎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期。这个决战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战争——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战争。蒋介石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之所以敢于并能够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主要是依靠他有在帝国主义支持、训练、装备和指挥下的四百多万反动军队。 ‎ ‎　　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不同于一般的战役、战斗。战略决战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整个革命的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正因为如此，在三大战役中，双方均投入大量的主力精锐部队。人民解放军参加三大战役的共有二百四十多万人（次），国民党军有一百九十余万人。三大战役争夺的地区是东北的锦州、沈阳、长春一线，中原的以徐州为中心的准海地区，华北的平津地区，这些都是具有重要军事、政洽、经济意义的地区，因而决战的胜负就更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了。 ‎ ‎　　三大战役决战的结果，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主力精锐兵团廖耀湘兵团、黄维兵团、邱清泉兵团、黄伯韬兵团等，内有蒋介石嫡系所谓“五大主力”剩下的全部四个主力军：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十八军。这个数目占国民党军一九四八年八月间的总数（三百六十五万人）的百分之四十二，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消灭殆尽。 ‎ ‎　　三大战役的结果，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锦、沈、长战略长廊，从而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解放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解放了以平津为中心的东起山海关、西止张家口的大片地区，使华北全境除大同、太原、新乡、安阳等孤城外，完全获得解放。 ‎ ‎　　这样，从东北，到华北，到中原，到山东，到苏北、皖北，以至长江沿岸，已经完全解放并连成一片，这就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总后方。三大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国民党的所谓“天险”长江防线及其统治的心脏地区京沪一带，就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打击之下了。这样，战争双方的胜负成败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试看，在三大战役以前，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南京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还顽固地声称：“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按：指国民党军前此的军事失利），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我不忍放弃这剿匪（按：指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责任，所以我不能不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3即使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即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役刚刚发动，平津战役尚未开始之时），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讲中还狂妄叫嚷：决心把“戡乱剿匪方针”“贯彻到底”。同时又使宋美龄出面表示：“（蒋介石）只要一息尚存，必将坚决作战以解除万恶共匪的威胁。”4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当国民党继辽沈战役失掉四十七万精锐部队之后，又在淮海战场上失掉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回，平津战场上的数十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成为死棋的时候，同一个蒋介石就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求和”声明，要求“停战”了。而当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徐州战场的杜聿明集团又被全歼；平津战场的天津守敌继之全部复没之后，蒋介石就再也不能支撑下去，一月二十一日宣告“因故不能视事”，被迫“引退”了。历史多么无情！为什么三大战役之前（甚至正在进行时）蒋介石那么“顽强”地坚持“戡乱剿匪”，而三大战役结束之时却灰溜溜地下台了呢？历史的进程表明，正是因为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歼灭了他的一百多万精锐部队，打掉了他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主要“资本”；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月十四日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又全部剥掉了蒋介石“和平”攻势的阴谋伪装，才使他魂飞魄散，成了一个彻底破产的赌户。从此，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随之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总崩溃之中。 ‎ ‎　　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精锐之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三大战役以前，国民党军在数量上还多于人民解放军（三百六十五万人对二百八十多万人），装备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总共只剩一百几十万人了，人民解放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以上，并且在装备上也超过了国民党军，更不要说在质量上和士气上了。这就是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对国民党军的全面的绝对的优势。这就使残余国民党军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了。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之后论断说：“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5“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6此后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进展，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 ‎（二） ‎ ‎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7‎ ‎。这是我军对国民党军的主要的、根本的办法。就三大战役来说，就是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的问题。我军投入二百四十多万人（次）的兵力去对付沈阳、徐州、北平三个集团的国民党军，就是要用战争的办法去消灭它。当三个战场的各部国民党军不投降时，就坚决地用战斗去歼灭它。解放天津的战斗就是以战争消灭敌军的典型。当我军包围天津之后，向天津守敌发出了让其投降的劝告，但陈长捷顽固地拒绝投降，因而我军就发起强大的进攻，在二十九小时之内干净、全部、彻底地歼灭了它。三大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在我军进玫之下被消灭的。 ‎ ‎　　但是，在我军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进行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即不以军事进攻的歼灭手段去剥夺敌军的抵抗力量。毛泽东同志为我军政治工作规定的三大原则的第三项就是“瓦解敌军”。8他又指出：“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9。在三大战役期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的败局趋向愈益明显，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眉迅速扩大，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也收到了更巨大的效果。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争取了何基洋、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在平津战役中，争取了北平守敌傅作义部接受和平解决的办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些，都绝非是不经过斗争能够取得的。争取与瓦解敌军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复杂、尖锐、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更是以我军对敌军的军事打击为前提和后盾的情况下才可以取得成效的。上述各部敌军之所以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正是在我军的巨大军事打击下促成的，北平敌军的接受和平改编就是一个典型。在新保安、天津等地的敌军未被我军歼灭之前，北平的敌军是根本未打算走这条路的，可是，当天津敌军拒绝放下武器，因而遭到我军坚决地猛烈进攻予以彻底全歼之后，北平敌军的态度就有所动摇和改变了，在我军军事打击的影响下，加以我军兵临城下的逼迫和争取，北平敌军终于接受了和平改编的解决办法。 ‎ ‎　　天津解放的方式和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天津方式就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是战争解决问题；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的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的出现，把毛泽东同志的对敌军主要实行军事打击，同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的思想形象化的树立起来了，这就向残余的国民党军树立了两个对立的鲜明的榜样。“天津方式”向他们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一切不明大义，不愿服从人民的意志，企图负隅顽抗，继续与人民为敌的人们，都只有天津陈长捷的下场；“北平方式”则向一切愿意向人民靠拢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保全自己、走向光明的大道——按照北平的范例接受和平改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 ‎　　“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的鲜明树立，在残余国民党军中必然地发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使许多国民党军事集团内部发生了何去何从的激烈斗争，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残余国民党军的分化、瓦解和崩溃，大大削弱了其抵抗能力，对于以后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全部中国大陆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 ‎　　三大战役以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10三种方式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问题。他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同时，“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11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论断的正确，证明了“天津方式”与“北平方式”的出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向着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大进军时，用战斗的方法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军，同时又用和平的方法，按照“北平方式”的范例争取了湖南的程潜、陈明仁部，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部，云南的卢汉，西康的刘文辉以及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宣布起义，使湖南、新疆、云南、西康等省和平解放，在减少人民伤亡痛苦与破坏的条件下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全国胜利的到来。 ‎ ‎（三） ‎ ‎　　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北平、天津这样一些我国头等的大城市，这是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冶发展。 ‎ ‎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了国共合作的人民大革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占据了中心城市，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不得不退到乡村。毛泽东 同志首上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的：“在四国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12这种“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3“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4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在乡村蓄积力量，由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以取得全国胜利的道路。 ‎ ‎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主要是在乡村进行奋斗，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乡村。历经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直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长达二十年以上在乡村的艰苦奋斗，革命力量终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并夺取了北平、天津这样一些头等大城市，中国革命确实“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了。 ‎ ‎　　北平、天津这些头等大城市的取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发展和转变，它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派以控制中心城市进行全国范围的反动统治的时期巳经溃崩，即将结束；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5“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16 ‎ ‎　　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北平、天津等头等大城市的解放，促使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在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胜利影响下，大群大群的人民脱离了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站到了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不仅广大劳动人民把希望寄托予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的迅速胜利，就是原来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表示怀疑、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的某些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这时也积极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不少人来到了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极其迅速地扩大与巩固了。 ‎ ‎　　在这种形势下，成立革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八年曾经指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条件，这就是：“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17这几项条件在三大战役胜利之后都已经具备了，第一、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夏召开的伪“国大”上“当选”为伪总统之后，他的政治欺骗已经彻底破产；第二、三大战役使我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已完全判明，并且取得了北平、天津这样一些头等大城市；第三、三大战役中解放了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广大地区，三大战役以后，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鄂北、皖北等地已经连成一片。因而，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的一九四九年三月即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18 ‎ 简短的结论 ‎　　由上所述，三大战役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　　第一，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之间战略决战的胜利，它歼灭了国民党军一百五十四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从而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与基础。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战略总后方，把战线推进到长江沿岸，为渡江南进、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和全部中国大陆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在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陷入了土崩瓦解的状态，注定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必然灭亡的命运。 ‎ ‎　　第二，在三大战役中创造了“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这样两种最后彻底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方式。这两种方式的鲜明树立。对于促进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最后崩溃，促进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促进江南、西南、西北地区的解放，加速全国胜利的到来，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 ‎　　第三，三大战役的胜利和北平、天津的解放，是中国革命极为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它标志着中国革命由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时期已经结束，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的开始。同时为中国人民政洽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 ‎　　三大战役以后，全国巳经处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了。 ‎ ‎　　 ‎ ‎　　（选自《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5期。） ‎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和伟大意义 ‎ ‎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便遭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武装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手段，使中国丧失了完整的独立主权，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们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使封建主义努力在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中国仍然占居统治地位，因此中国又是一个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国家还造成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和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基础。从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以后，代表这两个阶级利益的各派军阀官僚势力，是帝国主义者选中的作为它们控制和宰割中国的代理人。这些统治势力既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就只能依靠武力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但它们从来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是因为它们所依附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互相争夺的缘故。它们也不可能使中国的社会政治有什么进步。对于任何企图按照人民的意愿促进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改良方案，都只能遭到它们的拒绝。国民党政权是旧中国这种统治势力的最后一个。它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它的内部始终是四分五裂、争斗频繁的。国民党的主要部分虽然不得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仍然是受英美帝国主义指使的反动势力。 ‎ ‎　　这种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买办势力的联合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衰弱的根源，是中国民族灾难和人氏灾难的根源。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通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走向富强。只有用武装革命的方法推翻这种反动统治，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中国摆脱黑暗的深渊，求得光明的前景。 ‎ ‎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前80年，为了改变祖国的苦难命运，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英勇顽强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直到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长期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才开始实现。 ‎ ‎　　中国革命的敌人曾经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是极其曲折和艰难的。中国人民为赢得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 中国共产党 从建立的时候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在长期的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和别国经验的错误倾向，经过艰苦的探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极为丰富的具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洋东思想。党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党把民族革命的任务和民主革命的任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根据革命发展的进程，提出每一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胜利前进的方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以无限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献出了数十百万的宝贵的生命。党由此而赢得中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努力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逐步形成一整套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运用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任务的制定和执行能够符合群众的要求，得到群众的支持，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能够不断地发挥和提高。党还通过经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自我批评，通过总结经验和定期的整党整风，加强自身的建设，使党能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政治上“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克服种种脱离群众的现象，使党得以从多次的错误和失败中接受教训，取得进步。这样，经过长时期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党终于成长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领导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 ‎ ‎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中国的反动统治势力总是长期占领中心城市，凭借强大的武力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许多城市又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国时，又以城市为中心实行殖民统治。这种特殊条件决定了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中国反劝统治集团之间的分裂和战争的特点，又使革命武装能够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蓄和锻炼自身的力量，逐步求得发展。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2 ‎ ‎　　中国的革命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根本社会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党从单独地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之后，就用武装斗争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形成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三方面的结合，形成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局面。党逐步克服以城市斗争为重点、企求速胜的“左”倾错误，将工作重点转入农村，长期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用无产阶级的建军思想，建设了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严格纪律、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支军队既与一切反动统治势力掌握的残害人民的军队根本不同，又在政治上军事上远远超过历史上旧式的农民起义武装。党指挥这支军队实行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反对敌人的“围剿”、“扫荡”的反复战斗中，一步一步地积累胜利，发展胜利。随着战争的进展，党一步一步地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并发展这种阵地，最后赢得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 ‎ ‎　　中国的历史条件还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必要和可能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和联合这一广大的中间阶级，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特别是民族革命是符合于各阶级人民的利益的。外国帝国主义通过其在中国的走狗压迫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而在一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侵略，更使全国各阶级人民面临亡国的绝境，这就使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可能。但是，革命敌人力量的强大，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对这些中间阶级的争夺，又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不能不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而党对农民革命战争的领导，就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只有以武装斗争所形成的坚强的工农联盟作基础，才有同其他革命力量的联合，才有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 ‎　　建立统一战线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根据国情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某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可能站到革命方面来的时候，党就努力争取它们参加统一战线，并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对它们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又敢于同它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支持或中立。党还根据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特性，它们在革命发展某一阶段的不同状况，规定和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不同政策。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主要的敌人，最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保证了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并保证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成了自己命运的主宰者。这个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使中国人民结束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而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使中国民族一洗百年来所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使中国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 ‎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1/4的大国里，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对世界各国求解放、求进步的人民也有借鉴意义。当然，这些经验带有中国具体国情的特点，照抄、照搬到别的国家中是不行的。 ‎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个同国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自己的人民解放斗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 ‎ ‎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 ‎（选自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第一节 新中国的诞生和巩固政权的斗争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　　中国人民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胜利的呢？‎ ‎　　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1。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十分英勇的。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 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它具有易于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正因为如此，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仍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民主个人主义者会再显身手，以便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　　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2‎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可以指导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可以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 ‎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二十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3。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 ‎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 ‎　　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既成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　　在国际上，新中国一成立，就得到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印度、缅甸、瑞典、瑞士等国也经过谈判，确认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而同新中国建交。英国很早承认新中国，但它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建交谈判只能搁浅。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国际支持。但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是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的，他们在对这个胜利表示欢迎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有些疑虑。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很多。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是又一个严峻考验。‎ ‎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警告的，也是党的许多朋友所十分关切的。‎ ‎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来作出回答。国际间的朋友和敌人，也在注视和等待这个回答。‎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南北朝鲜的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美帝国主义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插足中国的领土台湾。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中国政府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的罪行表示了强烈的抗议。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7月13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截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进部队的后路。侵略军直逼朝鲜北方，战火有烧到中国东北边境的趋势。9月30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严正警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已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如果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但是美国过分低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的侵朝战争“赢定了”。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武装较量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当时我国的情况是：经济恢复刚刚开始，长期战争的创伤尚待养息，财政状况还很困难，新区土改还没有进行，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相当落后，海、空军更处于初创阶段。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不能进行？面对这样的紧急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 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地估量国内外形势，既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出兵的必要性在于：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整个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将难以安定地从事建设，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势必嚣张，于中国、于东方各国都极为不利。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后来发表的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说得好：“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取胜的可能性枯于：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士气旺盛，兵源充足；我军一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不畏艰苦的勇敢作战精神；战场背靠我国东北，，后勤支援近便；而美军虽然武器先进，但是兵力分散，补给线长，战斗意志不强。我们力求在朝鲜境内打败侵略者，这是有可能的。同时也准备美军至少可能用空军轰炸中国一些大城巾和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纵然出现这种情况，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据此，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令出动，赴朝作战。苏联原来约定出动空军支援，但临时改变了。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1950年10月19日黄昏，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骄横的美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敌人仓促遭遇，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分兵冒进的弱点，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初战告捷，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美国侵略军还没有从迷梦中醒来，继续以更大规模向北进犯，发动所谓“圣诞节结束战争”的总攻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人机群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而且气候严寒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又相继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五战五捷，共歼敌二十三万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　　在这种情况下，从1951年7月开始双方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甘愿放弃侵略野心，企图用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等军事压力边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美国动员了它的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停战谈判谈谈打打，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利用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的小胜，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年中又歼敌七十二万人。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入朝作战，得到苏联支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后勤运输保障得到加强。这样，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此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美国侵略者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但是这场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这个胜利，揭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儿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由于这个胜利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曾经存在恐惧和幻想的人们也由此受到深刻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国内人民的热烈拥护为坚强后盾。在国内，党领导展开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用踊跃参加志愿军，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实际行动来支援战争。抗美援朝运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极大地鼓舞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　　从1954年9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分批从朝鲜回国，尽管这时美国仍不愿意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从朝鲜南北双方撤退外国一切军队的问题同朝中方面达成协议。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表现了中国人民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和中国无意在外国驻军的立场。‎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中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这是因为党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更加丰富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也更为有利了。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反封建，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提出并且领导农民完成了这个任务。反封建，最根本的是要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离开废除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单纯反对封建思想和文化，不可能彻底，不可能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当然，废除了这种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党还要为把分散的个体经济（它们也曾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改造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为彻底肃清封建的和小生产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这是一项很长时期的历史任务。‎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 土地改革的特点及其意义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中国人民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同解放前革命战争年代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相比较，虽然在土地改革的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某些重大措施上有基本相同之处外，但也有它自己不同的特点，概述如下：‎ ‎　　1．强调了土地改革必须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在华东、中南、西南等广大新解放区，国民党政府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分散在农村广大地区的政治武装土匪、地主恶霸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社会秩序极不安定，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就强调指出，今后的土地改革必须“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他说，对于今年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就不要去进行土地改革，如有农民自发地起来进行土地改革，应说服停止，对于决定在今冬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应集中力量在夏秋两季进行准备。‎ ‎　　为了摸索在广大新解放区顺利地开展土地改革的经验，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之前，于1949年冬季在解放较早的新解放区，如华北城市近郊和若干地区以及河南省一半的地区，总约二千六百万农业人口中进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新的经验，避免了一些大的偏差，这对于指导今后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胜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　　在广大新解放区，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取缔了反动会道门，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的破坏活动，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废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通过种种斗争，从政流上、经济上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普遍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召开了县、区、乡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和地方民兵组织，培养了一批农民骨干和积极分子，初步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了。这就为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　　党和人民政府还作出决定，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规定县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政府委派适当数量的人员，组成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规定县以上的领导机关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前，要选择少数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在方法上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总结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逐步地分批开展。党和政府各级组织集训了大批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全国每年派到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队达30万人以上。其中，华东和中南两区在土改前就集训了18万土改工作干部。‎ ‎　　根据全国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党和人民政府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第一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1年春季，首先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约一亿二千多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从1951‎ 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春季，在华南、西南等约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三批，从1952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春季，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中进行。‎ ‎　　实践证明，在这场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由于采取了有领导有步骤有准备有秩序地分期分批地进行，从而避兔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的破坏，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2．政治上中立富农，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指导这次全国性的土地改革的根本大法，也是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具体体现。这条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它同解放战争时期党所规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以及一九四七年十月所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情况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因而党指导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又作出了某些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政治上明确提出中立富农，在经济上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保护富农所在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　　在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政治上中立富农，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我国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是在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我国的富农在农村人口中约占5%左右，占有土地约占全国总土地数的15% 左右。他们除了自己参加劳动外，还雇工和出租一部分土地，并兼放高利贷，故一般具有半封建性剥削的性质，而这种富农经济在全国农业经济中又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它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农。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而当时战争的胜负属谁尚未明朗化，人民力量还处于相对的劣势，一方面，富农在政治上的态度又倒向地主阶级和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土地改革，不相信人民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又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支援战争。为了满足占农村人口70%左右的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保证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正是从当时这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出发的，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争已经结束，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命脉，党和人民政府可以用贷款、救济等办法帮助贫农、雇农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以弥补他们少分得的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缺陷。同时，在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富农的政治态度有可能保持中立。因此，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保存富农经济，可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减少阻力，政治上有利于孤立地主阶级，使土地改革打击面由占农村人口的8%左右缩小为3—4%；有利于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扩大了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在经济上解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的某些不必要的顾虑，有利于恢复农村生产。‎ ‎　　采取政治上中立富农，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还是从建国初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的战略出发的。建国初期，我们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不要四面出击》重要讲话中就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党的战略策略思想。他指出我们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从这个战略策略思想出发，我们在城市强调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农村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中国土地法大纲》不同之处，除保存富农经济外，还有若干新的规定：第二、四条规定，对地主只限于没收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五类财产，其他财产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第五条规定，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按当地人口平均所有的土地数量，其土地不超过平均土地数的二倍者）均保留不动；债务问题不在土地改革中解决，另行处理。等等。这些新的规定更有利于中立富农，分化和孤立地主，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　　3．建立最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 ‎　　建立最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是土地改革运动 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开展土地改革时曾经建立了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建国以后，党和人民政府要在占全国人口2/3的广大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就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最广泛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 ‎　　在农村，党和人民政府首先建立了以贫农、雇农为核心的，包括中农在内的占农村总人口90%以上的广泛的反对封建统一战线。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者，他们为占农村人口的70%左右，依靠他们是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的首要条件。中农占农村人口20—30%。坚决贯彻团结中农的原则是建立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中华人民共国土地改革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党中央一再强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要团结中农，要严禁侵犯中农的利益，要保证各级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员中，中农积极分子的数目不少于1/3，农民协会召开的贫农、雇农或手工业工人的代表会议，也要邀请中农代表参加。这样，就使贫农、雇农和中农联合起来，形成了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同时还采取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和中立富农的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和彻底的胜利。‎ ‎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和人民政府还发动组织各阶层人民支援农村的土地改革，建立全国规模的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与土地问题有密切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或保持中立态度，都会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思想，就是要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对土地改革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还专门就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阐述了党的政策。他指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过好土改关，为人民效力，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时，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根据上述精神，党和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实行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四条规定：“保护工商业，不得侵犯”，“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不得因没收封建的土地财产而侵犯工商业，”“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上地和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应予征收。但其在农村中的其他财产和合法经营，应加保护，不得侵犯”。这就把许多与封建土地剥削有联系的工商业资本家吸收到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来。同时，党和人民政府运用各种形式，动员一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遍深入的宣传工作，使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政策法令，家喻户晓。党和人民政府还普遍地成立了城乡联络委员会支援土改，动员和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以及各界人士直接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期分批地组织了党政军干部、城市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参加土改参观团和土改工作团，支援土地改革。‎ ‎　　城乡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建立，它的社会基础较之民主革命时期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更为广泛，更有声势，它是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　　4．有领导地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 ‎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农村封建剥削制度，推毁农村封建势力，变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一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封建剥削和封建特权的，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和破坏。他们有的分散和隐藏土地、财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企图逃避没收和斗争；有的隐瞒地主成分，伪装积极，骗取信任，混进农会，篡夺领导权，从内部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用金钱、财物、粮食、美女拉拢腐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使之蜕化变质，成为地主在农会里的代理人；有的利用亲戚和宗族关系，派遣心腹、走狗混进农会，暗地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有的散布谣言，挑拔离间，制造农会干部之间、干部同群众之间、以及群众相互之间的不和及纠纷，其中逃避斗争和破坏土改；有的隐藏地契，私藏武器，等待时机，妄想变天；有的毁坏农具，宰杀耕畜，纵火放毒，刺杀干部，杀害积极分子，聚众闹事，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主武装暴乱。地主阶级的种种反抗和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事件，几乎到处都有发生，有的地区还发生了农会干部、积极分子全家惨遭杀害，甚至发生全村被洗劫、被屠杀的严重事件。‎ ‎　　要夺取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就必须贯彻党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启发和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行动起来，自己起来打倒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自己起来保卫土地改革斗争的胜利果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地改革的彻底胜利。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土改时，有的民主人士表示拥护土改，但不主张发动群众，提出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所谓“和平土改”或“官办土改”的错误主张。周恩来总理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党在领导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农民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夺取地主土地和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土地改革运动一般经历了宣传酝酿，发动和组织群众；划分阶级，分清阵线；没收、征收上地，分配土地等阶段。‎ ‎　　从1950年冬季开始，党和人民政府派出了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他们在农村访贫问苦，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宣传党的政策，逐步地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由成立贫雇农小组发展到建立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贫苦农民自己“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帐”等方式，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然后在农民协会的具体组织下，同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召开群众性的斗争会、说理会或审判会，控诉地主的罪恶，揭露其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种种罪行，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迫使其低头认罪。对于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则由人民法庭依法惩处。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为分田铺平了道路。在这期间，根据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农民协会进行划分阶级，分清敌、我、友的阶级阵线。划分阶级是经过讲阶级、评阶级、通过阶级、批准阶级四个步骤和自报公议、张榜公布、大家讨论、通过定案的方法，最后由乡人民政府批准。划分阶级后，即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畜、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所有依法没收和征收的土地财产，由乡农民协会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按照土地数量、质量和位置远近，抽补调整，按人口统一分配。在分配时采取自报公议，反复商榷，张榜公布。对于地主也同样分给一份，强迫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并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最后，由农民协会召开大会，烧旧契，颁发土地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 ‎　　（三）新解放区土改的意义 ‎　　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自始至终遵循着党和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步骤进行，运动开展得既彻底而又有秩序。到1952年底，全国农村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尚待解放的台湾省以外，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共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4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此，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彻底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打倒了地主阶级，摧毁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翻身农民成为农村主人，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广大农民说得好：“过去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农民把在土改中获得的胜利果实的70—80%投入生产，又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扶助，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广阔的市场，有力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195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和超过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农业生产总产值达到483.9亿元，比历史上最高年总产值增加了18.5%，比1949年的325.9亿元增长了48.5%，三年平均每年递增14.1%。1952年粮食产量为3278.3亿斤，比1936年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3000亿斤增加了9.3%，比1949年的2263.6亿斤增长了44.8%，棉花产量为2607.4万担；比1936年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了53.6%，比1949年的888.8万担增长了193.4%。其他的农作物均有大幅度的增长。随着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农民平均每户实际收人增长了30%以上。‎ ‎　　农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工业的发展。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2亿元，比1936年历史上最高水平增加了20%，比1949年的466.1亿元增长了77.5%，三年平均递增21.1%。这就为即将开始的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以人力、物力、财力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斗争。广大农民在“保卫翻身果实”、“多产棉花多打粮，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口号下，以极饱满的热情，开展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洪流中。广大农民普遍地订立了爱国公约，相争报名入伍，踊跃缴纳爱国公粮，表现出对我们伟大祖国和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土地改革的完成，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我国一百多年来的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历史任务，这就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今后大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 ‎　　（选自陈明显等编著：《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1989年版。）‎ ‎　‎ 第二节 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　　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战争还在进行，支援战争开支浩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只要他们不反抗新秩序，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而使政府供给或支付薪金的全国脱产人员突破九百万，在那时这个负担是很重的；为了恢复生产，恢复铁路交通，也需要大量资金。而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人民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暂时还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物价继续飞速上涨。为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才半个月，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二百余人逮捕法办，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进行了“米棉之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多少。他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11月25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事后，上海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自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要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必须改变建国前为适应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而采取的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的办法，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1950年3月，党中央就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办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这个决定立即在全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自3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下面几个数字是很能说明情况的：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2月猛增到2097.9，上涨二十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1950年3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到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七届三中全会 ‎　　‎ ‎　　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书面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也就是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现在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足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前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书记关于税收和失业问题的一份电报中，还提出这样一个策略思想：“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投机资本的破坏活动和打击投机资本的辉煌胜利，又使党内有的同志误以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1实行土改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土改集中在冬春农闲时进行，是为了不误生产。土改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由于摆脱了封建枷锁，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同时，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等各方面，特别是从动员群众兴修水利方面，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三年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二千万，完成的土方约十七亿立方米，相当于二十三条苏伊士运河。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时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 ‎　　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恢复，也是摆在优先地位的。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成渝（成都到重庆）铁路在清朝末年就筹款准备兴修，四川人民保护路权的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但是在整个民国时代，四川全省一寸铁路也没有建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工程从1950年6月开工，到1952年7月1日建成。通车这一天，聚集在成渝两地车站的数十万群众热烈欢呼，许多人禁不住流下热泪。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工程艰巨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开始兴修了。‎ ‎　　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党强调两条：一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一是要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翻身作了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高涨，涌现出大批的劳动模范，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在重点建设方面，除首先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外，还兴建一批骨干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哈尔滨亚麻厂等。成渝铁路所用的钢轨，治淮工程中的整套钢铁闸门，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节。党认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要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渠道。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l950年的14.9%增加至34.4%。合作社商业作为国营商业联系群众特别是联系农民的重要助手，1952年全年商品零售额达到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19.6%。‎ ‎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极关紧要的大问题。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增加工业产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以促进城乡交流、吸收职工就业、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增加国家税收和社会积累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作用。资本家当中有一批代表人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并在资本家中进行工作，发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必须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其消极作用。如前所述，1949年11月，人民政府打击投机资本，在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950年初物价稳定以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发生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增加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调整工作到1950年秋完成。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困难，而且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二十二年中的任何一年。‎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第三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　　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 ‎　　从这些事实出发，我们制定的宪法当然只能是人民民主的宪法。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 ‎　　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　　中国人民曾经长期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面。一百多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略中国，暴露了当时中国的封建皇朝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愈来愈厉害，国内的政治也愈来愈黑暗。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对外关系上实际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开始进行了英勇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许多的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努力去寻找真理。他们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以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他们在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战败以后，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变法运动，就是这种企图的一次尝试。他们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和拥护。他们虽然是改良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变法运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他们的活动，在一八九八年受到以慈德太后为首的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了。‎ ‎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激起了广大的人民运动。同康有为一派改良变法运动的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其他几个革命派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在康有为一派失败以后，他们在一九○五年组成了革命同盟会。这一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抱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就比改良派大进了一步。‎ ‎　　清朝的统治，在革命势力迅速发展的情势下，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欺骗人民和抵制人民的革命，在将近五十年前，清朝统治者宣布了“预备立宪”，并且在一九○八年公布了一个“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专制制度，虽然在表面上不能不许诺人民一些要求，但是人民不相信这种许诺是真的，不相信这种“立宪”能使中国进步。人民抵制了这种骗人的“立宪”。这个时候，对于这种“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则采取了拥护的立场。因此，改良派也受到了革命派的反对，并为人民所抛弃。‎ ‎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坚决主张经过革命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民主宪政，也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政。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在他们的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 ‎　　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产生了一个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权力。从此中国就进入各派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临时约法被撕毁，“中华民国”变为名不副实的空招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但是没有得到成功。‎ ‎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国的状况越来越坏。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在中国进行争夺，它们支持中国的各派军阀连年不断地进行内战，使中国陷入极端混乱的局面。一个军阀接着一个军阀掌握当时的北京政权。北洋军阀中最后一个所谓大总统曹锟，为了继续维持军阀的统治，在一九二三年公布了一个骗人的“宪法”。这个“宪法”也立即为当时的人民所否认，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反对了这个“宪法”，认为是伪宪。这个伪宪公布以后只有一年，曹锟的政府就垮台了。‎ ‎　　在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间，中国一切有志救国的人还只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向去寻找中国的出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人开始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日趋没落，并且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万丈光芒。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运动开始高涨起来。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确信，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先进分子的这种正确的信念，很快地变成了广大群众的信念。一九二一年，中国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就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中国革命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且得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援助。‎ ‎　　在这个时候，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从多年奋斗的经验中，认识了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终于勇敢地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联盟，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 ‎　　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进行的北伐革命战争正在走向胜利的时候，‎ 蒋介石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政策，背叛了革命。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就完全由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单独担负起来了。从此，中国革命所表现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广大的群众规模，为以前一切革命运动所完全不能比拟。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逐步地创造了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和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并在革命根据地里面建立了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革，得到了丰富的革命经验。长期的革命斗争证明，中国共产党指出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极高的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　　在过去相继统治中国的几个反动政府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最后的一个反动政府，它是从来不要宪法的。但当它垂死的时候，也想用一个伪宪来救自己的命。它在一九四六年制造的那个伪宪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结果同过去的反动政府一样，在蒋介石公布他的伪宪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他的统治就彻底垮台了。同时，拥护这个伪宪的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反革命党派也受到了人民的唾弃。这件事，在座的各位代表都是清楚地记得的。‎ ‎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激烈的斗争没有停止过。这种激烈的斗争反映在国家制度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 ‎　　第一，就是从清朝、北洋军阀一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所制造的伪宪。这些封建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者是连资产阶级民主也反对的。他们本来不要任何宪法，所以总是要拖到他们的反动统治在革命力量的打击下摇摇欲坠，他们的末日已经临近的时候，才制造一种骗人的“宪法”，其目的是想利用一些资产阶级宪法的形式装点门面，使他们的反动统治能够苟延残喘。他们的这种目的，当然不可能达到。‎ ‎　　第二，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以往多年所盼望的宪法，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这种宪法，除了辛亥革命所产生而随即被袁世凯撕毁了的那个临时约法以外，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 ‎　　世界上有过许多民族，在脱离封建主义之后，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始终只是一种幻想。中国资产阶级既然没有能力领导人民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联合力量，它就不可能使中国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不可能使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 ‎　　第三，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要制定的宪法。‎ 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不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一定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只会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不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　　事情就是这样：封建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者几次用来骗人的伪宪，都不能使人民上当，都受到人民的抵制。而参与制造和积极拥护这种伪宪的人们，也被人民所抛弃。果然，几批反动统治者都接着伪宪的宣布迅速垮台，而这些所谓“宪法”都变成了废纸。同时，几十年来，在中国虽然有过不少的人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宪政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一点成就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真正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只有这种宪法，才是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 ‎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提出的宪法草案乃是对于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于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　　当然，我们的宪法草案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这个共同纲领总结了过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人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实现的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这个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坚决地执行了。‎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只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变化却是巨大的。‎ ‎　　第一，我国已经结束了在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开幕的时候，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作了无数的牺牲，以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从一九五○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继续加强了我国的独立地位。我国已经以世界大国的身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我国已经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一起，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　　第二，我国已经结束了年代久远的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曾经是我国停滞不振、落后和被欺侮的根源，这种根源已经由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内完全消灭了。‎ ‎　　第三，我国已经结束了长期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造成了我国全部大陆空前统一的局面。我国各民族之间已经结束了过去那种互相歧视和互不信任的情况，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的基础上，在民族平等和友爱互助的基础上，亲密地团结起来了。‎ ‎　　第四，我国已经在极广泛的范围内结束了人民无权的状况，发扬了高度的民主主义。经过土地改革其他社会改革，经过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广大的群众运动，人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无数平日对国事漠不关心的人，也积极地起来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深切地体验到，人民代表大会是管理自己国家的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 ‎　　第五，由于解放后的人民在劳动战线上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和创造能力，加上我们的伟大盟国苏联的援助，我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已日益壮大，并且日益巩固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我们的国家关于社会主义事业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已经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已经获得了成就。‎ ‎　　这一系列的情况，说明了我们的国家五年以来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说明了国家权力一旦掌握在有组织有领导的人民手里，便能发挥无敌的力量，使人民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国家有飞跃的进步，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情况，也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为什么会这样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并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　　我国近代历史中，人们曾经长期争论过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个问题，五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作了生动的解答。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　　现在来看，中国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呢？‎ ‎　　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向我们说：我国应当回到殖民地和封建统治的老路上去。据说我国人民正处在“黑暗生活”中，他们应当来“解放”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应当复辟，那就是说，我国人民应当再回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血腥统治下面去。大家知道，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才得到了解放的全国人民是决不会允许我国再退回到这条悲惨的老路上去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以及大陆上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却坚持要使我国走这条老路。现在美国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并且时刻企图回到大陆上来。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要犯错误。因此，全国人民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努力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并为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　　我国是否还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呢？或许还有一些落后分子作这种幻想，但这是一种很错误而且很危险的幻想。毛泽东同志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1‎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今天的我国人民，决不会容许资本主义在我国泛滥，更决不会容许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没落，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都已走到了绝路，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已经繁荣强大起来。我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正在改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正在逐步提高。在这样的国际国内的局势下，中国人民难道会愿意抛弃自己社会主义的光明幸福的前途，而走到资本主义的苦痛的道路上去吗？当然是不会的。所以，凡有这种幻想的人必须迅速抛弃这种幻想。如果还有人不愿抛弃并且坚持这种幻想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危险的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 ‎　　我国是否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或许有人想到一条维持现状的道路，即既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将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维持下去。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有一些人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说：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要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反映了维持现状的思想。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由此可见，我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确定不移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宪法草案序言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已经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因此，我们有完全的必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制定一个象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肯定下来。‎ ‎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正确的和高度统一的领导之下，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实现这样的任务。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领导制度。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也有完全的必要制定一个比共同纲领更为完备的象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 ‎　　全国人民在讨论中热烈地称赞我们的宪法草案，因为这个宪法草案正确地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这个宪法草案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是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产物。‎ ‎　　人民称赞这个宪法草案，还因为它正确地吸收了国际的经验。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从事起草工作的时候，参考了苏联的先后几个宪法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显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中国的经验和国际的经验。我们的宪法草案不只是我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 ‎　　以上是关于我国宪法的历史意义的说明。‎ ‎　　‎ ‎　　（选自《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论述 ‎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 ‎　　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他们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又是工业化战线的主力军，被各阶层人民称为工人“老大哥”。他们不但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1953年，全国总工会根据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保证全面地完成国家生产计划的紧急通知》。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七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阶级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 ‎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当时从全国一次调集的干部，就有一万名之多。党号召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钻研工业建设的业务。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 ‎　　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辞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1952、1953两年甚至把建设急需的理工科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分配。以建设的尖兵──地质勘探队伍为例，旧中国只有微不足道的二百多人，几年功夫，通过从各方面调集专业人员，分配地质专业和从其他专业转到也质专业的大专学生，以及采取大规模培训等办法，迅速发展到数以万计。‎ ‎　　农民也很关心工业建设，认为工业发展了，用化肥和机器种田，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就有希望了。他们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成为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在工业建设发展之初，特别在矿区建设中，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迅速扩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来。‎ ‎　　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这是我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胜利。鞍钢全体工人写信向毛泽东主席报喜，毛泽东复电祝贺。苏联专家为鞍钢的重建出了大力，苏联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庆祝大会。华北的包头钢铁公司和中南的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产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到1957年建成，使铁路从此可以纵贯中国。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大大小小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起来每天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 ‎　　总之，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虽然基础是薄弱的，限制因素是多方面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有利条件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主体，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工业化在扎扎实实地取得进展。‎ ‎　　‎ ‎　　（选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　　这是一个符合我国历史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要提法，它取代了一个时期以来常说的我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提法，实际上恢复了我们党过去提出过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论断。‎ ‎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相当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研究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得出这一正确结论的。我们国家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虽然也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它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我国没有得到过独立的发展，因而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在那些国家，是无产阶级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我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由于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就决定了我们国家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特点，是先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稳步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三年，中央宣传部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也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过渡时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历史决议》所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是讲的社会制度的转变，即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当然，这个转变是通过革命的转变来实现的。这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紧接着，开始社会主义的革命，通过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结合，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　　我们党所创立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是怎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的呢？‎ ‎　　全国（除台湾等地外）解放以后的头三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当时的工作，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国营经济占百分之十九点一，合作社经济占百分之一点五，公私合营经济占百分之零点七，资本主义经济占百分之六点九，个体经济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国营经济虽然占的比重不是很大，但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已掌握在国家手里，起着主导的作用。‎ ‎　　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有机联系着的。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这个时期在主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在部分地区和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冬天，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定在土改完成以后将农民引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老解放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试点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也开始进行了某些改造。如在建国初期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以后，国家对部分资本主义企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形式，将它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经过“五反”运动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建立了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当然，这些措施还属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与资产阶级之间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范畴，而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党和国家当时的基本方针是孤立少数坚持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也就是说，只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6页）。‎ ‎　　一九五二年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展开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国家计划经济之间，在广大的分散、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同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之间，以及私营经济内部劳资之间等方面的许多矛盾，越来越突出了。这样，我们党才提出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工作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多年来，我们把这个改造叫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改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提法的改变，一方面更能准确地说明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和性质，使人一目了然地知道是对什么样的所有制进行改造；另方面又能表达这样的意思：改造所有制（它比改造“私有制”的概念包含的内容更广，包括各种具体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继续。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只表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 ‎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和转变步骤。‎ ‎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组织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开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虽然保留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它在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和共同使用某些牲畜、农具，并积累了少量的公有财产，是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初形式。截至一九五二年秋收时，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既保留了部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又产生了部分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了较多的公有财产。这种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发展到了六十多万个，入社户达到一千六百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废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完全根据社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行分配，个体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部转变成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全国的高级社只有五百多个，包括约四万农户，属于试办性质。这年冬天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九十六，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百分之八十八。‎ ‎　　对于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采取了同样类似的逐步过渡的步骤。最初实行供销合作，后来发展为生产合作；所采取的经济形式，从手工业供销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二的手工业者已经组织起来，这些单位的产值在全部手工业产值中占百分之九十三。‎ ‎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首先从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再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可以更好地利用它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按照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多少，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中主要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是经销、代销等形式。在“五反”运动以后，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发布以后，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发展，一九五四年已占整个非国营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三。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所固有的一系列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由低级形式转为高级形式。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出现，到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企业在非国营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已占百分之三十三。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出现了高潮，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迅速地发展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样的企业，除付给资本家定息以外，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一九五六年底，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占这一年年初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　　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正式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我们国家开始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 ‎　　‎ ‎　　（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6年。）‎ 如何评价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　　‎ ‎　　从建国到1956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它们进行赎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创举。对于如何评价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成就和不足是什么？党史界一些论者发表了不同意见。‎ ‎　　黄如桐指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存在着缺点和偏差，遗留问题不少，但毕竟是支流。主要应看到，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主要表现在：‎ ‎　　（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即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出现过，但是采取这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　　（二）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消灭剥削阶级、改造人的伟大战略方针，达到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目的。原工商业者普遍认为，苏联的资本家是被驱逐出境的，我们党和国家对资本家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使我们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使我们能有现在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否则资本家的结局是不堪设想的。‎ ‎　　（三）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　　邵纬生认为，应全面地评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就和不足。其成就主要有五点：‎ ‎　　（一）区别两种资产阶级，采取不同政策。党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因而对资产阶级不是采取一律打倒，没收其资产的政策，而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相区别，在民主革命时期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　　（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多重要论述，并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梯。党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好形式，并创造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完成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　　（三）坚持实行赎买政策。我国实行这一政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过的这一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办法。它在经济上避免了由于激烈震动而造成的生产破坏，有利于发挥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和交换的发展；在政治上有利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安定团结；同时，也有利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产生较好的国际影响。‎ ‎　　（四）改造企业，同时改造人。把资本家改造成劳动者，是马列著作中未曾论述的新问题，我国这一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　　（五）利用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列宁认为，不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我党采取了对工商业者合理安排使用的政策，使他们能以其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中的不足之处是：‎ ‎　　（一）对全行业合营高潮中带进来的一部分个体商业和小手工业者，没有及时地把他们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而是长期按资本家对待，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　　（二）在全行业合营后，裁、并、改、合的步子过大，使一些中小厂品种单调，零售商业合并过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 ‎　　（三）在全行业合营高潮以后，对资改造工作的重点本来应根据“八大”决议精神，转移到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上来，同时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当，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过来，对一部分人的改造方法和使用也不很适当，因而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　　同意这一观点的同志较多，但在具体表述上又有区别。蒋鸬的文章认为，评价党领导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不应该进行的，另一种则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什么缺点和偏差，这都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是：‎ ‎　　首先应肯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一改造的确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一）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已表明，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在制度方面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否则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 ‎　　（二）建国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既有增加社会产品，促进商品流通，有利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和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阻碍生产发展的一面。因此，建国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它适应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制止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作用，解决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　　（三）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结果来看，我国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把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成功地避免了通常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容易引起的社会大动荡和生产大破坏。‎ ‎　　（四）正确认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必要，还须分清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经济形式有根本性区别。一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虽然处于领导地位，但未占据绝对优势；二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是对立的关系，矛盾是尖锐的，还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这些问题已不存在，因此当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　　其次，也应看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缺点，这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速度过快。最初党的设想是18年，后来只用了7年。其中1954年以前的发展速度是比较稳妥的，以后尤其是1956年高潮时期速度过快。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总的来讲是件好事，消灭了资产阶级，使我国较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思考，对改造完成后的经济状况不能从容地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以致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一系列重大失误。‎ ‎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过于彻底，把私有经济完全消灭了，这是不符合我国的生产力状况的。建国初期，党是强调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后来则不再提私有经济的积极作用，而是一味强调私有经济的落后性、破坏性。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至1956年底，98.7%的私营企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83.1%的私营商业及饮食业实行了合作和公私合营。在以后又进一步强调公有制经济纯而又纯、造成私有经济完全消灭。这就使我国经济结构中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国家背上很多大包袱，使生产和流通中留下许多空隙无人填补，许多小商品和土特产在市场上消失，使群众生活不便。‎ ‎　　‎ ‎　　（选自方晓主编：《中共党史辨疑录》，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六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于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厂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　　但是，“左倾”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现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彰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 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　　‎ ‎　　（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须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矛盾。‎ ‎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队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问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于，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置疑？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O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发行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　　‎ ‎　　（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 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　　‎ ‎　　（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 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　　“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采取了似乎非常“革命”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　　“文化大革命”曾被宣传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 ‎　　第一，在我们的社会里，根本没有发动和进行这种“政治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众所周知，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以后，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在一九五六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基本解决，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因此，从政权和经济制度这两个方面来说，都不存在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任何现实的基础。‎ ‎　　第二，按照“文化大革命”实际规定的斗争对象来看，也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即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在对客观情况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主观臆造出来的。被指为所谓“走资派”的，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所谓“向走资派夺权”，实际上是向各级党的领导夺权。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广大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打击。‎ ‎　　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仅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起诉书》所列举的受诬陷名单统计，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三十八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三百八十二人，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七十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三万四千多人。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一亿人以上。此外，专政机关本身也被砸烂，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党的各项政策也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受到极大削弱，全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几十年英勇奋斗的革命成果濒于毁灭。实际结果表明，“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而是政治大破坏。‎ ‎　　“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含义上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曾经多次强凋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且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我国，五十年代末期，也曾着重提出文化革命的问题，并成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一个内容。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同列宁所讲的文化革命是一致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同上述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这场“革命”冠以“文化”二字，而且也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但它很快就转入了所谓“夺权阶段”，而对文化、教育、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只是进行所谓“批判”、“破”，很大一部分教授、教员、作家和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有成就的专家、科学家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结果学校关闭，学生停课，文艺园地荒芜，科研机构被大量撤销；十年间，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和社会主义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一代的学习被耽误。旧的文盲未扫除，新的文盲又大量产生。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万。仅此种种，足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是对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一场大破坏。‎ ‎　　“文化大革命”还曾被宣传为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把“斗私批修”作为这场“革命”的思想“纲领”。文化革命本来也包括有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意思。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所谓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所用的方法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思想文化问题，对待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绝不能使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人们的实践来解决。掌握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要靠学习，靠自觉。毛泽东也曾经说过：“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象“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做的那样，混淆是非，混淆敌我，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侮辱人格，等等，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经过十年动乱，不仅没有破旧立新，反而使我们的党风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被破坏了，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道德水准下降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各种歪风邪气泛滥起来，以致需要我们党花很大的气力才能逐步消除这种恶劣的影响。‎ ‎　　综上所述，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文化大革命”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不是思想革命，一句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它没有也绝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社会进步。‎ ‎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揭露和消除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对冲击官僚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这种看法不对。当然，执政的党，人民的政府，时刻都要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克服各种阴暗面，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在我们党内也确实有阴暗面，虽不占主导方面，但也是需要加以揭露和解决的。但是，这些消极现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并采取宪法、法律和党章规定的正确措施去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通过自身的力量不断地解决这类问题，而不需要再搞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官僚主义为例，我们党和政府机构内的官僚主义的存在，同旧中国的官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不同，是由旧的思想作风的影响和具体制度、体制上的弊端所造成的，因而对这种官僚主义的克服，有赖于长期的思想教育，有赖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而“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正确地估计阴暗面，分析产生阴暗面的复杂原因，也没有提出克服阴暗面（包括官僚主义作风）的正确办法，而是把宪法、法律和党章撇到一边，用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全面夺权”、“打倒一切”的办法，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的阴暗面，克服官僚主义，而且混淆了矛盾的性质，伤害了大批干部，给社会带来大动乱，损害社会主义事业。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以反对官僚主义为名，“造反”上台，大搞以权谋私，毒化党风和社会风气。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不是减少，而是大大增多了。这不是最有力的说明吗？！‎ ‎　　也有人根据“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进展，就认为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也不对。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确实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这些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的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的错误的实践。而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中，不仅搞了“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人民还做了其他许多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也不可能不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但由于党和人民以各种不同形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而使其破坏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正是这种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还要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作依据来推算，估计十年动乱造成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在这十年中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能正常地坚持工作、学习、生产、科研，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那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　　说“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是否违背了一分为二的观点呢？没有。一分为二，其含义是指的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具有两重性，都是可以分析的。但是，一个事物究竟包含哪种两重性，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具体分析。通常我们讲，评价革命队伍内部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的工作，要有两点论，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这只是一分为二的一种形式，不能分析任何事情都拿这个去套。“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全是错误的，那就应予彻底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既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具体人和事的是非就不能作分析了（《历史决议》对此作了充分的分析），也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坏事，但是错误也有两重性。我们党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危害，总结了历史教训，努力消除它的后果，并且采取种种措施，不仅使今后不致重犯这类错误，而且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样，坏事就变成了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好事。胡耀邦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会见外宾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没有什么正确的，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都是消极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党组织都遭到很大破坏。如果说有积极因素，那就是我们从错误中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从这一点来说，现在变成了好事。这说明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严重的历史错误的二重性，也是一分为二。‎ ‎　　那么，能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革命呢？也不能作这样简单的论断。“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林彪、江青两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进行了大量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他们为了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野蛮地残害各民族的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篡改、歪曲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破坏并力图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毁灭我们的党。他们都有自己的帮派体系和准备阴谋叛乱的秘密武装力量。林彪一伙策划谋害毛泽东，另立政府，投靠外国。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上海的党羽在面临覆灭的时刻，曾阴谋策动武装叛乱。这都是铁的事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始至终存在着激烈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 ‎　　但是，从整体上看，“文化大革命”不能简单地说是反革命，而应该说是党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和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终究是由党中央正式通过错误的决定，公开号召、发动和进行的。这就是说，党的指导方针错了。当时任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领导了这场“大革命”，这是一个革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而他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极端的估计，对马列主义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产生了误解或教条化。虽然林彪、江青一伙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错误理论的形成和推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也总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毛泽东也一度信任和重用了他们，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计和控制，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江青的反革命罪行，是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不应当也不允许加以混淆。还应该看到，在这十年间，党和人民一直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复杂的斗争。广大党员、群众和大多数领导干部在不同情况下，采取各种形式，抵制和反对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使他们不能完全为所欲为，并最终都被党和人民的强大力量所粉碎。尽管他们曾经窃取过相当一部分权力，使党和国家遭到了巨大的灾难，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中断，建设工作还是在曲折中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伟大祖国仍然屹立在世界上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正如《历史决议》指出的，是一场内乱，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首先是思想上乱了。建国以来十七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了，而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非被混淆了。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作为“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政策和措施，被作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应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观点，被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批判。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乘机空前地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也乘机泛滥开来。‎ ‎　　组织上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曾使各级党和政权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党员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各种群众团体也停止了活动；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被分成派别，互相对立；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进行了大量破坏活动。‎ ‎　　社会生活也乱了。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各界群众，可以任意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纪、政纪、军纪被废弛，规章制度被抛到一边，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砸抢成风；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了很大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　　这种乱，并没有“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自己折腾自己，也就是乱党、乱国、乱人民。‎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他们的帮派骨干分子，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们就是要在乱中夺权。他们总是嫌乱得不够，不允许有社会的安定，不允许有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稍作一点整顿，他们就感到大难临头；稍微采取一点有利安定的措施，他们就要千方百计进行干扰、阻挠；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发难，兴风作浪。群众说“‘四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是一点也不错的。‎ ‎　　毛泽东开始曾把这种“乱”错误地看作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把它看作是一种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后来，他曾设想要由“乱”达到“治”，使局势稳定下来，也曾为此提出过许多要求，并且采取过许多措施，如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一再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等等。但是，动乱始终不能停止，局势始终不能稳定，安定团结的目的始终不能实现。这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它完全违反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发展不相容，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相容，因而必然要引起内乱。而只要坚持这一套理论、方针、办法不变，坚持在全国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坚持反对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势必就要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混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混淆修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就势必给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以可乘之机，因而内乱也就不可能终结。既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又想实现安定团结，这本身就是不可解脱的矛盾。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证明，只有彻底粉碎凭借“文化大革命”而存在的反革命集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完全消除内乱的根源，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真正达到安定团结。‎ ‎　　（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